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08 16:46:10
序論：在您撰寫國內經濟發展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一、降低外貿依存度，有效擴大內需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發展主要依賴出口、投資和消費“三駕馬車”的共同拉動，尤其是出口在中國經濟發展中始終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伴隨著此次經濟危機而生發的國外市場的變動使我們意識到，過分依賴國外市場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僅缺乏靈活性、多樣性，甚至是極其危險的。因為一旦國外市場的需求發生變化，中國的多數企業就會面臨著產品滯銷、工廠停產甚至破產倒閉、工人下崗失業的危險。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有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因此商品以及服務的國內市場是龐大且有巨大潛力的。在當前的金融危機背景下，有效拉動內需、擴大國內消費將成為增強中國經濟發展動力的一條必由之路。當下國內擴大內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首先，設法減小居民收入差距。地區、城鄉、行業以及群體收入差距過大始終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分配不公、收入差距過大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正日益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而收入差距過大又是多數人買不起房子、看不起病、上不起學的重要原因，少數富人的消費畢竟有限，此種情況長期存在便不能有效促進國內經濟的發展。其次，政府減少稅收、藏富于民，是有效拉動內需的另一途徑。富民才能強國，中國的稅收體制面臨必要的改革，稅種過多、稅率過高、稅負過重始終是困擾中國老百姓的重要問題，而分步驟適度上調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以家庭為單位征收，盡量做到公正公平、藏富于民是刺激消費的重要步驟。再次，控制房價等生活消費品價格、保持物價穩定。在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伴隨居民收入水平提升，適度的物價上漲是必要的，但如若物價的增長或通貨膨脹超越了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就會反過來抑制消費需求。近年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化已經成為加重老百姓生活負擔、干擾物價穩定甚至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政府必須采取有效的措施，如加大城鎮居民經濟適用房的投入力度、建立相對穩定的物價體系等方式，降低人們對未來不確定的預期，讓人們放心消費、大膽消費，有效拉動內需，增強經濟發展動力。
二、調整產業結構，重點開發新能源
當今世界面臨著能源安全的問題，其中不僅包括能源的供應，還包括能源需求、價格、運輸、使用以及環境在內的一系列風險和威脅。以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為主的傳統能源產業無論在開發還是使用上都面臨著諸多制約。如傳統能源多為不可再生的資源，存量有限，按照目前的消耗量，包括石油、天然氣在內的能源最多只能維持不到半個世紀，煤炭至多維持一百多年。一旦找不到來源突破口，便會出現供需矛盾，由此引發地區爭端，甚至爆發戰爭，引發全球性的能源災難。另外，當今世界面臨的突出的環境問題也與傳統能源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不無關聯。臭氧層急劇損耗、森林面積銳減、土地荒漠化、有害化學品污染，尤其是全球氣候變暖，都對地球環境產生了巨大影響，而這一問題又是關乎人類未來命運的關鍵性命題。中國所面臨的能源問題則更為嚴峻，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氣在中國都是極其短缺的能源，石油需求量的猛增以及由此引發的結構性矛盾正日益成為中國能源安全的最大威脅和問題。因此，產業調整勢在必行。2009年以來，國務院召開了一系列會議，逐步啟動了對國內幾大行業的調整發展規劃。作為重點產業的汽車工業規劃決定開始實施新能源汽車戰略，逐步推動電動汽車及其關鍵零部件產業化，中央財政亦會通過補貼資金的方式，支持節能和新能源汽車在大中城市的示范推廣。鋼鐵產業則提出以控制總量、淘汰落后、聯合重組、技術改造、優化布局為重點，推動鋼鐵產業由大變強。電子信息產業規劃確定了今后三年的三大重點任務，即完善產業體系，確保骨干產業穩定增長;立足自主創新，突破關鍵技術，提高軟件產業自主發展能力;以應用帶發展，著重在通信設備、信息服務和信息技術應用等領域培育新的增長點等。此次的產業結構調整是中國政府應對經濟危機而采取的適時之舉。調整國內產業結構，首先要改變部分行業發展散亂的局面，如汽車產業和鋼鐵企業，都明顯存在著布局無序的現象，這對行業的發展非常不利。其次，產業需要升級和優化，低碳是未來全球經濟發展的方向，而我國的傳統產業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賴于能源的高消耗，這種狀況必然要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逐步改進。最后是加強科技研發的投入，逐步改變經濟增長對能源消耗、資源消耗的高度依賴局面，爭奪國際新能源開發的主導權。
三、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倡導低碳經濟
當前全球經濟的發展不僅面臨著金融危機的壓力，同樣更面臨著環境因素帶來的壓力。面對全球性金融危機，幾乎所有大國都將本國經濟應對氣候變化的危機同應對金融危機同步推進，并將其作為帶動經濟復蘇的新產業、新動力，甚至作為本國貿易保護的一種手段。以美國為例，金融危機爆發后，奧巴馬政府開始極力倡導低碳經濟，并制訂了一整套所謂的“綠色能源計劃”，以搶占未來新能源發展的制高點，借此進一步鞏固美國的世界經濟霸主地位。這一計劃具體體現在兩個法案的通過上，一是《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ARRA)，另一個是《美國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ACESA)。通過上述兩項法案，美國政府計劃到2050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到1990年的80%，而美國電力來自于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也將從2012年的10%提升至25%;到2015年，美國將實現采用油電混合動力的汽車數量達到100萬輛，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的“碳排放限制和交易制度”，以此限制大工業企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提高燃油經濟的標準。美國政府制訂的有關二氧化碳減排技術的發展目標則體現在，一是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等技術替代傳統的包括煤炭、石油等在內的化石能源;二是提高能效，通過較少能源消耗實現二氧化碳的減排;三是碳捕捉及生物碳匯技術。上述各方面目標的實現都要依賴于相關技術的提升，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在二氧化碳減排方面的確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中國同樣需要低碳經濟。從世界乃至于各國經濟發展的長遠目標來看，發展低碳經濟已經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態勢，更應該成為各國的共識。不過，在當下全球性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很多國家，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大國都將發展低碳經濟作為一種對本國貿易實行保護的有效手段。2009年6月，美國眾議院通過了一項征收進口產品“邊界調節稅”的法案，所謂的“邊界調節稅”實際上就是征收“碳關稅”，也即是對進口的排放密集型產品，如鋼鐵、水泥以及一些化工產品征收特別的二氧化碳排放關稅。征收碳關稅的實質是發達國家在全球環境保護的旗幟下實施的一項對本國進行貿易保護的措施，在此之前還沒有征收碳關稅的先例。在此種情況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盡管一直在強調發達國家同發展中國家一樣，在氣候變化領域理應承擔“共同且有區別的責任”，這種強調實際上是基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實行減排能力方面的水平差異提出的。但即便如此，我們實際更應該從完善自身的能源結構、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減少排放等這些最根本的解決途徑入手，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當下的事實應該讓我們清醒地認識到，一旦所謂的碳關稅付諸實施，那么“中國制造”的低成本優勢便不復存在，也即是說，碳排放的問題將會成為直接影響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增長、國內就業乃至于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
對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利與弊分析，認識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急迫性
從吸收能量角度看：我國的投資—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主要具有兩方面的缺陷：一是投資方面，我國主要還是靠引進國外的技術來進行規模化的生產，它不利于本國企業的技術創新，并容易導致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與低效益等問題；二是出口方面，處于后金融危機時代，世界各國為了保住經濟的增長，都形成了高企的債務規模，在可預見的較長時期，都可能會去消減自身的赤字，為新一輪的經濟增長節約資本。可想而知，世界各國對中國產品的消費會是一個減少的趨勢，那么我們國家的產能將嚴重過剩。假如我國再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只是導致更大的產能，導致更大的銀行不良資產，從而威脅我國的金融系統，形成經濟滯脹，甚至導致社會的動蕩。②從釋放能量角度看：我國的投資—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通過政府為主導的投資拉動了經濟增長，形成了國內產業的規模化，并將產品銷往世界各國回收資本，以此為下一輪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帶來動力。在此種經濟增長循環中，我們國家得到的是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計價的債務憑證，失去的是國內的土地、勞動力與環境資源，以及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
鑒于宇宙觀的理解出發，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進行以下幾點思考
從宇宙觀的角度出發，可以從能量集結過程和能量釋放過程這兩個方面對中國發展模式轉變作一點思考：①能量集結過程，即通過資本將土地、勞動力與技術集結成產品的過程，其中核心的是效率提高。如何提高資本配置資源的效率則成為此過程的重點。在此，主要從技術創新培育和組織結構升級兩方面加以分析。首先，推動科技創新與科技進步，提高科技集約化程度。第一，加快企業的技術進步，使企業成為技術進步的主體，實現從“要素租金”增長轉變為“創新租金”增長。一是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企業技術進步機制，鼓勵科研機構進入大型企業集團，逐步加大企業的科研資金和力量的比重；二是要堅持技術與發展并進的方針，既要積極發展高新技術，縮短與先進國家技術方面的差距，也要發展面向市場的適用技術。第二，加快企業技術改造的步伐，是推動科技進步的重要手段。在充分考慮國內先進技術創新的起點和水平的基礎，制定行業技術進步和改造規劃，提出現有企業技術改造和采用先進技術的標準和實踐要求，限期淘汰落后的技術和設備，縮短設備更新周期。還要把企業技術進步與促進產業和產品結構優化結合起來，把企業技術進步與技術創新結合起來，把企業技術進步與發展規模經濟結合起來，把企業技術進步與合理利用資源結合起來，把企業技術進步與加強管理結合起來，推動技術改造。第三，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推動科技創新和科技進步，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儲備優質勞動力與科技人才。我國既要加大國民教育發展步伐，提高義務教育的質量和年限，擴大高等教育的規模，又要提高企業經營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勞動力的素質，加大企業培訓、教育、管理方面的投入。其次，加快結構調整，推進產業結構升級。第一，加快改革，優化產業結構。首先，要全面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塑造產業結構優化的微觀基礎；其次，要培育和完善要素價格，發展和完善市場中介組織，制定和完善市場規則，實現生產要素的流動和重組，是產業結構的調控具有靈活性與及時性，適應集約經營的需要；最后，加強宏觀產業政策的調節與指導作用，提高技術改造的投資比重，推進產業立法，進而加快產業結構和生產要素向優勢企業集中。第二，培育主導產業，推動經濟增長。當前，我國主導產業主要從以下三點加以培育：一是支持與振興傳統支柱產業———機械工業、電子工業、石化工業、汽車工業和建筑業；二是要培育高新技術產業。以信息技術、生物工程技術、新材料技術、新能源開發利用技術、空間技術為技術支持的工業和農業，要有計劃有步驟地把高新技術產業逐步培育為我國的新興主導產業、支柱產業。三是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使生產的產品在國際上更具競爭力。②能量的釋放過程，即提高消費產品的動力，為下一輪資本的集結和投入更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做準備。那如何提高社會的資本集結能力與最大限度地保留住資本為國內服務是能量釋放過程的重點。首先，增加收入，提高居民實際消費能力。居民收入過低是制約居民消費最主要的因素,要想促進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必須增加居民收入。第一，擴大居民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一是適應經濟增長速度，逐漸提高居民的勞動報酬；二是降低政府稅收，減輕企業的成本負擔，增加企業的競爭能力，從而為居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第二，調整收入分配結構，促進收入公平。努力增加中低收入階層的購買力，提高他們的生活保障標準，提高工薪階層的工作水平；加強區別化征收征管力度，通過開征利息稅、遺產稅等方式，改善分配結構。第三，努力發展資本市場,增加財產性收入。發展資本市場不僅可以使企業更具競爭力，還使我國居民直接分享企業創造的利潤，增加居民的收入渠道。其次，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居民的潛在消費能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維持著一個較高的儲蓄率,為中國經濟增長積累了寶貴的資金,但我國的消費規模卻很小,影響了內部經濟的不平衡。引起此種高儲蓄與低消費現象的重要原因是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導致居民出現各種預防性儲蓄。而這種預防性儲蓄在經濟下滑時還會強化。因此,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擴大消費需求的一個重要保障。一是繼續完善城鎮居民養老、醫療、失業、救濟等在內的社會保障制度,提高養老、醫療、失業、救濟等支付標準。二是要盡快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加大對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投入,擴大農村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的覆蓋范圍,提高社會保險金的支付能力。三是要盡快完善現有社會保障體系還沒有覆蓋到的群體的社會保障。
作者：韋林 蘇寧 單位：新疆財經大學
關鍵詞：費用資本化有利影響
新會計準則在借款費用、職工薪酬和研究開發費用的資本化方面有許多新的變化，這些變化對我國的經濟發展產生了有利的影響，本文試對此進行分析。
一、費用資本化與國際會計準則趨同，有利于我國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
當前，隨著國內勞動力成本上升、資源和環境的壓力日益增大，經濟全球化的浪潮有力地推動了我國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眾多中國企業紛紛到海外投資辦廠或上市融資。這樣我國企業必須按照不同國家和地區至少編制兩份財務報告，如果我國會計準則與世界各國和地區普遍認可的國際會計準則差異過大，無形之中增加了準則轉換成本，實質上是增加了企業投資、融資成本，不利于我國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我國新準則中有關費用資本化借鑒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中的有關內容，使得我國新準則中有關研究開發費用的規定與國際會計準則第09號《研究與開發費用》規定趨同，有關借款費用的規定與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借款費用》規定趨同，有關職工薪酬的規定與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雇員福利》規定趨同。新準則減少了與國際會計準則中的差異，有利于推動美國、歐盟承認我國市場經濟地位的進程，進一步優化我國的投資環境，促進我國企業以更低的成本實施“走出去”的戰略。
二、職工薪酬、研究開發費用資本化有利于我國出口企業應對國際反傾銷
隨著我國對外出口貿易的增長，歐盟和美國對我國產品的反傾銷調查近幾年呈增長趨勢，而令人遺憾的是，我國在反傾銷調查中經常敗訴，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國原有的企業會計制度得不到國際認可。如歐盟承認市場經濟地位的五項標準之一是“有一套按國際通用準則建立的會計賬薄”，由于我國原有的會計制度與國際上的差異性，造成我國在反傾銷應訴處于不利地位。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由于我國會計核算所依據的舊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不一致，從而造成生產成本計算上的差別。而新準則在這方面有了很大的改進，更貼近國際會計準則。這必然使得我國企業根據新準則計算出來的成本更接近于根據國際會計準則計算出來的成本，可以免受在反傾銷調查時對我國企業采用替代國標準而帶來的不利影響。比如準則中借款費用資本化的范圍擴大到包括固定資產和需要經過相當長時間的購建或者可銷售狀態的存貨以及投資性房地產等。職工薪酬準則將以前計入當期損益的五險一金、職工工會經費、職工教育經費等按照受益對象分別計入相關資產和勞務的成本。如果在反傾銷應訴中，即使國際會計準則調整，產成品、原材料、能源等資產的賬面價值也不會有多大提升，產品成本也不會有太大差距，進而對正常價值的影響甚微，這無疑對我國外貿是有利的。雖然新準則最終增加了出口產品的成本，削弱了我國廉價勞動力的企業競爭優勢，但是一方面，產品成本擠壓的空間是有限的，過度降低勞動力成本是違反國際勞工標準的，可能遭到國際貿易相關法律的制裁，從而影響企業的出口；另一方面，通過低價出口來爭奪國際市場的營銷方式并不是長久之計。
準則對研究開發費用的費用化進行了修訂，既允許企業研究階段支出費用化又允許開發階段支出如果符合相關條件就可以資本化。開發支出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資本化，《反傾銷守則》也有同樣的要求，其第2條第2款規定：“除非根據本項已在成本分攤得以反映，否則應對那些有利于當前或將來生產的非經常性支出或在調查期間支出受投資情況做出適當調整。”要求調整的情況是：符合資本化條件的支出如果沒有列入資本項目計提折舊，需將其資本化；應在幾年中分攤，卻一次全部計入損益的支出，需進行調整；使當前生產受益，但前一年已分攤完畢的支出，需將其分攤到當期甚至更長時間；在當期分攤完畢卻使今后受益的支出，則同樣需要將其調整至今后各期。因此，新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和反傾銷法的有關要求保持一致，如果不考慮前期支出在當期的分攤，則當期支出資本化可以減少當期費用，從而減少正常價值這樣會降低傾銷成立的可能性。
加快從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國際競爭壓力迫使我國必須加快服務經濟發展步伐，構建我國全面、深入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國家競爭力新優勢。是順應人民過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迫切需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順應各族人民過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須建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使廣大人民群眾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質量明顯改善，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務，努力實現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這必然要求大力發展公共服務業和各類新興的消費業，同時從加快發展現代生產業切入，推進產業經濟服務化，從而為社會、為市場提供更高質量、更加安全、更能滿足多樣化需求的物質文化產品。加快向服務經濟轉型的可能性1．國際經驗表明，從工業經濟轉向服務經濟具有加快轉型的趨勢。從工業經濟轉向服務經濟，發達國家都經歷了較長的歷史階段。但國際經驗表明，由于時代條件的變化，普遍存在著后發工業化國家轉型期縮短趨勢。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趨勢正日益向縱深發展，新科技革命特別是信息技術革命更是深刻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根本改變了傳統的時空概念。這使得新興發展中國家面臨著壓縮式跨越發展的歷史機遇。［9］日韓等國從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的速度明顯快于歐美國家，亞洲“四小龍”也表現出同樣的加速趨勢。我國作為最具活力的新興發展中國家，顯然也具有加快向服務經濟轉型的可能性。2．我國已經基本具備了加快向服務經濟轉型的物質技術基礎。我國的工業化過程從一開始就不同于西方傳統工業化路徑。目前，我國已建立起獨立、完整并有一部分達到或接近國際先進水平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制造業規模巨大，2010年已有220種工業產品產量居世界首位，其中許多是重化工產品，有的已大大超過發達國家工業化時期峰值。這意味著我國工業化中期不必完全重復發達國家以重化工業為主導的傳統模式，至少無須再著重擴大重化工業的數量規模和比重，從而也有條件及早確定以精深加工化和服務化為主導，把繼續完成工業化與加快從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結合起來。
我國服務經濟中長期發展趨勢分析
(一)未來10～20年是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1．經濟發展水平進一步提高，將促進產業結構和最終需求服務化。未來10～20年，我國經濟有條件繼續保持平穩較快發展。我國年均經濟增長率如按7%測算，經濟總量將達到2015年的55.8萬億元、2020年的78.3萬億元，人均GDP將達到2015年的45771元、2020年的67252元。2020年我國人均GDP將超過10000美元，進入中上收入國家行列，具備了支撐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發展的收入水平。根據國民收入水平與服務經濟發展的相關性分析，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占比有可能在“十二五”打破波動徘徊局面，呈現穩步上升趨勢，“十三五”有可能突破50%的臨界點，初步確立服務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再下一個十年，我國年均經濟增長率仍可能達到5%左右，國民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開始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服務經濟在我國經濟中的支撐作用將穩固確立。2．城市化水平提高和實質性推進，將為服務經濟發育成長創造廣闊平臺和強大動力。“十二五”時期，我國將以大城市為依托，以中小城市為重點，逐步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按照保守估計，我國城市化率將達到2015年的51.5%、2020年的55.5%，未來十年內將有1億多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破除雙重二元結構體制已經成為改革攻堅的重點任務，農民工“市民化”可能在5～10年內逐步實現。隨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實質性推進，對生產性、消費和公共服務的需求將大量增加，必然會有力推動服務業的集聚發展，并首先在大中城市形成以較為發達的服務經濟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帶動全國加快從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3．人力資本積累和創新戰略的實施，將有效支持要素投入和價值創造服務化。2020年我國將進入人力資源強國行列，建成創新型國家。屆時，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主要勞動年齡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將分別達到13.5年和11.2年;我國綜合入學率達到83%，超過目前中上收入國家約76%的平均水平，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總量將比美國高出80%;全社會研發投入占GDP比重提高到2.5%以上、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60%以上、對外技術依存度降到30%以下、本國人發明專利年度授權量和國際科學論文被引用數均進入世界前5位。人力資本積累和創新戰略的實施，將有效推動現代服務業大發展和要素投入服務化，尤其是促進知識密集型生產業與技術密集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融合互動發展，從而大大加快從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的步伐。4．體制改革攻堅取得突破和政策體系日益完善，將為加快服務業發展和向服務經濟轉型創造更有利的環境。“十二五”是深化改革開放的攻堅時期，我國將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包括服務業領域的改革，著力突破深層次的體制，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包括加大服務業開放力度。到2020年，我國將建成更加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可以期望，體制和政策環境的不斷完善，將為服務業大發展和加快向服務經濟轉型提供更強有力的保證。綜合考慮上述因素，我們判斷，今后10～20年應是我國從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產業結構服務化、價值創造服務化、中間投入服務化和最終需求服務化將取得長足進展，2020年之后我國總體上將步入服務經濟社會。(二)服務經濟發展趨勢預測1．關于產業結構服務化的預測分析。運用計量經濟學方法對未來我國服務業比重進行預測表明，我國從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化將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十二五”時期。在最終需求結構調整帶動下，加以要素驅動結構逐步變化的推動，三次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步伐加快，將帶來金融服務業、現代物流業、科技服務業、商務服務業等生產業快速發展。同時，調整收入分配關系，提高居民和勞動報酬“兩個比重”，加快農民工市民化，加強民生建設，推進基礎公共服務均等化等舉措，將促使商貿服務業、文化產業、家庭服務業、旅游業、體育產業等消費業和各類公共服務業快速發展。在此階段，預計服務業年增長率將達到8.9%，超過GDP和第二產業增長速度，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不再波動徘徊，將呈現持續上升態勢，有條件的大城市將會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第二階段是2015～2020年。隨著工業化基本完成，服務業增長速度可能有所降低，但仍將高于GDP和第二產業增長速度，服務業占比將繼續上升并突破50%的臨界點，服務經濟形態初步確立。由于服務企業顯著增多，加之事業單位完成分類改革，經營性事業單位轉成企業，服務市場競爭加劇，將導致服務業內部調整和加快結構升級，高端生產業和新興消費業將日益成為服務業和服務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傳統服務業占比下降但通過改造提升逐步實現現代化，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顯著提高。第三階段是2020～2030年。隨著我國進入后工業化階段，服務經濟形態穩固確立并逐步趨于成熟，服務業仍可保持高于第二產業和GDP的增長速度，服務業占比繼續穩步提高(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服務業占比一般要達到70%以上才趨于穩定)，制造業服務化將成為普遍趨勢。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服務業現代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也相應成為較為發達的服務經濟國家。2．關于就業結構服務化的預測分析。選取與我國同為“金磚四國”的俄羅斯、巴西作為參照國，依據這些國家在服務業達到與我國未來時期相似比重時的就業情況，推測我國服務業對就業的吸納能力(見表3)。首先，我國服務業吸納就業人數始終呈現增長趨勢，與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基本一致。其次，隨著服務業占比上升及其吸納就業潛力的逐漸開發，在“十三五”末期服務業將成為吸納就業的主要部門，即其吸納的就業人數將超過50%。第三，受到人口峰值的影響，“十二五”時期仍是我國就業壓力較大的時期，“十三五”時期盡管人口高峰已過，吸納就業的壓力仍主要由服務業承受。第四，我國就業壓力將在2030年后得到緩解，隨著就業總需求下降和服務業結構升級，雖然服務業仍是吸納就業的主要部門，在就業總量中的占比還會繼續上升，但其吸納新增就業人數和就業增長率都將下降。3．關于中間投入服務化的預測分析。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在從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階段，生產業增速明顯超出服務業平均水平。目前，我國生產業的發展尚處于起步階段，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施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必然會有力推動生產業大發展，使制造業對生產的需求持續擴大，并由此加快中間投入服務化進程。制造業與服務業將以三種方式融合互動發展:一是制造企業自有服務功能的完善提升，為客戶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多樣化、差異化、個性化的實時服務。二是通過將服務外包，以降低生產經營成本，并使企業自身能夠專注于提高核心競爭力。三是制造服務化或轉型成為服務型企業，如龍頭企業只掌握品牌培植、研發設計、技術標準和營銷授權，將其他生產經營環節都擴散外包出去。4．關于價值創造服務化的預測分析。全球化條件下國際分工使我國處于價值鏈低端環節的不利地位，將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施自主創新戰略的進程中逐步改變。向服務經濟轉型與我國新型工業化進程緊密結合，人力資本提升的正向動力、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反向壓力、物質資源的高投入與高消耗難以為繼、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制約等等各種條件，將迫使和推動我國產業與企業向價值鏈“微笑曲線”兩端攀升，加快價值創造的服務化。5．關于最終需求服務化的預測分析。在擴大內需戰略實施、調整國民收入格局、提高居民消費份額、城鎮化向縱深發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國居民的消費服務化趨勢將明顯加強。基于對歷年經濟增長率和人均消費支出之間相關度的計量分析，以及城鄉居民服務消費支出的歷史數據分析，并結合相關機構對我國經濟增長率和城鎮化率的預測，表4給出了未來我國消費服務化趨勢預測。2020年，我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服務消費支出占比將分別上升到55%和41%，全社會服務消費支出占比將上升到49%。如果按照總人口14.5億、城鎮化率60%計算，2020年我國居民服務消費支出總額將達到15萬億左右。
結論
住房建設本身就是固定資產投資的主要組成部分，也是資本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總的投資規模和投資收益有著重要的影響。因而，住房保障政策對于平衡投資和消費需求的比例關系、優化總需求結構，進而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義。住房保障政策下的住房投資行為是一種政策導向的投資行為。這種投資行為相對于市場自發的投資行為，主要具有兩種效應，分別為結構調整效應和跨期平滑效應。市場自發的投資出于逐利需要，往往忽視低端住宅市場，導致了對低檔住宅的投資不足。這是因為低檔住宅主要解決基本居住需求，具有一定的公關品屬性。開發商供給這類住宅的私人收益不足以彌補其機會成本。在中高檔住宅具有價格剛性的條件下，這種現象更為明顯。這導致了市場對這部分住宅的供給不足，同時容易引發中高檔住宅的投資泡沫。而住房保障政策主要針對的是低檔住宅的投資，解決市場自發投資的結構失衡問題。另外，由于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容易導致開發商的投資行為具有更大的波動性，市場容易出現投資過熱和投資不替出現的周期性現象。而基于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投資行為則可以更好地平滑房地產投資需求，從而增加總需求的穩定性。事實上，作為一種重要的基礎設施投資，保障性住房投資甚至可能成為國家宏觀調控的一種工具。
二、住房保障政策對凈出口的影響
居住成本是勞動力成本的重要構成要素。一國勞動力的居住成本高低，可以直接影響其勞動力資源在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進而影響其對外貿易的競爭力。房價和租金的上升會直接對勞動力成本產生向上的壓力，并影響商品價格。在固定匯率下，這種壓力會直接影響一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即使在浮動匯率下，匯率的變動也很難完全抵消由房價上升導致的成本壓力。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不同國家貿易商品價格的相對變動會引起匯率變動，并抵消一部分價格變動對于國際貿易的影響。這是通過貿易商在不同國家間的套利行為實現的。然而，住宅兼具非貿易商品和投資品的屬性，其價格在不同國家間的相對變動不僅不會引起這種套利為，反而可能引起國際資本的投機行為。眾所周知，投機行為和套利行為對于市場的影響是恰好相反的。當一國的房地產價格相對于他國更快的上漲時，國際投機資本會進入該國房地產市場，形成對該國貨幣的需求，更加推高該國貨幣的匯率。這樣，一國房價和房租的快速上漲在導致了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同時，還進一步加速了該國貨幣的升值，對該國的國際貿易形成更大的負面影響。
三、住房保障政策對總供給的影響
根據二元結構經濟理論（Lewis，1954），在世界各經濟強國的發展歷程中，城市住房保障政策無不起到了保證城市化進程推進、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高生產率部門轉移的作用。另外，良好的城市居住環境還能保證城市勞動者人力資本的高效累積，以及知識和技術外溢效應的順利實現，并推動城市各生產部門的分工體系不斷優化。因此，城市住房保障政策對于提高經濟效率的作用也就顯得更為突出。住房保障政策對于總供給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工業部門勞動力供給的數量和質量發揮作用的。首先，住房保障政策是保證城市化進程順利推進的重要措施，它促進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勞動生產率更高的工業部門轉移。根據劉易斯的兩部門剩余勞動模型，當農業生產部門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時，該部門的邊際產出為0。城市化進程則促進了這些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工業部門的轉移，從而實現工業部門的發展。但新進入城市的勞動力收入較低，居住成本就成為了勞動力順利轉移的重要障礙。而城市住房保障政策則是解決這一障礙的主要手段。除了以上的數量效應以外，居住條件的改善還有利于工業部門勞動力的人力資本積累。根據內生增長理論，早期的經濟發展一般是依賴于資本的積累和勞動力數量的增長。但當資本積累達到穩態水平和剩余勞動力轉移基本完成以后，經濟發展將進入由技術和知識進步，以及人力資本推動的內生經濟增長階段。完善的城市住房保障政策可以為勞動者提供更好的居住環境和公共資源，從而提高人力資本積累的效率。另外，勞動者通過到條件更好的社區居住，獲得了更多接觸知識和信息的機會。這又有助于實現知識和技術的外溢效應。
四、住房保障政策對經濟周期和金融市場的影響
住房保障政策是對房地產市場自發調節機制的重要補充，有助于緩解由市場調節的盲目性所引起的房地產價格過度波動。在現實中，房地產的價格波動往往會對經濟周期和金融市場產生巨大的影響。這是因為房屋和土地是銀行信貸投放的重要抵押品。根據金融加速器理論（Bernanke等，1989），抵押品價格的上升會降低借款人的融資費用，提高信貸的可得性。而信貸供給增加又會通過流動性效應進一步推高資產價格，反過來又對信貸市場產生影響。這樣，資產價格和信貸供給之間會形成一種正反饋機制。這種正反饋在極端情況下會導致流動性過剩和資產價格泡沫相伴出現。而一旦資產價格泡沫破裂，則又會出現“資產價格下跌———貸款形成壞賬———信貸收縮———資產價格繼續下跌”的現象。這就是著名的“債務———通縮”循環（Fisher，1933）。住房保障政策則有助于緩解住宅市場的驟冷驟熱和過度投機，降低了資產價格泡沫和過剩流動性出現的可能性。因此，住房保障政策具有平滑經濟周期波動和穩定金融市場的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住房保障政策發揮以上作用的前提是政策導向的住房投資是有效的。無效的保障性住房投資本身也可以造成資源配置的扭曲，并引發政府負擔過重，甚至引起政府債務償還問題。因此，保障性住房的投資不能僅僅依賴行政決策，而是要同時借助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功能。這就要求住房保障政策具有誘導型政策的屬性，以政策補貼作為杠桿，引導私人投資進入保障性住房投資領域。
五、住房保障政策與我國經濟增長效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這本質上是受惠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毫無疑問，人口紅利所帶來的勞動力成本優勢正是我國30年來實現改革開放，迅速融入國際分工體系的重要保障。但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和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的勞動力資源的成本優勢已出現逐步消失的趨勢。2011年，人均GNP超過4200美元。根據世界銀行的劃分方法，人均GNP處于976~11905美元之間的國家為中等收入國家。因此，我國已經成為了一個中等收入國家。根據歷史經驗，當一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時，其經濟的增長動力和效率將逐漸減弱。這一方面是因為中等收入國家的技術積累不足，還不能進入內生增長的新經濟增長模式。另一方面，由于勞動力成本提高，中等收入國家也逐漸失去在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優勢。一般認為當人均GNP處于2000~6000美元之間時，一個經濟體的增長效率是較低的。因而這一階段被稱為“中等收入陷阱”。
從經濟發展階段來看，我國目前已經進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此時，勞動者住房支出的高企無異于是“雪上加霜”，使本來就已經趨于弱化的勞動力成本優勢更進一步被蠶食。根據浙江統計局2005年的數據，該省2004年人均住房支出（包括建房、租房和住房裝潢、水電氣燃料）占全部消費支出的22.5%。可以說，大中城市的住房支出已經成為了當地中低收入群體的一大負擔。
這種負擔所導致的后果主要有四個：一是加劇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進一步削弱我國勞動力資源的成本優勢。二是在工資具有一定向上剛性的條件下，造成勞動供給減少，這同樣會削弱我國在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如低端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優勢。三是加劇了收入分配的差距，房價和房租的上漲導致了財富更多集中于擁有房產的高收入階層，而租房者、貸款買房者和存錢準備購房者則在財富分配中處于劣勢。四是降低了我國整體上的邊際消費傾向。一方面，由于邊際消費傾向隨收入增加而遞減，貧富差距加大本身就會導致社會整體的邊際消費傾向下降。另外，中低收入者為了支付房租和月供，或者為買房而存錢，也不得不進一步降低其消費支出。
在此背景下，提供高效的住房保障可以從多個方面推動我國經濟的高效增長，既能在人口紅利效應減弱背景下保持勞動力供給的質量和數量，又能保證總需求的穩定增長，并平滑投資周期的波動。綜上所述，住房保障政策不但對于維護我國社會公平具有重要意義，也是保持我國經濟高效增長的重要手段。根據住房保障政策與經濟增長效率的理論聯系，本文認為我國在制定住房保障政策時應注意如下兩點：
（1）我們需要注意保障性住房投資的效率，減少空置現象的出現，從而切實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居住成本。
目前,人們對耕地保護的責任不明確,錯誤的認為耕地保護僅僅是主管部門和縣級以上政府的責任。因為責任落實的不到位,當破壞耕地的違法現象發生時,個人以及某些部門都會視而不見,認為這些事情應該交給縣級以上部門去管。在國土資源形勢不容樂觀的形勢下,國土資源管理部門工作人員的壓力十分巨大,責任也異常巨大。目前,國土資源部門存在人手不足、執法力度不大、執法態度惡劣、執法手段單一、群眾基礎差等問題。
1.1執法過程艱難,違法用地屢禁不止
國土資源的利用涉及多方利益,在實際執法過程中,多方面的因素與勢力滲透會對執法人員的工作造成諸多影響。針對違法用地、違章建房、侵占農田等違法行為,國土部門工作人員只能夠依照法定程序來進行執法工作,先用文字要求違法者停止其違法行為,不能強行制止,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違法者不聽從執法人員的制止,那違法行為將繼續進行,等到行政程序結束,法院可以進行強行制止時,違章建筑往往就已經形成了,這樣就大大增加了執法人員的執法難度。
1.2監督執法力度不夠
國土部門工作人員的待遇欠佳,一些工作人員就會在工作中放低要求,不能嚴格依法執法;在進行國土資源的監督管理工作時,某些工作人員會收取好處,對違法行為視而不見;某些工作人員執法態度不夠堅決,執法力度不夠,不足以對違法行為產生震懾效應。
2加強土地資源管理的思路
2.1加強宣傳力度
土地資源的管理工作需要相關部門與普通民眾的協調配合,加強國家關于國土資源管理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工作,可以增強人民的耕地保護意識,使民眾認識到違法用地的嚴重后果,并有助于民眾自覺配合相關工作人員的執法工作。在國土部門工作人員之間也要進行必要的宣傳,執法人員要認真學習國家相關的法律法規,嚴格認真執法,避免暴力執法現象的發生。2.2處理好保障發展與保護資源的關系國土資源是保障我國經濟社會平穩快速發展的重要基礎,經濟的發展決不能以犧牲環境作為代價。在進行土地利用規劃時,相關部門需要兼顧資源與發展,努力實現資源的最優化利用。在土地管理的過程中,相關部門與各地政府都要認真學習國家出臺的相關法律法規,認真學習國家協調土地資源與經濟發展的重要精神,牢固樹立“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的理念,營造良好的依法用地管地工作氛圍。
2.3保障民生用地供應
“安居”才能“樂業”,在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的今天,住房問題成為困擾諸多民眾的一大難題。在進行土地的規劃管理時,相關部門需要大力保障民生用地的供應,認真解決民眾住房難的問題;相關部門需要牢牢把握住房地產市場,進行相關的監控與監測工作,及時根據市場需求調整供應結構與供應力度;相關部門需要加快土地審批工作,優化審批程序,建立可靠便捷的土地管理信息系統,降低國土部門工作人員的工作力度與工作壓力。
3土地資源科學管理的措施
3.1土地開發復墾管理
土地開發管理要遵循生態平衡原則、農村土地開發優先原則以及綜合性開發原則,并且要嚴格遵照土地利用整體規劃。基于以上三項原則與一個指導,廢棄的或者未被利用的土地可以得到合理的利用,并能夠產生良好的環境效益、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耕地的優先開發可以較好地保障經濟的發展與人民的安定生活,而綜合性開發則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土地開發的綜合效益。土地復墾要優先用于農業生產,嚴格實行“誰破壞,誰復墾”的原則。土地復墾是緩解人均耕地面積少的一項重要舉措,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資源的重復利用,改善當地的環境。
3.2地籍管理
地籍管理工作包括土地統計、登記、分等、調查、估價、檔案管理等,管理工作要注意保障地籍資料的系統性、連續性、完整性、概括性、精確性以及可靠性,并且要嚴格按照國家統一的標準進行。
3.3建設用地管理
建設用地管理堅持按計劃、規劃用地,保證建設用地宏觀上穩定、平衡與協調的原則;堅持城鄉建設用地統一管理的原則;堅持建設用地有償使用的原則;堅持保護耕地、合理用地、節約用地的原則。建設用地的合理管理對于維護社會安定團結,實現經濟平穩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合理的建設用地規劃是發揮土地資源價值的重要前提,充分發掘現有建設用地的發展潛力,最大限度地減少對耕地的利用,更能促進經濟的發展。
4結語
甚至東部一個發達城市的國民生產總值能達到西部地區三個省的總額。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5》的數字，在2004年東部地區11個省市資本形成總額為46212.84億元，占全國資本形成合計額76512.12億元的60.4%；西部地區10個省市區資本形成總額為11220.09億元，占全國資本形成合計額的14.7%，還不到東部地區的1/4。
我國的經濟也受到了一定的沖擊，為了應對這種局面，國家提出了四萬億投資計劃，并開始執行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大量的貨幣被政府重新投入市場，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通貨膨脹越發嚴重，居民的CPI不斷上揚。此外，受國際社會壓力，人民幣不斷升值，造成出口市場越發困難。貧富差距不斷拉大，資源分配不平衡我國目前目前主要實施的兩級分配制度，但是初次分配較為混亂，而再次分配有沒有健全的機制。
行政干預化、壟斷、稅收制度不健全等等都是影響居民收入的影響因素，最終的表現結果是城鄉居民收入不斷拉大，貧富差距也不斷增大。有數據報道，城鄉收入比由1978年的2.57：1增長到2003年的3.23∶1，2004年全國的基尼系數達到0.4387，已經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水平。到2012年，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均衡狀況并沒有根本扭轉，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也將影響到經濟進一步升級和社會轉型，應加快工資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另一方面，我國在資源分配上不平衡也非常嚴重。最典型的就是東西部在資源的分配和使用上政策不平衡，以及農村與城市之間的資源分配不合理，最終影響的是企業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