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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社會經濟因素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關鍵詞：教育經濟理論；教育經濟效益；教育投資
一、教育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地位
1）教育是興邦之本，同志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教育在中國現代化建設中具有先導性，基礎性，全局性的作用，教育在國民經濟系統中的這種戰略性地位，決定了我們今后必須優先發展教育。2）教育是經濟增長之源，由于中國以農業為中心的科學技術取得了世界領先地位，使中國從公元前3世紀起，就進入了農業發達的社會成為封建大帝國，唐宋時期，科學文化博大精深，全面輝煌，幾乎在所有科學文化的領域中都有重大成就，四大發明對當時的科學文化與經濟繁榮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3）科教興國戰略的提出，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是我們黨在面對科技技術迅猛發展和綜合國力劇烈競爭的挑戰的必然選擇，知識經濟時代對科技和教育事業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歸根結底是要靠教育，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教育做支撐，不但使科技產業發展所需的高素質人才的供給遇到困難，而且還將使未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者與日益減少的體力勞動崗位之間形成尖銳的矛盾，進而引發社會問題。4）人才強國戰略，21世紀新階段人才工作的根本任務是實施人才強國戰略，人才資源能力建設是人才培養的核心，樹立大教育，大培訓的觀念，加快構建現代國民教育體系，更好地為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培養人才。
二、教育經濟的相關理論
1.人力資本理論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在1959年發表的《人力投資――一個經濟學家的觀點》一文中，闡明了人力資本理論的主要觀點：教育能夠提高人的認知技能，提高勞動生產率，教育投資市人力資本投資的核心要素，并首先提出估算教育經濟效益的余值分析法來對投資的收益率進行測算。
2.勞動力市場劃分理論
勞動力市場劃分理論是在20世紀70年代初出現的，它采用制度經濟學的觀點指出勞動力市場由于制度性的力量影響劃分為不同部分的，通過教育將人們分配到不同的勞動力市場，不同的部分里，教育與工資的關系是不同的，兩個市場之間具有相對封閉性，他們之間的人員很少相互流動。
3.教育學派
前教育經濟學研究者斯特魯米林1942年在“國民教育的經濟價值”中提出三個論斷：1）勞動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勞動能力就越高，學歷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成正比2）學歷高的勞動者從事的是復雜勞動，對國民經濟貢獻比較大，因而學歷與工資收入成正比。3）發展教育需要支付經費，但發展教育也可以節約成本，他的經濟效益是較高且較快的。
三、教育經濟效益分析法
1）定性分析法。教育經濟效益定性分析法主要是憑借歷史經驗，高度概括和抽象的論述教育能客觀的產生經濟效益，教育以及受教育的程度高低不僅影響著一個國家的社會效益，而且還影響著受教育者個體自身的經濟利益。
2）定量分析法。具有代表性的教育經濟效益度量方法有1）舒爾茨的“投資增量收益計算法”，舒爾茨對1929～1957年美國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關系做了定量研究，得出以下結論：各級教育投資的平均收益率為17%；教育投資增長的收益占勞動收入增長的比重為70%；教育投資增長的收益占國民收入增長的比重為33%。2）丹尼森的“經濟增長因素分析法”，丹尼森進行經濟分析的目的，就是通過量的測定，把產量增長率按照各個增長因素所做的貢獻，分配到各個增長因素上去，把分配的結果用來比較長期經濟增長中各個因素的相對重要性，丹尼森得到的結論是，知識進展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重要的增長因素，他強調管理知識的重要性，管理和組織知識的進步更可能降低生產成本，增加國民收入。
四、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原因
1.撫養子女的教育消費。不僅是高等教育消費，即便在初等，中等教育階段，我國的教育也大大依賴家庭的努力，無論怎樣的家庭結構，教育費用占消費支出的比例都在增加。1）從學歷造成的終身收入的差異當做”學歷”的收益來思考教育成本，因為教育花費時間，如果進入大學學習，就不得不停止工作，這些放棄的收入也是教育成本大部分的，家庭期待高學歷的投資回報，寧愿放棄這些教育成本，讓子女繼續深造，于是家庭的教育費用負擔正越來越高。2）從子女的數量來思考教育費用支出，由于計劃生育的提出，家庭加大對教育的關注很大一個原因是考慮到孩子出生數量的減少，相比中國封建社會時期，每個家庭孩子數量多，無暇顧及教育問題，而是關注吃穿生存問題上，現代社會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讓家庭把更多精力投放在提高生活質量的問題上，于是孩子數量的減少促使家庭把教育當做一項投資考慮。3）教育費用的其他相關支出，比起在學校進行的教育費用支出，為補習學校，同伴活動學習所支付的費用金額更多，家庭對教育的期待也大幅提高，根據學校階段的差異，在小學生低年級時課外活動費用支出達到頂峰，然后減少，到初中生時急速下降，另一方面，家教費用和補習班費用，從低年級開始徐徐增加。美術、音樂等課外活動學習的消費充分顯示出父母期待開發自己孩子才能的心情，在與鄰居的孩子的攀比和很強的從眾心態的消費行為下，緊接著將精力轉移到應試學習中，為了孩子比什么都優先的心態支撐著我國強烈的教育需求。
2.職業教育的發展。職業教育就是對受過一定基礎教育的公民傳授某種職業或專業知識和技能，培養從業能力的教育職業教育的發展，提高了勞動者的工作技能，適應了產業結構調整 ，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彌補了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對勞動技能培養的不足。1）職業教育與制造業，當前經濟的主導產業仍是制造業，而制造業的發展需要數以萬計的高素質工人，盡管生產自動化，信息化水平不斷提高。會使某些領域對技術工人的需求量有所減少，但整個工業經濟的增長，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還是受制于技術工人的素質狀況，國外有一項研究：在工業社會里，一個好的，有效率的工人，要比一個一般的工人多生產20%～30%的產品，由此提醒我們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的重要性，以及一定要避免單純盲目追求高學歷的傾向，做到各類人才合理配置，人盡其用。2）職業教育與農村經濟發展，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收入的提高需要解決好兩類問題：一是發展高效農業，走農業可持續發展之路，二是引導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而這兩個方面都需要提高農村勞動力的職業素質和職業技能，農村職業教育的發展培養是當前推動中國農村經濟發展和提高農民收入的有效途徑。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產業。
3.女性受教育機會的增加。一般的，教育能夠改善收入不均等的情況，由于受教育程度的差別，導致男性與女性勞動者在收入水平上也存在明顯差異，女性受教育機會的提高不經能改變婦女的生育觀念和健康觀念，對于提高控制人口的數量，提高人口素質，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都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在過去，男尊女卑的舊思想禁錮和左右人們的行為，很多父母只重視對兒子的教育投入，是很多女性喪失了教育機會，當然，目前，這種狀況隨著經濟與社會的進步，男女性別不同所導致的教育機會的差別正在逐步縮小，教育的效益不僅影響個人，還會波及他人，這叫做外部效益。在此要談的是教育對婚姻的影響，丈夫的預期收入會因妻子的學歷不同而產生變化，這叫做婚姻帶來的間接經濟效益，對女性高等教育的擴大投資直接影響著女性學歷的提升，而學歷能夠左右結婚的機會，取得學歷的一個重要理由是為了取得更好的結婚機會，夫妻雙方的學歷基本上是丈夫的學歷與妻子的學歷相同或更高，而學歷的提升有助于提高投資收益率從而實現學歷的經濟價值。
4.教育投資的效率。教育既然是一種投資，是一種社會生產過程，那么他就必然與物質生產過程一樣，存在一個資源有效配置，即效率問題。教育的發展最終是要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速度與規模，因此，以經濟的發展指標來衡量教育的投資，是世界各國所普遍重視的教育投資規律，從我國目前的教育投資實際來看，主要是考慮到以下原則：一、能力支付原則。教育投資在顯示生活中，長期遵循的原則基本上是一種能力支付原則，無論政府還是個人，能否發展教育或接受教育，主要是依據自身經濟基礎。二、獲益原則。隨著教育民主化的發展，以及教育市場化的拓展，教育投資的市場性質逐漸得到社會認可，由此出現教育投資的市場性準則，即利益獲得原則。三、管理原則。“三個增長”是我國教育投資實踐中所堅持的基本準則，1985年教育投資體制改革中，為了使各地重視教育投資，確保教育事業的快速發展，國家確定了教育投資的基本標準，即教育投資的增長比例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增長的比例，使在校學生人數平均的教育費用逐年增長，在這兩個增長的基礎上，后來又提出來使教師工資和公用經費逐年增長的原則，這就是對我國教育財政影響深刻的三個增長原則，對推動我國教育的發展有重要作用。教育投資的比例隨著國民經濟的增長而增長，并體現“經濟要發展，教育要先行”的原則。
5.教育創新。廣義的教育創新是指對人的創造力的影響、開發、培養活動，主要是創造技法和創造性思維的訓練，狹義的教育創新是指在學校教育中面對學生的創造品質和創造性思維能力的培養，從歷史上來看，任何一個時代都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教育和領先的教育潮流，在世紀之初，隨著工業經濟的發展，就有一批教育學家、心理學家注意到了對人的創造力的研究，并于20年代開始了“創造教育”的實驗研究，在過去近百年里對創造力的研究逐漸繁榮，推動了教育的改革，在20世紀末，國家已經制定出將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未來10年內提高到15%的計劃，15%是一個臨界點，它的實現不但代表著中國的高等教育跨上了一個臺階，也是中國經濟實力增強的反映，由于知識經濟社會的來臨，我國將面臨更加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知識和科技創新的競爭，這種方法競爭不但會激活學校管理者和學生的活力，也會促使整個教育事業充滿活力。
五、結語
綜上所訴，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教育追求經濟效益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提高教育經濟效益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它牽扯很多因素，但無論如何，提高我國教育經濟效益的根本途徑就在于教育制度的創新，要深化與改革現行的教育體制，努力提高辦學效益，只有受教育人群的全面提高的基礎之后，才能最終實現一個國家的教育經濟效益最大化，因此，不僅要重視基礎教育，還要重視繼續教育，更要重視高等與職業技術教育，重視引導民辦教育的發展，更好地緩解我國教育經費短缺的矛盾，使社會資源合理運用，民辦教育部分屬于個人投資因此更重視教育的投資效益，利于滿足人們對教育的各種需求，總之我們需要主義教育的經濟作用，但不能忽視教育的整體目標和功能，在教育目標實現的基礎上提高教育效益，不僅要顧及到受教育之后的就業形勢，也要考慮到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的需求。
（作者單位：西華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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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楊克瑞 謝作詩.教育經濟學新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關鍵詞:大氣污染;社會因素;經濟因素
一、影響大氣污染的社會因素
1．人口因素人口因素包括人口規模與人口素質兩個維度，以下對二者對大氣污染的影響機制進行詳細分析。首先，從人口規模來看，當人口規模增大時，生產和消費的規模會隨之增加，這會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兩個渠道增加大氣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因此，一般而言，人口規模對大氣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具有正向影響。從人口素質方面來看，當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時，人口素質會隨之提高，這對于改善要素稟賦結構大有裨益。而要素稟賦結構的改善有助于促進技術密集型產業和人力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降低產出的能源消費強度。由此可見，人口素質的提高有助于抑制大氣污染物的排放，改善大氣質量。2．社會公眾的環保意識社會公眾的環保意識是影響大氣污染物排放水平的內生因素。社會公眾的環保意識影響大氣污染的機制包括以下幾個:第一，消費者環保意識的增強有助于培育與壯大綠色消費。如果消費者環境保護意識強烈，注重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則會注重綠色消費，積極消費綠色產品。顯然，這有助于從需求側抑制大氣污染物的排放。第二，消費者環境保護意識的增強有利于推動企業和產業向綠色化方向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圍繞市場的主流消費需求開展研發和生產活動，消費者的消費觀念對企業的生產決策和研發決策具有重要的影響。如果消費者注重生態利益，注重綠色消費，則有利于培育和壯大綠色消費需求，引導企業生產綠色產品，開展綠色生產技術研發活動。顯然，這有助于促進企業產品結構和產業結構向綠色化方向調整，進而有利于遏制大氣污染物的排放。反之，如果消費者不注重或漠視生態利益，則難以培育和壯大綠色消費，企業的生產活動和產業發展不利于大氣質量的改善。第三，從供給角度來看，生產者的環保意識會影響其經營決策和環境治理決策。伴隨著生產者環境保護意識的增強，生產者會增加綠色生產技術的研發投入，不斷提升污染治理的效率，推動產業向綠色化方向發展。最后，伴隨著社會公眾環境保護意識的增強，社會公眾對環境質量的要求會逐步提高，對環境保護更為關注。這可以為環境規制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實施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二、影響大氣污染的經濟因素
大氣污染受眾多經濟因素的影響，明晰影響大氣污染的經濟因素對于改善大氣污染的治理成效具有重要的意義。依據環境經濟理論和國際經濟理論，總體而言，影響大氣污染的經濟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
1．經濟增長
關于環境污染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學界最有影響力的觀點當屬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依據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可知，在經濟增長水平較低時，經濟增長會加劇環境污染，但是當經濟增長水平跨越門檻值后，經濟增長會降低環境污染的水平，也就是說，環境污染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倒U型曲線關系。關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成因，學界存在不同的解釋，相關解釋聚焦于“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所謂“規模效應”是指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生產規模的擴大所引致的環境污染物排放量的變化;“結構效應”是指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生產結構的變化對環境污染物排放量的影響;所謂“技術效應”是指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污染物排放強度的變化對環境污染物排放規模的影響［6］。經驗研究方面，關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是否存在，學界并未形成共識，對于不同地區和不同環境污染物而言，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存在情況往往并不相同。盡管如此，學界主流觀點認為，經濟增長是影響環境污染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在治理大氣污染的過程中，經濟增長因素不容忽視，降低產出的能源消費強度，實施綠色增長戰略是實現經濟增長與大氣質量改善雙重戰略目標的有效路徑。
2．城市化
長期以來，城市化是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典型特征，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流向城市，城市人口規模日益擴大，資本、技術等其他生產要素也逐步向城市匯聚。城市化對大氣污染的影響既有正向的，也有負向的。城市化對大氣質量的負面影響主要是通過以下機制實現的:首先，在二元經濟結構下，城市化的加快會導致工業規模的擴張，從而會引致大氣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7］;其次，城市化導致城市面積不斷擴大，通勤成本隨之提高，居民的汽車保有量大量增加。這使得汽車尾氣的排放量明顯增加，從而加劇了大氣污染［5］。當然，城市化也會通過特定的機制對大氣質量產生正向影響，具體而言，相關機制主要包括以下兩個:第一，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會導致勞動力、資本、知識與技術等生產要素在特定區域的高度集中，促進產業集聚。依據空間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可知，產業集聚會促進知識和技術在集群內的企業之間進行擴散，促進產品創新、技術創新以及管理創新，這有助于降低產出的能源消費強度，抑制大氣污染;第二，城市化的加快會推動經濟增長，提升人均收入水平，進而會提高社會公眾對環境質量的需求層次［7］。這有助于培育和壯大綠色消費，引導企業開展綠色生產活動，促進產業結構向綠色化方向調整，從而有助于遏制大氣污染。
3．產業結構
一般而言，產業結構的變動主要體現為以下兩個方面:其一是三大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的變化，其二為不同產業內部行業結構的演進。首先，誠如我們所知，第二產業是環境污染物的主要來源，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的變化會顯著影響大氣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因此，伴隨著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單位增加值的能源消耗會隨之提升，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這會增加大氣污染物的排放量。反之，伴隨著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單位增加值的能源消耗會隨之降低，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這有助于降低大氣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其次，從第二產業的內部結構來看，高能耗、高排放行業在第二產業中所占的比重越高，第二產業產出的能源消費強度越大，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這會提高大氣污染物的排放量。反之，低能耗和清潔行業在第二產業中所占的比重越高，第二產業產出的能源消費強度越低，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這將有助于降低大氣污染物的排放規模。由此可見，降低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和優化第二產業內部行業結構有助于改善大氣污染治理的成效。
4．能源消費結構
能源消費結構是指各類能源消費量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從能源消費的環境效應來看，能源可以分為清潔能源與非清潔能源。所謂清潔能源是指在消費過程中對生態環境不具有明顯負面影響的能源，而非清潔能源是指在消費過程中對生態環境具有明顯負面影響的能源。眾所周知，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是典型的非清潔能源，其在消費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環境污染物，降低環境質量。風能、太陽能以及生物能等能源是典型的清潔能源，其消費不會引發環境質量的顯著惡化。因此，當清潔能源在能源消費總量中所占的比重提高時，大氣污染物的排放量會下降。反之，當非清潔能源在能源消費總量中所占的比重提高時，能源消費對大氣質量的負面影響會加大。由此可見，優化能源消費結構，提升清潔能源在能源消費總量中所占的比重有助于抑制大氣污染物的排放。
5．出口貿易
國際經濟學家認為，出口貿易與環境質量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系，出口貿易是影響環境質量的內生因素。Copeland和Taylor將出口貿易影響環境質量的機制歸納為“規模效應”“結構效應”與“技術效應”。所謂“規模效應”是指出口貿易引致的經濟規模的變化對環境質量的影響。“結構效應”是指出口產品結構的變化對環境質量的影響。“技術效應”是指出口貿易引致的技術變化對環境質量的影響。從理論上來說，出口貿易的發展會引致經濟規模的擴大，從而會增加環境污染物的排放量，即“規模效應”對環境質量的影響效應為負;通過學習效應、競爭效應等機制，出口貿易會促進一國和地區的技術進步。因此，通常而言，“技術效應”對環境質量的影響為正向;如果清潔產品在出口貿易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出口貿易的發展有助于降低環境污染物的排放規模，反之，若污染型產品在出口貿易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出口貿易的發展會增加環境污染物的排放量。由此可見，“結構效應”對環境質量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其取決于出口產品結構的具體變化情況［8］。總體而言，出口貿易對環境質量的影響是“規模效應”“結構效應”與“技術效應”綜合作用的結果，其對一國和地區環境質量的凈效應具有不確定性。因此，在發展開放型經濟的過程中，應加強出口貿易環境效應的評估，積極推動出口貿易綠色轉型，逐步改善出口貿易對大氣質量的影響效應。
6．外商直接投資
伴隨著全球投資規則的逐步完善以及各國政府的積極推動，國際資本流動日益加快，國際直接投資已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內容和驅動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依據國際經濟理論可知，外商直接投資活動不僅包括資本流動，還涉及技術、管理經驗以及人力資本等其他生產要素的流動。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對利用外資國家和地區的產業結構、技術進步以及經濟增長等具有重要的影響，并會通過特定的機制對利用外資國家和地區的環境質量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借鑒盛斌和呂越的研究，將外商直接投資對利用外資國家和地區大氣污染的影響機制亦歸納為“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所謂“規模效應”是指外商直接投資進入引致的經濟規模的變化對大氣質量的影響;“結構效應”是指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引致的生產結構的調整對大氣質量的影響;“技術效應”是指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引致的技術變化對大氣質量的影響［9］。通常來說，“規模效應”對大氣質量的影響效應為負，“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對大氣質量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具體而言，如果外商直接投資導致生產結構趨于綠色化，則“結構效應”為正，反之，“結構效應”為負。如果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改善了生產技術和治污技術，則“技術效應”為正，反之，則“技術效應”為負。顯然，外商直接投資對利用外資國家和地區大氣質量的凈效應是“規模效應”“結構效應”以及“技術效應”綜合作用的結果。
7．環境政策
環境政策是影響大氣質量的外生變量，一國和地區環境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情況會影響大氣污染物的排放水平。環境政策對大氣污染的作用機制主要包括以下兩個:第一，環境政策的實施有利于促進環境成本內部化。當環境政策缺乏時，由于市場失靈，存在環境成本外部化的現象，其不利于環境污染的防治。當科學合理的環境政策被實施時，企業會將環境成本納入產品的生產成本，環境成本內部化，這有助于降低單位增加值的能源消費量，抑制大氣污染物的排放;第二，適度的環境規制有助于推動企業創新。Poter和Linde認為，科學設計的環境規制政策措施的實施有助于促進產品創新和生產過程創新，提升資源生產率［10］。顯然，這對于抑制大氣污染物的排放大有裨益。
關鍵詞：社會經濟因素 生育率 相關分析 回歸分析
社會經濟因素對生育率的影響既包括直接影響又包括間接影響，西方的生育率轉變理論是從也主要是研究社會經濟因素對生育率的影響效果。在對生育率進行宏觀分析時，西方學者從生產力發展水平、城市化等角度分析了生育率的變化情況，并建立起了各影響因素的因果關系[1]。他們認為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以及城市化的進行，促使了人們生育觀念和生育行為的改變。同時，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小孩給父母帶來的效用也有所下降，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生育行為[2]。
一、社會經濟因素對生育率的影響
對總和生育率有影響的社會經濟因素包括受教育水平、醫療衛生狀況、城市化水平、新生嬰兒存活的概率、婦女的就業水平、物質生活水平、生產力水平等。反映這些社會經濟因素的指標為：大學入學比例（y）、每千人醫療床位數（張/千人）、城市人口所占比重（%）、新生嬰兒死亡率（‰）以及婦女勞動參與率（%）、人均國民收入（美元）、農業占國民收入的比例（%）等。
二、研究方法
我們采用的統計分析方法為雙變量相關分析法以及逐步回歸分析法。在相關分析中，我們分析了總和生育率和大學入學比例（y）、每千人醫療床位數（張/千人）、城市人口所占比重（%）、新生嬰兒死亡率（‰）以及婦女勞動參與率（%）、人均國民收入（美元）、農業占國民收入的比例（%）等因素之間的相關關系，通過相關分析我們可以知道各社會經濟因素分別對生育率的影響程度。為了說明總的社會經濟因素對生育率的綜合影響，我們對總和生育率和社會經濟因素做了多元回歸分析。由于社會經濟各變量之間存在較強的多重共線性，因而本文采用能夠消除共線性的逐步回歸分析法。
三、研究結論
本文選取世界銀行的數據，對1980-201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和社會經濟各指標之間進行雙變量相關分析，得到的結果如下表1所示：
從表1可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大學入學比例、每千人醫療床位數正相關，與農業占GDP的比重、嬰兒死亡率負相關，這都與上面論述的各社會經濟因素對總和生育率的理論影響相符。這些社會經濟因素中又以農業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以及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這三個變量對總和生育率的影響最大。在表1中，婦女勞動參與率與總和生育率成正比，這與前面的理論分析不符，這可能與中國婦女勞動參與率計算時所用的數據以及中國婦女的職業轉變有關。
為了分析社會經濟變量對總和生育率的綜合影響效果，對1980-201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和社會經濟各變量之間進行了逐步回歸分析。通過SPSS進行數據處理，排除具有較強共線性的幾種情況（VIF≥10），得到的有效結果如下表2所示：
模型2的預測變量：（常量）、農業所占比重、大學的入學比例
模型3的預測變量：（常量）、大學的入學比例、城市人口所占比重
從表2給出的三個模型的回歸結果可知：這三個模型都通過F檢驗、t檢驗以及共線性檢驗，則這三個模型得到的結果都是有效的。同時，這些模型中又以第三個模型的R?都很高，因而我們選取第三個模型得到的結果。在第三個模型中R?=0.958，說明大學入學比例和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已經很好的對因變量做出了解釋，從而也說明了社會經濟因素對中國生育率的影響非常的顯著。
參考文獻：
耕地資源關乎到人類的基本生存，是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其重要意義在于保障糧食安全。中國的耕地資源不足、后備數量有限、耕地狀況堪憂。但近年來，中國人口增長和消費升級引發的糧食需求逐年增加，與此同時，土地城市化冒進導致耕地資源的稀缺性日益突出。耕地壓力過大，并影響到糧食安全。因此，對中國耕地壓力議題的研究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并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中國耕地壓力存在顯著的空間分異特征是普遍共識。學者們基于不同的空間尺度分析了中國耕地壓力差異格局，主要體現為東中西差異和省際差異。這些實證研究成果為科學認識中國耕地壓力格局提供了重要基礎，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但顯然，省際尺度的研究單元偏大，容易忽略省份內部耕地壓力的時空差異性。因而函待需要更為細化的行政單元分析中國耕地壓力時空格局。而縣級尺度的研究需要將市區與縣共同比較，但二者的城鄉地域結構差異較大，使其在耕地壓力方面的可比性不高。因此，地級單元可作為分析中國糧食安全差異格局較為恰當的研究尺度。
盡管對耕地壓力的研究視角多樣，但其核心出發點依然是糧食安全。因此，基于糧食生產與糧食需求相互關系的耕地壓力指數是學術界評價區域耕地壓力水平的首選方法，該評價方法綜合考慮到人口一耕地一糧食的相互關系，被廣泛應用于區域糧食安全的評價。中國耕地壓力的時空分異必然有其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以往研究更多關注自然災害、氣候變化、耕地生產力、農業生產投入、糧食生產成本、糧食價格、糧食貿易、種糧積極性等自然因素和糧食生產因素，對經濟發展、產業結構演變、勞動力結構變動等因素關注稍弱，未來應更加注重社會經濟發展因素對耕地壓力的影響。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耕地面積逐年減少，而人口不斷增長，人地矛盾增大。進入21世紀，尤其是2003年以來，糧食產量和糧食播種面積逐年增加，糧食安全形勢好轉，但耕地壓力的區域間差異逐漸增大，并呈現南北分化趨勢。因此，有必要系統分析21世紀以來中國耕地壓力分異的新格局與新特征，以及社會經濟因素對耕地壓力分異的影響。
基于此，以地級行政區為研究單元，分析2001-2013年中國耕地壓力空間格局的時空演變和分異趨勢。在此基礎上，以糧食生產和社會經濟的雙重視角，建立“耕地質量+要素投入+經濟環境+農民收入”的影響因素評價體系，分析耕地壓力變動的主要影響因素。相比于已有省級尺度數據的研究，采用地級單元面板數據的分析將得到更多信息和更精確結論，為該領域提供最新的實證研究參考;在影響因素分析方面，更加突出社會經濟要素對耕地壓力及其糧食安全的影響。
一、廣州市寫字樓開發簡述
廣州是我國最早進行改革開放的城市之一，寫字樓隨著商務辦公職能的發展而逐步發展。初期主要服務于外貿、法律、保險、廣告等行業，因此，建筑沿襲解放前的愛群大廈以酒店形式為主，但增設銀行、商務辦公、娛樂、停車場等，逐步成為綜合服務性樓宇，如白天鵝酒店、中國大酒店、花園酒店。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寫字樓開發建設隨之跌到谷底，直到2002年才逐步回升，寫字樓開發也由綜合性轉為專業性商務辦公職能為主，年均寫字樓施工量在300萬平方米以上。近年，隨著2010年廣州亞運會的舉辦，廣州的知名度進一步提升，珠江新城逐步建成對其他商務地塊的開發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隨后的白云新城、白鵝潭地區、國際金融城等商務地塊的開發，使得廣州市寫字樓建設迎來了一個新的高峰。
二、廣州寫字樓開發與城市化的關系
1.寫字樓年開發量與城市化水平無關聯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城市化成為廣州發展的主旋律，伴隨著廣州市工業化的發展以及商貿經濟的發展，廣州城市化水平逐步提高。從1949年到2000年，以及2002年以后，廣州城市化水平都是呈現年均0.1%的穩定增長態勢，到2007年城市戶籍人口773萬人，城市化水平達到89%，可以說廣州市城市化水平已經十分成熟。然而，對比1995-2007年城市化水平與全市寫字樓每年施工量（圖1），可以發現兩者沒有任何關聯關系（斯皮爾曼秩相關系數R為0.0005≈0），而且寫字樓的開發量在2001年與2007年出現大面積的突然性萎縮。這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7年次貸危機等區域性經濟危機有著明顯的時間關聯。這說明在寫字樓年開發量上具有較大的波動性，與周邊經濟發展關聯性較大，但很難與城市化的發展水平、國內生產總值等穩定性的增長指標存在必然聯系。
2.寫字樓成交總量與城市化水平關聯性較弱
將廣州市的寫字樓建筑每年成交面積進行疊加形成成交總量（可弱化每年的波動性），觀察成交總量與城市化關系（圖2），可以看出寫字樓是從1999年后才進入每年100～200萬平方米快速增長的成交速度，之后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這說明廣州的城市化水平在進入83%后才達到明顯的增長階段，可見寫字樓的快速發展是城市化積累到一定水平后才會出現的。雖然兩者的相關系數仍然表明沒有直接的關聯性，但表現出相同的增長趨勢。這也說明與寫字樓相關的生產業人口增長與整體非農業化人口發展（城市化）進程沒有必然聯系，是產業結構大調整導致非農業人口結構質變的表現。
三、廣州寫字樓開發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從圖1可以看出，寫字樓的施工量超前于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長，并對國際金融危機表現出較為靈敏的反映，說明寫字樓建設資金與國外資金聯系密切。對寫字樓開發與地區經濟的聯系進行進一步研究，總結1999-2009年廣州市批準的寫字樓預售面積與廣州市國民生產總值以及第三產業增加值之間的關系（圖3），可以發現預售面積與當年生產總值關系密切，相關性系數R達到0.85，尤其是第三產業的相關性系數更高達0.86。可見寫字樓開發與住宅開發表現類似，都與當地經濟總量有著密切聯系；但寫字樓的建設量比預售量變化的浮動更大，說明總體上寫字樓會超前建設，而后按照市場規律待價而沽進行銷售。另外由于寫字樓造價高，且開發后大部分以出租為主，直接銷售的面積比例相對住宅低，這也導致了寫字樓開發資金需求高，一旦資金不足會嚴重影響寫字樓開發。
四、結論與建議
從以上分析可以發現寫字樓開發與住宅及地區經濟發展聯系緊密，但寫字樓開發與城市化的關聯性較弱，在城市化后期才呈現出相同的增長趨勢。此外，也不同于住宅開發的是，初期很難形成城市化與寫字樓相互促進的動力機制。因此，我們在寫字樓開發時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1.不能以寫字樓建設推動新城開發
寫字樓建設與城市化發展關聯性不大，在新區中大量規劃拍賣辦公用地，由于這些以辦公為主的創業孵化園、高科技園區等地處偏遠，以較低租金吸引企業入駐，但公共設備不完善、居住條件差等，對外來居民遷入新區的吸引力不強，導致園區出租率不高。即使已遷入的企業，也會由于員工生活滿意度低而導致員工流動性大，企業經營困難。新區寫字樓的開發應該符合市場規律，盡量靠近老城區，借助已有的設施條件才能支撐其不斷發展；或在寫字樓開發同時，超前性投資相應的生活及配套設施，才能形成良性互動，而不是靠一些標志性的寫字樓建設推動新城區開發。
2.寫字樓的開發需要符合經濟與產業發展的規律
寫字樓開發與經濟發展聯系密切，切莫拔苗助長，否則事倍功半。在廣州珠江新城從1992年至2001年的近十年時間中，由于寫字樓開發面積過量，雖然已拍賣用地有99宗，但拍賣后未能建設的多達69宗，占2/3還多，被稱為珠江新城“荒蕪的十年”，值得引以為鑒。
3.寫字樓開發需要避免市場的短期行為
由于寫字樓開發對短期經濟非常敏感，在金融條件差時容易出現大量的爛尾樓，政府可以采用一些手段進行調控。例如，拓展相應的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等融資平臺進行支持，或擇機進行一定量寫字樓的逆回購等，一方面可以利用政府信譽穩定市場，支持生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可以減少爛尾樓的出現，改善城市景觀等，彌補寫字樓開發過于市場化的短板。
關鍵詞 農村居民點；土地利用變化；社會經濟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 F30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2)03-0006-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3.002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高速的經濟增長和快速的城鎮化進程產生了對建設用地持續迫切的需求，建設用地擴張，尤其是城鎮用地空間拓展成為我國目前土地利用變化的最主要特征［1］，而農村居民點用地在自身經濟發展和城鎮用地擴張的雙重壓力下呈緩慢增長趨勢。然而同期農村人口不斷減少，緩慢的用地規模增長意味著快速的人均用地增加，農村居民點土地利用日益粗放，出現“農村減人不減地”的奇特現象，對我國耕地資源保護造成了巨大的壓力［2］。
對于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影響因素的研究，國內學者在全國，區域和個案城市三個尺度都有所涉及［3］，定量分析以對區域和個案城市為主［4-5］，在全國尺度上則多為定性分析和定量描述［6-7］。總結已有的研究，影響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類：自然因素，如坡度、海拔、耕地資源；人口和家庭因素，如人口規模、家庭結構；社會經濟因素，如工、農業產值、農村居民收入因素；交通因素，如交通運輸水平、與河流或者公路的距離；政策制度因素，如農村土地政策、社會保障制度、宅基地政策。上述研究從不同視角揭示了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的影響因素，但是對我國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背景下城鎮空間擴張和鄉村自身發展對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的雙重作用缺乏足夠的重視。本文立足于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在分析我國農村居民點用地轉換來源和流向的基礎上，總結影響我國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的社會經濟因素，并選擇相應指標構建計量模型對來自區域、城鎮和鄉村自身的影響進行綜合分析和比較研究，為制定政策保護有限的耕地資源提供一定的實證研究依據。
1 研究區域和數據來源
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取性和一致性，本文以除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外的22個省、4個直轄市和5個自治區共31個省級行政單元為研究的基本單元，研究時段為2000-2008年。
土地利用類型數據來自于國土資源部土地利用變更調查數據，常住人口數據來自于2000年的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2005年的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和2010年各省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戶籍人口數據來自于2001-2009年的《中國人口統計年鑒》，社會經濟數據主要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同時參考了《中國農業年鑒》和《中國農村統計年鑒》。
2 我國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分析
2.1 農村居民點土地利用趨勢分析
總體而言，我國農村居民點用地在緩慢減少，從2000年到2008年共減少了24 985 hm2，年均增長率為-0019%；同期農村人口總量從7.84億減少到6.83億，共減少了1005億人，年均增長率為-1.701%。2000-2008年間我國農村人口減少的速度要遠遠快于農村居民點用地規模變化的速度，因此人均農村居民點用地面積持續快速增加（圖1），導致我國人均農村居民點用地面積遠遠超過了相關村鎮規劃標準中規定的80 m2/人-150 m2/人之間的上限［8］。
2.2 農村居民點用地流轉方向分析
從2004年農村居民點用地轉入的情況來看，新增的農村居民點用地主要來源于農用地，達到79%，其中45%來源于耕地，34%來源于除耕地以外的其他農用地，其次是來自未利用地的15%，只有6%左右是由建設用地內部除農村居民點用地外的地類轉化而來（圖2）。從2004年農村居民點用地轉出的情況來看，流失的農村居民點用地主要轉換為其它建設用地，達到64%，其中59%轉為城鎮工礦用地，8%轉為其它建設用地；轉換為農用地的比例也達到30%，轉為未利用地的比例僅3%（圖3）。
3 我國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的影響因素
上述對農村居民點用地流轉方向的分析表明我國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的因素主要來自于以下三個方面：①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和農村自身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農村居住用地需求，推動了農村居民點用地規模擴張，表現為大量農用地轉換為農村居民點用地；②快速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引起的城鎮空間擴張吞噬和整合了許多農村居民點用地，阻礙了農村居民點用地規模擴張，表現為許多農村居民點用地轉換為城鎮工礦用地；③為提高土地節約集約利用水平，保護有限的耕地資源而對利用率不高的建設用地進行的土地利用綜合整治對農村居民點用地過度擴張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9］，表現為一定比例的建設用地轉換為非建設用地（圖4）。因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對城鎮因素和農村因素進行綜合分析和比較分析，下文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圍繞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城鎮社會經濟發展和農村自身社會經濟發展三個方面展開，避開不易量化的土地整治。
3.1 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因素
我國的土地利用演變特別是建設用地擴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是經濟高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必然結果，建設用地擴張的過程也可視為生產要素從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轉移過程的一個方面［10］，因此對我國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的影響因素分析不能脫離
區域宏觀經濟和社會背景。固定資產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推動的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即是我國當前宏觀經濟和社會的重要特征［11］，因此經濟發展速度（GDP增長）、城鎮化速度、產業結構變化、固定資產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強度等都會影響農村居民點用地的使用情況，另一個重要特征則是“城鄉二元體制”，其中流動人口的“兩棲占地”現象對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具有重要影響。隨著從20世紀80年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加速，農村人口向城鎮“離鄉不離戶”的流動隨之加劇，產生了大量外出務工者。他們常年在城市工作，但是由于戶籍制度、農村土地制度和城鎮社會保障體制的束縛［12］，并不能很好的融入城市生活，而是將戶口保留在農村原籍。此類流動人口本文稱為農村“兩棲人口”，他們的父母或者孩子通常生活在農村，自己也經常返回農村原籍居住、參加農業生產，并將城市工作取得的收入積攢下來用于改善在農村的居住環境，此為農村地區“人減地增”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3.2 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因素
迅猛的社會經濟變革發生于整個區域，農村地區經濟發展也很迅速，社會變革巨大。驅動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的因素更直接地來自于農村自身。首先隨著全社會的發展，農村常住人口規模和家庭規模都發生了變化，其次隨著農村的實行以及國家各項惠農政策的出臺，農村財政支出和固定投資逐年增加，農業生產效率大大提升，農用地的產出翻番增長，同時農民就業渠道也進一步增多，農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生活與消費觀念也發生了深刻變革，農村家庭對住房的改善需求被激發，驅動著農村地區土地利用結構與格局的變化，農村居民點用地規模呈現擴張趨勢。
3.3 城鎮社會經濟發展因素
中國的城鎮過程可分為以城市經濟和人口的集聚而呈現的擴展型城市化和以農村非農產業化與剩余勞動力轉移和建立農村城市（小城鎮）而呈現的集聚型城市化兩種模式（即農村城市化）［13］。兩種城市化模式都包含著城市用地的擴張和農村土地的城鎮化（農用地和農村建設用地轉變為城鎮用地的過程），城鎮用地的擴張在一定程度上直接限制了農村居民點用地的擴張。
已有研究表明，經濟發展是城鎮用地擴張的根本動力［14］，與經濟發展緊密相關的因素，如城鎮人口、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城鎮GDP增長、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等）、產業結構調整（尤其是二三產業產值的變化）、巨型工程建設或基礎設施投資、城市環境等將影響城鎮用地擴張［15-16］，從而影響到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
4 我國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回歸分析
4.1 分析樣本與模型選擇
選取全國31個省級行政單元，2000-2008年9個年份共279個分析樣本，構成面板數據，構建計量模型分析比較社會經濟因素對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的影響。為消除通貨膨脹的影響，所有年份以貨幣單位衡量的指標均以歷年各省級單元的GDP平減指數換算成2000年價，在進行回歸分析之前，利用對數函數和冪函數對各變量進行正態變換，并進行Z記分標準化處理。
在構建回歸模型時，被解釋變量為各省（直轄市或自治區）不同年份的農村居民點用地規模。解釋變量為受學者們普遍關注的影響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的社會經濟因素，包括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因素、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因素、城鎮社會經濟發展因素三類。
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因素有：區域人均GDP（區域GDP/區域常住總人口），城鎮化率（區域城鎮常住人口/區域常住總人口），二產比重，三產比重，區域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區域固定資產投資/區域常住總人口），區域人均財政支出（區域財政支出/區域總人口），區域鐵路網面密度（區域鐵路用地面積/區域國土面積），區域公路網面密度（區域公路用地面積/區域國土面積），農村“兩棲人口”數量（戶籍農業人口-農村常住人口）。
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因素有：農村常住人口規模、農村家庭人口規模、人均農業產值（第一產業增加值/農村常住人口）、農用地地均產值（第一產業增加值/農業用地面積）農村人均年純收入、農村人均固定資產投資（農村固定資產投資/農村常住人口）。
城鎮社會經濟發展因素有：城鎮工礦用地面積（城市用地+建制鎮用地+獨立工礦用地），城鎮常住人口，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鎮居民人均非農業產值（（二產增加值+三產增加值）/城鎮常住人口），城鎮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城鎮常住人口）。
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的基本模型為：
Yit=a+∑bi•Xit+ui+eit
Yit為省（直轄市或自治區）i第t年的農村居民點用地面積，Xit為省級單元i第t年的解釋變量。利用stata9.2軟件，進行參數估計及相關檢驗。
4.2 回歸分析
區域發展變量固定效應模型（表1-model 1）F值386，通過0.05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模型個體固定效應明顯，隨機效應模型（表1-model 2）W值194.26，也通過005顯著性水平檢驗，而Hausman統計量48.12，Prob>chi2=0000，表明應該接受固定效應模型。對于省級單元的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而言，區域人均GDP顯著為正，而鐵路網面密度顯著為負，表明區域經濟增長推動了農村居民點用地增長，而大運量交通工具的發展大大提高了區域內部和外部聯系的便利程度，顯著減緩了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在控制區域人均GDP變量和鐵路網密度后，所選的其余區域發展變量均不具有顯著。然而此時模型的三種擬合優度指標均很低，表明區域發展變量對于農村居民點用地增長的解釋能力非常有限。結合區域發展變量隨機效應模型中（表1-model 2）可見，學者們較為關注的區域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因素，投資和財政政策因素，交通發展水平中的公路網面密度并不具備顯著影響，而人口規模，農村“兩棲人口”的顯著正向作用，城鎮化水平的顯著負向影響集中體現在區域間的差異上，幾乎無法解釋區域內不同年份間的差異，在模型中表現為較高的組間擬合優度（R2 between）和極低的組內擬合優度（R2 within）。此結論與前文認為農村“兩棲人口”對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具有推動作用的分析矛盾，這種矛盾可以從以下兩方面理解：①觀察時段內農村“兩棲人口”的區域差異也是各區域20多年來人口急劇流動的時序差異的累積，因此對區域差異的解釋部分解釋了時序差異；②最重要的原因應該是本文采用對“農村兩棲人口”的測定難以反映各地區各年份的實際情況，特別是各地區不同年份戶籍人口中的分農業和非農業統計即使在短期內也具有很大的波動。
農村發展變量固定效應模型（表1-model 3）和隨機效應模型（表1-model 4）均能通過0.05顯著性水平檢驗，Hausman統計量為-3 887.69，然而分別對有效估計量和一致估計量協方差矩陣（sigmamore和sigmaless）檢驗，Hausman統計量分別為75.96，103.91，均是Prob>chi2=0.000，表明應該接受固定效應模型。對于省級單元的農村居民點用地增長而言，農村常住人口規模、農村居民收入、農業生產人均效率均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在農村居民人均農業產值的情況下，農村居民年純收入的影響并不顯著，說明相比于農村居民的收入效應，農村農業生產的增長更能解釋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然而農村居民點用地主要為居住用地，在外出務工盛行的當代中國，農村家庭的收入中用于住宅建設的資金有很大一部分并不來自于農業生產，因此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應與收入效應關系更緊密，本文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與人均農業生產效率相關性更高的結論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現行的農村居民收入統計可能難以如實反映農村現狀。農用地地均產值、農村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對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的影響顯著為負，因為農用地地均產值的增加意味著將農用地非農化具有更高的機會成本，將促使農村居民集約利用土地，農村人均固定投資的顯著負向作用則表明近年來國家對于農村投資的增加起到了集約利用農村居民點用地的作用。農村家庭人口規模對于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也具有顯著負向影響，但在控制農村居民的收入或者生產效應后，并不顯著，表明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地區家庭規模的小型化確實刺激了農村居民對住宅用地的需求，而農村家庭規模的縮小與農村經濟發展緊密相關，農村家庭規模的縮小對于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的影響沒有超出農村經濟發展之外。模型的組內擬合優度（R2 within），組間擬合優度（R2 Between）和總體擬合優度（R2 Overall）均比較高，說明農村社會經濟因素對于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具有比較好的解釋能力。
城鎮發展變量固定效應模型（表1-model 5）和隨機效應模型（表1-model 6）均能通過0.05顯著性水平檢驗，Hausman統計量為-58.96，分別進行sigmamore和sigmaless檢驗，Hausman統計量分別為124.31，224.06，均是Prob>chi2=0.000，表明應該接受固定效應模型。如前文分析，推動城鎮用地擴張的城鎮發展變量（城鎮人口規模，城鎮居民人均非農業產出，城鎮居民可支配年收入，城鎮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均對省級單元的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具有顯著負向影響。在控制城鎮居民人均非農業產出后，城鎮居民可支配年收入和城鎮人均固定資產投資的影響并不顯著，說明相比于城鎮居民的收入效應和直接的城鎮投資驅動，非農業生產的增長更能解釋城鎮擴張對農村居民點用地的吞噬作用。然而模型的組內擬合優度（R2 within）依然很低，說明城鎮社會經濟發展導致的城鎮空間擴張對農村居民點擴張的解釋能力也很有限。
城鎮工礦用地與農村居民點用地則是顯著正相關，似是說明城鎮工礦用地的增長刺激了農村居民點用地的擴張，與前文關于城鎮擴張限制了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的分析相悖，實則此處僅說明隨著區域社會經濟快速發展，農村居民點用地和城鎮工礦用地呈明顯同向增長趨勢，因為城鎮用地擴張對農村用地增長的制約作用需置于區域社會經濟發展下進行綜合考察。綜合考慮區域發展變量，城鎮發展變量和農村發展變量中具有顯著影響的因素（區域常住人口，區域人均GDP，區域鐵路網密度，城鎮人口規模，城鎮居民非農業產出，農村常住人口規模，農村人均農業產值，農用地地均產值，農村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得到綜合的社會經濟因素固定效應模型（表1-model 7），此時可以發現，農村發展變量中，農村人口規模，農村人均農業產值，農用地地均產值的作用方向和顯著水平依然穩健，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區域鐵路網密度不再顯著，區域常住總人口，區域人居GDP，城鎮人口規模，城鎮居民人均非農業產值依然顯著，但作用方向與上文的分析和模型相反，應該是由于模型嚴重的內生性導致的。根據前文的定性分析，設置城鎮工礦用地為內生變量，綜合固定效應模型中顯著性水平和作用方向發生改變的因素（區域常住總人口，區域人居GDP，區域鐵路網密度，城鎮人口規模，城鎮居民人均非農業產值，農村固定資產投資）設為工具變量，得到綜合固定效應IV模型（表1-model 8），經檢驗Hausman統計量161.28，Prob>chi2=0.000，接受內生變量模型，此時城鎮工礦用地對農村居民點用地的影響與前文定性分析一致，變為負向，盡管并不顯著，而其余農村變量的顯著性水平和作用方向依然穩健。
比較區域發展變量模型，城鎮發展變量模型和農村發展變量模型，發現農村發展變量模型的擬合優度遠比區域發展變量模型和城鎮發展變量模型的擬合優度高，因此，對于驅動省級單元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的社會經濟因素而言，來自農村的因素要比來自區域和城鎮的因素解釋能力更好，即相比于區域和城鎮社會經濟因素，農村自身的社會經濟發展是驅動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更重要的因素。
5 結論與討論
本文在分析我國農村居民點用地轉換來源和流向的基礎上，探討了來自于區域，城鎮和農村自身的社會經濟因素對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的作用機制，可以得出以下三點主要結論：
（1）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受到城鎮和農村自身發展的雙重作用，一方面區域和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農村居住用地需求，推動農村居民點用地規模擴張，另一方面快速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引起的城鎮空間擴張吞噬和整合了許多農村居民點用地，緩解了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趨勢，在此“一增一減”雙重作用下，農村居民點用地緩慢增長。
（2）對于驅動省級單元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的社會經濟因素而言，相比于來自區域和城鎮的因素，農村自身的發展更為重要。農村社會經濟因素中，農村常住人口增加，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和人均農業生產效率提高，農村家庭人口規模減小都將促使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農村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和農用地地均產值增加則對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有顯著的限制作用。城鎮社會經濟因素中，城鎮常住人口增加，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城鎮居民人均非農業產值增加，城鎮居民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增加推動的城鎮空間擴張對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起限制作用，然而在控制農村社會經濟因素后，限制作用并不顯著。
（3）不論是對于來自區域，城鎮或是農村的社會經濟因素，產出效應都比投資和收入效應更明顯，在控制人均產出的情況下，來自于區域和城鎮的投資和收入效應不再顯著。城鎮居民人均非農業產值與城鎮工礦用地擴張相關性更高，應該是因為總體上城鎮空間擴張的直接目的即是擴大非農業生產；農村人均農業產值與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的相關性更高，則應該是由于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指標不能如實反映農民的收入狀況所致。
綜上，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顯著推動了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快速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推動了城鎮空間迅速擴張，對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的限制作用不夠明顯。為保護有限的耕地資源，引導農村居民點用地節約集約利用，控制農村居民點用地過度擴張，應該同時從城鎮和鄉村兩方面著手：一是實施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加大土地開發整理和復墾力度，充分發揮城鎮空間擴張的限制作用；二是積極投資農村，推進新農村建設，提高農用地地均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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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ocial Economic Factors of the Land Use Changes in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of China
FENG Changchun1 ZHAO Ruoxi1 GU Weiying2
（1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Center of Planning and Land Affairs,Pingshan New District,Shenzhen Guangdong 518118,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landuse and socioeconomic data of each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08,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ural settlement land expansion are discussed from regional, urban and rural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region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boosts the expansion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On the other hand,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leads to urban land expansion, which relieves the expanding trend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As a result, the rural settlement land expands slowly under the double effects. Compared with regional and urban facto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area is much more important for rural settlement land expansion. And either to the regional, urban or rural factors, the production effect is much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investment effect and income effect. The investment effect and income effect from regional and urban factors are no longer significant when the production effect is controlled. In order to control rural settlement land expans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lement the coupling policy of increasing and decreasing land for urban and ural construction.To promote the economical and intensive util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put more effort on land consolidation and land reclamation, enlarge rural investment and increase the output of agricultural land.
Key words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land use changes; socialeconomic factors
收稿日期：2011-11-22
作者簡介：馮長春，教授，博導，主要研究方向為城市與區域規劃、土地與房地產經濟。
【關鍵詞】 飲食習慣；社會經濟因素；因素分析，統計學；學生
【中圖分類號】 R 179 R 155.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0-9817(2007)03-0252-02
飲食行為與許多慢性疾病如肥胖、糖尿病等相關，青少年時期形成的飲食行為往往持續并影響終生，從小培養良好的飲食行為是疾病預防控制的一個重要內容。通過分析江蘇省中學生飲食行為及社會經濟影響因素，為制定營養政策和進一步的營養干預提供科學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采用多階段分層整群抽樣方法，按經濟發展水平高低將江蘇省13個省轄市排序，隨機抽取4個市（蘇州、徐州、南通、泰州）的市區和郊區各1所中學，各市1個所轄縣的1所縣城中學和1～2所農村中學的17所學校。每所學校再隨機抽取初一至初三，高一至高三各1～2個班，班級中所有愿意參加調查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共收回問卷5 169份，獲得12～18歲有效問卷5 089人，其中男、女生分別為2 714名和2 375名。
1.2 方法 問卷由研究者自行設計，現場調查時教師回避，由統一培訓的調查員組織學生在教室匿名獨立填寫調查問卷，當場收回。內容主要包括基本情況、各種食物近7 d內的食用頻率等。
1.3 統計分析 數據用Access軟件進行錄入,用SPSS 11.5
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的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不良飲食習慣的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歸方法進行。
2 結果
2.1 基本情況 5 089名中學生的基本情況見表1。
2.2 飲食行為 見表2。
2.3 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學校所在地、性別、年齡、家庭經濟狀況、母親文化程度是吃漢堡/炸雞等洋快餐飲食行為的危險因素。不吃水果的習慣與性別、地區、家庭經濟狀況、母親文化程度有關；不吃蔬菜與家庭經濟狀況、年齡相關。見表3。
3 討論
江蘇省青少年喝飲料、吃薯片/薯條及吃洋快餐等不良飲食行為較為普遍，其中有12.4%的中學生在1周內吃過洋快餐4次及以上，與國內一些調查結果［1］比較，食用的頻率較高。洋快餐與肥胖的關系已被許多橫斷面研究所證實，美國的一項隊列研究也已證實洋快餐是肥胖、糖尿病發生的危險因素［2-3］。學校所在地為城市、男性、較低年齡組、家庭經濟狀況好、母親文化程度高是青少年吃洋快餐頻率高的危險因素，而家庭經濟狀況好、母親文化程度高的青少年吃蔬菜、水果頻率也高。高收入家庭、高學歷母親對孩子的飲食行為可能更為關注，蔬菜、水果的重要性已逐步被高收入家庭和高學歷母親所認識，但洋快餐的危害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說明在今后的營養教育中應加強洋快餐對健康危害的認識。
蔬菜水果的攝入對人體健康十分重要，它在預防肥胖、腫瘤等方面的作用已被確認［3-4］。目前我國學生不良飲食行為調查研究中，對不吃蔬菜和水果關注較少。本研究顯示，有相當比例（17%）的學生每周吃蔬菜水果在3次以下。而目前比較一致的觀點是蔬菜水果每天的攝入應該在500 g以上［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