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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旅游學；社會學；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07)01―0084―06
[收稿日期]2006―07―06
[作者簡介]陳才(1967-)，男，遼寧朝陽人，遼寧師范大學歷史文化旅游學院副教授，東北財經大學2005級旅游管理博士生，主要從事旅游基礎理論與旅游開發研究，E-mail：chencai1967@126．corno
1 問題的提出
一門學科在發展過程中必然涉及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一是學科理論體系的構建，具有一個能被廣泛認同的理論傳統和學科體系；二是研究方法論體系的構建，具有一套精密的研究方法及方法論體系來指導研究。用這兩個標準來衡量旅游學的發展，旅游學還不敢理直氣壯地宣稱自己是一門獨立的學科；與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等傳統學科相比，存在著較大的距離。盡管如此，在近年來的發展過程中，旅游學在學科體系、理論基礎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展，雖然積累的成果遠沒有達到其他學科那樣豐富，但已經為構建其學科體系和方法論體系提供了某種可能。有鑒于此，本文試圖對構建旅游學研究方法論體系這一問題進行探討，以期引起學界有關人士的重視，進一步推動旅游學基礎性研究的發展。
2 對相關概念和研究視角的界定
方法論(methodology)與方法(method)是一對極易混淆的概念。根據《韋伯斯特百科詞典》上的解釋，方法論有時指“任一專門學科中所使用的方法的體系”，更經常地指“研究方法或有關程序的科學，特別是有關科學與哲學探究中推理原則應用的學科分支”。前者只不過是方法的同義詞而已，后者則是指對一門學科的概念、理論，尤其是基本推理原則的研究。然而，當方法論一詞分別用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時，其含義又有所不同。在自然科學中，基本指后者，但在社會科學中，則相對更接近前者，同時也含有一定成份的后者。鑒于旅游學屬于社會科學，因此本文所指的方法論主要指前者，但筆者認為二者之間是不可分割的。
在科學研究中，方法論作為對“實質的”科學理論所作的“形式”的或“邏輯”的探討，必須以“實質的”理論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因此，方法論在研究程序的邏輯上是滯后于“實質的”理論研究的，而方法論一旦形成，又會進一步推動理論的發展。顯然，對于具有明顯的跨學科性質的旅游研究而言，目前的狀況是基礎理論研究比較薄弱，應用性理論研究相對較為豐厚，但尚缺乏足夠的實質性理論。因此，在構建旅游學研究方法論的過程中，難以遵循傳統的模式，需要另辟蹊徑。當把旅游學理論研究與社會學理論研究加以對照，就不難發現，作為具有跨學科性質的旅游學的理論研究與具有較強綜合性之一的社會學理論研究淵源極深，二者之間呈現出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和較大程度的契合關系，這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旅游學方法論體系與社會學方法論體系之間必然存在著內在的聯系。換言之，從社會學的視角構建旅游學研究方法論體系就成了一種可能，但在進行這種分析之前，必須解決有關社會學理論體系及在旅游研究中的適用范圍問題。
3 社會學理論體系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適用范圍問題
自孔德開創社會學以來，社會學在其發展過程中已經形成了若干理論流派。不同的理論流派關注不同的社會領域，在其發展過程中又相互滲透，相互促進，形成了一個極為復雜的社會學理論體系。為了清晰地透視各種社會學理論在旅游研究中的適用范圍問題，首先需要對社會學理論進行必要的梳理，對它的結構、觀點和理論構成等問題給予必要的闡述，對其在歷史脈絡中的承襲嬗變、更替揚棄過程進行必要的說明。在此方面，社會學研究已經十分深入，其中著名社會學者喬納森?特納對社會學理論的結構進行了詳盡分析，從7個寬泛的視角審視了社會學理論的演變，概括了社會學理論體系的構成及其復雜的淵源關系。本文主要依據喬納森?特納對社會學理論的分類描述，結合旅游研究現狀，來闡述社會學理論在旅游研究中的適用范圍問題。
3．1 功能主義理論
功能主義理論的核心主張是社會系統，關注的是社會系統的各個組成部分會以哪些方式組合在一起，又是如何滿足較大系統的主要需求的。功能主義是西方社會學理論中最為久遠也是最為深厚的理論傳統之一，始于孔德、斯賓塞，后經過人類學家布朗、馬林諾夫斯基和社會學家迪爾凱姆等人的明確闡發，由現代社會學大師帕森斯等人集其大成，發展成為一個宏觀的“巨型理論體系”，被稱之為“結構功能主義”。而后，結構功能主義在發展過程中，吸收了其他社會學派的新成果，經過亞歷山大等人的“重建”，發展成為新功能主義。
功能主義理論對旅游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幾乎所有的學者都不同程度地采用功能主義的視角審視旅游活動。在功能主義的視野中，旅游活動實際上是社會巨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在整個社會系統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因此，旅游研究一方面要探討旅游系統自身的形成與發展的驅動力問題，探討旅游系統內部各部分之間的協調發展問題；另一方面要研究旅游系統在社會系統中的定位和作用問題，研究與社會其他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與相互影響問題，所以旅游學的研究對象可以定義為“旅游系統”。由于研究目的和研究角度的差異，研究者們構造出的旅游系統模型也有所不同，但其內含的理論基礎都是基于功能主義的。目前學者們構建的旅游系統模型主要有旅游功能系統模型、旅游混沌模型、旅游地理系統模型3種。
目前功能主義在研究旅游系統構成、旅游產業規劃、旅游發展范式、旅游效應控制等領域有著廣泛的應用，尤其是把功能主義與結構主義、進化理論相結合，從宏觀上開展對旅游系統形成、演化及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功能主義一直是占主導地位的。在旅游規劃研究方面，功能主義十分盛行，通常把旅游區劃分成各種功能區域，如“行政辦公區”、“生活居住區”、“商業購物區”、“文化娛樂區”、“歷史風情保護區”、“體育中心”等等。
3．2 進化理論
進化理論脫胎于功能主義，是將生物學思想應用于社會研究的產物。進化理論將社會看成有機體，經歷著由簡單向復雜的進化過程。在此過程中，競爭和選擇過程是整個社會、城市區域的空間設置和復雜組織的人口分配等社會差異背后的決定性力量。進化理論誕生于19世紀，斯賓塞被公認為是第一個把生物學的類比和隱喻引入到對社會動力學的生態社會學家。目前，進化理論已成為21世紀理論社會學的重要方向之一。
進化理論在旅游研究中有著廣泛的應用，許多 旅游研究都以進化理論為基礎，強調旅游是社會進化的產物，本身也經歷著由簡單到復雜的進化過程，并以此來審視旅游的發展，制定發展對策。目前這些研究領域主要包括旅游發展史、旅游地生命周期、旅游產業演進升級、旅游地的空間競爭與協作、旅游生態與環境演變等方面。從某種意義上說，旅游地的生命周期理論是以進化理論為基礎的，它為旅游產品的更新換代、旅游產業結構的轉換升級、旅游生態環境的調控等問題的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肖洪根對西方旅游社會學研究狀況進行了分析，從多個角度描述了旅游社會學研究的發展演進觀，認為從“觀光起源”和人類認識世界的感官在觀光和旅游現象中的作用等角度可以探討旅游現象的起源和演變問題；從作為文化行為和社會現象的概念演變的角度可以對旅游行為和旅游現象進行分析；從產業化過程、演進規模以及機構化程度高低等方面人手，可以描述旅游發展的地方化、區域化、全國化以及國際化等的規模與層次問題；從比較旅游經歷與現代消費文化中的其他消費經歷的角度，可以闡釋二者的相似性問題。這些結論實際上暗含著進化理論的思想，充分體現了進化理論在旅游研究中的應用價值。
3．3 沖突理論
沖突理論關注的是社會的不平等如何在不同的社會力量之間系統地產生沖突，它強調社會生活中的沖突性并以此解釋社會變遷。作為社會學最初的理論取向之一，沖突理論是與功能主義及隱含其中的生態進化理論一同形成與發展的。早期的功能主義理論家也曾使用沖突這一概念，但后來由于對沖突與變遷不夠重視，沒有充分地使沖突概念化，因而遭到其他學派的猛烈批評。到了20世紀后期，沖突理論獲得了新生，甚至一度取代了功能主義，并成為社會學理論體系中的重要分支。
沖突理論在旅游研究中主要適用于旅游中各種社會沖突現象的研究，尤其是對于主客關系、種族與性別歧視、旅游倫理道德問題、權力問題、旅游帝國主義、旅游新殖民主義等方面問題的解釋，沖突提供了理想的視角。從淺層次看，在旅游目的地方面，由于旅游業高度機構化、商業化，主客關系已經完全演變成一種經濟交換和利益驅動關系，由此導致主客關系的矛盾與沖突，諸如商業化了的好客現象以及目的地居民對游客態度的變化等；此外，旅游活動中存在著的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現象，以及旅游所誘發的賭博、、犯罪等現象，都是導致旅游地社會發生沖突的誘因；從深層次來看，在審視國家間和區域間的旅游發展狀況時，會涉及到諸如話語權問題，旅游帝國主義、旅游新殖民主義等一系列需要探討的問題，雖然這方面的研究還不是很深人，但已經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并以沖突理論作為理論指導進行相關研究。
3．4 交換理論
交換理論是將經濟學的邏輯應用于社會現象的研究，核心觀點是將個人和集體行動者之間的社會過程視為有價值的資源交換。在交換過程中，人是理性的，總是在追求價值最大化，總是以犧牲他人為代價來尋求自己得到好處，從根本上依據個人利益及其實現手段的精確計算來解釋人的行為。交換理論可以追溯到19世紀英國古典經濟學中。受亞當?斯密學說的影響，社會學者們開始關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在社會生活中所具有的作用，力圖詳盡闡述或者闡釋替代性理論，從而促進了交換理論在社會學中的發展。其中，馬歇爾從需求、個人欲望及目標的角度來解釋人的活動，并引入“效用”來說明一個行動者可能追求的各種社會對象的相對價值。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闡述了對個人滿足的追求導致集體性的社會安排。受上述觀念影響，20世紀中葉，社會學中出現了一種明確的交換論方法，并成為處于主要地位的社會學經典理論之一。目前在交換理論中最具有創造力的兩個分支是理性選擇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
交換理論在旅游研究中比較適用的領域主要集中旅游開發過程中相關利益者行為分析方面和旅游者消費行為分析兩方面。在旅游者消費行為分析方面，旅游作為一種消費行為，盡管在旅游過程中，旅游者消費具有一定的非理性傾向，但也是在追求旅游效用最大化，因此，交換理論為解釋旅游者行為奠定了理論基礎。在旅游開發過程中，當地政府、旅游開發商、旅游地居民等都屬于相關利益者，他們彼此相互博弈。因此，在分析旅游地政府行為、旅游開發商和經營商行為、旅游地居民行為方面，交換理論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從某種程度上說，旅游是商品化了的文化，在旅游商品的開發、生產、銷售、消費等過程中，交換理論無疑是基礎理論之一。
3．5 互動理論
互動理論是一種主張從個體的日常環境去研究人類群體生活的理論，認為社會結構最終是由個人的行為及其互動所構成并保持的。互動理論的淵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早期的兩位德國理論家齊美爾和韋伯，他們認為人是積極主動地建構社會現實的行動者，其行為方式取決于他們是以怎樣的方式理解其行為的，以怎樣的方式賦予其行為以意義的。齊美爾深刻地影響了20世紀早期的美國社會學思想，其中最突出的便是由芝加哥大學的米德發展起來“符號互動論”。韋伯則深刻影響了20世紀中葉的歐洲社會學，特別是舒茨從胡塞爾的現象學出發，吸收韋伯的觀點，創立了現象學社會學。現象學社會學關注的是行動者通過哪些方式，將感覺材料轉變成各種類型化會心智圖像來解釋社會世界。在符號互動理論的發展進程中，布魯默起到了較大的作用，進一步完善了符號互動論。在此基礎上，符號互動論進一步分化出自我和認同理論、角色理論、擬劇理論等典型的分支流派。此外，在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發展出一種極端的現象學形式――常人方法學。它認為要想用一種科學的方式將社會世界類型化是不可能的。社會學家必須以與行動者的做事方式完全相同的方式來解釋社會世界。
在社會學理論體系中，互動理論構成了日常生活理論的核心。日常生活理論關注日常生活以及看似世俗的活動，如個人的想法與動機、兩人或多人的互動以及從互動中衍生出來的小團體。顯然，旅游起源于日常生活，不管是出于對日常生活的一種逃避，還是對外部世界的主動探索，對旅游這種行為動因與特點的解釋更主要依賴于互動理論。從某種意義上說，旅游行為的特殊性也賦予了這些理論在旅游研究中的特殊地位，為解釋旅游行為提供了理想的視角，并展示出旅游研究無窮的魅力。目前在旅游體驗研究方面，學者們已經開始借助于現象學、符號學和常人方法論等為指導。其中，現象學作為研究人的意識或體驗的一種基本方法，對于旅游體驗研究具有方法論意義。謝彥君借用現象學的視角對旅游體驗已經進行了初步的探索；符號學理論在解釋旅游行為、旅游規劃、旅游營銷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在對旅游者角色研究中主要依賴于角色理論和認同理論；如果把旅游看成是一場演出的話，那么擬劇理論將成為一個核心指導。以擬劇理論為基礎，借用其“前臺”與“后臺”等范疇，既可以描述旅游行為，也能夠來解釋旅游吸引物系統的“舞 臺性”與“真實性”。
3．6 結構理論
結構理論的核心觀點認為人的行為和思想是由社會結構決定的，因此，結構主義者努力探究制約和決定人們的行動和思想的基本社會結構，進而解釋社會。結構主義源遠流長，早期的社會學理論大師，如馬克思、圖爾干、齊美爾等，對結構主義的興起都有所貢獻。在后來的發展過程中，由于社會理論家不能在最基本的概念――社會結構――取得一致，加上每個理論家對早期理論傳統的吸收與挑戰有所不同，于是出現了各種不同的“結構”理論，其中有較大影響力的主要包括索緒爾和羅曼雅各布森的語言學、萊維―斯特勞斯的人類學、吉登斯的結構論、布迪厄的生成結構主義等。
目前在旅游研究中，結構主義主要是與上述的功能主義、進化理論相結合，來研究旅游系統方面的問題。申葆嘉認為，旅游現象具有雙重結構：經濟外殼與文化內涵，這是對旅游現象的一種基本認識。如果深入分析，在旅游內涵方面，是否還存在一個更深層的文化結構?此外，在對旅游動機與旅游社會影響研究中，結構主義也將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目前這方面的研究還較少。鑒于結構主義在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等方面所具有的方法論意義，可以預見的是，在旅游社會學、旅游人類學研究中，結構主義將是一個主要的范式，有著廣泛的應用前景。
3．7 批判理論
早期的社會學家幾乎都受到過“啟蒙運動”的影響，認為社會是不斷進步的，科學可以促進人類社會步入現代化。隨著社會的發展，社會學家對“現代性”產生了質疑，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的批判理論對此進行了深刻反思并展開各種形式的批判。大多數具有批判傳統的理論家用否定的觀點來看近代工業資本主義，甚至假設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后現代，來闡述自己的理論觀點。幾乎所有的批判理論家都藐視基于啟蒙運動的樂觀主義，他們不再迷信科學能構建更好的社會，認為科學是在現代社會或后現代社會引發問題的原因，而不是問題答案的一部分。
批判理論在旅游研究中的應用主要體現在后現代主義思潮對旅游研究的影響。目前后現代主義主要適用于旅游體驗研究、旅游本真性研究、旅游全球化問題、旅游引發的文化趨同和多樣性等方面。受后現代主義的啟發和影響，在這些研究中，充滿了對大眾旅游時代旅游發展的種種質疑，學者們開始對麥當勞式的標準化旅游方式進行批判，對旅游的本真性表示懷疑，對旅游的全球化問題進行反思，甚至提出借助于網絡等方式在家中獲得旅游體驗……顯然，后現代主義對旅游的影響還難以估計。
4 從社會學視角看旅游學方法論體系的構建
盡管上述對社會學理論在旅游研究中適用范圍問題的分析還有待于深入，但可以肯定的是，社會學理論幾乎涵蓋了旅游研究的方方面面，這意味著可以通過對社會學方法論的研究來構建旅游學方法論。
4．1 后實證主義方法論
在社會學理論中，功能主義、進化理論、沖突理論、交換理論等所包含的方法論取向是實證主義方法論。傳統的實證主義方法論是由孔德開創，并經過迪爾凱姆得以發展完善。他們把自然科學的客觀性原則移植到社會科學研究中，把社會現象中的主觀因素當作具有物質一樣的客觀因素來看待，大力提倡整體的、實證的方法。到了20世紀后期，隨著波普爾的證偽理論、科學哲學家庫恩的“科學革命論”和“范式理論”的出現，傳統的實證主義發生變革，逐漸進入了后實證主義階段。后實證主義承認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的本質區別，承認社會理論的歷史性、相對性，但又堅持實證哲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后實證主義堅持科學主義的知識觀，將人類知識區分為思辨哲學(形而上學)、經驗科學、常識(事實描述)3種類型，堅持實證研究的方法和原則。
目前，后實證主義方法論在旅游研究中占據主導地位。在這種方法論取向中，所有的旅游研究要遵循從經驗事實出發，而不是從概念出發的原則，所有結論的根據不是邏輯推論而是經驗事實。顯然，這種取向在旅游研究中歷史源遠流長。從國外旅游研究進展來看，經濟學最早介入旅游研究，并把旅游作為一種經濟活動加以研究的，而經濟學中主導的方法論就是實證主義。二戰之后，地理學、心理學等學科開始介入旅游研究，而到了20世紀60年代后隨著對旅游效應的出現，社會學、人類學、生態學等學科逐漸引入到旅游研究中來。顯然，在這些學科中，除社會學、人類學外，大都是以實證主義為主導的方法論，這必然導致旅游研究中呈現出明顯的實證主義傾向。在這種方法論基礎上，旅游學被視為是一門經驗科學，目前在旅游學術期刊上發表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以后實證主義為方法論基礎的。
4．2 新人文主義方法論
盡管社會學家們越來越多地借鑒和引進自然科學方法，體現出明顯的實證主義取向，但是在以“理解”為特征的人文科學的方法研究中仍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傳統人文主義是以韋伯、舒茨等人為代表的。他們主張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的本質區別不在于它的客觀性，而在于它的主觀性。尤其是在20世紀60年代以后，人們對19世紀興起的理性主義思潮產生懷疑，對社會研究中實證主義方法的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一些社會學家試圖從現象學、語言學、語義哲學等學科中尋求更有效的分析手段或思想方法。到了80年代后期，受當代哲學的解構主義、話語分析和后現代主義的影響，出現了被稱之為新人文主義的學派。這是一個正在形成中但尚未統一的一個學派，其共同點是反對實證主義的“本質”觀和“深層結構”觀。迄今為止，歷史方法、哲學方法及其他人文科學的方法，在洞察事物本質、理解人及其行為意義方面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研究手段。
從社會學理論在旅游研究中的適用范圍來看，互動理論的方法論基礎是以人文主義為取向的，在旅游研究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顯然，旅游是一種具有價值追求和意義追求的活動，旅游世界是一個充滿了意義和符號的世界，要研究旅游世界中人的行為，最基本的方法是通過體驗和移情等方式，來到達旅游者內心深處，才能深入地理解旅游行為。這種理解的方法是人文主義取向的，它不像實證主義那樣主張外部觀察來研究旅游行為，而是通過內部體驗、移情來研究旅游行為。目前，這種人文主義方法在旅游研究中已經越來越受到學者們的關注，并嘗試用來解釋旅游世界中紛繁復雜的現象，而且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4．3 后現代主義方法論
從批判理論在旅游研究中的適用范圍中能夠透視出旅游研究中存在著的后現代主義取向。后現代主義是20世紀80年代在文化、文學領域形成的一種哲學思潮，極大地影響了人文社會科學。后現代主義反對研究主體和客體之分，反對現代科學的時空觀，反對現存的以整體觀對時空、對歷史的認識，反對現代科學的真理觀，反對表象和本質二元論，強調差異性、獨特性，反對實體論，認為社會現實是虛構的，是因人而異的，與個人精神活動相聯系。
顯然，在旅游研究中需要一種后現代主義精神，這種精神將給旅游研究帶來活力和創造力。在旅游研究中強調個體的認識論，強調主觀性，強調研究方法的多元性，主張相對主義和本土論，強調各民族和文化的差異性，這將有助于旅游研究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目前在旅游研究者的潛意識中似乎也存在著一種后現代主義傾向，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放棄了旅游經濟論、旅游文化論的爭執，對旅游本質存而不論，強調旅游研究方法的多樣性，等等。
[關鍵詞]建構主義方法論；方法；合法性；旅游世界本質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2-5006（2015）07-0100-08
Doi： 10.3 969/j.issn.1002-5006.2015.07.010
引言
隨著旅游的發展和旅游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旅游學者們開始對旅游學科的理論基礎進行反思和對旅游基礎知識進行儲備，其中，包括倡導對旅游學科要持有一種“學科自覺”的態度[。
對旅游社會科學的基本研究范式和方法進行討論即是學科自覺的內容之一。“范式”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代表著研究者的基本理論框架或世界觀，它決定了研究者看待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角度、取向、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社會科學領域范式的存在，說明我們自覺或不自覺地總是處于某種范式的支配之下從事研究。如果不了解范式，即研究實踐的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的理論根基與前提條件，便無從理解知識是如何被創造的，也無法對既有的知識進行批判反思。
任何范式都存在局限性，范式的存在及其相對應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因此需要說明其合法性問題。所謂“合法性”，就是人類在理智地對研究方法的恰當性做出終極判斷后，由此獲得的法理性基礎。研究方法的合法性意味著人們具有基于理性反思基礎上的對某類方法的信任、信仰和偏好。方法的恰當與否要看它是否適合研究對象的性質，而研究對象的性質是什么，是一個充滿爭議的哲學問題。因此，什么樣的方法才是最適當的方法，實際上是由社會本體論衍生出來的方法論問題。方法的合法性問題是社會本體論與方法論的交結點。
旅游現象和旅游世界的性質決定了采用什么樣的研究方法是合適的。本文首先對旅游世界和旅游現象的本質，即研究對象的性質進行分析，然后通過對社會科學中兩種主要方法論體系的討論，提出建構主義方法論適用于旅游研究的合法性基礎。最后對與建構主義范式相對應的具體研究方法進行概括總結。
1 什么是旅游世界？再談旅游世界的本質
在西方哲學史中，對于世界本體論（ ontology）的認識，一直存在“實在論”（realism）和“觀念論”（idealism）兩種不同的看法。實在論主張外在的客體世界是獨立于人的意識而存在的；觀念論者則認為，實在并不是獨立于人的思想而存在的，知識的對象是思想主體的設置，人所認識的“實在”，必然已經通過思想、意志和行為的作用，是人類內在思維和外在事功的結果。德國哲學家李凱爾特（Henrich Rickert）從不同的科學門類出發，試圖提供一種普遍的認識論基礎，他區分了那些完全自行生長出來的、與價值無關的研究材料，稱之為自然。他提出了自然與文化的對立，以及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獨立的重要性，并由此分析自然科學概念形成的界限以及文化歷史概念形成的內在邏輯結構。總言之，區分一個實在客觀的自然世界與有價值判斷的意識世界和文化世界，也就是說，弄清楚歷史思維與自然科學思維之間的基本區別，從李凱爾特的觀點看，對于認識世界是極其重要的，也是理解各種專門的科學活動的基礎。
李凱爾特從康德哲學出發，把世界劃分為二，一個是現象世界，即外部客觀事物；另一個是意識世界。現象世界存在于時空之中，可以被經驗所體驗，并可以通過自然科學方法來認識。與此同時，意識世界則不存在于外部空間與時間中，它是不可被感觸的，但是我們又確確實實地體驗到什么是意識。比如，我們可以知道這里是一群人，而不是一群動物或石頭，所以，可以從這種經驗出發去理解意識究竟是什么。
康德和李凱爾特哲學關于世界的二元劃分對于理解旅游世界的本質具有啟示意義。旅游世界首先具有現象世界的特征，包括被旅游的各種“物”，即旅游景觀或旅游吸引物；但它更是一個意識世界，每個旅游者的體驗都是主觀化的、差異化的。旅游世界的這種雙重屬性也即意味著旅游現象中物與人、客觀與主觀、普遍性與個體性、理性與感性的邏輯統一。一方面，“物”的世界，即自然的世界，是具有普遍規律的。人類通過理性解放，獲得了對自然普遍規律的認識，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征服并改造自然，在旅游世界中的表現，比如人們對旅游資源開發規律的認識。另一方面，人在理性上的發展和對自然的改造并不能帶來人內心的真正解放，人總在不斷追求個體存在的意義，比如旅游者的體驗往往是主觀、感性、個體化的。這既是一種感性體驗，也突出了人的自由意志。海德格爾提出人作為存在者和存在的雙重性，指出“存在者的世界”是必然世界，人活在客觀的對象世界中，承受各種生存壓力；但人同時具有自由意志，在“存在的世界”中，人是自由而詩意的，這是一個理念世界。人們旅行的目的恰恰就是為了去找到高于存在者世界（日常生活世界）的關于“存在的理想世界”。楊振之認為“旅游的本質即是讓人詩意的棲居”，應該是在此意義上提出來的。
這里需要強調的是，不論是作為現象的旅游世界還是作為意識的旅游世界，兩者都可以不斷地被社會文化所建構。旅游中的“物”，與自然界中的“物”是存在區別的，它既是涂爾干所說的“客觀事實”，也是韋伯所強調的“主觀意義”。旅游世界中的旅游產品與其他零售商品不同的根本差別在于，消費者即游客，在看到產品之前，而不是在看到之時或看到之后，就必須根據理解的旅游產品信息作出購買決定。因此，旅游產品要從客觀的資源轉換為對游客具有吸引力的產品，就必須經歷一個符號建構的過程。麥肯奈爾將這一過程稱為景觀的神圣化過程，這事實上便是旅游吸引物的符號生產和社會建構過程。與此同時，在旅游體驗的建構過程中，旅游世界也同時體現了Berger所說的“主觀過程的客觀化”以及“通過客觀化過程而建構的互為主觀的世界”。旅游中的“物”并不是一個完全既定的、物質的、客觀的空間，而是流動的、可以被旅游者不斷建構的主觀意義和主觀體驗的空間，不同類型的游客對于同一事物的體驗是不同的。同時，旅游體驗在某種程度上也具有改造旅游世界的本體論意義，比如許多文學或影視旅游目的地正是因為一些著名的文學或影視作品而發展起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旅游世界的現實與客觀（自然）世界的現實有著本質區別：即旅游世界的現實是客觀與主觀的共同現實，是承載著主觀意義和符號意義的現實，具有多重語境的可建構性。
旅游世界的社會可建構性說明了旅游世界中的“物”并非純自然物，而是投射了人類某種價值與符號的文化物。某一類旅游資源若要轉換成被游客所接受的旅游吸引物，必須符合或反映游客和社會所追捧的價值。旅游吸引物也因此是隨著社會價值的改變而不斷變化的。李凱爾特也指出文化與自然的主要區別，恰恰就在于文化是永遠具有價值的，自然則與價值毫不相干。他強調價值凌駕于一切存在之上，它在主體和客體之外形成為一個獨立的王國。旅游世界，因此，即是一個具有價值建構和帶有主觀體驗的現象和意識的雙重世界。正是在現象與意識兩個維度上，旅游世界與日常世界區分開來：旅游世界包括區別于日常生活環境的旅游景觀（tourist landscape）（在后現論中，許多學者認為這種景觀與日常景觀相重疊，美感化的視覺體驗是后現代消費者體驗的重要特征）和非日常的體驗（ex-ordinary experience），這種體驗是日常生活時間和空間上的溢出，也是海德格爾講的關于“存在”的詩意的理念世界。
2 建構主義方法論及其運用于旅游研究的合法性基礎：基本觀點與哲學理論基礎
研究社會現實的價值和符號建構過程、強調人的主觀性和精神性、強調語言和話語作為社會行動的方式以及知識的社會互動與實踐是建構主義范式的主要特點。“建構主義”在英文中對應幾個不同的詞：constructvlsm.constructionism和construction。Constructivism相比后兩者有更廣泛的意義，指的是建構主義的思想，這一哲學思想古已有之，可追溯到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理論中，認為知識來自人類思維建構的觀念。隨著近代西方哲學中的認識論轉向和啟蒙運動，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建構主義這一名稱正式出現。Constructionism和construction是建構主義思想之下的一個研究范式，往往與social（社會）聯系在一起合用，即socialconstructionism/construction（社會建構主義/社會建構論，在翻譯中多數簡稱為建構主義）。這兩個概念事實上是當代建構主義的概念，指更狹義意義上的建構主義范式，它強調知識和現實建構中社會和主觀互動過程。本文所討論的即是狹義的當代建構主義。
當代建構主義學者分別從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面形成了不同于實證主義的理論。第一，本體論問題。社會現實是既定的、類似于自然界那樣獨立于人的客觀存在嗎？我們的知識只是對社會現實的反映，還是我們的知識在社會現實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第二，認識論問題。我們關于社會現實的認識，是對唯一的客觀現實的摹寫，因而是唯一的客觀真理，還是被我們建構出來的、并且以多元的方式被建構的？為什么對于同一個社會現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點？第三，方法論問題。如何去認識社會現實？采用什么方法才是適當的。如果社會現實是建構出來的，是否就應該去研究社會現實的建構過程，以及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建構社會現實的方法和程序？既然人們賦予其自身行動以及周圍環境以意義，從而建構社會現實，這是否意味著要達到對社會現實的理解，合法的方法應該是采用理解的方法去把握行動的意義？
基于以上與實證主義方法論討論的爭議，本文認為，建構主義方法論及其運用于旅游研究的合法性基礎主要基于以下兩點：（1）本體論上不能化簡人的主觀意識，把它轉化為客觀事實。建構主義方法論的其中一個理論來源即人文主義。人文主義者從本體論的角度批評了實證主義或客觀主義，他們指出，人文社會現象同自然現象之間的本質區別在于社會中活動著的是有意識、有目的和有感情的人，而自然現象則是無意識、無目的的。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現象，不論表面上多么科學，其實并沒有真正把握住社會現象本質的特征。正如恩格斯所說，在社會歷史領域進行活動的，全是有意識的，經過思考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如果說自然科學家所觀察的對象是沒有自我意識的物質現象和過程，那么，社會科學家所面對的則是完全復雜得多的現象。
旅游現象是社會現象的一種，其本質是由人和人的活動構成的。一方面，旅游現象有客觀的物質的一面，例如旅游資源、建筑物等。然而，所有這些物質方面均不是純粹的物理現象。他們同時也是符號，傳遞了某種意義和信息，而且被賦予某種目的，具有人為設計的功能和主觀賦予的意義。另一方面，旅游現象具有主觀的、精神的一面。人是萬物之靈，有情感、有自我意識和思維，能自我反思和預見未來，有主觀體驗和自由意志。人們的精神、觀念、信仰和意義，對社會現實具有建構性作用。把社會現實等同于自然界，則完全抹煞了意義在社會現實中的建構作用。因此，從建構主義的視角研究旅游現象就是要從人的角度出發，從文化的角度去理解、把握人的意圖和想法，才能真正解釋旅游現象。
（2）對科學主義立場與價值中立的討論。對實證主義者來說，科學就是要努力去獲取、預測和解釋有關外部世界（包括自然世界和社會世界）的知識。為此目的，人們建立理論、總結現象之間的“規律”，從而用于預見和解釋外部現象。知識的來源在于觀察，建立命題和理論的方式則是基于觀察和實驗的歸納。命題與理論形成后，又必須借助觀察和實驗加以客觀的檢驗。科學的目的不是進入由感覺經驗所顯示的現象的“背后”，不是去尋找不可觀察的性質、本質或機制。不能被感官經驗所觀察和檢驗的只能是形而上學的宗教，因而是非科學的，沒有意義的。
實證主義者們認為觀察是知識的基礎，并預先假定了存在著“中立觀察”或“理論中立觀察”，換句話說，觀察本身必須是純粹的，是摒除了個人和理論偏見的。但問題是，理論上所講的中立觀察和價值中立在現實中可能嗎？以庫恩為代表的科學哲學家們因而對此提出了批評，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他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科學本身并不像實證主義者所聲稱的那樣具有內在的邏輯性和嚴密性，事實上，自然科學知識既非絕對的也非完備的，它本身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者某種價值、信仰等的影響。科學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遵循著與一定生活方式相對應的規則，科學不存在于社會以外，不是超脫于社會利益之上的事業，而是遵循著一定社會規范與價值。因此，科學知識是相對的，對于同樣一個自然現實，科學家們往往會建構出不同版本的現實，某個科學家究竟相信哪一種版本，取決于他的社會化過程（科學訓練的圈子和過程）。
旅游現象是一個與特定地方、社會、空間相聯結的現象，因此，從建構主義的視角研究旅游現象，旅游領域的知識的有效性及其意義均是對其所在社會、文化背景而言的，不適合用作衡量其他文化的信仰和觀念的普遍標準，更不可看作是優于其他形式知識之上的東西。超越出了某個特定范圍，就無所謂對錯問題。在此意義上，知識是某個特定視角的產物，社會科學知識（包括旅游領域的知識）并不總是反映所謂的“客觀的真理”，而“認知也不再只是追求對客觀本體現實的再現，而是針對客觀現實，尋求合適的思考和行動的方式”。
3 建構主義范式的具體研究方法
由上論述可以看出，一方面，建構主義在本體論上強調行動者的主觀意義的建構作用，因此，建構主義學者提出一套去理解和把握行動的意義的方法，并且指出，這種方法才是適合于對人所構成的社會現實的研究。另一方面，建構主義強調知識的相對性，不同的人在建立知識的過程中，從不同的立場和世界觀出發，形成了對某個社會現實的不同的解讀、看法、觀點或理論。這種建構出來的知識，反過來對他們的行動產生影響，并借助人的行動在社會的建構過程中發生某種作用。前一類方法，本文認為可以概括為理解與釋義法，在操作層面的方法包括解釋學、扎根理論方法、現象學、常人方法論等，后一類方法則可以概括為表征研究法，包括符號學方法、話語分析法、定框（framing）分析法等。從旅游的實證研究看，以上方法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運用。比如扎根理論方法，目前已成為一種普遍流行的質性研究方法。而符號學方法，現象學方法、話語分析法也開始成為國內外旅游學者研究采納的方法，常常用來分析旅游目的地形象、旅游景觀的符號系統、旅游體驗等。由于本文著重的是方法論和方法本身的討論和介紹，加上篇幅限制，因此暫不對這些方法的實證研究做評述。
3.1理解與釋義方法
3.1.1解釋學方法
與客觀主義者把社會現象類比于自然現象相反，解釋學者把社會、歷史與文化現象當作文本，對歷史與文化現象的含義的解碼就如同對文本含義的解碼一樣。德國哲學家Schleiermacher被譽為西方“現代解釋學之父”，他是第一個把解釋學從語言學中抽出來而應用到歷史知識問題中的人。他區分了兩種釋義的方法：一種是語法釋義法，另一種是心理釋義法。語法釋義法是通過分析語言而對某個文本的意義進行解釋；心理釋義法則是揭示思想和意義是如何通過作者的生活經歷而表現出來的。換句話說，就是要揭示作者的“心路歷程”。因此，釋義方法意味著釋義者必須認同于作者或社會行動者，必須沉浸到當事人的身份中去。
同Schleiermacher一樣，Dilthey看重解釋學方法在人文科學中的作用。他認為，人文科學的任務是去理解而不是去做因果說明，這種理解才能把握社會事物和行動的意義。人的本質在于創造意義，人所創造的社會制度和實踐不過是人的主觀性的“對象化”或“客觀化”的結果，因而，只能由其他人通過理解來把握。人文知識的獲得只能通過解釋學過程“在想象中重建”他人的體驗，把我們沉浸在過去的時代從而理解過去的時代、過去的行動、事件和制造物的意義。
對于釋義解釋中可能受制于理解者個人局限的問題，另一德國哲學家Gadamer從哲學的角度予以回應。他認為，理解不僅僅是一種方法，而且是一種本體論。理解不可避免地會把我們自己的主觀經驗和認識、成見帶到理解中去，從而使我們對前人或他人的行動和文本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帶有相對的特征。但Gadamer認為這并不是理解的過錯，而是理解的條件。既然認識、成見是理解的前提，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克服這種成見，而在于通過與文本的對話溝通，也就是通過對話的辯證法達到與文本作者的“視界融合”。
Gadamer把解釋學提升到本體論和哲學的高度，法國思想家Ricoeur則把解釋學推廣運用于社會科學，使它成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他的根據是，人的行動同文本有共同之處，因此對人的行動的解釋應當采用解釋學方法。Ricoeur認為，話語或文本具有4個基本特征：第一，話語要成為研究對象，必須“客觀化”或凝固化；第二，行動和語言一樣可以“獨立化”，正如一個文本可以從作者那里脫離出來成為一個分離的實體，一個行動也可以從行動者那里分離出來，成為一種分離實體；第三，文本的意義可以大于作者所意圖表達的意義，行動的重要性也可以超出最初行動產生的情形下所賦予的重要性；第四，正如文本是“開放性作品”一樣，面向無數潛在的讀者（正如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行動也同樣是開放的，可以面向任何愿意“解讀”它的人。
文本的4個基本特征，人的行動也全部具有，因此，人的行動可以當作文本。而解釋學也因此從對文本的理解擴展到對行動的理解，以及對社會現象的理解。隨著研究不斷深入，解釋學方法被不少人文、社會科學家看成是適合于歷史、文化和社會生活性質的獨特而又有效的研究方法。按照這個方法，對歷史、文化和人的行動以及創造物的研究就是去發現或發掘它們的含義，因為所有這些均是人深層的精神或主觀性的表現。
3.1.2符號互動論與扎根理論方法
符號互動論理論是由Blumer在Mead的思想基礎上發展起來的，Blumer不滿于實證主義方法論，以及社會學研究中的先人為主的學風，主張研究者必須沉浸到他所要研究的生活領域當中去，從行動者的角度和觀點去把握和分析，因為在社會過程中，個人總在不斷地對事物和周圍的環境做出自己的理解，賦予其某種意義，從而建構他們的行動。只有在這種經驗觀察的基礎上，我們才能了解社會、世界的真實圖畫，克服那種從研究者先人為主的成見出發，借用社會調查法，用材料來迎合自己的假說，從而歪曲現實。
符號互動論的方法因此是從社會本體的特殊性角度出發，從研究對象的角度出發，使研究者參與到其所研究對象的生活中去，把握行動者的主觀主義以及其對自身行動和周圍環境的解釋，因此，所主張的也是韋伯所提倡的主觀理解主義方法。在自然環境中參與觀察研究便成為一種主要的研究手段，這種方法同客觀主義的“旁觀”立場形成了風格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
受到符號互動論的影響，學者Glaser與Strauss創立了扎根理論方法。該方法是目前較流行的一種質性研究方法，主要是通過目的抽樣的方式來選擇訪談對象，通過訪談來收集有關某種與主觀意義有關的現象的資料，然后通過三級編碼而逐步形成理論的方法。
3.1.3現象學與常人方法論
現象學作為一種思潮，包括不同流派，如先驗現象學、經驗現象學、存在現象學和解釋學的現象學，心理學的現象學以及社會現象學。這里只簡單介紹一下社會現象學的研究方法。
社會現象學是美國哲學家社會學家Schutz創立的，是對Husserl的先驗想象學的批判和改造，也是韋伯的理解社會學的產物。社會現象學反對使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定量的方法和因果方法來研究社會現象。Schutz認為，社會生活的本質在于意義，社會是由社會成員在日常生活中以日常的、自然的態度構造或不斷地再生產的，因此社會科學的任務就是去把握社會成員如何在生活世界中來構造社會現實。Schutz不主張韋伯所說的個人所賦予的意義，而是強調意義的主觀間性，即主體之間的分享性。也就是說，人們在解釋生活、賦予事物以意義時，總是以這種主體間共同分享的“知識儲備”為基礎的，社會科學的任務是對社會成員、對日常世界的自然態度和解釋的再解釋，是對社會成員的常識構建的再構建，用Giddens的話來說就是“雙重解釋學”。
Schutz提出的方法論原則被Garfinkel進一步改進，并操作化、具體化，他提出了常人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的方法，分析社會現實的建構過程的基礎，成為對日常生活和微觀層次進行分析的技術手段。常人方法論提倡研究日常生活中人們用來建構社會現實的方法和緘默的知識。例如，常人方法論者分析社會成員在某種特定情境下如何進行“說明”（account）。常人方法論者還常常觀察人們在緘默的規則和司空見慣的習慣被打破以后的反應，從而揭示這些隱藏在社會生活中的人們用來建構社會現實的方法。
3.2表征研究法
理解與釋義方法側重對主觀意義在社會現實中的建構作用的研究，表征研究法則側重社會現實的各種呈現方式，從而揭示社會現實的建構過程。表征研究法沿用了康德哲學的假定，任何社會現實都必須呈現出來，而呈現出來的現實不等于“本來的”現實。事實上，我們所知道的只能是呈現出來的現實，而“本來的”現實或許是永遠不可知的（彼岸世界）。但問題在于，現實的“呈現”有多種方式，在不同的人那里，現實會以不同的方式呈現。同樣一個自然界，在生物學家、地理學家和文學家那里所呈現的內容是不同的。更重要的是，人們在以各種方式（文字、圖片、新聞報道、小說、藝術、學說、理論流派等）“再現”這個現實時，是存在各種取舍的，決定這種取舍的是他們背后的世界觀、價值、信念和信仰。既然現實只能以呈現的方式而存在，而現實的呈現有各種不同的方式，因此，社會現實以多元的方式而被建構。表征研究法就是把現實的各種呈現或再現當作研究的對象，揭示社會現實如何通過其再現過程而被建構。開創了表征研究法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英國社會學家。他認為，文化就是表征，人們創造文化，就是在建構現實。因此，文化研究就是對各種表征進行分析。
3.2.1符號學方法
符號學（ semiotics）是由瑞士語言學家de Saussure所創立的。他把符號區分為能指（一個東西、詞或圖片）和所指（所代表的含義或思維中的印象）。例如，“狗”這個字形和發聲是能指，而我們大腦中出現的一個動物形象就是所指。符號就是能指和所指之間的聯系或關系。有些能指與所指的關系是非常明顯的，如圖片。但在有些符號中，能指與所指的關系是比較隱晦的。20世紀60年代以后，由de Saussure所創立的語言符號學被擴展運用到文化符號學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是法國的Barthes。他揭示了符號的層次性。例如，“玫瑰花”（詞語）是第一層次的符號（詞語是能指，花的形象是所指），這個層次的符號又可以成為更高層次的能指，其所指是愛情。Barthes用“神話”一詞來描述符號的層次性。所謂神話，就是把第一層次符號與第二層次所指之間的關聯自然而然化的過程。這個關聯具有任意性，但卻顯得自然而然。把符號中能指與所指的關聯的任意性變成自然性，正是一種社會建構過程。符號的建構性為權力和意識形態介入對社會世界的塑造提供了武器。例如，在圖片表征中，人們可以通過精心選擇各種圖像元素來表達權力精英所希望表達的所指，從而美化精英群體或由精英群體所管治的世界，符號學研究就是要揭示各種由權力和意識形態所支配的神話制造過程和制造方法。
3.2.2話語分析法
話語（ discourse）是一個人文社會科學概念，指某種體系化的論述與語言，如科學話語、醫學話語、旅游話語等。Foucault認為，話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不僅僅是對外部世界的描述，而且是一種社會權力現象。旅游中的話語常被認為包括圖片、文本、音像、口頭語言等，通常以旅游宣傳冊與宣傳片、旅游廣告、游記、大眾媒體、旅游地圖、解說、標示、旅游博客等。話語分析法即是對文本內容的分析，包括寫作文本、口頭交談和媒體傳播文本（廣告、攝影圖片等）。話語分析的研究內容很多，社會科學者往往側重研究話語與語境的關系、話語與權力的關系、話語與互動的關系、話語與認知的關系等。從話語分析的立場來看，社會現實是通過話語而呈現、表征或建構，而話語的建構則受到許多社會和個人因素的影響，包括權力、意識形態、文化傳統、個人記憶等。話語分析就是揭示人們如何通過建構話語這個符號現實，進而分析社會現實在話語中的呈現方式或建構過程。
3.2.3框架分析法
框架分析法（frame analysis）是由社會學家Goffman于1974年創立的，這一方法通過歸納尋找文本中持續出現的主題，從而找到存在于文本中的框架（frame）。傳播者或寫作者有意或無意地借助某種框架，從而來建構某種觀點或現實，引導讀者從某種特定的方式來感知現實。它使多元的現實的某個方面比其他方面變得更引人注目，從而夸大某些方面，貶低其他方面。框架因此成為人們借助話語而建構社會現實的一種隱蔽的力量。而框架分析法就是要揭示出話語是如何通過框架來建構社會現實的一種方法。框架分析法在傳播學、新聞學、政治學、社會運動研究等多學科領域得到普遍運用。在旅游研究中，也可以運用這一方法進行分析，例如，旅游廣告背后就有一個框架，它是否與潛在的游客的訴求（框架）取得一致（即框架整合），決定了游客的潛在旅游動機是否可以被調動起來。
4 結束語
黃光國先生曾指出，科學哲學是西方文化的精華，是它們建構知識的基礎。筆者認為，旅游研究屬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范疇。在所有的科學研究中，需要對科學的基礎以及方法論進行根本的討論，才能說明人類認識我們生活的世界（包括旅游世界）的內在邏輯和演進過程。西方的旅游研究經歷了不同的階段，不同時期學者關注的研究主題和研究范式不同。無論是Jafari所講的建立以知識為基礎的平臺，還是Airey所總結的旅游研究從產業研究轉向“社會科學”的成熟階段（mature stage），可以看到，旅游課題、理論和方法論在近些年都在不斷豐富和深入。
旅游世界是一個現象與意識的雙重世界，是一個客觀的物質存在，也是一個主觀體驗的意義世界。兩者都可以被社會所建構。從建構主義視角研究旅游，擴充了旅游是什么和旅游做什么的理解，也因此從理論基礎和概念框架上擴大了旅游的研究范圍。
從方法論的角度，采用建構主義方法可以作為傳統實證研究因果分析的補充，尋求更有效的解釋。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提出在解釋社會現象或行動時有兩個標準，一個是“因果層次上的充分”（adequacy on the level of cause），另一個是“意義層次上的充分”（adequacy on the level of meaning）。前者是指，事件序列存在著一種總是以相同方式出現的概率（可以通過統計體現）；而后者是指我們對行動的意義、目的和動機的理解和解釋。韋伯認為，“意義層次上的充分”和“因果層次上的充分”是互補的，缺一不可。只有意義上的充分而沒有原因上的充分，理解就顯得缺乏普遍性；只有原因上的充分而沒有意義上的充分，對重復出現的社會現象或行動的理解就流于膚淺，比如：僅有一堆旅游統計數字，而不理解旅游的動機。
關鍵詞:WSR系統方法論;寧強縣;可持續發展;旅游開發
中圖分類號:F592.7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27-0147-03
一、WSR系統方法論及其原理
WSR是中國著名系統科學專家顧基發教授和朱志昌博士于1994年在英國Hull大學提出的。WSR(物理一事理一人理,Wuli-Shili-Renli)既是一種系統方法論,又是一種解決復雜問題的工具[1]。由于其觀察和分析問題體現其獨特性,并具有中國傳統的哲學思辨特征,國外學者把它與林斯頓(H.A.Linstone)的TOP(技術一組織一人事觀,technical perspective,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personalperspec-tive)理論、弗洛德(R.L.Flood)與杰克遜(M.c.Jackson)的TSI(整體干預理論,Total System Intervention)理論等一起列為整合系統方法淪一類[2]。WSR作為一種思路,其核心是在處理復雜問題時既要考慮對象的物的方面(物理,W),又要考慮這些物如何更好地被運用的事的方面(事理,S),最后,由于認識問題、處理問題和實施管理決策都離不開人的方面(人理,R),把W-S-R作為一個系統,達到知物理、明事理、通人理,從而系統、完整、分層次地來對復雜問題進行研究。
“物理”是是指涉及某項系統項目、問題處理過程中人們面對的客觀存在,是物質運動的規律和法則。物理包括物質環境以及結構組織。研究物理時著重于調查、分析,并得到客觀物質世界的知識。例如:自然資源、物理環境、氣候、人口、交通和通訊設施、可能的投資以及在不同層次和地區的正式組織的結構等等。“事理”指涉及某項系統項目、問題處理過程中人們面對的客觀存在及其規律時介入的機理。這種定義體現在一種人一個界面。研究事理主要是理解和觀察世界怎樣被建模和管理的。它包括對一個特定的系統創造或選擇最合適的定義和模型,以表明系統可以被有效地、高效率地管理,并因此改善所涉及的環境。建模的過程中包含人的主觀性,它與人的認知能力、經驗、偏好、動機、所受的訓練和背景等有關,但最終目的是要得到該事物的客觀的、合理的機理模型。“人理”是指涉及某項系統項目、問題處理過程中所有的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復化過程,通過研究和理順這個關系,促進人們按照可接受的事理去實現項目、問題的預定目標[3]。人理所涵蓋的需要處理的系統項目中利益關系的團體包括顧客、領導者、組織者、專家、實際擁有者、使用者、操作者、受益者、受害者等等。研究人理應集中在顯示并處理那些遲早會影響系統項目的有利的或阻礙其發展的因素。鑒于WSR的主要思想是物、事、人構成一個完整的系統,因此,我們在處理其中的某一方面的問題時應該采取系統的觀點。
WSR系統方法論一般工作過程可理解為七步:理解意圖,制定目標,調查分析,構造策略,選擇方案,協調關系,實現構想。以上七步共同構造了WSR系統方法論的工作過程的一個演化(見圖1)。這些步驟不一定嚴格按照圖1中所描述的順時針順序,但協調關系始終貫穿于整個過程。
二、寧強縣旅游業概況
1.旅游資源賦存。寧強縣為漢水發源地。全縣北依秦嶺,南枕巴山,南北氣候交匯,地形差異較大。縣內旅游資源十分豐富,大致可分三個類型。一是自然景觀神奇獨特。寧強縣山地河谷交錯,植被分布復雜多變,自然風光獨特秀麗,古時即有“武安八景”之說。大安鎮天然溶洞洞內有洞,洞連洞,洞套洞,洞洞相連,奇險莫測;清代著名學者魏源曾以“天下洞壑之奇,莫過于此”稱頌陽平關龍門三洞;寬川泛珠龍泉,清澈見底,冬暖夏涼;長江最大的支流漢江發源地潘家山,雄偉壯觀,溪流潺潺;巴山天然野生杜鵑近千畝,紅如霞,艷似火,與落日、殘陽交相輝映。二是歷史文化積淀厚重。寧強是一座悠久的歷史古城,歷史遺跡眾多。有蜀道第一險的金牛峽,峽內歷代摩崖石刻,均保存完好;烈金壩漢江古源的禹碑,傳說為大禹治水真跡,陜西《金石志》亦有記載;陽平關西行3公里的擂鼓臺,是建于唐初的我國第一個中央直轄縣三泉縣遺址;禹王廟遺存的禹官古桂,至今已有580多年的歷史,金秋花發,十里飄香;三是人工開發資源雄奇瑰瑋。五丁關飛播林區萬畝油松已蔚然成林,碧波萬傾;國有紅石梁保護林區,飛播林、人工林7萬畝,群峰林海一望無際,位于三省交界處的白龍湖庫區,庫容22億立方米,湖面占地近80平方公里,湖面碧波蕩漾,絢麗壯美;省屬二郎壩水利發電公司天生橋庫區,庫容8萬立方米,古狹湖深,奇蜂翠障,扁舟游艇蕩漾于山灣水港之間,鹿鳴鳥翔與松濤林海之中,成為一新的游覽勝地;大安鎮的臥云山莊環境優雅,住宿、餐飲、娛樂一應俱全。如此豐富的歷史文化和自然生態資源為全縣旅游業的發展創造了優越的條件。
2.交通區位條件。陜西在全國的地理位置居中,被稱為“中國的西部,西部的東部”,中國的大地原點就在陜西涇陽縣。中國鐵路大動脈隴海線橫穿中部,是“新亞歐大陸橋”亞洲段的中心和進入中國大西北的“門戶”,包括鐵路、西渝鐵路貫穿西北,連通中國西北、華中和西南,具有承東啟西、聯結南北的區位之便。省會西安是重要的交通樞紐,戰略地位非常重要。
寧強縣位于陜西省西南,陜甘川三省交界處,與兩省八縣相毗鄰,自古為秦蜀要沖,以道路險峻而著稱,擁有南北兩方旅游資源。解放前僅有川陜公路過境。建國以來五十余年的建設,寶成、陽安鐵路縱橫縣境,交匯于陽平關,縣內經過6個鄉鎮,設站8個,總長90.8公里。108國道貫穿縣境71.5公里,省道27公里;西漢高速公路縱貫本縣南部地區,經過縣內6個鄉鎮,境內設出入口三處,向北四小時可達西安,向南四小時可抵成都,向東一小時可到漢中。有十余條地方公路溝通了縣際和省際,形成了四通八達的交通運輸網絡。
3.旅游業發展現狀。初步開發了漢江源頭、大安溶洞群、牢固關森林公園、天湖等具有獨特品位的旅游景區。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接待旅客人數和旅游收入逐步增長,為寧強縣的社會經濟建設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2000年,游客達到5.8萬人次,旅游經濟收入62.6萬元,旅游從業人員158人;2001年,游客達到7.4萬人次,旅游經濟收入76.3萬元,旅游從業人員179人;2002年,游客達到8.77萬人次,旅游經濟收入94.5萬元,旅游從業人員223人;2003年,游客達到9.8萬人次,旅游經濟收入1 176萬元。目前寧強縣旅游業發展勢頭良好,漸成規模,前景看好[4]。
三、寧強縣旅游可持續發展WSR結構系統機理研究
根據WSR系統方法論,物理―事理―人理三方面是構成一個完整WSR系統的基礎,而有機地協調物、事、人之間的關系,充分地發揮系統各部件的作用,才能實現和完成系統的預定發展目標。故分別圍繞這三個層面形成的七個工作步驟是促使WSR系統從構想轉變為現實的根本途徑。為此,筆者根據寧強縣的實際情況分別制定了與之對應的WSR三維分析模型和運作模式以指導其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
1.寧強縣旅游可持續發展的WSR三維分析模型。顯而易見的是,作為寧強縣旅游發展基礎的旅游資源體系、綜合其區域條件而確定的各級市場體系等就是WSR系統中的物理,而如何把寧強縣旅游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創造其縣域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打造陜南地區旅游市場的核心競爭力,就是事理。在寧強縣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實施過程中,事理最主要體現在對其旅游發展戰略的制定、旅游形象策劃、旅游產品規劃等等諸多方面。而考慮到對物理、事理的理解和實施都離不開人以及人際關系的協調,這就是人理。人理主要考慮到人的因素,研究人理既要能匯聚各個方面的智慧還要照顧到各方關系的協調,同時突出強調人理是以物理與事理為基礎。筆者根據寧強縣發展旅游業在物理、事理和人理三個方面所體現出來的各種因素提出了其旅游可持續發展的WSR三維分析模型。
2.寧強縣旅游可持續發展WSR結構系統運作模式。基于這種認識,筆者提出了一個基于WSR系統方法論的寧強縣旅游可持續發展的運作模式。在該模式中,按照WSR系統方法論的工作過程,結合寧強縣旅游業的特點,將其旅游發展劃分為六個階段進行。這六個階段環環相扣、彼此聯系,從物理、事理和人理三個方面系統詮釋了寧強縣旅游業實現高效能的跨越式可持續發展的全過程。在這個運作模式的實現流程中,尤其強調人理的核心統籌作用。
四、寧強縣旅游可持續發展WSR結構系統開發
寧強縣旅游可持續發展WSR結構系統要從物理、事理和人理三個方面進行開發規劃。
1.物理方面,首先要對縣域內的旅游資源進行系統調查和科學評價。由寧強縣旅游文化局提供的寧強縣旅游資源基本類型及比例構成,就基本類型而言,寧強以山地、水體和生物景觀最為豐富,其次為旅游商品、建筑與設施、遺址遺跡、人文活動景觀、地文景觀和天象與氣候景觀。筆者認為,寧強縣旅游資源主要呈現以下幾個特征:(1)以山、水、林、洞和珍稀動植物為主體,以真、樸、雄、秀、奇為特色的自然類旅游資源優勢較突出;(2)人文旅游資源中以青木川古鎮、金牛古道、三泉縣遺址、子龍山等為代表的歷史遺跡,以及具有秦、巴風情混合交融特色的陜南民俗和羌人文化遺存為主體[5];(3)從總體來看,旅游資源各要素間的組合性較合理,自然人文資源相得益彰,具有一定的組合優勢;(4)在較大區域范圍內,寧強縣秦巴山地景觀與周邊地區具有一定的同構性,需要通過加強旅游資源各要素間的有機整合,強化自身特色,以在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區域旅游發展格局中謀取一席之地。就寧強縣的旅游市場構成來看,其一級市場為寧強本地及近距離周邊區縣市工薪階層客源市場,主要包括廣元、漢中城市客源市場以及由漢中到九寨溝的過境旅游市場;其二級市場為安康、西安、寶雞、天水、成都等中距離城市客源市場,以及川、陜過境旅游市場和漢水沿岸城市客源市場。這兩級旅游市場的確定為寧強旅游業針對性發展提供了有效依據。
2.事理方面,筆者結合寧強縣的實際狀況,提出了其旅游發展的戰略選擇,即政府主導戰略、精品帶動戰略、形象營銷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生態旅游發展戰略、依附借勢發展戰略和大整合發展戰略。而筆者將寧強的旅游形象定位為“漢水源,華夏情”,這是由于寧強是長江最大支流――漢江的發源地,利用這一資源構筑漢文化與漢源的內在聯系,是寧強旅游形象定位的重要出發點。綜合考慮景區文化內涵挖掘、可進入性、資源組合開發等因素,寧強旅游總體布局可概述為“123”,具體含義為:“1”―― 一個旅游中心和一個旅游副中心;“2”――兩條旅游發展主軸線和兩條旅游發展次軸線;“3”――三大旅游片區。一個旅游中心:把寧強縣城建設成為寧強旅游一級接待及集散中心;一個旅游副中心:把青木川古鎮建成寧強旅游的二級接待及服務中心。兩條旅游發展主軸線:漢中―九寨溝陸路寧強段(即大安―陽安關―廣坪―青木川一線)和108國道、西漢高速公路寧強段(即黃壩驛―寧強縣城―胡家壩一線);兩條旅游發展次軸線:指寧強縣城―舒家壩―陽平關一線和寧強縣城―滴水鋪―烈金壩一線;三大旅游片區:新漢源旅游片區、大安旅游片區和青木川旅游片區。寧強旅游產品開發應突出漢源文化主題,深度挖掘漢源文化內涵,以漢水源頭原生態自然和人文景觀開發為主體,以漢文化之根作為主題延伸,把天然、真實、古樸、溯源和尋根作為核心開發理念。根據這一主題,以漢源生態文化開發為核心,大力開發漢源原生態觀光度假類旅游產品,同時開發漢源原生態民俗風情體驗類旅游產品為補充。在旅游項目的開發上,筆者認為,應圍繞寧強縣城玉帶河及沿岸景觀、東山觀、新漢源景區、牢固關森林公園、九臺觀景區、天湖景區、青木川古鎮景區、青木川自然保護區、白龍湖景區、嘉陵江第一灣景區、古漢源景區、大魚洞景區、五丁關景區、泛珠泉景區、祥龍洞景區、子龍山景區等以及古三泉景區等進行建設和基礎配套設施的設置。
3.人理方面,主要是通過建立“寧強縣旅游產業領導小組”來協調各方關系和均衡政府、旅游企事業單位和旅游地居民的利益,統籌管理全縣旅游產業的可持續發展。該小組將整合全縣力量,形成全縣旅游業的發展合力。該小組以縣委書記和分管縣長為正、副組長,整合發改委、財政、城建、交通、水電、農業、林業、園林、國土、文化教育、民族宗教、工商、物價等相關政府職能部門的力量,協調旅游部門與政府其他部門的關系,組織并審查旅游發展規劃,對全縣旅游開發實行統一規劃、統一監督開發和管理。領導小組是按照符合市場經濟的原則組建而成,接受旅游局的監督和管理,并幫助具體實施旅游局的部分行業管理,負有組織、管理企業經營,協調有關各方統一行動的責任和義務。
內容提要: 法律方法論是法學的綜合性學科，即各個分支學科都要涉及方法論的問題。由于法律方法論中的方法也是借助其他學科的方法，因而這一學科與哲學、邏輯學、修辭學、語言學、解釋學等有著密切的聯系。對于法律方法論近年進行了認真的研究，但還是存在著很多的問題，不注意讀者及“市場”需求、不注意研究的背景、沒有問題意識以及不注意經驗與技術的結合研究，這些弊端已經顯現出來。法律方法論不是純粹的理論，我們應該結合中國的問題意識展開研究。
法律方法論是對法律如何被運用的一系列解釋、論證和推理的技術、技巧、規則、程序、原則的系統思考。從法學家的愿望以及研究所展現的成果來看，一般都認為法律方法論的專業性很強，似乎描述的都是職業法律人才能看懂的東西。但實際上因為法律的運用和人們的日常生活聯系太緊了，從而使法律方法論成了人人都可能做出貢獻的學科。不管對該學科有沒有研究，都可以憑著感覺說這一學科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似乎對法律方法的評說無須論證。論說許多的批評是學科發展的動力，但零星的說狠話式的批評多少傷害了研究者的“自尊心”。一些憤青怒吼的無用論、廢話論肯定是建立在沒有仔細研究的基礎上的。因為，如果仔細研究的話，會指出法律方法論的研究存在著什么樣的問題，而不會是沒有任何鋪墊的全面否定。在很多法律方法的研究者看來，這一學科也許是法學各學科中最細膩的學科，如果沒有經過專門系統細致的研究，很難對學科是否完善評頭論足，雖然這并不影響在諸多判斷上發表“高見”。長期以來，其他學科的發展似乎很少能干擾法律方法論學科的孤寂性，學者們基本都是在圍繞著法律規則展開自己的言說。然而最近有一些學者看到，近百年來法學的發展已經沖出傳統法學的封閉狀態，進入了和其他學科相互交融發展的時代。
在交叉學科的研究中，有些人特別是一些所謂的專業法律人士更愿意把法律應用技術化，這就走向了極端；還有一些學者更愿意把相當狹窄且技術性的法律問題當成廣泛社會問題的縮影。如從反壟斷案件中提出政治自由問題；在合同法中提出人的自主性問題，即在技術性的法律方法中融進了很多的政治理論和社會學理論。有些人甚至提出“形式服從效果”的口號，搞所謂的結果決定論。實際上，這種觀察問題的方法屬于本質決定論，有違法治的基本原則。如果處理不當，就會形成專斷的理論基礎。對此實用主義法學者波斯納說：“這種廣義理解反映出興趣的拓展，而這恰恰是法律學術的特點。”[1]我們注意到法律方法論有兩個方面的進路：一是根據規范的邏輯分析；二是在邏輯分析中的修辭論證。法律的邏輯運用一直支撐著法治在部分領域的實現，起碼使人們的理解活動逐步接近法治。但由于西方近代的法治實踐，出現過度依賴邏輯的問題，誤導很多人的思想，他們把法律直接當成邏輯，因而霍姆斯提出法律的生命不是邏輯的命題。自此以后，法學之術在于論辯的主張甚囂塵上。傳統的修學理論雖然沒有得到發展，但實踐和理論中卻出現了修辭的濫用。人們注意到論辯少不了修辭，但修辭卻具有兩面性。對同一個行為既可以說成是謙虛，也可以說成是虛偽(還有魯莽與勇敢、老實與窩囊、粗魯與豪爽、傲慢與自信、聰明與狡猾、慷慨與揮霍等等) 。修辭的不確定性及其變幻使得修辭方法聲名狼藉，因而借用修辭進行論證的法律方法論在其不成熟的時候就呈現出危機。人們討厭法律人的善辯，認為沒有他們世界可能更太平一些。這就提醒我們必須防止過度修辭。修辭論證實際上應該有道德因素、政治因素、審美因素，但更應該看到它并不是隨心所欲的工具。法律中的修辭應該與法律方法論的使用結合起來，過多的修辭可能會使人無所適從。我們必須注意到，法律論證的方法如果離開邏輯的約束就可能是隨心所欲的。在堅持邏輯規則及其相應法律規范的同時，修辭學中強調的“修辭修其誠”還是值得提倡的，雖然在完全的意義上這是做不到的，因為情緒與價值、利益與情景、前見與當下都會影響我們的思考。方法論在很多情況下只是人們思維的路徑，而不是思維的全部(對修辭的一些認識得益于高萬云教授在山東大學威海分校法學院瑪珈山法律方法論壇(第64期)上的演講。高萬云教授認為，人們不可能完全誠實修辭，但我認為這恰恰是倡導“修辭立其誠”的原因之所在。如果都誠實地進行修辭，講究這一原則的意義就會失去。)。法律方法論與邏輯學是血緣關系，而與修辭學(語言學)之間的關系是一種親緣關系。雖然法律方法論離不開這兩個方面，但是這兩個方面對法律方法論的影響卻都不是系統的，只是以一些零散的觀點影響法律方法論的研究。法律方法的研習不僅要修煉善于言辭，更主要的是要長于邏輯，提升簡化復雜事物與行為的思維能力。除此之外，我們還應該注意如下問題：
一、法律方法論研究成果的“市場”問題
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似乎不用關注市場需求的問題。這倒不是因為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屬于暢銷品，而是說這些研究成果從來沒有真正進入過“市場”。一部分學者除了迎合政黨、政府的宣傳要求外，還關心研究成果是否被政府采納。當然還有一些學者的研究似乎是為學術而學術，把研究成果當成小圈子里自我欣賞、陶醉和完善自我的過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買家”的單一性，以及研究方式的自言自語使得研究者很少關心市場需求以及讀者的忍受力問題。現在，多數的研究者也許最為關心的是發表刊物的級別，轉載率、引用率，以及在評職稱評獎項的時候能否用得上。而這些東西有都與個人的待遇、學校和研究機構的評價緊密聯系，思想的創新與文化的發展被丟到了一邊。于是，社會科學的所謂科研成果竟成了自我完善、同行欣賞或批判的對象。人文學科如果是這種情況還是有情可原的，畢竟他們擔負的是文化積淀與傳承的任務。但是像法學這樣的實用性學科也都成了這個樣子，就不能不讓人感覺到悲哀。法學研究尤其是法律方法論的研究，不能為迎合某種宣傳的需要或者把寶押在被領導采納上，如果是那樣的話研究的成功概率太小。我們不能僅僅把研究的定位放到領導關心的視野，而應該與司法實踐的需求結合起來，在司法實踐中發現問題，用理論解決問題。法學研究的課題，從開始到結項都應該考慮市場的需求問題。看對什么樣問題的研究是有出路的，什么樣的表述能贏得讀者，最好是能夠使成果研有所用，對實踐有啟發意義上的指導或至少是有某些參考價值。美國學者埃里克森說：“盡管法學研究成果的市場很難完美，但是我認為它可以運行優良，至少比Edwards法官和其他一些批評家們所想象的更好。這個市場的分析人士們不能僅僅將眼光局限在供給方，而供給方確實包括難以盡述的情愿自我沉迷的教授。在需求方來說，這些供給者所面臨的有經驗的人并不樂意遭到欺騙。盡管一些法學院的教職人員可能偶爾屈從于一些無價值的潮流，但是市場的趨勢最終會懲罰他們。從長遠來看，最為可靠的學術成果的監控方法是那些消費法律服務的顧客們的需求，以及大學對于那些贏得同行贊譽的教職人員的需求。”[2]用市場的觀點來看我國的法律方法論研究，我們會發現大家都在忙著引進西方成果，這一方面凸顯了西方法學研究的“前衛性”；另一方面也為我國法律方法論的研究趕上西方提供知識儲備。這可以說贏得了中國的學術進步的需求，但是問題在于，這種研究缺乏對中國現實問題的關注，從較為普遍的角度看司法界對此不甚領情。原本西方的法學研究就不是針對中國司法實踐的，缺乏中國問題的針對性和對策性研究。我們把它拿過來除了增加知識量以外，對中國實踐的影響似乎微不足道。
法律方法論的研究應該是圍繞著法律文本的應用而展開的，理論研究成果一方面要接受司法實踐的檢驗，看司法實踐中是不是真的有市場需求。另一方面還要接受理論的檢驗，看研究成果是否經得起邏輯的檢驗。任何想從法律文本中獲取意義的都應該經過方法的拷問。這種拷問是一種理性的、運用邏輯的反思。“法學只有在具備了反思意識與反思能力以后，才會產生法學方法論。”[3]可以說，法律方法論文章的影響力并不完全取決于同行的引證率，而是對司法決策者思維的影響程度；它的水平還取決于法學家對法律解釋結果與過程的反思能力與水平。當學術都是在用引證率、轉載率等來說明自身價值的時候，我們需要考慮還要做點別的什么？布萊恩·辛普森的話對法學研究者也許是有震撼意義的。他說：“文學往往是鼓勵法律進行改革的推動力，公眾對法律秩序的不滿，往往只反映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才能上達當局。當狄更斯著力描繪當時司法部的不公和拖拉作風時，他的聲音簡直使當局不得不聽。他對司法界、訴訟程序、衡平法庭、債權法和監獄所做的尖銳批判，有助于形成公眾的改革呼聲。”[4]司法部之所以不敢不聽，是因為他的作品已經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力。法學研究要想獲得更大的影響力，需要學習文學的表述方式，應該打動聽眾，在邏輯基礎上做好修辭，給讀者提供簡明扼要的、有問題意識的對策性研究成果。辛普森的話是在告訴我們，研究成果應該面向讀者，作品一旦有了較大的讀者面，就會產生社會影響，甚至會影響決策者。在歷史的緊要關頭，文學作品中的簡單修辭也許比長篇大論的理論文章更能影響社會。這提示我們的研究者，我們不僅需要邏輯嚴密、層次分明、詳細論證的成果，也需要簡明的修辭來表明我們的立場，有時還得需要借助文學的手法來表達我們的思想。也許對法律方法的論證應該是細膩的，但結論一定是簡單的。法諺早云：“簡潔乃法律之友。”[5]簡潔而明快的法律結論很可能形成法律人的信條，影響法律思維和決斷。
除了研究表述方法的改進外，我們還需要有一種學術獨立與自由的立場。我們看到，由于法學家沒有政治上的權力，因而只能盡力用其學問對當權者施加影響。這就使得法學家們很容易心甘情愿地為當權者服務，成為當權者的奴仆和工具。當然，有時也會出現相反的情況，有很多學者忠于自己的良心，執著于對學術的追求，正是因為他們的努力才使得學術傳承沒有斷流。我們需要把市場看得寬泛一些，不能走極端。這種極端包括，要么把心思全用在迎合權力者的想法，要么完全割裂與社會的聯系，孤立地搞純粹的學術研究等等。我們要看到“法學家雖然有時候不可或缺，但并不真正地受寵于統治者，因為沒有人知道他們是在賣弄學問、艱澀難懂以及鉆牛角尖的書卷中，將做出什么樣的結論。他們一般也不受公眾的歡迎，因為他們的言談高高在上，并喜歡把簡單的事情弄復雜”[6]。這個警告雖然不一定是現實狀況，但具有警示意義。在許多場景中我們可以看到法學家被鄙視，一些材料顯示英國人特別不喜歡法學專家，認為有些“喜歡賣弄學識的法律博士們，他們只懂得把那些被奉為名言警句的東西引來引去，這些引言或者來自千年歷史之久的書籍，或是來自其他同樣把法律知識埋葬在沉重墳墓中的博士們，他們的理論充滿了矛盾，并只會把普通人引向歧途”[7]。一位歷史學家曾說過：法律人士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任何法律問題上，他們總會站成意見相左的兩隊[8]，總是喜歡把簡單問題復雜化。
在法律方法論的研究中，我們需要用行動和全新的成果改變對法學家的這些看法。一要面向讀者，找好市場(消費市場在哪里)之所在、社會的需求之何在，讀者群在哪里。二要找市場需求的問題在哪里，對那些純粹理論沒有使用價值的命題，要在研究中予以淘汰，而對那些有現實意義的對策性研究應下大功夫進行。三是我們需要用什么手法予以表述，不要把理論總搞成灰色的，理在事中，我們完全可以在對事實的描述中展開理論，而沒有必要都搞成是從思想到思想的印證。“問題和方法是任何一項研究的兩個基本元素。沒有真問題便沒有文章，沒有適合一定問題的科學方法便沒有好文章。而問題和方法又可以從各種角度進行劃分，形成各種可能的‘問題———方法’組合。”[9]法學的研究方法可以分為實證主義的分析方法和價值分析方法。“法律實證分析的方法元素可以歸結為經驗的研究方法，與這種研究方法有關，法律實證主義的元素又必然以一定本土實際為選題資源，當然，關注實際并非尾隨實際、復制實際、更不是粉飾實際，而是用科學的方法去發現、描述和解讀實際。”[10]由于在國外法律實證主義的研究是一種風尚，所以用這種方法研究中國的實際問題，實際上是用世界的方法研究中國的問題。一般來說，并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可以用實證主義的方法進行研究。這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與研究的目的有關系；二是與研究的案件是否具有共性有關系。
二、法律方法論研究的學術背景
在中國進行法律方法論的研究，應該注意到自身的學術背景。這個背景從大的方面看，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傳統中國文化沉淀到今天的影響；二是西方文化不斷地在中國的傳播，并且還將繼續擴大范圍和深度的趨勢；三是中西方文化的結合在中國所形成的新傳統。在充分挖掘國學精粹的口號下，西方文化也出現中國化的趨勢。這都是研究法律方法論必須注意的大背景。在歷史上我們有律學的解釋傳統，但近百年來已經在形式上丟失了，活著的只是一些片言只語。在西方文化傳入中國以后，中國文化的形式發生了重大變化，起碼在形式上我們在追隨著西方。法律和法學的形式基本上已經西化，只是還用漢字表達。雖然我們經常聽到一些學者說，中國人骨子里還是流淌著龍的血液，中國文化的精髓并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但是，我們必須看到近百年來中國學科的變化對中國人思維的影響，雖然我們不能把什么問題都集中在文化上，讓其承擔社會進步緩慢的擋箭牌，但是也不能忽略文化的變異對中國社會變革發展的影響。
(一)中國傳統文化的背景
近年，我們開始意識到了國學的重要性。于是很多學者開始關注國學在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試圖用國粹來解決一些現代性文化解決不了的問題。這多少有些復興傳統文化的意味，是對近一百多年文化斷裂的憤滿。我們看到了很多學者對傳統文化丟失的吶喊，認為傳統已經逝去了意義，但是傳統自有進入當今的途徑。現在，我們已經不再閱讀四書五經，但這并不意味著傳統完全消失。即使我們研究手段、對象以及問題意識等已經發生了大的變化，但是我們還是要注意傳統與今天的關系。法學研究近百年來實際上有很多是重復的問題，這很可能是沒有歷史地總結經驗，只注意眼前的問題與資料造成的。我們不能忘記歷史，否則會招致歷史的懲罰而付出不必要的代價。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一般來說，問題意識的觀念是基于哲學角度的考慮，但在不同的學科和文化背景中，問題的內涵以及面向是很不一樣的。比如在德國討論很多的硫酸是不是武器的問題，竊電是不是盜竊的問題，在中國人的思維中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中國人思維的整體性缺少細膩的分類要求。因而只要有簡單的歸類，就不會對過于細致的問題提出質疑。所以，我們很容易接受硫酸就是武器，盜電就是盜竊的邏輯。還有在美國被廣泛探討的愛默爾繼承案，在中國也不是問題，這不僅是因為我國繼承法對被繼承人有謀財害命行為喪失繼承權的規定，而且在我國的道德中對此早都有明確的要求。這都是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對問題的不同篩選。問題雖然是共同的，但對問題的理解是有文化背景的。我們不僅要注意我們的現在，還要熟悉自己的過去。比如，我們應該注意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價值優先以及價值判斷正確就不需要方法的觀念。如果不對此類判斷進行反思就會使一些正確理論發揮不出效用。當我們引進了很多現論以后，如果不注意與傳統的銜接就會使它的作用大打折扣。傳統對現代的消解使得我們很難搞成像樣的法制建設，不顧及傳統使得現論成了純粹的呼喊。我們不能排斥各種優良的價值，但應該為價值的實現提供理性的工具。這種思維工具并不像有的人說的是普遍性的。思維規律雖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也具有相當的地方性和時代性。在傳統思維中，對方法的忽視已經使中國的哲學顯得不那么完整，在本體論、認識論之外缺乏方法論。方法論的缺失使得我們的科學研究長期停滯不前，特別使得我們的研究深入不下去。這既是歷史傳統鑄成的，也是我們今天必須注意克服的。我們注意到，近年從西方引進的自然科學以及思維方式，多少打破了中國人不講邏輯的思維，但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以及對大的問題的看法上，或者說在意識的深層里對方法論的漠視仍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觀。中國傳統文化的背景并沒有在現代化的呼聲中消失，在法律方法論研究中我們時刻應該注意到它的存在。這對建設適合中國人思維方式的法律方法有積極意義。
(二)新的文化傳統的影響
這種所謂新文化傳統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近百年來基于革命思想傳播所形成的新傳統；二是對西方法學的盲目追捧。關于革命的思想對中國現代的影響是深刻的，對我們今天研究法律方法論也是不容忽視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看就是當代法治建設的阻力。法治實際上是對現有秩序的守護，是對現存社會的點滴改良，但我們不時能夠發現，很多學者在談論法治的時候依然堅持的是革命思想。革命思想與法律思維很不合拍。滿懷革命熱情很難搞好法律方法的研究和法治建設。法治要求我們應該在理性的基礎上注意要以克制、保守、權衡、寬容與冷靜的態度對法律的意義以及法律方法論的研究，但革命要求我們對秩序進行徹底的改變。這是我們必須注意的新的傳統。哈佛大學的曼斯菲爾德在總結了西方現代史后認為，在激進的革命思潮結束以后，現在人們似乎普遍地缺乏男子漢的氣概。這并非是男性不爭氣，而是與現代法治社會對人的要求相關：講究理性控制，每個人都很職業，不輕易發怒。因而騎士的時代已經結束，接下來是詭辯家(包括法律人) 、經濟學家、算計者的時代到來了。商界缺乏男子漢氣概是因為商業是物質主義的，滿足于獲取而非獲勝，滿足于權衡而非正義。商業活動拒絕犧牲，立足于算計收益，當今的體育運動員也是如此。他們更關心掙錢，很難與古代的角斗士相提并論。如今什么都講究方法與技藝，充滿男子漢的氣概的那種勇敢的又是帶有莽撞的正義，已經被智慧與理性所代替，我們這個時代對方法與技能的渴求超越了革命時代的激情。這正是法治建設所需要的研究環境，也是實施法治所帶來的人格變化。法學研究與法治建設需要這種背景。法治的實現需要多種因素促成，制度的完善、對法律的信賴、市場經濟的需求、權力分離的政治體系，獨立的職業法律群體以及法律方法論的支撐等都是條件。然而就法律方法來說，“頗有意味的是， 20世紀以前的法學家們很少懷疑自己是否擁有適當的方法，他們相信，以法學的基本要求為準，他們確信的方法較之于其他學問的方法毫不遜色。尤其是古羅馬的法學家們，他們從不談論‘方法’問題，因為他們明白，如果一門法律科學不得不談自身的方法論問題，那么必定出了什么問題”[11]。到了20世紀初年，法學家們開始在反思法律的疑難問題中對所謂概念法學的弊端，開始為法學的健康考慮，開始系統考慮法律方法論問題。德國法學家拉德布魯赫在早期的時候就把關注方法問題稱之為病態。我國的很多學者競相引用，信其為真。但我們認為，對這種修辭性比喻的盲目追捧是有問題的。因為方法論的問題并不是所謂與學科“健康”必然相聯系的問題，而是一個與各個學科相伴而生的元問題。在方法論較為單一的時候，關于方法論的爭論較少，人們似乎感覺不到各種方法論之間的爭寵。但這并不意味著學科的發展就是健康的，法學不是生物學，法律也不是生物有機體，拉德布魯赫的比喻并不恰當。當法治本身沒有出現難題時，人們感受不到方法論的重要性，或者換句話說對方法論的需求不是很高。就像現代中國的簡陋法治，不需要精深法律方法理論。精深的法律方法論研究對初級階段的法制來說是一種奢侈品。但未雨綢繆，我們的理論必須為未來的細膩法治做好準備。
謝暉在其《法律哲學》一書中談到了我國法學研究中方法長期缺席的問題，認為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法律沒有自身獨立的方法，都是借用其他學科的方法；二是能夠代表獨特法律方法的規范分析方法的缺席[12]。其實，法律方法有沒有獨立的方法問題，似乎不是一個重要的實踐問題，而僅僅是一個邏輯性的理論問題。在人文社會科學中，幾乎很少有所謂符合學科專業屬性的獨立的方法，在很多領域人文社會科學是互相聯系的。“法學思考的公式化可能是個陷阱，它在特定的情形下會表現為可怕的司法擅斷甚至司法專制。”[13]當今社會雖然有各種各樣的學科及其方法滲入其中，并沒有改變社會思維的混沌狀態。各種學科的劃分僅僅使人們的思維邏輯更清楚了。因為各種學科及其方法都是根據不同的邏輯標準所進行的人為的劃分。這其中雖然有發現的成分，但基本都帶有人工秩序的成分。幾乎沒有一個學科不是交叉研究的結果，孤立的學科是不存在的。或者說除了滿足認識論劃分的需求外，社會中原本就不存在獨立的學科與方法，能夠存在的也許只有獨特的方法或者相對獨立的方法。雖然歷史上存在過所謂封閉的法學與法律體系，但那多少也有些夸張的成分，畢竟封閉的法律也必須向社會開放，否則它就不能調整發生在立法之后的案件；即使封閉的法律也必須向解釋者開放，否則就不能獲得與時俱進的生命。所謂封閉也僅僅是一種姿態而已，什么樣的學科都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封閉。當今的法律方法論不屬于傳統的規范法學，而是一種以規范法學為主的綜合性學科，因為它不僅要把規范性的法律作為判案的依據或者說法律思維的根據，而且要把應然的價值變為具體的判斷標準，把現實生活的事物的本質、規律以及人們思維的理性融入對法律判斷的思維中去。在以規范分析為主的法律思維中不能割裂與人類價值追求的聯系，也不能把社會獨立于法律之外，法律是調整社會關系的法律。在我國，不是規范法學的缺席問題，最主要的是缺少守望規則法律職業群體。謝暉說：“規范實證，其本質是權利與義務分析方法，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法律中的權利義務問題，可以視為規范分析方法中的技術之維。”[14]這種方法實際上是法理學和民法學里面的通說。幾乎所有的法科學生都要受這種學說的訓練。我們存在的問題是這種觀念貫徹不到對實際問題的分析中，反而出現了權力、權利絕對化趨勢，即有些人只講權利不講義務、只講權力不講職責。這是規范法學引進中國值得分析和研究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法治不可能健康發展。
(三)西方法律文化繼續滲透的現實
當受西方法學的影響中國法學也出現流派化趨勢的時候，各種具體研究與應用所固守的方法成了劃分流派的標準，這一方面加劇了對法律認識的相互間的沖突，另一方面各自方法論的缺陷與優點也就顯示了出來。傳統的自然法學、分析法學仍然在新形勢下固守自己的信念，但自從法律社會學出現以后，理論法學與實用法學出現了分野。法律社會學更多的是對法律現象的描述，分析法學與自然法學的規范作用在社會法學的敘述方式中弱化了。法學似乎更加科學化了。早先關于法學是一門實用學科的概念被法學是科學的概念所取代。雖然我們還能看到：法律人像醫生一樣，是靠對法律嫻熟的運用和其他人所掌握不了的技藝來從事職業活動的。在運用法律時的邏輯與論辯能力是法律人贏得市場的主要手段。但我們也能看到，現代的法學家也像科學家一樣用理性的方式，冷漠地像對待物質世界一樣在研究著法律。價值熱情被科學精神所取代。我們發現法律社會學出現以后，對事實的關注與研究，擴展了法律研究的視野，成了法學研究的主流，有關法律方法和法律的解釋技術反而退居次要地位。現在，西方法學的大量作品都是圍繞著法律規范的基礎而展開的，法律規范的運用與解釋的方法反而沒有受到法學研究者的重視。在西方法學界幾乎要出現傳統法律方法論研究的危機，幾乎所有的理論都在攻擊傳統的法律解釋方法，如對司法三段論的批判、對法律意義確定性懷疑、對法律解釋客觀性丟棄等。在西方，這種理論上的危機多少會波及法治建設，但并沒有改變法律運行的整體情況。然而在中國，由于我們對當代西方的法學理論與制度極力推崇，這就出現了理論與實踐的雙重危機。一方面中國的法制建設才剛剛起步，法治所需要的思維基礎和職業群體還不成熟，法律人還不能熟練地運用法律方法，基本上是在一種被稱之為跟著感覺走的思維進行著判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在跟著西方法學在痛批傳統的法治建設初期所需要的法律方法論。這是很危險的。原本我們的文化中就沒有堅固的法治理念，尤其是缺乏嚴格法治的精神。在每一個規則之外都有一千個理由不服從規則，幾乎所有的高尚道德和時興的政治大詞都可以成為改變法律含義的理由，如社會效果、和諧社會建設、人民的意志等都是法律需要讓步而不需論證的理由。在缺乏中國問題意識的情況下，我們的理論卻跟著西方法學的主流徑直進入了后現代，開始了對法治以及法律方法論的批判性研究。西方傳統法學的悲劇在于：他們過度講究用形式邏輯的方法解釋法律，以至于使法律的運用出現了僵化；而中國法學的悲劇在于我們文化的骨子里看不起方法，而過度迷戀于自己的整體性理解、對價值優先的固執和對政治影響力的偏愛。方法沒有成為阻止專制與任意的工具，在處理問題的關鍵時刻法治的嚴格多少被淡忘了。
法律方法論研究還存在一個重要問題———基礎理論研究與部門法研究的分裂問題。實際上現在的部門法研究多半可以歸類到知識論的范疇，通過對法律規范的分析與解釋來解決案件時，部門法學更像法律解釋學，無論是教材還是專著都大體如此。雖然我們的文化是整體性的，但部門法的研究幾乎是在缺失宏觀理論指導下的研究，因為多數部門法幾乎是完整地從西方搬來的學科。中國的學者雖然能從零星觀點中談出自己的看法，但還沒有能力建構自己的體系。部門法學和法理學之間的相互指責與誤解隨處可見。西方法學所講的法學是一種封閉的學科大多指的是對法律的這種部門化的專業性研究。無論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發生多大的變化，這一學科的基本教義都不發生大的變化，研究者采取的是以不變應萬變的姿態。所以法學的發展與進步是緩慢的，知識量的增長也是被動的。沒有其他學科的逼迫，規范法學幾乎不會自己發展。我國有些部門法學者不僅拒絕來自其他學科的影響，而且也拒絕來自法學基礎理論的反思。很多人公開以不看法哲學、法理學的文章為榮，一些人的口頭禪是“法理學那玩意我們看不懂，也沒有什么用，無非是把簡單的問題搞得越來越復雜”。這種拒絕思維啟迪的做法，強化了法學的封閉性。他們只知道從西方販賣所謂前衛的理論，而對本土學者的反思持蔑視的姿態。法理學確實存在一些故弄玄虛的作品，但也不都是這樣，所以我們沒有必要一概否定，況且即使否定的話也存在鑒別力的問題。實際上一些口出狂言的人士并不見得有多少真才實學，只是充當著口無遮攔的憤青角色。在中國法學中，理論法學與部門法學的分裂還表現在，法理學隊伍中對規范法學研究進行持之以恒研究者較少，政治法理學、法律社會學、價值法學的研究者較多。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這有可能與規范法學封閉性和專業性有關系。規范法學的研究需要較強的專業基礎，弄不好在部門法學者面前會說外行話，被扣上法盲的帽子，而規范法學以外的研究則無需像規范法學那樣謹慎，他們可以盡情地不顧現行法律的規定，而進行忘法、枉法的演說。尤其是一些所謂的法哲學，只要你拿著哲學的話語隨便套到法學上幾乎很難找出毛病。我們現在很多研究者奉行的“敢嘲笑法律者，方為真法學家”的觀念是有問題的。這表現出有些學者對法律權威的蔑視，也暴露出法理學、法哲學的研究也像法律語言學一樣存在著兩張皮的現象。懂語言學的不懂法律，懂法律的不懂語言學，結果搞出來的法律語言學研究使法學家和語言學家都覺得有問題，難以發揮學科交叉的優勢。現在法學研究似乎也是這樣，理論法學越來越哲學化，部門法學越來越專業化。基礎學科的人認為部門法學的研究沒有品位，部門法學的人認為法理學者多是法盲。現在看來，不僅是外部交叉，即使法學內部的交叉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法律方法論的研究更應該注意學科的交叉，而不能一味地偏向哲學和邏輯學。
三、技術與經驗層面的研究
魏德士在其著作《法理學》德文版“前言”中講到，本世紀法學和法學者的歷史表明：純粹的法律技術對法律和社會是危險的。只有那些對法的基礎和作用方式以及對可能法適用的原因和適用方法后果有所了解并對其思考的人，才能在法律職業的領域內盡到職責的要求。行為人必須知道他們的行為導致什么樣的后果。對此他們必須認識到其行為應遵守法律，此外還必須認識到歷史和社會的聯系。波斯納也談到過此類問題，他說：“自蘇格拉底以來，一直就有些有影響的思想家懷疑，法律推理能否提出某些有理由稱之為‘真理’的東西。”[15]波斯納提到了一本由耶魯大學法學院弗雷德·羅德爾寫的一本書《該你們受罰了，律師們》，在這本書中作者提出，所有從事法律的人都應該定罪，應該用技術專家委員會代替法院。“分析哲學和法律推理在方法上的主要方面是一致的，都主張細致區分和界定，要構建并考察設想的個案決定在邏輯上是否一致，就要把深藏的假定提到表層，要把問題分解成容易駕馭的許多小問題，要精細地發掘對手論點中的隱含義等等。實用主義者認為，分析哲學家和法律推理家都太容易夸大邏輯的領地，太容易把分歧等同于錯誤。并因此過于急切地反駁對立觀點；與此相聯系，分析哲學家和法律推理家就支持這些觀點的經驗性證據興趣不足。實用主義特別懷疑的是，能否用分析哲學的方法及其孿生姊妹法律推理來確立道德責任和法定權利。”[16]
我們相信魏德士所講的是有道理的，因為他說的是純粹的法律技術對法律和社會是危險的。這并不是否定技術與方法的意義。而只是告誡我們在法律運作和解釋的過程中，不能將純粹的技術，而應該把技術，文化經驗、道德價值、歷史與現實和現行法律一起作為理解法律的前見因素，全面地、歷史地、文化地和有價值考量因素來理解和運用法律。結合當前的法律文化背景和法律思維水平的現狀，我們認為起碼有一部分人應該集中精力研究法律的技術以及隱含在經驗中的技術。因為方法正是中國傳統文化所缺乏的，也是我們現在法制建設所需要的。然而很多學者對此并不以為然。黃宗智對現代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現狀做過如下評述：“有的人因不滿意識形態而摒棄理論，把自己限定在純經驗與技術性的研究，但是我們相信，理論是任何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世界上沒有能夠壟斷真理的理論，追求絕對真理只能陷入意識形態的泥沼。”[17]法律方法論的研究恰恰是黃宗智所說的經驗與技術研究。但這是不是就不牽涉理論或者意識形態了呢？ 我看問題沒有那么簡單。社會的焦點和現實問題是躲不掉的，純粹的技術性研究也是堅持不下去的，關鍵是我們該如何在研究中處理這一問題。
第一，研究司法的經驗與技術是法治建設的需要。“當下中國法律理論界與實務界之間的隔膜仍然相當明顯，法學教育與司法實踐之間也往往鑿枘不投，冰火兩重天。”[18]理論聯系實際，實踐聯系理論，基本上都是一廂情愿的呼吁。很多法學家們熱衷于立法活動，至少是從立法的視角觀察問題，對司法實踐理論不是十分關心。“這種雙向的漠然既妨礙了通過具體個案進行試驗從而糾正社會政策錯誤的可能，也導致法律職業共同體的無法形成。”[19]理論與社會的隔離，導致了法學家的想法與社會公眾之間的想法差距越來越大。這雖然成就了法律的專業化研究向深度發展，但也阻礙了法律向公眾意識的滲透，導致了法學家與社會之間的隔膜。雖然有些理論家反對在法律適用和解釋過程中講究純粹的方法與技術，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法治的實現需要方法與技術。法治最基本的含義是對專斷的限制，所使用的方法就是程序和規則這些形式化的規定，對規則和程序既不能死板地遵守，但也絕不能丟棄，而應該在尊重其權威的前提下積極使用，使其成為限制專權柵欄。然而在我們新近形成的辯證法影響下，把科學的任務界定成透過現象看本質，本質似乎成了最重要的，形式性的東西都被視為形式主義。從法治的角度看，這種觀點是有問題的。我們必須看到，法治幾乎都是通過形式來實現的。沒有形式性法律規范、程序以及運用技術與方法，就不可能有法治的實質性功能的發揮。“依據明確的法律(大前提) ，事實(小前提) ，法官得出一個確定不移的法律決定(結論、判決) 。這一理論基本是18 ～19 世紀歐洲理性主義的產物。典型代表是罪刑法定。就刑法而言，這一理論的實踐追求盡管有后面分析的不現實，卻很有意義。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家權力的濫用和無理擴張，維護了公民的權利，具有重要的社會功能。”[20]在此法治理念下，圍繞著三段論展開的方法成了各種法律方法的主流。法律方法還只是理論，不是法律的現實，但很多人忽視這一點，因而引發了很多人把邏輯世界的法治當成了現實的法治，造成了一部分人對法律的誤解。如果把邏輯世界當成法律的現實，實際上忽視了法律作為經驗的存在。法律經驗是人們能夠全面理解法律的前見。僅僅看到形式主義的方法論，而沒有理解者對經驗的把握，就會被理性主義的方法所蒙蔽，就會相信法律方法就是法律。“隨著人們從概念分析日益轉向經驗材料，更多地觀察司法行為，積累了大量的數據，還迷信這些觀點，理由就不充分了。看似為了守護法治理念，實際是拒絕現實地理解司法和法官，拒絕那些有助于深入理解司法和法官的新信息和知識。也正因為此，我概括地稱其為法條主義和形式主義司法觀。”[21]在波斯納看來，對法條主義之外融入法律的因素是為了超越法律，但我們認為對經驗的把握更主要的是為了更正確地理解法律，法官應該奉行法條主義，但實際上他們卻抵擋不住自己的價值偏好、政治立場的偏見。但在多年的法律生涯中，他們也不可能我行我素，職業群體的思維也會限制他們對法律的理解。司法能動主義是一種幾乎本能的思維，而司法克制主義則需要理性的謹慎與謙抑。
第二，研究法律方法的經驗與技術是發展與完善學科的需要。對法學學科來說，如果沒有自身的研究方法，就不可能哪怕是相對獨立的存在；如果沒有應對糾紛的解決方法與技術就會失去實用學科的屬性。賀衛方在一次講座上談到，我國的法學內部的知識與方法還處在一個比較脆弱的狀態，現在又不斷地引進其他學科的方法來拓展本學科的視野，這是件好事情但也存在著一定風險，因為這可能危及法學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地位，這是應注意的問題[22]。我們過去的法學教材以及研究傾向重在知識的介紹，對法律的運作方法研究很少，以至于出現了雖然學習掌握很多知識，但實踐動手能力不行的情況，或者不能很好地理解法律的現象。對歷史敏感的人會意識到，離開歷史、傳統、經驗去研究裁判方法的學者，無論在技術層面論述得多么精巧都無濟于事，法治落后與司法粗糙往往是并發癥。所以我們應該把對經驗與方法的細節研究結合起來[23]。一個學科不應該僅僅是純粹形式化的，還應該是把理性、經驗與歷史結合起來才能比較完善。對經驗的重視實際上就是要把對形式主義方法的過度關注，轉向到對人及其經驗的關注，以彌補法律方法研究主體性的缺失。法律確實不完全是邏輯，法律是社會生活中的法律，是由人的思維和行動構成的活生生的法律。只有在對法律邏輯與經驗的把握中，我們才能全面地理解和解釋法律。法律方法論與本體論的法學不一樣，應該是以服務司法實踐為中心的理論體系，所以不能僅僅關注理論體系的完善，更主要的是要研究如何幫助法律人在具體的審案中正確地理解和運用法律。在中國的司法實踐中存在著很多成熟或不成熟的經驗，但我們現在的法學作品對此的關注與研究卻很缺乏。蘇力發問：“太多的法學研究脫離了或正在脫離司法實踐，只講正確的原則甚至是法律常識，完全不理解法院和法官的問題，或司法上無法操作。這樣的法學還是法學嗎？”[24]
第三，對經驗與技術的研究是形成良好法治文化、積淀法律智慧的需要。形式主義法學敵視經驗，而實用主義法學則敵視理論。這兩種極端的思維都不利于理論與實踐的融合，不利于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波斯納說：“實用主義者們希望法律更具經驗性，更現實，更符合真實的人們的真實需要。但是如果從此得出一個必然的結論，說法律科學者都應該拋棄理論，那也是一個錯誤。事實和理論并不相互對立；科學，包括好的社會科學，都是事實和理論的統一。”[25]正像波斯納所講的，法學研究者應該拋棄糟糕的理論，也應該拋棄糟糕的經驗性研究。但什么是糟糕的理論和糟糕的經驗性研究呢？ 近百年來，我們不斷引進西方的文化，包括法律文化，但這些都是基于西方的文化土壤而產生的，比如，在普通法系“律師會館制度與陪審團制度的精巧結合，習得技藝與生活經驗相得益彰，普通法的發展融合了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專業智慧。”[26]然而，如果我們僅僅從西方學習他們的理論與經驗，就會使中國法學像水上漂浮的浮萍一樣缺少根基。無論我們怎么研究都難以逃脫西方人所設計的框架，只能跟著他們的步伐爬行。因為我們一些人文化先進的標準都是西方人制定的，然而法律甚或是法學都是地方性知識，只有和地方的文化結合起來研究才能找到我們自己的法律文化根基和適應于自身土壤的法律方法。所以這里的經驗主要是指本土的經驗與智慧。外國的經驗與智慧已經通過理論的形式傳輸給我們了。我們要做的是把他們所謂普遍性的東西作為啟示我們進一步研究的導向，把我們自己的法律文化和法律思維方法建構好。
第四，對經驗與技術的研究是提升法律方法論回應實踐能力的需要。純粹的邏輯理論可以鍛煉思維能力，但動手能力的提升則需要經驗成分的加入，這里的所謂經驗主要是指法律人的經驗，通過對判例的研究可以獲得更多的司法經驗；通過對歷史與文化的研究可以獲得更多的社會經驗，而這些都使理解能力獲得更大提升。“要善于總結中國的經驗，而不僅是拿外來做法來批評中國。要把那些還不完善的、過于粗陋的甚至有錯的中國經驗提升、概括到理論層面，使之成為具有指導意義的中國司法經驗，進入中國法學理論。這需要開闊的理論視野，求實的態度，更需要法學人對中國法律人的智慧和實踐的根本自信。”[27]我們所學的法律方法不是固定不移的方法， 明白這一點才能解悟方法的真意[28]。面對多種多樣的方法，實際上在運用的時候始終存在著選擇問題，怎樣才能進行恰當地選擇？這不是理論所能決定的，很多法律人遵循的是經驗法則。我們看到，法學院向學生灌輸法律知識、法律技能以及最重要的法律判斷力，從而在追求正義中服務公眾。但是，“現在的法學畢業生能夠熟練地掌握后現代文學理論，卻不會起草一份文件。他們學會了像律師那樣思考問題，卻不知道如何依靠它來謀生”[29]。在我看來，出現這種情況與對法律經驗的掌握不夠有聯系。因為關于法律的經驗在大學里面不可能全面展開，這主要是因為在短期內更主要的是學習理論知識。其實理論也都是加工提煉了的經驗，但其中的經驗一般性太多，而個性太少。所以，為提高理解法律的水平，法律的研習者應該有意識地把一般理論與具體經驗結合起來。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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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理論實證;定性研究;定量研究
[中圖分類號]F59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09)24-0043-03
一、相關背景
(一)概念闡釋與理論實證的概念界定
實證與闡釋二分對立是指社會科學中思潮、傳統或范式的不同流派。實證主義的研究框架類似自然學科的研究框架,研究者把人看作外部的研究對象,利用建立的理論和模式對其進行解釋,這種解釋基于事實與研究者的觀察。闡釋主義的研究更加依賴被研究者對其自身行為和情況進行的解釋,因此闡釋性研究者試圖進入被研究者的內心世界,從他們的角度來觀察世界,通常采用定性的方法和歸納法。
理論實證主要是指通過以定量為主的研究方法對某一理論用假說演繹法進行證實或證偽的邏輯過程。概念闡釋方法主要是運用傳統的定性方法和歸納法對某一概念進行描述。
(二)近期國內外旅游研究方法進展
現代旅游發源于西方,西方國家比較注重旅游學科理論體系建設,在研究方法中注重實證研究。相比之下,海外的中國問題研究者時常抱怨國內很多發表的論文結論不知道從何而來。這便是國內對旅游研究方法缺少科學探究的結果。不可否認,與國外的旅游研究相比,中國旅游研究在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上均存在差距。謝彥君認為,旅游作為一個獨立學科所應具有的特殊的研究方法體系還沒有成型,理論范式單一,研究方法不夠系統。陸林通過對國內旅游地理文獻的分析發現,國內旅游地理研究描述性工作多,低水平重復工作多,缺乏深入細致的調研和先進的研究方法,影響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雖然國內的旅游研究綜述文獻已不少見,但專門對旅游研究方法作細致分析的卻不多。
國內學者對近年《旅游學刊》發表的400多篇論文進行整理后,分析出中國旅游研究方法現狀:中國旅游研究的主導范式為定性研究,且主要處于傳統定性階段(即通過參考有關論文書籍、野外調查等對研究內容作描述性或概念性分析),具體方法大多運用理性分析,也有一定數量的文章采用案例研究法,通過野外考察獲取資料。隨著旅游研究的不斷成熟,現代定性方法(即降低研究的主觀性,將主要以統計數據分析問題的文章和對各種定性資料,如論文、網絡資料和報刊資料等進行內容分析)被越來越多地使用,但所占比例還相當小,資料來源雖有擴展(如網絡、報刊資源),但仍不夠廣泛,觀察法、開放式問卷和訪談法應用較少。定量分析方法在這五年內沒有明顯上升趨勢,但研究不斷趨于規范化,出現了一些和國際學術研究規范接軌的文章,但也有一些文章缺乏規范性。
總體而言,國內旅游研究方法還是以概念闡釋為主要方法,這種方法的根結在于國內旅游開展較晚。在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科學理論體系的情況下,依然以概念闡釋的傳統定性方法為主,缺乏規范性成為必然結果。在國外的旅游研究方法中,尤其是美國學者受經濟學實證方法廣泛應用的影響,使其在方法論上常以科學的理論框架做依托,進行定量的實證研究。旅游研究方法在國外的進展與其社會學科,尤其是經濟學科的高速發展是分不開的。
二、理論實證方法的優越性以及在國內外旅游研究的應用比較
休閑與旅游業的快速發展使我們面對的環境越來越紛繁復雜,這給開展休閑與旅游學術研究或管理實踐增添了很大的難度。我們迫切需要系統地學習和掌握一套科學的研究方法,并將其應用到該領域的學術研究或管理實踐中,從而做出正確的判斷與決策。
(一)旅游研究方法的理論體系
對于旅游研究方法的探討,理論體系的構建尤為重要。國外學者在這一問題上的關注更多體現在對研究方法進行方法論上的界定,對科學研究與社會研究進行甄別,對研究類型進行考究。其研究方法的理論體系包括研究過程要素的界定和方法論范疇適用性的探討。國內學者在理論體系構造中則較為匱乏。
研究項目計劃制定以及準備研究提案的過程包括九個要素,分別是選題、查閱資料、設計概念框架、確定研究問題、列出信息需求清單、確定研究策略、獲得道德認同、進行研究、報告成果。
在這九個要素中,概念框架的設計與獲得道德認同是國內旅游研究學者在進行旅游研究時很容易忽視的問題。概念框架的形成可以說是任何研究項目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具難度的部分,它同時也是很多研究中最脆弱的一個因素。一個概念框架的設計是貫穿整個研究的最重要線索和研究過程中理論體系的依托。邁爾斯和休伯曼是這樣描述概念框架的:“概念框架,它要么以圖示的方式,要么以敘述的方式,來解釋將要進行的研究的主要內容――關鍵的要素、結構或變數以及這些內容之間的、由作者假設出來的關系。概念框架可以是簡單基本的,也可以是精心構建的,可以是論述性的或是評論性的,也可以是描述性的或是因果關系型的。”尤其對于還沒有科學體系的旅游學科在研究其相關問題是概念框架的設計就更為重要。
獲得道德認同是被當前國內學術界普遍忽視的問題,剽竊、不尊重研究對象個人權利的現象比比皆是。研究道德的普遍原則包括:第一,研究對象不應受到任何傷害;第二,研究對象應是自愿參加研究的;第三,研究對象應該是在被告知基本研究內容的基礎上決定是否參加該研究。這些研究的倫理問題很值得旅游研究人員借鑒。
(二)旅游研究方法的范疇探討
根據《韋伯斯特百科詞典》的解釋,方法論有時指“任一專門學科中所使用的方法的體系”,更經常地指“研究方法或有關程序的科學,特別是有關科學與哲學探究中推理原則應用的學科分支”。前者只不過是方法的同義詞而已,后者則是指對一門學科的概念、理論,尤其是基本推理原則的研究。然而,當“方法論”一詞分別用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時,其含義又有所不同。在自然科學中,基本指后者,但在社會科學中,則相對更接近前者,同時也含有一定成分的后者。對于旅游學,我們可以這樣定義它的方法論:旅游學科中所使用的方法的體系。
旅游作為一個新興的學科,還沒有一個獨立的研究范式,目前的旅游研究方法依附于其他成熟學科所使用的方法體系。旅游研究所涉及的學科及其研究方法包括社會學、經濟學、地理學、心理學、社會心理學、歷史學和哲學。跨學科的二分對立研究方法在旅游學研究方法中也具有一定的適用性。
(三)旅游研究適用的實證方法
1.文獻綜述
學術研究的本質是為了增加人類的知識,通常是以書面形式即文獻形式反映出來的。因此,文獻綜述是研究工作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環節,文獻在研究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國內旅游研究以吳必虎、保繼剛等學者最先開始應用文獻綜述的方法,并被廣泛借鑒。旅游行為和旅游活動具有時空性,沒有在時間軸上的連續研究就不可能尋找出旅游學科的根本性問題。文獻綜述為理論實證研究尋找出發點,為求真提供了一條線索。
2.間接數據的來源與分析
現今,旅游行為已經成為一種大眾行為。這種大眾行為加之旅游行為和旅游活動與生俱來的時空特性,使新數據的總體容量過大,樣本的不穩定性而導致誤差偏大,從而使在研究宏觀旅游體系時搜集新的數據成為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因此,在一些相關旅游宏觀體系問題的研究上間接數據的應用和如何應用便顯得尤為重要。
以英國與澳大利亞為例,其常用的間接數據類型包括國民休閑情況調查、旅游觀光業調查、經濟狀況調查、人口普查、管理數據以及文檔資料。在我國可用于旅游研究的間接數據主要有旅游統計年鑒、中國旅游政務網中的旅游相關統計資料、國民經濟統計分析、人口普查、管理組織的數據、文檔資料以及WTTC(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會)的旅游衛星賬戶等。
國內的旅游研究采用的數據以間接數據為主要研究基礎,但是國內統計尤其是政府統計數據較為嚴重的失真性往往令旅游研究學者甚為頓足,由單一的政府統計數據進行的實證分析對其信度會有一定的影響。
3.觀察法的實證應用
在休閑與旅游研究中,觀察法常常被忽略,但由于其綜合了定量和定性方法,可以產生較為全面的數據,使其在研究微觀旅游組織或局域旅游行為和旅游活動中可以扮演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以下是國外學者對觀察法的種類以及其適用場合及觀察法程序的十個步驟較為認同的闡述:選擇觀察景區,選擇觀察點,選擇觀察時段,連續觀察還是抽樣觀察,查數頻率,確定觀察對象,把觀察景區分成多個觀察區域,記錄觀察信息,進行觀察,分析數據。
觀察法是在國內旅游研究中不常見的方法,但其綜合了定性與定量研究的良好特性,對于旅游研究的實證分析提供了定性數據和定量數據。這種方法應該應用于旅游研究的實證分析過程中。
4.定性研究法的實證應用
傳統的定性方法主要是指通過參考有關論文書籍、野外調查等對研究內容做描述性或概念性分析,即為概念闡釋的方法。并注意定性研究時標準化、精確化等問題,盡量降低研究的主觀性,將主要以統計數據分析問題的文章和對各種定性資料(如論文、網絡資料和報刊資料等)進行內容分析的文章歸為現代定性方法。
目前,國外學者在對旅游進行研究過程中實用的定性研究方法主要是現代定性方法,并使用計算機以及相關軟件作為輔助研究工具。用計算機進行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國內旅游研究中極為少見。國內旅游研究中的定性研究還處在傳統的定性方法上,以概念性的、闡釋的方法為主。
5.定量研究法的實證應用
定量研究法是指根據統計分析方法的運用情況分為基礎統計分析(均數、頻數、相關分析、統計檢驗等)、復雜統計分析(回歸分析、因子分析、聚類分析、對應分析等)。
國外學者在對旅游研究過程中,將定量研究法與實證研究很好地結合在一起,常用計算機軟件作為輔助工具,較最常見的是SPSS定量數據分析軟件。而國內的研究在這方面的實用主要是這幾年地理學者對于旅游開發過程中的評價或評定系統,相對來說對旅游研究中的應用程度,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都較為欠缺。
旅游研究不僅僅是一種經驗性研究,還需要充分利用旅游統計數據并運用現代統計分析方法以及經濟學實證的方法。旅游研究本身需要旅游統計數據的分析和處理,而旅游研究科學化的前提條件之一便是需要準確的旅游統計數據。
現在的旅游研究、規劃、策劃,都缺乏科學、有效和充足的數據支撐,由此導致數據統計和經濟分析不足,這與我國的旅游統計工作和基礎數據庫建設本身的先天不足緊密相關。盡管如此,定量的統計分析仍是實證分析法的根本,旅游研究應該注重定量研究的方法。
三、國內旅游研究方法的方向:從概念闡釋到理論實證
目前旅游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概念闡釋和理論實證兩種方法,前者主要以傳統定性研究為依托,后者主要是現代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貫穿這兩種方法的實證分析包括文獻綜述、間接數據的來源與分析、觀察法等。
傳統定性的概念闡釋方法在認識問題初始可以提供有效的方法論,但這種方法在國內旅游快速發展的今天,只會讓國內旅游研究在探討何為旅游等概念過程中陷入僵局。我們應該做的是跳出概念闡釋這種方法的束縛,規范旅游學科概念,建立完善的旅游理論體系。提出假設,通過設立指標、數據搜集和計量分析,證實或者證偽旅游中發現的問題。旅游是應用性很強的研究領域,實證研究方法的引入,研究深入實踐,研究依托實踐,在對待同一事件、同一素材的時候,在量變沒有達到質變的度的基礎上深化研究,才可能使學界透過現象的迷霧,探尋旅游發展的普遍規律,進行科學預測,從而對旅游實踐有一定的幫助。惟有如此,才能形成旅游活動和旅游學術研究的良好互動,旅游研究也才可以獲得應有的尊重,旅游學科才會逐漸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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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7年以來，隨著以港口建設為中心的郵輪產業基礎設施建設的不斷完善，如何開發不同類型的郵輪旅游產品成為了目前各港口城市急需解決的問題同時也成為了制約國內郵輪產業整體的發展的瓶頸。在學術研究領域，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郵輪基礎概念[1]-[3]、郵輪旅游產業[4]-[5]、郵輪市場及郵輪港口建設方面[6]-[8]，而對郵輪旅游產品相關較少。基于此，通過文獻分析總結目前國內郵輪旅游產品開發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今后國內郵輪旅游產品開發方向，為國內郵輪旅游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參考。
二、理論背景
目前關于郵輪旅游的定義各國的學術界及各種研究機構沒有形成較為一致的見解，往往在各自的研究中根據研究的需要對郵輪旅游的基礎概念進行了界定。韓國觀光部（2006）的研究中列舉了不同角度對郵輪旅游的定義，其中學術界主要從旅游活動及目的角度對郵輪旅游進行了定義，認為郵輪旅游是具有追求娛樂特征的旅行者訪問多個具有魅力的港口的海岸航海活動；或認為郵輪旅游是一種主要以乘坐船舶航海形態為主要形態，以旅游為主要目的的活動。而在相關組織的定義中更加強調了郵輪本身的特征。如在韓國旅游公司的定義中在指出郵輪旅游具有的娛樂目的性的同時，強調了郵輪需要為游客提供住宿、娛樂、餐飲及停靠港旅游等服務；而在韓國旅游研究院的定義中除了指出了郵輪旅游目的性及相關設施以外還強調了郵輪旅游至少要經過兩個國家和兩個停靠港[9]。
與國外研究相似的是國內學者也在其定義中強調了郵輪旅游的特點。王諾（2008）的研究中指出現代的郵輪是“浮動的度假村”也強調了郵輪設施的重要性及郵輪旅游所具有的娛樂性特征[10]。徐虹、高林（2010）的研究中同樣闡述了郵輪本身在郵輪旅游產品構成中的重要作用及郵輪本身所具有的娛樂性特征[11]。
綜合以上對學者及機構對郵輪旅游的定義可以看出，盡管由于出發角度不同，各個定義存在一定的差異，但可以總結出郵輪旅游所具有的一些共性。首先，郵輪旅游具有鮮明的娛樂性特征，即以單純的旅游為主要目的。其次，在郵輪產品構成上，是由以郵輪為核心及停靠港旅游項目及服務兩大部分構成。第三，在旅游過程中郵輪不僅具有交通工具的特征，而且具備了住宿、飲食及娛樂等各種設施，并為游客提供各種形式的服務，具有旅游目的地的特征。最后，郵輪旅游具有定期或不定期訪問具有魅力的港口城市的特征，因此郵輪停靠港的旅游產業對郵輪公司的選擇起到了重要作用。綜合郵輪旅游所具有的共性可以看出郵輪旅游產品與一般旅游產品無論實在交通、住宿還是在旅游線路設計及娛樂設施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差別，具體內容見表一。
表一 郵輪旅游產品與一般旅游產品的差別
三、國內郵輪旅游產品分析
通過前文的整理可以看出，郵輪旅游產品主要由郵輪自身提供的設施、服務以及停靠港的旅游項目及服務兩大部分構成。因此，郵輪公司無論是從郵輪建造還是母港及停靠港的選擇上都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從目前國內主要的郵輪旅游產品航線來看，已經呈現出以上海為中心，中日韓航線占主導地位，港臺及東南亞航線為輔的特征。其中連接中日韓的東北亞郵輪航線除上海外天津及廈門也開發了相應的航線。東北亞航線主要停靠日本的神戶、長崎、以及韓國的釜山、濟州等港口，部分線路已經發展成為了定期航線。而港臺線路由于受大陸與臺灣間政治因素影響較大，目前只有上海及廈門港開設了不定期航線，但依然無法實現常態化運行，因此目前香港仍是港臺線路的主要出發港。港臺郵輪旅游航線主要停靠香港、臺北、高雄、花蓮等港口。而東南亞航線的郵輪商品除了極少數商品不定期從上海出港以外絕大多數的東南亞航線需要從香港或新加坡登船，主要停靠香港、越南、新加坡、泰國及馬來西亞等國的港口。
從旅行時間及產品價格來看，國內郵輪產品無論是在旅行時間還是在價格上都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多樣化特征，能夠滿足國內市場對旅行時間的不同需求，但在產品內容方面差異性特征則明顯不足。東北亞航線的郵輪商品在旅游時間上即包括了5天左右時間較短的商品，也有7天以上時間較長的商品。在商品價格方面也包含了從3千元以下的經濟型商品到萬元左右的豪華型商品的各種商品，能夠滿足不同類型的消費需求。同時此類商品其出發港以國內港口為主，同時部分航線已經發展成為定期航線，因此對國內郵輪旅游產業發展影響較大。
港臺航線的郵輪商品在旅行時間及商品價格方面也同樣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多樣化特征。旅行時間方面，涵蓋了從香港出發以郵輪體驗為主要目的為期2天左右的商品及5天左右的商品。價格方面，體驗類的郵輪商品價格在千元左右，其他的港臺郵輪商品也根據不同的內容涵蓋了各種消費層次的商品。但由于港臺航線由于可選擇停靠港的限制，在旅游商品內容差異性方面則明顯不足。同時由于目前港臺航線的郵輪商品主要以香港為出發港，因此對國內郵輪旅游產業影響較小。同樣盡管目前東南亞郵輪商品在旅行時間及商品價格方面多樣性特征更為明顯但出發港以新加坡、香港為主，主要停靠港也均為國外港口，因此同樣對國內的郵輪旅游產業發展影響很小。
表二 國內郵輪旅游產品特征
郵輪旅游產品的開發是目前國內郵輪旅游產業發展過程中亟待解決的核心問題。該問題涉及到了國內郵輪港口建設、郵輪建造以及郵輪公司設立等多方面的問題。通過以上對國內郵輪旅游商品現狀的總結可以看出目前國內主要郵輪旅游產品開發存在如下幾大問題。
首先，目前國內郵輪商品呈現出以出境旅游為主的旅游入超特征。由于目前國內郵輪旅游市場呈現出外籍郵輪公司壟斷的特征，導致國內郵輪旅游產業不健全，也使造成了郵輪旅游以國內游客出國旅游為主的特征。這一問題嚴重限制了國內郵輪旅游產業對地區經濟尤其是對處于郵輪旅游產業鏈下游的服務業的波及效果。
其次，國內郵輪旅游產品在內容上具有同質化特征。通過對國內郵輪旅游航線分析可以看出，東北亞郵輪旅游產品占據了國內郵輪旅游市場主導地位。盡管目前國內東北亞航線主要以上海、天津為主要母港，所針對的國內客源市場也不盡相同，并在停靠港選擇、航行時間及商品價格方面呈現出了較為明顯的多樣化特征，但從產品內容，即郵輪設施、服務以及到訪港口角度來考慮時仍然具有明顯的同質化特征。從長期發展角度來看，這種同質化問題極易造成各港口城市及各個不同商品間在客源方面的競爭。同時由于內容上缺乏主題性無法形成差異化特征，因此演變成價格競爭可能性較大，也會導致郵輪旅游市場上諸如品質及服務下降等諸多問題。
第三，缺乏對港口城市旅游項目的開發。港口城市的旅游項目是構成郵輪旅游產品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對郵輪旅游產業的波及效果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目前國內眾多港口存在過度重視停靠碼頭及附屬設施的建設，忽略港口城市旅游項目的開發問題。實際上郵輪公司在選擇某一港口作為母港時港口設施僅僅是眾多考慮因素之一，而港口城市的旅游項目、經濟發展情況、客源及氣候等因素也同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時從郵輪旅游產品特征角度來看，港口城市的旅游項目是吸引郵輪旅游者的重要因素，從港口城市整體經濟發展角度來看，相關旅游項目的開發是拓展郵輪旅游產業鏈、帶動地區服務經濟整體發展的重要手段。因此，無論是從港口城市經濟整體發展角度考慮還是從完善郵輪旅游產業鏈角度考慮都需要重視對港口城市旅游項目的開發。
第四，缺乏對郵輪旅游產品細分化。郵輪旅游產品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大眾旅游產品。目前國內郵輪旅游商品不僅在航線上存在同質化的問題而且大多數的商品針對的是大眾旅游市場，并沒有針對國外郵輪產業發展過程中形成的諸如老年人旅游市場、企業旅游市場、家庭旅游市場等進行相關產品開發。
最后，缺乏對郵輪旅游產品宣傳。郵輪旅游商品的宣傳具有雙重含義，其一是通過政府及企業面向社會宣傳郵輪旅游，提高居民對郵輪旅游的認知度并減少郵輪所具有的昂貴、不安全、暈船等負面效果；其二是通過向國外郵輪企業宣傳地區郵輪設施、旅游項目及地區文化促進外籍郵輪的到訪，或與國外郵輪企業合作參與郵輪航行過程中的各種演出項目向游客宣傳地區文化，提高外籍游客對地區的認知度。目前國內各地區政府及企業依然缺乏對郵輪旅游產品宣傳重要性的認識。這一問題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郵輪旅游市場的培育，不利于國內郵輪旅游產業的整體發展。
四、郵輪旅游產品開發方向
通過對目前國內郵輪旅游產品開發現狀及存在問題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國內缺乏對郵輪旅游產品本質特征上的認識。因此在結合郵輪旅游產品特征的基礎上針對目前國內郵輪旅游產業在商品開發中的主要問題，提出如下建議。
首先，針對目前國內郵輪旅游市場以出境游為主，郵輪旅游產業鏈不健全的問題，需要通過合資、獨資等方法建造或購買郵輪并成立郵輪公司，打破目前國內郵輪旅游市場由外籍郵輪壟斷的局面并緩解目前國內郵輪旅游市場入超問題。國內企業通過成立郵輪公司能夠更有效的利用目前已開發的港口設施，開發不同類型的郵輪旅游產品進而起到提高郵輪旅游基礎設施利用率、擴大郵輪產業對地區經濟尤其是地區旅游產業的波及效果。
其次，針對目前國內郵輪旅游產品同質化問題，需要通過開發各種主題鮮明的旅游產品以及選擇不同停靠港旅游項目等方法來緩解。根據不同的旅游者需求，需要相關企業在郵輪上娛樂項目的設定、停靠港旅游項目選擇方面制定各種主題鮮明的郵輪旅游商品更好的滿足游客的需求。
第三，針對目前國內各港口城市缺乏與郵輪旅游相匹配的旅游項目開發的問題，需要地區相關企業及政府從本質上認識郵輪旅游產品的構成及特征并開發不同類型的旅游項目。港口城市在開發旅游項目時需要完善連接港口的交通基礎設施，并開發不同主題的一日游商品，滿足不同類型游客的需求。另外，對于地區旅游資源相對貧乏、資源類型相對較少、集中度不高的地區可考慮開發具有地區代表性的旅游項目，或是通過地區企業參與郵輪內娛樂項目逐步帶動地區旅游產業發展提高郵輪旅游產業對地區經濟的波及效果。
第四，根據國外郵輪旅游產業發展經驗，老年市場、企業市場等細分市場一直是郵輪旅游市場中十分重要且比較成熟的細分市場。而國內的郵輪旅游商品總體上依然呈現出以大眾旅游市場為主要目標市場的特征，缺乏針對這些細分市場特征及需求的產品開發。同時以大眾旅游市場為目標市場時，客源競爭激烈，而針對特定細分市場開發相應的產品不僅能夠在發揮郵輪旅游自身特征，有效地減少競爭，提高游客重復購買率，進而獲得相對穩定的客源。
最后，由于郵輪旅游屬于一種新興的旅游形式，在國內市場上消費者缺乏對郵輪旅游的認識，而國內的郵輪母港及停靠港在國際市場上知名度較低。因此有針對性的宣傳是政府相關部門培育國內外郵輪旅游市場的重要手段之一。港口城市的地區政府可以根據自身不同的戰略目標制定相應的郵輪旅游宣傳戰略。在培育國際市場時其宣傳重點應為郵輪公司、到訪的外籍游客以及國外的目標市場。立足于開發國內市場的情況其宣傳重點應為相關企業及對國內目標市場的宣傳。
值得國內相關部門注意的是，郵輪旅游產品開發是一個系統開發過程，其內容不僅包含了港口城市旅游項目開發、郵輪航線開發及郵輪內娛樂項目開發等諸多相關內容，而且也涵蓋了對產品主題性、不同細分市場認識等問題，并且各要素間存在著密切的關聯性。因此需要政府及相關企業在確立既定發展目標的基礎上制定具體的開發戰略。
五、結論
關鍵詞：生態旅游規劃；理論；方法
生態旅游近年來逐漸受到關注，對于旅游業的發展帶來了更多的生機。但是由于一些地區的生態旅游缺少相關的規劃導致生態旅游發展存在一定的問題，影響生態環境建設。生態旅游在當前我國的發展中還處于初期的階段，國家應該積極做出相應的規劃，保障生態旅游的健康發展。生態旅游的規劃需要充分考慮當地的生態建設和旅游也得發展，生態旅游規劃的理論與方法還需要進一步完善。生態旅游不僅僅對于生態環境的建設有一定的保護作用，同時對于當地的經濟發展和旅游業的發展有著關鍵的作用。做好生態旅游的規劃對于生態旅游建設有著十分積極的作用，應該進一步加強生態旅游規劃的理論與方法探討。
一、當前生態旅游規劃概述
生態旅游作為一種新的旅游方式對于當前的生態環境建設和旅游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生態旅游逐漸受到認可近年來逐漸受到關注，我國的旅游管理部門也逐漸對生態旅游進行詳細地規劃，但是由于缺少相應的理論與方法指導，導致生態旅游的發展中還存在一定的問題。生態旅游作為一個新的旅游概念逐漸受到關注，但是我國的生態旅游規劃剛剛起步，缺少一定的經驗，生態旅游的規劃還需要進一步完善。
（一）生態旅游規劃的原則
生態旅游的規劃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則才能更好地保障生態旅游的發展，生態旅游的最終目的仍然是保護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并不能犧牲環境發展旅游業獲取經濟利益。當前生態旅游的規劃人員應該認識到生態旅游的本質，更好地保障生態旅游建設。在當前的生態旅游規劃中需要遵循以下原則：一是，可持續發展原則。可持續發展原則是當前生態旅游的最主要的原則，在生態旅游的規劃中需要首先遵循這一原則。可持續發展原則將環境保護與旅游相結合，生態旅游的規劃需要針對這一原則進行合理有效地規劃，實現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統一。二是適度開發原則。生態旅游的提出是針對當前由于人們不合理的開發造成的環境破壞而提出的旅游發展方式。因此在制定生態旅游規劃的時候需要考慮適度開發的原則，保護生態環境和資源的有效利用。生態旅游規劃中需要考慮環境承載能力，充分考慮游客數量對于生態環境的破壞程度，盡量將游客數量控制在環境承載范圍內。三是保護生態的原真性原則。生態旅游要求保持生態環境的原真性，對于旅游環境進行保護，避免破壞生態環境的現象出現。對于旅游景點的生態文明或者是原有的文化傳統進行有效地保護，保持資源的原生態。
（二）生態旅游規劃的特點
生態旅游的規劃對于生態旅游的建設有著十分關鍵的作用，生態旅游與當前的旅游業相比主要有幾個鮮明的特點：一是協調性。生態旅游將社會經濟和環境相協調，促進社會的全面發展。生態旅游將生態環境的承受能力與社會的發展需要相結合，實現經濟效益和生態環境建設的雙贏。二是自然性。生態旅游的規劃充分考慮當地生態環境的自然特征，根據當地的生態自然環境做出旅游規劃，充分體現當地的自然特色，保持當地的原始傳統。三是生態性。生態旅游注重的是生態環境的建設，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發展旅游業。保護當地的生態性是當前生態旅游規劃中需要充分考慮的，很多生態旅游的開發區生態環境比較脆弱，因此更應該好好保護生態旅游的開發區。
二、生態旅游規劃理論與方法
生態旅游的發展對于我國的旅游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同時生態旅游對旅游業的發展提出了一種新的發展方向。生態旅游的規劃需要一定的理論作為支撐，當前生態旅游的理論與方法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系統規劃法
系統規劃法主要是在生態旅游規劃的過程中對當前的市場信息和資源進行收集分析，做出合理的判斷，制定出相應的旅游發展策略和規劃。當前生態旅游的規劃需要充分考慮旅游對于生態環境的影響，游客數量對于生態環境的影響。生態旅游在發展旅游的同時需要確保生態環境的保護，因此系統分析法充分考慮各種因素對于生態環境的影響。將系統理論引進旅游規劃中，系統分析影響生態旅游發展的綜合因素，進而做出合理的決策和判斷。
（二）綜合分析法
綜合分析法主要是分為內部和外部綜合分析，內部綜合分析主要是指對旅游系統內部和外部的各種因素進行分析，包括市場需要，供給和制度建設。外部綜合主要是將旅游發展規劃到一個國家或者是地區的旅游發展中進行分析。無論是從微觀或者是宏觀的角度進行分析都需要綜合考慮生態環境的重要性，需要對生態旅游做出綜合性的判斷和規劃。生態旅游作為一個整體的系統，在進行生態旅游規劃時需要充分考慮整個系統的發展，綜合考慮生態旅游的發展對于環境和社會生態發展的影響。綜合考慮各種影響生態旅游發展的因素之后做出合理的規劃，保障生態旅游的健康發展。
（三）門檻分析法
門檻分析法主要是指生態系統的極限承載能力，如果經濟的發展超過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將不能恢復原有生態平衡，導致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這一方法最初應用于城市規劃中，近年來應用于生態旅游規劃。生態旅游的發展不能夠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因此在生態旅游規劃中充分考慮當地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盡量減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嚴格控制旅游的游客數量對于生態環境的破壞。
除了以上的方法之外，一些應用于生態環境發展的方法也應該運用到生態旅游的規劃中，提高生態旅游規劃的水平，盡量減少旅游對于生態環境的影響。生態足跡理論對于分析生態旅游規劃中的約束機制有著很好的幫助作用，可以為生態旅游的規劃提供一定的幫助。旅游環境容量的測算方法和環境承載能力的測算方法對于生態旅游規劃中如何了解游客承載量或者是生態環境的承載量有著十分重要的幫助。
結語：
近年來旅游業在我國的發展中取得了比較好的成績，但是隨著旅游業的發展對于一些地區的生態環境也造成了十分不好的影響。當前生態旅游為旅游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發展方向，生態旅游要求保護當地的生態環境建設，因此在進行生態旅游規劃的過程中需要充分考慮當地生態環境的發展。生態旅游規劃的理論與方法在今后的規劃中應該得到落實，確保生態旅游的發展實現社會效益，環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有效結合。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