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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鄉村治理能力現代化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31-0067-02
20世紀末，治理一詞才逐漸為大家所了解。學術界關于治理的概念和定義是這樣的：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者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諸多方式的總和[1]。一方面體現公共權力的多元化，政府，非政府機構，社會組織和個人自身都可以作為權力的主體。另一方面，各治理主體之間是一種互相依存，互相協調的關系。而鄉村治理界定了治理的主體和范圍，很多學者對鄉村治理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和雪峰認為，鄉村治理是指如何對中國的鄉村進行管理，從而實現鄉村社會的有序發展;黨英國把鄉村治理看作一種制度和系統，涉及選拔優秀干部，變更政府行政規程、監督政府廉政建設等，是多個鄉村主體在協商合作的基礎上共同管理鄉村事務的自主管理，提高村民參與政治的積極性，將村民納入鄉村治理的管理體系融合多方力量對鄉村進行共同治理的過程;吳克偉認為，鄉村治理主要是運用公共權威對鄉村社區進行組織管理，構建鄉村秩序，推動鄉村發展。簡言之，鄉村治理是針對廣大農村地區，由國家和社會共同作用形成公共權威，實現對鄉村社會的調控、引導和管理，以求最大限度地增進共同利益，實現農村發展的動態過程。
一、鄉村治理的概念與內涵
對于鄉村治理的定義和概念的不同解讀，實質上都包含了以下的共同點：第一，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是鄉村治理的重要條件，國家，政府，社會組織能夠獲得廣大村民的信任與支持，尤其是能夠吸引社會與鄉村精英參與管理。第二，治理主體能夠在思想上與時俱進，根據實際情況，選擇合理的治理方式化解矛盾和危機，做出實質性的工作，構建良好的服務體系。第三，鄉村治理的目的都是為了維護農民利益，提高農民的思想文化素質，發展現代化農業，使占9億人口規模的廣大農村成為我國現代化的重要推動力而不是阻力。
二、鄉村治理的時代特征和困境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村現代化進程，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鄉村的治理不同于一般的地方治理，是一個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三農”問題歷來是國家和政府關注的焦點。本文先從現有的鄉村治理模式出發加以分析，試著探究新的治理模式。
改革開放以來，針對三農問題，政府打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農業現代化的口號，在鄉村治理采取村民自治的模式，設立村民委員會，民主程度進一步提高，農民的積極性也得到鼓勵，鄉村治理的水平和質量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農村建設有了一定的進步，然而，在新的形勢下鄉村治理又面臨著新的危機和困境。
1.聯產承包責任制存在缺陷。聯產承包制是改革開放后農村的主要制度，雖然帶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村經濟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是在與城市經濟快速發展的對比之下，小規模，小戶生產已經不能滿足人們對物質的要求，因此出現很多空心村現象，很多勞動力由農村轉移到城市，農村里只剩下了婦女、老人和兒童，在物欲橫流的時代，鄉村正在被遺棄，急需發展農業現代化來彌補小規模生產的缺陷。隨著勞動力大量轉移到城市，社會出現了很多問題，留守兒童數量多，土地資源浪費嚴重，農村資源閑置，城市擁擠，資源緊缺，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為農村發展尋求新的出路。只有讓農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縮小城鄉差距才能發揮農村的潛力。所以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就顯得特別重要。農村的資源很豐富，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都存在巨大的發展潛力，在農業發展未形成大規模產業時，政府應該鼓勵農民積極進行嘗試，養殖業，畜牧業，零售業，旅游業等防止產業單一化，并給予指導和培訓。近年來，很多鄉村的旅游產業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旅游產業可以帶動交通運輸業，飲食，娛樂等服務業的發展，旅游產業是農業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在農村產業化發展過程中，政府應該給予合理的指導和鼓勵，讓農民動起來，讓農村活起來。
2.城鄉二元現象嚴重。二元現象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障礙，若不盡快解決，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將會停滯不前，甚至中斷。城市居民、發達地區居民與農村地區居民收入差距加大，會引起農村居民的憤怒和不滿，導致社會不穩定，為現代化建設埋下隱患。統籌城鄉發展是解決二元現象的重要手段，僅靠農村本身的力量來促進農村的發展是遠遠不夠的，鄉村治理不應該走單純的“以農治農”“以鄉治鄉”，鄉村與城市在發展模式、生存習慣、生活方式，自然環境都存在著巨大的差別，二者是互相依存的關系，鄉村治理離不開城鄉的統籌發展。城鄉的統籌發展需要國家強有力的制度支撐。統籌城鄉發展，要從多個方面進行。第一，統籌城鄉社會事業發展，主要指的是城鄉的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的基礎設施簡陋，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的傾斜，讓人們的生活更加便利，讓農村居民感受到黨和政府對他們的重視，從而加強對黨和國家的信任。第二，統籌城鄉文教衛生事業，城市的文教衛生事業在穩步發展的同時，農村的文教衛生工作由于先天的薄弱更需大力發展，文化教育與衛生工作要依靠國家政府的監管，讓農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一樣能夠接受良好的教育，農村居民能夠和城市居民一樣在家門口就醫，加深農村居民對鄉村的歸屬感。第三，統籌城鄉社會保障制度，通過國家收入再分配維護社會公平，讓農村居民能夠免除后顧之憂，聚精會神搞建設。
3.鄉村治理主體存在缺陷，治理資源匱乏，主要包括治理主體單一，農村精英流失。民主建設需要重點加強，要聽取多方意見，完善農村選舉提拔制度，現在的農村治理中，政府處于主導地位，農民處于被動地位，農民積極性低，導致農村公共事務癱瘓，鄉村不能作為一個整體齊心協力搞建設。
治理主體單一，農民民主政治素質亟待提高。很多農村中的黨委書記連任很多年，農村居民對農村選舉比較冷漠，參與民主建設的熱情也比較低，這就使得干群之間隔膜加深，不容易團結起來干大事。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農民的思想文化素質較低，沒有自主意識，不能夠較好地履行義務行使權利，發揮主人翁作用。還要積極發揮新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對鄉村治理的影響，引進社會資金和管理經營體制，為鄉村建設積累經驗和資金。
鄉村精英外流。鄉村精英在鄉村社會發展和鄉村治理中起著關鍵作用，這不是盲目夸大精英的作用，而是重申人才在現代社會的重要性。賀雪峰指出，精英在農村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們一方面對國家的政策有理解能力，另一方面與普通村民聯系密切，所以農村精英是溝通干群關系的橋梁[2]。我們知道華西村、的鄉村治理奇跡，我們在想到華西村的時候就想到了吳仁寶，的發展離不開王宏斌，所以無論什么樣的農村社會，無論多特殊的情況，精英的角色都對農村的發展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而在過去的二十年間，由于農村經濟狀況差，農村精英流失嚴重，這些接受了高等教育有思想的人更愿意去城市打拼，不愿意留在村里擔任干部或留在村里發展，精英人群的流失是信息、知識、觀念、技術的流失，如何吸引精英人群來建設鄉村，減少精英人群流失，是我們急需解決的問題。雖然近年來國家政策鼓勵大學生回鄉村擔任干部，即我們說的大學生村官，在部分地區有了一些影響，但具體情況與預想相差甚遠，很多大學生因為農村的條件太差，只是掛名，并沒有實質的工作和鄉村建設的熱情，村民只知有大學生村官，卻不知姓名，一年也見不到幾次面，鄉村精英急需回歸。
三、鄉村治理的建議和對策
在當前情況下，鄉村治理的推進需要做出如下調整。
首先，最重要的是鄉村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治理主體多樣化在鄉村治理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使得鄉村發展可能性增多。政府、非政府組織、社會組織、村民自身都是鄉村建設的主體，村干部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建立完善的干部選拔、培訓、激勵機制，從全局考慮，為村民的利益著想。村民也要提高自身素養，提升自己的主人翁意識，履行自己的義務，享用自身的權利，提高鄉村民主建設水平;要發揮新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對鄉村治理的影響，新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使得社會資金投入農村，可以借鑒這些組織的管理體系，以及吸收農村勞動力，為農業現代化注入新的活力。未來的鄉村治理將呈現由鄉村主導到市場主導轉換的趨勢。
其次，農業產業化是我國農村繼聯產承包制后的又一大變革[3]，農業產業化的實踐使得我國的農業發展及農村面貌發生了深刻變化，并將有著長遠的生命力，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要調整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農業產業結構是一個有機整體，要對鄉村產業結構進行整合和調整，提高鄉村的資源利用率。農業現代化要轉變只有第一產業的傳統，向第二三產業轉移。
最后，在廣大農村地區，農民文化素質逐漸提高，產業發展剛剛開始，各方面逐漸起步的時刻，政府的指導和政策傾斜是必需的，政府應在鄉村治理上加大對基礎設施的建設力度，發揮城市對農村的拉動作用，充分發揮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積極性。
鄉村治理是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各地的情況也各不相同，我們要借鑒國內外的成功經驗，以理論指導實踐，從實踐中尋找規律，在國家政府的指導下充分發揮鄉村居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鄉村治理情況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各因素的發展速度不同，我們只能先從緊要處著手，然后逐漸鋪展開來。同時尋求多個方面發展的可能性，從而推進新農村建設，影響國家的現代化進程。
參考文獻：
[1]全球治理委員會.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M].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23.
關鍵詞 新型城鎮化 鄉村教育 治理困境 突破
中圖分類號：G521 文獻標識碼：A
在城鎮化進程中，鄉村教育發展面臨著學生大量外流、學校大量撤并等諸多挑戰，如何保障鄉村兒童就近接受有質量的教育是鄉村教育發展需要解決的重點問題之一。
1新型城鎮化進程中鄉村教育治理的現實困境
1.1治理價值取向的偏失
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鄉村逐漸走向了衰落，鄉村教育也相應地發生了改變，逐漸淪為了城市教育的翻版，出現了“鄉村教育城市化論”的價值傾向。該觀點認為，伴隨著“新派”教師充實到鄉村教育中，城市取向的教育理念、“現代化”的教學設計和方法使得傳統的鄉村教育逐漸喪失了鄉土本色；大量鄉村學校、教學點的撤并，使得鄉村學校存在的空間場域發生了位移，隨著大量鄉村學校向城鎮的集中，鄉村學校存在的本土之根和文化場域受到了劇烈的沖擊；伴隨著現代性知識對地方性知識和鄉土知識的控制和侵占，城市取向的知識選擇機制導致在教學知識體系中，鄉土知識被無情地淹沒和遺忘。因而，無論是知識體系、課程設置、教學過程，還是整個校園環境都與城市教育別無二致。鄉村教育的城市化論取向以“城市教育是現代的，代表著人類的未來發展方向，鄉村教育是落后的，是需要著力改造的對象”為前提假設，本身是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忽視了鄉村教育的歷史基礎、鄉村社會的客觀事實以及鄉村教育的本體價值。
隨著現代化的發展，現代文明在給人類帶來巨大福利的同時，也滋生了破壞性的后果。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的覬覦，人類主體性的喪失、精神世界的荒蕪等使得人類開始反思現代文明的價值，并在傳統文化和鄉村文明中尋找治愈現代性后果的處方。人們逐漸認識到了鄉村文明的獨特價值和文化底蘊，以及鄉村教育之于鄉村社會乃至人類世界的重要意義。因此，在鄉村教育的建設和發展中，出現了“鄉村教育特色論”的價值取向，即認為城鄉教育的發展歷史和現實背景是不同的，鄉村教育具有不同于城市教育的天然資源和獨特優勢，鄉村兒童的生長空間和個體經驗也不同于城市兒童，因而鄉村教育發展的價值取向應有別于城市教育，鄉村教育發展必須以堅守傳統鄉村文化為前提，審慎利用現代文明和技術。
1.2治理主體的單一化
一方面在鄉村教育治理過程中，無論是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還是教育質量的監測和評估，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缺乏讓教師、學生和家長參與、商議和合作的意識，廣大教師、學生和家長群體并未進入管理者的視野，遑論參與鄉村教育治理。另一方面，作為鄉村教育的真正實施者、受教育者以及利益直接相關者，教師、學生和家長亦沒有作為真正的主體參與鄉村教育治理，這不僅緣于其缺乏一定的治理能力和支持條件，更在于其從未意識到自己的教育主體地位，也尚未萌生過參與鄉村教育治理的主體意識。為此，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的單一化管理和垂直式管理成為了鄉村教育治理的客觀現象。在一定程度上講，鄉村教育治理主體的單一化有助于相關政策的傳達和執行，自上而下的政策下達和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饋有利于提高政策執行的效率。然而，由于主體的單一化，勢必造成視域的狹窄和思維的封閉，導致對現狀的掌握和問題的剖析不夠全面和深刻，從而達不到預期的效果，甚至產生負面的后果。
1.3治理力量的碎片化
1.3.1鄉村教育治理力量條塊分割，較為分散
各級教育行政管理部門主要負責鄉村教育管理和發展的相關政策的制定、監督和評估，各類鄉村學校則是在制度框架范圍內，按照教育部門的政策和文件開展教育教學活動，鄉村社會組織很少參與到鄉村教育活動中，廣大教師、學生和家長則成了鄉村教育治理的現實“他者”，遠離鄉村教育治理實踐。因此，由于鄉村教育治理主體的缺位，導致了鄉村教育治理力量的碎片化。
1.3.2鄉村教育治理缺乏系統性、完整性和持續性
鄉村教育治理不僅需要系統的頂層設計和完整的框架體系，而且要求相關政策的執行具有銜接性和連續性。然而，由于治理力量的碎片化，導致在鄉村教育改革與發展過程中，出現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片面現象和問題導向的線性思維，缺乏對鄉村教育治理的整體性考量和系統化設計。
1.3.3鄉村教育缺乏協同、商議與合作
這種“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和“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思維方式和處世態度，導致在鄉村教育治理過程中，各類教育主體的視域僅僅局限于自己的一隅，如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僅僅關注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各類學校組織則將重心放在教育教學活動和日常管理上，社區機構則幾乎不參與鄉村教育治理。此外，在鄉村教育資源的配置與利用過程中，由于各類教育主體缺乏協同和互動，導致教育資源的閑置和浪費。如撤點并校運動之后，大量村小和教學點被停辦，留下了大量閑置的教育資源，而這些資源對于鄉村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的開展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但是，由于教育行政管理部門之間各級管理機構的分割和教育組織的封閉，導致這些閑置資源并未獲得有效的開發和利用。
2新型城鎮化進程中鄉村教育治理的突破路向
2.1鄉村教育治理理念現代化
（1）鄉村教育治理的法治和德治理念是鄉村教育治理理念的前提和基礎。一切鄉村教育治理必須遵循國家憲法和相關教育法律法規，在此基礎上充分發揮德治的作用，促進法治和德治的有機融合，發揮法、理、情的整體功能。
（2）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的“元治”理念，主張在鄉村教育治理過程中，教育行政管理部門要簡政放權，減少對鄉村教育治理和改革的過多干預，為鄉村教育治理創造更多自主的空間。同時，教育行政管理部門需要積極發揮“元治”作用，對鄉村教育治理及其未來發展作出整體規劃和頂層設計，引領鄉村教育治理方向；協調鄉村教育主體之間的利益和沖突，實現主體之間利益的最大化；加強對鄉村教育治理的宏觀監測和評估，提升鄉村教育治理的整體質量。
（3）多元主體的“共治”理念旨在突破過去單一的政府控制理念和“一竿子插到底”的管理方式。通過發揮政府、學校、社會組織、教師、學生以及家長之間的協同作用，提升鄉村教育治理力量；借助多元主體之間的民主協商、合作互動，優化鄉村教育治理方式，增強鄉村教育治理效果。
（4）鄉村學校的“自治”理念，旨在強調鄉村學校的主體地位和能動作用，主張給予鄉村學校充分的自，“讓學校擺脫對政府的依附性，逐步形成‘自主管理、自主發展、自我約束、社會監督’的機制，凸顯學校的主體性，增進學校辦學的專業性，更好地滿足學生的教育需求，促進學生的發展”。
（5）專業組織的“他治”理念，重在突出在鄉村教育治理中，適當地引入第三方機構，借鑒其專業的治理能力，提升鄉村教育治理效果。由于第三方組織不是利益的直接相關者，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具備專業化的能力，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保證其治理過程和治理結果的客觀性、公正性和真實性。
2.2鄉村教育治理目標現代化
（1）角色定位目標。只有正確的角色定位才能形成合理的角色認同。鄉村教育是國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村落教育和鄉鎮教育。鄉村教育與城市教育承擔著共同的責任、享有平等的權利。基于此，新型城鎮化進程中鄉村教育治理的角色目標在于城鄉教育的平等、均衡與公平發展。盡管鄉村教育和城市教育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但其本質是一致的，都是國民教育體系的有機構成部分。在教育治理過程中，應該正視鄉村教育治理的角色，尊重鄉村教育治理規律，促進城鄉教育公平發展。
（2）時展目標。當前，我國鄉村教育治理以全球化為時代背景，以新型城鎮化建設為現實場境。在此基礎上，鄉村教育治理的時代目標在于抓住全球化和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時代契機，以西方發達國家新型城鎮化建設和鄉村教育發展的經驗為借鑒，充分利用現代文明技術，推進鄉村教育治理現代化。再次是價值定位目標。新型城鎮化進程中鄉村教育治理有助于鄉村教育可持續發展，對構建和諧社會、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以及實現國家現代化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具體而言：一是有助于構建和完善鄉村教育治理體系，提升鄉村教育質量，促進鄉村兒童健康發展；二是通過鄉村教育與城市教育的交流、互動和資源共享，推進城鄉教育均衡與公平發展；三是通過鄉村文化進學校、進課堂等形式，傳承、傳播和創生鄉村文化；四是疏通鄉村學校與鄉村社會的有機聯系，通過二者的有效互動，促進文明鄉村社會、新型城鎮化以及現代化國家的建設。在對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我國鄉村教育治理目標進行分析的基礎上，需要構建符合鄉村教育治理和可持續發展的科學道路，在國家教育發展規劃中彰顯鄉村教育的戰略意義，提高鄉村教育在國家教育發展布局中的戰略地位，使之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從而在政策上為我國鄉村教育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2.3鄉村教育治理主體現代化
（1）各級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包括中央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和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在鄉村教育治理過程中發揮著領導者、設計者和決策者的作用，旨在通過對鄉村教育發展現狀的評估和對鄉村教育發展趨勢的研判，制定鄉村教育發展政策，監測鄉村教育發展質量。教育行政管理部門擔當著鄉村教育“元治理”的角色，重在對鄉村教育治理進行頂層設計和整體把握。
（2）鄉村學校是鄉村教育治理的直接參與者、政策執行者和效果展現者。鄉村學校認真領會相關政策的精神和要義，依據有關教育政策和實施綱要對學校的發展做出具體的規劃；在此基礎上根據自身實際，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開展教育教學活動，促進鄉村學校健康發展。
（3）廣大教師和學生是鄉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鄉村教育的活力所在，是鄉村教育治理最為直接的利益相關者。教師是鄉村教育的實施者，日常教育教學活動的有效開展離不開教師，相關教育政策的執行需要教師的親力親為。學生是鄉村教育治理的直接受益者，鄉村教育治理的核心目的在于促進學生綜合素質的提升和精神成長。在鄉村教育治理過程中，需要充分考慮廣大師生的現實狀況、利益訴求，發揮師生的積極能動作用，促進相關教育政策的有效實施。
（4）作為學生的監護人，家長是鄉村教育治理的直接利益相關者。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由于廣大家長具備不同的素養和能力，因而是鄉村教育治理的重要組成力量。在鄉村教育治理過程中，需要充分調動和發揮廣大家長的積極作用，如組建家長委員會、家長學校等，通過家校合作，增強鄉村教育治理的整體力量。
（5）社會組織因其具備一定的組織能力、專業能力，因而是鄉村教育治理需要依靠的重要力量。在鄉村教育治理過程中，如通過第三方教育評估機構對鄉村教育治理效果進行評估，有助于更為客觀公正地評價鄉村教育治理的效果，診斷其存在的問題，并提出改進策略。
3結語
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鄉村教育發展面臨諸多新的挑戰。我們應該把鄉村教育問題擺在一定的戰略高度加以設計和謀劃，鄉村學校的規模可以小，但鄉村學校的水平不應該差；鄉村學生的數量可以減少，但鄉村學生的發展不可以忽視。政府、社會、學校等多方面要加強合作，共同努力，保證鄉村學生擁有平等的教育機會，為鄉村學校提供更豐富的教育資源，不斷提升鄉村教育的質量。
參考文獻
【關鍵詞】鄉村治理農民福利農村社會工作
在村治變遷為背景下，考察鄉村治理與農民福利的內在發展邏輯，即鄉村治理經歷了村民自治到鄉村治理的發展過程，從注重“民主”話語、大詞到關注實際治理狀態，從注重自治的法律文本分析到關注治理的基礎的發展過程。但在以往的研究實踐中，鄉村治理和農民福利似乎是互不相關的話題或實踐，僅僅把鄉村治理當作促進經濟增長、實現現代化的一個手段，把增進農民的物質福利當作了唯一的發展訴求，而忽視了鄉村生活方式和主觀福利感受的建立和發掘。在此基礎上，筆者提出，鄉村治理的目的不僅要切實推進鄉村經濟的發展，提升農民的收入水平，同時也要著眼于農民主觀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鄉村生活方式的倡導、建立，以及農民生活意義世界的建構。
研究現狀與問題的提出
鄉村治理，也被稱為“村治”。這里的“村”，并非特指“行政村”、“建制村”抑或“自然村”，而是指農村、鄉村。“治理”是指“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過程。”所以，治理包括了“國家權力和社會自治兩個部分。”
隨著198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199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頒布、實施而興起鄉村治理的研究熱潮。這股熱潮從關注村民自治研究擴展到了鄉村治理研究、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和政策基礎研究，再到區域差異的比較研究、價值基礎等的研究。從關注鄉村社會乃至中國社會的民主、法治的“宏大關懷”再到農村政治研究的“多元交匯”。這些研究成果，從宏觀層面上看，既關注了“民主、法治”的大詞，還關注了鄉村治理作為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重要條件，即“如何才能讓農村充當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從微觀層面上看，關注了中國鄉村治理的區域差異、村莊社會結構的差異，乃至村莊傳統的差異，農民認同與行動單位的差異，農民家庭和價值觀念的變遷。這些為鄉村治理研究的深化，為深入理解中國鄉村社會、理解農民的處境提供了許多的真知灼見。
但是，鄉村治理的最終目的是什么？從宏觀層面上說，是為了國家的現代化，抑或是為了鄉村社會乃至中國社會的穩定，為中國的崛起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基礎。從農民自身生活體驗、生活方式的角度，或者說是從農民本位上來看呢？筆者認為，鄉村治理的目的應該從農民本位出發，提升農民的福利水平。
鄉村生活方式與農民福利
現代化作為全球性的力量、時髦抑或是后發現代化國家的發展目標，其合理性當然是毋庸置疑的，因為它也是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障。但是，是否所有的山區、鄉村或村莊都可以或者必須實現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歷史轉變，實現經濟方面的工業化、社會方面的城市化和市民生活等方面的巨大變化，則值得思考。
中國是仍擁有8～9億鄉村人口的發展中國家，①可以說接近60～70的人口依然是鄉村人口，他們過著的還不是城市生活，而主要是鄉村生活。但是，我們今天所倡導和建構的生活方式主要是城市生活方式，而不是鄉村生活方式。甚至有一種簡單的發展觀認為：只要國民經濟保持適當的增長速度，通過工業化和城市化，農村人口就可以轉變為城市人口，從而過上現代城市的生活，擁有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從人本主義的觀點出發，我們需要關注數以億計的農民的福利問題，“關注作為整體與其環境的互動、尊重個人對自己經歷的理解和解釋”。從“全人的概念”出發，我們需要把鄉村中的農民看作是一個完整的人，他們應該擁有自己的心理的、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生活，而不僅僅是中國現代化道路上的棋子而已。
下面以筆者近年來所調查的三個村落為例，②考察鄉村治理、農民的生活和福利問題。
鄂中溪泉村。該村位于湖北中部，下轄8個村民組，425戶村民，1680余人，人均耕地6分左右，由于人多地少，村同一直有外出務工和經商的習慣。這是一個民風淳樸、熱情好客和相對和諧的村莊，但又是地方性規范和道德力量日漸式微的村莊。村莊生活日益喪失意義和價值，公共品供給日益困難，農民合作的能力和意愿日益瓦解。閑暇生活主要是打麻將，外出者對家鄉建設幾乎沒有興趣，逢年過節也較少回家。村民的主要念頭就是逃離家鄉，能夠做“城里人”。在多數村民眼里，村莊政治和村莊選舉是少數精英的“游戲”，與他們自己沒有直接的關系，就是幾年一次的投票而已。
滇中山原村。該村地處滇中地區，地廣人稀，森林資源比較豐富，在到以前是一個大隊，現為某建制村下轄的7個村民小組，共160多戶村民，650余人。這是個熱情好客、民風淳樸的農業村，村民較少外出務工，但又是地方性規范和道德力量日益式微、村民合作能力和意愿日益下滑的村莊。年青人的閑暇生活基本被麻將所占據，民間山歌、中草藥等技藝被日益拋棄和喪失。村民對村莊政治和選舉缺少聯系。村民之間更為關注的是“面子競爭”，人與人的關系是日益疏遠。
黔中舊溪村。該村位于貴州中部，有600多年的歷史，是個屯堡村寨。全村現有1100余戶村民，4300多人，人均近一畝耕地，是個典型的農業村，故一直保持外出務工和經商的習慣。村民熱情好客，民風淳厚，村民富于合作精神，地方性規范和道德力量對村莊治理和村民生活依然保持了較強的控制和整合作用。農民閑暇生活的基調積極健康。在舊溪村，村莊政治和選舉，絕不是少數精英的“游戲”，而是與村民們的生活很有關系的大事。
以上所述三個不同地域的村莊，都是“溫飽有余，小康不足”的村莊，展現出了不同的鄉村治理、村莊生活和村民的生活感受，對我們理解鄉村生活方式和農民福利具有不少的啟發。
農民福利的建構
福利（welfare）是指“一種好的生活狀態或滿意的生活質量，它是個體或群體追求的一個理想目標”。③一般認為，“好的生活”在物質生活方面要求生活的安全、富裕和快樂，也要關注精神和道德上的狀態；同時，福利還與社會政治相關聯，與治理狀態和社會關系聯系在一起。探討農民福利的建構問題，需要考慮以下的因素：
首先，農民福利建構涉及的是農民能過上什么樣的生活。中國8～9億的農民要不要建立起適合自己生存的鄉村生活方式，并且是適合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生活的具有豐富性和全面性的鄉村生活方式，而不僅為單一的城市生活方式或者說是現代化的生活方式，讓農民只有去適應她，追逐她。
其次，農民福利的建構如何與鄉村生活方式的建立、鄉村治理狀況和人際關系的改善聯系起來。當前的鄉村治理和農民福利似乎是互不相關的話題或實踐，鄉村治理僅僅是促進經濟增長、實現現代化的一個手段，把增進農民的物質福利當作了唯一的發展訴求，而忽視了鄉村生活方式和主觀福利感受的建立和發掘。
最后，鄉村治理的目的不僅是使鄉村作為穩定器。鄉村治理不僅要切實推進鄉村經濟的發展，提升農民的收入水平，同時也要適當著眼于農民主觀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鄉村生活方式的倡導、建立和農民生活意義世界的建構。
農村社會工作的出路
李昌平研究三農問題中提出，中國主要的話語有四套，一是學術話語，二是官方話語，三是農民話語，四是NGO話語。他特別提醒，四套話語體系之間的交流是很難的。
當前中國社會工作界的主要話語也可以歸結為四種：學術話語，傾向于歐美、港臺的社會工作發展模式，想借鑒或照搬其模式來發展中國的社會工作；官方話語，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要建設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但是，我們從什么領域入手，采取什么樣的福利服務提供模式和組織模式，現在依然值得研究和探討；NGO話語關注的是某些人群的聲音、權力，希望透過賦權的方式去解決這些人的問題，改變困境。
回到農村社會工作領域中來，我們到底要采用什么樣的話語體系，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在宏觀層面上，我們需要用歷史的視野、民族和國家的眼光去思考農村、農民和農業問題。從微觀層面上，我們要用農民的話語體系去理解農民的生活和感受，在切實推進鄉村經濟發展、提升農民的收入水平的同時，也要適當著眼于農民主觀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鄉村生活方式的倡導、建立以及農民生活意義世界的建構。（作者為重慶城市管理職業學院社會工作學院教研室主任）
注釋
①2000年，根據戶籍統計，鄉村人口數為9.28億，占總人口的73.3%，城鎮人口數為3.38億。而根據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居住在鄉村的總人口是8.07億，占總人口的63.9%。
關鍵詞：鄉村振興；非農化發展；政策價值
非農化發展是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給鄉村社會發展帶來的必然結果。讓農村按照農村的模樣存在與建設，讓農村在農村的軌道上發展與振興的思想，更像是一種帶有返歸與惋惜的“理想主義”虛幻表達。從辯證角度看，非農化發展才是更加真實的存在，其為鄉村社會帶來了越來越多的發展機會，同時也造成了越來越多已知或未知的社會風險。承認與辯證看待鄉村社會非農化發展的客觀事實，才是更加有助于鄉村振興戰略價值有效實現的理性選擇。
一、鄉村非農化發展的結構特征及其多重呈現
從本質上而言，鄉村非農化發展是鄉村在其現代化進程中受到外力影響而進行的結構化賡演的必然結果，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的非農化發展都意味著農村不再是一個自為自主的社會體系，而是更加深入地嵌在更為廣闊的社會系統網絡中。作為社會系統網絡發展的組成部分，鄉村非農化發展表現出明顯的結構性特征，具體呈現為鄉村社會、農業生產、農民生活等方面。一是鄉村社會非農化發展。鄉村社會是具有高度獨立性的自養系統，既是鄉村生活共同體的物理載體，也是鄉風文明的物質基礎；鄉村社會非農化主要表現在生活空間非農化與鄉村文化非農化。首先是生活空間非農化。一直以來，農村發展都與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相聯系。不管是出于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考慮還是政績考核的需要，地方政府都在積極推進農村城鎮化、村莊合并、撤村并社等各種發展鄉村社會的措施，意圖以城市建設的科學主義與理性發展取代鄉村社會的經驗主義與自然發展。這種做法無可厚非，卻在事實上導致了鄉村生活物理空間的非農化重構，標準化取代個性化，統一性替代差異性，集中性取代分散化，隨之而來的還有類城市化的新的社交網絡、高成本生活以及集約便利的服務。其次是鄉村文化非農化。鄉村文化不會停止變遷，現在的鄉村文化絕對不再是傳統取向、小農社會、封閉穩定意義上純粹的地方性鄉土文明，而是呈現為被放置于工業文明、小農社會化、開放失衡狀態下混融的非農化發展狀態。鄉村文化原有的單一化、同質性特征正在被多元化、異質性特點所替代。原有的傳統文化價值依然產生影響，繼替的文化非農化變遷正在發揮新的價值影響。鄉村文化非農化發展使鄉村文化以本體性價值與社會性價值兩種形態共同塑造著鄉村社會矛盾的價值觀念。這就是孟德拉斯所謂“文明的沖突”。顯然，鄉村文化非農化是鄉村文化振興必須面對和考量的基本事實。二是農業生產非農化發展。在現代資本主導與市場競爭條件下，農業作為弱質產業部門，從傳統小農狀態走向現代化主要通過各國的農業保護制度與非農化發展，這是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客觀事實與必然趨勢。其中，農業非農化發展主要是指農業勞動力、農業土地與農業資本等農業生產要素的非農化。首先是農業勞動力非農化。現代社會流動打破了城鄉二元結構，讓固鄉守土的傳統意義的農業勞動力即農民進入城市，實現非農化就業，農民的多元分化甚至讓“誰來種地”成為世紀之問。總體而言，除了原有的留守農民，目前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還有租地農戶、返鄉農民、種糧大戶、各類農業資本公司等。無論誰來種地，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非農化都已是客觀事實，即使傳統意義上純粹的農民家戶，也是非單純性從事農業生產的兼業農。顯然，農業勞動力非農化已經開始改變農業生產結構與生產關系。其次是農業土地非農化。土地具有非再生性，因此為了“把飯碗端在自己手中”，我國執行了最為嚴格的耕地紅線制度以保證農業生產。不過，正常經營條件下，占用土地從事非農產業的經濟效益明顯高于農業用地是常識，也是共識。這樣既能創造就業容納轉移農村勞動力，又能創造財富與稅收，這種比較效益結構是土地非農化使用的根本動力。在此動力驅使下，城鎮化與鄉村社區建設“征地”、資本下鄉“租地”等現象的直接后果，就是越來越多的農業用地被非農化使用。最后是農業資本非農化。從歷史角度而言，農業生產剩余主要被體制性地轉化為城市與工業資本。目前國家資本通過城市反哺農村、工業反哺農業被有計劃地投入農業并沉淀為農業資本。不過，從事農業生產帶來的溫飽有余、富足不夠的事實與經濟理性的指引，讓農民不會跟隨國家戰略，而是更愿意把自身積累資金投向非農產業。在利潤增值的理性支配下，下鄉資本從事農業生產要么是農業搭臺、政治唱戲，追求政策紅利，要么是將農業生產引向更能產生利潤的品類與行業。個體與資本的理性行動無可厚非，卻在事實上造成農業資本非農化發展的外部性結果。三是農民生活非農化發展。“農民”作為一個學術性概念主要有階級、制度與職業三重理解，農民現代化是農民適應“傳統—現代”發展模式的角色轉換、職業轉換、身份轉換。正是這三重轉換形塑著農民非農化的生存狀態。農民非農化生存是農民適應現代化發展，獲取生活資料的個體能動性與生存理性的本質表現，主要表現為就業、收入、生活的非農化。在就業與收入的非農化方面，農民就業形式已完全超脫傳統農業領域，呈現為兼業化，非正規就業、非正式就業等特征。在特定國情下，“農民工”稱謂正是農民就業非農化最好的現實注解，多種職業、多項技能幾乎是每個農民必備的生存條件。就業非農化直接帶來農民收入非農化，數據表明，單純農業收入在農民家庭收入中的占比逐年減少，非農化職業收入是農民家庭增收的主要渠道與保障。收入增加帶來消費能力提高，直接將農民的傳統生活帶入非農化狀態，生活方式、生活內容超越傳統范圍，開始與市場主導的城市生活接軌。總之，農民群體偏重保守、重視倫理的傳統性格正在被非農化改變或取代。
二、鄉村非農化發展的雙向效應及其政策意指
一是鄉村非農化發展的雙向效應。鄉村社會非農化發展對農業農村農民的影響具有多層面的連鎖性特點。總體而言，這種影響可從積極效應與消極效應兩方面解析。首先是鄉村非農化發展的多重積極效應。非農化發展促進自足經濟向市場經濟積極轉變，成為有效解決人地矛盾的主要途徑；專業、合作、網絡等生產方式正在改變著分散、單一的傳統家戶農業生產方式、組織方式與銷售方式；競爭、開放等市場觀念取代封閉、保守等農耕思想，正在成為塑造“現代農民”的觀念要素。其次是鄉村非農化發展帶來的消極效應。非農化發展造成鄉村社會基于倫理傳統的社會契約開始失效，既有的社會治理網絡與安全基礎遭到破壞。長期發展而言，這是鄉村現代化發展與進步的必然破舊階段，而短期卻必然造成鄉村社會資本的快速流失。孝養文化、互助網絡的約束力逐步減弱造成社會價值失準；農業生產要素流失，土地成為資本下鄉賺取政策紅利的獵品；農民被標簽化為落后主體擠出農業生產；農民本體性價值被社會性價值替代，攀比消費、低俗文化流行導致社會關系失衡。二是鄉村非農化發展的政策意指。鄉村非農化發展的社會事實與雙重效應表明，辯證看待非農化發展對于促進鄉村振興、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具有重大政策價值。其關鍵在于如何讓非農化發展更恰當地嵌入既有的鄉村社會結構，促進農村農業現代化，通過外在政策力量引導非農化發展的積極效應發揮并限制消極作用的成長。具體而言，鄉村非農化發展至少給鄉村振興戰略帶來三方面的政策意指。首先是黨建引領建設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是為了重構國家與鄉村的制度性聯系，重新整合與凝聚各類鄉村社會主體力量，實現鄉村共同體的“共建共享共治”。通過共同體建設形塑鄉村現代化過程中的適應性機制，不僅能有效吸納非農化發展帶來的新的規則、組織等資源要素，而且能增強鄉村社會應對社會資本流失與社會結構解組等負面效應的行動能力。“黨建引領”一方面是保證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的政治方向，更重要的是實現黨的社會的有力發揮，即由黨的建設出發型塑政黨服務農村與農民的生活性公共服務保障體系的能力，使之成為推動建設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核心力量和鄉村非農化發展回應機制建設的支柱力量。其次是推動鄉村文化的多元融合與創新發展。鄉村文化振興至少需要重視“三個結合”，即增進鄉村文化建設與鄉村主體文化體驗與表達的有效結合，實現各類文化主體能夠動員與愿意參與的有效對接；促進鄉村文化組織建設與移風易俗的有效結合，緩解鄉村文化凋敝造成的種種弊病，提高鄉村社會生活的文化質量；標準化的公共文化建設要與地方文化、傳統文化有機結合，尊重并引領地方文化自主創新，實現政府提供的與鄉村需要的之間的有效對接。鄉村文化振興能有效引領、吸納非農化發展帶來的文化要素及其正面功效。最后是推動農業生產的“再組織化”，增強農村集體能力。市場經濟重塑下的鄉村經濟不可能重新回到政治規制的集體經濟，但是沒有新的集體化、組織化的鏈接機制，分散化的小農經濟根本無法適應現代社會與市場發展的競爭，這導致進入鄉村社會的非農化發展要素如技術、資金等，要么成為強勢資本剝奪弱勢農民的工具，成為無序競爭、不當競爭的來源；要么無法與農村社會的土地、勞動力等原材料有效結合，形成新的農業生產動能。因此，關鍵在于推動農業生產體系建設，實現農業生產的“再組織化”，增強農民生產的自主能力，進而增強農村集體經濟力量。農業生產“再組織化”至少要考慮三個方面聯結機制的建設，即建設協作機制，挖掘傳統互助與現代合作社的內在優勢，實現分散小農的組織化；建設服務機制，形成服務農業全過程生產的社會化服務體系，以組織化的服務實現一體化的農業生產；建設規制機制，規范新的資本力量在農業領域的市場行為，保護家戶小農的權利不受資本剝奪。這樣通過“再組織化”方式為非農化發展資源建立有序進入農業生產的規范渠道，使之成為鄉村產業振興的有效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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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數據背景下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建設研究 大數據視角下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探究 大數據施政平臺引領下政府現代化治理水平的提升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地方性視角 國家治理視角下政治文化的現代化思考 數據共享：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前提 大數據為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了技術平臺和實現路徑 國家治理現代化視域下的協商民主 論政府主導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 治理現代化視角下的維穩 宗族視角下的鄉村治理現代化 大數據與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 群眾路線視角下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路徑初探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新意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 運用大數據推進政府治理現代化的路徑選擇分析 大數據在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應用研究 人的現代化視閾下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國家治理現代化 信息經濟學視角下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思考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201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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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鎮化；鄉愁
2013年12月召開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城鎮建設“要體現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現有山水脈絡等獨特風光，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這段表述與傳統的官方語體頗有差異，感性而詩意。此表述一出臺即引起廣泛關注，隨之引發了各界關于鄉愁的討論，這種關注的背后實際上折射出對城鎮化道路的反思。
一、鄉愁的涵義及意象
歷史上，鄉愁總是和社會變遷、遠離故土、漂泊異鄉等聯系在一起，充滿了無奈、哀愁和懷舊的思緒。“父母在、不遠游”的古訓、落后的交通條件使那個時代任何遠離故鄉的行為都顯得極不尋常，不到萬不得已，人們不愿背井離鄉，漂泊異鄉，即便是在外功成名就，總是要衣錦還鄉，葉落歸根，才能體現自身的價值。
伴隨著城鎮化的進程，當今的農民已經習慣了南征北戰，東拼西殺，或半工半耕候鳥般在城鄉之間遷移，或家庭分工，老幼在家，青壯在外已經成為當今農民的生活常態。精彩的外部世界，引得無數農村人主動或被動地離開故土，不斷擴大的城鄉差異、日漸蕭條的農村似乎難以喚起農民特別是青年一代農民對故鄉的留戀。“兒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貧”的價值取向被冰冷的現實消解，傳統村落被各種小區取代，熟人社會被陌生人社會取代，鄉風民俗被各種城市文化取代，傳統有機的宗法社會和禮俗社會被法理社會取代，鄉愁似乎只是文人墨客對土地的黃昏唱的最后的一曲戀歌。
2014年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后，對鄉愁的討論驟然升溫，歸納起來，大概有三種說法最能概括鄉愁的意象。
1. 鄉愁誕生于傳統社會，和中國傳統文化密切相連。從“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到農業社會的規章制度、生態農業技術、鄉風民俗等無不蘊藏在鄉間，城鎮化必然使鄉愁無處安放（周國平2014；劉奇2014）。從這個角度看，鄉愁其實也是一種鄉戀，所謂“樹高千尺也忘不了根”、“禮失求諸野”體現的是對生命源頭的眺望和對文化母體的掛念。田園廬墓、小河炊煙、牧童短笛、鄉規民約、熟人社會、崇尚自然、勤勞樸實等是我們對傳統社會的表述，也是傳統社會留給我們的最具浪漫色彩的想象，然而這一切都已隨著城鎮化的推進而漸行漸遠。
2. “鄉愁”其實是“城愁”。這些研究者從關注城鎮化進程中一個既回不去又留不下的群體的精神困惑，進一步延伸到讓農民真正立足城市，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做好社會認同的現實層面（劉奇2014；田思思2014）。
3. 鄉愁是一種社會文化焦慮，體現了人們在內心深處對于那個最真實自我的眷戀，對它失去的憂傷，對尋找它的一種焦慮，對企圖用它來療傷，來關懷自己的一種渴望。“鄉愁是浪漫主義的一個重要內容，是現代性的產物，是現代化生產出來的一種情緒”（曠新年2014）從這個意義上說，鄉愁是我們每個人的鄉愁。
二、留住鄉愁之于城鎮化建設的意義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指出，城鎮化是伴隨工業化發展，非農產業在城鎮集聚、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的自然歷史過程，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趨勢，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城鎮化一方面意味著原有城鎮規模的擴大和升級，另一方面，意味著傳統村落的大量消失，這不能不引起社會學者、人文學者、歷史文化學者的深深憂慮。
從感情上看，鄉愁是一種高貴的情感，人類不能只有物質的生活，更要有詩意的棲居。鄉愁既包括對過往的追憶，也包括對未來的向往。鄉愁的存在會使人們更加理解生活的意義，存在的價值。大多數人認同鄉愁的存在意義，認為沒有鄉愁的城鎮化是斷根的城鎮化（張孝德2014）。同樣，沒有獲取在家鄉外安身的資本，“距離”彼岸的故鄉于他而言只有“鄉悲”而無“鄉愁”（耿波2014）。
比較有代表性的可能要屬葉一劍的《鄉愁里的中國》、熊培云的《一個村莊里的中國》、梁鴻的《中國在梁莊》、賀雪峰主編的《回鄉記》等，這些著作的特點都是作者親身體驗城鎮化給鄉村帶來的變化，特別是文化層面、價值觀層面的影響，對傳統文化的消失、無法回去的故鄉表達了深深的憂慮。
還有學者從豐富城鎮化的內涵角度看留住鄉愁的價值，認為不能留在鄉愁的城鎮化是缺乏內涵的。城市的發展不限于擴張和更新，如果一座城市在日新月異的改造和更新中將城市文化與歷史清理出城市，城市將失去記憶的城市，從此也淡漠了鄉愁。熊培云說，沒有對歷史寬厚的接納和對前人智慧勞動的尊重，忽視人類生活在文化與記憶之中，忽視人對過去與未來的高貴懷想，那么現代化就會淘空意義，淪落為了一種庸俗的拜物教。
其實，對鄉愁的討論也是對傳統現代化模式的再反思。近代以來，資本以無與倫比的能量把眾多鄉村卷入其中，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碰撞的結果往往是鄉村消亡，傳統湮滅。荷爾德林說過，“人類充滿勞績，但還詩意地棲居于大地之上。”鄉村的終結不但使眾多現代人產生一種鄉愁無處安放的哀怨，而且使大量傳統村落物質與非物質形態的文化遺產歸于湮滅，這對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明大國，對一個正在致力于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的大國來說是不可接受的。“鄉愁”一詞的運用，既有濃厚的傳統文化的特色，更有對現代化必須烙上中國特色的自信。黨的十以來，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戰略高度，相繼在國際國內不同場合就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創新，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要求，深刻闡述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地位和時代價值，總書記強調，傳承歷史文脈，處理好城市改造開發和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的關系。發展有歷史記憶、地域特色、民族特點的美麗城鎮。因此，中國的現代化必須是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現代化，城鎮化建設必須留住鄉愁。
那么，城鎮化建設如何留得住鄉愁？
其一，如何看待傳統村落。現代城市化在根本上是一種“城進農退”城市化，以與自然對立和對鄉村排斥為理論基礎，因此，鄉村的消亡是必然的。調查顯示，“我國每天大約有300個村落消失，從改革開放到現在，已經有500多萬個村落消失了”。、賀雪峰等人的研究表明，傳統的中國社會是熟人社會，中國人的價值在于衣錦還鄉，多數農民的人生價值不在城市，而是在鄉村得到認可承認。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仍將有幾億人生活在鄉村，都市對他們來說僅僅是個掙錢的場所，他們的生活價值和人生意義仍然需要返回村莊來獲取。沒有了村莊，鄉愁便無處寄放，中國的城鎮化必須尊重數億農民的生活選擇。
民風民俗、村規民約、古道家風都是和村落共生的，載體變了，優秀文化如何傳承是必須正視的問題。城鎮化建設中要為鄉村發展留出空間，尊重億萬民眾對生活方式的選擇，讓一些有故事的村莊繼續留存，讓鄉風民謠代代傳唱。城鄉發展本應并行不悖，沒有了鄉村的映襯，城市也會失去生機。
其二，城鎮化是誰的城鎮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里提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句話能否實現，對中國的城鎮化太重要了。行政權力決定下的城鎮化必然造成優質資源向特大城市、大城市集中，并形成一種馬太效應。所以，新型城鎮化應該實現資源的均衡配置，因地制宜，使大、中、小城鎮各放異彩，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其三，新型城鎮化應該能夠安放鄉愁。所謂新型城鎮化，最重要的是要跳出以往那種片面靠權力意志推動和高資源投入的城鎮化思路，避免千城一面、千村一面，避免大拆大建，避免見物不見人的發展模式，強化軟環境建設，打造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和諧環境，否則，再繁華的城市也無法安放人們的鄉愁。協調城鄉沖突，重建美麗鄉愁，實際上是能否走一條包容式發展道路的問題。
三、以留著鄉愁為契機，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建設目標，這個目標的實現需要整個社會共同參與。如果能以留住鄉愁為契機，動員各方力量參與城鎮化建設，參與鄉村建設，無疑將是一舉多得的良政。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鄉村改革確實給農民帶來了好處，但同時也埋下了鄉村治理危機的種子，在城鎮化潮流的激蕩下，多地鄉村處于離散狀態。一是由于鄉村集體經濟瓦解和農業稅取消帶來的國家與村民關系松散；二是由于人口流動帶來的村莊基礎結構離散；三是由于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改變帶來的傳統價值坍塌，價值離散。鄉村離散帶來的問題是多方面的，大到鄉村黨政建設、公共事務的管理，中到鄉村環境治理、村容村貌，小到家庭是否和睦、老人贍養、兒童教育都會受到影響，因此，對于鄉村如何治理也是政府和學界高度關注的問題。徐勇、鄭鳳田、姚洋等學者主張把村民自治看作是國家政權建構邏輯的必然走向，認為它是國家權力主導的現代治理體系的建構過程，提出“縣政、鄉派、村治”結構治理模式；溫鐵軍、黨國英、李昌平、吳理財、于建嶸、李凡、素顏臣和周紹金等學者則主張實行鄉鎮自治，構筑以農民自治體和農民組織為基本架構的鄉村農民組織制度；曹錦清、賀雪峰等學者注重從鄉村內部機制研究鄉村治理結構。但歸結到一點，沒有村民的參與，任何治理都會大打折扣。因此，能否動員起民眾參與是鄉村治理成敗的關鍵。
之所以可以把留住鄉愁作為鄉村治理的契機，是因為，其一，鄉愁是人所共有的，也是一種復雜的情緒，留住鄉愁的城鎮化建設訴求可以打動許多人；其二，留住鄉愁是最容易切入的，它不需要大拆大建，只需要對原有的風土故物保持必要的謹慎和敬畏即可。中國自古是一個世俗化的國家，沒有彼岸觀念，但祖先情結、鄉愁情結是所有中國人的精神皈依。迅速發展的城鎮化使現代人離家越來越遠，人際關系的緊張與疏離、日益功利化的價值取向讓現代人越來越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園。從這個意義上看，鄉愁不僅僅是農村人的，更是我們所有人的鄉愁，留住鄉愁就是留住我們的精神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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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的開發程度深，化肥、農藥的施用土地產出的途徑，加之化肥、農藥使用量大的蔬菜生產發展迅猛，使得我國已世界上使用化肥、農藥最大的。這兩類污染在地區還直接破壞農業生態系統，對魚類、兩棲類、水禽、獸類的生存巨大的威脅。
二、小城鎮和鄉村聚居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滯后產生的生活污染
小城鎮和鄉村聚居點的生活污染物基礎設施的不管制的不健全，直接排入周邊環境中，嚴重的“臟亂差”：每年產生的約為1.5億噸的鄉村生活垃圾幾乎露天堆放；每年產生的超過3000萬噸的鄉村生活污水幾乎直排，使鄉村聚居點周圍的環境質量嚴重惡化。然而，在我國鄉村現代化進程發展較快的地區，基礎設施建設不和環境管理落后于經濟和城鎮化發展的并經濟的而，其對人群健康的威脅卻在與日俱增。
三、鄉鎮企業布局不當、治理產生的工業污染
受鄉村自然經濟的，鄉村工業化上是以低技術含量的粗放經營為特征、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工業化，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環境污染，加大了治理的，還污染危害直接到周邊的自然生態環境。，我國鄉鎮企業廢水和固體廢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業污染物排放總量的一半，而且鄉鎮企業布局不，污染物率也低于工業污染物平均率。
我國鄉村污染治理體系尚未，環境污染將迅速“小污”變“大污”，而且“小污”成“大害”，給弱勢產業的農業和弱勢群體的農民帶來了的負面。為此，應當如下措施：
1、環境立法，健全鄉村環境管理機構，環境保護職責權限，環境監測和統計工作體系。我國的諸多環境法規，如《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對鄉村環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考慮。
2、要加大財政資金的支持。城鄉分治使城市和鄉村間著嚴重的不公平。主要指城鄉地區在獲取資源、利益與承擔環保責任上嚴重不。長期，把污染防治投資幾乎投到工業和城市。城市環境污染向鄉村擴散，而鄉村從財政渠道卻幾乎得污染治理和環境管理能力建設資金，也難以申請到用于專項治理的排污費。那一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