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1-26 15:33:41
序論：在您撰寫債務糾紛的解決途徑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2016年4月，考察安徽、視察鳳陽，重溫改革之路。因中國農村改革發源地“小崗村”而聞名的鳳陽縣，再次邁出具有開創意義的一步――鳳陽縣人民法院和縣工商聯以縣非公有制企業商事調解工作站為平臺，在全國率先引入國家科技支撐計劃支持的應收賬款債權憑證（合同）流轉系統，借助現代信息技術，開出全國首張人民法院蓋章確認的“抵付型應收賬款債權憑證（合同）”，記載債權總額為800萬元，支持當事人債權流轉抵銷債務，成功化解多起企業“三角”和“多角”務糾紛，形成重要創新影響力。
應收賬款債權憑證（合同）流轉，系國家科技支撐計劃“基于債權流轉的新一代電子支付服務體系研發及應用示范項目”，是化解政府及企業債務，減少訴訟的有效途徑。該項目由科技部立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指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合肥工業大學及安徽海匯金融投資集團產學研聯合創新。實踐中，主要由地方政府組建市或縣區級的國有獨資應收賬款債權管理公司，協同銀行、保險等專業機構，將企業靜態的應收、應付賬款，通過科技和增信方式，轉換為應收賬款債權憑證（合同）記載的集融資、融貨、流轉、交易和抵付等多功能為一體的動態可流轉應收賬款。
與保理相比，應收賬款債權憑證（合同）流轉重在做實初始債權債務關系；與質押貸款相比，更加注重流轉功能；與清理“三角債”相比，完全市場化運作，沒有行政性質的強制清理，不需要初始資金注入，不放大風險；與政府融資相比，直接盤活企業應收賬款，將更多資金注入實體經濟，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政府債務集中兌付壓力，最終實現逐步化解。目前，津皖浙晉已分別組建了天津渤龍、浙江余姚等8家國資應收賬款債權管理公司，42家中外資銀行參與，業務規模300多億元，未發生一例風險，有效解決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形成了完整的業務網絡和風險控制體系，受到商務部、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等部委重視和支持。中國人民銀行指出，這種模式對于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化解三角債、降低流通成本、化解地方政府債務、推動信用體系建設將起到積極作用，支持擴大范圍。
在司法領域，已有鳳陽縣人民法院、合肥市瑤海區人民法院制定《關于應收賬款債權憑證（合同）流轉抵銷債權債務化解矛盾糾紛減少訴訟破解執行難的實施方案（試行）》，化解債權債務糾紛240余起，標的額6億多元，成功將大量商事糾紛化解在訴前。其中，鳳陽縣法院支持開具的首批783張合計800萬元憑證（合同），已累計流轉2979次，化解債權債務糾紛金額2993萬元，最終通過抵付工程款、餐飲費、消費款等實現債權債務閉環抵銷499萬元，剩余301萬元在憑證（合同）期限內繼續流轉，解決了當事人雙方的實際問題。
__地處東部沿海，各類企業基數大、種類多，在企業的發展過程中，由于產業政策、市場環境、經營決策等各種因素的疊加，企業的經營風險無處不在。同時，__市場經濟發育較為成熟，法治化程度較高，經濟形勢變化引發的涉企糾紛會迅速傳導至司法領域，法院涉企債務案件的變化成為反應經濟形勢的晴雨表。近年來，__先后出現巨升紡織財務負責人陳某非法集資案、亞特機械制造有限公司破產案、徐某某、曹某某等人棄企逃債案等重大涉企債務案件，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糾紛。本報告以典型案件為例證進行分析探討，報告所稱的重大涉企債務糾紛主要指金錢類債務單個案件標的額1000萬元以上、系列案件總標的額1000萬元以上，或者企業法定代表人（實際控制人）棄企逃債，在本市引發重大群體性訴訟以及其他有重大影響的涉企債務案件。
蘇南地區作為民營中小企業的聚集地之一，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企業市場疲軟、資金緊張等問題逐漸出現。近兩年來國內外經濟形勢仍不穩定，各種經濟因素處在不斷的變革中，一些涉企債務糾紛的深層次問題逐步暴露，亟需引起重視。
1、案件數量多、標的額大
近年來,重大涉企債務糾紛數量呈上升趨勢，此類糾紛一旦爆發，往往引發大量系列案件，總標的大。如近期受理的徐某某、曹某某等人棄企逃債案件，徐某某、曹某某實際控制及關聯企業出現資金鏈問題，徐某某等人于2012年__月攜款出逃美國。銀行、小貸公司、企業職工等債權人得知該消息后先后，除企業本身外，還波及為其提供擔保的相關企業和個人，造成法院案件激增，2012年12月以來，__法院因此先后受理系列案件700余件，涉案總標的額約5億元，對社會經濟發展和穩定帶來了不良影響。
2、涉案法律關系復雜
重大涉企債務糾紛一旦發生，往往存在工資款糾紛、民間借貸（集資）糾紛、買賣合同糾紛、工程款糾紛、擔保合同糾紛以及法定代表人挪用或侵占公司資產、股東虛構、抽逃出資糾紛等多個糾紛類型，法律關系復雜，處理難度大。如__某公司在缺乏相應資質的情況下，開發建設商鋪并進行出售，涉及人數眾多、涉案金額巨大，案件涉及市政規劃、建設工程、房屋買賣合同關系等多種復雜法律關系。
3、涉案主體多
重大涉企債務糾紛涉及的主體往往包含多個關聯企業及其法定代表人和股東個人。部分銀行貸款時推出“聯保”制度，由于企業相互擔保，牽一發而動全身，一旦一個企業產生問題，連鎖反應不可估量。__法院20__年底受理的亞特機械制造有限公司破產一案中，亞特公司申請破產之前共向單位和個人集資1.2億多元，涉及單位6家，個人42人，涉及集資款數額巨大，人數眾多。
4、糾紛爆發前難以識別
現階段企業主逃債呈突發性，加上企業融資體外循環，不在賬上反映，出事前沒有特別預兆，老板突然失蹤，引發系列糾紛。如20__年底以來__法院的多個人民法庭先后接到轄區鎮（街道）政府通報，要求針對個別企業發生的業主棄企逃債事件處理提供法律幫助。從實際情況看，考慮到維權成本、企業聲譽等原因，部分企業在產生債務后并不立即采取法律手段，通過訴訟救濟權利，進入司法途徑的重大涉企糾紛僅暴露企業債務的“冰山一角”。
1、 企業融資難
__中小企業多，此類企業自有資金量小，而銀行貸款審核嚴格，且以盈利為目的，在貸款時都充分考慮資金的安全性，當一個企業發展較好時，貸款就容易，當企業需要貸款渡過難關時，往往因為還貸能力較弱，無法貸到款，企業若想繼續發展，只能向民間融資，甚至靠借高利貸去維持企業的運營。__民間資本充足，形成了一批專職放貸者，部分借款月息達到5%，企業借債后很多企業的利潤就是讓高息占用，高息的付出直致拖垮企業，發生重大債務糾紛的企業往往有大量的民間借貸資金無法償還，甚至引發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犯罪行為。20__年底，__法庭轄區發生2起企業老板因融資困難、借貸資金無法歸還導致自殺的極端案例。
2、企業風險監管乏力。
__許多企業是從上世紀70年代家庭作坊的模式開始發展的，雖然經過30多年的發展，但很多投資人尚未轉變觀念，還停留在家庭經營管理模式。生產資金不通過企業
會計賬簿，投資人將公司的錢視為自己私人的錢，在帳外循環，隨意支用，個人及家庭的吃用開支均來自企業資金，毫無約束。企業生產經營處于非監控狀態，很多企業賬目僅是為了應付稅務部門的檢查，而沒有將企業財務作為一項管理活動，導致監管困難。3、行業性風險增大。
近年來，__在傳統的紡織、鋼鐵、化工等工業基礎上謀求轉型升級，企業轉型過程中在轉型升級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諸如宏觀環境不確定、融資難、創新力不足、稅費負擔重、人才短缺等問題，當前民營企業遇到這些風險時，由于企業自救能力不足，又缺乏外力的支持，導致不少本來很有前景的民營企業在轉型升級過程中夭折。例如：在企業轉型升級過程中投資了多家光伏行業，目前正遭遇行業寒冬，形勢不容樂觀；近期禽流感疫情爆發，對家禽養殖、零售業帶來行業性巨大沖擊，由此引發的糾紛可能會迅速傳導整個行業。
4、資本原始積累后移民。
由于面臨著國內諸多不確定的政治經濟因素，以及對高質量生活、優質環境、子女教育等方面的考慮，不少企業主、甚至金融機構負責人，借海外投資的名義不斷轉移資產。部分中小企業主用實業做抵押，獲得貸款后去海外投資移民，也有企業主事先把資產轉移到海外，等時機“成熟”即宣告破產，“裸商”的出現，給經濟的健康發展帶來了極大危害。
1、“案多人少”矛盾加劇
重大涉企債務案件幾乎都涉及財產保全，承辦法官疲于奔波，大量時間用在采取保全措施，進行查封、扣押等工作，沒有時間開庭審理案件，未結案數量居高不下。審理中財產線索難找，資產難查，評估拍賣費時費力，變現困難，造成矛盾積累。
2、 企業主逃債導致審理難、執行難
債務人逃債下落不明的情況時有發生，這導致法院不得不通過公告送達法律文書，增加了辦案周期。因被告未到庭，加上企業管理混亂，財務賬冊不全，法院認定事實難度加大，且無法通過調解結案。在執行程序中，下落不明的被告往往無財產可供執行，或者已提前轉移、隱藏了財產，導致法院執行難。
3、 維穩壓力增大
債務人資產大多已在銀行進行抵押，一些資產還做了二次抵押，而企業賬戶基本沒有現金存在，債權人在銀行等有抵押權的債務清償后所剩無幾。不少債權人為避免贏了官司拿不到錢，不愿意走訴訟途徑，而向政府部門施加壓力。2012年下半年，__某寺廟建設中，因建設單位拖欠工程款，涉及涉一、二級承建單位約32家，供應商近百家，農民工1000多名，10多家施工方代表至政府上訪，影響到社會穩定。
4、 刑民案件交織
重大涉企債務案件中往往存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股東虛假出資或抽逃出資，公司實際控制人挪用侵占公司資金，隨意領用公司資金后不結算，偷逃稅等犯罪活動。以民間借貸為幌子掩蓋其行為的非法性，使得民事法律關系和刑事法律關系交織在一起。這些系列案件中，也有債權人提出認為借款人存在集資詐騙，要求公安機關處理的，但罪與非罪界限比較模糊，加上集資時間長，賬冊不全，支付手續不規范。法院雖然懷疑當事人涉嫌非法集資犯罪，但沒有確實的證據予以證明，很難做出是否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的決定。
1、建立健全重大涉企債務糾紛的預警機制
市場經濟的發展減弱了政府的調控能力，但一旦社會矛盾糾紛集中引發，甚至影響社會穩定時，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預。為此，對于重大債務涉訴企業，有必要建立預警機制，為防范風險和提前獲得決策信息打下基礎。通過組建專門的預警機構，加強分工協作，收集整理有用信息：稅務、工商部門識別企業拖欠稅費或有偷逃稅收情況，每月銷售收入過低等企業非正常現象；勞動監察部門識別企業有拖欠工人工資、未與工人簽訂勞動合同、停產等現象；金融辦、銀行等機構，發現企業延遲還貸、付息，產值無明顯變化，但短時間內大量融資現象；法院通過開發相應的軟件，進行非正常案件的識別提醒（如債務類案件涉案標的在1000萬元以上，短時間內出現系列訴訟等），并對類信息積極整理，及時發現涉企債務糾紛異常案件。對各職能部門匯總的信息，預警機構分析研判后，形成信息通報，供政府參考及各部門信息共享。
2、建立健全重大涉企糾紛的協同處置機制
通過預警機構發現企業主潛逃、或拖欠集體工資等情況后，建立協同處置機制是妥善處置糾紛的關鍵。重大涉企糾紛一旦形成，應有政府牽頭，成立專門的處置糾紛工作領導小組。由法院、公安、勞動監察部門、、司法、商貿、街道（鎮）等有關部門作為小組成員，明確各部門的工作職責：法院部門負責提前介入，保全企業財產，控制局勢，避免事態的擴大化；公安對涉嫌犯罪的，應落實好限制出國出境等邊控措施，并使用通緝手段，將犯罪嫌疑人羈押歸案，便于糾紛處理；商貿、工業園區負責排查摸底，進一步掌握停產倒閉企業情況和涉困企業的各項信息，筑好聯保單位的防火墻；街道（鎮）、
社區、行業協會、等部門，要做好當事人的引導工作，能夠解決的依法合理解決；人事勞動部門做好涉企的資料整理，統計欠薪情況，加大欠薪案件的追討和仲裁工作，同時引導失業人員積極應對、分流，在本轄區同類企業迅速實現再就業。3、強化對重大涉企債務糾紛差異化處置的司法措施
高利貸借條怎么寫和是否具有法律效益
一.高利貸借條怎么寫
1.應寫清楚借款人和放款人的法定全名;
2.應寫清楚借款金額，包括大寫和小寫的金額;
3.應寫清楚借款時間期限，包括借款的起止年月日和明確的借款期限;
4.應寫清楚還款的具體年月日;
5.應寫清楚借款的利息，應有明確的年利率或月利率，最終應支付的借款利息總額(包括大寫和小寫金額)等約定;
6.應寫清楚借款本息償還的年月日時間及付款方式;
7.應有借款本人親自簽章、手印或親筆書寫的簽字。
二.高利貸借條是否有效
借條載明的利息如果過高，且已經超過銀行同期貸款利息的四倍，則借條關于利息約定的部分無效，即超過銀行同期貸款利息的四倍的利息部分無效，但在銀行同期貸款利息的四倍以內(含四倍)的利息仍然有效。因此，高利貸借條僅是部分無效。
一、放高利貸犯法嗎?
(一)什么是高利貸?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第六條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可以適當高于銀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具體掌握，但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數)。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護。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數)的民間借貸就是高利貸。
(二)放高利貸犯法嗎?
高利貸是超出民間借貸利率的借貸行為，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屬于違法行為，但是并不構成犯罪。因此，如果是高利貸的放貸方，在借貸方在借款到期后不還超出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數)部分的利息時，放貸方的利益是難以得到法律支持的。換言之，對于未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數)的利息及本金，法律是保護的。
二、高利貸怎樣要回來?
對于高利貸未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數)的利息及本金，法律是保護的。
放高利貸的人可以通過以下方法要回來：
(一) 和解。
協商和解是指債權債務當事人在自愿、互諒的基礎上，直接進行協商或邀請第三人從中斡旋，解決糾紛。債權到期或即將到期時，債務人暫無能力償還債務但有還款誠意的，債權人可以就履行債務的期限、方式、數額等同債務人進行磋商，敦促債務人履行債務或簽訂還款協議。
如果該債權有抵押擔保或者有第三人提供擔保的，債權人可與抵押人或者保證人進行協商，也可請第三者牽線搭橋，使抵押人以足額的抵押資產抵償債務，或者由保證人來代償債務。
協商解決債務糾紛應遵循以下原則：
1、平等自愿;
2、合乎法律法規規定;
3、不損害國家、社會和他人的合法權益。
(二) 調解。
債權人如果不想傷和氣、結怨仇并迅速化解債務糾紛，可向所在地的人民調解委員會提出書面調解申請。
申請調解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L、有明確的被申請調解人，如公民、法人等的基本情況。
2、有具體的調解要求，如要求被申請人履行還款義務等。
3、有提出調解申請的事實依據，如借款合同、擔保協議等。
4、該糾紛屬于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受理范圍。
經調解達成協議后，債務人應按約履行義務，不得擅自變更或解除協議。對于簽訂協議后債務人又反悔或部分反悔的，債權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請求判令對方當事人履行調解協議。
(三)仲裁。
根據我國仲裁法的規定，仲裁統一實行或裁或審、一裁終局制度，同訴訟的兩審終審制相比，仲裁更有利于當事人之間迅速解決糾紛。當事人申請仲裁應向仲裁機構遞交仲裁協議、申請書及副本。申請書要詳細載明當事人的姓名、性別、年齡、職業等情況及事實理由。通過仲裁方式解決債務糾紛，具有較強的保密性，當事人之間大多沒有激烈的對抗性。另外，申請仲裁的費用一般比提訟的費用低。
(四)訴訟。
債務糾紛訴訟就是打民事官司。對一些較為復雜、對方當事人較難對付或者通過其他途徑很難解決的案件，債權人就可選擇訴訟程序來解決。
訴訟的優勢表現在：
1、法院處理債務糾紛是最終的、具有強制執行力的解決方式。
2、訴訟時限受法律的嚴格限制。
法院在收到公民的民事狀或口頭立案后，民事案件的第一審審理期限為6個月，有特殊情況也可延長6個月;不服第一審判決的，當事人可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不服第一審裁定的，當事人須在10日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民事案件的二審審理期限為3個月。法院判決后立即發給判決書。
(五)申請支付令。
2、如果能夠協商可盡量協商;如果無法協商，應在訴訟時效內及時向人民法院起訴。如有對方的財產線索可向法院提供，并申請財產保全。
3、此外，申請支付令是收回欠款的有效途徑之一。
【法律依據】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214條規定：債權人請求債務人給付金錢、有價證券，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向有管轄權的基層人民法院申請支付令：
(1)債權人與債務人沒有其他債務糾紛的。
經過多方努力，在被扣押74個小時后中國本土第一艘豪華郵輪“海娜號”18日返回中國，因扣船事件被困韓國濟州島的旅客已由海航全部接回。
算上隨船抵達的這最后87名乘客，到9月18日為止“海娜號”上所有中國公民已全部安全返回國內。扣航事件發生后，在韓國法院以周末不能辦公為由導致希望通過支付保證金確保放船的行動未果之后，海航集團立即著手調動航空資源以求在最短的時間內能夠接回受困同胞，并于9月15日派出5架包機接回1121名旅客。16日，海航再次派出海南航空A330及首都航空A320飛機各一個架次接回437名旅客。
在補償方面，海航郵輪宣布給予內艙房客人每人2000元人民幣和海景房客人每人2300元左右人民幣的經濟補償，或一年之內選擇乘坐“海娜號”任何航季任何航次內艙房船票一張，以彌補因為行程變更造成的損失。
上午9時30分左右，游客陸續走下郵輪。有些游客對此次事件中海航集團的處理表示滿意，也有部分游客情緒激動，表示不滿。
國內旅游、法律界人士表示，這起扣押郵輪及游客的事件，完全不應該發生。即將正式實施的《旅游法》，對知情權、索取賠償權等旅游者權利做了明確規定。“海娜號”被扣事件，拷問著有關當事方的法律、道義責任。
中國旅游研究院院長戴斌說：“這是世界上第一次扣押郵輪導致游客大規模滯留事件，旅游史上前所未有，影響惡劣。”
中國社會科學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張廣瑞說，事件發生后，“海娜號”經營者采取應對措施比較及時、有效：一面安撫游客，安排生活需要，保障游客人身安全；一面在力所能及范圍內，保證游客權益不受損害。但難以回避的問題是，郵輪旅游是一個完整過程，一旦在一個港口耽誤時間，整個旅程就“擱淺”了。因此，經營管理者應當對任何可能出現的事件做好預案，旅游者也要有面對意外危機的心理準備，提高權利意識。對任何形式的外出旅行，都要簽訂正規合同，根據旅程性質購買適當保險。
扣船事件緣自“大新華輪船”拖欠租金
這起罕見的扣押郵輪事件，緣起沙鋼船務與海航集團的一場債務糾紛，而引發債務糾紛的導火索，跟被扣船“海娜號”及其運營方海航旅業并無直接關系，而是海航集團參股的大新華物流。
事實上，這并不是沙鋼船務第一次扣押海航集團旗下的船只，早在2011年3月份，沙鋼船務就利用相關國際法律法規，在印度扣押了海航集團子公司的一艘海峽型船舶”BULK PEACE”輪。當年7月19日，又在南非將海航集團下屬的大新華油輪公司的一艘超級油輪“GC Guangzhou號”扣押。
而屢次的扣押行動，都是源起沙鋼船務與大新華物流旗下的大新華輪船一場長達三年的債務糾紛。
早在2008年，沙鋼船務作為出租人，與大新華輪船簽署了“Dong-A Astrea”輪的期租合約，合同租期最短為82個月，最長為86個月，并由海航集團為大新華輪船提供履約擔保，該船于2010年4月20日交付大新華輪船使用。
不過，在船舶交付后不久，航運市場就因為金融危機的影響陷入低迷，運價、租金持續下滑，而大新華輪船同其他航運企業一樣也沒能幸免。
根據沙鋼船務的說法，大新華輪船僅在準時支付前10期（每15天一期）租金后，從2010年10月開始違反合同，延遲支付并最終停付租金。2010年12月，由于大新華輪船仍拖延支付租金，沙鋼船務不得不要求海航集團履行擔保義務，但海航集團不予理會。因此，公司才開始了歷經三年的討債歷程，就欠付租金事宜向英國倫敦海事仲裁委員會遞交仲裁申請。
沙鋼船務是一家于2004年在香港注冊的航運公司，當時沙鋼集團的下屬企業沙鋼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擁有沙鋼船務51%的股權，不過，通過2008年、2012年的兩次股權重組后，沙鋼已經不再擁有沙鋼船務的股權，后者的母公司已經變為一家香港企業。
“在2011年1月份，我們拿到了第一個仲裁令，判定大新華輪船向沙鋼船務支付約515萬美元欠款，但其未即時履行，而且繼續拒絕支付租金。”沙鋼船務董事總經理張潔告訴媒體，隨后，沙鋼船務再次向英國倫敦海事仲裁委員會遞交仲裁申請，并在2011年4月份拿到第二個仲裁令，判定大新華輪船向沙鋼船務支付約231萬美元，在依然沒有得到支付欠款后，沙鋼船務就在印度扣押了海航集團子公司的一艘海峽型船舶，并在對方支付欠款后釋放了該船。
在隨后的時間內，沙鋼船務又陸續獲得了第三、第四、第五個仲裁令，總計約為1500萬美元，公司在2012年1月份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請就已經發生的1500萬美元欠款對大新華輪船發出清算要求，同時在英國倫敦海事仲裁委員會申請裁決剩余合同期間給沙鋼船務帶來的損失，并在2012年11月間拿到了約5800萬美元的仲裁令。
“大新華輪船在支付之前的1500萬美元之后，拒絕履行5800萬美元的仲裁令，目前，這家公司已在香港進入破產清算程序，因此，我們認為海航集團作為擔保人必須履行擔保責任。”張潔進一步說，但屢次要求均遭拒絕，因此公司才開始在全球范圍內繼續追索海航集團資產，并在今年8月底向韓國濟州地方法院提交了扣押“海娜號”的申請。
全球航運不景氣下的欠租欠債風
“對于所欠租金等債務問題，我們一直都希望與沙鋼船務溝通商議解決，但雙方在還款金額上一直無法達成一致，最終只能通過訴訟程序。”海航集團一位管理層人士則對媒體表示，目前，關于海航集團應該承擔多少擔保人的責任金額，尚未有法律判決，沙鋼船務既然已經在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又做出扣船的行為，而且扣押的是客輪，相當于嚴重侵犯了中國公民權益，導致中國游客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海娜號”是海航耗費巨資從海外收購而來的豪華郵輪，今年上半年才剛剛正式運營郵輪業務，是國內首家本土郵輪公司，目前執行天津至韓國的航線。
事實上，沙鋼船務與海航之間的債務糾紛，在海運界并不是特例。近年來，受航運市場供需嚴重失衡、運價快速下跌、燃油成本支出持續上升等影響，國內外的海運企業均出現了巨額虧損，即使是央企航運巨頭中遠、中海也難以幸免。2011年，大新華物流和中遠等航運企業，都曾由于拒絕向船東支付行業景氣時簽下的高額船租，而遭到部分船東扣押船只。那段時間，大新華物流每天都要與幾家不同的海外船東溝通和協商，希望能將市場高位時簽下的高價租船租金降低或者延緩支付。
“從那時開始，我們就在對航運業務進行收縮，暫時不訂新船，到期的船也不再續租，同時對一些無法盈利的航線也進行了縮減。”大新華物流一位管理層人士表示，目前，大新華物流旗下仍有干散貨航運業務和集裝箱航運業務，不過運力已經大幅收縮。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大新華物流曾是海航集團拓展海陸空物流全產業鏈的平臺，不過，現在查看海航集團的網站發現，大新華物流已經悄然被“海航物流”取代。海航物流是由海航集團控股、于去年7月才成立的新公司，但目前已經承接了大新華物流旗下部分物流配送、第三方支付服務、空運等業務。對此，業界有猜測稱大新華物流將被海航逐漸放棄，轉而重點發展海航物流。
不過，海航物流一位管理層人士最近對外明確表示，海航不會完全放棄海運業務，再成立海航物流主要是仍在大新華物流旗下的海運業務與物流配送、物聯網創新等業務流程完全不同，因此分開獨立運作。而一直以來，海航集團都不是大新華物流的大股東，持股大新華物流在10%左右，而大新華物流擁有10家以上的股東，股權非常分散。
在國外打官司凸顯國內法治待改善
9月18日，在韓國濟州島被扣留的“海娜號”郵輪回到天津港，但海航集團與沙鋼船務之間的債務糾紛并未因此而完結。沙鋼船務是否有權在海外扣留“海娜號”成為雙方爭議的一大焦點，對此，知名國際仲裁專家、德杰律師事務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律師對媒體表示，沙鋼船務海外扣船是一種合法的財產保全行為，應該得到法律的支持，他同時認為，兩家中國公司的債務糾紛通過國外法庭解決，也凸顯了國內的法治環境有待改善。
“海娜號”回國當天，海航集團首席執行官李先華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相信英國高等法院會公正審理，海航集團有能力按照法院判決履行自己的責任，這算是海航集團對雙方債務問題的一次積極回應。
李先華在當日的聲明中指出，沙鋼船務有限公司因與大新華輪船（香港）有限公司發生債務糾紛，并就海航集團擔保向英國高等法院，該項訴訟目前處于第一輪答辯階段，尚未開庭審理。關于海航集團為大新華輪船（香港）有限公司擔保一案，雙方存在爭議。
而這一點也是海航方面認為沙鋼船務通過韓方無權扣押“海娜號”的原因之一。同時，海航方面認為，韓國濟州法院扣押“海娜號”做法，未顧及“海娜號”全體旅客和船員的人身自由和合法權益，并存在諸多不當處置，對此，海航方面保留通過法律程序追究責任的權利。
對此，陶景洲律師表示，按照法律，沙鋼不管在訴前還是在訴中，都可以對另一方的財產進行扣押，這是一種合法的財產保全行為。
“這是一種正常的債權人為了實現他們未來的債權所采取的一個措施。”陶景洲表示。同時他認為，被扣押一方可以通過反擔保的形式來取消扣押，比如向法院提供一定的保金。
本次“海娜號”事件中一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兩家中國公司控股的公司為什么把債務糾紛選擇在倫敦法院進行裁決，并在韓國扣押船只，而不是選擇在國內處理債務問題？
陶景洲表示，一方面是中國的法治環境有待進一步的改善。現在很多公司之間的糾紛，與其說是打官司不如說是“打關系”
“大家各有各的關系，也影響這個案子的可預見性，所以你法律上再深入的分析可能最終都抵不過大家這種關系的運用。”陶景洲表示。
同時他認為，由于中國和英國之間沒有司法協助的安排，互相不承認各自國家的判決，因此沙鋼只能在適用于倫敦法的國家扣押“海娜號”，比如香港、韓國等地。
陶景洲表示當前中國企業不斷的國際化，糾紛很容易就變成一個國際糾紛，因為企業的國際化，財產可就能分布在世界各地，這就要求中國企業要更加具有契約精神。通過外部壓力來處理債務糾紛也可以提高中國企業的誠信度。
［關鍵詞］督促程序；反思；運行環境；理論基礎
市場經濟社會中，相當多的經濟糾紛屬于當事人之間債權債務關系明確，雙方對糾紛沒有任何爭議的情形，只是債務人出于種種原因而怠于履行，此種糾紛純屬執行問題。督促程序則是針對此類糾紛專門設立，以特有的程序設計，催促債務人及時履行債務。它給予請求人一種機會，在對方持消極態度的情況下取得執行名義，而無須忍受費力費時的爭訟程序［1］,幫助債權人以簡單、快捷的訴訟方式收回債權。督促程序是市場經濟社會的產物，在大陸法系國家的經濟訴訟中擔負著繁簡分流的重要角色。然而，在我國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債務糾紛案件日益增多的今天，督促程序的適用卻日趨下降，幾乎到了形同虛設的境地。時至今日，督促程序在理論界和實務界均受到冷落，不乏將督促程序從我國民事訴訟法中抹去的呼聲。筆者認為，有必要對督促程序在我國的運行環境和理論基礎進行深入反思，全面和客觀地認識督促程序的生存現狀，將有助于明確督促程序在我國或發展或消失的出路所在。
一、對督促程序在我國運行環境的反思
（一）積極方面
1.督促程序與我國傳統的法律文化理念相契合
從法律文化層面看，督促程序與中國人的法律文化和訴訟心理相契合，因此，督促程序在我國有其存在和可接受的社會基礎。受中國幾千年封建禮教思想的影響，民眾信奉“以和為貴”，在訴訟上逐漸形成牢固的“厭訟”、“恥訟”心理。如梁治平所言：對意大利人或者希臘人來說，借鑒法國或者德國的法典，更多只具有技術上的意義，而對中國人來說，接受西方的法律學說，制定西方式的法典，根本上是一種文化選擇［2］。如果西方的某項制度與我國的法律文化存在某種暗合，產生觀念沖突的可能性便會降低，該法律的移植就具有了可行的前提。督促程序無需開庭審理，可有效地避免雙方當事人在法庭上的劍拔弩張和對抗，債權人與債務人不用碰面，保存了各自的顏面，債務糾紛即以較為“和氣”的方式解決，能有效防止雙方矛盾的激化，這為我國法律文化背后的民眾的法律觀念和訴訟心理所能接納。
2.督促程序與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
從經濟學角度審視，督促程序是適應我國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根據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資金的快速流轉能使有限的資金得到更加有效的運用，從而最終導致資源趨于最優配置和產生最大的經濟效益。經濟的發展在加快資金流轉的同時會產生債務糾紛增多的附加效應，債務糾紛的及時解決又能促進資金運轉和經濟的發展。反之，如果資金流轉緩慢甚至停滯，便會對經濟的發展形成阻礙。可見，資金流轉和市場經濟發展兩者相輔相成。我國在進入市場經濟以后，自然產生了諸多的債務糾紛，債務糾紛的積聚必將導致資金流通減緩，滯阻市場經濟的發展。而這其中相當大一部分的債務糾紛債權債務關系明確，長期拖欠使得當事人最終只能訴諸法律。相對普通程序而言，督促程序更為簡便快捷，并且能夠最大程度地降低社會成本，因此，可以說督促程序是解決當事人之間此類糾紛的最佳法律手段。
3.督促程序與我國民事訴訟原則和司法改革精神相協調
從民事訴訟角度分析，督促程序體現了我國民事訴訟法倡導的“兩便”原則和司法改革的精神。便利群眾進行訴訟、便利人民法院辦案是我國民事訴訟法制定的出發點和歸宿。債權人提起督促程序后，法院無需對債權人的支付令申請進行實質審查，無需開庭審理，無需詢問債務人，只要債務人不提出異議，支付令即行生效，債權人取得執行依據。督促程序以簡便的程序、快捷的速度幫助債權人收回債權，在便利雙方當事人進行訴訟的同時也便利法院審理案件。督促程序的高效性符合以“司法效率”為中心的司法改革的要求。
（二）消極方面
然而，督促程序在1991年移植到我國以后，在我國的社會環境中遭遇到了種種不利于其生存和發展的消極因素，從而影響了其在我國的有效運行和應有價值的正常發揮，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殘留的計劃經濟觀念與督促程序所需要的市場經濟環境不相協調
督促程序是隨著資本主義現代商品經濟發展而建立起來的。西歐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人民之間的金錢債務糾紛急遽增長，如果這些案件都按通常訴訟程序，即經過、法庭審理，直至作出判決、上訴等一系列程序之后強制執行，則不僅浪費當事人和法院的人力和物力，而且不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鑒于此，1877年德國民事訴訟法第一次制定了督促程序［3］。督促程序的生長環境是商品經濟社會，立法的目的是要維護債權人的合法利益。然而，1991年我國在制定督促程序時尚未走出計劃經濟的影響，在各個細節的設計上都表現出有利于債務人的價值取向［4］，甚至時至今日，多年前的計劃經濟思想尚未徹底從人們頭腦中消除，以至于原有的對債務人過多保護的觀念與督促程序保護債權人利益的立法意旨相背。
2.我國超職權主義訴訟模式與督促程序的相關要求不相協調
我國民事訴訟法長期奉行超職權主義的審判模式，傳統的民事訴訟法律關系理論突出強調法院在民事訴訟中的主導地位，程序的進行主要由法官控制，將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的地位視為從屬性質［5］。而督促程序的進行取決于雙方當事人，程序因債權人的申請而開始，因債務人的異議而終結，法官對債權人的申請和債務人的異議僅進行形式審查，相對而言，法官在其中只起到協助和輔助作用，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督促程序需要的是當事人的程序自由。如果督促程序過多地受到法官職權的干涉，當事人必然會遭遇各式各樣的阻撓，督促程序自然很難順暢運行。
3.目前不健全的司法制度與督促程序的要求不相協調
法官干預當事人選擇督促程序部分源自法官背后的司法制度不健全。當前法院普遍存在著經費不足、設備缺乏的問題。基層人民法院辦理適用督促程序的案件所支付的費用遠遠超過所收取的費用，入不敷出。而按訴訟程序立案受理，財產案件訴訟收費則遠遠高出適用督促程序受理案件，有些案件法官寧可動員當事人走訴訟程序，也不按督促程序辦理［6］。法院經費沒有相應的制度保障，法院內部的司法體制缺乏對立案法官的監督和制約，受理案件時法官出于利益權衡而干預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也就不足為怪了。此種司法制度的缺陷必將對收費低廉的督促程序的適用產生重大影響。
4.不健全的市場機制與督促程序不相配套
有學者認為，現階段人們的價值觀念正在轉變,但尚未形成市場經濟正常運行所需要的價值觀念，信用——特別是商業信用在很多人眼里還比較淡薄，在有些人腦子里甚至就沒有“信用”二字。國家也沒有建立起一套市場經濟需要的信用制度，這是我國督促程序運行效果不佳的最根本的原因［7］。筆者雖然不贊同將信用機制的缺乏認定為我國督促程序運行效果不佳的“最根本”的原因，但不可否認信用機制的缺乏對我國目前督促程序運行的不良現狀起了一定的負面作用，主要表現為債務人可以沒有任何約束地故意對支付令提出虛假異議。對債務人的此種惡意行為既沒有法律上的限制或懲罰，也不會產生其他方面的不利影響，由此形成對債務人“不信用”的縱容或誘導，致使督促程序無法順利施行。
5.理論界與實務界的重視程度與該程序的重要性不相符合
司法改革中，理論界和司法實務部門均熱衷于簡易程序的探討和實踐，然而，同樣具有簡易程序特點的督促程序卻倍受冷落，多年來已經淡出了人們的視線。在法院，依督促程序提起的案件往往交由立案庭辦理，得不到與通常訴訟程序同樣的重視，甚至可以說這一獨特簡便程序的存在完全被忽視。督促程序的缺陷很難得到完善，其價值也難以得到應有的發揮。在我國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法院受理的經濟案件幾乎逐年成倍激增，法官審理案件的負擔日益加重。如果不以靈活、快捷、節省的程序解決大多數簡單民事案件，要實現對復雜民事案件的慎重裁判就相當困難［8］。
二、對督促程序建構的理論基礎的反思
（一）訴訟公正和訴訟效率的失衡
訴訟公正和訴訟效率是民事訴訟法的基本價值。公正是法律和訴訟中的最高價值，通常情形中，在維護公正的前提下追求訴訟效率。實踐中各類案件和各種程序平均占用訴訟資源是不合理的，在社會發展迅速和講求經濟的環境中，簡便迅捷的程序是很必要的，對于簡易案件，更應當強調經濟性地解決糾紛［9］。督促程序的設計在注重訴訟效率的同時實現訴訟公正價值和訴訟效率價值的平衡與互動。督促程序的發生基于債務人對債權人提起的債務糾紛沒有爭議這一假設前提，免去了通常訴訟中所需的繁瑣程序，不用開庭審理，對債權人的申請也不用實質審查，不用向債務人訊問和質證。為確保訴訟正義，督促程序特別為債務人設置了異議權，債務人的異議直接導致督促程序的終結，糾紛轉由通常訴訟審理解決。如果生效的支付令出現錯誤，督促程序也提供了再審的救濟途徑。在追求訴訟效率方面，督促程序訴訟周期短、程序簡單、審級層次少、訴訟費成本低。相對于訴訟程序而言，當事人能以最低的訴訟成本獲取最大的訴訟利益；對于法院，也極大地節約了司法資源。可見，督促程序設計的初衷是試圖實現訴訟公正與訴訟效率的完美結合。
然而，司法實踐中，督促程序顯現出訴訟公正和訴訟效率在某些環節上設計的失衡。首先，債權人有選擇適用督促程序的權利，但立法沒有對債權人的程序選擇權提供司法救濟，債權人因為種種原因（法院或督促程序自身的缺陷）無力選擇對己更有利的督促程序，訴訟公正無法體現。其次，督促程序中債務人的異議權無任何限制，雖然符合督促程序追求訴訟效率的要求，但是極易造成督促程序因債務人的虛假或隨意的異議而終結，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在督促程序中無法得到有效保護，督促程序也就無法實現訴訟公正。再次，債務人提出不實的異議后，督促程序終結，由債權人承擔敗訴的費用，債權人的合法權利不僅得不到維護，而且還要為對方的欺騙“買單”，訴訟公正在訴訟費用的承擔上也無法體現。最后，督促程序在訴訟效率上具有明顯的優勢，然而，程序的設計并沒有保證訴訟期限的按期履行，為人為因素的影響提供了可能，其訴訟高效的優越性無法得到體現。
（二）訴訟權利和訴訟義務不對等
權利和義務是法律規范的核心和實質。權利是規定或隱含在法律規范中、實現于法律關系中的、主體以相對自由的作為或不作為的方式獲得利益的一種手段。義務是和權利相對的，是設定或隱含在法律規范中、實現于法律關系中的、主體以相對受動的作為或不作為的方式保障權利主體獲得利益的一種約束手段［10］，“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在數量關系上，權利與義務總是等值的，即權利和義務要實現對等［11］。督促程序的設計上也遵循訴訟權利和訴訟義務對等的程序建構理念，如：由于人民法院在支付令之前并未對案件做實質性的審查，即未對權利本身進行調查，因此，支付令并不一定符合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事實，這就要求法律程序上設置一種救濟手段，即允許債務人對支付令提出異議［12］。債務人在法定期間提出書面異議的，人民法院無須審查異議是否有理由，應當直接裁定終結督促程序。因為對債權人的申請不應進行實質審查，與之相對應，對債務人的異議也不應進行實質審查，而只審查其在形式上是否合法。異議一經合法提出，督促程序就告結束。
我國督促程序的設計缺陷主要表現為法官和債務人的部分權利和義務設置不對等。如規定法官對督促程序的啟動具有控制權，卻沒有明確相應的不得的義務，即保護債權人的訴權和程序選擇權的義務；規定了法官執行訴訟期限的權利，卻沒有規定相應的執行訴訟期限的義務，即保護債權人訴訟期限權利的義務；規定了債務人有提出異議的權利，卻沒有規定不得濫用異議權的義務，即保障債權人順利收回債權的義務；債權是相對權，也稱對人權，其義務主體是特定的債務人，督促程序明確了保護債權人的合法權利，卻沒有相應嚴格賦予債務人保障債權人合法權益的義務。義務是和權利相對的，督促程序給法院與債務人設定了前述權利而沒有相應地設定前述義務，在程序上則表現為沒有給法院和債務人的權利以一定約束。
[關鍵詞] 督促程序;反思;運行環境;理論基礎
Abstract: The supervising and urging procedure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modity economy. However, the supervising and urging procedure has been ignored nowadays though the marketing economy in our country is developing rapidly. It is worth contemplating whether the supervising and urging procedure should exist in China.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supervising and urging procedure from the pract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theory basis, and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supervising and urging procedure to exist continuously in China. Furthermore, the supervising and urging procedure should be perfected in itself and related judicial system so that it can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s in design and adapt to the conditions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 supervising and urging procedure; contemplation; practical environment; theory basis
市場經濟社會中,相當多的經濟糾紛屬于當事人之間債權債務關系明確,雙方對糾紛沒有任何爭議的情形,只是債務人出于種種原因而怠于履行,此種糾紛純屬執行問題。督促程序則是針對此類糾紛專門設立,以特有的程序設計,催促債務人及時履行債務。它給予請求人一種機會,在對方持消極態度的情況下取得執行名義,而無須忍受費力費時的爭訟程序[1],幫助債權人以簡單、快捷的訴訟方式收回債權。督促程序是市場經濟社會的產物,在大陸法系國家的經濟訴訟中擔負著繁簡分流的重要角色。然而,在我國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債務糾紛案件日益增多的今天,督促程序的適用卻日趨下降,幾乎到了形同虛設的境地。時至今日,督促程序在理論界和實務界均受到冷落,不乏將督促程序從我國民事訴訟法中抹去的呼聲。筆者認為,有必要對督促程序在我國的運行環境和理論基礎進行深入反思,全面和客觀地認識督促程序的生存現狀,將有助于明確督促程序在我國或發展或消失的出路所在。
一、對督促程序在我國運行環境的反思
(一)積極方面
1. 督促程序與我國傳統的法律文化理念相契合
從法律文化層面看,督促程序與中國人的法律文化和訴訟心理相契合,因此,督促程序在我國有其存在和可接受的社會基礎。受中國幾千年封建禮教思想的影響,民眾信奉“以和為貴”,在訴訟上逐漸形成牢固的“厭訟”、“恥訟”心理。如梁治平所言:對意大利人或者希臘人來說,借鑒法國或者德國的法典,更多只具有技術上的意義,而對中國人來說,接受西方的法律學說,制定西方式的法典,根本上是一種文化選擇[2]。如果西方的某項制度與我國的法律文化存在某種暗合,產生觀念沖突的可能性便會降低,該法律的移植就具有了可行的前提。督促程序無需開庭審理,可有效地避免雙方當事人在法庭上的劍拔弩張和對抗,債權人與債務人不用碰面,保存了各自的顏面,債務糾紛即以較為“和氣”的方式解決,能有效防止雙方矛盾的激化,這為我國法律文化背后的民眾的法律觀念和訴訟心理所能接納。
2. 督促程序與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
從經濟學角度審視,督促程序是適應我國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根據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資金的快速流轉能使有限的資金得到更加有效的運用,從而最終導致資源趨于最優配置和產生最大的經濟效益。經濟的發展在加快資金流轉的同時會產生債務糾紛增多的附加效應,債務糾紛的及時解決又能促進資金運轉和經濟的發展。反之,如果資金流轉緩慢甚至停滯,便會對經濟的發展形成阻礙。可見,資金流轉和市場經濟發展兩者相輔相成。我國在進入市場經濟以后,自然產生了諸多的債務糾紛,債務糾紛的積聚必將導致資金流通減緩,滯阻市場經濟的發展。而這其中相當大一部分的債務糾紛債權債務關系明確,長期拖欠使得當事人最終只能訴諸法律。相對普通程序而言,督促程序更為簡便快捷,并且能夠最大程度地降低社會成本,因此,可以說督促程序是解決當事人之間此類糾紛的最佳法律手段。
3. 督促程序與我國民事訴訟原則和司法改革精神相協調
從民事訴訟角度分析,督促程序體現了我國民事訴訟法倡導的“兩便”原則和司法改革的精神。便利群眾進行訴訟、便利人民法院辦案是我國民事訴訟法制定的出發點和歸宿。債權人提起督促程序后,法院無需對債權人的支付令申請進行實質審查,無需開庭審理,無需詢問債務人,只要債務人不提出異議,支付令即行生效,債權人取得執行依據。督促程序以簡便的程序、快捷的速度幫助債權人收回債權,在便利雙方當事人進行訴訟的同時也便利法院審理案件。督促程序的高效性符合以“司法效率”為中心的司法改革的要求。
(二)消極方面
然而,督促程序在1991年移植到我國以后,在我國的社會環境中遭遇到了種種不利于其生存和發展的消極因素,從而影響了其在我國的有效運行和應有價值的正常發揮,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 殘留的計劃經濟觀念與督促程序所需要的市場經濟環境不相協調
督促程序是隨著資本主義現代商品經濟發展而建立起來的。西歐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人民之間的金錢債務糾紛急遽增長,如果這些案件都按通常訴訟程序,即經過起訴、法庭審理,直至作出判決、上訴等一系列程序之后強制執行,則不僅浪費當事人和法院的人力和物力,而且不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鑒于此,1877年德國民事訴訟法第一次制定了督促程序[3]。督促程序的生長環境是商品經濟社會,立法的目的是要維護債權人的合法利益。然而,1991年我國在制定督促程序時尚未走出計劃經濟的影響,在各個細節的設計上都表現出有利于債務人的價值取向[4],甚至時至今日,多年前的計劃經濟思想尚未徹底從人們頭腦中消除,以至于原有的對債務人過多保護的觀念與督促程序保護債權人利益的立法意旨相背。
2. 我國超職權主義訴訟模式與督促程序的相關要求不相協調
我國民事訴訟法長期奉行超職權主義的審判模式,傳統的民事訴訟法律關系理論突出強調法院在民事訴訟中的主導地位,程序的進行主要由法官控制,將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的地位視為從屬性質[5]。而督促程序的進行取決于雙方當事人,程序因債權人的申請而開始,因債務人的異議而終結,法官對債權人的申請和債務人的異議僅進行形式審查,相對而言,法官在其中只起到協助和輔助作用,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督促程序需要的是當事人的程序自由。如果督促程序過多地受到法官職權的干涉,當事人必然會遭遇各式各樣的阻撓,督促程序自然很難順暢運行。
3. 目前不健全的司法制度與督促程序的要求不相協調
法官干預當事人選擇督促程序部分源自法官背后的司法制度不健全。當前法院普遍存在著經費不足、設備缺乏的問題。基層人民法院辦理適用督促程序的案件所支付的費用遠遠超過所收取的費用,入不敷出。而按訴訟程序立案受理,財產案件訴訟收費則遠遠高出適用督促程序受理案件,有些案件法官寧可動員當事人走訴訟程序,也不按督促程序辦理[6]。法院經費沒有相應的制度保障,法院內部的司法體制缺乏對立案法官的監督和制約,受理案件時法官出于利益權衡而干預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也就不足為怪了。此種司法制度的缺陷必將對收費低廉的督促程序的適用產生重大影響。
4. 不健全的市場機制與督促程序不相配套
有學者認為,現階段人們的價值觀念正在轉變,但尚未形成市場經濟正常運行所需要的價值觀念,信用——特別是商業信用在很多人眼里還比較淡薄,在有些人腦子里甚至就沒有“信用”二字。國家也沒有建立起一套市場經濟需要的信用制度,這是我國督促程序運行效果不佳的最根本的原因[7]。筆者雖然不贊同將信用機制的缺乏認定為我國督促程序運行效果不佳的“最根本”的原因,但不可否認信用機制的缺乏對我國目前督促程序運行的不良現狀起了一定的負面作用,主要表現為債務人可以沒有任何約束地故意對支付令提出虛假異議。對債務人的此種惡意行為既沒有法律上的限制或懲罰,也不會產生其他方面的不利影響,由此形成對債務人“不信用”的縱容或誘導,致使督促程序無法順利施行。
5. 理論界與實務界的重視程度與該程序的重要性不相符合
司法改革中,理論界和司法實務部門均熱衷于簡易程序的探討和實踐,然而,同樣具有簡易程序特點的督促程序卻倍受冷落,多年來已經淡出了人們的視線。在法院,依督促程序提起的案件往往交由立案庭辦理,得不到與通常訴訟程序同樣的重視,甚至可以說這一獨特簡便程序的存在完全被忽視。督促程序的缺陷很難得到完善,其價值也難以得到應有的發揮。在我國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法院受理的經濟案件幾乎逐年成倍激增,法官審理案件的負擔日益加重。如果不以靈活、快捷、節省的程序解決大多數簡單民事案件,要實現對復雜民事案件的慎重裁判就相當困難[8]。
二、對督促程序建構的理論基礎的反思
(一)訴訟公正和訴訟效率的失衡
訴訟公正和訴訟效率是民事訴訟法的基本價值。公正是法律和訴訟中的最高價值,通常情形中,在維護公正的前提下追求訴訟效率。實踐中各類案件和各種程序平均占用訴訟資源是不合理的,在社會發展迅速和講求經濟的環境中,簡便迅捷的程序是很必要的,對于簡易案件,更應當強調經濟性地解決糾紛[9]。督促程序的設計在注重訴訟效率的同時實現訴訟公正價值和訴訟效率價值的平衡與互動。督促程序的發生基于債務人對債權人提起的債務糾紛沒有爭議這一假設前提,免去了通常訴訟中所需的繁瑣程序,不用開庭審理,對債權人的申請也不用實質審查,不用向債務人訊問和質證。為確保訴訟正義,督促程序特別為債務人設置了異議權,債務人的異議直接導致督促程序的終結,糾紛轉由通常訴訟審理解決。如果生效的支付令出現錯誤,督促程序也提供了再審的救濟途徑。在追求訴訟效率方面,督促程序訴訟周期短、程序簡單、審級層次少、訴訟費成本低。相對于訴訟程序而言,當事人能以最低的訴訟成本獲取最大的訴訟利益;對于法院,也極大地節約了司法資源。可見,督促程序設計的初衷是試圖實現訴訟公正與訴訟效率的完美結合。
然而,司法實踐中,督促程序顯現出訴訟公正和訴訟效率在某些環節上設計的失衡。首先,債權人有選擇適用督促程序的權利,但立法沒有對債權人的程序選擇權提供司法救濟,債權人因為種種原因(法院或督促程序自身的缺陷)無力選擇對己更有利的督促程序,訴訟公正無法體現。其次,督促程序中債務人的異議權無任何限制,雖然符合督促程序追求訴訟效率的要求,但是極易造成督促程序因債務人的虛假或隨意的異議而終結,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在督促程序中無法得到有效保護,督促程序也就無法實現訴訟公正。再次,債務人提出不實的異議后,督促程序終結,由債權人承擔敗訴的費用,債權人的合法權利不僅得不到維護,而且還要為對方的欺騙“買單”,訴訟公正在訴訟費用的承擔上也無法體現。最后,督促程序在訴訟效率上具有明顯的優勢,然而,程序的設計并沒有保證訴訟期限的按期履行,為人為因素的影響提供了可能,其訴訟高效的優越性無法得到體現。
(二)訴訟權利和訴訟義務不對等
權利和義務是法律規范的核心和實質。權利是規定或隱含在法律規范中、實現于法律關系中的、主體以相對自由的作為或不作為的方式獲得利益的一種手段。義務是和權利相對的,是設定或隱含在法律規范中、實現于法律關系中的、主體以相對受動的作為或不作為的方式保障權利主體獲得利益的一種約束手段[10],“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在數量關系上,權利與義務總是等值的,即權利和義務要實現對等[11]。督促程序的設計上也遵循訴訟權利和訴訟義務對等的程序建構理念,如:由于人民法院在支付令之前并未對案件做實質性的審查,即未對權利本身進行調查,因此,支付令并不一定符合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事實,這就要求法律程序上設置一種救濟手段,即允許債務人對支付令提出異議[12]。債務人在法定期間提出書面異議的,人民法院無須審查異議是否有理由,應當直接裁定終結督促程序。因為對債權人的申請不應進行實質審查,與之相對應,對債務人的異議也不應進行實質審查,而只審查其在形式上是否合法。異議一經合法提出,督促程序就告結束。
我國督促程序的設計缺陷主要表現為法官和債務人的部分權利和義務設置不對等。如規定法官對督促程序的啟動具有控制權,卻沒有明確相應的不得濫用職權的義務,即保護債權人的訴權和程序選擇權的義務;規定了法官執行訴訟期限的權利,卻沒有規定相應的執行訴訟期限的義務,即保護債權人訴訟期限權利的義務;規定了債務人有提出異議的權利,卻沒有規定不得濫用異議權的義務,即保障債權人順利收回債權的義務;債權是相對權,也稱對人權,其義務主體是特定的債務人,督促程序明確了保護債權人的合法權利,卻沒有相應嚴格賦予債務人保障債權人合法權益的義務。義務是和權利相對的,督促程序給法院與債務人設定了前述權利而沒有相應地設定前述義務,在程序上則表現為沒有給法院和債務人的權利以一定約束。
結 論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督促程序以其特有的簡便、快捷、成本低廉的特點,符合我國的傳統法律文化觀念、順應我國市場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的需要、符合我國民事訴訟原則和司法改革精神,在我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由于我國特有的國情,現實社會中確實存在與督促程序的要求不相協調的諸多因素。筆者認為,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完善,計劃經濟的后遺癥會在立法者和普通民眾中慢慢消失,我國長期形成的超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和司法制度不健全的情形可以在司法改革的推進和制度的完善中逐漸得到克服,目前市場信用機制已經開始逐步建立,督促程序所需要的司法和社會環境正在日漸回歸,可以預見,影響督促程序運行的不利因素不會成為繼續困擾督促程序的重大問題。由此,我們認為,督促程序應該在我國民事訴訟法中繼續存在。我們需要的是重新關注和重視督促程序,同時深刻反思督促程序自身存在的無法克服的給債權人帶來的程序障礙,切實保障債權人對督促程序的選擇權,解決督促程序中債務人的異議權不受限制的弊端以及由此產生的訴訟費用負擔不合理的問題,確保督促程序訴訟期限的按期履行等等。我們相信,挖掘督促程序的程序機理,彌補其自身設計的缺漏以適應我國的客觀環境,同時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好的立法方案,使督促程序盡快實現本土化,才是督促程序在我國繼續發展的出路。我國的督促程序最終會呈現出其在德國適用的情形,成為我國基層法院中大部分經濟糾紛案件的適用程序,幫助法院實現繁簡分流,進一步促進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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