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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與法律文化
（一）什么是文化
從狹義上說，文化是指社會的意識形態或社會的觀念形態。它包括社會意識和思想體系等等。從廣義上說，文化是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還有一種是中義的文化觀。它是指人類在長期的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精神財富的總和。
我比較認同中義的文化觀，并把它作為闡述法律文化這一概念的基礎。因為由于我們研究的是法律文化，而法律文化研究的對象主要是法律現象，法律現象則主要表現為法律意識形態和法律制度、組織機構等等，而且法律文化的構成內容與中義的文化觀的構成內容相吻合。
（二）什么是法律文化
關于法律文化的界定學術界各持所據、分歧極大。歸納起來，以下幾種最具代表性:
第一種觀點：從三個層面界定法律文化。首先，法律文化是支配人類法律實踐活動的價值基礎和這個價值基礎被社會化的運行狀態。其次，法律文化作為客觀存在物，表現為法律實踐活動所取得的成果。最后，法律文化作為一種主觀的觀念形態。第二種觀點：從方法論角度解釋法律文化。此說認為，法律文化首先應該是一種研究立場的方法。第三種觀點：認為法律文化是社會群體中存在的較為普遍的某些生活方式。
綜上，對于法律文化的定義是，法律文化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會意識形態、社會規范、制度和社會心理中涉及法的那一部分形成的一個統一的體系。
二、中、西法律文化的差異及其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
（一）人治精神與法治精神
人治精神是中國傳統法的根本精神。人治精神是指法在本質上所體現的是擁有極權的個人或極少數人的意志，從而在政治上構成一種專制的治理模式。
我國傳統法律文化產生人治精神，而西方產生的是法治精神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方是以商品經濟為主，而傳統的中國是以農耕經濟。商品經濟是法治的物質基礎，商品經濟社會，每個人要想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必須有規則來進行規制，并且要求體現公平正義。而人都是自私的，所以法律成為必要的選擇。商品經濟形態所需要并決定的法律規則，商品經濟孕育的社會契約觀念、主體意識、權利意識、平等和自由觀念等，是法治的社會文化基礎。以商品經濟關系為內容的民法是法治的法律基礎，民法中的人權、所有權和平等權是近現代公民權利的原型，民法充分體現了法治的價值，民法傳統中的權利神圣和契約自由精神，是和法治的文化源泉。
（二）倫理化與宗教化
倫理化實質上就是禮教化，一堆禮教的精神和原則貫徹到法律中并成為立法和司法的指導思想，進而外化為具體的法律制度和原則，就是實現了法律的倫理化。相對中國傳統法律的倫理化，西方法律只具有宗教性，因為，作為西方法律文化的源頭的古希臘，其早期的法律和宗教沒有多大區別。
我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倫理化，是由于禮教對我國傳統法律的影響，而且是由于在國家產生的早期，我國國家的產生是隨著部族之間的征戰而逐漸成長起來的，這個過程是它不斷地對同一血緣的認定，對異族的否定的過程，血緣是區分的標志。這使得部族內部的血緣關系結合更加的緊密，在部族內部選出統治者，下屬既是臣子又是親屬，從而國家充滿了倫理性。而西方國家的建立是通過氏族之間的戰爭，西方國家的戰爭使血緣關系越來越疏遠，這和中國是相反的，自然倫理關系就不可能受到重視，相反的宗教成為了法律文化的特點。
（三）公法文化與私法文化
所謂公法文化本質上是一種刑事性的法律體系及其意識，私法文化則是一種民事性的法律體系及其意識。前者以“義務本位”為其特征，后者則以“權利本位”為其特征。
造成中西差異的原因在于，我國形成公法文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傳統中國國家權力和國家觀念的發達。我國是君主專制的國家，君主是最高統治者，為了有利于國家的統治，必須要刑法來加以懲罰，自然公法就比較強盛。而在西方國家，早期通過氏族內部貴族與平民之間的斗爭成長起來的，斗爭圍繞著“權利”。“法”變具有了平等性與民主性，慢慢轉化為個人本位，個人本位實質就是一種私法文化。
四、結語
法律文化作為一個時期法律的集合，是非常值得我們重視和學習的。在構建法治社會的今天，我們要做的就是，在充分了解我國的傳統法律文化的基礎上，吸收我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優秀成果，并且結合西方的法律文化，真正的構建出適合我國發展的一整套體系，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打下基礎。
參考文獻：
[1]辭海(縮印本)[Z].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
[2]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釋[M].北京：三聯出版社,1994.
[3]劉作翔.法律文化理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關鍵詞】法律;文化;困境;出路
中國法學乃至整個中國社會科學，在發展過程中有一個最基本的品格，這就是它的移植性，我們今天所使用的概念分析工具、分析框架、理論模式，大體上都是從西方移植進來的。
正是這樣一種基本的品格，決定了中國法學和中國社會科學不太可能向縱深發展，而只能在一個平面上展開。20世紀中國法律史的研究是沿著近代西法東漸，從而引起中國法的自覺反思而興起的。[1]在全球化時代，中國法學乃至整個中國社會科學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在主張普遍性的同時，對普遍性本身進行反思和檢討，這就要求我們對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問題，全球性與地方性的關系問題加以重新思考。正是在這樣的思考中，中國法學和中國社會科學有了向縱深推進的機會。當然這個機會并不等于現實，它要成為現實還要取決于我們對這個機會的認識和把握本身，更取決于我們在這個過程中，能否對既有的學術研究成果進行反思。
1．法學文化品位提高
中國進入世界結構是1978年以后的事，準確地說，是在進入WTO以后的事情，進入這一世界結構的代價，是遵守既有的游戲規則，但是這個代價，也給我們帶來了好處，使我們獲得了參與修訂或者參與重構世界游戲規則的資格。在1840年以后，中國面臨民族存亡的危機，中國的學術人開始思考，他們思考了一切問題，但是唯獨一個問題沒有思考，那就是對思想根據本身的思考。我們還必須認識到中國的基本國情。我們要建立文化的中國，就是要努力建構中國的文化身份和認同的標準。
法學文化品位的提高決不應該是單純的文化裝飾，而是源于法律現象研究的需要。法學家的文化品位“首先是指法學家不應該成為只精通法學或一門法學學科的專家。法學家必須博才多學，能夠并且善于運用相關學科的知識，豐富研究的領域和內容，擴大研究的視野。與此相關，法學家的思維起點要高，法學家關于法學問題的思維，不能只滿足于從法學到法學的線性思維方式。[2]”法學文化不僅是活動的結果，它還是活動的方式。在這個意義上，精神法學文化被看作思維方式及行為的規范和標準。[3]可見，提高法學家的理論素養作為深化法學研究的前提。法學家文化品位的提高，其目的是從宏觀上整體上把握法學。
2.相關研究的基本限定
第一個限定是，我所講的中國法學，是指1978年至今，這30年當中的中國法學的發展，在這30年當中，中國法學通過中國法律人的共同努力和貢獻取得的成果.。因此我把這30年稱作為一個偉大的時代。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無論這個時代多么偉大，都不構成我們停止思想的理由，更不構成我們停止對這些學術成果進行反思和批評的理由[4]。
第二點限定是，“法律只能是特定社會的產物。中國古代法所反映的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5]我所講的中國法學是說在這30年中，占支配地位的一些法學思潮，我把它稱之為四個基本的理論模式。第一個理論模式，主張權利本位，反對義務本位的權利本位觀；第二種理論模式，指強調根據法條出發進行思考，對法條本身加以注視的法條主義理論模式；第三個理論模式，是認為法律是多元的，但是必須最后要通過國家一元的方式的本土資源論；第四種理論模式認為，中國法律問題，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文化問題，需要用西方現代的文化來替代中國的文化，以求得中國法律發展。
3.法學的無盡的標準之爭
通過對“民法”之爭的分析，我們就可以比較清楚的認識到當前法律文化比較研究中存在的沖突及困境。傳統中國的“禮”及散布于民間的風俗、習慣在實際的功用中與現代的民法大致相當，它們雖然沒有通過國家的正式成文頒布，但在實際的操作中可以被當作民法來看待。標準的爭論很難有什么明確的結果，這也就造成了法律文化研究中形式上的自圓其說以及實質上的進程停滯。研究的僵持表明雙方的論證都是有說服力的，但雙方的說服力又恰恰暗示出了對方的缺陷所在。當前的法律文化研究雖然整體上是分為兩派，并且表面上也有著針鋒相對的沖突，但在其背后又隱含著大家均不滿足我們處于劣勢，均相信傳統中國在調整民事關系方面蘊含著博大的智慧，但又都存在著難以解決的問題，這就在事實上形成了僵持的困境。
4.可能的出路：深入的民間法考察
在這一僵持著的困境中，大家耗費了大量精力來重復論證自身話語體系的合理性，卻忽視了將此問題深入研究下去的重要意義。事實上，學界以“民間法”這一范疇為載體對傳統中國民事習慣的研究已是收獲頗豐，山東大學謝暉、陳金釗教授主持的《民間法》出到第五卷，其中就有很多關于傳統中國民事習慣的具體研究。另外，黃宗智教授、田成有教授、趙旭東教授及一些日本學者對此問題也廣有探討。這些研究很少有對于民事習慣的定性，相反大部分都是對每一個具體問題的深入考察。由于定性涉及到參照標準的問題，對這一問題的爭論可能會是“永無止境”的，并且會白白浪費了時間和精力。我們不妨暫時放棄標準的爭論，轉而進行一些具體的深入考察，具體到“民法”之爭的問題上，我們可以暫時不考慮非官方的“禮”及民事習慣是否為“民法”，我們的任務就是把它們放到歷史的社會中深入地、具體地考察。筆者相信，等到在世界范圍內大家都充分認識到傳統中國民事習慣所蘊含著的博大智慧，至于給“它”定性什么，可能就不再是一個問題，這種做法可能要比空洞的搞一些標準爭論明智的多，同時，我們的法律文化研究也會因此更加的真實有物，更富于生命力。最后，中國不僅需要研究西方和中國先哲的知識，更要立足于當下的中國，對中國在世界結構中的命運，進行認真的思考[6]。這是每個法律學人的使命，是每個中國學術人的使命，更是每個中國人的使命。■
【參考文獻】
［1］黃震.20世紀的《周易》法律文化研究――以中國法學文獻為中心的實證考察.
［2］葛洪義.法學家的文化品位與法律現象研究――答尹伊君先生.
［3］王哲.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
［4］鄧正來.中國法學的困境與出路.
在我國，將法律文化作為一個新的概念和問題進行研究最早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劉作祥作為當代我國法律文化研究的先驅，曾經詳細比較人類最早對于文化概念的研究，通過對文化概念的產生、發展過程的研究歸納出三種文化觀：廣義文化觀、中義文化觀和狹義文化觀。通過對三種文化觀所包含的內容的比較，劉作祥認為，我們對于法律文化的研究應當定位于中義文化觀。因為中義文化觀的核心概念是“精神文化”，對應的是廣義文化觀中所包含的“物質文化”，它不承認“物質文化”是文化，而只承認與人的精神相關之創造物及其表現形態為文化。
自此，基于以上學者們在歷史上曾作出的論斷，我們終于可以開始對于法律文化概念展開討論了。法律文化亦是一個多義的概念，法學界對于法律文化的界說仍存在許多不同的觀點，這是因為法律文化作為一個新的概念和范疇，人們對它的理論研究的歷史較其他概念來說還是比較短暫的。西方在對于法律文化的研究上早于我國，但也只早了20余年。雖然從法律文化走進我國學者視野至今的時間并不長，但綜觀眾多的法律文化著作與文章，我國學者對于法律文化概念的定義不下幾十種，足以證明他們已經開始注意到了法律文化對于法律研究的重要性。
1 法律文化的概念
在我國，隨著中國學界對于文化問題的愈加關注，“法律文化”在法學界開始走紅。在西方首先創造“法律文化”一詞的是美國學者勞倫斯?弗里德曼。他認為，法律文化是指“與法律體系密切關聯的價值與態度，這種價值與態度決定法律體系在整個社會文化中的地位”當然，我國學者在深入研究時也對法律文化的概念做出了自己的判斷。卓澤淵教授認為，法律文化“是指在一定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作用下，掌握國家政權的統治階級所創制的法律規范、法律制度和人們關于法律現象的態度、價值、信念、心理、感情、習慣以及學說理論的復合有機體，包括物質性的法律文化和精神性的法律文化兩個層面”。而周旺生教授將法律文化概括為實體性要素、意識性要素和精神品格要素的復合。劉作祥教授認為，“法律文化是指內隱在法律理論、法律規范、法律制度、法律組織機構和法律設施當中并通過這些法律現象表現出來的法律思想觀念價值體系，它指導并制約著這些法律現象的變化發展”。雖然各位學者的觀點表面上看來各不相同，但其中蘊含的兩個普遍存在的特征是明顯的，那就是人化和法律化。所以，我們也可以簡單地看待法律文化的概念，可以說它是一切人化了和法律化了的物質、意識的復雜結合體。
2 法律文化的分類
在對法律文化概念進行深入研究之后，不同的學者依據不同的標準又可以將法律文化作出不同的分類。依據“法系”和“法統”這兩個概念作為標準，我們可以將法律文化分為羅馬―日耳曼的法律文化、普通法的法律文化、社會主義的法律文化以及其它或非西方的法律文化。還可以依據社會形態將法律文化分為奴隸制的、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法律文化。甚至還可以依據法律文化所反映的不同的精神世界將其劃分為宗教法律文化和世俗法律文化。其中，世俗法律文化還可以分為倫理型和現實型兩種類型的法律文化。但是，被大多數學者所認同的還應當是劉作祥教授的觀點。他認為法律文化可以分為顯型結構上的法律文化和隱型結構上的法律文化。因此我們可以將法律文化也從顯型結構和隱型結構層面上進行分析，構造出法律文化的結構模式。其中，隱型結構層面上的法律文化分為三個次級層面：法律意識、法律心理（法律觀念）和法律思想；顯型結構層面上的法律文化分為：法律法規、法律制度和法律設施三個次層級面。而這兩個次層級面也正是法律文化的主要內涵。
3 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
雖然我國學者對于法律文化的研究是近些年來才興起的，但是我國作為文明歷史悠久的國家，我國的法律文化自古有之，且源遠流長。我們國家的法律文化不僅博大精深，它還對周邊國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世界法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時至今日，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依然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和制約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其主要內容體現在：皇權至上，等級特權，權力支配法律；以宗法關系為基礎，主張法律道德化，輕視法律的作用；法律以義務為核心，重刑輕民、律學獨秀；重視人際關系的和諧，重視調解，強調“徒法不足以自行”。這些都匯成了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精髓，它們對于目前我國建立社會主義現代化法治社會也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所以我們必須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進行深入的研究，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為我所用。
參考文獻
[1] 劉作祥：《從文化概念到法律文化概念――“法律文化”：一個新文化概念的取得及其“合法性”》，《法律科學》，1998年第2期，第17頁。
[2] 高鴻鈞：《法律文化的語義、語境及其中國問題》，《中國法學》，2007年第4期，第23頁。
[3] 張文顯：《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60―361頁。
[5] 劉作祥：《法律文化理論》，商務印書館，第118頁。
[關鍵詞]文化公司；社會責任；法律規制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6.000
[中圖分類號]D922.291.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6）16-0-02
1 文化公司社會責任的含義
文化公司社會責任指的是文化公司這一主體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公司社會責任在不同的語境下有不同的含義。本文所指的公司社會責任是指公司為滿足自身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需要，遵循法律法規、社會規范和商業道德，在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對環境等社會問題所承擔的責任，既包含道德方面的責任評價，也包含法律方面的義務和責任承擔。傳統的公司理論即認為“公司存在的目的是確保股東利潤的最大化”，公司的這種逐利本性某種程度上對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是有益處的，但這種自由放任的經濟體現了公司唯利是圖的本質，忽視了公司在牟利之外還應當承擔其他必要的社會責任，由此導致隨之帶來的社會問題日益增多。因此，從現今社會和諧發展的角度出發，公司社會責任會越來越被立法和實踐重視。因此，從公司法視野探討公司社會責任理論，同時考慮其他部門法律對公司社會責任予以完善，可以將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理論具體落實于法律實踐之中。
2 文化公司社會責任的內容
目前我國公司法研究中對公司社會責任的研究無論是就內容方面還是范圍方面，因理論研究的視角差異，導致存在諸多不同看法。本文鑒于文化公司行業的特殊性，文化公司除了承擔其他生產或技術型公司的有形的社會責任外，更應該承擔無形的建設精神文明社會責任。具體而言，應涵蓋以下方面的內容。
2.1 公司對雇員的社會責任
公司對雇員的社會責任是所有的公司企業都要承擔的社會責任。公司對雇員的責任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勞動合同法意義上保障勞動者的權利，也包括公司承擔的內在本職責任，如按時足額發放工資、獎金和福利；保證工作環境的安全，積極預防職業病；根據公司經營狀況提高工資標準；建立員工培訓制度；建立人性化的管理制度等。
2.2 公司對消費者的社會責任
公司對消費者的社會責任，除法律規定的公司承擔的提供質優價廉的產品等義務外，還應當承擔一些最基本的社會責任，具體而言，應包含以下內容。第一，公司應有社會責任感，制作的文化產品應符合消費者心智的正常發展并對消費者的人生觀、價值觀的正確樹立有幫助。如：某文化公司制作、發行的動畫作品只追求新穎搞笑，但實際上不論對于青少年兒童的品行樹立還是對其智力提升都沒有任何的幫助，反而鼓勵建立不正確的是非觀及從事不合法合理的行為。這樣的作品反映了文化公司對社會責任的漠視；第二，文化公司為了追求商業價值，會制作發行商業大片或者出版發行某些低俗文化的作品，在追求高回報的同時卻損害了消費者正確人生觀、價值觀的建立，從而也損害了社會精神文明的建設。
2.3 公司的環境保護社會責任
無論是從事何種行業的公司，將環境保護作為其應承擔的社會責任，是大多數研究公司社會責任的學者們一致支持的觀點，并且，該種觀點也已在相關的環境保護的立法中得到確認。在公司承擔環境責任方面，公司應至少遵守以下原則：第一，公司應當遵守法律規定，嚴格履行環境保護立法的要求，保證自己的經營活動不得破壞自然生態環境，尤其應在自身制度的規范中，特別制定環境保護的發展規定；第二，公司應遵守相關法律法規要求的作業程序、操作規范和安全保護要求，建立安全環保的作業環境，做到節能減排；第三，公司獲取利益時，嚴禁通過污染環境的手段獲取；第四，承擔起公司的社會責任，確保工作過的場地的環境衛生和無污染。
2.4 公司對公益活動的社會責任
公司對公益活動的社會責任是一項傳統意義上的公司社會責任，是對公司的道德標準的衡量，通常以高于法律的標準對公司所作的道德要求。文化公司作為宣傳的前沿陣地，對公益活動的宣傳、推廣和建設起著重要的作用。公司在這方面可以實行公益事業的捐贈、舉辦公益性的社會教育宣傳活動等。雖然公司履行捐贈方面的立法不完善，但對履行了社會責任的公司應授予榮譽或者優惠。
2.5 公司對社會精神文明建設的責任
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需要社會個人、組織的共同努力。文化公司提供的作品所傳播的思想對人們人生觀、價值觀等思想的影響乃至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因此，文化公司理應承擔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社會責任，在文化的宣傳、推廣乃至傳承方面，引導人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
以上僅是列舉公司社會責任應包含的內容，但實際上公司社會責任涉及面要廣泛得多。但無論其內容如何廣泛，其精神實質卻是不變的，那就是要求公司在追求利潤最大化、追求自身發展的同時，必須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以此來促進自身和社會的和諧發展。
3 文化公司社會責任法律規制現狀
3.1 法律規范缺失
目前，關于公司社會責任的研究在理論界如火如荼，但在立法當中，還沒有充分的體現。關于公司社會責任的規定只是分散在一些法律法規和行政性文件中，還沒有專門的法律規范對公司社會責任做出明確具體的規定。因此，關于公司社會責任的立法體系還沒有形成，由此導致實踐當中可操作性不強。
3.2 政府對公司社會責任的監管缺失
目前，對公司監管的相關行政部門傾向于事后處罰，而事先預防和監管則處于空白狀態。立法也沒有賦予特定的行政部門具有監管公司對社會責任履行的情況。因此，公司在發展自身的同時，缺少權力部門的引導和監管，這也導致了公司對社會責任承擔的漠視。
3.3 公司社會責任承擔的社會監督機制缺失
社會監督機制對公司社會責任承擔起著很好的監督和促進作用，在某種程度上監管的效果要優于政府的監管。現在信息社會，社會監督的途徑具有多樣化，除了依靠依法成立的民間組織或團體之外，媒體、網絡、微博等信息傳播平臺也成了卓有成效的監督途徑。但這些監督途徑同樣存在著或多或少的難題。就我國民間組織而言，民政部作為僅就其設立注銷行為進行審批，但很少監管這些組織，由此造成了社會監督機制的缺失。另外，很多組織的核心人員大都出自政府部門或者是一些公司的領導，由于這樣的牽連關系，導致這些組織很難正確履行監督公司是否履行社會責任的職能。而且，由于監管規范和標準缺失，導致一些組織很難用科學的方法對公司是否承擔社會責任進行監督。另外，就信息傳播平臺而言，其傳播消息的速度快捷，但其消息真假難辨，有待調查核實。因此，在發揮監管公司承擔社會責任方面，其功能受限。
4 文化公司社會責任實現機制
4.1 完善公司社會責任的立法
鑒于公司社會責任法律規范缺失現狀，結合前述文化公司承擔的社會責任內容的范圍，應完善以下立法。
4.1.1 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我國公司法設定的治理結構大體來看是以股東利益為中心而展開的，但以股東利益為中心并不意味著股東利益的唯一，其還應該注重實現公司社會責任的社會利益在公司法中的體現。具體而言，在治理結構的設置方面還應突出員工在公司中的作用，促進職工代表的權利真正得到實現，在兼顧股東和利益關系人利益的前提下完善公司制度，防止設置留于形式。另外，法律應規定公司章程中必須具備公司社會責任承擔的條款，并對公司造成社會危害的行為追究決策人及實行人的責任。
4.1.2 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消費者權益的保護是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內容，該權益受保護的程度直接影響公司社會責任的實現程度。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簡稱《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了消費者的權利義務以及經營者的權利義務，其中對于消費者權利的保護體現了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因素。但是，由于該法對于侵犯消費者權利的違法行為懲罰力度不足，以及消費者維權中存在的諸多困難，致使經營者經常以低成本的不履行義務的行為來破壞公司社會責任的一般規則，但是卻能獲得高利潤。因此，從立法角度而言，應完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經營者不履行法定義務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
4.1.3 修訂有關環境立法
公司作為商事主體，在經濟高速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重要，隨之而來的環境破壞問題也越來越嚴重，可以說，環境破壞的結果和公司未履行社會責任有著直接關系。因此，應當建立公司的歸責制度，在環境立法中擴大環保法的調整范圍，對公司從設立、運行到終止的過程中非清潔生產、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問題納入法律體系。另外，完善環保行政管理體制，各政府部門之間的權利界限清晰，從而實現管理的集中性與歸責的統一性。
4.2 完善公司內部治理結構，促使公司自覺承擔社會責任
股東對公司社會責任的態度及其共同的決策決定了公司能否主動履行社會責任。因此，本文認為，如若要使公司自覺承擔社會責任，應堅持做到以下幾點：第一，在公司章程中規定公司社會責任條款。公司章程是公司的最高行為準則，在公司章程中設立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的制度，督促公司有義務自覺履行；第二，公司應建立定期社會責任報告制度。公司定期其在環境保護、治理污染等方面的貢獻，并提出經驗總結，這會對其他公司起到示范作用；第三，公司應當定期披露重大事件，尤其是涉及到環境污染等事件，以使利益相關者了解公司；第四，將公司承擔社會責任作為企業文化加以強調和宣傳，提高公司管理人員及職工的社會責任認識。
4.3 嚴格執法，健全外部引導機制
由于外部引導機制中參與群體的廣泛和復雜性，因此，其建立需要政府發揮積極的作用，只有這樣才能促使公司積極的承擔社會責任。具體而言，需要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執法機關應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第二，對公司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的行為，公司的相關主管機關應建立公平合理的獎懲制度，對做的好的公司予以認可并獎勵。對做的不好的公司，予以否定并懲罰。與此同時，將該獎懲制度形成長效機制，堅持實行到底。第三，司法機關在審理有關公司社會責任的案件時，應擴大其對法律一般條款的解釋和適用權。
4.4 充分發揮社會監督作用
社會監督主體多樣、內容廣泛，充分發揮社會監督作用可以最大范圍內促進公司社會責任的實現。具體而言，應做到以下幾點。第一，公司內部員工應增強社會責任人人有責的意識，要勇于對公司不承擔社會責任的行為進行監督、舉報。第二，消費者權利的充分保障有利于公司社會責任的實現。因此，消費者在選擇商品或接受服務時，對公司違反法律或行業慣例的行為，應通過集體的維權行動，保護自身的利益。第三，反映實情的輿論監督可以促使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第四，充分發揮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的作用，健全組織監督形式，以此促使公司提供質量優良的產品或服務。第四，規范各種環境保護組織，督促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在不侵犯公司利益的前提下，開展督促活動。
5 結 語
公司社會責任的實現，是公司內部和外部共同作用的結果。在找尋外部途徑譬如政府監管、社會監督等提高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意識和效果時，還應該從公司自身去尋找解決問題的突破口，畢竟公司能夠自覺承擔社會責任是更好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因此，本文建議，通過公司章程條款的約定以及公司內部治理結構的完善來促使公司承擔社會責任，以期達到公司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均衡。由于文化公司的特殊性，其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因此，完善文化公司社會責任承擔的制度設計，并采取有效措施來實現社會正能量，是公司社會責任立法規制的主要目的。如前所述，文化公司社會責任的實現是法律、公司內部制度、外部監督機制等多種機制共同作用的結果。隨著依法治國的推進，生態環境的建立，公司社會責任理論將會深入人心，并在實踐中逐步發展和實現，而關于公司社會責任的各項法律制度也會逐步完善。
主要參考文獻
自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隨著我國文化理論的發展，“法律文化”從西方引入我國，開始引起我國法理學、比較法學和法律史學領域學者的關注，“頗有言必稱法律文化之勢”。但由于學界對法律文化的內涵缺乏明確的界定和深入的研究，使得法律文化現在仍未形成系統的理論，更遑論一門獨立的學科。“法律文化”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國學者勞倫斯•弗里德曼在《法律文化與社會發展》一文中提出的，指的是“與法律體系密切關聯的價值與態度,這種價值與態度決定法律體系在整個社會文化中的地位”。而法念法律文化與社會發展》一文中最先英國法學家科特雷爾則認為“法律文化”僅適用于觀察法律與文化一體化的初民社會和小型社區以及特定職業人群的法律觀念，與“法律意識形態”等同。也有學者把法律文化視為法律傳統或作為一種法律解釋方法。概括而言，法律文化是指植根于一個民族或國家長期共同生活的歷史文化過程中公認的、穩定的法律價值、觀念以及學說的統稱，是人們進行法律活動的行為模式和指導規范。
二、當前我國法律文化研究現狀與問題
首先，我國法律文化側重與其他法學學科結合來研究某一問題，而缺少對宏觀理論的研究。從我國近幾年的研究成果來看，我國當前研究法律文化，主要集中在：（1）與法制史結合來研究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包括禮法、無訟、自然法、律等，這部分研究占絕大部分；（2）與比較法結合來研究法律文化；（3）進行地方性研究，來研究少數民族如藏族、彝族、瑤族等的法律文化。而對法律文化本身的理論基礎、體系的研究卻明顯不足。其次，法律文化沒有厘清與一些學科尤其是法學學科的關系，從而影響了自身學科的發展。隨著社會的發展，這種學科交叉越來越明顯，也越來越重要。這種跨學科的發展前提是相應學科之間的合作關系，而非簡單的包含關系。而且我國法律文化的跨學科研究僅著眼于法社會學和法制史，對于其他學科不夠重視。而當前世界中關于法與數據、數字時代、工程學、戲劇、數學、人工智能的研究已經變成一種新的發展趨勢。最后，對我國法律文化的現代化路徑這一理論基礎問題，我國學者存在認識偏差。不少學者認為打破法律文化區分的制度性法律文化與觀念性法律文化這種二元結構并進行整合，使觀念性法律文化向制度性轉變，是我國法律現代化的路徑。然而，深入分析后我們可以發現這種觀念背后體系的是一種法律的一元觀，即“趨向于附和占據支配地位的依照法律治理國家的觀點”，是“現代科學主義驅動下型構而成的以立法統合整個法律定義”，是“唯法律的”、“現代性的”、“宏大敘事型的”。但就轉型期的我國現代化進程而言，我們更多的恰恰是對“現代性”的反思，更關注的是“后現代的”“地方性知識”這樣多元格局的存在。我們的出發點不再是看“沖突”，而是看“存在”，不再是進行統一的“整合”，而是研究各自獨立的前提下互動的融合來起作用，來滿足轉型的中國社會現實需要。
三、法律文化研究的理論基礎——法律多元主義
關鍵詞：文化產業促進法律；商業保險；法律制度
中圖分類號：D922.28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4）07-0111-01
一、文化產業促進法律與商業保險法律制度概念厘定
（一）文化產業促進法律概念界定
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y）概念產生于1947年，由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兩位學者在于《啟蒙的辯證法》一書中首次提出。[1]促進型法（Promoted Law）是指具有激勵、推動作用，蘊含促進激勵措施，采取柔性執法手段的法律類型。因此，文化產業促進法律是指調整我國文化產品生產和提供文化及相關服務，以推動經營性文化行業發展為主，以監管文化產業市場秩序為輔，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法律體系，包括法律、法規、規章等法律文件。
（二）商業保險法律制度基本定義
保險法律制度屬于金融法律制度范疇，而金融法律制度屬于經濟法法律制度范疇。保險一分為二，包括由政府主導的社會保險和由市場主導的商業保險。其中商業保險主要作用于市場經濟活動：通過《保險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保險公司管理條例》《國務院關于調整金融保險業稅收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等法律法規與科教文衛體領域緊密聯系。因此，結合我國《保險法》第二條對保險的定性，可定義商業保險法律制度概念：是指基于保險合同約定，調整投保人、保險人和被保險人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經濟法制度體系。它不僅以專行法律法規的形式出現，也因為融入到其他法律法規中而形成了以該項法律法規為主體、商業保險法律制度為補充的樣態。
二、文化產業促進法律中的商業保險法律制度現狀與問題
（一）文化產業促進法律中的商業保險法律制度現狀
我國商業保險法律制度在文化產業促進法律中體現：首先，國家立法上，僅有《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文化部關于保險業支持文化產業發展有關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唯一部門規章，其在文化產業保險市場、文化產業保險產品、文化產業保險服務、文化產業投融資上著墨，回應了《中央宣傳部、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等關于金融支持文化產業振興和發展繁榮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其次，在地方立法層面，《深圳市文化產業促進條例》第十八條、《太原市促進文化產業發展條例》第四十五條均規定本市人民政府應對文化企業給予金融保險方面支持；安徽省《關于金融支持文化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意見》強調結合地方實際，發展文化產業保險市場。這成為未來文化產業促進法律融合商業保險法律制度的現實探索。
（二）文化產業促進法律中的商業保險法律制度現存問題
1.暫缺文化產業無形資產保費定價機制。2011年，故宮博物院因7件臨時展品失竊而震驚全國，其僅可獲賠30余萬元，這與文物的實際價值相去甚遠，引發了民眾對文物保險價值的爭論；與之相同，文化企業的無形資產同樣難以計算。在商品交易過程中，合理的保費價格有助于降低無形資產的交易風險。但是，每個人對同一文化創意可能估價不同，這在著作財產權交易和藝術品交易市場尤為明顯。因此，法律可以建立專業文化保險機構準入制度，構建商業保險法律定價機制，推動無形資產保費定價機制形成。
2. 難對文化產業侵權行為提供保險服務。商業保險能使受到侵害的文化創意、文化商品相關權益得到經濟層面的補償，但因對其的侵權行為難以估算實際損失金額且難以取證，導致保險公司不愿受理其投保請求。也有學者認為在旅游觀光、出版印刷等文化產業領域中較為便于計算侵權損失額度，因為其以履行合同的給付行為或者書稿實物為內容，其計算方式更為直觀。[2]這都需要在文化產業促進法律中制定更為詳細的商業保險侵權賠償額度賠付規則，并在具體實踐中出臺相應的保險賠付標準。
三、完善文化產業促進法律中的商業保險法律制度
（一）建立文化企業無形資產評估體系
商業保險公司具有融資功能，其通過投資文化企業的債券、股權和參與文化產業投資基金來實現運營。《意見》提出“建立文化企業無形資產評估體系，為金融機構處置文化類無形資產提供保障”，為保險公司充分發揮資金供給和投融資優勢提供制度依據。因此，商業保險公司可攜手第三方的文化資產分析公司，在符合市場規律的基礎上估算文化企業無形資產的市場價值，然后提供其相應的保險服務，最終推動文化企業無形資產評估體系的建立。
（二）設立文化創意商業保險費率標準
面對侵犯文化創意的行為，法律需要通過設立保險救濟途徑來實現對受侵犯權益的復歸。其可以通過部門規章的形式設立貼近市場經濟規律的費率規則，建立文化產業保險風險數據庫，依照收益覆蓋風險的原則確定合理的費率，專門應對易受侵權的文化產業領域的風險。
（三）擴寬商業保險法律制度適用范圍
《通知》規定，文化產業保險市場由人保財險公司、太平洋財保公司、出口信用保險公司三家保險公司進行試點。人保財險公司鑒于故宮博物院文物失竊案，適時推出了包括藝術品綜合保險、文化活動公共安全綜合保險及涉及演藝、動漫領域的多類險種。這類擔保能力強、經營規模大的綜合性保險公司可依據《目錄》所鼓勵發展的文化產業類型增加保險險種，拓寬至網絡文化業、文化休閑娛樂服務業、文化科技服務業等領域，豐富其險種類型和拓寬其影響范圍。
參考文獻：
論文關鍵詞 法律 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概念
20世紀科技的飛速更新使得社會迅猛發展，從某種程度上也刺激著學術界加快研究的步伐，法社會學（sociology of law）和比較法學（comparative law）的研究也不斷發展，隨著研究的不斷地深入，法律文化的研究比重也不斷的加大，那么尋求一個關于法律文化的精確概念對于法的比較社會學研究（a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law）而言就顯得頗為重要，因為“法律文化”是法社會學和比較法學之間的一個溝通的橋梁。
一、弗里德曼關于“法律文化”概念的提出
1969年弗里德曼最先提出了“法律文化”這一個概念，這一概念發表于《法律與社會發展》。在此之前，幾乎很少有學者獨立的思考關于“法律文化”這一獨立的概念因素，也很少人將法律文化同法律制度的構建、法律發展、社會發展等相關因素聯系研究。關于法律文化，弗里德曼通過提出一系列的問題給我們描繪出一個關于法律文化的問題輪廓，這樣可以讓人們更明晰的認識了解法律文化。關于提出法律文化這一概念，弗里德曼從多元的角度對法律文化做出了研究，同時希望通過多元的角度解釋法律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點，“法律文化指向一般文化中的習慣、意見、做法或想法，這些因素使社會勢力以各種方式轉向法律或背離法律” 。社會和制度不能獨生法律，這時候就需要一個介入元素決定社會集團或者社會個體對于法律產生一個態度，那么這個介入元素就是弗里德曼所謂的法律文化。文化具有獨特性，每個國家的法律都不同，文化還具有延續性，因而“法律文化是與整個文化具有有機聯系的有血有肉的習慣，而不是某個社會可以選擇或購買因而不具有任何特定社會遺傳標志的中性人造品，具有共同法律遺產的國家之間存在法系上的相似之處。”
二、法律文化作為分析性概念的研究
根據上述文字對法律文化概念提出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出一個較為明晰的結論，法律文化作為一種文化介質處于法律制度的輸入和輸出地中心環節上，它的存在給予了法律制度存在性和真實性。要更清晰地學習法律文化的概念，我們就應該將其作為一個分析性的概念還原到法律制度的研究框架下，這樣才能更詳細更明晰的理解法律文化這一概念。
談到法律文化概念這一問題，除了主要研究《選擇的共和國》著作中關于法律文化的觀點，我們應該就這一概念在弗里德曼其他相關論著中涉及法律文化這一概念的內容加以審視和研究，通過清晰的了解才可以展開討論并通過討論得出對問題的批判。弗里德曼對研究法律制度的研究始終采取的是一種外部的觀察方法，運用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待法律，這種觀察方法不同于內部觀察研究的方法。從內外部力量的研究來看，法律文化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弗里德曼通過外部社會力量影響法律規則的角度來研究法律文化和法律之間的關系。弗里德曼認為法律制度的結構要素和文化之間相互的作用產生一種復雜的有機體。傳統的法學研究主要關注的是制度的結構和實體兩個方面的內容，但是法律制度真正的意義價值是一種的外部社會價值，經常對法律起作用的社會因素與弗里德曼提出的“法律文化”概念精密相關。因此，弗里德曼將法律文化界定為“某部分公眾所持有的關于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價值、觀點、態度和期待”。 通過上文的論述，明顯的看出弗里德曼賦予了法律文化一種分析性的功能，他認為法律文化是一種介于社會變化同法律變化之間存在的一種干涉性的變量。在研究了弗里德曼對法律規則對外部社會影響后，我們發現了法律文化同法律之間的關系，當法律行為和人們的行為有因果關系時，這時候法律行為就產生了一種影響。這里所指的法律行為是指：權利的掌握者如法官、律師、立法者和權利官員在法律制度范圍內采取的任何相關系的行為，這些行為包括決定、命令和規則等。研究法律行為不是為了說明法律規則本身，這里是強調規則用作的過程中是何種力量讓人們去遵守規則的。法律之所以可以對人們產生影響，顯示了人們對規則的反應，人們的內在價值的體現等，這些因素都和法律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由此，法律文化作為“法律行為對外部社會之影響”的要素之一，從而法律文化就成為分析法律制度運作的一個重要的概念。因此，將法律文化作為一個分析性的概念研究對于法律制度的建構和法律發展的推進有很重要的意義。
三、法律文化概念及其相關文化聚合體的研究
法律文化作為一個術語必須具有其實踐的可行性，要使其的存在有特定的意義，我們就不能僅僅將其看做是海量相關因素的一個抽象概念的存在，相反我們要將法律文化放入到文化學研究這一龐大的研究體系中去。我們應該放大研究范圍，面對法律態度、價值、習慣以及社會行為模式這些聚合體時，我們可以發現這些聚合體和弗里德曼提出的外層法律文化相契合。當上述的法律聚合體的規模縮小限定時可行性才是一種可能，只有這樣才能和大范圍研究的文化相區別。
在深入研究法律文化概念和相關文化聚合體時，首先要了解一下文化聚合體，文化聚合體是用來指稱所有相關因素所組成的一個復合體，它所涉及的文化內涵不僅僅是單一的文化，而是一種多元素的復合。因此我們在研究法律文化時應該注意其和文化聚合體的關系，法律文化作為文化聚合體中的一種因素，我們不應該將法律文化和文化的其他方面區別開來研究，如果區別開研究，就陷入的單一研究的陷阱。如果需要將法律文化同文化在研究時區分開來，應當在存在區分的必要性即設定某種假設前提時，才可以進行區分。這就意味著，法律文化應該僅僅是文化的某一個層面，或者是通過法律的視角觀察研究文化聚合體而得出的一種結論。按照這種理論研究的路徑和思路，法律文化的存在應該只是文化聚合體中的一部分，相反法律文化不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概念性問題。那么按照這樣的思路研究下去，關于文化的范圍也就存在界定的問題。如果將一種文化概念限定在文化聚合體的范圍之內，而不是單獨的把某種文化概念視為一種獨立的統一體，如果將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概念限制在某種文化聚合體的范圍之內來解釋，那么法律文化概念所顯現出來的模糊性問題在某些方面就可以得到緩解。
在研究法律文化概念時很容易使人們將法律從社會這個整體中分割出來，但是事實上法律始終是貫穿與整個社會體系之中的，如果想要把法律從社會整體中割離開，那就需要將文化分析成各種因素，這時候就需要法律文化概念要有很大的精確性。然而文化作為一種概念性的理論存在只有指稱文化聚合體是才有理論意義，這種意義上的文化所產生的概念并不具有我們所要求的精確性。當法律文化出現在一個相對復雜的復合體背景下時，法律文化這個概念的存在就有一定的價值，在某種特定的情形之下，弗里德曼意義上提出的法律文化這個概念可以當成一種具有精確性的工具來使用。
四、法律文化概念可能面臨的困境
弗里德曼關于法律文化這一概念的提出對于西方學界來說是一個重大的突破性事件，但是隨著廣泛關注和研究的深入，不同的批判聲也慢慢的浮出水面，在批判聲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人物有英國的學者科特雷爾和荷蘭的學者布蘭肯伯格，他們不僅是對弗里德曼這一法律文化的概念提出批判，在批判之后他們還提出了替代性的概念和對法律文化概念提出的一種不同的界定。
英國學者科特雷爾對于弗里德曼提出的法律文化概念有著自己的觀點和看法。首先，他認為法律文化概念本身是法律發展中的一個原因性的因素，并且是法律社會學理論系統中所闡述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法律文化就需要一個精準的指向。但是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概念的構成要素中：包括習慣、意見、想法等都只是一個一般性的描述，相對與這些概念沒有一個實際的可操作性的規定。基于上述的批判觀點，科特雷爾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來代替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那就是“法律意識形態”。他的法律意識形態包括實踐所包含、表達及塑造道德流行的觀念、信仰、價值和態度的一種總的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