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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經濟發展的質量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一、引言
關于國際貿易的成本與收益一直存在廣泛的爭論，并且持續引起政府、宏觀營銷者、環境主義者和那些越來越關心個人福利及其所在國家經濟與環境健康的普通人的關注。自由貿易主義觀點倡導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認為國際貿易通過充分利用相對稀缺或豐富的生產要素優勢使得消費者和企業受益。反對者則認為，不斷增長的國際貿易會損害環境。而且，產生的經濟收益流向了跨國公司和國際精英，而不是普通公民（Cronin2003）。幾十年以來，傳統的宏觀營銷學認為國際貿易會導致經濟發展，從而導致生活質量提升（Mullen,Doney和Becker1996）。Kilbourne（2004）的擴展模型將政治和文化變量明確地包括在內：生活質量，實際自由和環境。最近的文獻包含了大量的關于社會生活質量方面的研究。但是，大部分學者在研究生活質量時使用的是概念性描述，只有Peterson（2006）在其研究中使用了國際年度生活質量調查報告中的數據來對生活質量進行了多維度的衡量。極少的研究者在宏觀營銷體系中將物質生活質量結構作為一個獨立的度量進行過實證的檢驗，也很少有研究者關注實際的自由和環境問題。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國際貿易對經濟增長和物質生活質量的影響第一批的研究假設起源于Mullen（1993）以及Mullen，Doney和Becker（1996）的研究。基于經濟學、社會學和營銷學中的競爭理論，本研究設計并檢驗了一個概念模型，該模型展示了進口和出口對于經濟增長和物質生活質量的影響方式。與新古典貿易理論和非傳統從屬關系理論相一致，本研究找到了證明出口與經濟增長正相關的證據。與傳統從屬關系理論相一致，進口與經濟增長負相關。按照新古典貿易理論和從屬關系理論，出口對物質生活質量有損害；相反，進口會提高物質生活質量。最后，經濟增長與提升的物質生活質量相關。假設1：出口增加經濟增長假設2：進口減少經濟增長假設3：出口減少物質生活質量假設4：進口增加物質生活質量假設5：經濟增長提高物質生活質量（二）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對個人自由的影響個人自由的概念尊重居民的政治權力和公民自由。一些研究者建議GDP的增長和提高會提升實際的自由。如Torras和Boyce認為，政治權力方面的提升與收入相關。Edwards（1992）認為，出口和進口扮演者人們之間相互作用的中介，通過出口和進口產生新的觀點和選擇。Mullen，Doney和Becker（1996）指出，國際貿易導致更高水平的教育成就。因此，本文認為隨著國際貿易和經濟發展的增加，導致更多的新觀點，更高的教育和收入水平，從而提升個人自由。假設6：出口提升個人自由假設7：進口提升個人自由假設8：經濟增長提升個人自由（三）國際貿易對環境的影響研究發現國際貿易與環境質量相關（Hill和Dhanda2004）。傳統的環境經濟分析檢驗了一國GDP與該國環境的關系。大多數的研究認為國際貿易以及隨之而產生的GDP的增長將導致環境的改善。原因在于國際貿易導致生產和消費的增加，這種增加會導致政府稅收的增加，政府可用于環境改善的資金從而增加。但是，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認為增加的GDP將確保環境健康。一些學者認為，國際貿易的增加雖然能改善社會環境，但是往往是以犧牲自然環境作為代價的。許多研究者認為出口會增加經濟活動的水平，從而增加污染的水平。發展中國家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變。生產用于出口的商品和工業化的推進會產生有害的化學物質并且增加溫室氣體的排放。那些試圖出口的國家將會增加其農業投入和建立新的生產設施，這些會導致空氣和水污染以及森林破壞。隨著商品出口增加，一國需要增加其產出來滿足需求。這樣，該國會耗用更多的資源并且產生更多污染物。雖然如此，隨著出口的擴張，一國經濟變得更為富裕，國民收入開始增加，國民開始更多地考慮環境問題并且開始從事改善環境的工作。而進口則不是如此。當一個國家進口商品時，商品是在其他國家生產的。因此，在本國產生的污染物就更少。假設9：出口導致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假設10：進口導致二氧化碳排放減少假設11：出口會提高總體環境表現假設12：進口會提高總體環境表現（四）經濟增長對環境的影響一些學著認為空氣和水的質量因為經濟發展而下降。環境污染的加劇往往是由于一國基礎設施的改進導致更多由交通而引起的污染或者是由于生產的發展導致更多不可再生資源的使用和二氧化碳的排放而引起的。生產用于出口的商品和工業化的推進會產生有害的化學物質并且增加溫室氣體的排放。但是，一些統計數據顯示，不斷增長的GDP和出口既可以導致環境惡化也可以導致環境的改進。問題在于GDP和出口的增加是否會帶來政府稅收的增加以及政府在改善環境方面投入資金的增加。從長期來看，經濟發展可能會帶來更好的環境政策。一些研究者認為，經濟增長有必要與環境改善相聯系。由于一國經濟發展，對于環境質量的要求與收入水平成正相關。假設13：經濟發展導致二氧化碳排放降低假設14：經濟發展導致環境總體表現提高（五）物質生活質量對環境的影響物質生活質量強調諸如人均壽命，蛋白質消費水平，文盲率，醫療水平等。物質生活水平的提升，如教育和信息的可獲得性是環境改善的必要條件。在人們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以后，人們往往關注更高層次的需求。例如，在發展中國家，環境法往往是到政府覺得有能力去推進環境政策的實施時才會生效。換句話說，也就是在政府已經能夠解決如糧食和交通這些關系國計民生的其他問題時，才會開支去改善環境。因此，隨著物質生活質量的提升，二氧化碳排放開始減少，環境的總體表現如人們期望地那樣提高。假設15：物質生活質量導致二氧化碳排放減少假設16：物質生活質量導致環境總體表現提高（六）個人自由對環境的影響自由覆蓋了很多的變量，如資質，公正，文化整合等。自由在很多文獻中被認為是提高人們幫助自我和幫助世界的能力一個重要組成因素。當人們擁有自由并且有能力影響政治進程的時候，他們會給政府施壓，讓政府來改善環境和實施可持續發展的環境政策。假設17：個人自由導致二氧化碳排放減少假設18：個人自由導致環境總體表現提高。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本研究的樣本包括104個國家。這些國家的人口超過六百萬，人口總和大約占世界人口的95.5%（世界銀行2012年數據）。樣本廣泛代表了國際貿易，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物質生活質量和環境表現。（二）測量營銷者，國家，消費者和社會間的復雜關系可能在貿易發生一年以后才會顯現出來（McDonagh和Shultz2002）。例如，Mullen，Doney和Becker（1996）發現，進口和出口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用略微滯后一點的數據能更好地反映出來。因此，如表1所示，本研究使用了2012年的進出口數據，在經濟發展、物質生活質量、個人自由和二氧化碳排放方面使用了2013年的數據。環境保護指數使用了2015年的數據，這樣可以使國際貿易，經濟發展，物質生活質量和個人自由對環境政策和實施產生可測量的影響。（1）個人自由。對個人自由的衡量使用了2013年“自由之家”的‘世界自由’調查的數據。“自由之家”在政治權利和自由方面的排名是受到公認的，并且在多個學科的學術研究中廣泛使用。這一年度調查報告提供了一個對現實世界個人所享有的權利和自由的評估，主要包括政治權力和公民自由。政治權力是指人們能夠自由參與政治進程，包括投票權、競選公共職位、選舉具有對于公共政策有決定性影響和對選民負責任的代表。該調查包括10個有關政治權力的問題，涉及到制度給予選民從候選人中自由選擇的程度和候選人被獨立選舉的程度。公民自由是指給予個人自由言論和信仰的權力，組織權力以及個人不受政府干預的自治權。該調查包括15個有關公民自由的問題，涉及到法律和實際實踐。調查的總得分決定了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的排名。每一組政治權力和公民自由的排名進行平均，從而得出總的排名。（2）二氧化碳排放。國際上通行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使用每1000美元GPD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碳總排放量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來衡量。每1000美元GDP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衡量一個國家的環保效率，不是衡量一個國家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也是有一定局限性的，由于國家間的規模存在巨大差異，因此各國的排放總量很難有效比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一國總人口除一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結果。（3）環境保護。對環境保護的衡量使用2012年環境保護指數的數據，環境保護指數對150個國家的環境健康做了評估。環境保護指數是由美國耶魯大學環境法規和政策中心提出。環境保護指數主要強調兩個環境保護的問題：一是建好環境對于人類健康的壓力；二是保護生態系統活力和自然資源管理。環境健康和生態系統活力通過6大類共16個具體指標來衡量。這6大類分別是：環境健康，空氣質量，水資源，生產性自然資源，生物多樣性和可持續能源。（4）物質生活質量。越來越多的宏觀市場者，社會學家以及一些經濟學家提倡使用線性方法來評價消除貧困的效果。用于衡量物質生活質量的指標更為以人為導向，并且抓住大多數人經歷過的生活標準。物質生活質量在以往的研究文獻中主要是采取的是指數的形式。本文通過三個獨立的指標來衡量物質生活質量，他們分別是：人均壽命，嬰兒死亡率和文盲率。三個指標的數據來源于2015年世界銀行報告。（5）經濟發展。本研究與以往學者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并且使用人均GDP來衡量經濟發展。2013年進出口的人均GPD，2012年的進出口總額都來自于世界銀行。
四、實證分析
（一）數據分析圖1中描述的假設方程模型是運用LISREL8建立的。獨立結構間的相關性需要通過建模，直接的、間接的和總體影響需要進行估計。LISREL分析是建立在最大可能性估計和觀測協方差矩陣的基礎上的。（二）假設檢驗總體而言研究中假設模型的數據擬合度良好。X2的值是948，自由度為36。擬合指數也證明模型擬合度良好（［NFI］=0.95，［NNFI］=0.90，［CFI］=0.96，［IFI］=0.96，［GFI］=0.91，［RMSR］=0.06）。結果表明，模型中的變量在個人自由（R2=49%）、物質生活質量（R2=75%）、人均二氧化碳排放（R2=96%）和環境表現（R2=82%）方面解釋了大部分的方差。這些結果顯示，模型是建立在對研究假設檢驗的基礎上的。所有的參數估計的統計顯著性都在.05的水平。
五、結論
今年，被稱為中國版RoHS的《電子信息產品污染控制管理辦法》正式實施，一場綠色環保風暴席卷了電子配件企業和眾多家電廠商，一方面生產RoHS配件的眾多配件企業訂單大幅上升，另一方面家電廠商的利潤一再減少。電子產品遇到了難題。
過去人們常常把產品的高技術含量當做重要的指標，現在標準又在提高，例如現在的歐洲不僅把生態指標提高，而且對高科技電子產品也提出了更高的指標。所以我們的出口產品，不斷地遇到新的挑戰。
從世界工業發展史來看，只注重企業生產不顧環境保護的例子也有不少，有名的英國倫敦霧都就是如此。當今的發達國家，也經歷過先發展后治理的過程，所以20世紀以來，環境保護、產品本身的污染程度，甚至電子產品的輻射程度都被提到重要的高度。這是21世紀以來的新動向。
面對這些挑戰，我們如何應對？這是應該深刻思考的大問題。聰明的人，不僅善于在自己的實踐中總結經驗，也要從別人的實踐中吸取經驗，不要再犯前人已經犯過的錯誤。
實際上，人與自然的關系，涉及到幾個層次，生活環境、生產環境，而在生產環境中，又包括工業生產、農業生產、漁業生產、畜牧業生產等等，每個領域的生產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自然環境。
目前我們遇到的一個大問題是：生產發展與自然環境如何協調，如何做到既發展生產，又重視環境保護，達到生態平衡？
我們注意到，一些小企業實際上只考慮企業本身的利益，甚至可能存在著僥幸心理，好像覺得，我這個企業很小，這條河很大，這條江很長，我排點污水沒有關系。于是你覺得沒有關系，我覺得沒有關系，結果匯聚起來就形成了嚴重的后果。因為事物是從量變到質變的，部分是要影響全局的。所以，這里有一個思維方式問題。
企業要發展，地方要發展經濟，這種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進一步看，發展經濟的目的是什么？不能只是簡單地追求GDP。最終目的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時也要使人民生活在一個清潔的環境中。即使從經濟的角度看，如果陷入邊污染、邊治理的循環中，那也是得不償失的。所以，我們要注意人與自然的和諧，和諧就是良性循環，可持續發展。
注重質量和效益的核心是經濟發展速度要服從經濟發展的質量與效益
盡管注重質量和效益具有很豐富的內涵，但其最核心的要求是本著速度服從質量和效益的原則，追求速度與質量、效益的統一。
追求以質量為基礎的發展速度。追求以質量為基礎的發展，關鍵是注重實實在在的GDP增長、提升產品的檔次和質量、強化創新驅動的力度。
首先，經濟發展要排除GDP增長中的水份，重視消除幾方面的GDP增長假象：（1）物價上漲因素拉動的GDP增長；（2）勞動者報酬和工資收入的增長低于通貨膨脹因素拉動的GDP增長；（3）企業固定資產加速折舊因素拉動的GDP增長；（4）無效投資因素拉動的GDP增長。
其次，經濟發展要注重產品的檔次和質量。理論和實踐的邏輯表明，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情況下，低端和低質量的產品確實會有一定的市場，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若再繼續大量制造低端和低質量產品，則經濟發展的實際意義將大打折扣。因而，在未來的發展中，應特別注重提高產品檔次和質量，即使為此犧牲一定的發展速度也值得。要使更多的群體和個人對高檔次和高質量產品具有充足的支付能力和有效需求，在此基礎上逐漸壓縮對低端和低質量產品的市場需求。同時，應該打破經濟發展指導思想中的“低成本桎梏”，從單一追求“低成本”轉向既注重“低成本”、又注重產品的高檔次和高質量。
再次，經濟發展要依賴創新驅動。要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貫穿到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通過產品創新、技術創新、市場創新、制度創新、組織程序、商業模式創新等，使經濟發展中的各種要素與資源得到高效配置，切實將要素驅動型經濟發展轉變為創新驅動型經濟發展。
追求以效益為導向的發展速度。經濟發展的實際效益是指一個經濟體通過經濟發展能夠在文化和社會發展及人民群眾生活改善方面獲得的實際收益。高效益的經濟發展就如優質的轉化器，能夠將經濟發展的成果更充分地轉化為實際收益。在黨的十精神指引下，未來應該更加注重有實際效益的發展速度。其基本的要求是：（1）以盡量少的勞動消耗和物質消耗，生產出更多的符合社會需要的產品；（2）提升經濟發展的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能力，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最大程度地保護資源和環境；（3）積極推進就業優先的經濟發展戰略，進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大居民在經濟發展成果分配中的份額；（4）提升產業的國際分工地位，降低對國際投資和國際市場的嚴重依賴，實現對外經濟的高效益；（5）健全社會保障和其他社會服務體系，釋放和增強居民的消費能力；（6）實實在在地增大各級財政對文化事業、城鄉公共服務設施和各類居民服務的公共投入，使經濟發展的成果高水平地轉化為提升社會質量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實際效益。
未來發展的多重制約要求江蘇必須注重質量和效益
江蘇作為有6個工業行業躋身“萬億級”臺階的制造業第一大省，從注重發展的數量和規模，到注重發展的質量和效益，這應是一種勢在必行的轉變。然而，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實踐的邏輯看，脫離質量和效益的軌道而期待高增長的念想、推動高增長的行為在江蘇一直沒有停止過。為此，面對資源小省的省情和環境承載的壓力，江蘇需要不斷強化這樣的認識：為了消除未來發展的多重制約，應該十分注重質量和效益。
舊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要求未來的發展必須注重質量和效益。改革開放以來，江蘇經濟飛速發展，一直延續的是要素驅動發展路徑，賴以支撐的是低人力成本、高能源消耗和環境代價。現今，隨著人力成本不斷上升，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呼聲日益高漲，以往的“比較優勢”正在轉化為“瓶頸制約”。在這樣的背景下，舊的發展模式越來越難以為繼，只有將注重質量和效益作為發展的立足點，才可能不斷提升創新能力，突破低水平競爭對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約束。從實踐看，江蘇區域創新能力之所以能連續四年蟬聯“全國創新能力最強的地區”，根本原因就是近幾年特別注重了以質量為基礎和以效益為導向。
低端傳統產業調整與高端新型產業培育之間銜接難的困境要求未來的發展必須注重質量和效益。江蘇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走在全國最前列，近年來年均保持30%左右的增速。但是，對技術引進的過度依賴導致了低端傳統產業調整與高端新興產業培育之間不能銜接的困境，使得江蘇一方面是新興產業較快發展，另一方面是傳統產業依然在低端運行。面對困境，江蘇必須主動以質量為基礎、以效益為導向，在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的時空背景下積極地以高新技術改造低端傳統產業，并進一步培育高端新興產業的突出競爭優勢，才可以變被動為主動，使低端傳統產業調整與高端新型產業培育有效銜接。
江蘇開放型經濟發展的外部挑戰要求未來的發展必須注重質量和效益。近年來江蘇開放型經濟創造了較突出的業績，外貿進出口連跨3個“千億美元級”臺階，2012年外貿進出口總量超過5000億美元。但后危機時代國際經濟秩序不合理不斷引發新的問題和矛盾，將給江蘇的開放型經濟帶來挑戰。這種挑戰既與國際產業結構轉移的大趨勢所帶來的深刻影響息息相關，也離不開國家實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宏觀背景，更來自于江蘇開放型經濟發展向高層次演進的機制方面的壓力。在宏觀運行環境和微觀運行基礎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只有更加注重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才能促進江蘇開放型經濟實現增長動力機制的轉換和更替、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要素資源的優化配置，從而有效化解一系列挑戰。
江蘇注重質量和效益應采取有針對性的對策
真正轉變發展觀念，徹底摒棄過分追求增長速度的思想。要真正弄清楚經濟增長速度與質量效益的關系，改變經濟工作以“搶時間、爭速度”為中心的做法，真正把提質量、增效益擺到重要位置上來。
調整利益格局，促進市場主體逐利行為相對合理化。針對企業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進行粗放式盲目擴張的傾向，要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建立并完善靈活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和環境損害成本的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同時，積極推進環保收費制度改革，健全污染者付費制度，提高排污費征收率，以促進企業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還要通過財政稅收政策的調整，從利益機制上鼓勵企業進行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淘汰落后生產力。
關鍵詞:經濟結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產業結構;二元結構
2009年,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我國經濟總體上止跌回升,“保八”目標實現。但是在經濟出現快速增長的同時,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任務還十分艱巨。2009年在“保八”實現的基礎上,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調2010年的六大任務之一,即調整經濟結構,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
經濟結構的調整包含豐富的內容,從總體上說,它既包括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也包括投資、消費、出口結構的調整,既包括第一、二、三產業結構的調整,也包括各產業內部結構和產業組織結構的調整,既包括區域結構的調整,也包括城鄉二元結構的調整,既包括所有制結構的調整,也包括國有經濟的戰略調整。在宏觀經濟運行中,要妥善處理好保增長和調結構的關系,保增長關注的是短期目標,是一種戰術性措施,而調結構關注的是長期目標,是一種戰略性措施,既要實現保增長,又要在保增長中促進經濟結構調整,使二者緊密結合起來,相互協調,相互配合,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一、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
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的目標是構建公正公平的社會收入分配體系。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提高居民收入,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規范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收入,健全國家統一的職務與級別相結合的公務員工資制度,規范地區津貼補貼標準,完善艱苦邊遠地區津貼制度,加快事業單位改革,完善事業單位全員聘任制度,實行符合事業單位特點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加快壟斷行業改革,實行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加強稅收征管和調節。
二、投資、消費出口的結構調整
促進投資消費出口結構調整的目標是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由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從2009年來看,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出口下滑,我國實現“保八”基本都是靠投資拉動,從以后的發展趨勢看,我國出口前景并不樂觀,而單純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也導致了過剩的生產能力。所以要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加快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加大對社會保障教育醫療衛生事業的投入,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提高農村和城市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縮小收入差距,樹立健康的消費文化,建立低成本廣覆蓋的消費信貸記錄,密切關注房地產價格上漲現象,防范新的金融風險。
三、產業結構的調整
產業結構調整的目標是改變國民經濟發展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的局面,轉向依靠第一二三產業協同帶動;同時在產業內部由主要依靠物質資源消耗轉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和管理創新。具體來說,要加快現代服務業的發展,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產品附加值,提高產業技術創新能力,振興裝備制造業,淘汰落后生產能力,提升高新技術產業,加強基礎產業基礎設施建設,加快發展現代能源產業和綜合運輸體系,注意產業的地區布局規劃,引導發展產業集群;在產業組織結構調整中,要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更要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政府不應該出臺政策去救助那些產品落后能源消耗高經濟效益差嚴重污染環境的企業,該破產就破產。同時要鼓勵優勢企業兼并劣勢企業,加快兼并重組和淘汰落后產能的過程,但是在兼并重組的過程中,必須堅持以經濟手段為原則,以優勢互補為前提以一個大企業為核心以產權聯系為紐帶以生產能力的重組為主要手段。
四、區域結構的調整
區域結構調整的目標是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區域協調發展的內涵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各地區比較優勢得到合理發揮,和而不同,各盡所能,促進效率的提升;各地區人民享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各地區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具體來說,實施區域協調發展:一是應當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堅持實施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支持革命老區,民族地區和邊疆地區發展。二是推進形成功能區:功能區包括主體功能區和特殊功能區,主體功能區進一步細化分為優化開發區重點開發區限制開發區禁止開發區。特殊功能區進一步細化分為生態保護區蓄洪地區糧食主產區能源區污染防治區旅游休閑區等。三是促進城市化健康發展: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提高城鎮綜合承載能力。從今后的重點看,國家要大力發展中小城市,要按照循序漸進節約土地集約發展合理布局原則,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
五、城鄉二元結構的調整
城鄉二元結構調整的目標是通過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推進城鎮化,逐步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為了實現上述目標,要從以下五個方面來進行推進:一是大力加強農業農村制度建設: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嚴格規范土地管理制度,健全農業支持保護制度,完善農村金融制度,建立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制度。二是大力發展現代農業:確保糧食安全,推進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推進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大力提高農業科技水平,增強農業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能力,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擴大農業對外開放。三是大力發展農村公共事業,不斷促進農村社會全面進步:大力提高農村教育水平,繁榮農村文化,積極發展農村衛生醫療事業,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和人居環境建設,不斷提高扶貧開發力度,認真做好農村防災減災。四是加強黨對農村改革發展的領導: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和黨員隊伍建設,加強鞏固農村黨風廉政建設,提高農民素質,培養新型農民。五是加強對進城民工的服務和管理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統籌城鄉勞動就業,開拓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渠道,加強民工權益保護,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增強縣域經濟實力,鼓勵就近轉移和創業,完善進城民工的社會保障工作。
六、所有制結構的調整
所有制結構調整的目標是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一方面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另一方面要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的新格局。我們要走出“國家要控制就必須搞公有制,不搞公有制國家就不能控制”的誤區。一是要積極推進企業聯合重組,加快國有經濟布局結構性調整,實施國有企業政策性關閉破產,規范國有企業改制和國有企業產權轉讓,不斷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深入推進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二是要不斷優化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積極建立和完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法律體系,放寬市場準入,積極構建有利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財稅體系,切實解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融資問題,加強非公有制經濟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同時引導非公有制經濟走科學發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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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安徽省；經濟發展質量；主成分分析法；指標體系
中圖分類號：F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1101（2016）03-0041-05
Abstract：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s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during 2003～2013.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has risen steadily， where welfare and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economic structur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ave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whereas there still are problems in the cost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and stability of economic growth， which restrict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In light of thi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Key words：Anhui Provinc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index system
隨著中部崛起戰略的推進，近年來安徽經濟進入快速發展時期，2003年至2013年連續11年保持GDP兩位數增長。2014年，在全國GDP7.4%的增速背景下仍取得了9.2%的高速增長。然而，評價一個地區經濟的發展情況，不能光看經濟總量和速度的增長，更要看其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安徽省作為一個后起省份，經濟增長過多依賴于投資拉動，粗放型增長特征明顯。因此，如何在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降低發展成本，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保證經濟良好運行，是安徽省經濟發展中值得研究的課題。這就需要正確認識和評價安徽省經濟發展質量。
一、相關研究回顧
后轉型時代的到來，催生了人們對經濟發展質量和可持續發展的關注，也引發了學術界的研究。起初人們關注的是經濟增長質量，托馬斯提出高質量的經濟增長應是社會發展水平、人們收入水平和環境的綜合發展[1]。庫茲涅茨、錢納里等人認為經濟增長質量和經濟結構的合理性密切相關[2]。王君磊、楊曉明等指出，經濟增長質量不僅包括經濟本身的發展，也應包括社會公平、環境保護等[3]。
經濟發展質量和經濟增長質量密切相關，但比經濟增長質量涵義更廣。巴羅認為經濟發展質量應包括健康、收入分配、政治制度、犯罪率、等多維度[4] 。徐輝，楊志輝運用密切值模型對我國1995～2003的經濟增長質量進行了評價，指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動力源于科技的推動[5]。陳曉聲從企業這個微觀角度進行研究，指出企業運營質量直接決定著經濟運行質量[6]。劉麗麗，于妮莎運用多元統計分析對山東省經濟質量進行了測度和比較[7]。
經梳理發現，研究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關于經濟發展質量涵義的研究，二是對經濟發展質量進行實證研究，但研究焦點集中在全國或經濟發達的長三角地區，對安徽等中部城市的研究缺乏。
二、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安徽省“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全面轉型、加速崛起、興皖富民為主線，促進經濟結構優化調整，增強區域經濟協調性，不斷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以實現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基于此，本文構建了表1的評價指標體系：以經濟增長穩定性、經濟結構、福利和民生改善、資源環境代價、科技進步為5個一級指標，下設30 個二級指標。
三、安徽省經濟發展質量綜合評價
質量評價可采用主觀評價法、客觀評價法和綜合評價法，鑒于主觀評價法受主觀意識影響較大、綜合評價法仍存在爭議及所取得資料的特點，本文選用基于協方差的主成分分析法對安徽省經濟運行發展質量進行較為客觀的評價[8-10]。
數據首先從2004～2014年《安徽省統計年鑒》和《安徽省科技統計年鑒》中取得，個別數據補充自各地級市統計公報。評價之前，首先對數據進行正向化處理，正指標不作處理，逆指標采用取倒數的方法加以正向化，然后利用spass20.0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和主成分分析[11]。經過6次主成分分析，得到表2的分析結果。
表2表明，各方面第一主成分綜合反映原始數據的能力是最強的，其中經濟結構、科技進步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貢獻率超過85%，所以筆者采用第一主成分來確定權重。先以第一主成分系數/計算出各二級指標的權重，再計算出一級指標權重，最終實現對安徽省2003～2013年經濟發展質量進行綜合評價的目的[12]。
表3表明，福利和民生改善、經濟結構、科技進步三個因素對安徽省經濟發展質量影響顯著，累計達到94.64%，其他兩個因素影響較小。其中福利和民生改善影響最大，為48.44%，接近50%；科技進步次之，為25.70%；經濟結構第三，為20.50%；資源環境代價權重為負且絕對值最小，對安徽經濟發展質量是負面影響且影響最小。
表4表明，安徽省2003～2013年整體經濟發展質量呈現逐年改善態勢，2006年以后增長速度明顯加快。經濟結構、福利和民生改善、科技進步三方面2003～2013年變化情況和整體一致，基本呈逐年增長態勢；資源環境代價呈下降趨勢，說明資源環境問題突出，嚴重影響安徽省整體經濟發展質量的提高；經濟增長穩定性波動較大，2003～2006年呈下降態勢，2006～2008年轉為上升，2009年又有所下降，2010～2012年小幅波動，2013年突然增長，說明安徽省經濟增長穩定性較差。
四、結論和啟示
以上實證結果表明，2003～2013年安徽省經濟發展質量總體表現為穩步上升態勢。其中福利和民生改善、經濟結構、科技進步三因素對安徽省經濟發展質量有著顯著的積極影響，而資源環境代價、經濟增長穩定性則存在著一定問題，制約著安徽省經濟發展質量的進一步提高。因此，安徽省未來經濟發展的重點需要在增強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注重可持續發展兩方面下功夫，同時注意調整其他三因素內部存在的細節問題。
結合以上分析結果和安徽省經濟發展現狀，本文給出以下建議，以期為安徽省經濟建設提供參考：
（一）縮小城鄉差距，注重福利和民生改善
福利和民生改善所占比重為48.44%，安徽省近年來的經濟發展質量提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福利和民生的改善，但其內部依然存在問題。表3中，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城鄉人均收入比值兩指標比重為負，說明安徽省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相對緩慢，城鄉居民收入差異依然明顯。未來需要進一步保證城鄉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同步，分配機制上兼顧效率和公平，使人民切實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
（二）提高第三產業占比，優化產業結構
第三產業GDP占比指標比重為負，但其絕對值和其他4個二級指標相當，說明產業結構不夠合理，第三產業所占比重偏小，而該指標和其他幾個指標對安徽省經濟發展質量的影響是同等重要的。因此需要進一步拓展第三產業的發展，提高第三產業占比，促進產業升級，優化產業結構。
（三）注重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
資源環境代價方面嚴重制約著安徽經濟發展質量的提高，一方面表現為生產過程中資源能耗較大，另一方面表現為各種污染物排放量較大。近年來，安徽省在資源能耗方面實施了大量改革，有效降低了單位GDP能耗，但由于產業結構中六大高耗能產業所占比重較大，資源消耗總量依然較大。與此同時，4個污染物排放二級指標比重為負，說明該問題依然困擾著安徽經濟發展質量的提高。這就需要對傳統工業進行升級轉型，積極發展節能環保的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優化產業結構，加大環境污染治理力度，實現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協調、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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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空氣質量；空氣污染物排放量；經濟增長；環境庫茲涅茨曲線
中圖分類號：F12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4）05-0026-06
一、引言
2014年2月，中國大部分城市（特別是經濟發達地區的城市）因高濃度PM2.5引發人群急性死亡率、呼吸系統疾病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大大升高，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和研究影響空氣質量的因素。其中有人提出，環境惡化是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只一味追求GDP增長造成的。那么經濟發展真的會影響空氣質量嗎？Grossman和Krueger（1991）[1]在對貿易、經濟與環境的相關關系進行研究時針對二氧化硫的排放基于庫茲涅茨曲線首次提出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簡稱EKC）假說。EKC假說認為，經濟增長與一些環境質量指標之間的關系不是單純的負相關和正相關，而是呈倒“U”形曲線的關系，即環境質量隨著經濟增長先惡化后改善。
對EKC曲線的探討，20世紀90年代國外主要是利用面板數據進行國別研究，對某種污染物排放濃度或人均排放量與人均收入（人均GDP）數據來做統計分析，其中以二氧化硫研究最多。Grossman和Krueger（1995）[2]運用模型y=a+bx+cx2對42個國家1977―1988年的歷史和截面數據進行研究，Panayotou（1997）[3]采用30個發達國1982―1994的歷史數據分析空氣中的二氧化硫。這兩個研究表明，主要的大污染物指標與收入之間存在倒U形關系。Dinda（2004）[4]將環境指標擴展為空氣中污染物、水中污染物、重金屬含量，采用模型y=a+bx+cx2+zit（zit為外部影響因素）研究發現，質量和環境的關系符合倒U形曲線關系。
對此進行實證研究的外國學者還有List和Gallet（1999）[5]等。但是他們的結論大多相似，都得出倒U形曲線關系確實存在的結論。但是仍有部分學者的實證分析并不支持EKC假說。Shafik和Bandyopadhyay（1992）[6]對149個國家和地區的10個指標與人均GDP關系進行研究卻發現污染物指標和人均GDP并不全都呈現倒U形曲線關系。Martinez-Zarzoso和Bengochea-Morancho（2004）[7]根據22個OECD國家1975―1998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數據，發現lny=a+blnx+c（lnx）2+d（lnx）3，對數三次方程模型的擬合度更好，環境質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為N形曲線關系。Galeotti和Lanza（2005）[8]在對100個國家僅25年二氧化硫濃度和人均GDP關系進行研究時，采用了y=a+bx+cx2+dx3和對數三次lny=a+blnx+c（lnx）2+d（lnx）3，雖然結論也并不均為倒U形關系，但是模型卻做了一定的改進。
通過分析上述學者的研究，發現大部分符合倒U型曲線關系實證研究的數據來源往往是發達國家或地區，而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并不符合，它們大多呈遞增型或者N型。
因此，目前國內學者研究方向主要是針對我國的實際情況進行研究。根據研究對象不同，主要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以國內單個省或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環境質量為研究對象。
吳玉萍等（2002）[9]以北京市1985―1999年經濟與環境為研究對象建立計量模型，研究結果表明：各環境指標與人均GDP演替軌跡呈現顯著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特征，但比發達國家較早實現了其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轉折點，且到達轉折點的時間跨度小于發達國家。這表明，北京市已經進入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的后期階段。陳華文和劉康兵（2004）[10]以上海市1990―2001年的經濟與環境為研究對象，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對于多數指標而言，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假說成立，并且不同的環境質量指標對應于不同的轉折點。因此他們認為，從總體上講，經濟增長最終將會改善環境質量，但是需要政府通過政策來協助實現。張軍（2013）[11]以河南省2000―2010年各種時間序列的環境質量、經濟數據進行試算，實證結果表明：河南省的經濟與環境質量的關系不符合庫茨涅茲曲線，曲線呈現N型。
第二類是以多個省份和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環境質量為研究對象。
張成等（2011）[12]對中國31個省份1991―2008年的SO2排放量和人均GDP進行整體和分組檢驗，結果表明：全國人均SO2排放量和人均GDP之間符合倒“U”型關系，拐點為6 639元。當時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人均GDP超過了拐點，實現了“雙贏”，而剩余的28個省份的人均GDP則尚未達到這一理論拐點。高靜和黃繁華（2011）[13]利用中國30個省、市、自治區1995―2009年的人均CO2排放量和人均實際GDP的面板數據檢驗EKC曲線，研究表明：東部地區存在倒U型的EKC，西部地區存在正U的EKC，中部地區不存在EKC。王西琴等（2013）[14]在東中西部分別選擇兩個典型城市共6個城市，用這些城市1994―2009年的三種污染物（工業COD排放量、工業SO2排放量、工業固體廢棄物）的標準化均值表征綜合環境污染水平，人均GDP標準化值表征經濟發展水平，對各城市的EKC曲線驗證并且分析當前所處的階段。結果表明：東部地區的兩個城市已進入倒“U”型EKC曲線下降階段；中部地區兩個城市處于倒“U”型EKC曲線上升階段的后期；西部地區兩個城市處于倒“U”型EKC曲線的上升階段。
目前，評價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方法主要有主成分分析法、層次分析法、模糊數學法和系統動力學模型等。由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能夠更好地反映經濟是否對環境造成影響以及造成什么樣的影響，本文將基于EKC曲線分析法，采用我國31個省會城市和直轄市2003―2012年的面板數據，對經濟發展是否對環境質量（主要是空氣質量）產生影響進行驗證。
本文貢獻在于：第一，試圖通過建立基于面板數據分析的EKC模型來量化經濟增長與空氣質量的關系，研究對象是全國31個省會城市、直轄市2003―2012年的空氣質量和經濟發展水平。研究對象涉及我國各個省，地域面積廣，克服了研究單一城市的局限性。第二，采用最近十年的數據，可以為讀者提供最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空氣質量信息，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而且十年的數據可以克服單一年限的偶然性。第三，本文在建立EKC模型量化經濟增長與空氣質量關系時，并非只是單純的做空氣質量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計量模型，而是首先研究空氣質量與工業排放物等直接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然后在此基礎上引入了個體固定效應，排除了不隨時間變動的一些不可觀測的因素對空氣質量的影響。在直接因素和不隨時間變化的不可測因素都確定的情況下，做空氣質量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計量模型能更好地反映經濟發展水平對空氣質量的影響。
二、理論模型
（一）基本模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是由Grossman和Krueger[1]在1991年參照經濟學中的庫茲涅茨曲線研究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環境影響時首次提出的。List和Gallet[5]于1999年在其研究中提出理論模型，通過數學公式，將經濟發展等因素與環境質量聯系起來，以期發現經濟發展對環境質量的影響力。
其理論公式如式（1）所示：
Pjit=■xi=？茁jkiXjkit+？茲jiT+？著jit
其中，Pjit代表國家i在時間t內污染物j（j=SO2，NO2）的人均排放量；Xjkit代表國家i在時間t內外生參數K的矢量，當K=3時，方程為二次方，當K=4時，方程為三次方（Xjkit=1代表常數項）；T代表時間；？著是誤差項。
本文試圖通過建立基于面板數據分析的EKC模型來量化經濟增長與空氣質量的關系。建立引入經濟發展變量后的EKC模型為：
dayit=Xit？茁+？酌ln（gdp）it+？著it（2）
式（2）中，表示對數形式；day表示一年中達到二級質量天數；向量X是影響空氣質量的直接因素，包含3個變量，即二氧化氮（NO2）排放量、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以及可吸入顆粒物（PM10）含量；GDP是各城市人均實際GDP；？著為隨機擾動項，下標i和t表示第i個城市第t年的數據。
（二）變量選擇
本文選擇1999―2012年每年“空氣質量級別二級和好于二級的天數”作為被解釋變量，以反映各城市每年的空氣質量狀況。二氧化氮（NO2）排放量、二氧化硫（SO2）排放量、可吸入顆粒物（PM10）以及人均實際GDP作為解釋變量。由于北京市城區的統計數據不全，嚴重殘缺，因此普遍采用整個北京市的統計數據（包括郊區）。基于上述模型，本文設定因變量為一年中達到二級質量天數（day），自變量的選取與設定如下：
1. 人均實際GDP。人均GDP較地區生產總值更能體現該地區經濟所處的發展階段，而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往往體現著不同的能源消費強度和對環境保護的意識程度。空氣質量可能會因為人類的經濟活動而惡化，也可能會因生產技術的提高、環保投入的加大而改善。另外，由于我國目前大多數城市的發展主要是以第二產業為主的經濟增長，因此人均GDP也可以反映各城市第二產業的比重，從而反映對環境的影響程度。而人均實際GDP是在人均GDP的基礎上剔除了通貨膨脹的因素，使不同年份下的人均GDP具有可比性。本文選擇的是以2003年的物價水平作為基期。
2. 空氣污染指標。在研究影響空氣質量因素時，李玉敏等（2011）[15]認為主要的因素可能包括經濟整體增長、機動車保有量、第二產業產值占總產值的比重、綠色植被覆蓋率、能源結構和人口總量。本文認為，二氧化氮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以及可吸入顆粒物均是機動車保有量、第二產業產值占總產值的比重、綠色植被覆蓋率和能源結構的直接結果，因此直接由二氧化氮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以及空氣中可吸入顆粒物含量作為影響空氣質量的自變量更加直接和便利。雖然我國目前采取的是空氣質量指數（Air Quality Index，簡稱AQI）AQI來描述空氣質量，然而由于PM2.5指標是近兩年才開始統計，因此缺乏相關數據。我們采取計入空氣污染指數（Air pollution Index，簡稱API）API的三項指標來反映空氣的質量。這三項指標分別是二氧化硫排放量、氮氧化物排放量和粒徑小于10微米的懸浮顆粒物含量。
三、計量模型和分析
（一）模型
根據上面的理論模型，我們把計量模型設定如下：
dayit=Xit？茁+？酌ln（gdp）it+？著it（3）
其中，day為一年中達到二級質量天數，它是反映空氣質量的變量。向量X包含3個變量，即二氧化氮（NO2）排放量、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以及可吸入顆粒物含量（PM10）。向量X的各變量反映了影響空氣質量的工業排污因素，這些因素是影響空氣質量的直接原因。除了這些因素外，肯定還有其他因素影響空氣質量。我們重點考察影響空氣質量的經濟因素，這個因素我們用ln（gdp）來反映，它是各城市人均實際GDP的自然對數。人均實際GDP反映了城市的人民生活水平，同時也反映了該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我們把X所含變量作為控制變量。我們要重點考察的是，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用ln（gdp）表示）會導致較低的還是較高的空氣質量（用day表示）。
（二）數據
本文所選取的研究對象包括中國31個省會城市、直轄市，研究區間選取2003―2012年。以人均實際GDP（單位：元）表示經濟發展水平，采用2003年不變價格，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各省統計年鑒、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和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以空氣質量達到及好于二級的天數（單位：天）表示空氣質量，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空氣中二氧化氮的含量（單位：ug/m3）、二氧化硫的含量（單位：ug/m3）、可吸入顆粒物的含量（單位：ug/m3）為三個控制變量，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和國家統計局網站。
另外，關于缺值數據處理的特別說明。本文涉及的數據個別年份數值是缺失的，因此采用了以下兩種方式對其進行填補。一是采用插值法對缺失值處于前后年份數值已知中間的情況進行了填補。二是采用平均速率法對缺失值處于已經年份數值前后的情況進行了填補。第二種方式是通過已知中間幾年的數值計算出該地區的平均增長率，然后預測出后幾年數值和推出前幾年的數值。我們在表1和表2中分別列出各變量的描述統計量和各變量間的相關系數矩陣。從表2可以看出，ln（gdp）和day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相關關系。
（三）計量分析
我們在表3列出計量模型的回歸和檢驗結果。
在表3的第（1）列和第（2）列中，我們對影響二級天數的控制變量進行回歸，考察各種工業排放物對空氣質量的影響。列（1）使用OLS方法，而在列（2）中，我們加入了反映各個城市個體固定效應的30個虛擬變量。可以看出，在列（1）和列（2）中，二樣化氮、二氧化硫和可吸入顆粒物這三個變量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統計顯著，且符號為負。這兩列的結果沒有實質差別，但列（2）調整后的R2比列（1）高0.13，說明固定效應模型比OLS模型的解釋力高大約13%。這說明各種工業排放物對城市的空氣質量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并且，我們注意到列（1）調整后的R2達到了0.768，說明各種工業排放物的變動對各城市二級良天數的變動有很強的解釋力，這個解釋力達到了76.8%，而不隨時間變動的一些不可觀測的因素則可以解釋各城市環境質量變動的13%。當然，這并不是我們主要關心的問題，我們關心的是除了這些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包括經濟發展對城市空氣質量的影響，這種影響體現在誤差項中。
在考察主要控制變量對空氣質量的影響后，我們重點考察經濟發展水平對空氣質量的影響。我們在列（3）和列（4）中加入變量人均GDP的對數（ln（gdp）），列（3）為普通OLS，列（4）考慮了個體固定效應。結果顯示，無論是OLS模型，還是個體固定效應模型，ln（gdp）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統計顯著，并且符號均為正。這說明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對環境質量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較高經濟發展水平一般意味著較好的空氣質量。另外，注意到列（3）和列（4）調整的R2分別為0.775和0.904。列（3）調整的R2只比列（1）高0.007，而列（4）調整的R2只比列（2）高0.009。這種提高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說明經濟發展水平并不是空氣質量變動的主要原因，它對空氣質量變動的解釋力還不到1%。
鑒于經濟理論認為，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的軌跡可以用倒U型的EKC曲線表示，初期的經濟增長會帶來環境質量的惡化，到達一定程度后經濟增長將帶來環境質量的改善，即EKC曲線上存在一個拐點，拐點之前人均實際GDP上升導致環境質量惡化，到達拐點時，環境質量最差，之后隨著人均實際GDP的上升而有所改善，其實質是經濟增長短期內能帶來環境的惡化，長期帶來的是環境的改善。
我們在列（5）和列（6）中引入人均GDP對數的平方（[ln（gdp）]2）。同樣，列（5）使用OLS模型，而列（6）使用個體固定效應模型。結果顯示，[ln（gdp）]2的系數同樣在1%的水平顯著為正。另外，與列（3）和列（4）相比，列（5）和列（6）調整的R2沒有任何變動。這表明，要說明經濟發展水平對空氣質量的影響，使用人均實際GDP對數的線性形式和平方形式沒有本質差別。
考慮到ln（gdp）有可能存在的內生性，我們在列（7）和列（8）中分別使用OLS和固定效應模型的工具變量法進行估計，作為列（3）到列（6）估計結果的穩健性檢驗。結果顯示，ln（gdp）仍然顯著為正，調整的R2也沒有發生顯著的變化。這說明我們上面的分析是穩健的。
為了更直觀地說明上面分析中ln（gdp）對day的影響，我們用散點圖進行說明。我們首先對以下模型進行估計：
dayit=Xit？茁+？著it（4）
我們可以得到上述模型day的擬合值，我們把它定義為“正常二級質量天數”，它反映了受各種工業排放物的影響應該達到的二級質量天數，記為norm_day。那么，實際的二級質量天數（day）與正常二級質量天數（norm_day）的偏離，反映了工業排放物以外的其他因素包括經濟發展水平對空氣質量的影響。我們把這種偏離定義為異常的二級質量天數，用extra_day來表示，顯然它可以用上述模型的殘差來表示：
Extra_dayit=dayit-normdayit（5）
顯然，extra_day反映了二級質量天數不能由工業排放物解釋的部分。在圖1中，我們畫出了各城市人均實際GDP的對數與異常的二級質量天數（extra_day）之間的散點圖，并用二次曲線進行擬合。可以看出，31個省會城市、直轄市中，大多數城市的異常二級質量天數為正，這說明以我國各城市排放的工業污染來看，大多數城市的環境水平并不算差。而且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往往意味著二級質量天數越多。但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對其空氣質量水平的影響并不是決定性的，這從較為平緩的擬合線可以看出。
四、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以中國31個省會城市、直轄市2003―2012年的空氣質量和經濟發展水平為例，研究了經濟發展水平對空氣質量的影響。研究發現：空氣中二氧化氮的含量、二氧化硫的含量以及可吸入顆粒物的含量對空氣質量變動的解釋力超過了75%，不隨時間變動的一些不可觀測的因素可以解釋各城市空氣質量變動的13%，而經濟發展水平并不是空氣質量變動的主要原因，它對空氣質量變動的解釋力還不到1%。雖然經濟發展水平并不是空氣質量變動的主要原因，但它們依舊存在正相關的關系，即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往往意味著二級質量天數的增多，但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對其空氣質量水平的影響并不是決定性的。
由人均實際GDP對數和異常二級質量天數的擬合曲線可以看出：我國省會城市、直轄市的空氣質量與經濟發展的擬合曲線是正U型曲線最低點的右邊，但是斜率較小，即2003―2012年，我國省會城市、直轄市隨著經濟的發展，空氣質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改善程度有限。根據前人經驗，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是一條倒U形的曲線，即初期的經濟增長會帶來環境質量的惡化，到達一定程度后經濟增長將帶來環境質量的改善。我國省會城市、直轄市的曲線擬合只存在拐點后面的部分，即經濟增長帶來環境質量的改善，并沒有經濟增長帶來環境的惡化部分。分析其原因：（1）本文的樣本點取自2003―2012年，與前人研究相比，時間上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在此時間段內，政府和群眾都已經認識到了保護環境的重要性，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發展經濟。（2）本文的研究對象是中國31個省會城市、直轄市，而不是整個經濟體，空間上具有一定的獨立性。這些城市是我國較發達的城市，政府比較重視環境保護，并采取了相關的措施保護環境。然而在我國很多中小城市，政府和居民對環境的保護意識并不強。在相對獨立的空間里，各個省會城市相互的影響程度并不明顯。（3）居民對環境的保護意識在實際行為上的反應仍然較弱，各個地區對環境保護的宣傳工作作用不明顯。
空氣質量惡化是全民性問題，關乎全國人民的身體健康。從上面的結論可以看出，在我國注意環境保護后，環境污染程度有一定的改善，但是改善程度仍然不明顯，所以，我們若想徹底解決空氣污染問題，還需要做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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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 Cities' Economic Growth Affect Air Qual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31Cities in China
Chi Jianyu1， Zhang Yang2， Yan Siyu1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2.Schoo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關鍵詞：質量技術監督 地方經濟 影響
質量技術監督部門要切實履行社會對產品質量的要求，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思想，做到四個結合：堅持把解決當前突出問題和未來長遠問題結合起來；把轉變思想觀念與創新機制結合起來；把提高隊伍整體素質與增強基礎建設結合起來；把自身發展與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結合起來，努力實現質監事業與當地經濟的共同發展。
1、質量技術監督的重要地位
對產品質量技術實行監督有利于提高產品質量，維護市場秩序，保障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但是，目前中國產品質量面臨的形勢非常嚴峻，質量技術監督部門應以正確的質量觀為和科學發展觀為前提，以引進、推行先進的質量管理技術和方法為基礎，以加強政府自身建設為保障，以規范引導社會組織和個人為重點，從而提高質量技術監督部門對產品質量監管的有效性。
國家作為一個宏觀調控的杠桿，應該發揮其經濟管理的基本職能，為市場的產品做好質量監督工作，確保恢復市場一個健康和諧的競爭發展環境。尤其中國在實行改革開放，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也逐漸的融入了世界市場當中去，所以，未來的中國經濟面臨國際和國內的雙重競爭壓力。無論是何種形式和范圍的經濟競爭，歸根結底是商品質量和技術競爭
2、對現有質監事業現狀的總結
（1）質監的實際效果
生產許可證制度的效果：國家實行生產許可證的目的是規范市場，防止沒有生產能力的企業產品進入市場，是規范不成熟市場的一種補充。行政許可本身的缺點是如果生產許可獲權較難，而生產企業又很少時，獲得許可的單位或個人就會獲得壟斷地位，而造成損失；政府運行成本的增加，政府要制定準則，事前控制也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誘發腐敗現象和地方保護主義，從而掩蓋了行政許可制度本身的優點。
質監的檢查效果：國家監督抽查是技術監督部門開展的各種抽查中最重要的一種，但所占比例卻最小。抽查效果能否達到應有的作用，主要是看不合格產品的后處理工作是否有效果，而在現實工作中，后處理工作力度隨著國家、省級、地市級抽查的級別降低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企業整改率偏低，造成產品合格率處于偏低的地位。
行政執法的效果：質量技術監督部門開展的每一項打假工作基本上都是運動式的，農資、建材、食品、棉花各種專項打假工作每年都要安排數十個，其效果都是短期行為，這也是每當一起惡性事件發生時，在某位領導批示以后，打假效果只能夠短時顯現的原因之一。
（2）質量技術檢測水平有限
正規的質量技術檢測機構應該具有先進的檢測設備及高素質的檢測人員。但由于近幾年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檢測機構的總體技術水平落后于先進的社會生產力的需要。許多地方上的質量技術檢測機構檢測水平更是不足與之相比，根本沒有能力對所有需要檢測的項目實施檢測，因而只能對部分項目檢驗，更惡劣的是，有些機構直接偽造檢測數據，出具虛假檢測報告，嚴重影響了質量技術監督的實效性和市場規范性。
（3）認識上的不足
人們對質量技術監督及其實效性管理的目的認識不足，認為質量技術監督部門出具的檢測數據是評價部門業績的惟一標準，相關部門為了保護地方業績，不惜偽造檢測數據和檢測報告，以實現與企業之間的互利共贏，嚴重影響了產品質量技術監督的實效性，所得數據也不能真實反映出產品的真實質量。其實監督不是最終目的，真正的意義是通過監督，提高產品質量，維護市場秩序，保障消費者的合法權益，這是從整個社會和消費者的立場上考慮，而不是某些地方部門謀取業績的手段。
3、加強質量技術監督的有效措施
（1）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加強隊伍建設和素質教育
監管部門應該明確自己的職責，做到：責任、目標明確，措施得力，目標量化到崗位、確定到人頭，為各項質量監督工作提供組織保障，建立完善的考核機制；建立一支高素質的質量監督隊伍，可以采取外送、內部、崗位練兵和集中等多種培訓形式，分級負責、分層實施，讓每名質監員都能參加一次以上的業務學習，并定期召開質量監督討論會和分析會，加強信息溝通與交流，全面提升專、兼職質量監督員業務素質。
（2）堅持貼緊中心，認真履行職能
通過強化培育幫扶，使名牌戰略得到新進展。實施名牌戰略是質監部門履行職能與服務地方經濟發展的最佳結合點。把實施名牌戰略作為一項突出的戰略任務牢牢抓在手上，把工作的立足點和著力點牢牢定位在培育名牌、創建名牌和宣傳名牌上，對列入培育計劃中的企業在政策及技術方面予以重點扶持，免費為其開展質量培訓，幫助完善質量保證體系、計量檢測體系和標準化體系，幫助企業走上質量效益型發展道路，為地方經濟的發展注入生機和活力。
（3）實行質量獎懲制度
為了全面提高企業對質量提高的認識和積極配合程度，國家應該對于嚴格保證產品質量的企業或者企業管理者進行相應的資金、優惠政策上的獎勵，鼓勵他們保持正確質量觀的良好風氣；同時對于嚴重違反質量要求的企業要勒令其限期整改，對屢教不改的企業可以進行必要的經濟處罰，根據違法程度給予不同的懲罰，讓其對自己的不法行為負責，切實保證消費者的合法權益，規范市場行為，促進地方經濟的健康發展。
（4）倡導正確的質量觀
質量是民族文化的體現，是國民素質的體現，質量問題不僅僅是企業的形象和效益問題，更關系到社會主義經濟能否健康發展的政治大事，質量技術監督部門的首要職責是在全社會進行大力宣傳、倡導、推進先進的質量文化，消費者也應該形成正確的質量意識，不要貪圖經濟上的優惠而選擇沒有質量保證的產品，滋生不良的市場消費觀念。在新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公司應結合質量技術工作實際，研究和探討質量技術監督運行機制，不斷探索、創新質量技術監督新方法。
（5）加高市場準入門檻
嚴格產品市場準入制度，運用生產許可、強制認證、注冊備案等手段，嚴把市場準入關。對高風險的產品，要提高市場準入門檻和質監制度，嚴格資格審查。要建立生產許可后續監管制度，實現與發證審查制度的對接和互動，形成完整的生產許可監管鏈條。要加大對關系健康安全、公共安全、國計民生、農民利益產品的監督力度，嚴厲查處違法行為，建立質監部門與相關執法部門聯席機制，定期通報情況，加強溝通協調，形成執法合力。
（6）加強輿論監督的作用
輿論宣傳是一種低成本、效果好、成效快的質量技術監督管理方法，是有效的抵制不正規企業的有效手段，只有加大對監督檢查不合格企業的曝光力度，才能不斷提高監督檢查制度對那些質量違法、違規行為的震懾力。由于假冒偽劣產品制售過程具有隱蔽性及對抗性等特點，不宜被發覺，因而要廣泛發動群眾，依靠群眾，鼓勵大家共同努力，從而提高質量技術監督實效性管理。
4、結語
對產品質量技術進行有效的監督檢查是提高產品質量，推動技術進步，維護市場秩序，保障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和保證市場規范運行的有效舉措，也是保證地方經濟正常運行的有效途徑之一。在實施過程中監管部門要做到科學、公正，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切實履行好自己的監管職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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