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01 10:28:53
序論：在您撰寫外貿實習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中國對外貿易貿易商品結構
1FDI與國際貿易關系的國際經濟學觀點
1.1替代論：貿易替代
俄林（Ohlin，B.G）等認為，在開放經濟中，區際間因生產要素稟賦的差異而引起的生產要素價格差異，將通過生產要素和商品的國際流動兩條途徑來縮小，直至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前者稱為直接均等，后者稱為間接均等。自由貿易代替要素流動，間接促進國際間生產要素價格趨于一致。當國際自由貿易出現阻礙時，國際貿易量就會減少，從而擴大了生產要素價格在國際間的差別，進而會促使要素的國際流動。這時資本流動將會替代商品流動，由此達到要素價格的直接均等。
蒙代爾（R.Mundell）認為，在自由貿易條件下，兩國的生產要素的絕對和相對量完全一致，資源實現了最合理的利用和最大限度的福利，并不存在引起要素流動的原因。如果滿足要素均等化及兩國有相同生產函數的條件，貿易與資本的流動有完全替代的關系。且資本流動越自由，替代國際貿易的作用就越大。資本跨國流動較之商品流動更能自由，更合理地利用世界資本資源，并直接起著使各國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的作用。以蒙代爾等為代表的關于FDI對國際貿易的替論有效地解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各個國家之間發生的直接投資。
1.2互補論：貿易創造
迪克西特（Dixit）、克魯格曼（Krug?鄄man）等人認為，由于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的存在，資本交易和對外貿易都是不可能完全自由的，因而存在不完全的替代。不論是國際間生產要素的流動，還是國際間商品，都不能消除各國間要素和商品相對稀少的狀態。
鄧寧的OIL理論認為，企業可以根據所擁有的優勢（壟斷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在商品出口、技術許可和對外直接投資三種方式中進行相應選擇。因而根據這一理論，國際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夠并存的。
小島清（KiyoshiKoiiman）認為，生產要素移動雖然減少了商品的稀缺性，從而減少了國際貿易的機會，但另外一方面，生產場所的開辟與建立，會創造新的貿易園地。他提出，國際貿易是按照比較優勢進行的，而國際直接投資也應按比較優勢的原則進行。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擴大兩國間比較成本的差距，創造出一種新的比較成本格局，從而使得投資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貿易在更大規模上進行，擴大了國際貿易的規模總量。
瑪庫森（Markusen，1984）在蒙代爾研究的基礎上，假定企業可以擁有與使用不同國家的生產要素，即假定存在不同的生產技術、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證明了生產要素流動會增加貿易。
美國經濟學家帕特瑞（P.Patrie）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差異進行研究的結論認為，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不同，使貿易和投資的關系也不同。帕特瑞將國際直接投資分成了三大類：市場導向型直接投資、生產導向型直接投資和貿易促進型直接投資。市場導向型直接投資是指跨國公司為了繞過東道國嚴厲的貿易壁壘或者是為了占領當地市場的需要，而對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適應當地文化、風俗的要求，以實現在當地生產、銷售。生產導向型直接投資是指跨國公司出于降低生產成本的需要，通過在那些擁有一種或多種廉價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與土地這些流動性比較差的生產要素的國家進行的直接投資。貿易促進型直接投資是指跨國公司為了更好地配合母公司或總公司的出口貿易活動，提供各種服務而進行的直接投資。進一步的研究表明，只有市場導向型直接投資容易成為貿易的替代。因此貿易替代的投資只是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部分。高水平的貿易保護壁壘最有可能導致以逃避關稅或占領本地市場為目標的直接投資的涌入。生產導向型和貿易促進型直接投資則會增加投資國和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
因此，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可分兩種，即替代關系和互補關系。現代國際經濟學研究大多認為FDI與國際貿易之間更多是互補的關系。
2FDI與中國對外貿易關系的實證研究
2.1FDI與中國對外貿易總量變化關系的實證分析
自從1998年來，我國對外貿易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后的大幅度攀升，據中國海關統計，2004年我國進出口總值達到11547.4億美元，相比1984年的535.5億美元，平均年增長率為15.8%。2004年我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為606.3億美元，相比1984年的18.02美元，年平均增長率高達30.2%。
關于我國對外貿易總量與外商直接投資的關系建立貿易乘數模型如下：
T（t）=a+mCFDI(t-1)+sFDI(t)+u(t)
775.031.2361.232
R2=0.9381F=136.3374
X（t）=b+nCFDI(t-1)+qFDI(t)+v(t)
361.0940.634210.85758
R2=0.9517F=177.6354
M（t）=c+pCFDI(t-1)+rFDI(t)+w(t)
413.962250.6016370.374895
R2=0.9168F=99.1570
其中，T（t）、X（t）、M（t）分別代表進出口總額、出口額、進口額；CFDI（t-1）為第t-1年末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FDI（t）為第t年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額；a、b、c、m、n、p、s、q、r為待定參數；u(t)、v(t)、w(t)分別為隨機誤差項。通過回歸分析可知，r2=0.9381、0.9517、0.9168，三條直線的擬合度較高，此模型可以用來很好地解釋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對外貿易的關系。當FDI每增加1億美元，我國對外貿易總量可增加1.232美元。FDI對我國貿易總量有較強的促進作用。
2.2FDI與中國對外貿易結構變化關系的分析
這里的對外貿易商品結構是指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在本國的進出口貿易中所占的比重。對外貿易商品結構可體現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
我國外貿進出口中工業制成品所占比重遠遠高于初級產品。從出口來看，隨著FDI逐步轉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我國的外貿出口結構實現了由初級產品向勞動密集型輕工產品、勞動密集型機電產品的轉變。我國工業制品在出口中比重已由1990年的74.4%上升到2003年的91.3%。2002年，計算機與通信技術產品、電子技術產品出口545.33億美元和79.17億美元，分別占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總額的80.54%和11.69%，分別增長50.5%和2.3%。從進口來看，外商直接投資的大規模流入帶進了大量的機器設備，特別是外資企業中加工貿易的比重較重，進口了大量的原材料，促使我國的進口結構由消費型轉向生產型。自1997年來，機械及運輸設備產品的進口比重逐年攀升，初級產品進口則逐年減少，進口商品結構得到改善(見附表）。
3FDI在促進中國對外貿易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與對策研究
3.1FDI在促進中國對外貿易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經過近20年的發展，2002年，中國已超過美國經成為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作為外資流入的主要載體的外商投資企業，極大地促進了我國對外貿易，優化了外貿商品出口結構。但在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將成為我國對外貿易持續增長的制約性因素。主要表現在：
（1）引進外資項目層次低。集中反映在技術層次、產業投資上。FDI雖然帶來了中國市場需要的先進技術，但核心技術仍掌握在外商手中，轉移到中國的只不過是已進入“成本競爭”階段但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相對先進的技術，在國際市場上并不具有很強的競爭力。進入成本競爭階段的高新技術產品（如電腦、手機等）在我國大量生產和出口，長遠看有貿易惡化的傾向。近年來出口價格指數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這一點。從產業投向上來看，多集中于勞動密集型、具有一定出口優勢的食品加工制造、紡織、玩具、自行車等行業，而技術密集型行業投資較小，僅占20%左右。
（2）產業間外商投資分布不均。第二產業仍然是外商直接投資的熱點。2002年，在累計吸收合同外資金額中，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分別占1.90%、63.31%和34.78%。第一、第三產業吸收外資在總量中所占比重仍不樂觀，三產業的不協調發展勢必延緩我國工業化進程。
（3）外商投資地區分布不平衡。我國外商投資企業的發展不僅存在產業布局的不平衡，還存在區域布局的不平衡。東部地區吸引外資總量遠超過中部與西部。2002年東、中、西部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分別占到86.7%、9.5%、3.8%，而且東部所占比例越來越大。這無疑會進一步拉開東部與中西部的發展水平，制約社會全面發展。
3.2對策建議
（1）完善環境，為外商投資提供更為優越的外部條件，提高其運作質量與效率，帶動進出口貿易的發展。環境仍是一個重要的因素。目前，我國在硬件環境上已基本不構成FDI流入的瓶頸，而投資的軟環境需要進一步改善與提高，首先要營造一個公平競爭、開放有序的市場環境；其次是保持吸引外商投資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在國際投資環境不確定因素增多的情況下，努力保持我國利用外資政策及相關法律的穩定性，對于引進FDI而言至關重要。再次，完善服務環境，提高政府部門的服務效率，樹立為外企服務的思想觀念，完善服務體系，依法加強管理。
多元化戰略始于1992年全方位對外開放戰略的確立，并成為1994年前后出臺的我國“大經貿”戰略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被確立為我國外經貿發展的一項長期戰略。
貿易多元化戰略實施以來，我國對外貿易的商品結構和市場結構已經產生了一些喜人的變化，在宏觀方面的表現更為明顯。
（一）貿易多元化，有利于抵抗地區貿易集團對我國外貿的負面影響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地區貿易集團的產生和發展會產生貿易轉移效應，使得集團成員國與非成員國的貿易被集團內部的貿易所替代。我國目前游離于各主要地區貿易集團之外，從而成為地區貿易集團負面影響的首當其沖者。比如，北美自由貿易區建立后，墨西哥對美國的紡織品出口就超過了我國。幸而我國的紡織品在世界其它國家的市場都很大，我國的紡織品出口才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所以，只有推行多元化戰略，才能抵抗其它國家結成地區貿易集團對我國外貿的負面影響。
（二）貿易多元化當然也有利于分散風險和促進貿易的長期發展亞洲金融危險爆發以后，盡管我國的外貿環境隨之惡化，但我國的外貿仍能取得一定的增長，就是最好的說明。
通過使用經濟計量模型分析，對我國實行多元化戰略的效果進行計量分析，將使我們對我國貿易多元化的現狀及存在問題有更深的認識。
二、計量分析（一）：貿易地理方向集中化指標
首先，將我國出口地理方向分為美國、日本、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亞、其它發達國家、非洲國家（除埃及）、香港地區、亞洲國家地區（除香港、中東國家）、歐洲國家、中東國家、拉美國家、大洋洲國家（除澳大利亞）15個分方向。分別計算某一年我國對某分方向的出口額占該年我國總出口額的百分比，再求這一組15個百分比的標準差。這個標準差，就是衡量這一年我國出口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的指標。在下文中簡稱為“出口集中化指標”。
同樣可以計算我國的“進口集中化指標”。這里計算了1986-1995年中國、美國和日本歷年的“出口集中化指標”和“進口集中化指標”，1996-1997年中國的“出口集中化指標”和“進口集中化指標”。計算美國和日本的相應指標的時候，只要將原來中國對美、對日的分方向改成美國對華、日本對華即可。
以往用于衡量貿易地理方向集中化（分散化）程度的指標一般是對前10大貿易伙伴貿易占全部外貿的比重。這一指標并沒有充分利用外貿的全部結構信息。而“出口集中化指標”和“進口集中化指標”就沒有這一缺陷。而且所選取的分方向可以根據需要進一步細分中歸并。
如右圖，有以下結論：
附圖
以上數據由《世界經濟年鑒》引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貿易方向年鑒》。
我國在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曾出現一個波峰；1994年開始呈輕微下降趨勢。作為對照的美日同期變化幅度保持在2個百分點內。我國進口集中化程度在80年代末呈現下降趨勢，90年代則呈上升趨勢，特別是1996、1997年兩年的上升速度最快。美日同期進口集中化程度沒有明顯變化。剔除我國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則1986-1995年3國的進出口集中化程度排序為：日本〉中國〉美。
首先，我國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是因為當時西方國家對我國的制裁，迫使我國出口用轉口的方式取道香港。結果，在那幾年間，我國對香港出口占我國總出口40%以上。從而大大提高了出口集中化程度。1993年開始，由于全方位對外開放戰略的推行和西方國家對我制裁的基本解除，我國出口集中化程度也就迅速下降。1994年開始的下降趨勢則反映了1994年開始推行“大經貿”戰略的效果。同期美日出口貿易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呈現出輕微上升的趨勢；數據顯示，這與其對我國出口占其總出口的比重上升有關。總的來說，這一趨勢有助于緩解我國與美日兩國的貿易爭端。
其次1996、1997兩年我國進口集中化程度的迅速上升主要是因為我國從日本和香港以外的亞洲國家和地區的進口額相對（相對于我國總進口，下同）上升，而從中東、非洲和拉美國家的進口相對減少。這反映了多元化戰略在進口方面的推行并沒有收到太大效果。同期我國從美日的進口都相對下降，這對進口集中化程度的上升多少有一些緩解作用。
最后，3國的進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排序，一方面反映了美國作為經貿大國，其經濟全球化程度相當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為貿易盈余國的日本和中國，其出口分散化受到其它國家購買力等因素的限制。
三、計量分析（二）：偏相關系數模型
本節的分析通過計算中國和它國的外貿總額的偏相關系數和顯著性，利用逐步剔除法尋找對中國外貿長期發展影響較大的國家，從而找出外貿多元化的目標。偏相關系數是在考察多個變量時，剔除其它變量的影響，僅考慮選定變量相關關系的指標。優點在于能反映出選定變量真實的相關關系。缺點在于相關關系并不等于因果關系。所以本節所選取的國家都是1996年中國前15大貿易伙伴（其比重都超過了當年中國外貿總額的1%），所使用變量是各國的外貿總額。
逐步剔除法是每一次計算都剔除上一次計算得出的偏相關系數達不到選定置信度水平，顯著性水平由最低的變量，直到剩下的變量都達到選定的置信度水平為止。本文所選定的置信度水平要求α=1%。
第一次選取1950-1996年中國、美國、日本、歐盟5國（法國、英國、意大利、荷蘭和西班牙，以下簡稱歐盟）、澳大利亞、加拿大和印尼。計算的結果如下：
結論是，在選定貿易伙伴中，美日在1%的置信度水平下被證明與我國外貿發展相關。盡管美國與我國在1954-1971年沒有直接貿易，中美貿易的發展也是80年代才真正開始的。但因為美國始終是世界貿易大國，對全球國際貿易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其對我國外貿發展也始終發揮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即使是在和我國不存在直接貿易的時期，它也有巨大的間接影響。偏相關系數正因為可以通過剔除其它因素的影響，所以能把美國對我國外貿發展的直接和間接的影響都分離出來加以衡量。
表1簡單相關系數
美國日本歐盟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尼
0.9609090.954540.9380310.9533080.7575380.954704
表2偏相關系數
美國0.50670.57270.60430.59710.5207
日本-0.2519-0.3943-0.3974-0.4132-0.3939
澳大利亞-0.2483-0.3734-0.3583-0.3494-
加拿大-0.2668-0.3067-0.2674--
印尼0.23580.267---
歐盟-0.1781----
表3偏相關系數置信度
美國0.0010000
日本0.1080.0090.0080.0050.007
澳大利亞0.1130.0140.0170.019-
加拿大0.0880.0450.079--
印尼0.1330.083---
歐盟0.259----
表4三國模型*
中國美國日本
中國-00.007
美國0.5207-0
日本-0.39390.9889-
*對角線左下方是偏相關系數，右上方是對應偏相關系數的置信度（參照表1、3）
從表4可以看出我國外貿發展與美國呈正相關關系，與日本呈現負相關關系。這表明我國外貿與美國是互補關系，與日本則是競爭關系。要指出的是，上述結論是以全球國際貿易為背景作出的，并不僅僅考慮兩國的貿易和分工。
以上是第一次計算的結論。第二次計算與第一次的原理和步聚相同。不同的是，第二次計算的數據區間是1978-1996年，在變量中增加了韓國的外貿額（見表5-8）：
附圖
表6偏相關系數
美國0.55470.78530.79330.75650.6042
歐盟-0.5325-0.6186-0.6105-0.6406-0.7129
韓國0.63110.66050.65570.730.6651
澳大利亞-0.5893-0.6296-0.6361-0.573-
印尼0.36510.38360.4247--
加拿大0.14090.1374---
日本0.0315----
表7偏相關系數置信度
美國0.0490.00100.0010.01
歐盟0.0610.0180.0160.0080.001
韓國0.0210.010.0080.0010.004
澳大利亞0.0340.0160.0110.02-
印尼0.220.1760.115--
加拿大0.6460.64---
日本0.919----
表8四國模型
中國美國歐盟韓國
中國-0.010.0010.004
美國0.6042-0.0080.678
歐盟-0.71290.6171-0.017
韓國0.66510.10850.5712-
以上數據，1950-1981年由《世界經濟統計摘要》引自《聯合國統計月報》；
1982-1996年由《國際統計年鑒》引自《聯合國統計月報》。
結論是，在選定貿易伙伴中，美國、歐盟和韓國在1%的置信度水平下被證明與我國外貿發展相關。美韓與我國外貿呈正相關關系，歐盟呈負相關關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貿發展受到美國和韓國外貿發展的正向影響。這說明改革開放使我國逐步融入國際市場。與韓國的關系正常化，也對我國外貿發展起了積極作用。數據顯示出我國與歐盟國家是競爭關系。這有兩點原因：一是歐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的貿易轉移效應在起作用，二是反映了近年來我國與歐盟國家之間頻頻發生的貿易爭端。
因為貿易多元化的目標之一就是避免我國外貿發展過于受某一國或幾國的支配，所以找出對我國外貿發展影響密切的國家和地區，也就分清了在推行貿易多元化戰略時對各個國家所應采取的不同態度。
對其外貿發展與我國正相關的國家，應使我國外貿總額的增長速度快于我國與該國貿易的增長速度；對其外貿發展與我國呈負相關的國家，則應與其展開競爭；其外貿發展與我國無顯著相關關系的國家，則是我國發展外貿的對象。
四、計量分析（三）：馬爾可夫過程模型
首先，我國的貿易地理方向是一個組合。這個組合在馬爾可夫過程中，被看成是一個狀態，基本思想是研究系統在不同狀態間轉移的規律，并據此進行預測。假定轉移的規律滿足齊次馬爾可夫過程，即系統在不同狀態間的轉移（即貿易地理方向的改變）遵循相同的規律，與轉移發生的時刻無關。這里，不同的狀態用向量表示，狀態轉移的規律則用轉移矩陣表示。
經驗表明，經濟系統對齊次馬爾可夫過程假定的符合是一種長期的符合。因此不能用任意相鄰兩年的轉移矩陣來代表狀態轉移的規律，而要用最小二乘法對轉移矩陣進行估計。具體方法如下：
將我國貿易地理方向分為港澳地區、美國、歐盟12國、其它歐洲國家、其它亞洲和大洋洲國家、其它美洲和非洲國家7個方向。我國貿易地理方向的初始狀態向量為X[,0]=(X[(0),1],X[(0),2],X[(0),3],X[(0),4],X[(0),5],X[(0),6],X[(0),7])，其中X[(0),i](1《i《7)表示我國對第i個方向的貿易比重。同理，記k年后我國貿易地理方向為X[,K]=(X[(k),1],X[(k),2],X[(k),3],X[(k),4],X[(k),5],X[(k),6],X[(k),7])。記馬爾可夫過程的轉移矩陣為P,X=(X[,0],X[,1],……X[,46])[T],Y=(X[,1],X[,2],……X[,47])[T],則P的最小二乘估計為：附圖=(X[T]X)[-1]X[T]Y對從1997年開始k年后我國貿易地理方向的預測向量為X[,47k]=X[,47]附圖[k]。
將1950年——1997年我國的進出口額數據代入，可得如下結果（見表9-11）：
附圖
附圖
附圖
預測的結果表明，如果目前的貿易多元化趨勢維持下去，到了2007年，美日在我國出口的份額會明顯下降；歐盟12國、其它亞洲和大洋洲國家、其它美洲和非洲國家會略有下降；港澳地區會重新上升，歐盟12國以外的其它歐洲國家所占份額會明顯上升。
進口方面，到2007年，美日、其它亞洲和大洋洲國家在我國進口的份額會明顯下降；歐盟12國、其它美洲和非洲國家會有所上升，港澳地區也會重新上升，歐盟12國以外的其它歐洲國家所占份額會明顯上升。
綜合來看，到2007年，美日、其它亞洲和大洋洲國家在我國外貿的份額會明顯下降；歐盟12國會略有上升，港澳地區、其它美洲和非洲國家會上升，而歐盟12國以外的其它歐洲國家所占份額會明顯上升。
所以，我國推行貿易多元化戰略的效果是喜憂參半的。美國和日本在我國外貿中的重要性在下降，這是良性的。但對非洲和拉美出口比重的降低說明我國還不能大規模地進入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在這一方面推行貿易多元化戰略的效果是不明顯的。反觀我國外貿發展的歷史，在我國的經貿較不發達的時期，選擇向發達國家和地區出口初級產品無疑是一種避免與其直接競爭的明智做法。但當我國的經貿逐漸發展起來以后，就應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擴大制成品出口，這是符合產業升級的要求的，也必然會引起和發達國家地區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顯然，我國還沒有完成這一轉變。
最后，將第二節中提出的“集中化指標”與本節的計算結果結合起來，可得下圖：
附圖
可以看出，今后幾年內，我國的出口集中化程度將輕微下降，進口集中化程度將先降再升，綜合的效果是總貿易額的集中化程度將下降。
五、結論和建議
我國的貿易地理方向長期處于高度集中的狀況，始終受美國的影響，從主觀上說，是和我國企業的營銷習慣和落后的營銷技術有關，從客觀上說，是和我國所處的外部環境和避免與發達國家直接競爭的需要有關。推行貿易多元化戰略對我國是必要的，所帶來的收益遠大于付出的成本。
從效果來看，出口多元化比進口多元化做得更好，降低美國和日本在我國外貿中的比重比提高非洲和拉美國家在我國外貿中的比重做得更好。
具體來說，一個市場是否有利于我國進入，主要基于對以下幾方面的判斷。
經濟互補性，最與我國有互補性的，一個是處于發達國家頂端的美國，一個是處于發展中國家底部的非洲國家。貿易保護性，比較有利于我國的應該是發展中國家。購買力，比較有利于我國的應該是發達國家。但這并不絕對，按照“大經貿”戰略，對發展中國家可以把貿易和投資結合起來。兩國關系是否友好，在這方面，首推非洲國家。所以，非洲、拉美等發展中國家應該是我國今后推行貿易多元化戰略的重點。
綜上所述，我國今后推行貿易多元化戰略需要做好以下的工作：
認請兩個誤區。第一是貿易多元化不等于出口多元化，還應該包括進口多元化。后者在相當程度上被忽視了。第二是不應該再把香港地區看成是競爭對手。不可否認，香港地區的確在我國與其他國家地區之間貿易中轉環節上收取了不少利潤。但香港地區在發展國際貿易上有經驗，有渠道，與其進行適當的分工合作，是能夠提高整體的經濟效率和降低成本的。而且如果貿易多元化只是簡單地用低價競爭的手法把原來從香港轉口的貿易搶過來，那么得益的只會是其它國家和地區，吃虧則是大陸和香港地區。
加強對貿易的管理。貿易管理的松懈和混亂已經造成了我國對俄羅斯等市場的喪失。而且還會繼續影響我國對新市場的進入和貿易多元化戰略的推行。提高企業的營銷技術，加強企業對新市場的了解，提高外貿競爭的質量，升級產業結構。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卻是推行貿易多元化戰略的“治本”措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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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范慕韓：《世界經濟統計摘要》，34-41頁，1985年，人民出版社。
關鍵詞對外貿易依存度國內生產總值外貿政策匯率
對外貿易依存度又稱作對外貿易系數，是衡量一國國民經濟對對外貿易的依賴程度的重要指標，它以本國對外貿易總額在本國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表示。為了準確地表示一國經濟增長對外貿依賴程度，我們又將對外貿易依存度分為進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進口依存度反映一國市場對外的開放程度，出口依存度則反映一國經濟對外貿的依賴程度。一般來說，對外貿易依存度越高，表明該國經濟發展對外貿的依賴程度越大，同時也表明對外貿易在該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越重要。
伴隨經濟的全球化，對外貿易在各國經濟中的比重都在增加。1980～2000年間，世界貨物貿易的年均增長速度達到6.1%，而世界經濟增長速度為5.4%。據WTO和IMF的數據測算，1960年全球外貿依存度為25.4%，1970年為27.9%，1990年升至38.7%，2000年升至41.7%，2003年已接近45%。中國作為轉型中的發展中大國，對外貿易依存度也逐年提高。
1近年來我國外貿依存度逐年增高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對外貿易快速增長。伴隨著外貿的增長，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也不斷提高。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發展：
第一階段是1985～1990年，隨著我國對外開放逐步擴大，出口緩慢增長。1985年，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為23.1%，其中出口依存度為9.02%，進口依存度為14.08%，1990年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首次達到30%，其中出口依存度為16.05%，進口依存度為13.84%，我國出口慢慢趕上并超過進口。這一階段，主要由于國內資源緊缺和大量技術設備的進口，使進口依存度連續多年高于出口依存度。
第二個階段是1990年～2000年，在這一階段，我國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觀經濟調控措施，使出口額年均增長達到12.4%，超出了我國年均GDP的增長速度8.8%。勞動密集型產業崛起，加工貿易的開展，使出口快速增長，出口依存度超過進口依存度，推動外貿穩步上升，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也于1994年突破40%。雖然1996～1999年四年內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有所滑落，但是在35%左右徘徊，2000年再次達到43.9%。
第三個階段是2001年至今（見附圖）。隨著中國加入WTO，經濟全球化進一步加深，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日益明顯，2004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歷史性的突破萬億美元大關，超過日本，名列世界第三位，對外貿易的增長速度，遠遠高于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和世界貿易的增長。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快速增加，2002年突破50%，2005年已經高達63%。據有關學者分析我國已經躋身中等貿易依存度國家行列，即貿易依存度集中在30%～100%之間，如法國、意大利、英國、韓國、德國等。
2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持續走高原因分析
2.1對外貿易政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對外貿易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確立了出口導向型的外貿政策，大力鼓勵出口,千方百計地通過出口進行創匯。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了調整進出口結構，運用了價格、匯率、利率、出口退稅、出口信貸等手段調控外貿，使出口額年均增長達到12.4%。這些外貿政策的實施,導致了我國進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不斷提升，我國貿易規模列世界排名也不斷上升，1997年位居世界第10位，2004年進一步上升至世界第3位，一直到今天，我國的對外貿易規模穩居世界第3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國外貿依存度不斷提升甚至出現偏高的現象是我國經濟發展戰略和外貿政策的產物。
2.2我國對外貿易中加工貿易比重過高
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偏高，包括出口依存度增長過快，與我國的加工貿易增長密不可分。近10年來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極大調動了三資企業和民營經濟的發展，這給大量利用廉價勞動力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創造了條件，造成了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的過度發展和盲目出口。很多外商看準了中國，作為其加工基地，大量開展加工貿易。因此從我國對外貿易結構看，加工貿易的快速發展對我國外貿依存度的提高具有重要影響。從20世紀80年代初，加工貿易從零起步，比重上升迅猛，1995年加工貿易額超過一般貿易，到2004年加工貿易出口額占出口總額的55.28%。2005年，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已達6905.1億美元，占進出口貿易總額比重的48.55%，加工貿易出口與進口的年均增長速度高28.8%和24.2%,遠高于出口和進口的年均增長速度15.3%和14.9%。加工貿易已占我國出口貿易的半壁江山，成為我國第一大貿易方式。
加工貿易是“兩頭在外，一頭在內”的一種貿易方式，通常從事低層次加工貿易國家對外貿易依存度高于從事高層次加工貿易國家對外貿易依存度。目前我國的加工貿易從事的是低層次的加工貿易，即使屬于高新技術產業中的加工貿易也是從事勞動密集型加工組裝環節，附加價值不高，國內采購率較低，利用進口原材料、零部件加工生產后出口，它與國內經濟的聯系不緊密，因此運用包含加工貿易在內的外貿依存度指標，無法真實反映對外貿易對經濟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如果扣除加工貿易，出口依存度顯著降低。
2.3人民幣匯率波動影響
從外貿依存度與匯率變動的相關分析看，外貿依存度與匯率變動之間的關系最為密切。在其他條件都不變的前提下，人民幣升值，則外貿依存度下降；人民幣貶值，則外貿依存度上升。1978年-1994年期間人民幣匯率一直處于貶值中。1978年人民幣匯率為1美元兌換1.5771人民幣，1993年下降為1美元兌換5.7620元人民幣；而1994年我國實施匯率并軌，國內銀行掛牌的美元兌人民幣的年平均匯率驟升至8.6187元，因此以人民幣計算的進出口總額大幅增加，致使1994年相比1993年的對外貿易依存度猛增11個百分點；1994年～2003年，人民幣匯率總體上處于穩定趨勢。國內外多項研究成果表明，人民幣名義匯率比其購買力平價(PPP)低3倍左右。從2003年至今，人民幣受到來自多方因素的影響，匯率小幅上升。但從總體上看，人民幣的大幅度貶值,對出口產生了巨大影響，外貿依存度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30%上升到目前的60%。可以說我國外貿依存度的較快提高，人民幣貶值是一個重要原因。
2.4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被高估
GDP是對外貿易依存度計算公式中的分母，GDP統計結果對一國對外貿易依存對有著直接的影響。由于我國是世界上唯一采用產出法計算國內生產總值的國家，所以統計遺漏很多。2005年和2006年國家統計局兩次對GDP歷史數據進行了修訂，從兩次公布的結果看，1993～2004年我國的GDP總量發生了較大的轉變。經濟普查年度GDP上調了23002億元，GDP年均上調7418億元。與GDP數據修訂前相比，GDP數據修訂之后我國歷年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都降低了。2004年對外貿易依存度修訂之前是70.01%，修訂之后下降了10.2個百分點，1993～2004年年平均下降了4.25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在對GDP進行修訂之前，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普遍被高估。
此外，GDP包括第一、二、三產業的產值，其中第三產業可貿易程度較低，所以在計算對外貿易依存度時，第三產業在GDP中比重越大，計算得到的對外貿易依存度越小。因為第三產業在對外貿易中獲取利益的主要途徑是通過資本、技術輸出、服務貿易等方式。在計算對外貿易依存度時一般用商品貿易額/GDP，所以作為分子的進出口貿易額就較小。因此，第三產業發達的國家外貿依存度就較低。從全世界范圍看，21世紀初，世界第三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平均為62%，其中低收人國家平均為38.8%，48個中等收入國家為54%，高收人國家(即發達國家)平均為67%左右，第三產業成為主要發達國家產值最大的部門。如美國，其第三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高達75%，2005年其對外貿易依存度僅為25%，因而列入較低外貿依存度國家。而我國第三產業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3%，以貿易占國內生產總值計算的貿易依存度就會偏高。
3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幾點建議
對外貿易依存度指標在理論界一直是大家爭議的焦點，評價各不一致。根據凱恩斯的對外貿易乘數理論，一國的出口和國內投資一樣，對就業和國民收入有倍增作用，出口與國民經濟之間形成乘數效應。而出口取決于國外消費者對本國產品的需求情況，如果外國處于經濟上升時期，則對本國的產品需求會增大，從而促進本國國民經濟增長；但是如果外國進入經濟增長衰退期或經濟增長不景氣，則對本國產品的需求下降，從而會將本國帶進甚至加速經濟衰退。因此，可以說對外貿易依存度的高低是一把雙刃劍，任何國家在獲得出口增長導致國內經濟增長加快的同時，都應該認識到隱藏著巨大的風險。對于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而言，這一指標不宜過高。否則，會使一國經濟對于世界經濟的波動十分敏感，并且忽視國內市場的培育和開發。
而有學者研究表明，我國GDP每增長10%，對外貿易的貢獻度為2.5%。鑒于對外貿易對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且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國仍要從自身優勢出發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對外貿易在今后將更進一步發展。但我們應調整對外貿易的狀況和結構，使對外貿易切實拉動并穩定國內經濟增長。
3.1繼續開放市場，盡快融入經濟全球化中去
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中，任何國家和地區經濟的發展都不能離開世界其他國家。國際分工進一步深化發展是必然的趨勢，中國要實現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必須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更快、更深融入到國際經濟全球化中去。
3.2進一步擴大內需，穩定國內經濟增長
從長期看，為了利用好對外貿易依存度這把雙刃劍，減緩國際經濟波動可能對我國經濟造成的影響，應穩定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目前的首要任務就是積極擴大內需，將我國的工業制成品的出口建立在滿足國內需求的基礎之上。在滿足國內市場的前提下形成我國工業制成品的比較優勢，降低對國外市場的依賴程度，自己掌控企業的生存狀況。
我國的國內市場容量潛力巨大，這正是很多外商看好中國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國經濟的長期發展與繁榮的基礎應是國內消費和投資。國內市場的發展和完善是今后的重心，對外貿易活動應服從于我國的長期經濟發展戰略。特別是在目前我國與其他國家貿易摩擦逐漸增多的情況之下，擴大內需不失為促進經濟增長，穩定對外貿易依存度的良方。
3.3加強技術創新，創立國際品牌，提升產品競爭力
我國目前大力發展的加工貿易能耗高、污染嚴重、效率低下，始終處于國際分工的最底端。要想加快中國經濟的發展，提高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在國際貿易中占據主導，必須以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發展自主知識產權，掌握核心技術；從貼牌生產到創立世界品牌，使我國改變給發達國家打工，外貿以數量取勝的面貌，取得自主定價，商品以質量取勝的真正貿易大國地位。
3.4調整產業結構，提高服務貿易出口
服務貿易是現代經濟中附加值高，且最具增長潛力的行業。從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軌跡分析，服務貿易的整體增長既優化了一國的產業結構，擴展了一國的經濟規模，也降低了外貿依存度。同時服務產品的出口又提升了貿易的國際競爭力。我國的服務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處于較低水平，發展比較落后。因此大力發展服務貿易是中國經濟和外貿發展的重要任務，提高服務貿易出口量，調整產業結構，必須發展第三產業，服務業發展了，才能參與更高層次的國際分工與國際貿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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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戰略始于1992年全方位對外開放戰略的確立，并成為1994年前后出臺的我國“大經貿”戰略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被確立為我國外經貿發展的一項長期戰略。
貿易多元化戰略實施以來，我國對外貿易的商品結構和市場結構已經產生了一些喜人的變化，在宏觀方面的表現更為明顯。
（一）貿易多元化，有利于抵抗地區貿易集團對我國外貿的負面影響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地區貿易集團的產生和發展會產生貿易轉移效應，使得集團成員國與非成員國的貿易被集團內部的貿易所替代。我國目前游離于各主要地區貿易集團之外，從而成為地區貿易集團負面影響的首當其沖者。比如，北美自由貿易區建立后，墨西哥對美國的紡織品出口就超過了我國。幸而我國的紡織品在世界其它國家的市場都很大，我國的紡織品出口才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所以，只有推行多元化戰略，才能抵抗其它國家結成地區貿易集團對我國外貿的負面影響。
（二）貿易多元化當然也有利于分散風險和促進貿易的長期發展亞洲金融危險爆發以后，盡管我國的外貿環境隨之惡化，但我國的外貿仍能取得一定的增長，就是最好的說明。
通過使用經濟計量模型分析，對我國實行多元化戰略的效果進行計量分析，將使我們對我國貿易多元化的現狀及存在問題有更深的認識。
二、計量分析（一）：貿易地理方向集中化指標
首先，將我國出口地理方向分為美國、日本、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亞、其它發達國家、非洲國家（除埃及）、香港地區、亞洲國家地區（除香港、中東國家）、歐洲國家、中東國家、拉美國家、大洋洲國家（除澳大利亞）15個分方向。分別計算某一年我國對某分方向的出口額占該年我國總出口額的百分比，再求這一組15個百分比的標準差。這個標準差，就是衡量這一年我國出口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的指標。在下文中簡稱為“出口集中化指標”。
同樣可以計算我國的“進口集中化指標”。這里計算了1986-1995年中國、美國和日本歷年的“出口集中化指標”和“進口集中化指標”，1996-1997年中國的“出口集中化指標”和“進口集中化指標”。計算美國和日本的相應指標的時候，只要將原來中國對美、對日的分方向改成美國對華、日本對華即可。
以往用于衡量貿易地理方向集中化（分散化）程度的指標一般是對前10大貿易伙伴貿易占全部外貿的比重。這一指標并沒有充分利用外貿的全部結構信息。而“出口集中化指標”和“進口集中化指標”就沒有這一缺陷。而且所選取的分方向可以根據需要進一步細分中歸并。
如右圖，有以下結論：
附圖
以上數據由《世界經濟年鑒》引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貿易方向年鑒》。
我國在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曾出現一個波峰；1994年開始呈輕微下降趨勢。作為對照的美日同期變化幅度保持在2個百分點內。我國進口集中化程度在80年代末呈現下降趨勢，90年代則呈上升趨勢，特別是1996、1997年兩年的上升速度最快。美日同期進口集中化程度沒有明顯變化。剔除我國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則1986-1995年3國的進出口集中化程度排序為：日本〉中國〉美。
首先，我國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是因為當時西方國家對我國的制裁，迫使我國出口用轉口的方式取道香港。結果，在那幾年間，我國對香港出口占我國總出口40%以上。從而大大提高了出口集中化程度。1993年開始，由于全方位對外開放戰略的推行和西方國家對我制裁的基本解除，我國出口集中化程度也就迅速下降。1994年開始的下降趨勢則反映了1994年開始推行“大經貿”戰略的效果。同期美日出口貿易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呈現出輕微上升的趨勢；數據顯示，這與其對我國出口占其總出口的比重上升有關。總的來說，這一趨勢有助于緩解我國與美日兩國的貿易爭端。
其次1996、1997兩年我國進口集中化程度的迅速上升主要是因為我國從日本和香港以外的亞洲國家和地區的進口額相對（相對于我國總進口，下同）上升，而從中東、非洲和拉美國家的進口相對減少。這反映了多元化戰略在進口方面的推行并沒有收到太大效果。同期我國從美日的進口都相對下降，這對進口集中化程度的上升多少有一些緩解作用。
最后，3國的進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排序，一方面反映了美國作為經貿大國，其經濟全球化程度相當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為貿易盈余國的日本和中國，其出口分散化受到其它國家購買力等因素的限制。
三、計量分析（二）：偏相關系數模型
本節的分析通過計算中國和它國的外貿總額的偏相關系數和顯著性，利用逐步剔除法尋找對中國外貿長期發展影響較大的國家，從而找出外貿多元化的目標。偏相關系數是在考察多個變量時，剔除其它變量的影響，僅考慮選定變量相關關系的指標。優點在于能反映出選定變量真實的相關關系。缺點在于相關關系并不等于因果關系。所以本節所選取的國家都是1996年中國前15大貿易伙伴（其比重都超過了當年中國外貿總額的1%），所使用變量是各國的外貿總額。
逐步剔除法是每一次計算都剔除上一次計算得出的偏相關系數達不到選定置信度水平，顯著性水平由最低的變量，直到剩下的變量都達到選定的置信度水平為止。本文所選定的置信度水平要求α=1%。
第一次選取1950-1996年中國、美國、日本、歐盟5國（法國、英國、意大利、荷蘭和西班牙，以下簡稱歐盟）、澳大利亞、加拿大和印尼。計算的結果如下：
結論是，在選定貿易伙伴中，美日在1%的置信度水平下被證明與我國外貿發展相關。盡管美國與我國在1954-1971年沒有直接貿易，中美貿易的發展也是80年代才真正開始的。但因為美國始終是世界貿易大國，對全球國際貿易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其對我國外貿發展也始終發揮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即使是在和我國不存在直接貿易的時期，它也有巨大的間接影響。偏相關系數正因為可以通過剔除其它因素的影響，所以能把美國對我國外貿發展的直接和間接的影響都分離出來加以衡量。
表1簡單相關系數
美國日本歐盟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尼
0.9609090.954540.9380310.9533080.7575380.954704
表2偏相關系數
美國0.50670.57270.60430.59710.5207
日本-0.2519-0.3943-0.3974-0.4132-0.3939
澳大利亞-0.2483-0.3734-0.3583-0.3494-
加拿大-0.2668-0.3067-0.2674--
印尼0.23580.267---
歐盟-0.1781----
表3偏相關系數置信度
美國0.0010000
日本0.1080.0090.0080.0050.007
澳大利亞0.1130.0140.0170.019-
加拿大0.0880.0450.079--
印尼0.1330.083---
歐盟0.259----
表4三國模型*
中國美國日本
中國-00.007
美國0.5207-0
日本-0.39390.9889-
*對角線左下方是偏相關系數，右上方是對應偏相關系數的置信度（參照表1、3）
從表4可以看出我國外貿發展與美國呈正相關關系，與日本呈現負相關關系。這表明我國外貿與美國是互補關系，與日本則是競爭關系。要指出的是，上述結論是以全球國際貿易為背景作出的，并不僅僅考慮兩國的貿易和分工。
以上是第一次計算的結論。第二次計算與第一次的原理和步聚相同。不同的是，第二次計算的數據區間是1978-1996年，在變量中增加了韓國的外貿額（見表5-8）：
附圖
表6偏相關系數
美國0.55470.78530.79330.75650.6042
歐盟-0.5325-0.6186-0.6105-0.6406-0.7129
韓國0.63110.66050.65570.730.6651
澳大利亞-0.5893-0.6296-0.6361-0.573-
印尼0.36510.38360.4247--
加拿大0.14090.1374---
日本0.0315----
表7偏相關系數置信度
美國0.0490.00100.0010.01
歐盟0.0610.0180.0160.0080.001
韓國0.0210.010.0080.0010.004
澳大利亞0.0340.0160.0110.02-
印尼0.220.1760.115--
加拿大0.6460.64---
日本0.919----
表8四國模型
中國美國歐盟韓國
中國-0.010.0010.004
美國0.6042-0.0080.678
歐盟-0.71290.6171-0.017
韓國0.66510.10850.5712-
以上數據，1950-1981年由《世界經濟統計摘要》引自《聯合國統計月報》；
1982-1996年由《國際統計年鑒》引自《聯合國統計月報》。
結論是，在選定貿易伙伴中，美國、歐盟和韓國在1%的置信度水平下被證明與我國外貿發展相關。美韓與我國外貿呈正相關關系，歐盟呈負相關關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貿發展受到美國和韓國外貿發展的正向影響。這說明改革開放使我國逐步融入國際市場。與韓國的關系正常化，也對我國外貿發展起了積極作用。數據顯示出我國與歐盟國家是競爭關系。這有兩點原因：一是歐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的貿易轉移效應在起作用，二是反映了近年來我國與歐盟國家之間頻頻發生的貿易爭端。
因為貿易多元化的目標之一就是避免我國外貿發展過于受某一國或幾國的支配，所以找出對我國外貿發展影響密切的國家和地區，也就分清了在推行貿易多元化戰略時對各個國家所應采取的不同態度。
對其外貿發展與我國正相關的國家，應使我國外貿總額的增長速度快于我國與該國貿易的增長速度；對其外貿發展與我國呈負相關的國家，則應與其展開競爭；其外貿發展與我國無顯著相關關系的國家，則是我國發展外貿的對象。
四、計量分析（三）：馬爾可夫過程模型
首先，我國的貿易地理方向是一個組合。這個組合在馬爾可夫過程中，被看成是一個狀態，基本思想是研究系統在不同狀態間轉移的規律，并據此進行預測。假定轉移的規律滿足齊次馬爾可夫過程，即系統在不同狀態間的轉移（即貿易地理方向的改變）遵循相同的規律，與轉移發生的時刻無關。這里，不同的狀態用向量表示，狀態轉移的規律則用轉移矩陣表示。
經驗表明，經濟系統對齊次馬爾可夫過程假定的符合是一種長期的符合。因此不能用任意相鄰兩年的轉移矩陣來代表狀態轉移的規律，而要用最小二乘法對轉移矩陣進行估計。具體方法如下：
將我國貿易地理方向分為港澳地區、美國、歐盟12國、其它歐洲國家、其它亞洲和大洋洲國家、其它美洲和非洲國家7個方向。我國貿易地理方向的初始狀態向量為X[,0]=(X[(0),1],X[(0),2],X[(0),3],X[(0),4],X[(0),5],X[(0),6],X[(0),7])，其中X[(0),i](1《i《7)表示我國對第i個方向的貿易比重。同理，記k年后我國貿易地理方向為X[,K]=(X[(k),1],X[(k),2],X[(k),3],X[(k),4],X[(k),5],X[(k),6],X[(k),7])。記馬爾可夫過程的轉移矩陣為P,X=(X[,0],X[,1],……X[,46])[T],Y=(X[,1],X[,2],……X[,47])[T],則P的最小二乘估計為：附圖=(X[T]X)[-1]X[T]Y對從1997年開始k年后我國貿易地理方向的預測向量為X[,47+k]=X[,47]附圖[k]。
將1950年——1997年我國的進出口額數據代入，可得如下結果（見表9-11）：
附圖
附圖
附圖
預測的結果表明，如果目前的貿易多元化趨勢維持下去，到了2007年，美日在我國出口的份額會明顯下降；歐盟12國、其它亞洲和大洋洲國家、其它美洲和非洲國家會略有下降；港澳地區會重新上升，歐盟12國以外的其它歐洲國家所占份額會明顯上升。
進口方面，到2007年，美日、其它亞洲和大洋洲國家在我國進口的份額會明顯下降；歐盟12國、其它美洲和非洲國家會有所上升，港澳地區也會重新上升，歐盟12國以外的其它歐洲國家所占份額會明顯上升。
綜合來看，到2007年，美日、其它亞洲和大洋洲國家在我國外貿的份額會明顯下降；歐盟12國會略有上升，港澳地區、其它美洲和非洲國家會上升，而歐盟12國以外的其它歐洲國家所占份額會明顯上升。
所以，我國推行貿易多元化戰略的效果是喜憂參半的。美國和日本在我國外貿中的重要性在下降，這是良性的。但對非洲和拉美出口比重的降低說明我國還不能大規模地進入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在這一方面推行貿易多元化戰略的效果是不明顯的。反觀我國外貿發展的歷史，在我國的經貿較不發達的時期，選擇向發達國家和地區出口初級產品無疑是一種避免與其直接競爭的明智做法。但當我國的經貿逐漸發展起來以后，就應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擴大制成品出口，這是符合產業升級的要求的，也必然會引起和發達國家地區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顯然，我國還沒有完成這一轉變。
最后，將第二節中提出的“集中化指標”與本節的計算結果結合起來，可得下圖：
附圖
可以看出，今后幾年內，我國的出口集中化程度將輕微下降，進口集中化程度將先降再升，綜合的效果是總貿易額的集中化程度將下降。
五、結論和建議
我國的貿易地理方向長期處于高度集中的狀況，始終受美國的影響，從主觀上說，是和我國企業的營銷習慣和落后的營銷技術有關，從客觀上說，是和我國所處的外部環境和避免與發達國家直接競爭的需要有關。推行貿易多元化戰略對我國是必要的，所帶來的收益遠大于付出的成本。
從效果來看，出口多元化比進口多元化做得更好，降低美國和日本在我國外貿中的比重比提高非洲和拉美國家在我國外貿中的比重做得更好。
具體來說，一個市場是否有利于我國進入，主要基于對以下幾方面的判斷。
經濟互補性，最與我國有互補性的，一個是處于發達國家頂端的美國，一個是處于發展中國家底部的非洲國家。貿易保護性，比較有利于我國的應該是發展中國家。購買力，比較有利于我國的應該是發達國家。但這并不絕對，按照“大經貿”戰略，對發展中國家可以把貿易和投資結合起來。兩國關系是否友好，在這方面，首推非洲國家。所以，非洲、拉美等發展中國家應該是我國今后推行貿易多元化戰略的重點。
綜上所述，我國今后推行貿易多元化戰略需要做好以下的工作：
認請兩個誤區。第一是貿易多元化不等于出口多元化，還應該包括進口多元化。后者在相當程度上被忽視了。第二是不應該再把香港地區看成是競爭對手。不可否認，香港地區的確在我國與其他國家地區之間貿易中轉環節上收取了不少利潤。但香港地區在發展國際貿易上有經驗，有渠道，與其進行適當的分工合作，是能夠提高整體的經濟效率和降低成本的。而且如果貿易多元化只是簡單地用低價競爭的手法把原來從香港轉口的貿易搶過來，那么得益的只會是其它國家和地區，吃虧則是大陸和香港地區。
加強對貿易的管理。貿易管理的松懈和混亂已經造成了我國對俄羅斯等市場的喪失。而且還會繼續影響我國對新市場的進入和貿易多元化戰略的推行。提高企業的營銷技術，加強企業對新市場的了解，提高外貿競爭的質量，升級產業結構。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卻是推行貿易多元化戰略的“治本”措施。
【參考文獻】
[1]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編輯委員會：《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1992年、1993年、1995/1996年、1997/1998年、1998/1999年，中國社會出版社。
[2]世界經濟年鑒編輯委員會：《世界經濟年鑒》，1989年、1991年、1992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經濟科學出版社。
[3]《國際統計年鑒》，1995年、1997年，中國統計出版社。
[4]EU''''sTradeandInvestmentandEconomicCooperationwithChina,WorldEconomy&China,Volume9-10,Page44-52,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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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潘渭河：《經濟計量模型在國際貿易方面的應用》，《國際商務研究》，第3期，566、67、70頁，1997年。
[7]賴明勇、宣家驥：《我國出口市場結構優化研究》，《預測》，第五期，58-59頁，1996年。
[8]范慕韓：《世界經濟統計摘要》，34-41頁，1985年，人民出版社。
多元化戰略始于1992年全方位對外開放戰略的確立，并成為1994年前后出臺的我國“大經貿”戰略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被確立為我國外經貿發展的一項長期戰略。
貿易多元化戰略實施以來，我國對外貿易的商品結構和市場結構已經產生了一些喜人的變化，在宏觀方面的表現更為明顯。
（一）貿易多元化，有利于抵抗地區貿易集團對我國外貿的負面影響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地區貿易集團的產生和發展會產生貿易轉移效應，使得集團成員國與非成員國的貿易被集團內部的貿易所替代。我國目前游離于各主要地區貿易集團之外，從而成為地區貿易集團負面影響的首當其沖者。比如，北美自由貿易區建立后，墨西哥對美國的紡織品出口就超過了我國。幸而我國的紡織品在世界其它國家的市場都很大，我國的紡織品出口才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所以，只有推行多元化戰略，才能抵抗其它國家結成地區貿易集團對我國外貿的負面影響。
（二）貿易多元化當然也有利于分散風險和促進貿易的長期發展亞洲金融危險爆發以后，盡管我國的外貿環境隨之惡化，但我國的外貿仍能取得一定的增長，就是最好的說明。
通過使用經濟計量模型分析，對我國實行多元化戰略的效果進行計量分析，將使我們對我國貿易多元化的現狀及存在問題有更深的認識。
二、計量分析（一）：貿易地理方向集中化指標
首先，將我國出口地理方向分為美國、日本、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亞、其它發達國家、非洲國家（除埃及）、香港地區、亞洲國家地區（除香港、中東國家）、歐洲國家、中東國家、拉美國家、大洋洲國家（除澳大利亞）15個分方向。分別計算某一年我國對某分方向的出口額占該年我國總出口額的百分比，再求這一組15個百分比的標準差。這個標準差，就是衡量這一年我國出口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的指標。在下文中簡稱為“出口集中化指標”。
同樣可以計算我國的“進口集中化指標”。這里計算了1986-1995年中國、美國和日本歷年的“出口集中化指標”和“進口集中化指標”，1996-1997年中國的“出口集中化指標”和“進口集中化指標”。計算美國和日本的相應指標的時候，只要將原來中國對美、對日的分方向改成美國對華、日本對華即可。
以往用于衡量貿易地理方向集中化（分散化）程度的指標一般是對前10大貿易伙伴貿易占全部外貿的比重。這一指標并沒有充分利用外貿的全部結構信息。而“出口集中化指標”和“進口集中化指標”就沒有這一缺陷。而且所選取的分方向可以根據需要進一步細分中歸并。
如右圖，有以下結論：
附圖
以上數據由《世界經濟年鑒》引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貿易方向年鑒》。
我國在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曾出現一個波峰；1994年開始呈輕微下降趨勢。作為對照的美日同期變化幅度保持在2個百分點內。我國進口集中化程度在80年代末呈現下降趨勢，90年代則呈上升趨勢，特別是1996、1997年兩年的上升速度最快。美日同期進口集中化程度沒有明顯變化。剔除我國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則1986-1995年3國的進出口集中化程度排序為：日本〉中國〉美。
首先，我國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是因為當時西方國家對我國的制裁，迫使我國出口用轉口的方式取道香港。結果，在那幾年間，我國對香港出口占我國總出口40%以上。從而大大提高了出口集中化程度。1993年開始，由于全方位對外開放戰略的推行和西方國家對我制裁的基本解除，我國出口集中化程度也就迅速下降。1994年開始的下降趨勢則反映了1994年開始推行“大經貿”戰略的效果。同期美日出口貿易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呈現出輕微上升的趨勢；數據顯示，這與其對我國出口占其總出口的比重上升有關。總的來說，這一趨勢有助于緩解我國與美日兩國的貿易爭端。
其次1996、1997兩年我國進口集中化程度的迅速上升主要是因為我國從日本和香港以外的亞洲國家和地區的進口額相對（相對于我國總進口，下同）上升，而從中東、非洲和拉美國家的進口相對減少。這反映了多元化戰略在進口方面的推行并沒有收到太大效果。同期我國從美日的進口都相對下降，這對進口集中化程度的上升多少有一些緩解作用。
最后，3國的進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排序，一方面反映了美國作為經貿大國，其經濟全球化程度相當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為貿易盈余國的日本和中國，其出口分散化受到其它國家購買力等因素的限制。
三、計量分析（二）：偏相關系數模型
本節的分析通過計算中國和它國的外貿總額的偏相關系數和顯著性，利用逐步剔除法尋找對中國外貿長期發展影響較大的國家，從而找出外貿多元化的目標。偏相關系數是在考察多個變量時，剔除其它變量的影響，僅考慮選定變量相關關系的指標。優點在于能反映出選定變量真實的相關關系。缺點在于相關關系并不等于因果關系。所以本節所選取的國家都是1996年中國前15大貿易伙伴（其比重都超過了當年中國外貿總額的1%），所使用變量是各國的外貿總額。
逐步剔除法是每一次計算都剔除上一次計算得出的偏相關系數達不到選定置信度水平，顯著性水平由最低的變量，直到剩下的變量都達到選定的置信度水平為止。本文所選定的置信度水平要求α=1%。
第一次選取1950-1996年中國、美國、日本、歐盟5國（法國、英國、意大利、荷蘭和西班牙，以下簡稱歐盟）、澳大利亞、加拿大和印尼。計算的結果如下：
結論是，在選定貿易伙伴中，美日在1%的置信度水平下被證明與我國外貿發展相關。盡管美國與我國在1954-1971年沒有直接貿易，中美貿易的發展也是80年代才真正開始的。但因為美國始終是世界貿易大國，對全球國際貿易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其對我國外貿發展也始終發揮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即使是在和我國不存在直接貿易的時期，它也有巨大的間接影響。偏相關系數正因為可以通過剔除其它因素的影響，所以能把美國對我國外貿發展的直接和間接的影響都分離出來加以衡量。
表1簡單相關系數
*
*對角線左下方是偏相關系數，右上方是對應偏相關系數的置信度（參照表1、3）
從表4可以看出我國外貿發展與美國呈正相關關系，與日本呈現負相關關系。這表明我國外貿與美國是互補關系，與日本則是競爭關系。要指出的是，上述結論是以全球國際貿易為背景作出的，并不僅僅考慮兩國的貿易和分工。
以上是第一次計算的結論。第二次計算與第一次的原理和步聚相同。不同的是，第二次計算的數據區間是1978-1996年，在變量中增加了韓國的外貿額（見表5-8）：
附圖
*
以上數據，1950-1981年由《世界經濟統計摘要》引自《聯合國統計月報》；
1982-1996年由《國際統計年鑒》引自《聯合國統計月報》。
結論是，在選定貿易伙伴中，美國、歐盟和韓國在1%的置信度水平下被證明與我國外貿發展相關。美韓與我國外貿呈正相關關系，歐盟呈負相關關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貿發展受到美國和韓國外貿發展的正向影響。這說明改革開放使我國逐步融入國際市場。與韓國的關系正常化，也對我國外貿發展起了積極作用。數據顯示出我國與歐盟國家是競爭關系。這有兩點原因：一是歐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的貿易轉移效應在起作用，二是反映了近年來我國與歐盟國家之間頻頻發生的貿易爭端。
因為貿易多元化的目標之一就是避免我國外貿發展過于受某一國或幾國的支配，所以找出對我國外貿發展影響密切的國家和地區，也就分清了在推行貿易多元化戰略時對各個國家所應采取的不同態度。
對其外貿發展與我國正相關的國家，應使我國外貿總額的增長速度快于我國與該國貿易的增長速度；對其外貿發展與我國呈負相關的國家，則應與其展開競爭；其外貿發展與我國無顯著相關關系的國家，則是我國發展外貿的對象。
四、計量分析（三）：馬爾可夫過程模型
首先，我國的貿易地理方向是一個組合。這個組合在馬爾可夫過程中，被看成是一個狀態，基本思想是研究系統在不同狀態間轉移的規律，并據此進行預測。假定轉移的規律滿足齊次馬爾可夫過程，即系統在不同狀態間的轉移（即貿易地理方向的改變）遵循相同的規律，與轉移發生的時刻無關。這里，不同的狀態用向量表示，狀態轉移的規律則用轉移矩陣表示。
經驗表明，經濟系統對齊次馬爾可夫過程假定的符合是一種長期的符合。因此不能用任意相鄰兩年的轉移矩陣來代表狀態轉移的規律，而要用最小二乘法對轉移矩陣進行估計。具體方法如下：
將我國貿易地理方向分為港澳地區、美國、歐盟12國、其它歐洲國家、其它亞洲和大洋洲國家、其它美洲和非洲國家7個方向。我國貿易地理方向的初始狀態向量為X[,0]=(X[(0),1],X[(0),2],X[(0),3],X[(0),4],X[(0),5],X[(0),6],X[(0),7])，其中X[(0),i](1《i《7)表示我國對第i個方向的貿易比重。同理，記k年后我國貿易地理方向為X[,K]=(X[(k),1],X[(k),2],X[(k),3],X[(k),4],X[(k),5],X[(k),6],X[(k),7])。記馬爾可夫過程的轉移矩陣為P,X=(X[,0],X[,1],……X[,46])[T],Y=(X[,1],X[,2],……X[,47])[T],則P的最小二乘估計為：附圖=(X[T]X)[-1]X[T]Y對從1997年開始k年后我國貿易地理方向的預測向量為X[,47+k]=X[,47]附圖[k]。
將1950年——1997年我國的進出口額數據代入，可得如下結果（見表9-11）：
附圖
附圖
附圖
預測的結果表明，如果目前的貿易多元化趨勢維持下去，到了2007年，美日在我國出口的份額會明顯下降；歐盟12國、其它亞洲和大洋洲國家、其它美洲和非洲國家會略有下降；港澳地區會重新上升，歐盟12國以外的其它歐洲國家所占份額會明顯上升。
進口方面，到2007年，美日、其它亞洲和大洋洲國家在我國進口的份額會明顯下降；歐盟12國、其它美洲和非洲國家會有所上升，港澳地區也會重新上升，歐盟12國以外的其它歐洲國家所占份額會明顯上升。
綜合來看，到2007年，美日、其它亞洲和大洋洲國家在我國外貿的份額會明顯下降；歐盟12國會略有上升，港澳地區、其它美洲和非洲國家會上升，而歐盟12國以外的其它歐洲國家所占份額會明顯上升。
所以，我國推行貿易多元化戰略的效果是喜憂參半的。美國和日本在我國外貿中的重要性在下降，這是良性的。但對非洲和拉美出口比重的降低說明我國還不能大規模地進入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在這一方面推行貿易多元化戰略的效果是不明顯的。反觀我國外貿發展的歷史，在我國的經貿較不發達的時期，選擇向發達國家和地區出口初級產品無疑是一種避免與其直接競爭的明智做法。但當我國的經貿逐漸發展起來以后，就應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擴大制成品出口，這是符合產業升級的要求的，也必然會引起和發達國家地區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顯然，我國還沒有完成這一轉變。
最后，將第二節中提出的“集中化指標”與本節的計算結果結合起來，可得下圖：
附圖
可以看出，今后幾年內，我國的出口集中化程度將輕微下降，進口集中化程度將先降再升，綜合的效果是總貿易額的集中化程度將下降。
五、結論和建議
我國的貿易地理方向長期處于高度集中的狀況，始終受美國的影響，從主觀上說，是和我國企業的營銷習慣和落后的營銷技術有關，從客觀上說，是和我國所處的外部環境和避免與發達國家直接競爭的需要有關。推行貿易多元化戰略對我國是必要的，所帶來的收益遠大于付出的成本。
從效果來看，出口多元化比進口多元化做得更好，降低美國和日本在我國外貿中的比重比提高非洲和拉美國家在我國外貿中的比重做得更好。
具體來說，一個市場是否有利于我國進入，主要基于對以下幾方面的判斷。
經濟互補性，最與我國有互補性的，一個是處于發達國家頂端的美國，一個是處于發展中國家底部的非洲國家。貿易保護性，比較有利于我國的應該是發展中國家。購買力，比較有利于我國的應該是發達國家。但這并不絕對，按照“大經貿”戰略，對發展中國家可以把貿易和投資結合起來。兩國關系是否友好，在這方面，首推非洲國家。所以，非洲、拉美等發展中國家應該是我國今后推行貿易多元化戰略的重點。
綜上所述，我國今后推行貿易多元化戰略需要做好以下的工作：
認請兩個誤區。第一是貿易多元化不等于出口多元化，還應該包括進口多元化。后者在相當程度上被忽視了。第二是不應該再把香港地區看成是競爭對手。不可否認，香港地區的確在我國與其他國家地區之間貿易中轉環節上收取了不少利潤。但香港地區在發展國際貿易上有經驗，有渠道，與其進行適當的分工合作，是能夠提高整體的經濟效率和降低成本的。而且如果貿易多元化只是簡單地用低價競爭的手法把原來從香港轉口的貿易搶過來，那么得益的只會是其它國家和地區，吃虧則是大陸和香港地區。
加強對貿易的管理。貿易管理的松懈和混亂已經造成了我國對俄羅斯等市場的喪失。而且還會繼續影響我國對新市場的進入和貿易多元化戰略的推行。提高企業的營銷技術，加強企業對新市場的了解，提高外貿競爭的質量，升級產業結構。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卻是推行貿易多元化戰略的“治本”措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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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升值對外經貿發展有利有弊，總體來說，人民幣年3%左右的小幅升值對中國外經貿整體發展的影響并不大，近兩年的進出口增長形勢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1.人民幣升值對外經貿發展的正面效應
第一，有利于出口結構的改善，激勵企業技術創新，實現可持續發展。人民幣升值將激勵出口企業更多地依靠技術進步和提高附加價值，而不是低價競銷占領市場。一些只靠低成本競爭，技術含量低，高污染、高耗能的企業，可能因為人民幣升值被擠出市場。
第二，有利于推動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沿海地區投資成本升高以后，一些跨國公司為了降低成本，有相當一部分可能會轉向內陸城市和地區發展。內陸地區基礎設施和投資環境近年來已經有了顯著改善，完全可以承接這種產業轉移。而這又必將促進中西部地區就業和經濟增長。
第三，有利于擴大國內的消費需求。人民幣升值可以使以人民幣表示的我國稀缺的進口技術、設備、資本品及中間產品價格下降。在鋼鐵、石油等價格上漲10%的情況下，如果人民幣升值10%就可以抵消這個上漲。消費者的實際財富和購買力因進口品價格下降而擴大。
第四，有利于加大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步伐。人民幣升值意味著中國企業到海外投資的成本下降，這使得他們能以較低的成本“走出去”，充分利用全球資源，降低生產和交易成本，實現規模經濟，建立全球性的生產、營銷網絡。這有利于造就出中國真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長虹、海爾近年來紛紛加大了在海外建廠的速度，其中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就是人民幣匯率問題。
第五，有利于緩解貿易摩擦壓力。低價競銷和出口受到抑制，放慢出口，增加進口，有利于減弱我國貿易順差不斷擴大勢頭，減少一些貿易伙伴對我進行保護主義貿易攻擊的借口，創造和保持更加平穩的貿易環境。
2.人民幣升值對外經貿發展的負面效應
第一，削弱中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導致中國出口減少及相當一些勞動密集型出口生產企業陷入困境，嚴重影響我國的就業及經濟增長，并進而會對全球經濟產生不利影響。
第二，人民幣升值將使外商在中國進行直接投資的成本上升，在周邊地區存在著引資競爭的形勢下，這很可能導致我國引進、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減少，也會影響到國內的就業和經濟增長。
第三，人民幣升值如果大幅升值，有可能斷送某些領域的工業化，造成大量資金不合理外流，重蹈日元升值的覆轍。
第四，匯率波動幅度過大會造成不穩定的預期，影響投資者信心，增加企業經營成本。
二、人民幣升值對進出口企業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對不同進口行業的影響程度是不同的。我國進口依存度較高的行業主要有石油及天然氣開采業、造紙、鋼鐵石化、航空、交通、電力設備等，人民幣升值將使大宗交易的進口成本降低，進而改善相關行業的盈利狀況，這對我國經濟建設是一個重大利好。人民幣升值會降低進口商品的價格，因而將對進口替代性行業和國內同類產品帶來沖擊，尤其是那些在質量、品牌、技術含量等方面與世界先進水平還有距離的產品，將影響其市場價格和市場份額，導致其盈利狀況惡化。此類行業主要包括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等。由于人民幣升值，老百姓能用同樣的錢購買更多的東西和服務，使老百姓分享更便宜的出國旅行和進口車、珠寶、手表、電子產品等高檔消費品，這對上述高檔消費品的進口將產生積極的影響。同時，對國內相關產品的生產商來說，是一個利空。對于那些使用了國外貸款來進行技術改造的企業如航空公司來說，人民幣升值后債務由以外幣計價折算成以人民幣計價后將有所下降，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外債還本付息的壓力。
人民幣升值對出口導向型行業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出口價格的相對提高，意味著中國產品在國外價格競爭力的下降，而價格優勢正是中國制造的真正生命力。另外，出口企業還會遭受出口收入轉化成人民幣時的匯兌損失，以及由于出口量減少造成的損失。而且，人民幣升值會導致人工費用等生產成本增長故對出口貿易依存度大的行業的短期沖擊將難以避免，尤其將嚴重影響那些以低價格取勝、科技含量較低的產品出口。由于出口價格彈性的不同，人民幣升值對不同行業出口所帶來的不利影響也有差異。我國的出口型行業主要有紡織服裝，化工，電子機械制造等行業。中國紡織服裝業出口依存度50%左右，且附加值低，主要以價格為競爭手段，出口價格彈性較低，降價空間很小。因此，人民幣升值后，將大大削弱我國紡織服裝產品在國際市場的價格競爭力。據測算，人民幣每升值1%，棉紡織、毛紡織、服裝行業的利潤率將下降3.19%、2.27%和6.18%。如果人民幣升值3%，可能會抹平國內紡織服裝業的平均利潤水平。中國家電產品以低成本而在國際市場獲得相對比較優勢，出口已經成為拉動家電行業增長的重要力量，故出口增長形勢對家電行業的整體增長具有重要意義。人民幣升值2%將造成家電出口中8%左右的利潤損失，影響家電工業總產值增速下降3個百分點。人民幣升值2%，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出口損失將超過20億美元，工業總產值增速因此下降2個百分點左右。對其他行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但事實上，根據商務部數據顯示，2005年我國出口額占世界出口額的7.3%，位于世界第三位，也是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貿的最高排名；即使是在升值影響最大的紡織品、服裝的出口上，2006年1-7月出口額為778.04億美元，同比上漲23.92%。2006年8月海關統計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為188億美元，全年為1019億美元。而當時的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中間價漲幅已經達到3.8%。這一數據說明，從人民幣升值以來我國外貿出口并沒有出現疲軟。
三、應對人民幣升值影響的政策和措施
政府與企業應共同配合，綜合運用多種手段，促進對外貿易的增長和企業效益的提升。
政府要綜合運用各種經濟杠桿，調節各項對外貿易，在WTO規則準許的范圍內輔之以多種經濟政策。如運用計劃、稅收、價格、財政、信貸、利率等各種經濟杠桿，通過經濟、法律、行政各種手段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例如，通過關稅政策、配額政策，使應該受促進的產品出口得到更多的保護和鼓勵，而應該抑制的產品(非必需品)的進口受到更嚴格的管理和限制。利用WTO相關政策，在WTO協議允許的范圍內給予相關的產品出口補貼或者提高出口退稅額以提高這些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以彌補人民幣升值所致的外貿行業收入的減少。從而達到既優化產品進出口結構，改善貿易收支，又達到減少匯率變動帶來的通貨膨脹效應的目的。
外貿企業應深入研究、積極調整，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升值壓力，保持良好的發展態勢。
1.外貿企業要重視人民幣升值問題，加強匯率機制研究。企業要把應對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作為經營管理的一項關鍵舉措擺上重要的議事日程，尤其要關注近期人民幣兌美元、歐元、日元等主要幣種的匯價變動情況，深入研究人民幣升值對本企業出口產品的影響程度，努力增強應對工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第一，出口企業要樹立正確的防范匯率風險的理念，以保值而非投機的心態對待匯率風險管理，并樹立風險管理的成本意識。
第二，出口企業要樹立市場風險意識，培養財務人員對市場風險的敏感度和把握能力。財務人員必須明白每筆業務面臨什么樣的風險，應該找誰去幫忙解決這個問題。
第三，出口企業應該將風險成本打入業務預算，如出口談判時使用遠期匯率而非即期匯率核算成本。
第四，出口企業應加強與銀行的合作，依托銀行專業的財務顧問和理財顧問來化解和規避市場風險，因為企業的核心應該是發展業務，而不是匯率走勢分析，應善用銀行的服務和產品。
2.優化出口產品結構，加快產業升級。優化出口產品結構是應對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的根本之策。在人民幣升值、出口價格優勢弱化的背景下，出口企業特別是生產型出口企業要加大技改投入，加快產品升級換代，努力提高產品質量和附加值，減少價低利薄的低檔次產品出口，擴大質量效益好和自有品牌的產品出口，提高出口產品綜合競爭力。
3.走差異化品牌化之路。我國很多企業缺乏長遠品牌規劃。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中國企業面臨的是與世界品牌競爭的市場。企業要盡快提高出口產品檔次，提升產品的品牌內涵和設計能力，創建出口產品品牌優勢，走高端名牌之路。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國外頻繁以反傾銷、特保等措施來給中國企業施壓。從長遠來看，中國制造業只有提高自有品牌和高附加值產品的比例，這樣即使人民幣升值到100元兌6美元，企業的競爭力將依然存在，就像目前的三星、索尼一樣。
4.積極開拓海外市場。鞏固歐盟、美國、日本以及中國香港等傳統市場的同時，著力開拓南美、東南亞、南亞、中東、非洲、東歐、俄羅斯等新興出口市場，防范單一市場的不穩定風險。中東、歐洲地區的消費者消費能力強，對價格不是很敏感，企業應積極向這些地區推出優質優價的產品。同時要根據各個國家和地區的金融政策規定，盡量選擇多幣種進行結算，規避單一貨幣的升貶值風險。
5.大力發展加工貿易。加工貿易是進出口相結合的業務，進口一般占到出口的30%～70%，進口用匯可相應抵消出口收匯的人民幣之損失，并且人民幣升值以后，部分產品的料件進口價格已低于國內市場價格。因此，外貿企業應努力把握機遇，充分發揮承接產業轉移的地緣優勢以及勞動力成本優勢，生產型企業通過加大料件進口，外貿公司通過委托加工的方式大力發展加工貿易，擴大進出口規模。
6.加強成本和費用管理。外貿企業要切實加強采購、生產、銷售、儲存、資金運籌等各個環節的成本和費用管理，充分挖掘內部潛力，降低成本和費用開支，做好“節流”，間接擴大產品利潤空間，增強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力。
7.加快出口變現，減少應收賬款占用。外貿企業出口成交后，要加速單據流轉，爭取在第一時間內回籠有關出口單據，積極采取票據押匯、保理等方式，使在手票據及時結匯變現，力爭出口額的一半以上運用這種方式實現貨款變現。企業要多開展出口回收快的業務，適當控制出口回收期限長的業務，同時，要加大應收外匯賬款催收力度，縮短結匯期限，盡快回籠貨款，減少在途資金占用。
8.增加外匯負債，平衡外匯收支。外貿企業要通過申請外匯貸款，將人民幣貸款置換為外匯貸款，延緩進口付匯等方式，適當增加外匯負債，抵消外匯資產的貶值風險。要充分利用現匯賬戶，銜接好出口收匯和進口付匯，減少結售匯之間的手續費支出。
9.利用金融工具規避匯率風險。目前國內企業可以使用的匯率避險工具主要有人民幣遠期外匯交易、外匯期貨交易、遠期外匯買賣、外匯期權、掉期交易、出口押匯、福費廷及結構性存款等。企業應充分了解這些業務的功能.根據自身的風險承受能力與期望回報率對各種產品進行選擇，注意選擇合適的交易時機，通過外匯投資實現保值增值。
10.采取更有利的結算方式和幣種
(1)出口業務盡量采用即期結算方式，如即期L/C或D/P，如果采用T/T方式結算的，應盡量提高預收款比例。而進口業務應盡量采用遠期結算方式。
(2)逐步改變目前出口貿易中以美元為主要結算幣種，靈活選擇其他非美元硬通貨幣種進行結算；而對于進口貿易，繼續選擇美元為結算幣種，不失為比較明智的選擇。
11.通過提高出口報價、壓低采購價格向客戶或供貨商轉嫁或共同分擔匯兌損失風險。
(1)對于自營出口業務，外貿企業應根據新的匯率調整出口報價，盡快加強與外商溝通，并做好與供貨商的溝通，訂立新的協議，在商業合同中，要考慮人民幣升值的趨勢。
(2)對于出口業務，改變按固定換匯成本結算的方式，應與委托方簽訂新的出口協議，明確按固定費率收取費，從而規避匯率風險。
12.政策上支持進口。在防范進口風險的前提下，大力開展進口業務，對沖人民幣升值對出口業務的不利影響。對于委托進口業務，在合約中，應明確按實際支付國外供貨商貨款的付款日的匯率與委托方結算，這樣除了可獲得費收益外，由于人民幣升值，還可以獲得因進口押匯而“推遲付匯”產生的匯兌收益。
13.綜合運籌外匯現匯賬戶。銜接好出口收匯和進口用匯，減少外匯資金占用，減少匯差損失和手續費開支。
另外還可運用和保險公司簽定匯率風險保險合同等方法。面對人民幣升值的新形勢，外貿企業應根據自身實際情況，有選擇地組合運用以上策略，避免匯率波動帶來的風險。
人民幣升值后，我國宏觀經濟和外貿企業發展機遇和挑戰并存，政府部門需加強宏觀調控，為外貿企業發展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外貿企業則應主動面對挑戰，根據自身不同情況，從不同角度主動及時進行調整，把握機遇，提高綜合競爭能力，在當前人民幣匯率升值以及進一步持續升值的預期下，穩步發展，實現企業經營的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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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流動性過剩與外貿順差關系的綜合分析
國際經驗顯示外貿順差與流動性過剩的關系十分復雜
根據現代國際經濟學原理，國際收支不平衡是國內貨幣市場存量不平衡的反映，當國內貨幣供給小于貨幣需求的時候，就會出現貿易順差；當國內貨幣供給大于貨幣需求時，就會出現貿易逆差。也就是說，當一個國家有貿易順差的時候，該國的貨幣市場會存在著貨幣流動性不足，而不是過剩。因為按照古典經濟學理論，貨幣供給代表著國內需求，貨幣供給不足自然就表現為國內商品市場出現供過于求，進而形成貿易順差。因此，貿易順差恰恰不是國內貨幣供給不足的原因，而是貨幣供給不足的結果。同樣，一國的貨幣供給過剩會導致國內需求過旺，從而引起進口大于出口，形成貿易逆差。
據研究，世界上貿易逆差最大的美國，卻出現了比我國還嚴重的貨幣流動性過剩。自“9·11”以來，美國經濟年均增長速度約為3%，而廣義貨幣年均增長率約為7%，后者是前者的大約2.3倍。在此期間，我國經濟年均增長率約為10%，貨幣年均增長率約為17%，后者為前者的1.7倍。所以，在此期間美國出現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房地產泡沫。與此同時，印度近年來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甚至出現了過熱的勢頭，資產泡沫比較嚴重，自2003年以來股市狂漲近4倍，貨幣供給明顯過剩，但同樣也存在貿易逆差上升的情況；還有巴西等一些新興經濟體也出現了類似印度的情況。這說明，貿易逆差與流動性過剩并存的現象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相當范圍內存在，在這些國家商品市場與貨幣市場的關系仍符合傳統理論。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和我國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貿易順差與通貨緊縮長期并存，也是與傳統理論一致的，即貨幣供給不足與貿易順差可以同時存在。
當然，近期我國、俄羅斯和某些石油輸出國也出現了完全相悖的情形，即在存在巨額貿易順差的同時，也伴隨著較為嚴重的流動性過剩。這種現象通常都出現在受經濟全球化浪潮影響較大的新興經濟體，一定意義上顯示了在新的國際條件下一國貨幣供給受到了全球流動性過剩大潮的影響。這也佐證了我國當前流動性過剩的成因十分復雜，簡單歸結為貿易順差的影響證據明顯不足，而將宏觀經濟的問題都歸咎于貿易順差，甚至把控制貿易順差當做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可能是舍本逐末，不僅無助于問題的根本解決，反而會帶來一系列新的負面沖擊和問題。最大的風險是，在我國產能普遍過剩、新一輪經濟增長期投資過快擴張的背景下，容易使經濟陷入“日本式的通貨緊縮”泥潭。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外貿持續順差構成了外匯儲備增加的一個重要來源
從表1可以看出，1990～2004年，我國外匯儲備額從110.9億美元增至6099.3億美元，增加額為5988.4億美元。同期，除1993年外我國外貿持續順差，累計順差額達2910.9億美元，占期間外匯儲備增量的48.6%；而同期外國直接投資（FDI）凈流入累計為4864.55億美元，占期間外匯儲備增量的81.2%，兩者合計達130.8%。這說明，這一時期外貿順差是僅次于FDI凈流入的第二大導致外匯儲備增加的因素。
但是，這一期間，貨幣流動性過剩現象卻不明顯或者還存在流動性不足。1995～2000年期間，我國外貿順差明顯增加，累計達1661.5億美元，占同期外匯儲備增量累計值1139.5億美元的145.8%，特別是其中的1998年出現了創紀錄的最大外貿順差，當年順差占外匯儲備增量的比重也同樣創歷史紀錄高達857.6%，但宏觀經濟狀況和物價走勢都顯示我國出現了明顯的通貨緊縮，即貨幣供給反而出現不足。在2001～2004年本輪經濟增長期的前期，外貿順差實際上是從1998年的高位逐步回落，當年順差占外匯儲備增量的比重也相應呈現顯著下降的態勢，分別降至48.4%、41%、21.8%和15.5%的最低水平。
2005年以來外貿順差和FDI凈流入對外匯儲備增長的貢獻出現轉折性變化
2005年以來順差對外匯儲備的名義貢獻率出現了回升性轉折，2005年達48.8%，僅相當于1990～2004年期間累計的水平，2006年升至71.7%；同時，FDI凈流入對外匯儲備增量的貢獻，卻由于吸收外資連續多年比較穩定，而對外投資大幅增加，出現了顯著下降，2004～2006年貢獻率分別降至25.7%、27%和24.3%。兩者合計對當年外匯儲備增量的貢獻率反而出現了顯著下降。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自20世紀90年代我國國際收支出現雙順差以來，外貿順差和FDI流入確實是引致外匯儲備增長的主要來源，但并沒有出現流動性過剩，反而在長達數年時間出現了明顯的通貨緊縮。
只是2005年以來情況才發生較大變化，出現了外貿順差和流動性過剩并存的局面：名義外貿順差出現較快增長，成為引致外匯儲備增長的主要來源，表面上也成為引起外匯占款增加和貨幣供給增加的重要原因。但是據國內外機構預測，近兩年貿易順差中有大規模熱錢流入，因此能夠用外貿順差和FDI凈流入解釋的部分實際不足50%,反而比前幾年有所下降，主要是間接資本流入和短期熱錢流入導致外匯儲備的劇增。據摩根士坦利分析，目前通過各種渠道流入并滯留我國的熱錢大約有3000億美元，而且還呈有增無減的趨勢。
2007年第一季度的情況更能說明問題。2007年第一季度我國外匯儲備增加額為1357億美元，而外貿順差為464.4億美元，實際外商直接投資為158.9億美元，扣除對外直接投資40億美元，兩項合計僅占外匯儲備增加額的42%。央行的分析也表明，2007年第一季度外匯儲備增加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間接資金流入，許多企業境外融資結匯和外匯掉期交易是其中重要部分。
當前的流動性過剩確有深層次原因
綜合分析表明，當前流動性過剩成因十分復雜，外貿順差增加與流動性過剩有一定聯系，但并無必然的因果關系，更不是引起流動性過剩的充要條件，需要放在現有經濟增長模式、宏觀經濟和金融體系下綜合分析。
國內經濟結構性失衡是流動性過剩的重要根源
從國內角度看，流動性過剩的深層次原因在于經濟結構的失衡，即消費率過低，儲蓄率和投資率過高，儲蓄率高于投資率成為流動性過剩的根源，投資率高于消費率導致產能過度擴張，加劇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的增加，以致在金融系統形成流動性過剩局面。需要說明的是，在當前宏觀經濟格局下，世界經濟貿易增長較快，國際市場需求旺盛，總體上看對我國是一個有利機遇，抓住機遇實現出口較快增長，有利于促進我國經濟發展和就業、民生的改善；這雖然也會對投資和產能擴張帶來一定刺激，但可以在宏觀調控中綜合考慮和妥善應對。目前在我國“投資增長過快—產能過剩—順差增加—流動性過剩”已經形成了循環，外貿順差等于國內儲蓄與投資之差，如果高儲蓄率、低消費率的情況不改變，外貿順差會變得更大，在當前經濟結構下外貿順差存在較大的剛性，貿易政策和宏觀調控政策的選擇空間都非常有限。
當前流動性過剩還必須從全球視野來看待
首先，我國已經較深入地參與了經濟全球化，國內商品市場與貨幣市場都已經與國際市場產生日益緊密的聯系，特別是金融全球化和資本跨境流動日益頻繁，不僅實體經濟活動越來越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貨幣和金融市場同樣也受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分析我國貨幣供給與需求必須具備全球視野。有的學者發現，從上世紀80年代美元就進入增發最快的時期，隨后，日本、歐洲也隨之跟進，直接引發了全球流動性過剩。在此期間，美元發行大幅增加完全被新興的虛擬金融市場所吸收，美元在全球交易中占比迅速提高，加速成為世界貨幣，美國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進一步鞏固，但不少新興市場卻受到美國輸出流動性的沖擊。其后，日元在零利率政策刺激下套息交易也在全球泛濫。進入新世紀以來，歐元借地位上升之機也讓貨幣發行量持續擴張。美國、日本、歐盟的行為無疑成為誘發全球流動性過剩的源泉。其次，在本輪世界經濟周期內，發達國家和很多發展中國家都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如美聯儲在IT泡沫破滅以后曾連續12次降低利率，使美元利率水平降到歷史低位，這無疑進一步加劇了全球流動性過剩。最后，在上述長短期兩大因素作用下，以東亞為主的一批新興經濟體，由于經濟高速增長、資本市場較為繁榮、本幣不斷升值并普遍存在較強的升值預期，其結果是大量投機資本紛紛涌入，將境外過剩的流動性也相應輸入和傳導開來。這是導致引發我國流動性過剩的重要外部原因。對于全球流動性過剩的傳導機制及其重要影響，需要我們以新的視野和思維來進行深入分析論證，并予以認真對待。
我國目前的流動性過剩還與我國現行金融和外匯體制有關，是相對過剩
流
動性過剩還與我國現行金融和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缺陷有關，特別是外匯過度集中于央行，沒有形成外匯資產多元化的轉化使用機制；流動性過剩與我國銀行體系能力不足也有密切關系，實際上廣大中小企業和農村資金仍然很緊張，目前總體上是一種相對性過剩。
事實上，我國外匯資產總量并不大。我國官方外匯儲備居世界第一，但企業和居民外匯資產只有約1600億美元，我國90%的外匯都集中在央行，表現為外匯儲備。這與發達國家外匯資產結構有很大不同，它們大約70%～90%的外匯在民間或表現為商品儲備、黃金儲備等。如美國的民間外匯有9萬多億美元，日本有3萬多億美元。同時，還有巨額的商品和黃金儲備。美國僅商業石油儲備就夠用150天，日本原油儲備夠用200天，而我國石油儲備僅夠用幾天。美國、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的黃金儲備分別為8135噸、3440噸、3025噸和2452噸，而我國僅有600噸。我國藏匯于民、藏匯于物的潛力十分巨大，藉此可以大量轉化使用央行的外匯儲備，緩解流動性過剩的壓力。
應全面客觀估計流動性過剩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治理流動性過剩總的看主要是貨幣政策的任務，近年來央行采取的措施基本上收到了成效。為治理流動性過剩，早在2003年4月央行就開始啟動央行票據來回收多余流動性。對沖手段也從最初的主要依賴發行央行票據，發展到綜合運用存款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操作和貨幣掉期等多種工具，并對商業銀行進行“窗口指導”。從2006年6月到2007年5月15日，央行已7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僅最近三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就大約凍結流動性4600億元。
央行近幾年的操作基本上對沖了由于外匯占款過快增長投入的多余流動性，使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從2003年最高時的21.6％調整到2006年12月的16.9%。但是，2007年年初以來，流動性增長明顯加快，第一季度貨幣供應量增長速度達到17.27%，其勢頭值得關注。
關于流動性過剩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眾說紛紜，主要有兩類觀點：一類觀點認為，流動性過剩是當前宏觀經濟的嚴重問題，流動性過剩會導致各類資產價格的波動，或者出現資產泡沫，或者以投資形式進入實體經濟，加劇投資過熱和通貨膨脹，一旦流動性過剩的情況出現逆轉，可能會導致股市大幅度滑落，進一步演化成系統性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影響宏觀經濟穩定；另一類觀點認為，目前流動性過剩的負面影響并不十分突出，流動性充足也有積極作用，正如有的學者所說，“流動性過剩”本身并非貶義詞。從目前情況看，商業銀行仍在盈利，通貨膨脹現象沒有出現，宏觀經濟整體形勢良好，不可過分夸大該問題。
我們認為第二種觀點更接近事實，即流動性問題在國內外由來已久，從我國近兩年的實際情況看流動性過剩雖然加大了宏觀調控的難度，但并沒有給宏觀經濟帶來重大問題，主要應高度關注其潛在的風險，正確認識和估計流動性問題，采取積極穩妥的治理對策，把握好宏觀調控的力度和政策選擇。
外貿外資政策轉型是治理流動性過剩一攬子措施的一個方面
綜合各方面情況判斷，雙順差和流動性過剩可能是今后較長一段時間我國必須面對的問題，必須與解決深層次結構失衡問題相結合，并統籌考慮國內外因素，選擇綜合治理的路子。同時，也要將促進國際收支平衡放在對外經濟工作更重要的位置，推動對外經濟模式創新，加快對外經濟政策轉型。
一是加快外貿由數量速度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盡力保持出口合理增長。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注重提高出口企業非價格競爭力。鼓勵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自主核心技術、自主品牌產品出口。注重提高主要出口產業的核心競爭力，使外貿出口走上差異化競爭之路。
二是積極擴大進口，促進外貿平衡發展。建立進口促進體系，為進口企業提供融資便利和公共信息服務，提高政策透明度，為國內外企業營造公平、公正、公開的貿易環境；進一步優化進口商品結構，鼓勵擴大重大裝備關鍵件、先進技術和設備以及國內短缺的資源性商品的進口；擴大從發展中國家進口，對最不發達國家進一步放開市場。
三是注重提高利用外資質量，將重點轉移到引進先進技術、管理和智力上來。要抓住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的大好時機，積極承接服務業離岸外包，重點吸收高端制造業外資，優化外資結構和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