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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世界上稻作農業最早的發生地。根據中國史前考古學研究和對古代植物遺存的分析鑒定成果，中國栽培稻的起源，大約始于公元前10000年前后，整個中國史前稻作農業大致可劃分為四個發展階段。
1．栽培稻的起源
栽培稻的起源是一個十分緩慢的過程，從理論上講，栽培稻的起源，是發生在有人類活動的野生稻分布區域內。
關于稻作的起源，曾流行過農學方面的、民族學方面的和考古學方面的多種看法。
我曾提出栽培稻起源于中國南方腹心地帶，主要是根據近十年來的兩項考古發現提出的。
一項是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的發現。
另一項是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的發現。
這兩項重要發現及初步研究成果，已告訴我們中國栽培稻起源的時間與區域。
中國栽培稻起源時間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中國栽培稻發生的區域可初步圈定在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至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范圍內。
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至道縣玉蟾巖遺址的這一區域，從水系上分析，屬長江流域；從地形和氣候上分析，屬華南亞熱帶；而從整個中國的地形分析，它處于中國南方的腹心地帶，即秦嶺——淮河以南地區的腹心地區。
該區域的東部為武夷山，西部為中國地形上的第二級階梯的前沿——雪峰山，北部為南丘嶺與幕阜山，南部為南嶺。其中，東北部可包括浙江西部仙霞嶺與千里崗之間的衢州一帶。從平面上看，這一地區似呈不規則四邊部，又似呈斜目形。從整個中國南方的地形來看，這一地區位于第三級階梯的西部，屬中國南方的腹心地帶。據此可以認為中國栽培稻是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起源于中國南方腹心地區，包括其四周的山問谷地。
2．史前稻作農業的興起
目前考古發現的史前稻作農業興起階段的文化遺存，主要有分布在兩湖平原西部地區的彭頭山文化和分布在淮河上游支流沙河、汝河、洪河流域的裴李崗文化賈湖類型。此外，錢塘江流域也有了新的發現。
彭頭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北部的環洞庭湖西北至南部的平原地區及湖北西部枝城至秭歸的長江沿岸地帶，其年代約公元前6500～前5500年。表明其稻作農業興起的關鍵性證據，是發現了大量的栽培稻遺存。
裴李崗文化賈湖類型分布在河南省中、東部平原地區，年代在公元前6800～前5800年。目前發現的稻作遺存，主要見于舞陽賈湖遺址。
錢塘江流域的新發現，是近年來在浙江中部盆地的浦江縣上山遺址發現了約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遺存。
在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偏晚階段，原始稻作農業除了在洞庭湖區域與鄂西長江沿岸地區、錢塘江流域及淮河上游地區發展外，還擴展至陜南漢水谷地。
3．史前稻作農業的初步發展
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前，原始稻作農業文化已發展至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區、贛江流域、閩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黃河中下游的部分區域。已發現稻作遺存的有長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與崧澤文化、北陰陽營文化，長江中游的湯家崗文化、大溪文化、薛家崗文化、贛江流域的拾年山一、二期文化、江淮東部的龍虬莊文化、淮河中游地區的侯家寨文化等，在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中亦有一些遺址出土了稻作遺存。其中以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龍虬莊文化、大溪文化的稻作遺存最為豐富，并做了鑒定分析。
這時期稻作農業向北方的發展，已超越了前一時期，到達北緯35°左右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如在江蘇連云港二澗村、河南鄭州大河村、洛陽西高崖等遺址都發現了稻殼印痕。陜西華縣泉護村遺址發現了可能是稻谷的痕跡。黃淮地區是當時的稻粟混作區。
4．史前稻作農業的成熟發展
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前至公元前2000年前，是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的成熟發展時期，有的地區大約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就開始進入原始農業的成熟發展期。
成熟發展階段的原始稻作農業文化，其分布范圍大體與初步發展階段的分布范圍相同，南起嶺南，北至山東棲霞、河南汝州、陜西扶風一帶，西到長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東臨海濱。已發現稻作遺存的有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長江中游的屈家嶺文化與石家河文化、贛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嶺南的石峽文化、海岱與皖北地區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與山東龍山文化、中原地區的河南龍山文化、渭河流域的扶風案板三期文化遺存，以及臺北、臺中、屏東等地。其中以良渚文化、屈家嶺文化與石家河文化、樊城堆文化的稻作遺存最為豐富。黃淮地區仍然是稻粟混作區。而嶺南與臺灣等自然食物來源十分豐富的地區，在這時期已確立了稻作的種植。
二、中國史前稻作農業各發展階段的主要文化特征
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的文化特征，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是有區別的。
1．栽培稻起源階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在栽培稻起源階段，與栽培稻發生有關的工具等文化面貌的變化，亦有反映。如玉蟾巖遺址新出現了鋤形石器、骨鏟，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中出現了磨制石器，穿孔蚌器的數量增加、個體較大、穿孔孔徑小而圓滑，出現雙孔蚌器，或可稱為蚌耜等。這些新穎的工具是否就是與稻的栽培和收割有關，目前尚不能確定，但應與栽培稻出現的經濟生活有關。
至于與飲食活動有關的陶器，在栽培稻發生之前就已經起源，中國陶器的起源在距今15000年前(1)；至栽培稻起源階段，陶器的制作有了改進。如玉蟾巖陶泥(片)中有意識地拌入攙和料；在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發現的陶片，還有繩紋、條紋與素面之分，器型有罐、缽兩種，制法除貼片外，還有泥條疊筑法。陶器在人們生活中的作用，因栽培作物的產生而逐步顯得重要了。
2．史前稻作農業興起階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表明彭頭山文化原始農業興起的主要標志還有聚落址的出現。目前已發現彭頭山文化時期的聚落址有近20處，以八十垱與彭頭山遺址的規模較大。八十垱遺址屬低崗遺址，由圍壕和圍墻圈圍，平面呈長方形，近南北向，現存部分南北長約110米，東西寬約70～80米，環繞面積近8000平方米。圍墻頂寬約3米，圍壕在圍墻外側，底寬約3．5米，溝底距墻頂高2米。在圍墻以內已發現多座成排布置的房基及一座海星狀高臺建筑址。彭頭山聚落址亦為低崗遺址，位于八十垱遺址東北25公里，已發現房址、灰坑、墓葬等。房址為平面近方形、面積約30多平方米的地面建筑址和平面呈不規則圓形的小型半地穴式建筑址，保存較差。墓葬18座，為二次葬，每墓都有1至4件陶器隨葬(2)。這種具有固定居住條件、規模較大的聚落址，尤其是帶有防護屏障的聚落址的出現，無疑是以原始農業興起為依托的，而這種聚落址的出現也促進了原始農業的發展。
表明彭頭山文化原始農業興起的工具方面的證據還不多，也許是竹、木質工具已腐朽而沒有保存下來。在八十垱遺址曾發現木鏟與木耒(3)。就已發現的石器而言，打制石器、細小燧石器等是前期文化的延續外，出現了少量磨制石器，如小型石斧等，但不能確定其為農業生產工具。沒有形成專門的石質農業生產工具可能是中國南方地區史前稻作農業興起階段的特征。
與賈湖原始稻作農業大致同步興起的是賈湖聚落址的出現。
賈湖聚落址位于沙河與澧河之間，比河堤低3米左右，面積較大，達55000平方米。在已發掘的2350多平方米內發現房址45座、灰坑370座、陶窯9座、墓葬349座、甕棺32座、埋狗坑1O座，以及數千件陶、石、骨器等。這些都表明當時的聚落規模較大，人口已達到一定的數量。墓葬中出土的5、6、7、8孔笛形骨管樂器、龜甲響器及龜甲上的契刻符號等，反映出當時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伴隨著原始農業的興起而開始發展起來。
賈湖聚落址出土的工具種類較彭頭山文化的為多，有石、骨角、牙器等，以石工具為主，琢、磨制石工具開始大量出現。可確定為農業工具的有石鏟、石鐮、石刀、石磨盤、石磨棒及骨耜等。磨制石農具的出現是原始農業興起的重要特征。
從聚落址規模及其房址、墓葬、生產工具、生活用具等內涵分析，賈湖聚落址的原始稻作農業的發展水平似高于彭頭山文化的原始稻作農業的發展水平，但此時的原始稻作農業都處于興起階段。據對賈湖聚落址出土的農業工具、狩獵工具、捕撈工具的數量比例分析，其原始農業經濟比重約占當時整個社會經濟的四分之一以上，狩獵、捕撈、采集經濟仍占有相當大的比重。
3．史前稻作農業初步發展階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這時期的稻作遺存充分表明，稻作農業在公元前5000～前3000多年間得到了明顯的發展。稻作農業的覆蓋面達到中國第三級階地南方地區的主要區域，稻作農業的規模逐漸擴大，品種也在逐漸優化，產量逐漸提高。尤其是有田埂、配有灌溉設施的稻田的發現，發明這時期的稻作種植進入了小田塊管理的階段，人工對稻谷栽培的農事活動十分明顯。小田塊管理應是原始稻作農業初步發展階段的一項重要特征。
稻作農業生產工具在這一階段有著明顯的發展，磨光石器如鏟、斧、刀等開始較多的使用。最為突出的是在河姆渡遺址發現了170多件骨耜，有雙齒刃骨耜、斜刃骨耜、平刃骨耜等幾種，還有骨平田器等。在鲞架山遺址出有木耜、角質鶴嘴鋤，慈湖遺址出有木鋤與木平田器，在草鞋山遺址、青墩遺址、羅家角遺址都出有骨耜，等等。大量骨耜、木耜，以及石鏟的發現，是當時處于耜耕農業階段的重要證據。
在原始稻作農業初步發展階段，手工業和家畜飼養也都有了明顯的發展。其中手工業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出現了玉器、漆器、刻紋白陶的制作與蠶絲編織等。如河姆渡文化中的玉塊、玉璜、漆碗、象牙雕刻、織布機工具與腹刻蠶紋的牙雕小盅等，大溪文化中的刻紋白陶盤等。飼養的家畜除豬、狗外，可能還有牛、羊等(4)
原始稻作農業文化區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此時開始豐富起來。如湖南澧縣城頭山遺址的大溪文化的祭壇、浙江桐鄉羅家角遺址出土的馬家浜文化的男性塑像、余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雙鳥朝陽”紋象牙雕刻品等。
這時期的聚落也得到了快速發展。主要表現在聚落址密度和單個聚落址面積的增加和聚落功能的完善。其中尤以太湖與杭州灣地區及兩湖平原地區的發展較快。河姆渡遺址發現的桿欄式房屋是當時最為進步的木構建筑，澧縣城頭山城址為中國最早的城濠聚落址。這種文化現象與這兩地的稻作種植業發展較快密切相關。
4．史前稻作農業成熟發展階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這時期，在各個區域內反映稻作農業發達程度的農業生產工具，都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尤以良渚文化的最為進步。主要是形成了種類較多的成套的農業工具。良渚文化的石質農業工具有犁、斜柄破土器、耜、鏟、耘田器、鐮、侄等，大都制作精細，另有角鋤、木平田器等。石犁、斜柄破土器和耘田器的出現，表明當時耕作技術的提高。石犁用于翻土，雖然對其是借助人力翻土還是牲畜拉犁翻土尚不能確定，但據其形制呈三角形，可確認當時出現了原始犁。耘田器可能是中耕的工具。也可能是用于平田的。農業生產工具表明，良渚文化的稻作農業可能是當時最發達的。
原始稻作農業成熟發展的另一項特征，是家畜的飼養有了明顯的發展，在一些區域，飼養的家畜已成為當時人們肉食的主要來源。(5)
表明原始稻作農業成熟發展的另一方面的重要現象，是原始手工業的興盛。因為只有農業的發展，糧食剩余，才能允許一批人專門從事手工業生產。這時期，原始手工業開始興盛起來，如制陶、制玉、紡織、髹漆、竹木制做、象雅雕刻和鑲嵌等獲得空前的發展，尤以玉器的制作最為顯著。在太湖及杭州灣地區的良渚文化、巢湖地區的含山凌家灘文化遺存、江漢地區的石家河文化中玉器制作品成為時代的特征。而最為重要的是鑄造銅器的出現，如湖北京山石家河羅家柏嶺遺址石家河文化層中發現了銅器殘片和銅綠石與銅渣等(6)。釀酒業也可能在這時期出現，良渚文化中的雙鼻壺、帶流寬鋬杯、屈家嶺文化中的壺形器、薄胎陶杯等，制作精致，可能是酒器，釀酒是糧食剩余現象的副產品。
原始稻作農業成熟發展的最突出的表現，還有建立在原始農業基礎之上的社會形態的發展。如太湖與杭州灣地區、江漢平原地區的中心聚落群址的出現和原始城址的發展，大型宗教建筑及原始宗教活動遺存、大型祭壇墓地、原始文字的產生，擁有王權與神權人物的誕生等，表明這兩個地區的社會走近了文明社會。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的邁進，無疑是原始農業成熟發展的結果。
三、中國史前稻作農業起源與發展若干問題的進一步探索
1．農業起源的概念
以往，通常將農作物栽培的起源就作為農業的起源。
其實，根據現在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來看，農業起源應該分為兩個發展階段，即農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農業的興起。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農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植物經人工干預后轉變成栽培作物，也就是人類栽培作物這種食物生產的最初產生。在栽培作物起源階段，人類社會的經濟形態并沒有發生太多的變化，與此相聯系的文化上的變化亦是十分微弱的。
原始農業的興起是指農作物的種植達到了一定的規模、成為當時居民的一種重要的生計從業活動。農業經濟成為當時社會經濟中一項重要的內容，對社會發展產生了明顯的推進作用。與此相聯系的是文化上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農作物栽培的起源與原始農業的興起，在考古學文化上的反映有著很大的區別，其發生的時間亦有先后之分。栽培作物起源在前，原始農業興起在后。農業起源研究主要是指這兩項內容的研究。
2．原始農業興起階段的主要特征
從史前稻作農業發展階段及其主要的文化特征可以看出，原始農業的興起與聚落址的出現密切相關，原始農業的興起又使生產王具出現變化，原始農業的興起還使飼養家畜成為可能。
前述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表明，在原始農業興起階段，農作物遺存、聚落址、農業生產工具、家畜飼養等都已出現。而在農作物栽培起源階段，聚落址、農業生產工具、家畜飼養等特征尚未形成。所以，除了農作物外，聚落址、農業生產工具、飼養家畜等都是說明原始農業興起的重要特征。
據此，應將農作物遺存、聚落址、農業生產工具(尤其是磨制的石質農業生產工具)、家畜飼養作為原始農業興起的四大標志。此外，因原始農業的興起，人們的活動內容開始豐富起來，精神文化生活內容自然也就豐富起來，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宗教意識也開始興盛起來。
3．稻作農業起源的形式
關于稻作農業起源的形式，1998年我曾提出：“中心起源、邊緣發展”的看法。即：
大約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在包括野生稻在內的自然食物來源充足的中國南方腹心地帶內，長期過著穩定的狩獵與采集生活的人們，逐漸認識到野生稻的食用價值，并經過長期的觀察，初步掌握了野生稻的生長特征，產生了對野生稻的試種興趣。伴隨著首批試種稻的成功，試種稻規模逐年擴大，稻的野生特征逐漸向栽培特征轉化。其結果，試種稻逐步成為人們穩定的食物來源之一，野生稻變成了古栽培稻。
栽培稻在中國南方腹心地帶起源之后，并未在這自然食物來源充足的區域內直接得到成規模的發展，而是在中國南方腹心地帶西北側的兩湖平原西部地區和可能在其東北側的錢塘江流域率先得到發展。這兩個地區緊挨著中國南方腹心地帶，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區”的邊緣，自然食物來源不如腹心地帶的充足，但是具備發展稻作生產所需的各種條件。當那里的人們掌握了稻作栽培技術，或是帶著稻作栽培技術的人們來到這里之后，發展稻作農業以解決食物來源問題，便成為當時迫切的社會需求。于是稻作農業率先在這兩個地區得到發展，并以其顯著的社會效益影響著周邊地區。伴隨著全新世暖濕氣候效應逐漸北進，稻作農業也逐步向緯度較高、適于稻作生產的淮河流域推進。
“中心起源、邊緣發展”的這一看法，可簡明如下：
栽培稻大約在公元前10000年起源于自然食物來源充足的中國南方腹心地帶，于公元前7000年后發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區”邊緣的兩湖平原西部地區和錢塘江流域，并逐步向淮河流域推進，即“中心起源、邊緣發展”。(7)
現在我仍維持這一看法，并做一點補證。
1998年我提出稻作農業起源的形式是：“中心起源、邊緣發展”時，錢塘江流域還未發現原始稻作農業興起階段的文化遺存，我只是從宏觀上根據一些現象推測錢塘江流域應有公元前5000年前至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原始稻作農業文化遺存。后來，在浙江蕭山跨湖橋遺址發現確認了公元前5000～公元前6000年的稻作農業文化遺存；近年來又發現了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浦江縣上山遺址，為“中心起源、邊緣發展”說提供了新的證據。
上山遺址位于浙江中部盆地，這一帶是連接杭州灣地區和衢州通道的主要地區。
在上山遺址的發現，主要有以下幾項(8)。
(1)發現了可能是干欄式的建筑址，表明當時處于定居。
(2)發現了大量的稻作遺存，主要是陶片中夾有稻谷殼。經初步觀察是一些經人類選擇的早期栽培稻。這種將稻谷殼作為制作陶器的陶泥滲和料，在彭頭山文化中也有發現。是表明稻作農業已經形成的重要證據。
(3)發現的工具有石磨盤、磨棒、石球、穿孔器、礪石，還發現了通體磨制及局部磨制的斧形、錛形石器等。表現出進步的特征。
(4)陶器器形有多種，以盆形器為主，另有釜、罐，還出現了圈足和假圈足器。這是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圈足陶器。
以上這些現象都表現出上山文化遺存的進步特征，表明當時的稻作農業已經興起。
同時，我們也看到，上山文化遺存的文化面貌雖然十分獨特，但也存在著與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等文化遺存的聯系。
如上山遺址的穿孔石器，見于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從華南地區穿孔石器的發現情況分析，穿孔石器是舊石器時代末期至新石器時代早期的一種在特定的生存狀態下形成的一種特殊的工具。
上山遺址發現有這種工具，表明浙江中部盆地的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農業文化遺存，與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吊桶環栽培稻起源階段的文化遺存有關。證實了我們對錢塘江流域原始稻作農業起源問題的看法和原始稻作農業起源的形式為“中心起源、邊緣發展”的觀點。
現在，根據上山遺址的發現，還可進一步推測，杭州灣地區及錢塘江下游的跨湖橋文化遺存、河姆渡文化，也許還包括馬家浜文化的稻作文化遺存，可能是由浙中盆地上山這類稻作文化遺存發展而來的。這有待于今后的發展與研究來證實。
4．原始稻作農業經濟的發展對文明起源的作用
我準備從兩個地區，即環太湖地區和兩湖平原地區，來談這個問題。
在環太湖地區，原始稻作農業大約是在公元前4700年以后才開始得到快速的發展。相應的是，那里的社會也是從那時開始快速發展的。如聚落增多，家畜飼養發展，手工業制品種類豐富。
而原始稻作農業在當時社會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則是在公元前4000年以后，即進入崧澤文化時期才開始逐漸發生的。如崧澤文化進期的采集、狩獵經濟的比重，較前一階段有了顯著的下降。這主要表現在文化遺存中的動物骨骼的種類與數量，以及狩獵工具的種類與數量，在崧澤文化時期明顯減少。這說明崧澤文化時期的食物生產(主要是稻作農業生產)的比重較馬家浜文化時期有了顯著的提高。相應的是，崧澤文化的社會又有了明顯的發展。如出現用家豬下顎骨隨葬，反映了開始將家豬作為財富之一，同時也表明家豬飼養的發展；更重要的是一些文明因素相繼在崧澤文化時期出現，如土墩墓地、墓地中的燎祭現象，出現小玉璧、玉琀等。
良渚文化時期，原始稻作農業進入成熟發展階段，最主要的證據稻作農業工具方面出現了用于犁耕、中耕、收割等種類較多的成套農具，出現了釀酒。與此相應的是，良渚文化時期聚落址猛增，出現聚落群，反映了人口增加；家畜飼養發展，肉食家畜比重顯著增加，原始手工業興盛。更為重要的是，在農業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環太湖地區，大約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800年前，社會逐漸步入“古國”發展階段。主要證據是莫角山中心聚落群的出現，瑤山、反山等祭壇墓地等的形成。
兩湖平原地區的原始稻作農業大約是在公元前4500年前后的湯家崗文化時期開始得到快速發展的，出現了水田稻。
至大溪文化時期，原始稻作農業在社會經濟中的比重逐漸加大，出現了可能是貯藏糧食的大型陶器。相應的是大溪文化時期的聚落增多。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出現城墻圈圍的中心聚落，制陶業發展，出現祭壇等。
至大溪文化晚期，社會分化逐漸明顯，出現石鉞。
至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屈家嶺文化時期，原始稻作農業進入成熟發展時期，可能已有釀酒。相應的是，社會發展可能進入“古國階段”，主要證據是中心聚落群出現，如石家河聚落群，城成批出現，已發現9座城址，還出現了大型宗教活動場所等。
環太湖和兩湖平原地區原始稻作農業的發展過程及其對文明起源的作用，以及良渚文化和屈家嶺文化的文明化過程是在原始稻作農業充分發展的基礎上進行的這一實例，充分說明了農業是文明形成與發展的重要基礎。
注釋：
(1)朱乃誠：《中國新石器吋代幾種主要特征的起源——兼論中國新石器時代開始的標志》，《21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中國禮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朱乃誠：《中國陶器的起源》，《考古》2004年第6期。
(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縣彭頭山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0年第8期。
(3)裴安平：《澧縣八十垱遺址出土大量珍貴文物》，《中國文物報》1998年2月8日。
(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省博物館：《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遺址考古隊：《浙江河姆渡遺址第二期發掘的主要收獲》，《文物》1980年第5期。
(5)袁靖：《論中國新石器時代居民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考古學報》1999午第1期。
(6)湖北行文物號占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羅家柏嶺新石器石代遺址》，《考古學報》1994年第2期。
中國是世界上稻作農業最早的發生地。根據中國史前考古學研究和對古代植物遺存的分析鑒定成果，中國栽培稻的起源，大約始于公元前10000年前后，整個中國史前稻作農業大致可劃分為四個發展階段。
1．栽培稻的起源
栽培稻的起源是一個十分緩慢的過程，從理論上講，栽培稻的起源，是發生在有人類活動的野生稻分布區域內。
關于稻作的起源，曾流行過農學方面的、民族學方面的和考古學方面的多種看法。
我曾提出栽培稻起源于中國南方腹心地帶，主要是根據近十年來的兩項考古發現提出的。
一項是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的發現。
另一項是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的發現。
這兩項重要發現及初步研究成果，已告訴我們中國栽培稻起源的時間與區域。
中國栽培稻起源時間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中國栽培稻發生的區域可初步圈定在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至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范圍內。
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至道縣玉蟾巖遺址的這一區域，從水系上分析，屬長江流域；從地形和氣候上分析，屬華南亞熱帶；而從整個中國的地形分析，它處于中國南方的腹心地帶，即秦嶺——淮河以南地區的腹心地區。
該區域的東部為武夷山，西部為中國地形上的第二級階梯的前沿——雪峰山，北部為南丘嶺與幕阜山，南部為南嶺。其中，東北部可包括浙江西部仙霞嶺與千里崗之間的衢州一帶。從平面上看，這一地區似呈不規則四邊部，又似呈斜目形。從整個中國南方的地形來看，這一地區位于第三級階梯的西部，屬中國南方的腹心地帶。據此可以認為中國栽培稻是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起源于中國南方腹心地區，包括其四周的山問谷地。
2．史前稻作農業的興起
目前考古發現的史前稻作農業興起階段的文化遺存，主要有分布在兩湖平原西部地區的彭頭山文化和分布在淮河上游支流沙河、汝河、洪河流域的裴李崗文化賈湖類型。此外，錢塘江流域也有了新的發現。
彭頭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北部的環洞庭湖西北至南部的平原地區及湖北西部枝城至秭歸的長江沿岸地帶，其年代約公元前6500～前5500年。表明其稻作農業興起的關鍵性證據，是發現了大量的栽培稻遺存。
裴李崗文化賈湖類型分布在河南省中、東部平原地區，年代在公元前6800～前5800年。目前發現的稻作遺存，主要見于舞陽賈湖遺址。
錢塘江流域的新發現，是近年來在浙江中部盆地的浦江縣上山遺址發現了約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遺存。
在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偏晚階段，原始稻作農業除了在洞庭湖區域與鄂西長江沿岸地區、錢塘江流域及淮河上游地區發展外，還擴展至陜南漢水谷地。
3．史前稻作農業的初步發展
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前，原始稻作農業文化已發展至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區、贛江流域、閩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黃河中下游的部分區域。已發現稻作遺存的有長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與崧澤文化、北陰陽營文化，長江中游的湯家崗文化、大溪文化、薛家崗文化、贛江流域的拾年山一、二期文化、江淮東部的龍虬莊文化、淮河中游地區的侯家寨文化等，在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中亦有一些遺址出土了稻作遺存。其中以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龍虬莊文化、大溪文化的稻作遺存最為豐富，并做了鑒定分析。
這時期稻作農業向北方的發展，已超越了前一時期，到達北緯35°左右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如在江蘇連云港二澗村、河南鄭州大河村、洛陽西高崖等遺址都發現了稻殼印痕。陜西華縣泉護村遺址發現了可能是稻谷的痕跡。黃淮地區是當時的稻粟混作區。
4．史前稻作農業的成熟發展
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前至公元前2000年前，是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的成熟發展時期，有的地區大約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就開始進入原始農業的成熟發展期。
成熟發展階段的原始稻作農業文化，其分布范圍大體與初步發展階段的分布范圍相同，南起嶺南，北至山東棲霞、河南汝州、陜西扶風一帶，西到長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東臨海濱。已發現稻作遺存的有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長江中游的屈家嶺文化與石家河文化、贛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嶺南的石峽文化、海岱與皖北地區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與山東龍山文化、中原地區的河南龍山文化、渭河流域的扶風案板三期文化遺存，以及臺北、臺中、屏東等地。其中以良渚文化、屈家嶺文化與石家河文化、樊城堆文化的稻作遺存最為豐富。黃淮地區仍然是稻粟混作區。而嶺南與臺灣等自然食物來源十分豐富的地區，在這時期已確立了稻作的種植。
二、中國史前稻作農業各發展階段的主要文化特征
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的文化特征，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是有區別的。
1．栽培稻起源階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在栽培稻起源階段，與栽培稻發生有關的工具等文化面貌的變化，亦有反映。如玉蟾巖遺址新出現了鋤形石器、骨鏟，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中出現了磨制石器，穿孔蚌器的數量增加、個體較大、穿孔孔徑小而圓滑，出現雙孔蚌器，或可稱為蚌耜等。這些新穎的工具是否就是與稻的栽培和收割有關，目前尚不能確定，但應與栽培稻出現的經濟生活有關。
至于與飲食活動有關的陶器，在栽培稻發生之前就已經起源，中國陶器的起源在距今15000年前(1)；至栽培稻起源階段，陶器的制作有了改進。如玉蟾巖陶泥(片)中有意識地拌入攙和料；在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發現的陶片，還有繩紋、條紋與素面之分，器型有罐、缽兩種，制法除貼片外，還有泥條疊筑法。陶器在人們生活中的作用，因栽培作物的產生而逐步顯得重要了。
2．史前稻作農業興起階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表明彭頭山文化原始農業興起的主要標志還有聚落址的出現。目前已發現彭頭山文化時期的聚落址有近20處，以八十垱與彭頭山遺址的規模較大。八十垱遺址屬低崗遺址，由圍壕和圍墻圈圍，平面呈長方形，近南北向，現存部分南北長約110米，東西寬約70～80米，環繞面積近8000平方米。圍墻頂寬約3米，圍壕在圍墻外側，底寬約3．5米，溝底距墻頂高2米。在圍墻以內已發現多座成排布置的房基及一座海星狀高臺建筑址。彭頭山聚落址亦為低崗遺址，位于八十垱遺址東北25公里，已發現房址、灰坑、墓葬等。房址為平面近方形、面積約30多平方米的地面建筑址和平面呈不規則圓形的小型半地穴式建筑址，保存較差。墓葬18座，為二次葬，每墓都有1至4件陶器隨葬(2)。這種具有固定居住條件、規模較大的聚落址，尤其是帶有防護屏障的聚落址的出現，無疑是以原始農業興起為依托的，而這種聚落址的出現也促進了原始農業的發展。
表明彭頭山文化原始農業興起的工具方面的證據還不多，也許是竹、木質工具已腐朽而沒有保存下來。在八十垱遺址曾發現木鏟與木耒(3)。就已發現的石器而言，打制石器、細小燧石器等是前期文化的延續外，出現了少量磨制石器，如小型石斧等，但不能確定其為農業生產工具。沒有形成專門的石質農業生產工具可能是中國南方地區史前稻作農業興起階段的特征。
與賈湖原始稻作農業大致同步興起的是賈湖聚落址的出現。
賈湖聚落址位于沙河與澧河之間，比河堤低3米左右，面積較大，達55000平方米。在已發掘的2350多平方米內發現房址45座、灰坑370座、陶窯9座、墓葬349座、甕棺32座、埋狗坑1O座，以及數千件陶、石、骨器等。這些都表明當時的聚落規模較大，人口已達到一定的數量。墓葬中出土的5、6、7、8孔笛形骨管樂器、龜甲響器及龜甲上的契刻符號等，反映出當時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伴隨著原始農業的興起而開始發展起來。
賈湖聚落址出土的工具種類較彭頭山文化的為多，有石、骨角、牙器等，以石工具為主，琢、磨制石工具開始大量出現。可確定為農業工具的有石鏟、石鐮、石刀、石磨盤、石磨棒及骨耜等。磨制石農具的出現是原始農業興起的重要特征。
從聚落址規模及其房址、墓葬、生產工具、生活用具等內涵分析，賈湖聚落址的原始稻作農業的發展水平似高于彭頭山文化的原始稻作農業的發展水平，但此時的原始稻作農業都處于興起階段。據對賈湖聚落址出土的農業工具、狩獵工具、捕撈工具的數量比例分析，其原始農業經濟比重約占當時整個社會經濟的四分之一以上，狩獵、捕撈、采集經濟仍占有相當大的比重。
3．史前稻作農業初步發展階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這時期的稻作遺存充分表明，稻作農業在公元前5000～前3000多年間得到了明顯的發展。稻作農業的覆蓋面達到中國第三級階地南方地區的主要區域，稻作農業的規模逐漸擴大，品種也在逐漸優化，產量逐漸提高。尤其是有田埂、配有灌溉設施的稻田的發現，發明這時期的稻作種植進入了小田塊管理的階段，人工對稻谷栽培的農事活動十分明顯。小田塊管理應是原始稻作農業初步發展階段的一項重要特征。
稻作農業生產工具在這一階段有著明顯的發展，磨光石器如鏟、斧、刀等開始較多的使用。最為突出的是在河姆渡遺址發現了170多件骨耜，有雙齒刃骨耜、斜刃骨耜、平刃骨耜等幾種，還有骨平田器等。在鲞架山遺址出有木耜、角質鶴嘴鋤，慈湖遺址出有木鋤與木平田器，在草鞋山遺址、青墩遺址、羅家角遺址都出有骨耜，等等。大量骨耜、木耜，以及石鏟的發現，是當時處于耜耕農業階段的重要證據。
在原始稻作農業初步發展階段，手工業和家畜飼養也都有了明顯的發展。其中手工業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出現了玉器、漆器、刻紋白陶的制作與蠶絲編織等。如河姆渡文化中的玉塊、玉璜、漆碗、象牙雕刻、織布機工具與腹刻蠶紋的牙雕小盅等，大溪文化中的刻紋白陶盤等。飼養的家畜除豬、狗外，可能還有牛、羊等(4)
原始稻作農業文化區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此時開始豐富起來。如湖南澧縣城頭山遺址的大溪文化的祭壇、浙江桐鄉羅家角遺址出土的馬家浜文化的男性塑像、余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雙鳥朝陽”紋象牙雕刻品等。
這時期的聚落也得到了快速發展。主要表現在聚落址密度和單個聚落址面積的增加和聚落功能的完善。其中尤以太湖與杭州灣地區及兩湖平原地區的發展較快。河姆渡遺址發現的桿欄式房屋是當時最為進步的木構建筑，澧縣城頭山城址為中國最早的城濠聚落址。這種文化現象與這兩地的稻作種植業發展較快密切相關。
4．史前稻作農業成熟發展階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這時期，在各個區域內反映稻作農業發達程度的農業生產工具，都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尤以良渚文化的最為進步。主要是形成了種類較多的成套的農業工具。良渚文化的石質農業工具有犁、斜柄破土器、耜、鏟、耘田器、鐮、侄等，大都制作精細，另有角鋤、木平田器等。石犁、斜柄破土器和耘田器的出現，表明當時耕作技術的提高。石犁用于翻土，雖然對其是借助人力翻土還是牲畜拉犁翻土尚不能確定，但據其形制呈三角形，可確認當時出現了原始犁。耘田器可能是中耕的工具。也可能是用于平田的。農業生產工具表明，良渚文化的稻作農業可能是當時最發達的。
原始稻作農業成熟發展的另一項特征，是家畜的飼養有了明顯的發展，在一些區域，飼養的家畜已成為當時人們肉食的主要來源。(5)
表明原始稻作農業成熟發展的另一方面的重要現象，是原始手工業的興盛。因為只有農業的發展，糧食剩余，才能允許一批人專門從事手工業生產。這時期，原始手工業開始興盛起來，如制陶、制玉、紡織、髹漆、竹木制做、象雅雕刻和鑲嵌等獲得空前的發展，尤以玉器的制作最為顯著。在太湖及杭州灣地區的良渚文化、巢湖地區的含山凌家灘文化遺存、江漢地區的石家河文化中玉器制作品成為時代的特征。而最為重要的是鑄造銅器的出現，如湖北京山石家河羅家柏嶺遺址石家河文化層中發現了銅器殘片和銅綠石與銅渣等(6)。釀酒業也可能在這時期出現，良渚文化中的雙鼻壺、帶流寬鋬杯、屈家嶺文化中的壺形器、薄胎陶杯等，制作精致，可能是酒器，釀酒是糧食剩余現象的副產品。
原始稻作農業成熟發展的最突出的表現，還有建立在原始農業基礎之上的社會形態的發展。如太湖與杭州灣地區、江漢平原地區的中心聚落群址的出現和原始城址的發展，大型宗教建筑及原始宗教活動遺存、大型祭壇墓地、原始文字的產生，擁有王權與神權人物的誕生等，表明這兩個地區的社會走近了文明社會。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的邁進，無疑是原始農業成熟發展的結果。
三、中國史前稻作農業起源與發展若干問題的進一步探索
1．農業起源的概念
以往，通常將農作物栽培的起源就作為農業的起源。
其實，根據現在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來看，農業起源應該分為兩個發展階段，即農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農業的興起。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農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植物經人工干預后轉變成栽培作物，也就是人類栽培作物這種食物生產的最初產生。在栽培作物起源階段，人類社會的經濟形態并沒有發生太多的變化，與此相聯系的文化上的變化亦是十分微弱的。
原始農業的興起是指農作物的種植達到了一定的規模、成為當時居民的一種重要的生計從業活動。農業經濟成為當時社會經濟中一項重要的內容，對社會發展產生了明顯的推進作用。與此相聯系的是文化上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農作物栽培的起源與原始農業的興起，在考古學文化上的反映有著很大的區別，其發生的時間亦有先后之分。栽培作物起源在前，原始農業興起在后。農業起源研究主要是指這兩項內容的研究。
2．原始農業興起階段的主要特征
從史前稻作農業發展階段及其主要的文化特征可以看出，原始農業的興起與聚落址的出現密切相關，原始農業的興起又使生產王具出現變化，原始農業的興起還使飼養家畜成為可能。
前述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表明，在原始農業興起階段，農作物遺存、聚落址、農業生產工具、家畜飼養等都已出現。而在農作物栽培起源階段，聚落址、農業生產工具、家畜飼養等特征尚未形成。所以，除了農作物外，聚落址、農業生產工具、飼養家畜等都是說明原始農業興起的重要特征。
據此，應將農作物遺存、聚落址、農業生產工具(尤其是磨制的石質農業生產工具)、家畜飼養作為原始農業興起的四大標志。此外，因原始農業的興起，人們的活動內容開始豐富起來，精神文化生活內容自然也就豐富起來，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宗教意識也開始興盛起來。
3．稻作農業起源的形式
關于稻作農業起源的形式，1998年我曾提出：“中心起源、邊緣發展”的看法。即：
大約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在包括野生稻在內的自然食物來源充足的中國南方腹心地帶內，長期過著穩定的狩獵與采集生活的人們，逐漸認識到野生稻的食用價值，并經過長期的觀察，初步掌握了野生稻的生長特征，產生了對野生稻的試種興趣。伴隨著首批試種稻的成功，試種稻規模逐年擴大，稻的野生特征逐漸向栽培特征轉化。其結果，試種稻逐步成為人們穩定的食物來源之一，野生稻變成了古栽培稻。
栽培稻在中國南方腹心地帶起源之后，并未在這自然食物來源充足的區域內直接得到成規模的發展，而是在中國南方腹心地帶西北側的兩湖平原西部地區和可能在其東北側的錢塘江流域率先得到發展。這兩個地區緊挨著中國南方腹心地帶，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區”的邊緣，自然食物來源不如腹心地帶的充足，但是具備發展稻作生產所需的各種條件。當那里的人們掌握了稻作栽培技術，或是帶著稻作栽培技術的人們來到這里之后，發展稻作農業以解決食物來源問題，便成為當時迫切的社會需求。于是稻作農業率先在這兩個地區得到發展，并以其顯著的社會效益影響著周邊地區。伴隨著全新世暖濕氣候效應逐漸北進，稻作農業也逐步向緯度較高、適于稻作生產的淮河流域推進。
“中心起源、邊緣發展”的這一看法，可簡明如下：
栽培稻大約在公元前10000年起源于自然食物來源充足的中國南方腹心地帶，于公元前7000年后發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區”邊緣的兩湖平原西部地區和錢塘江流域，并逐步向淮河流域推進，即“中心起源、邊緣發展”。(7)
現在我仍維持這一看法，并做一點補證。
1998年我提出稻作農業起源的形式是：“中心起源、邊緣發展”時，錢塘江流域還未發現原始稻作農業興起階段的文化遺存，我只是從宏觀上根據一些現象推測錢塘江流域應有公元前5000年前至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原始稻作農業文化遺存。后來，在浙江蕭山跨湖橋遺址發現確認了公元前5000～公元前6000年的稻作農業文化遺存；近年來又發現了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浦江縣上山遺址，為“中心起源、邊緣發展”說提供了新的證據。
上山遺址位于浙江中部盆地，這一帶是連接杭州灣地區和衢州通道的主要地區。
在上山遺址的發現，主要有以下幾項(8)。
(1)發現了可能是干欄式的建筑址，表明當時處于定居。
(2)發現了大量的稻作遺存，主要是陶片中夾有稻谷殼。經初步觀察是一些經人類選擇的早期栽培稻。這種將稻谷殼作為制作陶器的陶泥滲和料，在彭頭山文化中也有發現。是表明稻作農業已經形成的重要證據。
(3)發現的工具有石磨盤、磨棒、石球、穿孔器、礪石，還發現了通體磨制及局部磨制的斧形、錛形石器等。表現出進步的特征。
(4)陶器器形有多種，以盆形器為主，另有釜、罐，還出現了圈足和假圈足器。這是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圈足陶器。
以上這些現象都表現出上山文化遺存的進步特征，表明當時的稻作農業已經興起。
同時，我們也看到，上山文化遺存的文化面貌雖然十分獨特，但也存在著與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等文化遺存的聯系。
如上山遺址的穿孔石器，見于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從華南地區穿孔石器的發現情況分析，穿孔石器是舊石器時代末期至新石器時代早期的一種在特定的生存狀態下形成的一種特殊的工具。
上山遺址發現有這種工具，表明浙江中部盆地的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農業文化遺存，與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吊桶環栽培稻起源階段的文化遺存有關。證實了我們對錢塘江流域原始稻作農業起源問題的看法和原始稻作農業起源的形式為“中心起源、邊緣發展”的觀點。
現在，根據上山遺址的發現，還可進一步推測，杭州灣地區及錢塘江下游的跨湖橋文化遺存、河姆渡文化，也許還包括馬家浜文化的稻作文化遺存，可能是由浙中盆地上山這類稻作文化遺存發展而來的。這有待于今后的發展與研究來證實。
4．原始稻作農業經濟的發展對文明起源的作用
我準備從兩個地區，即環太湖地區和兩湖平原地區，來談這個問題。
在環太湖地區，原始稻作農業大約是在公元前4700年以后才開始得到快速的發展。相應的是，那里的社會也是從那時開始快速發展的。如聚落增多，家畜飼養發展，手工業制品種類豐富。
而原始稻作農業在當時社會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則是在公元前4000年以后，即進入崧澤文化時期才開始逐漸發生的。如崧澤文化進期的采集、狩獵經濟的比重，較前一階段有了顯著的下降。這主要表現在文化遺存中的動物骨骼的種類與數量，以及狩獵工具的種類與數量，在崧澤文化時期明顯減少。這說明崧澤文化時期的食物生產(主要是稻作農業生產)的比重較馬家浜文化時期有了顯著的提高。相應的是，崧澤文化的社會又有了明顯的發展。如出現用家豬下顎骨隨葬，反映了開始將家豬作為財富之一，同時也表明家豬飼養的發展；更重要的是一些文明因素相繼在崧澤文化時期出現，如土墩墓地、墓地中的燎祭現象，出現小玉璧、玉琀等。超級秘書網
良渚文化時期，原始稻作農業進入成熟發展階段，最主要的證據稻作農業工具方面出現了用于犁耕、中耕、收割等種類較多的成套農具，出現了釀酒。與此相應的是，良渚文化時期聚落址猛增，出現聚落群，反映了人口增加；家畜飼養發展，肉食家畜比重顯著增加，原始手工業興盛。更為重要的是，在農業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環太湖地區，大約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800年前，社會逐漸步入“古國”發展階段。主要證據是莫角山中心聚落群的出現，瑤山、反山等祭壇墓地等的形成。
兩湖平原地區的原始稻作農業大約是在公元前4500年前后的湯家崗文化時期開始得到快速發展的，出現了水田稻。
至大溪文化時期，原始稻作農業在社會經濟中的比重逐漸加大，出現了可能是貯藏糧食的大型陶器。相應的是大溪文化時期的聚落增多。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出現城墻圈圍的中心聚落，制陶業發展，出現祭壇等。
至大溪文化晚期，社會分化逐漸明顯，出現石鉞。
至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屈家嶺文化時期，原始稻作農業進入成熟發展時期，可能已有釀酒。相應的是，社會發展可能進入“古國階段”，主要證據是中心聚落群出現，如石家河聚落群，城成批出現，已發現9座城址，還出現了大型宗教活動場所等。
環太湖和兩湖平原地區原始稻作農業的發展過程及其對文明起源的作用，以及良渚文化和屈家嶺文化的文明化過程是在原始稻作農業充分發展的基礎上進行的這一實例，充分說明了農業是文明形成與發展的重要基礎。
注釋：
(1)朱乃誠：《中國新石器吋代幾種主要特征的起源——兼論中國新石器時代開始的標志》，《21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中國禮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朱乃誠：《中國陶器的起源》，《考古》2004年第6期。
(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縣彭頭山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0年第8期。
(3)裴安平：《澧縣八十垱遺址出土大量珍貴文物》，《中國文物報》1998年2月8日。
(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省博物館：《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遺址考古隊：《浙江河姆渡遺址第二期發掘的主要收獲》，《文物》1980年第5期。
(5)袁靖：《論中國新石器時代居民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考古學報》1999午第1期。
(6)湖北行文物號占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羅家柏嶺新石器石代遺址》，《考古學報》1994年第2期。
1.多媒體教學
農業概論設計的內容很多，既有國內農業發展的介紹，也有國外農業發展的介紹。為了更好地組織教學內容，擴大學生的知識面，教學方法也應該與時俱進，加入電子元素。多媒體教學通過把圖片、聲音、文字等多媒體信息經過屏幕或投影機投影顯示出來，一目了然地表達了傳統板書所不能體現的知識，節約了教師書寫板書時耗費的時間。同時，教師也可以通過多彩的圖片、視頻等資料增加教學容量，幫助學生理解抽象知識，吸引學生注意力，從而營造生動的學習氛圍，提高學習效率。而對于在傳統教學中很難體現的農業科學技術、現代農業發展模式、農業地理區劃等內容，利用多媒體教學既直觀，又生動，不但擴大了學生的視野，也彌補了教學條件的不足。當然，多媒體教學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有些教師講解時一味依靠多媒體，使得課堂氣氛不理想，教師失去了主導地位，在實際教學過程中一定要靈活運用多媒體教學，將多媒體與傳統板書結合起來。
2.實踐教學
在傳統教學中，學生的知識來源大部分來自教材，課外書和教師的講解。而對于農業概論的教學來說，其涉及的內容既有農業生產過程，又有農業經營過程，僅僅依靠課堂教學是遠遠不夠的，因此實踐教學基地的建設尤為重要。一方面，利用學校周邊的農業研究院、農業高科技示范園、農業觀光園、農業示范基地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等，通過參觀、調研，讓學生了解不同類型的農業生產方式和不同層次、結構的農業設施特點；另一方面，也可帶領學生深入蔬菜大棚，山間林地，田間地頭，讓學生實際操作一番，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將理論知識與實際相結合，提高學生對理論知識的理解能力。同時，也能夠讓學生在實踐中提取最新數據，彌補教材老化與區域不同帶來的問題。根據貴州省農業生產實際，可在茶園、林地、煙草和中藥材種植區設立長期實踐教學基地，使學生充分了解我省農業生產的特色和優勢，進而學習更為實用的生產技能。此外，也可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教師的科研項目，使學生完成對農業概論知識從感性到理性的認識過程，加深對所學知識的運用和鞏固。
3.其他教學方式
除上課時，使用傳統講課方式和多媒體教學外還應該采取其他的教學方式，因時制宜，因內容而變，教師在深入理解課本知識的基礎上，采用多樣模式來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如以問引學、以玩教學、課程講座等。以問教學指教師備課時，對教學內容充分了解后，總結出幾個概括性問題。在課堂開始前就以提問的方式來對本節的內容做一個引導，讓學生帶有目的的去聽，這樣能使學生集中注意力去聽講。在課堂結束前進行提問，檢驗學生的課堂效率，把握學生對知識的掌握程度。同時又可以對上課內容進行總結，加深學生對知識的印象；以玩教學是在理論性知識較少而實踐性知識較多、又不能同時提供實踐基地條件的時候，教師將教學內容以游戲的方式來進行，讓課堂不再枯燥乏味。這樣，不僅可以提高學生的興趣，加深學生對教學內容的理解，還有利于提高學生的組織能力與合作能力；課程講座則是教師根據教學內容的需要，適當邀請行業專家、農業推廣人員、其他專業教師等舉辦相關講座，以拓展知識面，豐富教學內容，將課本知識與實踐良好結合。在一定的條件下，也可以鼓勵學生舉辦講座，由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方向選題，通過查閱資料、拜訪專家學者，在教師的指導下組織講座內容，向同學們進行課程講座，這不但可以最大限度地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更對良好學風的形成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4.對于課程作業的改革
在以往的教學中，課程作業教師多是布置幾個問題讓學生書面做答后提交，但是這樣不僅讓學生感到枯燥，更是不能保證作業的獨立完成。隨著教學模式的改進，課程作業也必須創新，教師可根據農業概論課程理論性較低、實踐性較強的特點，適當地將課程作業改為辯論賽、演講或現場答辯的方式進行，如農業科學技術、現代農業經營方式、農產品安全、農業資源與環境等內容可采取以上方法進行，引導學生關注農業領域的最新技術、生產方法、最新成果。而類似于轉基因農產品、食品安全、農業信息技術等這些討論的比較廣泛的話題，通過辯論等形式引發學生獨立思考，這比單純的上幾節課收獲大得多，而且通過這些方法也可以鍛煉學生的語言組織能力和思維能力。另外，在實踐基地教學結束后，可以讓學生自己將課程中所拍攝的照片、視頻，做的筆記與課本知識相結合做一個PPT進行講解。這樣既可以讓學生在基地學習時帶有目的性，集中精力學習，同時也督促學生對教學知識進行反思與提煉，讓學生對知識的掌握更牢固。
二、提高農業概論教學質量的建議
1.結合本土特色，自編講義
現有的農業概論教材，有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農業概論》、中國農業出版社出版的《農業概論》和劉巽浩編著、知識產權出版社出版的《農業概論》等。這些教材都有各自的體系，但無論是哪本教材結合到農村區域發展專業授課時，都顯得不夠貼切。因此，在實際教學過程中，要根據專業的需要，參考各種版本的《農業概論》教材，量身裁定教學內容。考慮到實用技能型人才培養的要求，在授課過程中可以將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農業生產活動穿插到課堂中，如茶葉、煙草的種植與加工；山地農業及其機械化等。其次，在講義中應該特別突出農業生產的三個層次（技術層次、經濟層次、生態層次）的效果，使講義更能夠接近生產實踐，增強其實用性。
2.善于利用各類教學條件
在教學條件上，農業概論課程可以使用的教學設施較多，如學院現有的生物技術實驗室、農產品物流實驗室、園林實驗室和經濟管理實驗室等。這些實驗室都配有現代化的實驗設備和數據分析軟件，學生可在實驗室里學習知識和實用技能，對強化農業概論課程的學習有很好的作用。
3.利用現代傳媒，廣泛收集各種農業生產經營案例
現代農業發展日新月異，課本上的知識點已過時或不夠全面。為了拓寬教學內容，在日常學習中應注意收集各類相關信息。如央視二套的《生財有道》、七套的《致富經》、九套的農業紀錄片、十套的很多農業科教節目，都是以農業種植、養殖、農業合作社、現代農業生產、農業科學技術等內容為主，生動直觀地為我們講述現實中的農業生產經營活動，是非常好的教學素材，應當注意收集，并把這些信息融入到教學實踐中，豐富專業知識。
4.注重培育服務“三農”的執著精神理念
改革是事物發展的動力，對于農田水利來講，自然環境、地理環境的改變使得水利工程要想發揮應有的作用，就必須改革，適應環境才能促進農業發展。
1、當前農田水利的現狀在分析農田水利改革的必要性之前，必須清楚我國當前農田水利的現狀，找到問題才能解決問題，改革才能有方向，有針對性。我國作為農業大國，農業的發展始終關乎國家發展的命脈，就當前實際情況來看，我國農田水利的主要現狀就是依然存在很多問題需要解決。首先，就是灌溉系統不夠完善。灌溉是農田水利的核心內容，灌溉系統的好壞與否直接影響農田水利的整體效果，或者可以認為，只有實現了灌溉，農田水利設施才算完成了使命；其次，灌溉水源不足。農田水利解決的就是農業生產中水的問題，而水源是整個問題的源頭，沒有水源，設施再完善，問題依然無法解決，這就要求農田水利建設中，充分考慮水源問題；再次，就是農田水利建設的造價偏高，過多的投入會使得農田水利建設舉步維艱。
2、農田水利改革的必要性農業，是一個國家發展的根本，在新的世紀，我國仍然是農業大國，十三億人口的基本生存離不開農業的支持，所以說，發展農業，始終是我國的重要任務。但是最近幾年，農業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給生態環境帶來了新的問題，這使得自然條件在某種程度上對于農業的支持力度開始降低，而隨著人口增多而不斷增加的人類的需求也在向農業生產提出新的要求，面對這樣的背景，農田水利作為解決農業用水問題的重要項目，自然需要根據環境的改變做出改革，只有適應環境，適應社會發展，農田水利的效果才能表現出來。農田水利改革的必要性主要表現為：農田水利改革是將新技術引入農業生產的途徑。科技進入各行各業，帶動各行各業發展的同時，自然應該走進農業，為解決人類的基本生存問題作出應有的貢獻，這就要求農田水利進行改革，更多依靠新技術。農田水利改革是緩解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的方式之一。傳統的農田水利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水利問題，但是在某種程度上對于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具有破壞性，如果不進行改革，會加劇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也不利于農業的長久發展，因此，農田水利改革變得十分重要。
二、農田水利改革的措施具體來說，農田水利改革可以從以下幾點入手：
1、組建專業農田水利改革人才隊伍對于農田水利改革而言，人才是必須的，只有具備一支專業的人才隊伍，農田水利的建設才能更科學，改革才能更有價值。農田水利雖然不是新的技術，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傳統農田水利設施已經越來越不適應新的環境的需要，這就需要專業人才根據我國農業的實際情況，找到適合我國國情的農田水利改革策略，切實做好改革工作。為此，可以對現有的農田水利方面的人員進行培訓，讓他們更多的了解和掌握專業知識和技能，進而充實農田水利改革人才隊伍；也可以在高等教育中有針對性的培養更多的專業人才，讓這些人才帶著新思想、新技術融入農田水利改革的人才隊伍中。
2、引進新技術新技術是農田水利改革的核心。我國農田水利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幾千的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農田水利技術也在不斷變化，可以說，農田水利技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人們的智慧。但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在多種因素的影響之下，農田水利面臨的問題在不斷的增多，新的挑戰和困難讓農田水利的發展舉步維艱，在這種情況下，農田水利改革需要更多的新技術來解決遇到的問題。比如在機電排灌中，可以引入更先進的機電設施，在設備上為整個農田水利保駕護航，此外，也可以嘗試國外在圩區水利圍海造田等項目中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總之，從國外引進新技術，找到適合我國的農田水利建設的技術成果是當前農田水利改革的又一個可行措施。
1.1農業產業結構不合理
目前，橫縣已初步形成甜玉米、茉莉花、桑蠶、蘑菇、甘蔗、優質稻等生產基地，種植面積約占耕地面積的93%，形成了較強的產業優勢。這些產業所在的地區如馬嶺、石塘、陶圩（局部）等鄉鎮，因水庫少或分布不均，農業灌溉設施年久失修，無法正常發揮作用，成為每年受旱最嚴重的鄉鎮。即使是幾座中型水庫、三大電灌站所在地的云表、校椅、橫州、巒城、六景等鄉鎮，也都因渠系配套不全、抽水設備老化年久失修而受到旱情威脅，再者，產值高的經濟作物都是在高坑地上種植，由于沒有水利灌溉無法實現高產增產，而目前縣內還是大量種植傳統的耗水量大的農作物（如水稻），導致了農業產值耗水量過高，遠遠達不到國家提倡的節水增產增效的要求。
1.2灌溉設施老化，水利用率低
蓄、引、提水利工程和渠系配套完好率低、水利用系數低以及粗放型灌溉調水，造成渠道無法正常發揮灌溉效益，導致抗旱能力大大下降。主要表現在：①蓄水工程遠未達到設計的灌溉能力。全縣1768座蓄水工程每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病險，特別是山塘工程幾乎未曾加固過，為確保工程防洪安全，不得不采取低水位運行措施。每年因病險減少蓄水而影響灌溉面積約4.0萬畝。因渠系不完善或產業改種降低灌溉能力也較明顯，如六藍水庫、云表水庫、青年水庫、北灘水庫、望天塘水庫、湴蓬水庫等6座中型水庫設計灌溉面積31.55萬畝，實際灌溉面積16.84萬畝，實際灌溉面積僅達到設計灌溉面積的50%左右；②引水工程配套不完善。全縣975處引水工程多數渠系配套不夠完善，加之原來大部分的引水明渠是環山而建，易受山洪、滑坡損毀等影響，大部分已經不能使用，完好率、使用率、渠系水利用系數偏低，全縣減少灌溉面積11.1萬畝。如黃村、站周、合江等引水工程設計灌溉面積1.52萬畝，實際灌溉面積0.57萬畝，實際灌溉面積僅占設計灌溉面積的1/3；③提水工程使用率低。全縣455處電灌站、機灌站，由于年久失修，超期服役，許多機電設備已是帶病運行或已經不能運行，能耗大，效率低下，正常使用率只占50%，減少灌溉面積18.3萬畝。巒城電灌站、甘樂電灌站、劉村電灌站等3大電灌站原設計灌溉面積15.65萬畝，特別是甘樂電灌、劉村電灌，原來一級站裝機為280kW×3臺，流量為1.5m3/s，現因土地集體化、個人承包、以及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等原因，現實際灌溉面積僅為2.9萬畝，不到設計灌溉面積的1/5；④渠系配套不完善。全縣灌溉渠系配套極不完善，渠道防滲率僅占20%，利用率很低，完好率更差，如國營灌區原設計渠道總長為600.6km，由于產業結構調整、旱作物或部分經濟作物靠天下雨灌溉，致使渠道工程利用率偏低，投入運行的渠道總長僅為97.568km，不到原設計的1/6，面上渠系利用率就更低了。
1.3灌溉工程分布不均，調配水能力不足
全縣雖有194座水庫以及1574座小山塘，但分布不均，水庫山塘大部分分布在山區地帶，而且水庫在整體上呈自西北向東方向分布，北部及西南鄉鎮分布甚少。如平朗鄉有耕地面積2.5萬畝，但僅有2座小型水庫，無較大規模電灌工程；馬嶺鎮有耕地面積4.3萬畝，雖有10座水庫，但主要分布在該鄉鎮的北部，中部地區無水庫，大部分依靠六藍水庫尾水灌溉，如遇干旱季節，該鄉鎮受災較嚴重；那陽鎮有耕地面積3.9萬畝，僅有水庫6座；南鄉鎮有耕地面積6.5萬畝，僅有水庫8座；石塘鎮有耕地面積6.5萬畝，雖有9座水庫，但也因水庫分布不均，調配水能力不足連年受旱災。根據灌溉保證率90%的降水量按干旱地區蓄滿產流公式徑流量計算方法，全縣因缺水而需要從其他地域調水灌溉的大片面積區域有馬嶺片、百合片、石塘片、平朗片共12.53萬畝。這些旱片無條件興建較大蓄水工程，只能利用郁江及其支流水源建設流動式電灌抽水。
1.4灌溉制度落后，管理粗放
首先是全縣小㈡型水庫及以下水利工程多數是村管工程，管理經費不足，多數采取租賃、承包方式，沒有真正落實工程管理責任人、技術負責人等責任主體，存在包而不管和有人用水、沒人管水現象，承包經營者多以養魚為主，在個人利益驅動下，群眾往往得不到灌溉用水，誰想用水就放水，沒有統一的用水調度計劃；其次是水資源統一管理體制還沒有完全建立，現狀的水利工程建設、維修，還存在“多頭管理、政出多門”的現象，如移民、扶貧、財政局綜合開發辦，為了改善群眾生產生活條件，也興修各種灌溉設施，嚴重影響了水資源的統籌規劃和綜合平衡，投入建設維修后的水利工程又不相互勾通、交接等工作，影響了水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綜合效益；第三是橫縣水利工程量多面廣，中央重點扶持大中型灌區，區市對小型灌區扶持能力有限，縣鄉村配套能力更是難上加難，特別是屬于村管的“五小”水利工程，更是出現了資金投向政策盲點，出現了“政府不來管、群眾管不來”的局面，以致這些“五小”工程“病態百出”，難以維繼，發揮不了灌溉作用。
1.5水利管理機制欠缺，未能發揮群眾積極性
現狀的水利工作是靠各級政府部門積極爭取上級資金對水利項目的建設維修，而對日常的水利運行管理和每年的必要歲修沒有從根本上去抓，更沒發動群眾性的水利維修這個必須手段，各灌區的水費征收還未達到100%收繳，觀念上還沒有將水列為商品，導致“政府投資建水利、群眾坐等享水利”的怪現象。
2對策
2.1發展節水農業，調整農業產業區域結構
調整農業產業結構，重點打造優質糧食（含優質稻、甜玉米）、茉莉花、食用菌、甘蔗（含糖料蔗、果蔗）、桑蠶、蔬菜、水產、畜牧、林業等8大農業優勢產業。橫縣屬丘陵山區，西部的南鄉、平朗、新福及東部的馬山、北部的鎮龍等鄉鎮多為山區，水利灌溉設施相對薄弱，高坡地應多發展種植耐旱的經濟作物如豆類、棉花、藥材、茶葉、甘蔗等，近年來，平朗、南鄉等鄉鎮利用高坡地種植甘蔗4.5萬畝。校椅、陶圩、六景、蓮塘、平馬等鄉鎮，水利灌溉設施相對優勢，應多發展種植甜玉米、優質水稻等高產糧食作物及甘蔗、茉莉花等經濟作物，這幾個鄉鎮近年增加種植甜玉米2.3萬畝，茉莉花1.5萬畝。東部的馬嶺、云表等鄉鎮多為沙質地，且地下溶洞較多，儲水能力差，近年來這兩個鄉鎮多為發展種植桑葉、食用菌、水果、蔬菜等作物，并建立噴淋式節水澆灌。
2.2加固改造灌溉設施，提高水利用率
近10年來橫縣實施農業灌溉治理總投資為105488.67萬元，共開展1085項（次）水利項目建設。其中，實施283座（次）水庫除險加固投入53730.56萬元；實施118處299.2km渠道硬化投入9444.4萬元；電灌站技術改造（如:甘樂、劉村電灌為適應土地承包管理體制需要，將大機組改為靈活機動、低耗能的小機組）、水利工程管護設施、水庫清障等71項小型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投入211.6萬元。實施治理后，改善灌溉面積22.5萬畝，恢復灌溉面積2萬畝。新增糧食種植面積2.4萬畝、甘蔗5萬畝、甜玉米3.2萬畝、茉莉花1.5萬畝，桑園2.1萬畝，其它經濟作物8.3萬畝，節約抗旱經費500萬元/a。
2.3發揮基層政府優勢，引導灌區群眾積極參與水利建設與管理
橫縣近年來對農業灌溉工程加大了改造，但因小型農田水利工程點多面廣，3198處水利工程遍布全縣17個鄉鎮，加固改造灌溉設施還有待努力。全縣“十二五”規劃小型農田水利工程總投資180388萬元，其中上級配套126272萬元，縣級籌集54116萬元。這些小型水利工程規模雖小，但影響面廣，影響程度大，要想能順利地推進農業灌溉治理，必須盡快彌補政策投資缺位這一根本性問題，并進行積極的探索和引導。一是建立小型農田水利工程財政專項補助資金穩定增長機制。各級財政在加大對骨干水利工程投入的同時，應進一步加大對小型農田水利工程建設的投入力度，公開補助范圍和補助標準，積極引導群眾投入小型農田水利工程建設；二是按“一事一議”模式，通過民主決策的方式，鼓勵廣大群眾投入小型農田水利的歲修，清淤等基礎設施建設，確保正常運行，發揮效益；三是發揚過去各級政府部門齊抓水利維修的優良傳統，干部帶頭，更為關鍵是充分發揮灌區群眾的積極作用，按人口或田畝投入一定數量的資金或勞力進行水利維修。通過多渠道努力改造灌溉設施，從而提高水利用率。
2.4規劃灌溉工程，提高調配水能力，合理利用水資源
豐富的水資源為農業灌溉治理提供了基礎條件。橫縣地表水資源豐富，過境水資源為珠江流域郁江河段上游，多年平均經流量為375.28億m3，境內地表水資源為26.2億m3，地下水資源為2.9億m3，可利用水資源為161.2億m3，其中，地表水為160.62億m3，地下水為0.58億m3，而每年農業灌溉用水為2.86-6.06億m3，充足的水資源為橫縣實施農業灌溉提供基礎保障。因此，首先要堅持全面科學規劃，統籌兼顧，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的原則，實行興利除害結合，開源節流并重，防汛抗旱并舉，充分考慮全縣農業產業規劃、土地利用規劃、水源分布、現狀水利設施、作物用水量、并兼顧產業發展趨勢，編制全面的、科學的治理規劃，治理規劃應主要解決現狀灌溉設施不合理性和實施治理的主要難題，無水源地區要新建灌溉設施，已有的灌溉設施要進行加固、配套、續建，干旱缺水區域要增補骨干治旱工程，從而提高縣域綜合調水能力。規劃必須以一級政府統一審批的規劃為依據，任何行政單位不能超越規劃、盲目批復；其次要根據形勢發展需要，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多渠道、多形式探索籌資、融資渠道。對大、中型水利工程主要有上級政策性投資、特大災害補投資、國債資金、銀行支農貸款、水利招商投資、各級配套資金、水規費征用、部門資金整合、市場融資外，對民營的小型水利工程也要發動受益群眾投入，以提高群眾管理水利的責任感；第三要通過深化水利管理體制改革，真正對水利工程確權劃界，明確所有權和使用權，這樣才能真正能確定實施治理的責任主體，分級分步實施才有組織保障；第四要分步實施灌溉治理建設。水利灌溉工程點多面廣，治理難度大，所需資金多，所用時間長，只能根據總體規劃，抓住新農村建設、桂中治旱、西部大開發、水庫除險加固大會戰、水利建設重點縣等大好機遇，有計劃有組織地分年度分步實施。
2.5改革灌溉制度，推廣節水灌溉新技術
用水管理模式的改革，農業灌溉管理要從過去計劃經濟管理模式轉軌到市場經濟管理模式，把水真正成為商品，水市場的交易活起來后節水問題就迎刃而解。因此，政府和部門要從以下幾方面進行積極的探索和開拓：一是強化水費征收工作。必須看到，當前的水費征收是極度背離價值規律的水費價格，導致了水資源浪費嚴重，用水效率低下并致使基層水管單位陷入困境。因此，要以強化水費征收為突破口，以維持基層水管單位自我生存和發展為目標，逐步實現水費征收改革，積極推進水價改革，建立“水量控制、定額管理、超用加價、市場調節、政府引導、群眾監督”的用水管理機制；二是要改革灌溉管理體制，這需要積極穩妥地建立健全以農戶廣泛參與為主要內容的灌區管理體制，充分發揮農民用水者協會參與灌區管理這一特點調動群眾積極性，重點解決小型農田水利工程特別是末級渠系的歲修、清淤、養護和管理責任主體缺失問題，維護末級渠系用水秩序，加強田間用水管理，促進節約用水；三是積極探索和推進水利工程產權改革和建立水權交易市場；四是實行真正意義上的水務一體化改革，改變現在對水事務的“多頭管理”為“統一管理”；實現空中水、地表水、地下水資源的統一管理；五是積極推廣科學灌溉新技術，水稻種植區繼續實行廣西水利系統的《千萬畝水稻節水灌溉技術開發》的薄、淺、濕、曬的科研成果，這樣可使每畝節水150m3左右，又可提高抗倒伏能力，增加作物產量；經濟作物區實行噴淋式節水澆灌或分行交替澆灌方式，可達增產節水效益；或引進高科技抗旱劑“旱地龍”種植作物技術，實現“有旱抗旱、無旱增產”的雙重效益。
3結語
明代華北農業的粗放經營
華北地區的二年三熟制，有人認為出現于兩漢，形成于后魏[1]。也有人認為始于唐代，但到明清時期才形成一種基本的耕作制度[2]。其實，直到明末清初，二年三熟制始終未能成為華北的種植制度的主要形式。王象晉在《群芳譜》中說：“凡田，來年擬種稻者，可種麥。擬種棉者，勿種，……若人稠地狹，萬不得已，可種大麥、裸麥，仍以糞壅力補之，決不可種小麥。”很明顯，能夠種植水稻、棉花的地區，是華北平原氣候、水利條件較好的地帶。然而據王象晉所說，二年三熟制尚不普遍，其實行的障礙是肥料問題。
華北地區的自然條件遠比南方差，農民很難以自己的土地以外獲得草木灰、河泥等肥料。而華北的社會條件—商業性農業不發達和作物收益性低，又限制了人們購買肥料使用的可能。因此，為了解決肥料問題，北方農民創始了綠肥作物與糧食作物的套種制。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指出：“凡美田之法，綠豆為上，小豆胡麻次之，率皆五六月中驥種。七月八月犁掩殺之。為春谷田，則畝收十石。”可見，在那時為了解決肥料問題，是以犧牲一熟為代價的。
華北地區實現二年三熟的另一個障礙是勞動力問題。這一問題可從明代耿蔭樓在農書《國脈民天》中提出的“親田法”得到說明。耿蔭樓在天啟、崇禎年間在山東臨淄、壽光做知縣，他認為：“青齊地寬農惰，種廣收微。”耿蔭樓還認為，一戶人家是種不了百畝耕地的。耕作時，應把其中的八十畝照粗放經營方式耕種，其余二十畝則精耕細作。如果年成豐穩，這二十畝的收獲必比粗放經營的八十畝高出數倍。據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引王家賓《青州府志序》，青州的民戶三十萬，耕地為十三萬六千頃，以戶量地每戶平均45畝。青州在明代是人均耕地面積較少的地區。以萬歷六年（1578）為例，北直隸每戶平均耕地為115.79畝。河北與北直隸接近，為117.14畝。山東為45畝[3]。這些省的戶均耕地面積都或等于或超過青州，自然都屬于“種廣收微”的粗放經營之列，是不可能普遍實行二年三熟制的種植制度的。
此外，從人地關系的發展來看，當農民還有大量墾殖荒地的可能性時，是不會以實現二年三熟來提高復種指數的，而明代的情況正是這樣。據《天下郡國利病書》轉述明末一河南地方官的話說，河南各府中開封、汝寧、歸德、南陽等府，明初因荒蕪嚴重，稅糧最輕，經過多年墾辟，“各府之荒蕪，皆盡開墾”。北直隸各府的土地，根據《畿輔通志》卷三十二畝賦志所載數字累計，萬歷年間實丈畝數是492，564頃。比弘治十五年凈增222，859頃，增長了八成[4]。山東各府耕地增長的全面情況資料不足，從兗州、東昌兩府看，其耕地的增長亦屬可觀。兗州府轄濟寧州，舊額糧地4000余頃，嘉靖二十四年丈量后，增加三倍[5]。鄆城縣耕地增長，根據崇禎年間縣志記載，嘉靖年間耕地竟是明初的十二倍[6]。華北地區耕地面積增長如此之速，而未墾荒地尚多。嘉靖《山東通志·風俗篇》說，明朝“承平百余年，休養生息，濟、東、兗頗稱殷庶，而登萊二郡、沂濟以南土曠人稀，一望尚多荒落。”說明華北地區墾殖的潛力還是很大的，較多的勞動力流向墾荒，必然使原有耕地勞動力更加不足，只能實行粗放經營，根本談不上實行二年三熟的種植制度，提高復種指數。
[1]萬國鼎：《農史文獻中所見的農作制》，《中國農報》，1962年第2期。
[2]閔宗殿、董凱忱、陳文華：《中國農業技術發展簡史》第109頁。
[3]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乙表32，明洪武、弘治、萬歷三朝每戶每口平均畝地數。
[4]從翰香：《十四世紀后期至十六世紀末華北平原農村經濟的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
[5]從翰香：《十四世紀后期至十六世紀末華北平原農村經濟的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
[6]從翰香：《十四世紀后期至十六世紀末華北平原農村經濟的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
清代二年三熟制的發展
雍乾之際，二年三熟制開始在華北發展起來。至乾隆中期，二年三熟制在華北已較為普遍。在《憲廟朱批諭旨》中有大量關于直隸、河南、山東“收獲之地布種二麥”以及“麥收之地……耕犁布種晚谷秋豆”[1]的記載。二年三熟制得以在清展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是種麥的普及。由于受自然條件的限制，北方冬季能夠在田間越冬的作物主要是小麥。所以，在二年三熟制復種組合中不能不以小麥為主作物，然而再根據麥收之后積溫的多少與生長期的長短來搭配其他作物。因此，華北二年三熟制的普及程度也就取決于種麥的普遍程度。雍正乾隆年間，華北各省大力提倡種麥，如“直隸各州縣凡高阜之處以及次等洼地悉皆播種冬麥，比舊甚廣，滋長發生，青蔥遍野。”[2]順德、廣平、大名三府州縣“種二麥者十居八九”[3]。“東省農務麥田最關緊要”，“各屬種麥甚廣”[4]。至于河南，“產量唯二麥為最廣”[5]。清政府鼓勵農民種麥，是和推廣二年三熟制聯系在一起的。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司農司奏請飭令地方官查明瘠薄地畝只令種麥時，遭到了乾隆皇帝的駁斥：“地脈肥瘠不同，其播種所宜應聽農民相地土之宜自為布種，可兩熟者，農夫必不甘只令一熟，其只可一熟者，亦不能強之再種”[6]。這也從側面說明當時推行二年三熟制已經相當徹底了。
其二是肥料問題的解決。為了解決肥料不足與二年三熟制的矛盾，北方農民采用了以糞肥代替綠肥的辦法。糞肥的應用同人口的數字成正比。珀金斯在《中國農業的發展（1768-1968）》一書中曾指出：“在明代后期，浙江北部嘉興府施到地里的糞肥，恰好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華南的同一數值相同。那時候，該府人地比率也與三十年代整個華南的人地比率大致相同，大概在人口稀少地區，施用糞肥的數量要少得多。”《致富奇書廣集》曾說“北方不能用（人糞尿）”，實際上是由于清初北方地廣人稀，而人糞尿來源不足，才得不到相應的重視。這種情況到清代中期才大為改觀。十八世紀刊行的北方農書《知本提綱》把肥料分為十類，把人糞歸入好的肥料中的第一等，而把綠肥歸為一般的最下等。當時山東農書《農圃便覽》也有“人糞為上”的提法，可見，這時人糞已取代了綠肥的地位。北方農民還大力飼養畜力牽引大型化所必須的耕畜和中小家畜，以此來獲得大量的畜肥。我們從康熙末年行刊的《教稼書》中可以了解到，山東的富盛之家，每年都可以從鋪滿地磚、深達丈余的大肥料坑中生產出大量被稱作“池發糞”的肥料，隨著耕畜比例的提高，家畜所具有的肥源性質就更明顯了。養豬也大量地發展起來。據蒲松齡《農桑經》可以看出當時山東流行地主強迫佃農養豬以取得肥料的作法。畜肥的增加和隨著人口增加而來的人糞的增加，解決了華北肥源不足的問題，使華北的二年三熟制迅速發展起來。
其三是人口的壓力。清代的人口問題自康雍之際已見端倪，但真正因人口問題而造成經濟壓力，還是在乾隆以后。從雍正二年至乾隆十八年，直隸人口由3406843人激增至9374217人，凈增175.16%；山東人口由2278305人激增至12769872人，凈增460.50%；河南人口由204917人激增至7114346人，凈增247.14%；而人均耕地卻分別降至7.01畝、7.6畝和10.16畝[7]。人口的激增和人均耕地的劇減造成了糧食供給不足，糧價不斷上漲，驅使農民大量開墾荒地。但是，靠墾荒來增加耕地的可能性必定是有限的，因而進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就成為減緩人地矛盾的有力措施。另一方面，人均耕地的減少也為實行二年三熟制準備了充足的勞動力條件。顧炎武在《日知錄集注》水田注中說：“一夫之力，可耕旱地三十畝。”蒲松齡著的《農桑經》也說：“大約春秋田三十畝，必用一人。”尹會一在《敬陳農桑四務疏》[8]中以此作為精耕細作、兼收倍獲的標準。按每戶七口二丁計算，至此，直隸、山東、河南都達到和接近了這個水平。二年三熟制正是在這一時期迅速發展起來。
[1]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山東巡撫岳睿奏折，《憲廟朱批諭旨》第15函，第5冊，第32頁。
[2]《憲廟朱批諭旨》第13函，第6冊，第10頁。
[3]同上，第12函，第3冊，第3頁。
[4]同上，第15函，第5冊，第32頁。
[5]尹會一：《尹少宰奏議》卷2，第20頁。
[6]《大清高宗純皇帝圣訓》卷211，第9頁。
[7]《清朝文獻通考》卷4，回賦4《田賦之制》卷19，戶口1。
[8]尹會一：《尹少宰奏議》卷2，第11頁。
二年三熟制的分布及作物搭配
雍乾之際，華北平原三省已普及了二年三熟制，但因省而異，普及的程度及搭配的作物又有所不同。河南除最南部一直是實行一年兩熟制外，其余地區普遍實行二年三熟制。即春末種高粱或棉花，秋后種麥，來年麥收后種豆或晚谷，周而復始。在作物中，除小麥外，“高粱為盛”，這是因為河南地屬平原，夏季多雨易澇，“唯高粱質粗而桿長，較他谷為耐水，故種植者廣”[1]。又因為黃河流經河南，兩岸堤長工險，每年搶險都用秫秸（高粱桿），向民間征用較多，因此農民普遍種植高粱，再次是小米和棉花。山東二年三熟制也很普及。“坡地（俗謂平壤為坡地）二年三熟……，初次種麥，麥后種豆，豆后種蜀黍、谷子、黍稷等。澇地（俗謂污下之地為澇地）二年三收，亦如坡地，唯大秋概種子……，麥后亦種豆”[2]。作物除小麥外，以豆為多，其次是谷子、子、禾稷等。麥后種豆非常普遍。在蒲松齡（山東淄川人）在康熙四十四年所著的《農桑經》和丁宜增（山東青州人）在乾隆二十年所著的《西石梁農圃便覽》中都有“趕雨種豆”，“且割（麥）且種”的說法。山東種豆較多，一方面是因為清政府征收黑豆以供“京師官兵牧養馬駝需用”，另一方面，是因為山東和江南相鄰，“青白二豆，向充江省糧食”[3]。河北在華北三省中是農業生產力水平較低的地區。這主要是受氣候和土壤條件的影響。一般來說，保定以南太行山東麓平原地區，水土條件較好，而“農工亦周到”。其他地方，特別是河間、天津、順天、水平等府，地土多瘠硬或沙堿，“農工亦茍簡”。所以不同地區之間單產高低很懸殊。南部地區較高，北部地區則處于低而不穩的水平。如河間府河間縣，“地鮮膏腴，竭終歲之力，收入頗寡，履畝但得五六斗，七八斗即慶有年矣”[4]。永平府灤州“不知水利，旱澇皆聽于天，計豐歲所收，每畝不過四五市斗”[5]。至于偏遠的山區，產量更為低下，易州廣昌縣在七月即已降霜，該地主要在清明時種麥、豆和五月種粟等作物，即使是豐年，每畝產量也不滿一斗[6]。由于河北北部地區天氣較冷，土壤條件差，作物的生長期短，通行是一年一熟。因為特別種麥需肥多，種植期長，產量低，所以種植較少；而雜糧因為生長期短，適應性強，產量較高，種植較多。因此，河北是華北平原三省中二年三熟制普及較差的地區。直到民國時期，二年三熟制尚不完全普及。如三河縣“有一地純種一谷者”[7]。河北的糧食作物有小麥、大麥、谷子、高粱和豆類。其中小麥、谷子占有較大比重。“土俗谷雨種谷，小滿中黍稷”[8]。“麥既登場……，或以種豆或以種禾”[9]。種的禾名叫“六十日還家”，看來是生長期較短的作物，適合當地的氣候條件。
實行二年三熟制具有很大的優越性。
首先，從經營效益來看，二年三熟制是一種輪作制，它使土地肥料的缺乏得到一定程度的補償。“北方各省，農產種類極多……，凡是充分利用這些不同作物輪植的地方，上等土地無須多施肥料，便可得到很好的收獲”[10]。在河南、山東的二年三熟地區，其基本輪作復種方式是：麥—豆—秋雜，這是豆類作物與谷類作物的輪作復種。在這種二年三熟的輪作周期中，安排一季夏大豆，對維持土壤氮素平衡，保證輪作周期糧食的總收量來說，起到了良好作用。因大豆有強大的固氮能力，據文獻記載，通過種植大豆能為每畝土壤積累氮素20斤，相當于硫酸銨100斤，或粗肥1萬斤。但大豆成熟期晚，不宜直接種麥，經冬閑之后，加強土壤養分的礦化作用，然后種植春谷或高粱，能夠增加產量，而且，二年三熟制是以小麥為主作物的，“通常麥價高于粗糧價格一倍”[11]，經濟效益遠較單種雜糧為優。同年，還可以種高粱、豆類、谷子，解決飼料、燃料等問題。
其次，從勞動效益來看，實行二年三熟制的地區勞動期較長。從蒲松齡的《農桑經》和丁宜增的《西石梁農圃便覽》來看，勞動期都在十個月左右，一年間的農活分布，是較為平均的。而一年一熟制的地區一年中最忙的時間只有十幾天，農民的剩余勞動時間較多。而且，二年三熟制的輪作換茬方式及其相應的作物布局，可以使春耕秋耕交替進行，使勞動力、肥料得到合理的調劑，便于實行精耕細作。農民通常是把自己的土地分為兩部分輪耕的。雍正十年，河東總督田文鏡在奏折中描述了河南人民把土地分為兩部分輪耕的情況：“豫省民俗大率廣種秋麥，并無余地留種春麥。間有未種秋麥地畝，皆留以播種早黍、早谷、芝麻、高粱等項”[12]。乾隆十年，尹會一在《敬陳農桑四務疏》中也做了類此的描述。直到清末，《清國事情》還介紹了山東煙臺附近兄弟二人“四十畝地分作兩份，輪換耕作”的情況。農民把土地按作物品種分為第一年和第二年的來種植，三月種高粱早谷，五月種豆，八月種宿麥，使播種前后的各種收獲和中耕鋤草工作也都能合理地安排，從春天到秋天就可以不間斷地分配農活了。而且夏季作物收獲期按品種不同而分布在六月大暑天到八月秋分的特點，也有利于農活的平均分配。
[1]尹會一：《尹少宰奏議》卷2，第20頁。
[2]劉貴陽：《說經殘稿，沂水桑麻話》。
[3]馮柳堂：《中國歷代民食政策史》第237頁。
[4]乾隆：《河間縣志》卷3，《風俗》。
[5]嘉慶：《灤州志》卷1，《風俗》。
[6]乾隆：《易州志》卷10，《風俗》。
[7]《三河縣新志》卷75，第2頁。
[8]《憲廟朱批諭旨》28冊，第71頁。雍正五年四月十五日署理直隸總督宜兆熊、協理直隸總督劉師恕奏折。
[9]王筠：《夏小正正義》第38頁，《叢書集成》1336冊。
[10]《北華捷報》，1883年8月3日，第136-137頁。
[11]景甦、羅侖：《清代山西經營地主的社會性質》，第56頁。
[12]《憲廟朱批諭旨》第11函，第8冊，第43頁。
二年三熟制與華北農業的商業化和集約化
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華北農業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首先，自然經濟的農業開始向商業化農業發展。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農民能夠生產出更多的商品糧投放市場，并且逐漸地把原來種植糧食作物的土地部分地解放出來，改種經濟作物。據乾隆時編纂的河南《光山縣志》記載，當地農民“終歲所入，口食所余，悉以出糶”，“鄰縣遠方車騾運載不絕于途”[1]。同期的《羅山縣志》也記載“北人糶販步小車驅驢往來如織，日去米不下數百石”[2]。當時還形成了經濟作物產區和糧食作物產區的分工。如“山東臨清州所需糧食，麥、谷由河南販運。秫梁由天津販運”[3]。甚至有些地區，種植糧食作物完全是為了出售，如河南嵩縣人民食粟、麥而不食水稻。但水稻卻在嵩縣大量種植，其原因無疑是“多得緡錢”[4]。糧食的商品化還表現在踩曲造酒上。“河南素稱產麥之區，遂有山西富商大賈挾其厚資乘麥收價賤時在于馬頭集鎮廣收麥石，開坊踩曲。每商自數十萬以至數百萬塊不等”，“耗麥奚啻數千萬石”[5]。乾隆初年，圍繞著禁曲還是開禁在朝廷上引起一場爭論。由于農民手中的余糧必然要找到出路，清廷禁而不止，終于被迫宣布在乾隆三年開禁。
農民不種糧食，改種經濟作物，一方面是因為手中有了余糧，另一方面是受市場價格的影響。如棉花價格高，“五谷之利，不及其半”，因此農民種植較多。乾隆年間，棉紡業發達的松江，部分原料販自山東、河南[6]。直隸種棉，比山東、河南稍晚，但到乾隆年間，已相當普遍。直隸的冀、趙、深、定諸州“栽培棉花者十之八九”[7]。種煙之利，因“倍于百蔬，五倍于五谷”[8]，種植更為普遍。山東的濟寧州，雍正年間“膏腴皆為煙所占，而五谷反皆瘠土”[9]，州內業煙者六家，“每年買賣至白金二百萬兩”[10]。直隸、河南種煙也很普遍。“磁人舍本逐末，多種煙葉靛苗，稻田漸減”[11]。河南鄧州“縱橫數十里，皆煙田”[12]。其次，粗放經營的農業開始向集約經營的農業發展。歷史上，華北的農業一直是粗放經營。張士元在《農田議》[13]中曾經勾畫出康熙實年華北農業的輪廓，“逾淮而北過山東直隸之境，則平原曠野，千里荒蕪，雖有種禾黍者，亦少深耕易耨之功，歲收益薄。”尹會一在乾隆初年所上的《敬陳農桑四務疏》[14]中，也生動地描繪了華北農業的粗放經營景象：“北方地土遼闊，農民唯圖廣種。一夫所耕自七八十畝至百畝不等，意以多種則多收，不知地多則糞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面人事疏矣。”然而，這種情況隨著二年三熟制的普及開始發生變化。乾隆中期以后，華北農業出現了集約化傾向。
華北農業的集約經營主要表現在資本集約和勞動力集約上，它是一種把一定量的生產資料和活勞動，集中投入較少的土地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經營方式。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華北的農業進入了良性循環；單位面積糧食產量的增加，使農民可以把部分原來種糧食的土地改種經濟作物，通過出售剩余的糧食和經濟作物獲得農業資金，還可以用剩余的糧食喂養大型牽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據乾隆二十年成書的《西石梁農圃便覽》記載，山東省青州府日照縣西石梁村丁宜曾家喂養的大型牽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就為數不少。二年三熟地不僅產量高，而且能生產商品價值高的麥和大豆。據景甦、羅侖的《清代山東經營地主的社會性質》一書，山東省濟南章邱縣東礬硫村太和堂李家就是在乾隆中期種植和出售麥子和大豆而發家的。太和堂在光緒時期，除了飼養十七頭耕畜外，還飼養著四十只豬和一百多只羊。這些家畜每年可產肥五千余車。從同書中引用的樹荊堂畢家的事例也可看到，畢家養有十幾頭牛和一百多只羊。這三家都是地主，種植方式都是高粱、粟—麥—黍、豆—休閑的二年三熟制，都飼養大量的大牲畜和大小家畜，積肥都比較多，經營都非常成功。雖說他們不一定能完全代表華北農民的經營方式，但是，這種大牲畜耕作的資本集約的經濟方式，無疑是當時華北地區占統治地位的經營方式。
華北農業的資本集約和勞動力集約還表現在經濟作物的種植上。如種植煙草，“必擇肥地，用十成糞”[15]，每萬株需要“灰糞二三百擔，麩料糞水在外”[16]。山東濟寧州，種植煙草和種包谷的人工費用是四與一之比。“其工力與區田等”[17]，種植煙草所需的肥料和勞動力因地區而異。據包世臣的估計，煙草需要六倍于水稻或四倍于旱地作物的肥料；在勞動力方面，也要求是其他作物的十倍多[18]。在河北，還種植著靛藍等經濟作物，也是需要花費大量的勞動力和肥料的。至于棉花為集約經營的經濟作物，更是無庸置疑的。
總之，華北農業的商業化和集約化是以二年三熟制的普及為開端的，二年三熟制促進了華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就此來說，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在當時具有劃時代的經濟意義。
[1]乾隆：《光山縣志》卷13，第6頁。
[2]乾隆：《羅山縣志》卷1，26-29頁。
[3]方觀承：《方恪敏公奏議》卷2。
[4]康基淵：《嵩民種田說》，康為乾隆時人，該書作于1765年前后。
[5]尹會一：《尹少宰奏議》卷5，5頁；卷1，21頁。
[6]葉調生：《鷗陂漁話》卷4，引吳偉業：《木棉吟》。
[7]嘉慶：《一統志》卷60，東昌府二。
[8]方觀承：《御制棉花圖》跋語。
[9]方苞：《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11，《請定經制札子》。
[10]乾隆：《濟寧直隸州志》卷3，臧咸：《種蜀黍記》。
[11]包世臣：《安吳四種》卷6，14頁。
[12]吳邦慶輯：《畿輔河道水利叢書》，《水利營田圖說》，磁州。
[13]杜修昌：《中國農業經濟發展史略》。
[14]《皇朝經世文編》戶政十一，農政上。
[15]劉貴陽：《說經殘稿》。
[16]《清代文字獄檔·吳其檔輿獻策案》。
目前政府對農業管理機構的設置是沿襲過去的計劃經濟管理方式，存在著管理真空，并形成部門分割、行業壟斷的缺陷，使農業資源不能有效配置。在經營權上，外貿部門沒有內貿權，內貿部門沒有外貿權，一個產品經過幾個部門，參與國際競爭的成本就高了。過去由于我們的人多地少，糧食安全有很大的壓力，所以我們對農業的管理采取的是一種分段式的管理。比如某一個省，糧食生產由一個省長負責，糧食生產出來以后，就由另外一個省長負責倉儲，糧食要加工，可能是第三個省長，而糧食出口可能是管外貿的省長。從管理部門看，目前在中央一級有8－9個部委是涉農部門。農業局或者農業部管農業生產、農業科研推廣；糧食生產出來后，給糧食部門，棉花給供銷公司，還有輕工食品等等其它部門；如果要出口，得給外貿部門。這種部門分割、行業壟斷，再加上地區封鎖，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利益，形成地方保護主義；內貿外貿脫節，產供銷脫節。這種管理方式解決過去的短缺問題是很有效的，但今后的管理體制設計要以國際化為定位，以提升全民產業競爭力設置管理機構。
大多數發達國家不管農業有沒有優勢，都是實行從田間到餐桌的一體化的管理體制。也就是農業部門的管理，是從農產品生產的田間開始，最后配送到消費者的餐桌。像中國這樣一種分散的農業管理體制，要與對農業進行綜合管理的體制競爭，顯然是沒辦法抗衡的。
農業政策存在巨大的效益損失
現在的農業政策也是按照過去那樣一種計劃經濟的設計，也就是解決短缺問題，動用一切資源搞農業生產。我們的農業補貼，實際上是給了中間部門、流通環節。比如國家對糧食的補貼，不可能到糧食生產者的手上，而是通過國家訂購制度、保護價制度等等，補給了糧食企業、糧食流通部門，對農業的支持和補貼實際上是不到位的。
生產政策與銷售政策不配套，與進出口政策也不配套，在這種互相隔離的情況下，政府在政策上支持的效果與初衷是不一致的。農業政策目標實質是針對生產者的，但農民得不到好處，都被消耗到中間環節，實際上存在巨大的政策效益損失。
過去的農業政策設計，主要是考慮解決糧食供給問題，沒有考慮農產品的品質，也沒有考慮到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現在考慮加入世貿組織后的應對問題，要提高競爭能力，感覺在政策上缺的東西太多。比如歐洲的瘋牛病出來以后，騰出很大的牛肉市場空間，按道理我們有豐富的畜牧生產資源，我們的畜產品應該是具有優勢的，但是就是因為長期以來，我們的畜產品標準、我們的整個市場體系都是按照國內市場與需求設計的，沒有考慮到歐洲市場的需要，也沒有考慮其他國家市場的需要，因此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我們沒有任何政策手段能夠動員資源，拿出具有競爭能力的、符合要求的牛肉進軍歐洲市場。今后我國農業政策的設計，要考慮如何提升中國農業的競爭能力問題，要由過去解決短缺問題，向解決質量問題、解決競爭能力問題轉變，現在到了必須大規模調整農業政策的時候。
沒有全國大市場流通體制弊端暴露
流通體制最大的缺陷是，至今為止，我們還沒有形成競爭有序、全國統一的農產品大市場，這也意味著失去農產品的價格權力。
從技術角度看，目前流通體制還存在下述問題：第一，市場的基礎設施比較薄弱，批發市場、期貨市場發育不健全，影響了農產品進入市場的機會，農產品沒有一個充分競爭的環境，雖然是糧食主要需求方，由于市場的隔離，定價權等于交給了外方，如果不能預先掌控價格變化，對營銷就缺乏一個制高點。我們開放程度較高的產品都應進入期貨交易，不能進行期貨交易的可進入批發市場。第二，沒有健全的質量標準體系。農產品到目前為止，往往是無標上市，無標流通。農民生產的時候，根本不知道市場究竟需要什么樣的農產品。對于農產品來講，沒有健全的質量標準體系的約束，怎能進入國際市場？怎么能符合人家的要求呢？第三，缺乏一個比較完備的、系統的信息體系。也就是農民種糧食或者是種蔬菜、水果，往往是馬路信息、鄰里信息，沒有辦法得到真實的市場反應與信號。不完備的農產品市場信息體系極大制約了農業競爭能力的提高。
改革開放以來，凡是開放時間比較早的農產品，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農產品，現在競爭能力已經開始形成。凡是國家管得比較死的農產品，現在面臨巨大挑戰。而且現在流通體系缺乏市場化的特征。所以在國內的市場全面開放以后，要抓緊時間進行調整，真正的讓它市場化、商業化，不能由政府管死。
政府不是競爭主體
以往政府管理的力量非常強大，在經濟中參與的程度比較深，但政府不是市場競爭主體。政府最多是提供一個競爭的環境，公平競爭的環境是政府該爭取的，競爭主體應是企業。靠農民是不行的，但是我們又有多少企業能夠參與挑戰呢？所以我覺得，在目前分散的農戶家庭經營制度下，面對越來越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有一個制度上的缺陷，那就是我們沒有真正的農業的市場競爭主體。我們現在沒有大的糧商，也沒有大的油商、畜牧商，也沒有什么果商，我們這么多柑橘，但是似乎沒有一個柑橘協會，沒有一個組織來把這個行業組織起來。
在這種分散的農戶和激烈競爭的大市場之間，應該有一個制度創新。創新的重點是：一要培育我們的龍頭企業，尤其要培養我們的航空母艦。二要把農民組織起來，成立行業協會。
沒有好產品也談不上競爭
產品是競爭的起點，也是競爭的終點。市場全面開放后，對農業的沖擊，最可怕的是來自國外企業的競爭，我們不怕美國的大豆、小麥到中國市場，而是怕它的跨國公司來分配和壟斷中國農產品市場，所以我們需要通過制度創新來解決競爭主體問題。但是如果我們有了企業，沒有好的產品也是不行，今后的農產品應該包含四個基本的競爭要素：
第一，品質。要實現農產品的規格化和標準化，像做工業品一樣來做農產品。就像日本市場上的大蔥，不同的長度、不同的規格，有不同的價格，我們應該培養農民有這樣一個意識。
第二，安全性。現在全球都對農產品的安全性提出懷疑，對農產品有信任危機，不敢吃。像歐洲出現瘋牛病以后，在歐洲吃牛排是很困難的。這意味著，今后中國農產品要參與國際競爭
，首先得讓全世界的消費者信任我們的農產品和食品。因此，我們必須抓好農產品的安全體系建設，不管是政府部門，還是企業、行業，以及我們的農民，應該樹立這個安全觀，要讓全世界的消費者對中國的產品放心。我們不僅要讓國內的消費者、城市的消費者放心，更重要的要讓全世界的消費者對中國的農產品放心。
第三，外觀和風味。既好看，又好吃，這是農產品競爭的最基本因素。
第四，均衡供應，通過技術手段分散上市。農產品是靠天吃飯的，農產品供應就有季節性，不均衡供應，比如說到收獲季節，是集中上市的，到淡季就沒有了。這樣，價格就有波動性特征，對農產品穩定的供給就產生一些風險。如果通過技術、設施能夠熨平這種波動的話，很顯然，這個農產品就能夠保持市場的穩定供給，相應就可以穩定市場份額。
突破壁壘，讓中國的農產品走出國門
中國農產品進入國際市場首先要考慮是否符合國際市場的標準和要求。比如說禽肉，中國本來具有優勢，在國際市場中，價格上的優勢也比較大。為什么現在我們的禽肉進入不了歐洲等市場或者進入的很少呢？就是因為我們國內的很多禽肉生產的廠家，過去沒有考慮歐洲等國際市場的要求或者說它不知道歐洲市場、美國市場有何規定，而歐洲、日本、美國市場的技術壁壘也令人望而卻步。所以，一方面，我們的產品可能不符合這些市場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很難突破這些市場的技術壁壘，由此就難以進入歐洲等國際市場。他說，進入歐洲市場時，國內企業在商業運作時，要考慮與歐洲的營銷商合作，通過歐洲衛生檢疫部門的認可。一般歐洲官方會對養雞廠周圍的環境，水的質量，包括雞舍條件、飼料、殘留等等，都要進行檢查，如果符合它的標準，就意味著你可以得到進入歐洲市場的“通行證”。
由于農產品貿易保護主義在歐洲、日本非常盛行，因此，具有競爭優勢的農產品，也不一定能夠進入他們的市場。政府應在多邊、雙邊貿易談判中發揮巨大作用。某一個國家市場對你的某種產品不一定是開放的，我們的企業、行業組織就應向政府提出要求，讓政府積極談判，這樣才使產品出口成為可能。比如說禽肉，歐盟于1996年8月1日停止了中國產品進入其市場，經過雙方政府的艱苦談判，到今年5月份才僅僅開放了上海和山東地區的市場，對北京市場和其他市場還沒有開放。要想打開所有市場，還需經過政府部門艱苦的談判。
受不了沖擊該怎么辦
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定，我們可采取的貿易政策主要是以下三種類型：
第一，對于中國的農產品來講，可以使用關稅政策的產品，但不能采取比承諾條件更高的關稅。世貿組織也有一些配套的保障措施，如反傾銷、反補貼條款等。WTO《農業協定》對關稅化農產品還設置了“特殊保障條款”。日本限制我們三種農產品的時候就打了這個旗號。日本是沒有道理的，但是這提醒我們，如果今后的某一個產品或者某一個產業遇到國外產品沖擊時，應該考慮動用世貿組織的這些保障措施。
第二，關稅配額管理。關稅配額管理不是對所有農產品，對中國來說，主要針對糧棉油糖毛，這些所謂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點農產品。這種管理辦法最主要的特點就是為農產品設置了一個進口配額，配額內的進口是低關稅，超過配額采取高關稅。所以在管理方式上，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則來搞一些管理辦法，盡量把可能的漏洞堵住。
第三個，技術性的貿易壁壘（TBT）。主要是包括像動植物檢疫（SPS）、質量標準等措施。如果別國的產品不符合我們的標準，我們就不允許進入市場。現在爭論比較多的就是轉基因農產品問題，現在美國、加拿大，還有一些南美國家，支持搞轉基因產品。而歐盟、日本等國家，對轉基因產品有限制。這實際上是技術加政治問題。歐盟、日本就利用轉基因問題，限制美國的玉米、大豆進入其市場。TBT是非常復雜的貿易政策問題，要綜合使用，前提是必須在世貿組織的框架之內，不能超越世貿組織的框架，否則就會引起人家的。
加入世貿后農民怎么辦？這是一個難以回答的戰略問題。對我們的農民來講，要提高科學種田水平，生產出消費者滿意的，甚至是全世界消費者滿意的農產品。盡可能的走出土地，轉向其他部門。對于基層政府來講，在我們的農業組織制度還不健全的情況下，能夠擔起保護農民利益的重任，目前最緊要的就是減少強加給農民身上的一些負擔。
過渡期內的主要對策建議
應對加入WTO給我國農業帶來的嚴峻挑戰，最根本的措施是加大支持力度，全面提升我國農業的競爭能力。與此同時，要抓緊建立農業產業安全保障體系，采取措施減少市場開放所帶來的沖擊。
1．深化農業管理體制改革。要抓緊改革目前部門分割、行業壟斷、地方保護主義嚴重，農產品生產、加工、流通與內外貿脫節，管理部門職能重疊、管理環節過多的農業管理體制，針對加入WTO后我國擴大對外開放、國際競爭更趨激烈的新形勢，統一設計和部署農業管理體制。要在明確界定政府職能的基礎上，加強中央統籌協調和宏觀調控的職能，逐步形成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對外貿易一體化管理體制。
2．加強農業國內支持政策，從根本上提高農業的國際競爭力。
第一，加大對農產品科研、推廣、病蟲害防治、市場信息服務、基建等“綠箱政策”的支持力度。應設立專項育種科研支持基金，加快農產品優質品種選育，縮小與國外農產品的品質差距。加強農產品質量標準體系、質量檢測檢驗體系、市場信息體系、病蟲害防疫防治體系建設，全面提升農產品競爭能力。
第二，對進口敏感農產品及具有出口潛力的農產品，根據WTO“微量允許標準”建立價格支持制度，保護農民生產積極性。但應調整補貼結構，由現在補貼流通環節，轉向補貼農
產品生產者。
3．盡快建立農業產業安全保障體系，采取措施減少市場開放所帶來的沖擊。
建立農產品進口監測與產業損害預警系統和快速反應機制；有效利用WTO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機制，加強主要敏感農產品的進口管理，提高海關監管水平與效率，堅決打擊和防范農產品走私。
4．積極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加快農產品加工企業的重組與技術改造，重點扶持和培育農業龍頭企業，改革農產品流通體制，建立農產品生產、加工和銷售一體化的產業化經營體系。要鼓勵建立幾個大糧商、畜牧商等農產品大企業，控制國內市場分配，參與國際競爭。
5．鼓勵組建農業產業行業協會，促進農產品生產、流通、加工及外貿一體化管理。農產品行業協會主要負責：提供農產品國際國內市場信息、政策法規咨詢服務；農產品技術研發與服務；國際市場開拓；行業準入管理；國內市場價格及進出口價格協調與管理；反傾銷反補貼調查、應訴，行業損害調查，貿易糾紛處理等。
6．實施農產品出口促進政策。
完善農產品出口退稅制度，實現出口農產品的“零”稅率；提供農產品國外市場拓展國際博覽會、交易會參展費、裝修費，市場調查、廣告促銷等；對企業開拓新市場提供保險支持；資助企業的研究開發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