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6 16:28:05
序論：在您撰寫人文藝術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正 文】
一
關于溫克爾曼藝術史學思想的認識論背景，國內的研究一直以來都比較強調從萊布尼茲、沃爾夫到鮑姆加登的德國理性主義哲學傳統的影響。（注：見邵大箴，《溫克爾曼及其美學思想》，載《希臘人的藝術》，(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頁5—6。） 但是，西方研究溫克爾曼的專家阿歷克斯·波茨(Alex Potts)則認為，溫克爾曼關于文化和歷史的認識并不像是歌德、施萊格爾和黑格爾那樣的德國唯心論者或浪漫主義者，倒是更接近于盧梭、伏爾泰和孟德斯鳩。（注：See Alex Potts， Flesh and the Ideal， (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p. 24. ） 看來，在這個問題上還有必要繼續作一番研討。
我們都知道，盡管溫克爾曼在1738年進入曾是沃爾夫的講壇所在地的哈雷大學學習神學，而且他還聽過沃爾夫的學生、美學的創始人鮑姆加登的課，（注：鮑姆加登于1737—1740年間在哈雷大學任教。） 但是他對鮑氏的哲學很是不以為然。（注：見[德]西海·貝格瑙，《論德國古典美學》，張玉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頁6。） 通觀溫克爾曼的著作，我們也會發現，盡管溫克爾曼是在德國的學術中心哈雷大學接受了正規的神學教育，他也熟知萊布尼茲、沃爾夫一派的哲學理論，但是溫克爾曼的著作中并體現不出德國哲學家擅長的形而上思考的特點。顯然，從溫克爾曼對待鮑姆加登的態度來說，他可能在他的著作中有意避免給人以鮑姆加登式的印象。然而，德國的理性主義傳統對于溫克爾曼藝術史學思想的形成所具有的潛在而深刻的影響卻是不能因為作者的主觀姿態而否定掉的。溫克爾曼史學思想中的一些具體的問題——作為體系的藝術史、自由與藝術的繁榮、關于理想的美——事實上都與他之前的理性主義者的哲學思考有著密切的聯系。溫克爾曼把藝術史作為一個“體系”去進行思考首先就得益于他在德國所接受的哲學訓練，這種探索體系形式的理論訓練先是由萊布尼茲灌輸到了德國哲學中，繼而在沃爾夫那里得到了強調，最終影響到了整個德國古典哲學的進程。而英、法的哲學在笛卡爾之后對于龐大哲學體系的建構則基本上持著一種排斥的態度。（注：關于德國哲學在體系思維上的訓練及其與英、法哲學的區別的論述參見[德]E. 卡西勒，《啟蒙哲學》，顧偉銘等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6)，頁326—327。） 正是因為溫克爾曼接受了這樣一種訓練，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什么不是已經在研究上走在前面的英法古物研究專家，而是德國人溫克爾曼發明了現代的、綜合的藝術史學科。在討論自由與藝術繁榮之間的關系時，溫克爾曼把“自由”這一基本的原則當作一個對于藝術之繁榮來說必須事先存在的理由，這本身就是一種理性主義的思維方式。在“美”的問題上，溫克爾曼根據他對希臘藝術的研究勾畫了一個理想的美——“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正是因為它的高高在上、超凡絕倫，因此一些學者把溫克爾曼稱作是新柏拉圖主義者。（注：“美”的性質在溫克爾曼思想的研究中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學者意見不一。克羅齊、韋勒克、貢布里希、朱光潛都把溫克爾曼看作是新柏拉圖主義者，而文杜里則對此予以否認，黑格爾也把溫克爾曼歸為從經驗的角度研究美的學者之列。相關論述見：[意]貝內戴托·克羅齊，《作為表現的科學和一般語言學的美學的歷史》，王天清譯、袁華清校，(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頁105；見[美]雷納·韋勒克，《近代文學批評史》(第一卷)，楊凱身、楊自武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頁199；Gombrish， Ernst， Ideas of Progress and Their Impact on Art， Ⅰ. From Classicism to Primitivism; Ⅱ. From Romanticism to Modernism. New York， Cooper Union( The Mary Duck Biddle Lectures) ， 1971；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上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頁118，鑒于朱光潛受克羅齊影響之深，有理由認為他的這一看法來自于克羅齊；[意]L. 文杜里，《西方藝術批評史》，遲軻譯，(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7)，頁126；[德]黑格爾，《美學》(第一卷)，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頁19。本文同意文杜里和黑格爾的見解。） 然而，無論說溫克爾曼的美是來自于夏夫茲伯里這個贊成理性主義的英國的新柏拉圖主義者，還是說它來自于萊布尼茲對于“美”的理解，在我看來都只是看到了溫克爾曼關于美的論述的一些表面的問題。恰恰是溫克爾曼的這兩位前輩在模仿普羅提諾，而溫克爾曼則是通過分析、歸納和總結，使理想的美從具體的材料中生發了出來，也就是說，他把理性主義者的論述用經驗主義的方式顛倒過來了。
對于溫克爾曼來說，經驗主義的影響確乎更大。經驗主義在當時整個德國的文藝理論界也是占優勢的。18世紀初的德國思想對于溫克爾曼的確沒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因為當時的德國學術比起英、法兩國的學術來說實在是太薄弱了。（注：關于德國啟蒙運動的一般狀況參見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上卷)，頁279—282。） 對于當時的德國思想界來說，更多的影響來自于英、法。當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們在進行“古今之爭”的時候，德國人考慮的問題卻不是古今的優劣，而是他們的文藝是應該借鑒法國還是英國，足見當時的德國知識界在其文化上的不自信。以高特雪特委代表的萊比錫派與以波特瑪和布萊丁格為代表的屈黎西派之爭，本質上是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之爭在德國的延續，其結果則是以經驗主義的勝利告終。（注：參見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上卷)，頁282—286；以及[英]鮑桑葵，《美學史》，張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頁211—281。） 法國的啟蒙思想對于德國的啟蒙運動當然是具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注：在這個問題上，德國的思想家當然不是完全被動的接收，這與其注重形而上思考的根深蒂固的傳統有著內在的聯系。參見[英]柏林，《休謨和德國反理性主義的起源》，載《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馮克利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頁193—224。） 而在哲學史上，18世紀的法國啟蒙思想家事實上也更多地受到了英國經驗主義哲學的影響。根據羅素的分析，造成這種影響的原因，除了英國優越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吸引，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牛頓對于宇宙演化的解釋超越了笛卡爾使得人心偏向了洛克，洛克哲學在英法的勝利主要應該歸功于牛頓的威望，而把英國以洛克為代表的經驗主義哲學傳到法國去的主要人物正是伏爾泰。（注：見[英]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卷)，馬元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頁175。）
1726—1729年，伏爾泰流亡英國三年，在后來的著作中，他曾寫道：“尤其在哲學方面，英國人是其他民族的導師。”（注：見[法]伏爾泰，《路易十四時代》，吳模信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頁496。） 在自然科學方面，伏爾泰成為牛頓的信徒；在歷史學的領域，他則創立了一種以《風俗論》(1756)為代表的新的方法論方案，也就是一種新的歷史哲學。卡西勒指出，這種方案就是不讓歷史寫作單純的依賴哲學或者神學的建構力量，而是試圖直接從生動豐富的歷史細節中引出新的哲學問題。（注：見[德]卡西勒，《啟蒙哲學》，頁195。） 伏爾泰的興趣不在于事件的前后相繼，而在于文明的進步和它的諸因素內在的關系。伏爾泰抱怨歷史知識較之自然知識而言處于支離破碎的狀態。歷史也應當能夠類似于牛頓的科學，能把事實還原為定律。他打破了以前的歷史以《圣經》作為基本的敘述結構的局面，而是要模仿牛頓的力學從最基本的歷史材料出發建構新的歷史模型。這個歷史模型把人類的歷史從神學的救贖史拉回到了世俗的世界，試圖通過對人生活的環境氣候、民族、風俗等人類生活各個方面的考察勾畫一個世俗的人類文明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卡爾·洛維特把從鮑胥埃的《世界通史》(1681)到《風俗論》的轉變稱作是發生在17世紀末18世紀初歐洲精神史上危機的標志。（注：見[德]卡爾·洛維特，《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李秋零、田薇譯，(北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頁121。） 卡西勒對伏爾泰歷史編纂觀作了精到的分析，他認為伏爾泰并不否認理性作為一種人類先天的稟賦的存在，他的做法是通過一種新的歷史模型使得理性能夠在經驗中顯現、并能為自身所理解，也就是說在伏爾泰那里唯有分析的、經驗的歷史才能夠充分地展現理性的發展。（注：[德]E. 卡西勒，《啟蒙哲學》，頁213—214。） 而伏爾泰是溫克爾曼藝術史學思想的一個重要的前導，熟悉伏爾泰的溫克爾曼顯然受到了前者的啟發。事實上，溫克爾曼的《古代藝術史》也表現出了與伏爾泰的歷史邏輯相似的一面，盡管他深受德國理性主義哲學訓練，卻也用一種經驗的方式去進行藝術史研究。
二
前述的認識論背景對于溫克爾曼的藝術史“體系”構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古代藝術史》緒言中，溫克爾曼說：
“我所著手寫作的古代藝術史不僅僅是一部重要事件的編年史，也不僅僅是要說明在那些年代里發生了些什么變化。我是在一種更寬泛的意義上使用‘歷史’這個詞，這種意義就是它在希臘語中所具有的含義；而且我的目的是試圖提出一種體系。在第一部分中——關于古代國家之藝術的論述——涉及到每個單獨國家的藝術時我已經力圖實施這個構想，這一點在論述希臘藝術時尤為顯著。……”（注：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Art， p. 107. ）
這一段話的重要性在于，溫克爾曼提出了他的藝術史不是一部羅列事件的編年史，而是“提出一種體系”。把藝術史作為一種體系去研究，也就是說要用一種體系性的思維去構架藝術史寫作的結構，這無疑是溫克爾曼的一個創造性的貢獻。
“體系”顯然不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涉及到圖像、風格、文獻材料的考據等一般的藝術史方法，它首先是一個哲學概念，一個重要的認識論問題。西方現代哲學史上，從萊布尼茲開始，德國的古典哲學大家們多傾其一生，努力構建自己的哲學體系，像康德、謝林、黑格爾這樣的形而上學哲學家也被稱作“體系哲學家”。海德格爾在對謝林關于人類自由的本質論述的相關研究中曾用相當的篇幅討論過“體系”的概念及其歷史，特別是“體系”在近代的形成史。我認為，這一淵博而又深刻的論述對于我們理解溫克爾曼的藝術史“體系”是很有幫助的，這一論述不只對謝林有效，因為體系的觀念是近代哲學思維邏輯的一個基本的“語境”，所以我想首先簡要地引述一下海德格爾的研究。（注：相關的論述參見[德]馬丁·海德格爾，《謝林論人類自由的本質》，薛華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頁40-65。）
海德格爾首先考察了何謂“體系”？“體系”來自于希臘語συνιστημι，意為“我來安排”，他有兩個意義的指向：其一是內在的、給事情提供其根據與支點的結構；其二是外在的隨意的堆積框架。后來“體系”這個詞逐漸被使用于認識領域，由于其本來所具有的兩種意義指向，從而使得人們一方面創造真正的哲學體系，另一方面也把一些隨感堆砌起來，以“體系”的名義招搖。海德格爾簡要地考察了古代和中世紀的哲學。他認為，西方哲學的開端，也就是古希臘，如像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人并不“具有”哲學“體系”，但這并不妨礙他們的偉大。在中世紀，像托馬斯阿奎那的著名的《神學大全》也不算是體系，其概念十分的混亂，就連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也不及，更不用說是和像黑格爾、謝林那樣的真正的體系相比，因而中世紀的各種神學“大全”不算“體系”，而是神學的教科書。接著，海德格爾對于“體系”的概念進行了集中的論述，他反對把“體系”當成是對現有的教學材料進行的劃分排列，指出：“體系一般地首先并非是、也并非僅僅是給現有知識材料以一種次序，以期適當傳達知識，反之體系是可知東西本身的內在安排，是給其以論證性的形態和展示，更真切地說，體系是對存在東西在其存在性內結構與銜合的合知識性的安排。”（注：相關的論述參見[德]馬丁·海德格爾，《謝林論人類自由的本質》，薛華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頁45。） 在海德格爾看來，真正的“體系”是在近代，也就是17、18世紀形成的，因為直到近代“體系”才具備了其形成所必需的條件，其中首要的就是數學的理性體系在人類思維中占據優勢統治地位。在進行了以上論述之后，海德格爾指出，在從17—19世紀德國古典哲學思想變遷的過程中，“體系”是“整個哲學的主導詞語”。（注：相關的論述參見[德]馬丁·海德格爾，《謝林論人類自由的本質》，薛華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頁55。）
從海德格爾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抽出一條最為核心的理念，即“體系”必須是某種理論內在的結構秩序。然而，海德格爾的論述是著重于德國的唯心論哲學傳統。前文中，我強調了溫克爾曼與經驗主義的關系，那么，是否能夠找到一個接近海德格爾所謂“體系”概念的實質，而與溫克爾曼的聯系又更為直接的論述呢？狄德羅主編的《百科全書》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提示，其中對“體系”一詞有專門的詞條解釋，解釋者正是那位偉大的啟蒙思想的代表人物伏爾泰。伏爾泰說，“所謂體系，無非是一種藝術或科學中的不同因素按照一定秩序的組合，這種秩序使他們彼此相互依存；從其原始因素可以導致并說明其最終因素。那些用以解釋其他因素的，稱為原則，而原則的數量愈少，體系就愈完善，最好是減少到只有一個原則……在所有的體系中也只有一個首要的原則，而構成體系的各個因素都依存于它。”（注：伏爾泰釋《體系》，見[法]丹妮·狄德羅，《百科全書》(選譯本)，梁從誡譯自[美]斯·堅吉爾的英譯本，(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頁349—350。） 伏爾泰認為在哲學家的著作中有三類原則，他們形成了三個類型的體系：第一類原則是一般的或抽象的原理，涉及此種原則的體系被稱為“抽象體系”；第二類原則是一些假設，以此作為基礎的體系稱為假說；第三類原則是由事實所構成的，這些事實，是在實驗中收集到并經過考察和鑒別的。伏爾泰認為“真正的體系是在最后一類原則上建立起來的；只有它們才有資格被稱之為體系。”（注：伏爾泰釋《體系》，見[法]丹妮·狄德羅，《百科全書》(選譯本)，頁350。） 而且，真正的體系要以事實為基礎，它要求有大量的觀察，以使人有可能掌握各種想象之間的內在聯系。伏爾泰堅信“沒有任何一種科學或藝術是根本不能建立任何體系的。”（注：伏爾泰釋《體系》，見[法]丹妮·狄德羅，《百科全書》(選譯本)，頁353。）
伏爾泰的解釋使我們意識到，“體系”的問題在17、18世紀是歐洲哲學的一個重要問題。阿歷克斯·波茨說：“為了認知人類文化和社會某些關鍵層面的經驗的多樣性而精心構建一個體系是啟蒙運動的一個中心課題。”（注：See Alex Potts， Flesh and the Ideal， p. 33. ）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把溫克爾曼與孟德斯鳩和盧梭相聯系。的確，有許多思想家在他們的著作中都提到了“體系”，但是這些“體系”的概念和取向都是有區別的，并不像阿歷克斯·波茨說得那么簡單。從伏爾泰對于“體系”的解釋看，“體系”的概念以及人們對于體系思維的認識在當時并不是唯一的，因而不能用一種籠統的趨勢概括它在當時的發展和影響。卡西勒曾指出，當時的英、法正流行著一股反體系的潮流，對溫克爾曼具有重要影響的夏夫茲伯里甚至說“體系是把人變成傻瓜的辦法”。（注：轉引自[德]卡西勒，《啟蒙哲學》，頁327。） 孔迪亞克在1759年發表了《論體系》一書，他強烈地主張在物理學中消滅“體系癖”，而17世紀那些偉大的形而上學大廈正是從這種“體系癖”中產生的。孔迪亞克反對任何基于表面的“物性”的一般的、任意的解釋，而是主張必須直接對現象進行觀察，通過對現象的經驗性質的聯系作出清楚的規定。接著，把牛頓奉為經典的伏爾泰也用這種理想向笛卡爾的物理學發難。（注：轉引自[德]卡西勒，《啟蒙哲學》，頁51。） 伏爾泰在解釋“體系”的詞條時，實際上也就包含著反對以前的理性主義者主要通過演繹的方法所建立的形而上學體系，主張一種基于現象的觀察建立的經驗的體系的思考。按照伏爾泰的設想，關于藝術的研究顯然也應該能夠建立一個體系。這個“體系”當然應該是一個“真正的體系”，也就是基于觀察的、由事實建立的體系。溫克爾曼在大家都在反對“體系”的時候卻提出了要建立一個藝術史的“體系”，不管它是什么樣的“體系”，這首先應該說是萊布尼茲灌注到德國哲學中“體系精神”的一種根深蒂固的反應。當然，深受英、法經驗主義哲學影響的溫克爾曼不會把這個“體系”建構成“抽象的體系”，而是伏爾泰所說的那種新的經驗的“體系”。
由于溫克爾曼本人并沒有對他的“體系”的概念作出說明，阿歷克斯·波茨在研究溫克爾曼的藝術史的“體系”概念及其理論結構時采用的方法是通過把《古代藝術史》“體系”與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和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中的“體系”原則相類比得出結論。（注：See Alex Potts， Flesh and the Ideal， pp. 41-46. ） 本文在討論“體系”的概念時沒有按照他的方法，而是從海德格爾和伏爾泰的相關論述中抽象出來的，可以作為阿歷克斯·波茨的相關論述的補充。涉及到溫克爾曼的“體系”的邏輯方法問題，阿歷克斯·波茨認為：“溫克爾曼的體系既是一個從那些作為自明真理的原則中推衍出來的概念結構，又是一個從實物證據中歸納出來的分類框架，這些實物證據聯系于置于思考之下的現象，在他那里也就是古代藝術。”（注：Ibid. p. 33. ） 進而，他又對這一論點作了發揮，認為溫克爾曼的體系盡管建立在一些基本的原則之上，卻不能被完全認作是來自于先驗原則的推演。他認為這個體系乃是為了認知經驗的材料而組成的“假設的結構”(hypothetical constructs)。單是推演或歸納性的論述都不可能證明這個體系的任何一個方面，只能把二者結合起來才能做到。（注：Ibid. p. 41. ） 本文在前面說過，溫克爾曼的思想從大處說乃是受到了在他之前的理性主義哲學和經驗主義哲學的綜合影響。理性主義注重演繹，經驗主義注重歸納，在他的“體系”中，無疑也反映了這種影響。但阿歷克斯·波茨的這種表述過于折中，而且從基本的原則往下推演邏輯方式涉及到溫克爾曼的“美”和新柏拉圖主義的問題。溫克爾曼的“美”和“自由”并不是阿歷克斯·波茨所說的“先驗的原則”(priori principles)，（注：Ibid. p. 41. ） 這些原則是可以“經驗”的，而且在古希臘是已經“經驗”過的，只不過對于當時來說像是一種“先于當下經驗”的存在罷了。我贊成關于“體系”是一種思維綜合的表述，但不是一種折中。我不否認這些原則在溫克爾曼的腦子里先是作為一種預設的結構存在的問題，但我認為溫克爾曼的這個“體系”中的原則都是由經驗建構起來的，他以具體的藝術作品和史料為基礎對古代遺留下來的藝術作品進行了仔細的考察和鑒別，其“體系”不是“抽象體系”，也不是假說，完全可以把他歸入伏爾泰所謂的“真正的體系”。
三
溫克爾曼的“體系”涉及到基本的原則、操作性的歷史學方法以及具體的論證過程。古代藝術發展的基本規律、自由與藝術的繁榮之間的關系以及理想的美等問題都是構成溫克爾曼的“體系”的基本原則；《古代藝術史》中比較初級的風格分析、題材與歷史、神話之間的關系問題的分析、辨別真偽的分析等問題都是具體的、操作性的歷史學方法；涉及到具體藝術作品、碑銘的論證則更多。我們可以把后兩者全部歸入到一般經驗的領域，而組成“體系”的基本原則卻是由這些最基本的經驗論證所支撐的。作為思想范式的研究，我們只研究溫克爾曼的《古代藝術史》中那些最基本的原則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
首先是古代藝術的發展規律問題，也就是溫克爾曼的歷史敘事。這一敘事也就是古代藝術的興衰模式，他說《古代藝術史》的目的“是要說明藝術的起源、發展、變化和衰落，以及不同的國家、時代和藝術家所具有的不同的風格，而且要盡可能地從現存的最古老的遺跡開始全面考察。”（注：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Art， vol. 2， p. 107. ） 他像以前的人一樣，把藝術比作人和植物的自然生老的過程。但是，在溫克爾曼那里藝術并非如瓦薩里所言來自于上帝的創造，他認為藝術以一種最為簡單的形式出現，在所有孕育它的民族中以相同的形式起源，卻沒有證據表明藝術到底最早起源于哪一個國家和民族。（注：Ibid. p. 133-34. ） 表面上看起來，溫克爾曼關于藝術發展過程的描繪在他那個時代幾乎是陳詞濫調，因為把歷史的發展比作人或者植物的榮衰早已經不是新鮮事了，但是在溫克爾曼的表述下面卻是不平凡的發現。首先，盡管溫克爾曼繼承了瓦薩里的藝術進步論，（注：See Gombrich， ' The Renaissance Conception of Artistic Progress and its Consequence' ， in Norm and Form: Studi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 London: Phaidon Press， 1985) ， p1. ） 但是他在解釋藝術的起源和發展時卻已經不像瓦薩里那樣套用《圣經》的歷史序列了。（注：見[意]瓦薩里，《意大利藝苑名人傳》，中譯本《中世紀的反叛》卷，劉耀春譯，(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頁21—23。） 他擺脫了一般的歷史循環論，（注：德國學者漢斯·貝爾廷將溫克爾曼與瓦薩里相比，認為溫克爾曼的藝術史觀仍然是循環論的模式，而阿歷克斯·波茨則認為，比之一般的藝術史循環論，溫克爾曼的藝術史體系是一個例外。我認為，不能通過《名人傳》和《古代藝術史》的簡單比較就得出溫克爾曼的藝術史觀是循環論的結論。《古代藝術史》寫的只是“古代”，而《名人傳》則一直寫到瓦薩里的時代，后者是能夠全面反映作者史觀的，而前者只是古代藝術的歷史序列，不構成作者完整的歷史觀。溫克爾曼對于當代藝術要朝著古典的“美”前進的觀點是深信不疑的，他并沒有討論新的歷史循環。啟蒙的時代是歷史進步論的時代，溫克爾曼也是進步論的，只不過他的歷史進步的目標是“好古”的罷了。關于貝爾廷和阿歷克斯·波茨的觀點，參見《藝術史終結了嗎？關于當代藝術史和當代藝術史學的反思》，載《藝術史終結了嗎？當代西方藝術史哲學文選》，常寧生編譯，(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99)，頁295—298和Flesh and the Ideal， p. 39. ） 而把藝術的進程重新確定為對至高無上的理想的“美”的追尋。無疑，在啟蒙思想的影響下，溫克爾曼跳出了瓦薩里無法逾越的屬于中世紀的“上帝之城”。其次，他給整個古代世界的藝術發展勾畫了一個合理的圖景，這個圖景也就是一個描述古代藝術的通史的結構。正是在這個通史的結構中，希臘真正成為古代藝術的典范，成為古代世界最為輝煌的縮影。哈斯克爾所說，“溫克爾曼最重要且持久的貢獻是為包括埃及人和伊特魯斯坎人在內的整個古代藝術——主要是雕塑——制造了一個完整、綜合而且清晰的年代學框架。”（注：Haskell， Francis and Penny， Nicholas， Taste and the Antique， (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p. 101. ） 溫克爾曼不僅給古希臘勾畫了藝術的興衰，而且給整個他所了解的古代世界，在各個民族之間建立了一個關于藝術興衰的參照體系，軸心是古代希臘的藝術，這是一個大跨度的人類精神實踐的歷史綜合。他說，直到希臘人去發現之前，埃及人和波斯人的藝術如同一棵沒人知道它的好，卻被悉心照料的樹木；伊特魯斯坎人的藝術是湍急的溪流；而希臘人的藝術則像是一條穿越富饒峽谷的彎曲的河流，清澈的河水充滿河道卻不泛濫。（注：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Art， vol. 2， p. 133-134. ） 這一點對于他以后的西方藝術史的價值描述有著決定性的影響。第三，他還給當時并不為人所了解的古希臘藝術勾畫了一個歷史的發展輪廓，把古希臘的藝術分成了四個時期：第一種風格從遠古到菲迪亞斯為止，相當于政治上希伯戰爭之前的時間，風格以直線和僵直的造型為特點，被稱為“遠古風格”。第二種風格延續到普拉克希特列斯、留西波斯和阿匹列斯，政治上相當于雅典自由城邦極盛的時期，風格是崇高的、多棱角的，被稱為“崇高風格”；第三種風格隨著上述三人學派的衰落而衰亡，政治上一直延續到亞歷山大時期，風格是雅致的、波浪形的；此后就是衰落時期了，風格以模仿為主。（注：[德]溫克爾曼，《論希臘人的藝術》，載《希臘人的藝術》，頁173-201。） 以前的法國古物學家也想構建一個希臘藝術史，但是只有溫克爾曼給希臘藝術拿出了一個合情合理的年代學框架，從而描繪了希臘藝術發展的歷史序列，這個歷史序列也就是希臘藝術風格演變的序列。這個風格序列的不平凡之處就在于：它是從具體的藝術作品出發，通過對風格的歷史分析從而達到對古代藝術的認知。
溫克爾曼的藝術史“體系”的第二個方面就是把藝術作為社會的一個分支看待，把研究藝術與研究特定國家或民族的氣候、政治條件乃至整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結合起來。這種方法的來源，我們在關于背景的分析中討論過了：它來源于近代形成的因果的解釋模式，伏爾泰和孟德斯鳩的歷史學方法對于溫克爾曼具有重要的影響。但是，溫克爾曼的高明之處在于他把這種方法成功地運用于藝術研究。文杜里曾這樣評價溫克爾曼：“在他之前，人們以介紹的形式所做的藝術論文中，曾描寫過著名藝術家的生活。只是在生活描述的過程里反映出某種評論觀點，卻被人們看作是論文中提出的藝術規則。溫克爾曼把這一整套系統都推翻了，他在欣賞作品時試圖從中發現能使他作出某種判斷的因素；或者更確切地說，他認為自己的看法與富于‘美的風格’的希臘藝術家所具有的特殊魅力是一致的。也就是說，他認為藝術是與他所處的那個歷史時期相一致的。自然，這樣做的結果，使他所研究的藝術作品失去了個性，而成了某種類型。因此，溫克爾曼開拓的道路偏離歷史和美學的標桿。但同時，他在這條道路上卻有相當的收獲。他把‘藝術家生活’置之腦后，而創造了‘藝術歷史’的一種類型。并用后者作為他于1764年出版的關于古代藝術一書的題目。這是頭一次有人采用‘藝術的歷史’作為書的名稱。”（注：[意]L. 文杜里，《西方藝術批評史》，頁126。） 對此，柯林伍德也談到：“他設想出一種深邃的創造性的觀念，即有著一種藝術史存在的這一觀念，這決不能和藝術家們的傳記混為一談：它是藝術自身的歷史，通過前后相繼的藝術家們的作品在不斷發展著，而他們卻對任何這樣的發展都沒有意識的察覺。就這種概念來說，藝術家僅只是藝術發展中某一特殊階段的一種無意識的工具而已。”（注：[英]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何兆武、張文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140，注釋1。） 的確，把“體系”性的思維方式納入到藝術史的研究中，就使藝術史與更為廣闊的社會存在發生了密切的關系。如果我們通過瓦薩里的方式了解藝術史，我們需要首先靠近藝術家，知人論世，通過一個個“真實”的生命認識藝術，藝術通過個人與社會發生關系，藝術的價值和成就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藝術家個人的神話造就的。也就是說，藝術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存在，只是根植于一個特定的人類群體——藝術家。溫克爾曼通過一種整體性的體系思維讓我們認識到，藝術不是一部分人的神話，它的產生根植于社會的固有結構。這樣的一種敘述方式使得關于藝術的知識就不再是一部分人創造、一部分人把玩的學問，而是具有了一種民主的、人本的價值。通過藝術史，我們可以研究普遍的人性，透視人類生存和創造的本質。這樣，藝術史作為一門人文學科的價值就會漸漸被人們所承認。從這個意義上講，溫克爾曼可以被毫無疑義的歸入帕諾夫斯基所講的人文主義傳統。（注：[美]E. 帕諾夫斯基，《作為人文主義一門學科的藝術史》，載《視覺藝術的含義》，傅志強譯，(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頁1-30；另外，關于溫克爾曼于人文主義傳統之間的關系可參見[英]阿倫？布洛克，《西方人文主義傳統》，董樂山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頁104—111。）
首先看看鐘繇的史料：魏鐘繇，字元常，少隨劉勝入抱犢山學書三年，遂與魏太祖、邯鄲淳、韋誕等議用筆。繇乃問誕蔡伯喈筆法于韋誕，誕惜不與，乃自捶胸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令盜掘其墓，遂得之，由是繇筆法更妙。繇精思學書，臥畫被穿過表，如廁終日忘歸，每見萬類，皆書象之。繇善三色書，最妙者八分。據此講解，可幫助學生認識到鐘繇是三國時期曹操身邊的紅人，官至太尉，而其人又嗜書如命。一個于生活中時時刻刻沉浸于書法中不可自拔，且不惜性命、禮數去迷戀書法的人物形象可以通過這個材料活靈活現地展現在眾人眼前。然后又導出與其并稱“鐘、王”，且名氣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王羲之。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于導，導今就東廂遍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并佳，然聞信至，成自矜持，唯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學生由《晉書》這段記載可以感受到王羲之狂放不羈的坦蕩個性。他面對太尉的選婿活動毫不在意，與其他人矜持相反的是，他依舊不拘小節地坦胸露腹吃喝。然而正是他這樣率真越禮的行為博取了太尉的青睞，從而結下一段姻緣。從這里也可以看出晉代名士非常推崇“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學思想。總此二則材料，“鐘、王”二人的人物性格、特點就非常鮮明地呈現于學生面前，這種由事見人的方式讓學生更清晰地了解歷史人物的年代、性情與喜好。如通過材料可以清楚看出鐘繇是曹魏時期的人物，而王義之則是東晉王氏家族的一員。學生因此對二人形成了自己的認識及區別認知，這都得益于史料對歷史人物性格特征的充分展現。
二、緊密聯系課文內容，精選典故
史書上的歷史人物一般人生經歷豐富多彩，留于后人研究的資料眾多，不可能將無關緊要的材料都于課堂上胡亂羅列一遍，不然只會取得適得其反的教學效果。宋蘇軾于詩、文、書、畫各方面皆有極高造詣，不可能在課堂上都一一道來，應當有針對性地精選與課文內容密切相關的典故以對其進行分析講解。按課標的要求，教學目標除了讓學生了解歷史人物的特性外，還要知道書法家的一些代表作品。比如精選《新唐書》的史料來解讀歐陽詢：貌寢侻，敏悟絕人。……詢初仿王義之書，后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人以為法。高麗嘗遣使求之，帝嘆曰：“彼觀其書，固謂形貌魁梧邪？”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婁此。從史料可讓學生得知：歐陽詢容貌一般，學書于王羲之而名揚海內外，又極為迷戀書法等。由唐太宗“觀其書，固謂其形貌魁梧邪”語，引導學生觀賞歐陽詢書法作品究竟如何挺拔俊逸，讓學生觀賞課本歐陽詢影印書法作品《九成宮溫泉銘》，欣賞過程中給學生講解該作何以被譽為天下第一楷書。《九成宮溫泉銘》有三絕：一是其文歌頌之人乃天下第一明君唐太宗李世民；二是該文是千古諍臣魏征所撰寫；三是歐陽詢所書。如此講述，讓學生對歐陽詢其人其作都有了形象具體的認識，從而避免了死記硬背知識點的弊端。同樣方法也適用于介紹顏真卿及其行書作品《祭侄文稿》(課文有影印圖像)，還可結合作品創作背景對安史之亂的知識點作簡要復習。講解行書就不得不提王羲之傳世之作《蘭亭序》。先引導學生欣賞課文中影印《蘭亭序》的藝術特點，提醒他們賞習之余留心文中作品旁注明的“摹本”二字，從而提出問題：王羲之書法作品《蘭亭序》的真跡為什么沒有流傳下來，究竟真跡經歷了什么樣的遭遇？再選用史料向學生加以說明。王羲之《蘭亭序》，僧智永(王羲之四世孫)弟子辯才嘗于寢房伏梁上鑿為暗檻，以貯《蘭亭》，保惜貴重，于師在日。貞觀中，太宗以聽政之暇銳志習書，臨羲之真草，書貼購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討此書，知在辨才之所……此僧耆年又無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設謀取之必獲……始蘇翼便馳驛南發至都奉御，太宗大悅……帝命供奉拓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課本中的摹本作者)、諸葛真等四人各拓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圣躬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臨崩謂高宗:“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誡孝也，豈能違吾心！即汝意何如？”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聽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蘭亭》可與我將去，隨仙駕入玄官矣。”今趙模等所拓者，一本尚值錢數萬也。由以上材料可知《蘭亭序》真跡的神奇經歷。唐太宗從僧辨才手中誑得真跡，將其作為陪葬品帶入昭陵中去了，傳于后世的不過是唐代名家鉤摹之作。引用這樣富于傳奇色彩的典故給學生講解《蘭亭序》收藏史，可以讓學生更深入地體會《蘭亭序》的藝術價值，并且能從側面反映出王羲之對唐代書風的影響。與此同時，應當提醒學生思考：統治者的書法喜好是否會影響學界書風。王羲之其子王獻之也是書法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世稱“二王”，《晉書》對二人的用筆及逸事多有描繪。可用影像展示對比王羲之《蘭亭序》和王獻之《中秋帖》、《鴨頭丸帖》各自的書法藝術特點。學生可在視覺沖擊下汲取歷史知識，了解“二王”。宋四家之一的米芾是“二王”的忠實推崇者，《宋書》載其：“特妙于翰墨，沈著飛揚，得王獻之筆意……自名一家，尤工臨移，至亂真不可辨，精于鑒裁，遇古器物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再舉事例向學生說明米芾是如何“遇古器物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讓學生明白其人的可愛性格。米元章(米芾字元章)在真州，嘗謁蔡攸于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元章驚嘆，以他畫相易，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遂與之。以《蜀素帖》不朽于后世的大書畫家竟無賴至此，難怪時人稱其為“米癲”。應用這樣的典故進行講解，學生對米芾鮮明的人物性格便會有很深的體會。選用與課文內容緊密相關的史料講解歷史人物形象，能在緊扣課本知識點的前提下，更好地理解歷史人物的各方面情況。
三、妙用幽默典故，吸引學生注意
(一)公共藝術與城市公共空間和園林綠地的本質
統一城市公共空間泛指城市中的園林、公園、街邊綠地、廣場、濱水空間等，是公共藝術天然的、最佳的布局空間，兩者隱含的空間的“公共性”和“社區性”是一致的。單純強調景觀自然屬性的城市園林綠地必然缺乏人文內核，尤其是可貴的地域文化內核;而過多強調公共藝術性也容易使園林綠地景觀顯得矯揉造作、失去可貴的自然品格。要使公共藝術與園林綠地和諧統一，除了作品須達到一定的藝術高度，還必須借助科學的規劃。
(二)城市公共藝術規劃的價值及其必要性
公共藝術能否規劃、是否需要規劃，這在傳統的藝術圈子里存在爭議，不少藝術家認為藝術創作是個性化的過程，規劃或許會損害這種個性。然而完全借助藝術創作市場或者城市領導者與藝術家個人的藝術品位是不可靠的，盡管也能出一些好作品，卻難以從整體上保證作品水平、作品與城市環境的協調、作品布局的科學性。公共藝術規劃對城市的價值在于:“它使人們對城市空間的認識更深入、更理想、更成熟;它促使現代社會對公共藝術價值有更深入的認識;它有利于把握城市發展的定位，形成城市的特點，突出城市的個性，使城市的文化面貌更加鮮明。”公共藝術規劃的作用可以從三個方面體現:提高藝術品的總體質量，拓展其藝術領域。比如墨爾本港區的Webb步行橋規劃設計項目因藝術家的參與成為真正的公共藝術品;優化藝術品的空間布局。如美國亞特蘭大的公共藝術規劃重視藝術品布局的均衡性和公平性，尤其是從重視對外價值向重視對內價值轉變，還制定了藝術品布局和安置的具體標準;加強藝術品的公共性。當下對公共藝術規劃的探討多集中在公共藝術界，將其納入公共空間和風景園林的人文景觀塑造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公共藝術規劃不但應當成為城市規劃師和景觀規劃師的重要規劃手段和工具，還應成為文化人、藝術家開拓藝術視野的途徑，成為公眾接受公共藝術啟蒙和參與的切入點。要區別于雕塑規劃，就應面向大眾、面向公共性、面向社區、面向當代性，強調對內價值。
(三)凸顯公共藝術規劃
對城市人文景觀建設的引領一個城市需要核心形象資源，它建立在對城市的定位、城市精神、區域功能和屬性、山水風貌和歷史文化傳承的綜合理解之上，包括視覺形象和行為形象。城市公共藝術作品大多布局或發生于城市廣場綠地，對塑造城市的人文內核和地域特色往往起著重大作用，正如《五羊》之于廣州、《海的女兒》之于哥本哈根。在以往的實踐中，公共藝術作品的實施，往往以總體上無序的狀態進行，尤其缺乏必要的時空規劃協調、資金支持、人才儲備和組織制度保障，使得作品的整體水平不高、與環境不協調。通過規劃對公共藝術進行梳理和規范，有助于推動城市園林綠地中人文景觀的建設。公共藝術規劃應突出對其它人文景觀系統的帶動發展，公共藝術規劃要達到其任務和目標，除了規劃界和藝術界專業人士的通力合作，公眾在各個環節的有效參與是必不可少的，應拓寬公眾參與的渠道、樹立公眾對城市園林綠地空間的主人翁地位，這也恰恰是發達國家公共藝術人文景觀獲得長足發展的關鍵一環。
二、城市公共藝術規劃的實踐與工作框架
(一)我國城市公共藝術規劃實踐的發端
2005年，國內第一個城市公共藝術規劃《攀枝花市公共藝術總體規劃》(2005—2020)編制完成;受原深圳雕塑院(2009年更名為“深圳市公共藝術中心)之邀，筆者作為項目負責人主持了編制工作。規劃在嚴謹而深入的現狀調研基礎上，強調把科學性、社會性和藝術性緊密結合，探索了規劃方法和理論框架，對公共藝術的總體布局、特殊城市形態與環境下的規劃與創作等問題提出了控制原則，闡述了實施策略與方法，探討了公眾參與的途徑和方式。臺州市在推動公共藝術的發展方面走在全國前列，2004年即編制了《臺州市城市雕塑規劃》，2005年下發《關于實施百分之一文化計劃活動的通知》并很快納入建設項目的規劃管理，2009年《臺州市區“百分之一公共文化計劃”重點項目管理細則》，是國內第一個正式實施提取百分之一建設資金用作公共藝術的城市。臺州市還在建立公共藝術管理體系中走在前列，探索制定相關的管理辦法、技術規范、資質管理和執業注冊制度、收費標準、組建工作機構、制定管理程序等。2008年《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若干意見》(中辦發［2007］21號)文件中明確要求落實百分之一社區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資金。2012年初《北京“十二五”城市公共環境藝術(城市雕塑)發展規劃綱要》出臺則是第一個大城市推進公共藝術的措施，盡管這個綱要有在“公共藝術”、“環境藝術”和“城市雕塑”概念之間折衷的明顯傾向，但也進一步表明社會對公共藝術的認知、認可和推進。
(二)公共藝術規劃的工作框架規劃
實施的階段包括:規劃目標與任務———城市空間及公共藝術作品現狀調研———公共藝術規劃編制———作品的策劃、設計與創作———建造或實施———評估與反饋。規劃內容主要是五個方面:現狀調研:城市發展情況與定位;城市公共空間、園林綠地的調研;主要相關規劃、特別是園林綠地規劃和重要地段城市設計的調研;現狀公共藝術作品的調研(類型、分布、數量、質量、綜合評價);居民空間認知及對公共藝術作品評價的調研。空間與時間規劃:各個空間尺度和空間層次下公共藝術的設置、題材、形式等的規劃;按近期、中期、遠期確定分期實施計劃。規劃管理與控制導則:針對不同時空特點和作品題材類型等所需的規劃控制原則。政策、措施、機制:資金來源與投入計劃(藝術百分之一計劃、民間捐助等);人才(策展人制度和獨立藝術家制度);組織實施(作品招標與委托制度等)。行動預案與公眾參與:相關部門各階段各自任務的相互協調、組織保證、實施預案等;公眾參與的方式和內容等;如何發揮非政府組織、藝術團體和藝術家的主動性。在三個規劃層次中，宏觀層面，研究城市公共藝術規劃如何與園林綠地規劃等的緊密銜接;探討資金來源、策展人制度等管理和體制問題;研究作品點線面的宏觀布局結構、主題、形式、題材等，關注各區域布局均衡、可達性等;中觀層面，研究公共藝術在城市分區或社區層面的布局、大型節事活動的策劃(策展)、與城市設計和詳細規劃的銜接等;微觀層面應研究作品的創作和實施，如何與城市具體空間的城市設計緊密結合，關注重要節點或近期實施地點的作品布置，規劃師與策展人和藝術家緊密溝通等。
(三)公共藝術規劃的性質及參與主體分析
公共藝術規劃屬于專項規劃，必須服從于城市總體規劃，充分借鑒城市發展戰略規劃、城市形象定位及城市風貌特色規劃、城市園林綠地規劃、文化發展規劃，等，并與之協調一致。目前國內公共藝術規劃的約束力和指導性還不夠，甚至被認為是概念規劃。從規劃的參與和實施主體看，規劃部門、文化部門、藝術家、公眾等在不同規劃內容和層次上應扮演不同角色。根據規劃的空間屬性，建議行政上由規劃部門牽頭，文化部門、建設部門等參與。題材問題主要是文化問題，其次是藝術問題。宏觀上應由文化學者、社會學家和文藝理論家提煉城市的核心公共藝術形象;中觀由藝術策展人主導，微觀由藝術家決定。布局問題主要是規劃問題。宏觀和中觀由規劃和園林專家確定規劃布局問題，文化學者和藝術策展人參與，以城市人文形象、對內對外價值為依據，兼顧公平性問題;微觀以藝術家為主導，但要遵守公共藝術品的安置標準和設計細則，規劃和園林專家參與。體裁問題首先是藝術問題，其次是規劃問題。一般不存在宏觀尺度的公共藝術體裁，中觀上應發揮策劃人的主導性，微觀體裁由藝術家主導，園林和規劃師起輔助作用。資金來源、人才等政策和機制問題具有全局性，由政府主導，非政府組織參與。公眾參與屬于城市社會學問題，在規劃過程、具體項目的落實中選擇藝術家和作品的程序都保證公眾參與和居民意見表達，實現全程公眾參與。
四、結語
一山東是古代齊國和魯國的所在地，作為齊魯文化的發源地，山東的地域文化資源優勢十分突出，有著歷史悠久、源遠流長、豐富多樣同時又特色鮮明的文化，是各專業、各學科藝術創作的肥沃土壤。在歷史文化資源方面，山東有館藏文物70多萬件，其中，聊城光岳樓、山陜會館，陽谷的獅子樓、景陽岡，臨清的舍利寶塔、鰲頭磯，日照的堯王城，膠州的瑯琊臺等享譽國內外。有大量珍貴文獻資源如《論語》、《孟子》、《墨子》、《管子》、《晏子春秋》、《孫子兵法》等，還留存有大量歷史遺跡和歷史名人故居，如三孔、三孟、王羲之故居、蒲松齡故居、李清照故居、稼稈祠等。另外，山東還存有眾多著名的漢墓、漢碑刻和漢畫像石。曲阜、濟南、青島、聊城、鄒城、臨淄六個城市被確定為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在民間文化資源方面，山東民間文化遺產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鮮明的民族性。棲霞牟氏莊園、惠民魏氏莊園、膠東海帶草房、陽谷“迷魂陣”村落，別具一格;魯菜、沂蒙煎餅、德州扒雞，風味獨特;濰坊風箏，絢麗多彩。楊家埠年畫、平度年畫、東昌府年畫，各具特色;高密剪紙、濱州剪紙，巧奪天功;聶家莊泥塑、濟南“兔子王”、郯城木玩具、穆李村面塑、聊城工藝葫蘆，栩栩如生;鄄城織錦、濰坊刺繡，博興、沂蒙柳編，萊州、昌邑、郯城草編，樸拙美觀;膠州秧歌、商河鼓子秧歌、海陽大秧歌，鄄城什集龍燈、昌邑西小章竹馬，粗獷豪放。還有博山五音戲、魯南五大調、臨清時調、魯西北弦歌、微山湖端鼓腔、嘉祥嗩吶，山東大鼓、山東快書、山東琴書。這些土生土長的民間手工藝和地方戲曲種類繁多、富有地方特色和藝術價值，但大多面臨生存危機甚至瀕臨失傳，亟需有人去研究、保護和繼承。對于藝術類大學生來說，更應肩負起這一使命，同時這些民間藝術樣態也可為他們進行自己的藝術創新提供有益地借鑒和幫助。
二在自然人文資源方面，山東自然人文資源主要包括山文化資源和水文化資源兩大子系統，在山文化資源方面有泰山的多元文化(含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民俗文化)、嶗山的道教文化以及蒙山文化、嶧山文化、千佛山文化、云門山文化。在水文化資源方面，主要是運河文化、黃河文化和海洋文化。《齊魯文化》課程對山東的這些文化資源和其歷史淵源進行系統地講解和闡釋，運用PPT課件輔之以生動形象的圖片和圖示，并根據課程進度插入影像資料多角度欣賞，如山東電視臺攝制的大型電視紀錄片《齊魯青未了》、大型電視專題片《齊魯民俗》等。而與齊魯文化相關的講座和展覽則進一步加深了學生們的認識和了解。在當前全球化的語境下，政治、經濟的全球化使有些學者提出了“文化全球化”，即全球文化趨同的隱憂和文化帝國主義的沖擊。由于傳播通訊技術和數字技術的發展，傳播學者麥克盧漢在上世紀60年代提出的“地球村”的預言成為現實，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把大量的文化產品輸入到世界各地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如美國的好萊塢大片熱銷全球、美劇《越獄》在中國幾乎是同步的網上下載和收視等，麥當勞和肯德基成為婦孺皆知的洋快餐。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價值觀、西方文化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青年一代滲透和影響日益巨大，所以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在這一時期更顯意義重大。“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人們逐漸開始認同這一說法，也就是說有個性、有特色的東西才有持久的生命力。每個國家、每個民族只有保持自己的文化傳統和文化特性，這個世界才是多姿多彩的，誠如大哲學家羅素所言“參差多樣是幸福之源”。而對于本土文化或地域文化來說，是同樣的道理。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分支和主體的齊魯文化以其豐富、多彩與多元狀態給了它在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里差異性生存的理由。那么以文化為創作土壤的藝術工作者對于各種文化載體和表現形態、表現內容的熟悉與掌握是必需的，這也是作為未來藝術工作者的學生們需要盡早接觸與全面了解的。
二、學生的文化素養現狀
一“健康的藝術教育不只是一種技法的教育，而是一種更全面的文化素養的教育。這樣的教育將在下一個世紀對整個世界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而現實的情形卻是全國各藝術院校學生雖然術業有專攻，但由于近年來高校擴招和整個社會轉型期的價值觀念的變化，藝術類學生較以往文化素養下降，整體上存在一些普遍的問題，即“實用主義盛行，人文知識匱乏;道德觀念模糊，理想信念模糊;適應能力欠缺，團隊意識不足;審美情趣低俗，創作水平有限”］。他們對那些與非專業課程特別是與實用價值相距較遠的人文學科，如文、史、哲課程和美學等課程的學習明顯動力不足，不夠重視，很多是混學分而已。再加上原本不太扎實的文化基礎，由此帶來的是知識面較窄，很多學生在畢業后感到雖然上手快，但后勁不足，難以勝任藝術創作不斷創新的需要。在任一藝術創作過程中人文素養的高低至關重要。從長遠來看，藝術類學生人文內涵的缺失最終必會影響其藝術作品的醞釀、構思和表達，進而影響他們今后的發展。當面對不同文化和需求層次對創作的不同要求時，由于文化素養不夠，底蘊不足，往往難以使作品具有應有的深度、廣度和新意，不能有效地運用藝術語言來體現現世的精神需求和人文精神。而一件真正可以傳之后世的藝術作品必然反映了特定的歷史與文化，反映了某一種理念和精神，必然基于深厚的社會人文基礎。它只有通過適當的表達形式，體現出深刻的內涵和深遠的境界，方能獲得一種震撼人心的效果，而這些都需要巧妙的構思和對傳統文化與歷史以及當下的把握。目前，很多藝術類學生的作品缺少深厚的思想內涵和獨特的藝術風格，多半是對他人作品的模仿和重現。
在封建社會中繁榮的商品經濟達到鼎盛時期是明代中葉之后。在這種狀態下，市民的生活也隨之更好，對于藝術界所造成的重要影響因素主要體現在繪畫的商品化上。在明清代的文人中，絕大多數的都是賣畫，還有人將此作為維持生計的方法。從繪畫開始逐漸走向商品化，不僅僅是商品經濟的發達，社會生活中對商品繪畫的需要。明清初，有大批的暴富商人為了追求風雅，開始大量的結交名士，導致民間也開始出現這種風氣，追求名畫，將名畫懸掛在家中作為一種裝飾。促進了藝術的發展，尤其在當時的江南地區，畫家人數最多，所以江南是文化中心和美術中心。讓藝術逐漸走向大眾化，促進文人畫家和民間藝術家開始了借鑒學習之路。畢竟在明清文人畫家中絕大部分都是屬于窮文人。而且在當時的商品經濟社會的發展中，順應時代的要求，也誕生了一大批平民畫家。畢竟他們在底層生活，所以與民間藝人具有相同的地方，所以和過去的文人有很大的不同，明清畫家都很重視民間藝術的學習。例如鄭板橋，他是一個十分喜愛民間文化的文人畫家，他的創作十分淳樸，但是又符合傳統文人的畫意。這類的作家多得數不勝數，在這筆者就不一一說明。
二、民間藝術對文人畫的影響
民間藝術滲透到了文人畫中，這是不能夠否認的，從版畫等繪畫的形式具有屬于自己獨特魅力，在文人畫中，起到了非常深遠的影響。在和民間藝人的合作中，將風格和民間審美結合在一起，將帶有木版韻味的話譜開始流行，促使文人畫家也受到了繪畫的影響，開始與民間藝術結合。在明清木刻版畫中，文人畫十分具有藝術魅力，其影響最大的是民間藝術的刻板畫、瓷器繪畫等。伴隨著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市民階級不斷進步，所以，小說等俗文學開始出現，在明代中晚期的江南一帶，印刻十分興盛，戲曲小說連官府都在大量的進行印刻。由于大量的插圖類書籍開始進入，所以很多商人開始請文人畫家進行插圖創作，陳老蓮、蕭云從等人十分出名。老蓮曾經創作的《水滸葉子》等插圖是當時最流行的作品，這也是典型的文人畫家和民間刻工一起完成的藝術作品，是中國版畫史上的寶貴財富。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的優秀作品，如《九歌》等。
三、文人畫藝術與民間藝術的互滲性
民間藝術的基礎性和“母體性”都十分重要，在中國藝術的發展過程中，民間藝術和文人畫藝術的交流影響方向，主要是在明清時代，是其文人畫家和民間文化的融合，在色彩等運用上更加的突出只有，對于民間藝術中色彩的吸收十分明顯。直接將清末上海畫派各大畫家色彩濃厚的風格表達出來，甚至還汲取了西方的畫風，采用了鮮明的紅和率綠對比；做到了畫面感很強。其實所有的藝術之間都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文人畫家在民間藝術中汲取優點，促使文人畫走向了一個全新的局面。其實民間藝術也收到了文人畫藝術的影響很深，我將其總結為如下幾個方面：
1.在明清時期中，能夠看到與之前構造具有差異性的青花瓷繪作品，其中都汲取了民間藝術，最具有代表的就是龍鳳花草圖案，其采用的題材是以山水、花鳥、人物，通過瓷繪的創作出來，將筆墨的效果和趣味表達得淋漓盡致，將文人的藝術氣息和民間藝術味道都包含了，是將兩種形式結合在一起的畫風。
2.我國古代的雕版印刷術的產生衍生了民間木板畫，特別是到了明清末代的時候，是這種藝術形式發展的巔峰，獲得了大量勞動人民的喜歡，所以當時的畫作坊遍布全國。里面有很多的作品還是出自于文人畫藝術的影響，有的還是文人畫家親自操作，將“雅化”帶到民間木板年畫中。例如天津楊柳青、蘇州桃花塢年畫風格與山東濰坊、河南朱仙鎮、河北武強的木板年畫，其畫風突出，采用了強烈的色彩對比，但是去細致。
3.在明清時代中，有許多的文人都是屬于沒落了，導致民間出現了大量的文人畫家，將民間藝術和文人畫藝術結合在了一起，獲得了好的溝通和交流的機會，將民間畫師的表現手法帶到了文人畫藝術中，所以導致文化畫家還是變了風格。例如仇英、華巖、黃慎、任伯年等都是這種轉化形態的代表人物。
有人說“藝術高于生活”，但是民間的藝術是“生活大于藝術”，民間藝人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不亞于藝術家。生活中的一草一木，甚至是無生命的事物，在民間藝人的眼中都具有生命的意識。
二、信仰的追隨
他們為了信仰的追隨，把崇敬融入他們的舞蹈里，天地、太陽、白云、大山、樹木、水都是信仰的感化物。例如羌族尚白，以白為善，崇拜白石，傳統服飾是白色麻制百褶裙，頭纏白色包布。羌族舞蹈“沙朗”是在喜慶、節日等重要的盛況下，衣著白色調的傳統服飾，圍繞著白石跳的鍋莊舞。白石在羌族人民心中已成為信仰的象征，如同他們的生命一般不可褻瀆。在輕快、熱烈的鍋莊舞中，表達的是羌族對于信仰的追隨與崇拜。
三、祭祖的崇敬
安徽花鼓燈，在淮河流域的秧田間飄來的“系鼓互歌”，兼容南北文化之長，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發展出的舞蹈風格和風韻，表達的是安徽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的生命情調。他們有些是為了祭祖，為了疾病，為了生死，用花鼓燈他們最為熟悉、質樸的表達方式迎生、送死。蓮花村的趙氏花鼓燈藝人離開世界時，全村的人輪流跳了7天7夜的花鼓燈，來表達他們最高的禮節。在村民的眼中，他們早把花鼓燈視為生命的象征，一個生命的逝去留下來的是花鼓燈起舞的身姿。又如海洋秧歌的齊眉扇，起初海洋秧歌的中心為祖先像，在圍繞時突顯的離心和向心的關系，是山東人民對祖先尊敬最質樸的表現。
四、情感的交流
情感在民間舞中，就是“心聲”通過肢體和表情的流露。“情之所至，舞之蹈之”，一笑一顰、一舉一動之間，民間舞中情感自然流蕩。這種情感的交流，交流于村與村、人與人、人與物、人與自然之間，這也是舞蹈最廣泛的目的。花鼓燈中丑婆“丑”蘊含著善良、堅強，她與傻小子之間的動作交流是一個喜中帶哭的情感傳達。東北秧歌鬼扯腿男女面對面，男女間的動作，女生的羞澀神態是異于言語表達的直接，但全然將情愫娓娓道盡。
五、心中之竹的自我認識
每個人的心中之竹都不同，比如高美蘭心中的傣族女人是柔美恬靜的，充滿這水性感；楊麗萍表現出的傣族是婀娜多姿的。“心中之竹”自我認識的差異往往是出于對情感的把握。
六、文化傳承
我們對于“心中之竹”的情感把握首先來自于對文化的傳承，一個民族的人文情感是形成民間舞風格特色的重要因素，它好比植物的“根”，如果失去了人文的養料就無法真正地吸收民間舞的精華。比如納西族是簡單、大氣的；而漢族在文化、社會的影響下形成了復雜、全面、豐富的特點。采風是把握民間舞“根”很好的方式，在采風的過程中，我們最有感的是環境，環境帶給我們力度和空間縱深感的強烈感受。例如舞蹈在蒙古的大草原上，遼闊帶來的空曠、大氣的感覺是完全不同于在教室中的學習的。同樣也深入地了解蒙古族人舞蹈的體態為什么會表現的那么大氣與圓潤，引導我們向蒙古族人的形象氣質和風格上靠近。由此可見，把握住文化根的來源對于一個舞種的詮釋是非常重要的。
七、身體繼承
其次，“心中之竹”的情感在身體的繼承中體現。民間舞從起舞于田間地頭發展到走進了專業的教室，學院派與原生態相比，在身體的繼承上或多或少作出了調整。從田野氣息濃厚、不講究修飾的動作轉變為表演性較強的舞臺化民間舞，動作變得復雜、美觀，組合不斷追求花樣翻新，同時增加了體力與技巧的訓練。例如，海洋秧歌中齊眉扇這個舞姿，在民間的表演中舞姿幾乎都是流動的，很少有停頓的時間。而在如今教學中，這個舞姿被灌注了情感，它可以出現在課堂提沉的組合中，在靜止的舞姿上訓練呼吸。在教師的教學中，老師的“心中之竹”也不相同，他們把各自心中感受到的東西審美化、形象化，所以在動作選擇、要求和解釋上都不同，律動自然有輕重緩急。
八、手中之竹的藝術個性
1.藝術再創造手中之竹來源對生活的感悟
并體現在藝術的再創造上。經過親眼所見、心中所理解，到了“手中之竹”，對藝術的整體把握更具個性。民間集體舞與個體的民間藝人帶來的感受不徑相同。在海洋秧歌的集體舞蹈中可以感受集體舞的氣勢和激情，民間舞把個人凝聚成共呼吸、同肢體的集體，聯同他們像是串在一條線上的心勁兒。我想，正是民間藝人們擁有共同的藝術追求、共同的藝術信仰，他們舞蹈透露出的氣勢才能那么打動人。而每個民間藝人的個性風格又十分鮮明，花鼓燈的老藝人陳敬芝“不瘋魔，不成活”的藝術態度、藝人馮國佩的言行中可以思考人的藝術心態。田露老師從村落采風回來后，民族的不同特性讓她在潛移默化中提升了教育的圓潤性，包括怎樣更好地處理集體動作與獨舞動作，在給學生動作講解上更考究、更生動。
2.素材運用“手中之竹”體現在作品
語言的素材運用中，民族民間舞蹈作品要在所見“眼中之竹”的基礎上，把握住民族文化的實質和風格，從中提煉出素材，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服務。田露老師編創的海洋作品《翠狐》的民間原型是王大娘，而作品取材于蒲松齡著作中的狐貍精——小翠。小翠善良與人物的虛實結合與王大娘一驚一乍的特點相符合，田露老師將兩個人物巧妙結合，作品的人物風格一下子豐滿起來。運用海洋不正常的節奏特點，經過藝術化的處理，以節奏的強弱、頓錯變化來反映人物的心理情感意愿，突出人物的鮮明性格。
3.創作手段最后，“手中之竹”表現
在創作手段的藝術個性上。如創作由塔尼克民族舞蹈為元素的《花兒為什么這樣紅》的創作過程，“化形留意”“化形造意”“留律存質”都是創作舞蹈作品的手段。編導在繼承和把握民族風格的基礎上，同時給舞蹈作品注入了表演性、感染力的元素。紅色大擺裙子的運用使整個舞蹈作品更加絢麗、奪目，也讓舞者擴寬了動作的表達空間，舞臺氣場變得更加強大。從《花兒為什么這樣紅》中可以借鑒到藝術家創作手段需要創新，燈光服裝、道具、舞臺布景等都可以成為應用的手段，并從自己的理解和體驗出發，用別具一格的表現手段賦予作品更多的感染力。
九、總結
【關鍵詞】寫意畫 人物 人物畫
我們從遠古時代的巖畫和彩陶紋樣上，已經可以見到我國人物畫以線造型的手法的運用。原始人用粗放的線去記錄自己的生活、狩獵、祭祀和原始的意識，這些情感沖動的痕跡帶有中華民族早期的朦朧的審美情趣。
原始社會的圖形，以及秦、漢、魏以前的繪畫，從表現方式來看，似乎更多的帶有粗放的、自由的寫意因素。自晉代以后的人物畫，已經開始以一種理性式的嚴謹而工整的作風去替代原始的感性式的粗放而自由的作風，將這種工整式的繪畫即工筆畫推向藝術表現上的高峰，形成了我國繪畫史上一個工筆性繪畫的極其燦爛的時期。宋以后的人物畫，其表現題材逐漸由宗教和宮廷生活走向民間的世俗生活，盡管在感覺上不如唐代的嚴肅宏大，但由于繪畫的視野擴大了，宋代人物畫從總體上看顯得更豐富、生動、親切。一種更自由、奔放、概括、洗練、粗細結合的畫風逐漸形成。這種活潑的繪畫中，很具代表性的是以石恪、梁楷為代表的“簡筆畫”，他們的藝術可能受到唐代張璪、王墨、王維等人的“筆飛墨噴”、“不貴五彩”的水墨山水畫的影響和啟示。傳世的梁楷《潑墨仙人圖》是現代能見到的這種作風的代表作，表現上的成熟度顯示了一個新畫種正在蓬勃發展的生命力，使中國人物畫開始了意筆與工筆并行發展的新階段。wWw.133229.COM
石恪等人探索了人物畫新的審美角度，梁楷則以自己精美而成熟的作品顯示了新風格發展的必然趨勢，同時以其作品在藝術創造上的分量取得了意筆人物畫在繪畫史上應有的地位。梁楷等人強化了中國繪畫“以形寫神”的特色，進一步進行了“以意寫形”的探求，作品達到了高度的“形神兼備”的境界，使人物畫更多地擺脫了客觀物象的束縛，進而調整了作者主觀與客觀在創作過程中的作用，大膽的以主觀的情感和意愿去提煉、取舍、夸張、想象、改造、強化所描繪的對象。
元、明、清的意筆人物畫一直與工筆畫并行發展，現在所能見到的元代的作品并不多，一般以人工景意、工意相間的作品居多。元代意筆任務畫壇中沒有出類拔萃的像梁楷那樣有創造性的畫家，意筆人物畫至明代，才有了較大的發展，明陳洪綬在人物畫上的創造性更多，他的作品多數是工筆，只畫過少量的工意相間的作品。他師藍瑛，人物畫自成一格：造型古拙，用筆渾厚而含蓄，畫面具有裝飾味。其畫風對清代的意筆人物畫發展影響較大。從現在的眼光看，陳洪綬仍然不失為一位有影響力的畫家。
意筆人物畫至清代，畫家人數頗多，其中因其創造性而影響較大的有“揚州畫派”的一些畫家以及清末的大畫家任頤（伯年）。“揚州畫派”以人物為主的畫家有羅聘、華碞、黃慎、高其佩，以及受他們影響的閩貞等。羅聘、華碞、金農重古樸，高逸、黃慎重倉勁，他們的作品意境和章法一般都奇絕，能突破程式，頗有濃厚的生活氣息。黃胄在《黃州畫語錄》中評價華碞：“華碞在筆墨有所創新，落筆便有神韻，有清一代大師也”。用筆渾厚，轉折自如，墨色華滋，造型概括而有整體感。
任頤以及任熏、任熊是清末的三位多產的畫家。任頤師任熏、任熊，但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是我國封建時代最末的一位在人物畫成就很高的畫家。他還吸取明代陳洪綬古樸的造型方式，用爽利洗練的筆墨，生動多變的章法，給后代留下了近萬張作品。任頤在某種程度上總結了我國意筆人物畫的主要精神和技法，將意筆人物畫推向又一個高峰。任伯年的人物畫應是三百年來的大家，卻又為不少同道視為民俗畫匠，其實任伯年無論功力、才情皆非常人所及（《黃胄書畫論》）。縱觀我國古代意筆人物畫的歷史，從宋到清，歷時千年，一頭一尾是高峰，中間元代不如明代。我認為就對意筆人物畫發展的貢獻而言，應首推梁楷和任頤。
到了近現代，西方繪畫的引進，西方繪畫的理論對中國的傳統繪畫造型觀表現以人為主要對象的社會關系之間的影響，特別是素描的表現力，當然就為中國畫表現豐富的內容，關系和塑造形象的能力起到很大作用。因而也就為水墨人物發展提供了一條廣泛的途徑，水墨人物今天的面貌，更具體的證明了其為這種文化背景下的結果。
當今的水墨人物從寫實的意義上來說，它的造型已發生很大的改變。水墨更向著人的神采表現，人的精神深層挖掘。并把畫面表現人的精神面貌的力度作為與現實內容完美統一標準去實踐。畢建勛老師在他的《水墨人物畫寫生與創作》（河南美術出版社，2006，12）提到從橫向上看，水墨人物畫除了繼承宋以前的“形神兼備”的美學傳統和文人寫意人物畫的筆墨資源外，主要是中西結合的產物，他是文人寫意的筆墨語言和西方的人物畫造型方法及相應的色彩學方法結合的產物。它的畫中積淀不甚豐厚，不像山水畫、花鳥畫那樣大師林立，梁楷、陳洪綬、黃慎、任伯年等寫意人物畫家之后，水墨人物畫從徐悲鴻、蔣兆和、黃胄、方增先、劉文西、盧沉、姚有多、周思聰到1978年中央美院第一節研究生等一批畫家至今，僅僅四五代人而已。經過這幾代人的學理探索和創作積累，水墨人物畫這一畫種已經初具現代形態。它是一個具有悠久的人文傳統而又非常年輕的畫種，一個有待于更加成熟的畫種。
毫無疑問，人物畫是以人物形象為審美主體的，是塑造感人的人物形象來傳遞藝術家對生活、對世界的評價并以之寄托作者的情思和愛憎。但是，對于造型研究的退化、正式傳統繪畫的失落，無疑這是人物畫的內傷。今天，我們把更多的關心給與造型的研究，這就非常必要了。康書增老師認為“把西方嚴謹的造型和中國傳統的精湛，水墨淋漓的筆墨書寫相結合是他對目前創作寫意人物的一種觀點”（筆記于2007-11-22日康老師課堂）。鄧維東老師也認為“寫實是一種技術，寫意是一種升華了的探索，寫意的關鍵是造型”（筆記于鄧老師2007-12-21日課堂）。由此可見，當前更多水墨畫家非常重視“寫實”重視“造型”。當然這種“寫實”已經不是唐宋時寫作實的重復。他除了給予外部的“形”的應有的關切，還要注入更多的畫家個人的性情抒發。
中國寫意人物畫自建國以來，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技術積累，經受西方文明的沖刷，經受了金錢磨盤的碾壓，相信人物畫的輝煌已為期不遠了。
參考文獻：
[1]王伯敏.中國繪畫史.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
[2]周積寅.中國畫論輯要.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5，7.
[3]劉國輝.中國畫名家創作隨筆.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1995，5.
[4]關山明.意筆人物畫.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