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18 17:28:08
序論：在您撰寫社會經濟文化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茶文化如茶道、茶藝、茶俗、茶禮之類清新淡雅的片斷是人類悠久流長歷史中沉淀下的一朵瑰寶，大唐盛世在政治經濟文化的推動下，茶文化在社會發展史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本論文主要從茶的起源、發展及文化的形成過程和內容，研究其作為中國文化發展的重要內涵及對其他領域的連帶作用，引起人們以對本民族文化的共鳴。唐朝是我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最鼎盛的時期，因而對茶飲文化發展有強大的推動作用。繼而出現的陸羽《茶經》等文字著作是對茶文化發展從飲食到文化的高度總結和精神文化的集中體現，茶葉的種植、采摘、加工、烹煮、品飲乃至于茶具、習俗，使茶文化從純技藝升華為精神文化，并集中體現在茶道文化這一次生的文化形式，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流芳全世界。
關鍵詞：
唐代；茶文化；茶經
1.緒論
茶文化廣義上包括了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即茶具、茶館、運茶、制茶、茶道、茶政、茶禮、茶藝等等，而狹義的茶文化則是指其人文科學內容。而本論文則從廣義的方向入手來研究中國唐代社會經濟對茶文化的推動以及茶文化對后世之影響。從茶物質開始，在延伸至與其相關的人文精神素養。“茶文化是茶的物質產生和飲品利用過程的物質、記憶以及形成精神的成果的總和，其內容包含物質層面，技藝層面和精神層面。”[1]隨著唐代疆域的擴大，飲茶文化也逐漸從南方傳播開來。直至邊疆地區，對后世在經濟、文化、名俗乃至于民族融合上影響深遠。如唐代有言：“自鄒、齊、滄、隸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2]可見，飲茶、販茶在唐之前已經廣為流傳與普及。飲茶的起源可追溯到夏商周時期乃至上古，唐代以前并無“茶”字，只有“荼”的記載。茶圣陸羽首先提出了茶的起源是“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聞于魯周公”。而至于全民品茶，論茶，斗茶，將茶發展出其專屬的文化品位，則源自于唐朝，它起到了加強經濟、融合文化、豐富藝術、促進交流、開源國庫的作用，有著無法預計的社會提升作用和效果。
2.唐代社會經濟對茶文化的推動
秦漢之際，中華民族的祖先飲茶始于藥用。有言“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3]“荼”即古代的“茶”（《爾雅》記載）。南北朝時佛教興起為茶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隨著文人飲茶之興起，有關茶的詩詞歌賦日漸問世，茶已經脫離作為一般形態的飲食而走入文化圈，起著一定的精神、社會作用。到了唐代，隨著國力、經濟的大力發展，中西方交流日益增多促成了茶文化的發展條件。安史之亂后，雖然經濟有所動蕩，但茶文化的發展趨勢仍未受到影響。正是在這種多元的文化氛圍下，茶飲文化正式的開始了發展和壯大。由此，茶葉貿易，貢茶制度，茶書著作，茶禪聯系都蓬勃發展起來。
2.1唐代茶葉貿易的盛行。
白居易《琵琶行》有言：“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浮梁是唐朝疆域里最東南的一個集散地，經濟交易十分頻繁。唐中葉以后，由于交易的經一步推進，使得茶葉文化從南向北擴散，呈網狀結構覆蓋全國。陸羽在《茶經》中更是羅列了無數的產茶州縣，現階段已經明確知道的茶業產區已有四川、陜西、湖北、云南、廣西、貴州、湖南、江西、江蘇、浙江、安徽、河南等十四個省區，覆蓋大江南北。這樣的網狀結構，在唐代這樣的廣泛交流時代，為茶葉的傳播和茶風的普遍化提供有利條件。
2.2貢茶制度的施行。
由唐代開始，朝廷開始在名茶產區設立貢茶院，由官府監督。當時最著名的貢茶院設在湖州、常州以及顧渚山等地。每年清明前，都需將上好的明前茶上貢至朝廷。貢茶制度勞民傷財，每次運輸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時間，有其負面性。但另一方面該制度確實對茶葉質量的提升意義非凡。皇家飲茶習慣的發展帶動民間飲茶消費，當時宮廷里產生的許多新興茶飲模式成為民間習俗的風向標。自唐代開元以來對茶的需求量不斷增加，甚至在產茶地設下御用制茶場。此外，唐代朝廷增收茶葉稅加以立法管理，也促成了茶文化的蓬勃發展。
2.3茶書發展及流傳。
唐代社會經濟推動茶文化發展的標志性產性—茶書興盛，對茶文化系統理論性研究愈加廣泛。自公元七六〇年左右茶圣陸羽所著《茶經》問世以來，陸續撰寫了《茶記》、《顧渚山記》等卷，系統介紹采茶、制茶、煎茶、飲茶之法并分列等級[4]。《新唐書-陸羽傳》記載：“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以。”[5]另外詩僧皎然、張又新、溫庭筠等著作《茶訣》、《煎茶水記》、《采茶錄》、《十六湯品》、《茶述》、《茶學大典》、《茶譜》等較為著名。這些茶書將飲茶學問詳細地論述，更加推動茶經濟貿易的發展。
2.4茶禪關系的發展。
由于茶味先苦后甘，與禪境十分相像，故自東晉后，飲茶便被列入禪規之中[6]。僧徒行蹤遍布全國，也使南方飲茶之風傳播到北方。茶對于僧人而言，其妙用在于精神層面，茶道所言清雅、寧靜、和諧、自由儉德等精神領悟與佛法之六度五戒暗暗相合。喝茶既可以通曉茶品、體驗自然、又可以通過觀茶色品茶味，識解佛性。總而言之，其共同特點在于，領悟自然的神妙。[7]同時，寺廟因為其清幽雅致、古樸無華的環境，成為了文人墨客與僧人進行儒釋文化交流的絕佳之地。這些活動與交往，擴大了茶文化的傳播。[8]
3.茶文化對飲茶物品貿易的帶動
《茶經》對采茶天氣、制茶工序、煮茶用水、品茶方法等的詳細說明，[9]明確了茶文化除茶葉貿易外，還存在飲茶物品的交易。其中所列的飲茶器具總共有二十八種，并稱為茶器。而采茶所用器具則稱為茶具。唐代茶器可分為兩類，一種是陸羽所言，乃文人學士所用。二是在陜西出土的金銀、秘色瓷、琉璃茶器，乃是皇室王孫貴族和宮廷所用。比如風爐、水方、碗、札等，平時并不一定要用全套茶器，但最好還是備齊全套，否則，“茶廢矣”。
4.結論
在唐以前一千多年里，茶飲文化經過了漫長的孕育期，在唐朝國富力強的時代以空前的速度發展起來，極大的影響了后世經濟、政治、文化、藝術，甚至人民的想觀念和意識形態，除了與飲茶實物的貿易外，茶文化在茶館、家庭消費等奠定了不容忽視的基礎，迄今不衰。茶飲已逐漸藝術化，國際化。
作者：光梓宜 汪翔 單位：西安交大附中 安徽大學
參考文獻：
[1]《論茶文化的理論與實踐》，鄭永球
[2]《封氏聞見錄》，[唐]封演著，《雅雨堂叢書》本
[3]《茶經》，[宋]陸羽著，1956，百部叢書集成，藝文印書館出版
[4]《神農本草經》，作者不詳，約成書于秦漢時期
[5]《新唐書-陸羽傳》北宋歐陽修、宋祁、范鎮、呂夏卿等合撰
[6]《飲茶與禪修》，沈柏村，國立國父紀念館館刊，2000.5
[7]《中國唐宋茶道》，梁子著，1997，陜西人民出版社
茶文化如茶道、茶藝、茶俗、茶禮之類清新淡雅的片斷是人類悠久流長歷史中沉淀下的一朵瑰寶，大唐盛世在政治經濟文化的推動下，茶文化在社會發展史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本論文主要從茶的起源、發展及文化的形成過程和內容，研究其作為中國文化發展的重要內涵及對其他領域的連帶作用，引起人們以對本民族文化的共鳴。唐朝是我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最鼎盛的時期，因而對茶飲文化發展有強大的推動作用。繼而出現的陸羽《茶經》等文字著作是對茶文化發展從飲食到文化的高度總結和精神文化的集中體現，茶葉的種植、采摘、加工、烹煮、品飲乃至于茶具、習俗，使茶文化從純技藝升華為精神文化，并集中體現在茶道文化這一次生的文化形式，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流芳全世界。
關鍵詞：
唐代；茶文化；茶經
1.緒論
茶文化廣義上包括了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即茶具、茶館、運茶、制茶、茶道、茶政、茶禮、茶藝等等，而狹義的茶文化則是指其人文科學內容。而本論文則從廣義的方向入手來研究中國唐代社會經濟對茶文化的推動以及茶文化對后世之影響。從茶物質開始，在延伸至與其相關的人文精神素養。“茶文化是茶的物質產生和飲品利用過程的物質、記憶以及形成精神的成果的總和，其內容包含物質層面，技藝層面和精神層面。”[1]隨著唐代疆域的擴大，飲茶文化也逐漸從南方傳播開來。直至邊疆地區，對后世在經濟、文化、名俗乃至于民族融合上影響深遠。如唐代有言：“自鄒、齊、滄、隸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2]可見，飲茶、販茶在唐之前已經廣為流傳與普及。飲茶的起源可追溯到夏商周時期乃至上古，唐代以前并無“茶”字，只有“荼”的記載。茶圣陸羽首先提出了茶的起源是“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聞于魯周公”。而至于全民品茶，論茶，斗茶，將茶發展出其專屬的文化品位，則源自于唐朝，它起到了加強經濟、融合文化、豐富藝術、促進交流、開源國庫的作用，有著無法預計的社會提升作用和效果。
2.唐代社會經濟對茶文化的推動
秦漢之際，中華民族的祖先飲茶始于藥用。有言“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3]“荼”即古代的“茶”（《爾雅》記載）。南北朝時佛教興起為茶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隨著文人飲茶之興起，有關茶的詩詞歌賦日漸問世，茶已經脫離作為一般形態的飲食而走入文化圈，起著一定的精神、社會作用。到了唐代，隨著國力、經濟的大力發展，中西方交流日益增多促成了茶文化的發展條件。安史之亂后，雖然經濟有所動蕩，但茶文化的發展趨勢仍未受到影響。正是在這種多元的文化氛圍下，茶飲文化正式的開始了發展和壯大。由此，茶葉貿易，貢茶制度，茶書著作，茶禪聯系都蓬勃發展起來。
2.1唐代茶葉貿易的盛行。白居易《琵琶行》有言：“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浮梁是唐朝疆域里最東南的一個集散地，經濟交易十分頻繁。唐中葉以后，由于交易的經一步推進，使得茶葉文化從南向北擴散，呈網狀結構覆蓋全國。陸羽在《茶經》中更是羅列了無數的產茶州縣，現階段已經明確知道的茶業產區已有四川、陜西、湖北、云南、廣西、貴州、湖南、江西、江蘇、浙江、安徽、河南等十四個省區，覆蓋大江南北。這樣的網狀結構，在唐代這樣的廣泛交流時代，為茶葉的傳播和茶風的普遍化提供有利條件。
2.2貢茶制度的施行。由唐代開始，朝廷開始在名茶產區設立貢茶院，由官府監督。當時最著名的貢茶院設在湖州、常州以及顧渚山等地。每年清明前，都需將上好的明前茶上貢至朝廷。貢茶制度勞民傷財，每次運輸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時間，有其負面性。但另一方面該制度確實對茶葉質量的提升意義非凡。皇家飲茶習慣的發展帶動民間飲茶消費，當時宮廷里產生的許多新興茶飲模式成為民間習俗的風向標。自唐代開元以來對茶的需求量不斷增加，甚至在產茶地設下御用制茶場。此外，唐代朝廷增收茶葉稅加以立法管理，也促成了茶文化的蓬勃發展。
2.3茶書發展及流傳。唐代社會經濟推動茶文化發展的標志性產性—茶書興盛，對茶文化系統理論性研究愈加廣泛。自公元七六〇年左右茶圣陸羽所著《茶經》問世以來，陸續撰寫了《茶記、《顧渚山記》等卷，系統介紹采茶、制茶、煎茶、飲茶之法并分列等級[4]。《新唐書-陸羽傳》記載：“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以。”[5]另外詩僧皎然、張又新、溫庭筠等著作《茶訣》、《煎茶水記》、《采茶錄》、《十六湯品》、《茶述》、《茶學大典》、《茶譜》等較為著名。這些茶書將飲茶學問詳細地論述，更加推動茶經濟貿易的發展。
2.4茶禪關系的發展。由于茶味先苦后甘，與禪境十分相像，故自東晉后，飲茶便被列入禪規之中[6]。僧徒行蹤遍布全國，也使南方飲茶之風傳播到北方。茶對于僧人而言，其妙用在于精神層面，茶道所言清雅、寧靜、和諧、自由儉德等精神領悟與佛法之六度五戒暗暗相合。喝茶既可以通曉茶品、體驗自然、又可以通過觀茶色品茶味，識解佛性。總而言之，其共同特點在于，領悟自然的神妙。[7]同時，寺廟因為其清幽雅致、古樸無華的環境，成為了文人墨客與僧人進行儒釋文化交流的絕佳之地。這些活動與交往，擴大了茶文化的傳播。[8]
3.茶文化對飲茶物品貿易的帶動
《茶經》對采茶天氣、制茶工序、煮茶用水、品茶方法等的詳細說明，[9]明確了茶文化除茶葉貿易外，還存在飲茶物品的交易。其中所列的飲茶器具總共有二十八種，并稱為茶器。而采茶所用器具則稱為茶具。唐代茶器可分為兩類，一種是陸羽所言，乃文人學士所用。二是在陜西出土的金銀、秘色瓷、琉璃茶器，乃是皇室王孫貴族和宮廷所用。比如風爐、水方、碗、札等，平時并不一定要用全套茶器，但最好還是備齊全套，否則，“茶廢矣”。
4.結論
在唐以前一千多年里，茶飲文化經過了漫長的孕育期，在唐朝國富力強的時代以空前的速度發展起來，極大的影響了后世經濟、政治、文化、藝術，甚至人民的想觀念和意識形態，除了與飲茶實物的貿易外，茶文化在茶館、家庭消費等奠定了不容忽視的基礎，迄今不衰。茶飲已逐漸藝術化，國際化。
參考文獻：
[1]《論茶文化的理論與實踐》，鄭永球
[2]《封氏聞見錄》，[唐]封演著，《雅雨堂叢書》本
[3]《茶經》，[宋]陸羽著，1956，百部叢書集成，藝文印書館出版
[4]《神農本草經》，作者不詳，約成書于秦漢時期
[5]《新唐書-陸羽傳》北宋歐陽修、宋祁、范鎮、呂夏卿等合撰
[6]《飲茶與禪修》，沈柏村，國立國父紀念館館刊，2000.5
[7]《中國唐宋茶道》，梁子著，1997，陜西人民出版社
[8]《中國文人品茶》，張宏庸，國文天地6卷8期1991.1
[關鍵詞] 社會經濟發展 彝族傳統文化 轉型
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經濟體制的轉型，都在很大程度上沖擊著我們這個時代人們的思想、行為。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發展和完善，整個社會的生產經營方式、生活方式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彝族傳統文化進入了向現代化轉型的歷史階段，這種歷史性的文化變遷，必然沖擊了彝族傳統文化，影響著他們原有的生活方式。
一、社會經濟發展以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為主
市場經濟體制就是以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從而使社會的資源得到有效配置，提高整個社會的生產力，促使社會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市場經濟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競爭性和規范性
市場經濟的核心是競爭，競爭機制能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加快社會經濟發展的步伐，提高整個社會的富裕水平。建立公平合理的市場競爭環境，才能有效發揮競爭機制和市場機制的作用。我們不僅要有健全的市場結構，而且要制訂一系列嚴格的經濟法規，確保經濟政策的實施，達到預定的經濟目標。
2.成熟的市場經濟觀念
在市場經濟體制中，市場經濟觀念已經成為人們從事社會經濟活動的支點。資源配置的主體由過去的政府轉變為現在的市場。其優點就是在完全競爭的前提下，能夠實現社會范圍內資源配置的合理化，并給予每個經濟主體以經濟選擇的自由。亞當?斯密把市場稱為“看不見的手”，這只看不見的手以價格為杠桿最有效地配置社會資源。
二、社會經濟發展必然導致彝族傳統文化的轉型
社會向前發展的歷史潮流，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的進程中，
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必然影響著中國傳統文化的變革，特別是沖擊著數千年來產生于農耕經濟基礎之上的彝族傳統文化。
1.經濟體制的轉型改變著彝族民眾的價值取向
世界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市場經濟體制的出現，改變了社會的分配方式，人與人之間不再靠掠奪來實現自己的利益，而是靠創造財富來增加自己的利益，于是整個社會的財富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市場經濟是在社會進步的曲折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種社會秩序，這是一種具有巨大財富創造力的社會制度。
我國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了對中國式的集權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從1978年起，黨的總結了中國農村走過的曲折道路，克服各種阻力，使得到普遍發展，富有生機的新型農村體制使中國80年代初的農業獲得了迅速發展，初步解決了中國人民的溫飽問題。此后的近30年，我國的GDP總量不斷增加，并以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發展，中國的經濟實力空前提高，絕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平明顯的上升了。市場上的商品數不勝數，商品的質量和品種比30年以前提高了幾個檔次，只要有錢就能買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中國富強了，百姓富裕了，銀行里的存款翻番了，人們衣食住行的條件改善了。這樣的經濟發展成就是我國幾千年歷史中從來沒有過的。經濟基礎的改變，中國民眾的價值取向在悄然發生改變，這種變化也滲透到彝族民眾之中。
在市場經濟出現之前和之后的社會，是兩個極其不同的社會。如果可以選擇的話，每個人都愿意生活在市場經濟社會中，都希望自身的生活得到改善，財富得以增加。這種選擇，這種希望，也同樣是彝族民眾的追求。當彝族同胞走出他們原有的天地，他們會發現，在市場經濟社會中，人們發明、應用新技術并從發明成果中得到巨大的經濟回報，消費者的欲望、需求可以在市場經濟中得到滿足，人們的消費方式是多元化的，生活方式是豐富的，人們身上所釋放出的現代化因子，整個社會的現代化氛圍，都在吸引著彝族民眾，引起他們的好奇心，吸引他們進入市場經濟社會中，學習新的事物，并分享社會經濟發展所取得的碩果，這種潛移默化的變化，最初可能是從某個彝族人、某個彝族地區的某種變化開始的，然后擴散到越來越多的彝族人以及彝族地區，慢慢地影響著彝族民眾的價值取向，這必然動搖了彝族傳統文化的根基。
2.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外來文化碰撞著彝族傳統文化
隨著國際間的商貿往來，經濟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跨國公司在全球的迅猛發展、企業跨國購并之風的興起，使不同國家企業之間能夠通過強強聯合，實現企業之間的優勢互補，降低生產成本，獲取規模效益，加快產品更新換代的速度，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進一步爭奪全球市場。在這種趨勢的推動下。世界各個地區和國家之間在經濟生活各方面形成日益密切的相互依存關系，他們都作為世界經濟這一有機整體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存在。經濟的全球化，隨之而來的是文化的全球化。于是，技術、信息、文化在全球范圍內傳播，中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響，彝族傳統文化面臨著與來自不同地區、不同國別的文化之間的沖突和碰撞，這必然會打破楚雄彝族傳統文化機制原有的封閉性。
一、關于文化產業園區概念內涵的界定
在西方國家，一般意義的文化產業園區指的是一種特定的地理區位，在這個區位內，城市的文化和娛樂設施等產業以最集中的方式出現。該區位有幾個明顯特點：一是文化與消費的結合；二是多種使用功能的結合，包括供人們工作、休閑和居住等功能；三是藝術與社區發展的結合。園區內的特殊活動可包括兒童玩樂的場所、圖書館、開放和非正式的娛樂場地等，園區鼓勵文化運用和一定程度生產和消費的集中。
我國的文化產業園區出現較晚，相關的理論研究也比較滯后。一般來說，文化產業園區又稱藝術園區、創意產業園區、文化產業集群等。文化產業園區是指與文化關聯的眾產業集聚的一個特定地理區域，該區域具有鮮明的文化形象，集生產、交易、休閑、居住等功能為一體，園區內形成了包括生產、發行和消費為一體的產供銷文化產業鏈。我國的文化產業園區主要特點表現在：一是園區內文化產業多以傳媒產業為核心，其他各文化產業企業和學術研究等相關支撐機構共同集聚，使產業園區呈文化多樣性特點；二是核心文化產業集群、文化產業集群和相關支撐機構等形成產業組合，相互聯系，密切合作，產生明顯的孵化效應和強大的整體輻射力，使產業園區呈功能多樣化特點。
二、我國文化產業園區的發展概況
在我國，文化產業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紀90年代。1996年，北京市率先提出將文化產業納入城市文化發展的戰略。之后不久，當全國許多地方還對“文化產業”感到茫然的時候，北京市便在發展文化產業方面領先性地提出了“文化產業基地”、“文化產業園區”的概念。北京市在《2001-2005年文化建設發展綱要》中提出，要建設規模化的城市文化產業園區，要用推動和建設科技產業園區發展的力度和措施，積極推進文化產業園區的規劃和建設，在政策、資金和技術等方面提供不低于高科技產業園區標準的發展條件。在之后的北京奧運行動規劃《文化環境建設專項規劃》中，北京市又明確提出要“創作文化產業孵化器扶持和培養創新型文化企業”；在《2004-2008年文化產業發展規劃》中，提出要“推動傳統文化產業園區建設，利用多元資本推進區域特色文化產業基地建設，推進新型文化社區的建設和管理。” 北京市對“文化產業園”建設的動議和目的，對全國各地具有較強的指導性，奠定了我國文化產業園區建設的雛形和發展模式。
我國文化產業園區的建設呈現三個主要特點：一是在發展模式上借鑒科技園區建設的經驗，旨在存進對文化產業的大發展；二是在發展功能上，具有“孵化”文化產業的作用，即為文化產業的發展打造一個發展平臺；三是在資本運作上，體現金融支持的多元化。“文化產業園”的建設目的，是為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一個快捷的發展途徑和運作平臺，政府為平臺建設提供政策、稅收、信貸等多方支持；企業按照市場準入和發展原則，進入、組合并形成有機發展產業鏈；社會各界按照利益原則加入，并獲得最大的發展效益。文化產業園區在政策支撐、資源整合和社會支持的優勢條件下，大力盡快促進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
三、我國文化產業園區的類型劃分
圍繞文化產業園建設的主要目的，各地根據政策、資源、生產、營運等諸多條件，組建了不同類型的“文化產業園”。從園區性質來看，主要有以下幾類：
1.政府主導型文化產業園區
此類園區，多為政府根據當地地區經濟發展現狀、政府經濟發展設想和規劃而建立，這類園區的建設主要服務于政府發展經濟的意圖，因而在政策支持方面具有明顯優勢。比如四川成都的數字娛樂軟件園，得到了四川省和成都市兩級政府的大力支持；山東青島的創意100產業園，是青島市“十一五”期間發展創意產業的重點項目。
2.資源依托型文化產業園區
這類園區的建立和發展，一般立足于已有的文化資源，比如以大學為區位依托，以高新技術開發區為區位依托，以旅游文化遺址為區位依托等。大學是人才的聚集地和技術的發生器，是一個提供多元文化的相對開放的社區，因此依托大學發展文化產業園區是一種重要的途徑。如上海市依托同濟大學建成的楊浦區赤峰路建筑設計一條街；北京市建成的中國人民大學文化產業園和廣州市建成的TCL（廣州）文化產業基地，等等。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內擁有發達的高新技術產業，一批高校、科研機構、高科技企業在此聚集，科技與文化方面的智力型人才眾多，因此最適宜發展文化和科技產業，是理想的文化產業園區依托資源。北京中關村高科技園區內的中關村創意產業先導基地、上海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內的張江文化科技創意產業基地和遼寧大連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的國家動畫產業基地等，都屬于這類產業園區。
3.租用改造型文化產業園區
在現代化城市改造進程中，城市中有一些被廢棄的舊廠房和倉庫，由于其面臨閑置空間再改造的境遇，并且具有寬敞明亮的空間，在租金上又非常廉價，因此常成為文化產業園區的又一理想發展區。創業者租借這些園區，只需較低的入門費，便可白手起家開啟事業之門。比如，我國北京大山子藝術區，以北京朝陽區酒仙橋路798工廠的老廠房為依托；上海泰康路210弄的“田子坊”創意產業園區，以上海20世紀30年代最典型的弄堂工廠群為依托；上海建國中路10號的“八號橋”創意產業園區，以上海汽車制動器公司的老廠房為依托，等等。這些創意產業集聚區，將文化產業與工業歷史建筑保護以及文化旅游三者有機結合，實現了建筑價值、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和經濟價值的統一【附：M50藝術產業園區（原上海春明粗紡廠）改造前后場景對照效果圖】。
四、轉變――以M50為典型代表的園區轉型
1、老廠房功能的轉變
M50藝術產業園經歷了解放前的信合紗廠、解放后的十二毛紡織廠和春明粗紡廠。2001年第一位藝術家將工作室安置在此的時候，M50正式掀開了老廠房的轉型序言，2003年登陸了美國時代周刊，2005年經信委掛牌M50創意園，2011年“品牌化、產業化”的大旗標志了老廠房轉變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從傳統制造業到現在的文化產業園區，老廠房的再利用成為工業史上一次最華麗的轉身，機器的轟鳴聲被藝術、設計、辦公、展示所取代，工業廠房依然成為依托文化產業的平臺，帶給更多的文化產業工作者的是靈感、是沉淀下來的文化底蘊。
2、經營者角色的轉變
1992年，上海春明粗紡廠（M50藝術產業園）擁有1200名員工，全年產值1億，利潤幾乎為為零。時隔二十年后，M50園區管理人員不到50人，全年經營收入2000余萬，利潤可達400萬元。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園區人員的大幅銳減，從原來傳統制造業的經營者已經將角色投入到經營園區運營、提供物業服務的新型服務業崗位。園區經營者不再是以前抓產量抓效益的思維模式，到了今時今日，園區的經營者更希望搭建起園區這個服務平臺，為入駐的創意人士提供更好的服務，創造更好的產業環境，打造園區的品牌效應，提升客戶的業態水平。現在M50藝術產業園的經營者更多的是希望園區獲得更多的榮譽、更好的口碑、更高的園區知名度，從2003年M50首次登上美國《時代周刊》起，至今已獲得了多個文化創意產業的最高榮譽，如2006年十大時尚地標之一、2007年“創意中國、和諧世界”年度最具品牌價值園區、2008年優秀創意產業聚集區、2008年度摩登上海老外眼中最上海地標、2009中國最佳創意產業園區獎、2010年AAA國家級旅游景區上海名牌、2010年AAA國家級旅游景區、2010年度上海市創意產業協會突出貢獻獎、2010上海設計展城市理念開拓獎、“2011長三角文化創意產業年度大獎”優秀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金鼎獎、M50獲上海市著名商標稱號、2012上海設計之都年度品牌等等。
五、文化產業園區建設對社會經濟文化的影響
1、文化產業園區建設成就文化產業高地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進入本世紀以來，我國文化產業園區建設得到了快速發展，全國各地相繼出現了一批成熟的文化產業園區，文化產業園區的集聚效應愈加明顯，同時培植了大批龍頭企業，成就了一批文化產業高地，促進了文化產業的繁榮發展。據資料統計，截至目前，文化部共命名了10家國家級文化產業示范園區和文化產業試驗園區，命名了204家國家文化產業示范基地；各省、
地市建成了一大批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和文化產業園區（基地）；一批新的文化產業園區正在建設和籌建中。文化產業園區建設催生一批龍頭企業，具備較強影響力和自主創新能力的大型文化企業（集團），如華強、保利、盛大、華僑城等從國家級示范園區（基地）脫穎而出；漢王科技、暴風影音、第一視頻等北京文創骨干龍頭企業在北京文化產業集聚區落戶；浙江橫店影視產業實驗區則集聚了浙江三分之二的電視劇制作機構，其中包括華誼兄弟、華策影視等國內首批文化上市企業。2010年，國家級示范園區（基地）總收入2500億元，總利潤逾365億元，獲得16600余項自主知識產權。2011年，北京市21個市級文化產業集聚區文創收入的同比增速，高于全市文創產業收入同比增速近3個百分點；湖北省文化產業園創造年產值115.63億元，實現利潤10.67億元。同時，文化產業園區（基地）催生了一大批文化精品力作，如橫店影視產業實驗區區內企業先后推出了《集結號》、《潛伏》、《五星紅旗迎風飄揚》等眾多影視精品，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2、文化產業園區建設促進經濟和社會效益的雙提升
文化具有的認知、教化、溝通、凝聚、傳承、娛樂等方面功能，決定了它在推動國家發展和民族進步中的重大戰略意義。
2、文化是一個內涵十分豐富的范疇。
一般來講，廣泛的文化，是指人類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會的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
3、文化是表現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內涵，社會發展過程就是文化創造的過程。
一、農耕文化樸實性思想的歷史變遷
樸實性作為成都平原農耕文化的重要特征，是指它的內容以及研究方法都比較簡單樸實，是對自然現象、社會現象等的簡單描述，并不具備現代社會下的科學理論和科學的試驗方法，是當時人們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對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共識。而一旦一種思想意識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普遍認同，它就具有普遍的約束力和指導性。正因如此，這種樸實的農耕文化成了當時成都平原人認識世界和解決問題的有力工具，廣泛運用到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對尚處農業社會時期的成都平原的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第一.農耕文化的樸實性思想是成功建筑都江堰水利工程的重要思想保證。戰國末期，秦國蜀守李冰及其兒子治理岷江水患之所以能夠成功，一方面在于他們吸取了前人的治水經驗；另一方面則在于他們在治水過程中巧妙地結合了當時成都平原流行的陰陽五行學說。陰陽五行學說是成都平原農耕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農耕文化樸實性的重要代表。它是成都平原人在當時落后的生產條件下巧妙地運用事物之間的聯系來解釋自然和社會未知領域的一種學說。這種學說在當時看來是非常先進的，而相對于當前的科學理論而言它卻是一種非常樸實的農耕文化。這種樸實的農耕文化是當時成都平原上的主要制度安排，它指導和規制著整個區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李冰父子將陰陽和五行巧妙的運用到對江水的治理中，按照學說中的“土勝水”、“水土相克”、北斗星“齊七政”和“杓星”“主西南(1)”等樸實的思想逐漸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治水理論，從而建筑起了舉世聞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將上游來勢兇猛的岷江水分為內江和外江，從此成都平原“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成為全國著名的“天府之國”。
第二.農耕文化的樸實性思想是人們人生觀和價值觀的重要指導。宋王朝時期，成都平原教育事業的迅速發展就主要得益于樸實的農耕文化對人們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塑造。從需求理論的角度思考，需求的多寡以及需求的內容在很大程度上受著人們的需求心理偏好的影響，而需求偏好正是人們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在需求方面的集中體現。不同的需求偏好決定了不同的需求。同樣，對于教育的需求偏好就決定了教育發展的不同方向。宋王朝時期，成都平原上的“士大夫雖好學，但多以靜退相高，淡薄榮利，讀書的目的為修身固道而已(2)”，這與成都平原流行的道教思想是統一的，也正是這種樸實的農耕文化形成的教育偏好使當時成都平原人對功利性質的科舉并無明顯的需求，“不事科舉反而成為時尚(3)”是當時社會的真實寫照。相反，在當時宋王朝的其他地方，“望子成龍”、“福蔭子孫”、“光宗耀祖”等功利性的教育需求偏好就決定了其對科舉考試的樂此不彼。但是，成都平原樸實的教育需求偏好并沒有妨礙其教育事業的發展，反而起到了相當大的促進作用。因為在當時，文人賢士大都樂于興辦書院，而他們興辦書院的主要目的不再局限于應付政府的科舉考試，而是傳授文理學說或修身養性。這樣一來，教育的內容比以前就更加廣泛和豐富，同時受教育的人群也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加。致使在宋王朝時期成都平原的書院得到了最為迅速的發展，數量和規模在當時都是首屈一指的。如成都的滄江書院、眉州的東館書院以及涪州的北巖書院等。諸如蘇軾、蘇轍這樣的著名學者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產生的。
二、農耕文化自私性思想的歷史變遷
自私性是小農的典型特征，也是農耕文化的重要特征。在生產力并不發達的農業社會，小農出于自身需求的最大限度滿足，從自私的角度保護和擴大自身的財產是人性的必然驅使。這種情況在秦漢時期的成都平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農耕文化的自私性為秦漢時期成都平原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從當時的環境分析，成都平原人的自私性主要體現在土地私有觀念上。
第一.農耕文化的自私性思想是促使土地私有制最早在成都平原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秦國移民以前，成都平原沃野千里，人人都可以開墾到足夠的土地，土地私有觀念并不是非常的突出。但是，隨著秦人的南下，越來越多的土地被外來人口占據。第一生產資料的減少直接威脅著生存安全，于是，成都平原的原著居民就不得不考慮土地的安全性問題。由此，自利思想開始得到加強，土地私有觀念在成都平原產生并確立了起來。一方面土地原始產權的確立，既保護了土地的私有性又提高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正如舒爾茨指出：“一旦有經濟利益的刺激，小農便會為追求利潤而創新(4)”；另一方面通過搭便車侵占他人土地的行為得到了遏制，促進了人們對荒蕪田地的墾殖，使資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進而出現了“溉田疇之渠以億計，然莫足數也(5)”的恢宏場面，農業生產力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在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土地私有制被上升到國家法律的地位，并在全國推廣開來。從而，成都平原上一次重要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吻合取得了成功。發展至西漢，成都平原的土地私有制已經有了相當的發展，土地買賣也日趨成熟，土地集中現象逐漸明顯，大土地私有制初現端倪。
關鍵詞：社會經濟；視野里；少數民族體育文化；阿壩州；社會體育
我國是由多族群（民族）構成的以中華民族為一體的數元文化兼收并蓄、和諧相融的國家，在源遠流長歷史江河中，各民族創造出豐富多彩而又各具風格特點的傳統體育。我國一直把發掘、保護與發揚少數民族文化作為國家文化戰略，而在目前四川省進一步加大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應用力度的政策背景下，作為藏羌民族聚居的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文中稱簡稱為“阿壩州”）如何把傳統體育文化的族群性、地域性資源生產要素轉變為現實的經濟優勢，就格外地顯得意義重大。
一、阿壩州具備發展少數民族體育文化產業的優勢
阿壩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北鄰青甘緊挨綿德，東切成都，南接雅安，與省觸壤，區位優勢明顯。境內居住著藏、羌、回、漢等15個民族，是四川省第二大藏區和我國羌族的主要聚居區。大多的少數民族文化是通過體育藝術為載體進行傳承的，所以少數民族聚居的區域也意味著其體育文化資源豐富。阿壩州實施“基礎驅動”拓寬體育文化活動場館設施，加強相應的管理和維護，為城鄉居民提供了良好的文化休閑和健身娛樂環境，重點抓好汶川地震災后公共文化體育設施恢復重建項目。在北京奧運會后，阿壩州全方位向社會公眾免費開放州文化體育廣場、州體育館等，并提供體育健身特別是藏羌傳統體育項目的服務，逐步恢復群眾體育健身活動，突出民族傳統體育的文化產業標志。2011年，總投資20億元的茂縣九頂山國際滑雪場一期工程順利開展。近年來，汶川、茂縣、小金、黑水等縣開展了登山、滑雪、攀冰、山地越野、自行車等山地戶外運動，增加體育產業附加值。探索戶外運動規范有序的管理方式，認真受理攀登山峰活動行政許可，加強登山等高危體育運動監管，促進體育產業健康科學規范發展[1]。
二、發展少數民族體育文化有利于促進民族交流保持社會穩定
阿壩州大力發展少數民族體育文化，積極開展民族體育活動有利凈化社會風氣，樹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有利于抵制不健康文化的侵襲。通過開展民族體育活動和比賽，能增強人們頑強拼搏的意志、協作精神、競爭意識、創新意識、使人們的責任心、使命感和集體主義觀念得到加強，從而產生巨大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少數民族體育文化的起源、發展同該民族的生產生活、政經文教等融為一體，并與中華文明一脈相承，延綿不絕，表現在民族共同的國家、信念與心理等認知上。精神范疇的民族體育文化依附于肢體語言和其它載體形成一種促進內部同化的合力，為族群成員的、人生價值、美丑善惡等意識形態涂上相似的底色觀點、理念，大致相同的思維習慣為族群的認同、趨同提供了內環境條件，有利于調和民族關系。共同利益促進了各族群文化的整合與凝聚，基于是平等互助、團結求同理念的中華文化思想是民族融合的調和器，一直到今天都表現著強大的力量和積極的意義。
三、根據阿壩州實際情況發展少數民族體育文化產業有利于經濟發展
發展少數民族體育文化符合阿壩州實際，也是落實黨的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政策的具體體現。轄區內有著大量民族傳統體育活動，主要有民族式摔跤、草球、押加、珍珠球、馬術、推桿、鍋莊等項目。居住在轄區內的居民往往利用少數民族的傳統節慶日，開展一些民族體育活動。如藏族的民族體育項目馬術運動對于阿壩縣、若爾蓋縣、紅原縣和壤塘縣的藏族群眾尤為喜愛，他們通常利用在一些傳統民族節慶日，舉行一些官方或民間的比賽[1]。羌族的民族體育常與宗教祭祀活動相伴而行，有教導本族人了解、遵循和傳承本民族的傳統文化的功能，而后來演變成在傳統廟會或宗教活動舉行當中，使參與民族體育活動的人們感受本民族傳統文化的熏陶，從而達到本民族文化的宣傳作用。開展民族體育，充分體現了民族意識、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能把大家緊密團結在一起，弘揚和發展民族傳統文化，增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為加強本地區民族團結和長治久安發展社會經濟作出應有的貢獻[2]。
四、發展少數民族體育文化有利于實現經濟發展與文化傳承的雙贏
近年來，體育旅游以其內涵豐富、生動趣味、體驗刺激的特點在滿足現代人多層面旅游需求，對民族地區的經濟和文化產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阿壩州地處青藏高原東南緣、橫斷山脈北端與川西北高山峽谷的結合部，緊鄰成都平原，轄13縣。境內有九寨溝、黃龍、臥龍、四姑娘山、大草原、達古冰山等豐富的旅游資源，也有豐富的紅色旅游資源，結合地震災區災后重建游和濃郁的藏羌民族風情，是自駕游、陡步、登山、滑雪、探險、攀冰等戶外運動愛好者的上佳去處。適當開發少數民族體育文化旅游，挖掘其中的商業價值，驅動地方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時也能提高少數民族群眾參與社會體育文化體系構建工作的積極性，有利于民族傳統體育的傳承和發展。在當今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利益也是人們追求的生活目標，社會活動不能脫離經濟利益而尋求純粹的精神需求，后者要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作為依托。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是文化建設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應該尊重老百姓的生活需要，通過合理開發民族體育的商業價值，努力改造民生。
五、發展少數民族體育文化有利于阿壩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隨著我國全面深入建設小康社會，少數民族地區的政經文化發展也取得了良好成績，這從一定程度上推進了中華復興夢想實現的進程，當地各民族的物質、精神文化水平都得到了顯著提升，具有豐富內涵的藏羌少數民族體育文化以其廣泛的社會功能和鮮明時代感，振奮著各族人民積極開拓創新的優秀精神，同時，也起著維系民族情感的作用。而少數民族體育文化也是中華體育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儒、道、釋等多種文化思想的結合體。少數民族體育文化的基本價值取向是實現民族團結、社會和諧，通過各民族間相互交流、溝通和了解，從而加深、增進感情，促進各民族和諧相處，實現民族大團結。少數民族體育文化是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重要手段，少數民族與自然的競爭意識很強，因居住分散，人與人之間的競爭相對缺乏，而民族體育活動作為少數民族集會的主要內容，在“體育搭臺、經濟唱戲”方式下展示優秀的原生態民族體育文化，打造具有鮮明文化特色的區域性品牌。少數民族體育文化為構建“和諧體育?健康阿壩”提供了一定的道德規范和倫理尺度，少數民族體育文化活動倡導在統一的游戲規則下，體育競爭公平，在競技比賽中，要求將誠信，反對弄虛作假，零容忍于欺騙詐騙行為[2]。
六、結語
大力推進和扶助少數民族體育文化的發展，是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和大繁榮的必然需要，也是構建“和諧體育?健康阿壩”的需要。作為一種具有豐富底蘊的體育文化形態，民族體育的發展是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相輔相成的，而且，民族體育文化的發展能夠為我國經濟發展起到強大的推動作用。少數民族體育文化也是建立各民族和諧關系的劑，是民族團結和長治久安的助推劑，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增長劑。（作者單位：四川省阿壩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基金項目：四川省教育廳社科類重點科研項目（編號09SA003），阿壩師專校級重點課題項目（編號ASA09-11）。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