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24 15:13:33
序論：在您撰寫經濟學概念解釋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以下簡稱《導言》）生產一節的開頭，這樣寫道：“擺在面前的對象，首先是物質生產。”這里就涉及到兩點，一個是擺在面前的“對象”，一個是作為首先要考察對象的“物質生產”。在馬克思面前其實有很多對象，從哲學的角度講，就是有很多種不同類型的生產可以作為“對象”進行考察，而馬克思則是首選了“物質生產”作為對象進行考察。物質生產是一種看得見、摸得著的“實在”，是可以被人的經驗觀察到的。這就區別于以往哲學家所關注的“意識”生產或“精神”生產，難以被經驗知覺。比如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的自我生產運動，雖然在他那里也提到了物質生產，但是僅僅是作為精神生產的物質表現形式而存在的；比如以達爾文進化論為代表的有關純粹自然的生產，如今純粹自然的生產我們已無法直接觀察了，純粹自然對人來說是一個永遠無法還原或觀察的未知領域。
那么馬克思選擇作為第一考察對象的“物質生產”含義是什么，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出發點呢？馬克思緊接著就解釋道：“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的一定社會性質的生產，當然是出發點。” 這句話也有兩點需要注意。
首先要注意的就是關于出發點的問題。在《導言》第三節中馬克思提到，“例如在經濟學上從……人口開始，似乎是正確的。但是，更仔細地考察研究起來，這是錯誤的”，因為“拋開構成人口的階級，人口就是一個抽象”，就算是“階級”概念，“如果不知道這些階級所依據的因素，如雇傭勞動、資本等等”，“階級又是一句空話”。其實，從“人口”著手，這本身在形式上是沒有錯誤的，但是我們要意識到此時的“人口”只是一個關于整體的混沌表象。那么如何處理這一“關于整體的混沌表象”呢？在第三節接下來的部分，馬克思給出了他認為科學正確的應對方法：我們要通過借助“更切近的規定”來分析這一混沌整體，逐步達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這個過程概括起來就是“從表象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然后在經過一個簡單概念的綜合過程，這時的“人口”概念已不再是“關于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了”，從“表象整體”變成了“思想總體”，在我們的思維里進行了概念式的具體再現。經過以上的分析，由彼及此，同樣的思路也可以用來理解“物質生產”是“當然的出發點”的含義了。既然是作為當然的出發點，“物質生產”如果僅僅是停留在整體表象的層面上肯定是不行的，必須借助“個人”、“社會”這些更加“切近”的簡單規定作為達到最簡單概念的橋梁，從而為“物質生產”最終成為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做好準備。只有當“物質生產”不再是關于整體的混沌表象，而是整體在思維上的具體再現時，其才能夠被當作是一個“當然的出發點”。
其次需要注意的就是這個作為“橋梁”的“切近”概念——“個人”。第一，“個人”是“在一定社會中的進行生產的個人”，物質生產是“人”的一系列現實可感的生產活動。人類是自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人的物質生產就是宇宙物質生產某種形式的發展和繼續，只有達到了一定的階段，生產才能以人的物質生產這一高級形態展示出來。那么，當下的人的物質生產對于我們理解包括第一生產在內的以往的生產有什么樣的意義呢？維科對此有一個觀點，歷史是由人創造的，那么人當然能夠理解他所創造的歷史。馬克思十分贊同并且對此觀點進行了發揮，人們可以在物質生產過程的不斷循環創造中理解把握當下的高級階段的生產形式，并且這種理解對于人們了解和把握以往的生產形式，甚至是終極的第一生產都有很大的幫助。所以馬克思說：“低級動物身上所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后才能理解。”第二，在馬克思眼中，“個人”是一個具有歷史張力的概念。這個概念從一定的時代中產生，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其所指代的意向對象也就有了相應時代的維度和界限，不可輕易跨越。所以，“個人”概念不能夠像文化史家那樣隨意使用，對其理解要遵循其產生的時代的原則和各種細節上的契合。在馬克思看來，以往文化史家對于“個人”的理解和運用類似于編造神話，他們的錯誤在于把“這種個人”當作了“歷史的起點”，而不是“歷史的結果”。在馬克思看來，文化史家所理解的有關于“人性的觀念”，“合乎自然的個人”并不是自然造成的，而是從歷史中產生出來的。馬克思認為，我們應該如此理解個人概念：“個人”，而且是“18世紀的個人”，“一方面是封建社會形式解體的產物，另一方面是16世紀以來新興生產力的產物”，“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只有到18世紀，在‘市民社會’中，社會聯系的各種形式，對個人來說，才表現為只是達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現為外在必然性”。只有明白了產生“孤立個人”的時代條件，我們才能在此基礎上了解“物質生產”的時代規定性，理解到只有“這種”物質生產才是“我們研究的本題”，即“某個一定的歷史時代”下的生產——現代資產階級生產。
二、“生產一般”與各個現實的歷史生產階段的關系
馬克思提到的，生產總是“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社會的個人”的生產，也就是被特定時代規定的生產。但是生產是從人類出現之后就伴隨著的存在，所以在馬克思眼中，“生產的一切時代有某些共同的標志，共同規定”，被稱之為“生產一般”。當然那種完滿、能夠將所有時代的生產的共同點都提取出來的純粹“生產一般”概念并沒有實際出現過。對馬克思來說，“生產一般”只要是一個能夠真正把“共同點提出來，定下來，免得我們重復”，它就是一個“合理抽象”。而且，這個“生產一般”概念有它的內在結構，它“經過比較而得出的共同點”，有些內容是屬于一切時代的，而有些則是幾個時代所共有的。雖然我們永遠無法到達絕對純粹的“生產一般”，這也是通過歸納法所得到的概念的先天缺陷，但這個缺陷并不妨礙“合理抽象”發揮作用，“沒有他們，任何生產都無從設想”。在馬克思眼中，像“生產一般”這類合理抽象概念構成了我們設想或表述研究對象的一個基礎。
不過，在馬克思看來，這個“合理抽象”對于人們認識和把握對象的價值也就止于此。在《神圣家族》一書中，馬克思承認銅礦、鐵礦等可以被歸納為一個“合理抽象”——礦石，但是我們不能把“礦石”當作所有具體礦石的“真理”和“原則”。一個淵博的礦物學家的水平肯定不是指他知道對于新發現的礦石都用“礦石”來表達，而是能夠比較出具體的差別，哪怕是細小的不同，他們對各種礦物的“特殊性”都有一個充分而具體的認識。再舉一個例子，在剛到異國他鄉時，我們會感覺外國人的相貌和舉止神態都差不多，膚色上要么全白，要么全黑，難以分辨麥克和吉姆。但是待的時間久了，我們就會越來越感覺到他們之間的差異所在，脫離了之前關于他們相貌的混沌表象認識，走向每一個具體的人。人們之所以常說馬克思的學說是歷史的、現實的，就是因為馬克思并沒有把歷史看作是某種“合理抽象”的展開——一種“非歷史”的描述方式，而是表現為“合理抽象”不斷地在歷史的進程被否定，被充實進更加豐富的規定。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學者都認同馬克思的這一觀點，很多同時期或稍前的資產階級學者就是在追求那個“合理抽象”，并力求這一“合理抽象”契合一切時代。此處那些學者所追求并最終提出的一些“合理抽象”，其實在馬克思看來，已經不再那么合理了，他諷刺道，“那些證明現存社會關系永存與和諧的現代經濟學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記這種差別”，并且這些“現代經濟學家”在一定程度上致力于把“資產階級關系”這一“特殊”趁機當作“社會一般的顛撲不破的自然規律”悄悄塞進“合理抽象”中去，就好像這些資產階級關系是“與歷史無關的永恒自然規律之內的事情”。在馬克思看來，大多數“現代經濟學家”所做的工作就是“在生產中提出一些共同的規定來”，從而把一切歷史差別“混合或融化在一般人類規律之中”。
那么接下來我們看一看，那些經濟學家到底是如何看待生產，并得出了哪些關于生產的一般的、普遍性的規定。“一切經濟學家在這個項目下提出了兩個要點：財產，司法、警察等對財產的保護。”馬克思對于第一點的反駁是很容易理解的，那些經濟學家對財產存在形式的描述在他看來是“一步就跳到財產的一定形式，如私有財產”，但是從人類學所得出的證據表明，私有財產只是人類近來才發展出來的財產存在形式，而財產作為共同財產的形式存在卻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而對于第二點規定，馬克思則批評這些經濟學家錯誤地把“有機聯系著的東西看成是彼此偶然發生關系的、純粹反思聯系中的東西”。這些對生產來說似乎不可缺少的警察制度其實只是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作為歷史的結果出現的，經濟學者卻將它們當作起點。他們忘記了生產在“強權”下進行生產的歷史，也看不出他們所推崇的司法警察制度只是“強權”存在的另一種形式。
經過以上兩點的批駁，最后對于“生產一般”和現實的、歷史上的生產的關系問題，馬克思給出了自己的批判性總結，首先他承認一切生產階段所共有的、被思維當作一般規定而確定下來的規定是存在的，即“合理的抽象”是可以被人們所發現提取出來的，但是我們要正確地對待這個“生產一般”，要認識到這些所謂一切生產的“一般條件”不過是這些抽象要素，用這些抽象要素永遠無法幫助我們理解任何一個現實的歷史生產階段。
三、結語
一、文學傳播媒介的靜態含義
文學傳播媒介在靜態呈現上包含符號和物質載體兩部分，二者相互區別又實為一體。符號媒介是內容和意義的物化載體，表現為按照一定規則和方式排列起來的語言文字序列;物質媒介是符號的物理載體，表現為書籍、紙張等物質形式。符號媒介用線性排列的方式表現為時間結構，物質媒介以一定的空間體積表現為空間結構，二者統一起來構成文學傳播媒介。在符號媒介和物質媒介的相互關系中，一方面，物質媒介之所以成為文學媒介是因為文學符號，一本書被看成是文學書籍還是科學書籍取決于書的內容，只有書中的文字被作為文學話語來解讀時，這本書才成為文學媒介。另一方面，符號無法自我肯定、自我實現，符號的實現必須依托特定的物質媒介，文學符號只有固化為一定的物質形式才能稱得上是文學作品。把文學傳播媒介看作符號媒介和物質媒介的統一符合文學傳播的現實情況，而且只有把符號和物質載體結合起來，我們才能對文學傳播整體過程中信息傳遞的規律進行連貫性考察，而不是把文學的物質載體與創作(編碼)和接受(解碼)割裂開。
從文學媒介演變進程來看，文學符號媒介和物質媒介都是人自身能力的體現和延伸。媒介的發展是基于人的需要，麥克盧漢認為媒介是人的延伸，不同的媒介可以滿足人不同的感知需要，并且這種滿足逐漸走向融合。文學傳播媒介也經歷了由簡單到復雜、由體內到體外化、由單一到融合的過程，每個時代的文學傳播媒介在符號和物質載體上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和組合。口語和文字在媒介歷史上出現的時間相隔很遠，口語傳播時期，人自身就是物質媒介，在時間流里和人捆綁在一起的聲音是得天獨厚的工具。面對面的口語傳播是一種“全媒體”的傳播，因為語言符號的抽象性需要多方面的補充，所以在口頭傳播活動中，人除了用語言之外，還通過聲調、表情、姿態、動作等來補充和加強語言信息，甚至表達語言所無法表達的內容。人將自身變成物質媒介，調動自身所有的器官和表達手段參與到傳播活動中，使自身感知能力發揮到傳播環境允許的最大可能。但是自身媒介畢竟受到生理條件的限制，所以文字和書面媒介的出現就成為一種補充，語言是聽覺的符號，使人類把某種聲音和與之相對應的東西分離，而文字是視覺的符號，使人類進一步把聲音固化，使之和發出這種聲音的人分離，不用再依附于人的身體器官而傳播，從而突破了時空局限。文字是人類發明的第一套體外化傳播系統，沃爾特•翁認為:“文字和印刷術需要各自的物質材料和工具……它們把語詞從其自然棲息地遷徙出來，使參與性的語詞退居到或明或暗的地位，使之等同于一個符號或一個平面，在文字和印刷術中，真實的口語詞是無法存在的。”［3］(P41)文字進一步發展了口語的抽象特性，突破主體的生理局限實現體外化異地、異時傳播，從而使文學文本脫離人自身成為自足的存在，標志著文學走向獨立發展的道路。書面文學并不是口語文學的記錄，而是完全不同的活動，因為它們的載體或者說媒介發生了變化。從以語音為媒介到以文字為媒介，從以自身為媒介到以各種書籍紙張為媒介，口語傳播的互動性、隨意性、生動性、明確性都喪失了，但同時文字媒介也彌補了口語媒介的不穩定性、依賴性等不足，文學獲得了自足的獨立性，脫離創作主體的文本獲得了多種闡釋可能性。“人類的傳播活動只有過渡到寫一讀階段，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活動才算開始，才有了現代意義上的作家、作品和讀者，人類才開始借助文字的魔力建構神奇的文學空間，文學交流才與人的日常活動拉開了距離，進入審美的國度”［4］。語言和文字這兩種抽象符號媒介具有極強大的生命力，盡管物質媒介在技術推動下發生了巨大變化，語言和文字卻始終存在。幾千年的歷史演變說明這兩種媒介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原因也許是因為人的抽象能力的需要和體現。保羅•萊文森認為言語和文字都是人類抽象思維能力的產物，同時也是人類抽象機制存在的理由。雖然當代媒介越來越走向視覺化、形象化，但是始終無法完全取代語言文字，因為這些媒介都無法滿足我們創新思維和抽象能力的要求。到了大眾傳播時代，各種電子媒介進入文學傳播活動，對文學的符號媒介和物質媒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時的符號媒介雖然仍以文字為主，也出現了很多不同于傳統文學文本的表達方式，物質媒介則走向多元化和交互式，傳統的紙質媒介受到沖擊，影視、網絡等大眾傳播媒介成為主流媒介，新興的以目標用戶為中心的網絡“終端”媒介終端是網絡社會的觸角和節點，如今正在走向智能化，終端本質上是人類自身的延伸，從收音機、電視、一直到ipad、筆記本電腦等，終端經歷著不斷更新、覆蓋的跨越式前進，追求人機合一的體驗目標。
二、文學傳播媒介的動態結構
當我們把文學傳播看作動態的信息傳遞過程時會發現，文學傳播媒介是貫穿始終的能動性活動因素，它在不同的信息傳遞階段作為不同形式的中介發揮作用，通過多重媒介化把創作主體、傳播主體、接受主體組織成一個交互式的媒介結構。文學傳播活動的主體是人，人在文學傳播過程中的不同位置和作用決定了不同的主體定位。從文學活動的整體來看，創作主體、傳播主體和接受主體構成人的主體性的不同形式，這三種形式并不是絕對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會出現不同的交叉，在不同的文學傳播過程中也會有不同的重疊。媒介進入文學傳播活動意味著創作主體和接受主體之間產生了依托媒介的結構性關系，不同時代出現并使用的媒介塑造著不同的創作與接受之間的互動關系。就像文學傳播媒介并非一個單一、固定的所指而需要從多重層次上去分析闡釋一樣，文學傳播媒介也是多重媒介化的結構過程。
文學創作是人內傳播的過程，體現了文學傳播媒介結構中的第一重媒介化過程。創作主體以自身為媒介，通過感知、思維器官與自身以及外在世界進行信息傳遞。在這個人內傳播活動中，主體和現實世界之間產生互動交叉關系，現實世界進入主體感知范圍，成為主體的對象化存在，進而被主體內化為主觀心靈世界，主體必須以自身為物質媒介實現外部世界的主體化，通過感知自身來感知外部世界。這是一個逐漸積淀的過程，并非一蹴而就，外部信息在主體感知和意識作用下，經過主體自身這個媒介的改造和過濾成為主體信息網絡中的節點，從而被主體媒介化，所以客體的主體化是通過主體自身的媒介化實現的。主體在感知和思考外部世界的同時，也把自身客體化，以順應外部世界的信息要求，表現在主體的感覺器官不再是純粹的生理器官，而成為被外界信息所期待的媒介化器官，要依據外部信息系統的要求而做出相應調整，通過適應客體獲取信息，比如光影信息，我們要用視覺器官去獲取，而氣味信息要用嗅覺器官去獲取。主體不僅要以自身感知器官為媒介獲取外部世界的表層信息，同時還要以自身思維器官為媒介獲取外部世界的內在信息，二者共同形成主體的心理現實，所以主體的客體化也是通過主體自身的媒介化實現的，主體的視覺、觸覺、味覺、嗅覺以及情感、抽象思維、潛意識等眾多因素參與這個主體自身媒介化的活動。在這個過程中，主體既是信息傳播的主體，也是信息傳播的客體，還是信息傳播的媒介。
人教版小學數學四年級上冊第64～65頁。
【教學目標】
1.認識認識平行四邊形及其特征。
2.認識平行四邊形易變形的特性。
3.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觀察能力和分析能力。
【教學過程】
一、激情引趣，導入課題
1.（課件出示兩條平行線）
師：前面我們學過了平行與垂直，用我們學過的知識說一說下面兩條直線是互相（平行）。
師：如果在這兩條直線中再添加兩條直線，與它們相交，想象一下，可能會圍成什么封閉圖形？
生1：長方形；生2：正方形；生3：梯形；生4：平行四邊形。
師：三年級我們初步認識了平行四邊形，這節課我們繼續學習平行四邊形。
2.讀了課題，你認為這節課我們要學習什哪些知識？
3.師：帶著這些問題我們一起走進平行四邊形的世界，探索平行四邊形的奧秘。
【設計意圖】通過播放多媒體圖片及提問導入新課，激活學生已經積累的及對四邊形的回憶，引起學生進一步探索平行四邊形特征的愿望。
二、探究驗證，揭示本質
1.認識平行四邊形及特征
（1）猜想
師：（指著平行四邊形）請同學們仔細觀察平行四邊形，認真思考，大膽猜測，平行四邊形可能有什么特征呢？
生1：對邊平行。
生2：對邊相等。
生3：對角相等。
師：一個偉人說過每個大膽猜測的背后都有可能是重大發現的開始，平行四邊形是否具有對邊平行、對邊相等，對角相等這樣的特征呢？接下來我們一起去探究、去驗證。
（2）探究活動（教師巡視，了解情況，指導方法）
【設計意圖】這個環節的設計，是在前面學習了平行的知識，掌握了長方形兩組對邊平行且相等的基礎上教學的。有了這些基礎及知識儲備，讓學生大膽猜測，猶如有魚得水，如虎添翼，給學生提供了無限想象的空間。
（3）匯報
組1：我們驗證的是1號平行四邊形，我們用尺子量對邊的長度，由此得出平行四邊形對邊相等。我們用量角器量角的度數，由此發現對角相等。我們在上下兩條邊之間做了垂線段得出了對邊平行。
師：俗話說，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人幫，團結就是力量，掌聲歡送他們小組。
師：其他測量1號圖形的也有這個特征嗎？向老師招招手。
師：1號平行四邊形有這樣的特征，其他幾號平行四邊形也有這樣的特征呢？
組2：我們這個小組驗證的是2號圖形，我們驗證對邊相等對角相等的方法跟他們是一樣的。驗證平行是不一樣的。（師：哦，那就介紹不一樣的，我們拭目以待。）
生：我們驗證對邊平行的時候與他們不一樣，我們小組是延長兩條直線的方法，永不相交得出了對邊平行。
師：這個小組真是單刀直入，直奔主題演示平行四邊形對邊平行。（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把掌聲送給他們。）
師：2號圖形與1號圖形雖然形狀不一樣，但驗證的結論是一樣的，3號平行四邊形也有這樣的特征嗎？
生：有。
【設計意圖】這個環節的設計，本著以學生為主體的思想，敢于放手，讓學生的多種感官參與學習活動，讓學生在操作中體驗平行四邊形的一些特點；既實現了探究過程的方法，也突出了師生之間、學生之間的多項交流，體現了以學生為本的理念。
師：通過驗證，誰能用一句話來概括平行四邊形的特征。
生：平行四邊形具有對邊平行，對邊相等，對角相等的特征。
（課件出示平行四邊形的概念）
師：怎樣理解“兩組對邊”“四邊形”“分別平行”？
生：（上邊和下邊，左邊和右邊叫對邊，四邊形是四條邊。）
（課件演示對邊平行。）
（4）應用平行四邊形的特征判斷
（課件出示，1號，3號平行四邊形、2號五邊形，4號梯形、5號6號長方形和正方形。）
下面圖形，哪些是平行四邊形？（用手勢表示）
師：剛才我看到判斷5號、6號圖形時有的同學用對的手勢，有的同學用錯的手勢，長方形和正方形到底是不是平行四邊形呢？靜心想一想，同桌輕輕說一說。
生1：是平行四邊形，因為長方形和正方形的兩組對邊分別平行。
生2：它們的對角相等。
生3：長方形和正方形具有平行四邊形的特征，所以長方形和正方形是平行四邊形。（老師手拿長方形和正方形圖片）說他們是平行四邊形，但他們與一般的平行四邊形又有什么不一樣的地方呢？
生1：長方形和正方形是正正的，平行四邊形是斜的。
生2：四個角是直角。
師：從這個意義上說，長方形和正方形是特殊的平行四邊形。
【設計意圖】有了前面知識的鋪墊，學生能利用平行四邊形的特征判斷一般平行四邊形和多邊形，但對于長方形和正方形學生還有猶豫，引發沖突，在辨析中突破難點，正確處理了長方形、正方形與平行四邊形之間的關系。
（5）師：生活中哪些物體的表面是平行四邊形呢？
生1：桌面。
生2：黑板的表面。
生3：窗戶的表面。
生4：數學書的表面。
【設計意圖】這個環節設計蘊含了“猜想―驗證―發現―應用”這樣一個科學的探究方法。給學生提供了充分的探索空間，引導學生先猜測特點，再放手讓學生自己去驗證和交流，使學生在思維的碰撞和交流中最后得出結論。在這個過程中，學生充分展示，在交流與傾聽把自己的方法與別人的想法進行了比較。
2.學習平行四邊形易變形的特性
師：老師用板條做了一個平行四邊形框架，（示意）漂亮嗎？睜大眼睛，要變魔術了。（拉著對角向相反的方向拉）你發現了什么？
生1：變大。
生2：變小。
生3：無論怎樣變，都是平行四邊形。
生4：易變形。
師：是的，平行四邊形具有易變形的特性，那你能說說生活中哪些地方應用了平行四邊形的這種特性？生說。
（圖片欣賞）電動推拉門、衣架、放縮尺、保護網。
馬虎毛病就這樣被改掉.學生姓名張**年級初二輔導科目數學輔導效果經過3個月的輔導，由之前的因馬虎而丟20分到認真審題，將會做的期中考試得了113分（滿分120分）輔導前學生情況：經常做題馬虎，之前還因馬虎丟過20分學員輔導經過：針對孩子的馬虎問題，我嘗試采用以下方法進行改正：1、在課堂上時，我會讓孩子在白板上面做題，一方面是方便孩子自己檢查錯誤，另一方面便于我及時給與提醒改正；2、在做試卷時，要求孩子在每個題目上面留下記號，圈出重點數字和詞語，防止看漏題目；3、合理利用草稿紙，建議每次將草稿紙折疊分成兩部分使用，從左到右，從上到下，標明序號，方便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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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范圍】：小學1-6年級，初一初二初三，高一高二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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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索洛針對新古典主義經濟理論過度地追求一般均衡和數學形式主義的抱怨。19 世紀初，托馬斯馬爾薩斯也有過同樣的批評性論述: 對我來說，現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存在錯誤和分歧的主要原因是近乎魯莽地簡化和概括。這是馬爾薩斯針對亞當斯密之后的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等人在經濟學研究中越來越追求公理性的演繹主義方法，并試圖從少數一般性命題中得出一般性結論的批評。
另一方面，大衛休謨認識到，科學的一個主要目標是因果解釋，而一系列事實本身不可以驗證事件之間的任何因果關系。這表明了一種觀點，任何科學的一個主要目標是解釋，解釋包含了對于因果關系的理解。而任何經驗性的探索不可能自己建立因果關系，原因是不可以被察覺到的，數據不可能為我們表明原因和結果。一系列事件之間的相關性并不必然是原因和結果的指示，相關性并不是因果關系。因果關系需要事先假設，經驗本身不能提供因果解釋。卡爾門格爾的觀點是，經濟學發展的初始或者全部過程都不能僅僅依靠事實。描述必須依賴于先前的理論概念，而且描述本身不能對經濟現實進行解釋。
一、歷史史實的重要性
亞當斯密最大的貢獻在于提出勞動分工。勞動分工導致專業化，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使財富增加。勞動分工起源于交換能力，交換能力的發展源自市場范圍的擴大。亞當斯密的這些觀點是從歷史的考察中得出的，從對學徒制的細微觀察到扣針工廠作業的經典分析，以及對貨幣制度起源的論述，都反映了亞當斯密對現實和歷史過程的關注。吳承明說: 早期的古典經濟學家都是結合歷史實際來提出他們的經濟理論的，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第三篇就是講經濟史。
馬歇爾被認為是新古典經濟理論邊際效用理論的公認先驅之一，均衡價格論是馬歇爾經濟理論的核心和基礎。對于許多經濟學家而言，馬歇爾對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做出了極大貢獻，但人們忽視了馬歇爾對歷史現實問題的關注。在《經濟學原理》第一版序言中，馬歇爾說:經濟學的職能是收集、整理和分析經濟事實，并用從現象和經驗中得來的知識，去決定各種原因的眼前和最終的結果。經濟學家格里高利曼昆在教科書《經濟學原理( 第4 版) 》前言致學生的信中引用馬歇爾的話說，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一般生活事物的學問。
約瑟夫熊彼特認為，經濟學的內容，實質上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獨特的過程。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所謂歷史經驗，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時代( 包括當前) 的經濟現象，他說，我相信目前經濟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錯誤，大部分是由于缺乏歷史經驗。創新經濟學創始人之一，英國學者克里斯托弗弗里曼說到，熊彼特認為理論、統計、歷史和社會學應該卓有成效地結合起來。在《商業周期》中，熊彼特開宗明義說到，歷史對于理解我們面臨的問題具有最重要的貢獻，他在《經濟分析史》中指出，經濟學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歷史，然后是統計，接著是理論。張培剛在熊彼特的《經濟分析史》中譯本序言中說到: 熊彼特的著作強調并采用歷史的方法，強調追根溯源，查明來龍去脈，重考據和歷史事實，治學嚴謹，注解詳明。對于書中涉及的某人、某事、某種著述、某種學說、某種分析方法或分析工具，熊彼特無不力求對其歷史淵源和發展現狀，旁征博引，闡述清楚。有時在正文里不能盡其詳，則輔之以詳細的注解，務求把事實弄明白，或把問題搞徹底。
熊彼特之后的創新經濟學者、制度主義學者、演化經濟學者以及主流經濟學的部分學者針對新古典主義一般均衡和過度的數學形式主義，表達了對歷史過程和現實問題的關注。演化經濟學家，歐洲老制度學派學者杰弗里霍奇遜說過，由于摒棄了以前的歷史研究傾向，經濟學在整體上變形了。它不再將重點放在對于真實社會經濟系統的研究上，而是追求對于個體選擇進行演繹主義的探討。
在談到新制度主義經濟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諾斯后期研究思想的轉變時，弗里曼說到，諾斯長期致力于研究人類歷史核心之謎，解釋不同的歷史變遷路徑，他特別注重研究制度的形成與演化。諾斯的研究主題與老一代歷史學家接近，由此使他懷疑新古典假設的適用性，并最終得出結論: 新古典假設實際上是理解制度存在、形成和演化的絆腳石。對制度的考量要求放棄過于簡化的理性原則，需要探討環境的復雜性。諾斯后期放棄了將制度視為有效經濟單位的早期觀點，也不再用簡單的交易成本模式表示制度，這樣他更接近老歷史學派。將制度納入歷史可以使我們講述的故事更為精彩，圍繞制度建立起來的經濟史學為我們提供了一副制度存續與變遷的圖畫，也就是一個演化的故事。
另外，弗里曼在他的《光陰似箭》中還部分總結了演化經濟學處理史實的問題。演化經濟學家對整合歷史和經濟學的必要性做出了響應，經濟學演化不能脫離歷史，必須將經濟學涉及的因果關系理解為復雜的決定過程而不是決定論。人為推理必須讓位于對分析和決策具體、翔實的研究和推敲，以恢復經濟學的本來面目。弗里曼呼吁要回歸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回歸經濟學本質，回歸古典經濟學的目的，回到歷史和統計方法的共同發源地。他強調經濟學不能脫離歷史，只有這樣，經濟學才能夠探究其本來目標，即處于不斷演化，不可逆轉的復雜進程中的現實經濟。
弗里曼直言: 歷史就是過渡，經濟學是研究過渡的科學，經濟學一開始就是并且仍將是一門歷史科學，因為只有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下才能理解經濟主題，還因為經濟學與歷史學相得益彰。
二、經濟理論的重要性
中國經濟史學者吳承明說: 經濟史是研究各歷史時期的經濟是怎樣運行的，以及它運行的機制和績效。這就必然涉及經濟學理論。李劍鳴指出，現代史家大多重視理論對治史的意義。傅斯年、顧頡剛等學者強調史料的核心地位，但他們并不否認理論的意義。呂思勉敏銳地看到了社會科學理論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在20 世紀40 年代初就強調要學習這些理論。李劍鳴強調了吸取不同學科理論知識對于治史的重要性，他說: 考據與義理并重，即在掌握翔實可靠的歷史史料的前提下，參照一定的理論和概念來闡釋史實的意義，以求得史識。史識的獲得需要理論介入，需要用理論在史實中考察，才能發現史識。他說，史學自身的理論資源并不豐富，需要從其他學科，如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語言學中汲取理論的滋養，以燭照史實，分析具體問題，建立解釋框架。其中，社會學理論之于社會史，經濟學理論之于經濟史等，都是很有說服力的例證。因而，要提高理論修養，在其他學科中吸收相關學科的知識，包括理論知識，以求得史識。
英國歷史學家科林伍德評論說，歷史學家們滿懷熱情地投身于實證主義綱領的第一部分，從事研究他們所能確定的一切事實。結果是詳盡的歷史知識大量地增加起來，根據對證據的精確的和批判的考訂而達到一種史無前例的程度。歷史學的良心把自己認同于每一樁孤立的事實都出之以一種無限謹慎的態度。單純為了事實而確定事實是無法令人滿意的，它的合理性的證明是遠在它自身以外的某種東西之中，那是這些已經被確定的事實所能夠做到或者是應該做到的。實證主義在它那工作的這一方面所留給近代歷史編纂學的遺產，就是空前的掌握小型問題和空前的無力處理大型問題這二者的一種結合。而且不能對這種或那種政策是一種明智的政策嗎? 這種或那種經濟體系是健全的嗎?進行判斷。
西方經濟學家在強調要重視歷史事實的過程中，并沒有否認理論的作用。亞當斯密明智地試圖將歸納與演繹進行結合。在重視經驗研究的前提下，馬歇爾認識到，獲取知識還需要額外的、理論上的努力。他說: 雖然經濟學家一定要對事實充滿渴望，但是一定不能僅僅滿足于事實。他一定要對過去能對現代問題直接做出解釋這樣的念頭表示懷疑。對于馬歇爾來說，歷史事實是基本的，但是它們本身并不能為我們提供答案，單純了解一系列的事實并不能解釋任何問題。事實本身是靜默的。觀察本身并不能直接揭示事物的原因，它只能發現一系列事物。在經濟或社會問題上，沒有一件事情是另外一件事情的絕對先例。人類的生活環境是如此多變，每一個事情都是眾多原因的復雜結果，這些原因如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以至于過去絕不會為未來提供簡單的、直接的參考。
馬歇爾認為事實不能自我解釋，經濟學不能僅僅靠事實前進，他承認經濟學不可避免地會利用一些普遍的原理和概念。同時，馬歇爾把經濟理論中心的、普遍的內核看為不是具體事實本身，而是發現具體事實的工具。
三、經濟理論和概念作為分析工具的重要作用
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中論述了理論的重要作用。他認為科學的經濟學家在于掌握三類技術: 歷史、統計和理論。當他在講到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所謂的歷史經驗時，他在其后的注釋中明確解釋說: 這樣說并不會使下面將要解釋的理論成為不可能的東西或無用的東西經濟史本身就需要理論的幫助。但熊彼特給理論打上了引號，意指有別于其他人的先驗性假設的理論概念。對于熊彼特，經濟理論是所有的概念( 例如: 邊際替代率邊際生產力乘數，加速因素) 之間的關系，以及處理這些關系的方法，是這些零星用具的總和( 包括關鍵性有用的假定在內) ，是一個工具箱，用以解釋和闡發歷史史實。
這種觀點類似于約翰希克斯在《經濟史理論》中有關歷史和理論的論述，許多人說理論和歷史是對立的，情況最好也不能兼而有之;一個歷史學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論術語來進行思考，或者頂多承認他可以利用某些不相連貫的理論作為前提來解釋某些特定的歷史過程，僅此而已馬克思從他的經濟學中確曾得出某些總的概念，他把這種概念應用于歷史，因此他在歷史中發現的模式在歷史以外得到了某種支持。
霍奇遜在《經濟學是如何忘記歷史的: 社會科學中的歷史特性問題》一書中指出，任何事實陳述的建立都需要概念和理論，任何科學解釋都包含關于因果關系的假設，而這是在經驗數據中找不到的，它們必須被事先假設，經驗數據本身不能提供因果解釋。他在總結自己的論點時提出，科學不能僅僅是對經驗細節的描述，描述自身，不論是顯性的還是隱性的，總是要運用理論和概念。科學不可能在沒有一些一般性或者普遍性陳述和原理的情況下前進。解釋真實因果機制的解釋性統一是進行科學研究的目標。這里，霍奇遜的觀點強調了理論知識作為對史實進行闡發的邏輯框架作用以及概念工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離開某些較為一般性的概念，我們就無法討論一個特定的社會經濟系統。在任何涉及延綿的歷史研究中，使用一些非歷史的理論概念是不可避免的。針對德國舊歷史學派的部分學者在研究中僅關注經驗現實的方法，霍奇遜評論說: 由于偏好對于特定現象做簡單描述而拒絕理論，這種生硬地訴諸歷史事實的方法，典型地出現在許多舊歷史學派經濟學家的著作中。他們認為單純描述具有可行性，似乎事實本身就能夠自我解釋一樣。但是，如果之前沒有概念框架和理論知識基礎，做出這種描述也是不可能的。
在總結舊歷史學派在方法論問題上的失敗中，霍奇遜總結性地指出，所有對事實的描述都是充滿理論的，所有的描述都要運用先前的理論和概念框架，如果沒有一些先前存在的概念框架，就不能確定任何事實，就不能進行識別和分類，也不能賦予它們任何意義。而且，如果沒有因果關系假設，那么對任何現象都不會有足夠的科學解釋。
卡爾門格爾指出，在經驗現象能夠被描述或理解之前，理論框架和概念工具是必要的; 龐巴維克談到: 如果不稍微談到一般性的理論和概念前提，我幾乎不可能就一個經濟問題做出報告，更不要說討論它了。
四、經濟史中的史論結合
吳承明指出，史料考證過程中，綜合觀察在于判斷吾人可認識事實間之關系，以及其與演化上之整個及一般間之關系，免致忽視極有價值之史料或誤采不良之史料。侯外廬于其書自序中說他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有三個步驟: 第一是花費精力研究理論，得出答案; 第二是謹守考據辨偽方法，訂正史料; 第三是將史料與社會發展規律統一成文。吳承明指出，歷史學的首要任務是探求歷史的實況，史料考證和文本詮釋都十分重要。
但歷史學不是史料學，理解歷史還需要理論，須借助于抽象思維和理性判斷，用科學方法分析歷史是完全必要的。他認為，在經濟史研究中，一切經濟學理論都應視為方法論，任何經濟學說，在歷史長河中，都會變成經濟分析的一種方法。他說，史無定法，要根據時空條件，所研究問題的性質和史料的可能，選用適當的經濟學理論作為分析方法。針對如何運用理論，他說: 任何經濟學理論都要假設若干條件或因素是不變的或者略去，否則不能抽象出理論來。這種假設是與歷史相悖的，因而，應用時必須用歷史學的特長來規范時間、地區特點和考察范圍，使理論在小環境內起分析方法的作用。
馬克斯韋伯倡導為了研究經濟現象，有必要吸收借鑒大量學科和分支學科，用理論概念來理解和解釋社會經濟現象。張培剛在熊彼特的《經濟分析史》中文版序言中還提到，在熊彼特的其它幾本最有代表性的圍繞創新理論而建立他自己的學說體系的著作，即《經濟發展理論》《商業周期》《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這三本著作里，熊彼特都明顯地采用了歷史分析方法，并始終意圖把歷史分析和理論分析二者結合起來。這種意圖和作法，在《經濟分析史》里以及在傳記著作《從馬克思到凱恩斯十大經濟學家》里，也是有明顯的體現的。熊彼特總是試圖把不同學說的形成和發展，不同分析工具的產生和運用，與各自所處的歷史環境和背景聯系起來。總之，熊彼特無時無刻不是試圖把歷史的發展和理論的探究二者融合在一起。
李劍鳴指出，如何處理理論與歷史的關系，具有方法論的意義，以史實俯就原理，不是歷史研究的正途，理論只是史家用來關照歷史的工具，而不是歷史本身的一部分。運用某種理論，其目的在于尋找最佳的切入點，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從而揭示史實的意義，建構敘事的框架。因此，理論必須服從于歷史解釋的需要，而不能讓歷史來遷就理論。他總結說: 在處理論和史的關系時，最好是史論結合，切忌生搬硬套，堆砌概念。歸根結底，在史論關系中，史是基本的和核心的，而論則依附于或服務于史，論必須與史實密切結合在一起。
五、結語
關鍵詞：反按揭；社會目標；和諧社會；新制度經濟學
當城鄉統籌改革方興未艾時，人們對于養兒防老的擔憂有所下降，但城鄉統籌并沒有消除對房價急劇上升的恐懼，于是，人們對養兒防老的擔憂突增。究竟怎樣解釋城鄉統籌、養兒防老和反按揭之間的因果關系，還找不到最好的解釋辦法和理論依據，次優的選擇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部分原理，首先用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分析三者的關系，當新制度經濟學不能很好的解釋事物現象時，就足以說明新制度經濟學是不自恰的。
一、新制度經濟學原理的社會目標適用性縱覽
新制度經濟學是在與凡勃倫、康芒斯經濟學者研究的舊制度經濟學相比較而言的，從凡勃倫的制度分析――“本能”和“習慣”技術和禮儀“機器利用”和“企業經營”康芒斯的“集體行動”“交易”“法律調節”加爾布雷斯的“豐裕社會”、“新工業國”和“新社會主義”，再到科斯的“企業分析”“交易成本”“產權安排”威廉姆森的“組織縱向一體化”等，直至諾斯的“制度變遷”和近年來的“制度演化博弈”，這條發展路徑充分說明了新、老制度經濟學的血緣關系，二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總體上是一脈傳承的[1]。沿著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發展路徑中的社會目標（相對于經濟目標而言），以及這個社會目標中城鄉統籌價值、養兒防老因素和反按揭之間的關聯成分，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和制度演化博弈中包含了大量的“制度因素”，其定義的“正式制度”是指各種憲法、法律、法規、規則以及經濟活動主體之間簽訂的契約等,必須由權威機構予以頒布實行,擁有國家強制力作后盾，一旦觸犯，會受到相應的懲罰；“非正式制度”通常被指為在社會發展和歷史演進過程中自發形成的，不為人們主觀意志所轉移的文化傳統和行為規范，包括意識形態、道德觀念、風俗習慣、行為準則、自行強制的操作規則等，非正式制度“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及選擇偏好，形成一種無形的壓力令人不得不隨眾和隨大流。新制度經濟學也許在這一點上吸收消化了著名哲學家和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的理論并加以發現” [2]。
20世紀80年代中期，諾斯等新制度經濟學家廣泛吸收了人類行為理論、社會學理論中最新發展的學科，結合產權理論、交易費用理論，創建了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的基石，形成制度分析的基本范疇和分析框架，這就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吸收人類行為學、社會學的有關理論就大大超越了古典經濟學或新古典經濟學涵蓋的領域和對問題的分析力、解釋力，極大的拓展了經濟學對社會問題的解決力度和深度，當科斯本人及威廉姆森、張五常、德姆塞茨、阿爾欽、諾斯等經濟學家僅僅把目光集中于交易費用經濟學、產權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分析等所謂主流經濟學認可的研究領域時，新制度經濟學將如何解釋個體的逆向選擇問題？又怎樣解釋“形成一種無形的壓力令人不得不隨眾和隨大流”的社會現實？我們認為新制度經濟學與古典經濟學等主流經濟學相比本質變化可以概括為：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領域使社會目標取代經濟目標成為主旋律，實現由經濟目標主導向社會目標主導的回歸，當然社會目標中一定包含經濟目標，那么我們就要用新制度經濟學具體分析其社會目標中城鄉統籌、養兒防老和反按揭之間的血緣命脈，以此衡量新制度經濟學是否是自恰的。
二、新制度經濟學對城鄉統籌、養兒防老和反按揭的解釋
1.新制度經濟學對城鄉統籌發展的闡釋
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理論、產權理論、制度變遷理論，是從新古典正統理論那里繼承了市場、供求、邊際主義、生產要素等概念，是古典、新古典統經濟學的揚棄，當新制度經濟學分析市場的有限理性和制度變遷相結合的原理時，他們就注重了整個社會變遷的“和諧”過程，準確地說是“自然過程”，因為“自然過程”往往是“和諧的”（雖然不是絕對的），但新制度經濟學把經濟學引向了社會化的方向，指出制度和政府支持對市場運行的重要性足以解釋為什么城鄉統籌改革是在國家的推動下產生的“自上而下的”的經濟變革形式，這種變革符合法國學者戈特曼1957年提出“大都市連綿帶”概念，這個概念就是城鄉統籌的核心所在，“經濟制度的組成和轉變只能在選擇政府的基礎上作解釋，現在制度的存在都是在局限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中國的整個產權制度結構就會發生巨大的變化。”[3]
新制度經濟學在勉為其難地解釋了鄉統籌發展的政府作用和制度變遷的必然，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中國現實中“三農問題”、城鄉發展尋求突破的現實，但研究發現，城鄉統籌不僅僅包含經濟目標，恰恰相反，是為了尋求整個中國社會城與鄉村和諧的社會目標，這個目標中包括經濟繁榮、政治文明、文化發達、精神富足的“四化社會”,四大直轄市統籌改革試驗的不同重點卻被一個城鄉統籌吸納了所有需要積極融合的要素。對此，新制度經濟學如何解釋城市反哺農村？如何解釋有差別、分階段、分層次性的城鄉和諧？又如何解釋農民“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非經濟、非理？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視角是大市場，甚至不自覺的以城市的市場為模板，企圖把農村拋除在新制度經濟學解釋的范疇之外。這不得不說這是新制度經濟學的一個缺憾。
2.養兒防老是新制度經濟學對社會問題解釋的盲區
新制度經濟學立足于西方社會，西方社會對于養兒防老的概念幾乎等于零，在中國社會中卻遠遠無法解釋其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角色（注意不是作用）；從心理學角度講，老人的主觀幸福感與擁有的財富、金錢并不成正比，在滿足了基本的物質生活之后，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卻往往得不到滿足，秉持“養兒防老”觀念的老人，一旦社會角色發生轉變，如退休、失去工作，就會有權利喪失的失落感，自卑感、孤獨感等負性情感隨之而來，他們會希望從兒女身上得到補償。“非正式制度”中的道德觀念、行為準則當然能夠涵蓋“養兒防老”這個習俗，然而“養兒防老”在很多場合、很多領域、很多過程、很多作用上都遠遠高于市場對社會的推動力，新制度經濟學的意識形態、道德觀念、風俗習慣、行為準則、自行強制的操作規則等只不過是為了其制度的決定性作用作鋪墊，并非是適時分析歷史現狀、社會現實的，只是理論本身的需要而已。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如一些新制度經濟學家認為美國奴隸制廢除，其主要原因在于人們的意識形態發生了變化，認為奴隸制不符合人性，與‘天賦人權’相悖；受文化的自身影響，社會習慣自身發生的變化”[4]。中國社會的“養兒防老”屬于哪種社會價值目標？我們用制度經濟學自然無法斷定，“一方面，經濟學仍舊是非歷史的；另一方面，當涉及歷史、社會關系和現實的矛盾時，經濟學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不同的文化和政府為中心的解釋”[5]。養兒防老就是典型的歷史、社會關系和現實矛盾的交集節點，在一定程度上高于任何正式制度、法律法規、市場經濟規律，這就是為什么新制度經濟學解釋“養兒防老”時總是蒼白無力，這也證明了新制度經濟學的不自恰。
3.新制度經濟學與反按揭誰解釋了誰
新制度經濟學與反按揭之間的關系是什么？經濟學家們又是怎樣求證的，它們之間的經濟學原理是什么？是交易費用原理的運用還是制度變遷的需要？是產權經濟學的使然還是非正式制度的推動？新制度經濟學怎樣給與解釋？“反按揭的內涵‘按揭’一詞，對今天的廣大消費者來講已不陌生，它是一項在消費者購買商品房等高檔消費品時，只要預付一定比例的首付款，即可擁有該消費品，剩余款項由銀行支付，消費者在約定年限內按月向銀行歸還一定數額貨幣的貸款業務……，在約定的年限內，消費者仍享有該房的正常居住權，期滿后銀行擁有該商品房的所有產權，并進行處置，從中賺取利潤的一項特殊的信貸業務。”[6]由此可見，反按揭的經濟學原理是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市場經濟原理的運用與拓展，當然新制度經濟學也能對此分析，但這不能說明示新制度經濟的本身理論結構的自恰性，倒是一種繼承性。這就無法證明新制度經濟學在解釋反按揭時是自恰的。如果交易費用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那么反按揭難道比按揭的交易費用更高？金融機構反按揭的實際交易費用（耗費和盈利）并不比按揭的金融機構在交易費用方面有很大改善，那么為什么還要推行反按揭呢？中國的現狀是起源于、適應于西方社會的新制度經濟學能解釋的么？我們只能認為起碼在中國新制度經濟學解釋反按揭時也存在著不自恰。
總之，新制度經濟學分析城鄉統籌、養兒防老和反按揭時是不自恰的， “中國經濟學發展的現實迫切需要我們的經濟學家重新考察世界上一切有利于經濟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系統達到功能最優的理論，不僅在于資源配置方面，也在于生產關系方面。” [7]
作者單位：重慶文理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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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張紅鳳，高歌.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缺陷[J].國外理論動態，2004，4：33.
摘要：從多國企業經濟理論的發展脈絡，更能明顯地辨識出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發展軌跡。本文以交易成本概念、科斯交易成本思想和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論為線索，對多國企業理論發展的學術脈絡和內在聯系進行了重新梳理。威廉姆森于2009年成為交易成本理論學界又一位諾貝爾經濟學得主，源自其使有關治理問題和企業邊界問題的研究在過去30年中成為經濟學研究熱點和理論前沿的貢獻。
關鍵詞：交易成本，多國企業理論，威廉姆森，學術脈絡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經濟學以交易作為分析單位，將制度作為考察對象，可以輕易地應用于其他能夠以制度作為解釋變量或被解釋變量的研究主題，其應用與影響范圍之廣泛，無疑是其獲得認可和殊榮的重要原因之一。整個20世紀70年代，多國企業經濟理論的發展明顯帶有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烙印，科斯與威廉姆森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影響在多國企業理論內部的競爭中更體現出解釋力和競爭力。
多國企業理論，俗稱跨國公司理論，確立于上世紀60年代，時屬國際經濟學范疇，研究多國企業的存在并用以解釋國際投資的方向和動因。此階段的多國企業理論屬于新古典方法的產業組織理論范式時期。
一、交易成本與新古典方法的內部化理論
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交易成本概念已經明確地進入了多國企業理論的構建和發展。Buckley&Casson（1976，1998a，b）和Rugman（1981，2003）是多國企業內部化論的領軍人物，他們在其各自的內部化觀點中都承認科斯的影響。雖然，事實上，他們從科斯那里繼承的只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內涵和分析模式，并非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理論方法。
（一）交易成本概念與Buckley&Casson的內部化理論
Buckley&Casson（1976）在論述其“市場內部化經濟學”時認為，由于“在一定條件（如規模收益非遞增）下”，通過完全競爭市場配置資源最有效率，因此企業以尋求效率為動機進行市場內部化的必要條件是外部市場不完善。內部化規避了不完善的外部市場，避免了因市場不完善導致的低效率，進而產生了內部化利益，但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成本會抵消潛在的利益，因此，企業的最優規模被確定在進一步內部化的成本與利益相等的那一點。企業跨越國界進行內部化時創造了多國企業。這就是他們解釋多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基本邏輯。
學術淵源上，Buckley&Casson的內部化觀點源于科斯在《企業的性質》（1937）-文中將企業解釋為節約交易成本所產生的組織形式。他們也承認其“市場內部化的經濟學”得益于科斯等人的經典分析，同樣以“企業替代市場”的邏輯為基礎解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照此邏輯，他們的內部化理論是將跨國公司解釋為出于節約交易成本的效率動機而產生的經濟組織。
（二）交易成本概念與Rugman的內部化理論
Rugman（1981）將經濟理論應用于國際投資問題，其內部化觀點建立在極強的假設之上，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與國際貿易純理論相反，自由貿易被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不完善所破壞，并由多國企業取而代之。在Rugman看來，針對外部市場交易成本過高或外部市場的缺失，相應的解決方案是以管理指令制定內部（轉移）價格，以內部市場替代外部市場，即所謂的內部化。他指出“科斯（1937）在其原創論文中顯示國內公司可以規避常規市場并利用內部價格以克服外部市場上過度的交易成本，為避免這些成本，企業的管理團隊可以使用管理命令確定內部（轉移）價格。”
（三）內部化理論中的交易成本概念
內部化學者Buckley&Casson（1976）和Rug-man（1981）雖都認為多國企業的存在即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導致企業替代市場，但他們所說的企業在內涵上只是作為外部市場替代物的內部市場。盡管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在他們的理論構建中都有使用，但科斯意義上的企業概念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二、科斯思想傳統下的多國企業理論
（一）Hymer的多國企業理論介紹
Hymer作為多國企業理論的開創者，其早年博士論文（1960）的觀點早已進入教科書，并被冠以產業組織方法的標簽。然而，Hymer（1968）的交易成本思想被世人發現至今僅20年，且尚未得到充分的關注和傳播。Hymer是最早將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觀點應用于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研究的。在沉寂了大約30年之后，該論文最初的法文版被Horaguchi&Toyne（1990）與Casson（1990）等人發現并刊行英文版譯文。至此確立了Hymer作為直接投資理論交易成本方法先驅的地位。例如Horaguchi＆Toyne（1990）指出，“通讀Hym-er的博士論文和其有關科斯的著作”可以發現Hymer運用“科斯的企業與市場理論”并同時考慮“管理資源”的作用以解釋多國企業。
（二）Hymer交易成本思想的學術淵源
從以上回顧可以看到，科斯思想和分析模式在Hymer的多國企業理論中體現得非常完整。也不難看出，在學術淵源上，Hymer的內部化觀點同科斯（1937）的思想聯系密切。雖然Hymer在其博士論文中并未明確提及科斯（1937），但提出的觀點“企業將市場內部化或取而代之”與之類似；而Hymer（1968）后來則明確引用了科斯（1937）的觀點，并將其文章第一部分的標題命名為“企業是節約市場成本的工具”。可見，Hymer沿襲了交易成本經濟學的“市場與企業”二分法，也基本遵循了科斯（1937）從企業“是否有利可圖”的角度選擇交易模式的思路，明確指出從企業的角度研究問題。總之，同科斯（1937）-樣，Hymer（1968）體現出原始粗糙的交易成本思想。這同Hennart的多國企業理論所體現的威廉姆森思想具有顯著的差異。
三、威廉姆森思想傳統下的多國企業理論
（一）Hennart的多國企業理論介紹
Hennart是跨國公司理論內部化／交易成本方法論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他在早期的時候使用“內部化”一詞（1982），后期則改作“交易成本理論／方法”的提法（2000）。其觀點以交易作為分析單位，對給定的交易進行分析。Hennart認為，對于給定的交易，不同制度（市場或企業）以不同的方式（價格或等級結構）組織交易會經受不同的成本，內部化理論應當解釋為何企業在組織交換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Hennart指出，價格制度可以無成本地完成任何組織制度都必須完成的三個任務，即告知每個人以他人的需要、補償其生產性質的行為和抑制議價。
為減少上述成本，尤其是減少機會主義導致的“欺詐”動機，需要以等級結構的指令替代有瑕疵的市場價格，切斷產量與業績之間的聯系，即市場不完善的解決方案是以等級結構作為組織方式，這是因為內部化轉移了動機并提供了“正確的”信息。
當然，等級結構作為一種與價格不同的激勵結構會引發“偷懶”，這就成為利用企業制度的成本。而可能的企業失靈與等級結構失靈同時存在意味著顯著的交易成本本身并不是內部化的充分條件。由于使用單一的組織方式（價格或等級結構）受到收益遞減規律的制約，二者兼用是最為現實的組織方式。在Hennart看來，多國企業的邊界最終由此決定。
（二）Hennart多國企業理論的學理特征
Hennart對多國企業的解釋是強調基于“自然的”市場不完善所導致的交易成本。具體地講，是指信息成本、執行成本、議價成本等形式的交易成本。從學理上看，雖然Hennart同樣注意到確立、執行與轉移產權的成本，但根據其理論對產權的確定與執行成本的重視，可以判斷Hennart的理論體系中所講的主要的交易成本屬于產權學派的交易成本概念，即確定與維持產權的成本。雖然Hennart在其理論中運用威廉姆森類型的交易成本概念，同屬產權學派的交易成本觀點，而且對交易成本的解釋同威廉姆森（1975，1985）-樣基于“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概念，分析模式如出一轍，但是Hennart（2000）強調其理論并不完全依賴，只是時而取用“資產專用性”這一標志威廉姆森版本的交易成本經濟學特征的概念。因此可以認為，Hennart的理論雖是威廉姆森的思想傳統，但也有明顯的區別。
四、交易成本理論對多國企業理論的影響
（一）交易成本理論對多國企業理論發展的貢獻
Hymer（1968）吸收并明確運用了科斯（1937）的思想，即所謂企業理論，也將企業視作協調生產活動的組織，企業家的“管理”與“市場”是相互替代的協調方式。Hymer指出“只有當市場不完善且企業規模大到足以意識到諸（市場）不完善時，才需以多國企業的管理結構替代市場聯系。”簡言之，Hymer以企業作為解決方案是基于企業的管理結構能夠更好地協調生產活動這一認識。
總之，科斯與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經濟學思想進入多國企業理論后，Hymer與Hennart輕松地回應了內部化論中瑕疵明顯的觀點，有力地推動了多國企業理論的發展和進步，從協調和激勵兩個方面，清晰地解釋了多國企業的存在。
（二）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出現的挑戰與理論的發展
交易成本理論推動了多國企業理論的發展，解決了多國企業經濟理論發展中遺留的問題，使得該領域的理論發展在20世紀80年代初便迅速達到鼎盛。然而，理論頂峰的到來也往往伴隨著挑戰的出現和衰落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