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3 15:20:45
序論：在您撰寫小學生法律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隨著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發展，高校已經不再單純進行理論知識的教學，而是走與實踐相結合的路線，因而大學生兼職成為潮流也就不難理解。對于涉世不深的大學生來講，他們剛剛半只腳踏入社會的大門，對于外界的防范意識不強，這就造成對兼職大學生的各種侵權事件層出不窮。根據調查，大學生從事兼職時，只有16．3%的人與用人單位于簽訂書面合同。有將近一半的學生在兼職時遇到權益受損的現象，主要表現為被用人單位拖欠、克扣工資，要求大學生超時工作但無法得到相應報酬或從事無安全保障措施的工作。通過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大學生在兼職過程中權利受到侵害的形式主要有兩種:“其一，財產權利受侵害。如拖欠、克扣大學生的工資，都直接侵犯了大學生的財產權利。其二，人身權利受侵害。一些用人單位不考慮大學生的人身安全的保護，給大學生的工作環境十分惡劣甚至存在危險行，如在無安全保障措施的情形下從事于化學相關的工作等”，甚至有女性大學生在兼職過程中遭受性騷擾、犯的事件發生。由此可見兼職大學生群體的權益保護已經成為一個急需決的社會問題，需要社會各方的共同努力和配合。
二、大學生兼職中權益受損的保護
從調查中得到的情況看，在大學生兼職的過程中自身權益受到損害時，大約有80%的人維權意識淡薄，極少采取維權措施，一般是自認倒霉;還有一部分是自己有維權的意愿，但是不知該如何進行，不知道應該向什么機構進行投訴。大學生權益受到侵犯與其本人關系最為密切，只有大學生自身提高自我保護意識才能最大限度的減少此類事件的發生。大學生平時留在學校的時間最長，與學校關系關系也極為密切，學校應重視這方面的管理，由學校對于大學生進行相關的培訓，學校可以開設相關課程，這樣無論是對于兼職大學生還是將來大學生就業都有很大幫助。學校可以與一些正規的用人單位簽訂協議，為大學生提供幫助。大學生兼職權益受到侵犯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大學生個人聲音太過弱小，可以有學校牽頭，組織一個兼職大學生自己的機構，當大學生自身的權益受到侵犯時，可以上報機構，有機構出面與用人單位進行交涉，以集體的力量來進行維權。
無論是大學生提高自身維權意識，還是高校加強對于大學生相關方面的教育，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在校大學生兼職權益被侵犯的問題。我國法律對于大學生兼職的行為定位模糊，而據原勞動部頒布的《關于貫徹執行勞動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2條的規定:“在校生利用業余時間勤工助學，不視為就業，未建立勞動關系，可以不簽訂勞動合同”，雖然“在校生利用業余時間勤工助學，不視為就業”但法律只是不承認，在校大學生兼職的行為是就業，但卻并沒有排除兼職大學生的勞動權利，是因為“就業”與“存在勞動關系”這兩者之間并不等價。既然兼職大學生不屬于勞動法的調整對象，那就應該歸屬于民法的一般調整，或是適用教育部有關的規定，如《高等學校學生勤工助學管理辦法》。就目前來講，我國法律中對于大學生兼職的定性身份模糊，而兼職大學生又不屬于勞動法的調整范圍，只能適用民法的一般調整，或者教育部下發的《高等學校學生勤工助學管理辦法》等。大學生兼職無論是假期工還是平時兼職，都應當與用人單位簽訂書面合同，在合同中一定要明確每條條款的意思，特別是工資、勞動時間及勞動環境等，是否存在潛在的侵害自身權益的行為都應做出事前的確認及防范，也可以為以后的侵權訴訟準備證據。
三、總結
由青年向成年的過渡階段是高校大學生時期，他們的意識存在著不確定性和獨特性，同樣，法律意識也會隨之改變。由于不同的歷史、家庭環境，以及大學生所處的周邊環境、伙伴圈子等都對他們的身心發展起到一定的影響和制約。部分學生的法律意識和行為存在著錯誤現象，不符合社會的要求。所以，了解和掌握高校大學生的法律意識，并且加以引導，幫助他們身心健康發展顯得異常關鍵。這是依法治國的重要條件，是建立健全社會法治的重要保障，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也是實行依法治國的需要。
二、分析高校大學生的法律意識現狀
據有關研究表明，目前高等院校呈現出逐年上升的違法犯罪現象，占社會刑事犯罪的比例持續上升。近幾年，青少年群體犯罪占社會刑事犯罪的70％~80％，其中高校大學生犯罪約占比例為17％。綜上所述，各高校大學生存在法律意識淡薄、缺少人文素養等現象，顯然，高校的“象牙塔”不再平靜，高校大學生的法律意識和行為存在問題。
1.大學生對依法治國的基本精神缺乏較為準確的理解和把握。
依法治國就是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在研究調查中顯示高校大學生對法律的民主基礎還沒有十分明確的認識，只是將“法律”作為一種實現統治的工具，比如，部分人支持“法治”，抵觸“人治”，但受到傳統人治觀念和現實中某些“權大于法”現象的影響，往往認為法律只具有工具價值而非目的價值。
2.大學生有感性的法律意識，缺乏理性的法律意識。
法律學具有較強的學理性，要求學生具備相應的理論基礎，理論基礎掌握得越好，處理和面對生活中的法律問題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找到解決方法。就像，大部分學生都知道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但是什么是憲法，憲法的具體精神和內容卻知之甚少，在討論憲法內容時就流于表面的文字內容，而無法想到作為一名公民的權利及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的關系等諸如此類的關鍵問題。
3.大學生有被動的法律意識，欠缺主動的法律意識。
某些高校校園內的法制宣傳內容多數是以描述違法犯罪的案例及其處罰為主，從而使得大學生認為只要自己不違法，就無需學法的錯誤結論，甚至有些大學生在權利受到侵害時選擇了沉默。守法教育固然是法制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但還應加強提高大學生的法律意識和自我權利的積極行使，這樣才能提高法律教育的針對性，才能使他們自覺遵守法律，主動利用法律賦予的權利，對立法、執法和司法進行有效的監督，促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目標的早日實現。
三、高校大學生法律意識的課外培養
目前，我國高校大學生對法律基礎課不太予以重視，雖然高校本科均開設了《思想道德與法律基礎》課程，但課時數較為有限，短時間內要想大幅度地提高大學生的法律知識水平及法律意識是較為困難的，因此開展大學生法律意識的課外培養是十分必要和有意義的。
（一）注重法律信息引導，積極開展法制課外實踐活動，使高校大學生形成良好的法律心理
高校可以通過思想政治教師聯系二級學院的方式，針對大學生比較感興趣的社會法律熱點問題開展講座或者班級討論，學生們可以搜集和參考相關資料，了解時事熱點，通過對時事政治的關注了解了相關法律信息，而且逆反感較少出現。通過這種方式，大學生可以自己去辨析判斷法律的實質，法律是否無用，現行相關的法律法規有沒有缺陷等問題，分析判斷的整個過程，將有利于塑造高校大學生良好的法律心理。高校在采集法律事件的相關信息過程中，應挖掘隱藏在那些反面信息背后的內容，做出有利于形成大學生良好法律心理的法律信息引導。高校也應積極開展法制課外實踐活動，例如聽法律專家講座進行普法教育，開展明確主題的法制討論會、演講、“模擬法庭”、專題論壇等活動，以及旁聽一些典型案件的庭審，讓學生在主動參與和耳濡目染中得到教育，提高法律意識，形成良好的法律心理。
（二）課外多渠道地傳播法律觀點，全面提高高校大學生群體的法律意識。
1.從校紀校規方面傳播法律觀點。
（1）民主地制定
高校校紀校規。要建立健全大學生品德教育和法律教育相關的管理體系，并且讓制度得到落實，更好地服務高校教育，提高高校大學生思想道德水平。在現代信息多元化的時代，在制定與大學生切身利益相關的校紀校規時，有必要聽取各方的意見，特別是大學生的建議，同時還應組織他們參與相關的制定過程，這是依法治校的需要，也是高校管理民主化的體現。
（2）審查高校校紀校規內容上的合法性和正當性。
高校教育的宗旨是把大學生培養成全面發展的高素質創造性人才，在制定校紀校規時，應該從大學生的整體利益出發，平衡大學生個體利益和學校利益之間的矛盾。而制定好的高校校紀校規應該通過校方、專家、教師和大學生等各方人士審查，審查校紀校規內容上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并對錯誤的地方予以糾正，這樣才能使依法治校真正成為可能。
2.利用高校大學生相關法律社團來傳播法律觀點。
高校的教育質量是與大學生課外實踐活動的參與程度成正比的。很多國內的高校都設立了相關的大學生法律社團，由于受法律信息來源及大學生對法律信息理解程度等因素影響，法律社團傳播法律觀點時容易出現信息偏差，各院系應組織社科部、團委、學生處等積極的響應，并及時給予指導和資金、行政等支持。另外，高校還可以引導大學生法律社團組織開展相關的法律實踐活動，例如組織大學生參與社區志愿者服務工作、旁聽公開審判、參觀監獄等活動，或者組織大學生利用假期開展社會實踐調研活動，包括社會治安問題、物業管理糾紛問題、家庭關系糾紛問題等，讓大學生通過參加校外法律實踐活動，實實在在地樹立起法律至上、依法治國的法律觀點。
3.完善高校學生申訴處理環節中的法律觀念傳播工作。
2005年，我國制定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中有關學生申訴處理涉及5條內容，表達比較簡單，可操作性有限，對此許多高校都自行制定了有關學生申訴處理的實施細則。這些實施細則制定的公正與否，對申訴事件的大學生及參與人員今后的行為態度將起到一定的暗示效應，他們相信在公正的規章制度做出的結論也應該是公正的，這種信念上的暗示作用有利于形成大學生平等、正當、適用的法律觀念。如果做到高校申訴處理制度的更好完善，需要注意以下三點：
（1）設立具有代表性和客觀性的高校學生申述處理委員會。
該申述處理委員會應獨立于高校的行政管理機關，組成成員應具備良好的法律素養和中立公正的態度，較強的邏輯推理能力，能客觀地對待情感情等。申訴處理委員會成員應由法律專業人士，校內外知名專家學者、法律教授代表、相關領域家長代表、學生代表等按比例組成，但學校主要負責人、涉案相關部門負責人不得參與。
（2）校內申訴程序公開化。
學生申述處理委員會在審理各事件過程中，應該公開、公平、公正地對審理信息進行公開，做到不暗地操控。同時，處理事件的時候要注意聽證和規避制度，并做到公開審查結果。
（3）明確學生申述處理委員會的權力。
賦予學生申述處理委員會一定的變更學校原處分決定的權力，其復查決定才更具權威性，這也是依法治校精神的必要體現。
（三）高校有關部門積極利用新媒體有選擇地做好法律理論信息的傳播工作
一、教學觀念現代化
傳統的教學觀認為：教學就是教師教，學生學，教師講，把學生當作消極、被動地接受知識的容器。現代的教學觀認為：教學就是教師有效、合理地組織學生的學習活動，使所有的學生都能學好，學得主動、生動活潑。教育改革新思想、新觀念，只有真正融入教師的腦海和行動中，融入到課堂教學的每一個環節，通過每一位教師和學生積極的創造性的參與，其生命之樹才能常青。例如：義務教材"筆算乘法"中的例題："一個糧店三月份售出面粉674袋，每袋重25千克，一共售出面粉多少千克？"教材在講過"25×674=16850（千克）"以后，接著又給出"也可以這樣列算式：674×25=16850（千克）".這是以往小學數學教材中從未出現過的解法。甚至有的學生這樣做了，教者一概視為錯誤。其實不然，因為事物并非一成不變的，所列算式："674×25"我是這樣理解的：從674袋面粉中，每次每袋取1千克并放成一堆，則一堆重674千克，而重復剛才的工作，總共可得25堆，要求總重量，故列算式674×25=16850（千克），完全符合情理，而且在學生已經理解整數乘法意義的前提下，教材靈活地給出這一解法，正是對傳統解題方法的一種突破，讓學生學會從不同角度去分析和解決問題，對學生就乘法應用題在計算上提供了新的天地，也可以說是一種"松綁".因此，教材不斷地變革，我們的教學觀念也相應要跟上時代的步伐。實踐證明：教學觀念直接影響課堂教學效率，教學觀念不解決，再好的教材，再完善的教學方法，使用起來也會"走樣".
二、師生關系民主化
平等的教學氛圍是師生關系民主化的體現。在學習面前，人人平等。在學校，老師成了學生最親近的人，追求老師的愛，使自己成為老師心目中的好孩子將成為他們一切行為的動機和迫切需要。一般來說，學生往往因為喜歡哪位老師，也就喜歡他所教的那一科，正所謂"親其師，信其道".但要學生親其師，信其道，首先教師要尊重、信任每一位學生，不放棄任何一個學生。尤其是學困生，對他們要多鼓勵，從而建立和諧民主的教學氣氛；要及時幫助他們彌補數學知識上的缺陷，使他們有了對學習數學的勝任感，才能產生學習數學的興趣。其次，教師還要善于發現學生的點滴進步，善于用親切的眼神、細微的動作，和藹的態度、熱情的贊語等來縮短師生心靈間的差距，使學生獲得精神上的滿足，培養學習數學的自信心。再次，教師應以精深淵博的知識，嫻熟的教學技巧博得學生的信任和喜愛。我在教學"20以內數的認識"指導書寫12時，學生對我的板書不滿意，大膽地說："老師，您寫得不太漂亮。"我親切地說："謝謝你，那你愿不愿意告訴我怎么樣寫才能更漂亮？"學生說："十位上的1斜一點就好看了。"我說："那你允許我再寫一遍好嗎？"我在學生的期待中又寫了一個比較漂亮的12，學生情不自禁地給我報以熱烈的掌聲。這種充滿濃濃愛意的良好氛圍，從而使學生產生與教師合作的欲望。
三、教學方法科學化
教學有法，但無定法，貴在得法。教法制約學法，并給課堂教學效率帶來重要影響。因此，教師選擇教學方法要科學、合理。
在教學中我采用最多的是以小組為單位進行討論，開展探討活動，以培養學生的探究能力。教學：計算4+1=？。我在教學的時候，就以"四人學習小組"為單位，引導學生交流各自的算法，不同的學生就有不同的算法。有的學生說我是撥手指1、2、3、4、5數的；有的說我是從4開始，再往下數一個數（4、5）；還有的學生是利用數的組成的知識得出4+1=5.我肯定學生的3種不同思考方法，然后再引導學生討論：這幾種算法中，你認為哪些比較簡便，使學生初步認識到利用數的組成的知識來計算比較簡便。
此外，導入的方法也有很多，如游戲法、情景法、遷移法、故事法、比較法等。俗話說，良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因此好的課堂導入是上好一節課的良好開端。良好的新課導入，能迅速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從而使學生進入最佳的學習狀態。如《最小公倍數》的導入，可以從學生熟悉的"報數"游戲開始：先請所報數是2的倍數的同學站起來，再請所報數是3的倍數的同學站起來，然后引導學生觀察、分析，發現了什么？為什么有同學兩次都站起來了？從而理解有關公倍數和最小公倍數的知識。
課堂教學方法多種多樣，不同的內容、不同的課型，教法就不同。因此，在數學教學中要將各種教法進行最佳組合，做到靈活多樣、富有情趣，具有實效，并能體現時代的特點和教者的風格。只有這樣才能使教學方法科學化，提高教學效率。
四、教學手段多樣化
教學手段是實現教學目標的主要措施。傳統的數學教學，從概念到概念，教師單靠粉筆和黑板講解，勢必影響大面積提高小學數學教學質量和學生的素質提高。因此，要提高課堂教學效率，必須注意教學手段的多樣化。
多媒體教學體現了教學手段的多樣化。適時恰當地選用多媒體來輔助教學，以形象具體的"圖、文、聲、像"來創造教學的文體化情景，使抽象的教學內容具體化、清晰化，使學生的思維活躍，興趣盎然地參與教學活動，使其重視實踐操作，科學地記憶知識，并且有助于學生發揮學習的主動性，積極思考，使教師以教為主變成學生以學為主，從而提高教學質量，優化教學過程，增強教學效果。如我在講"圓的認識"時，采用動畫引入，生動形象的畫面，伴以美妙的音樂，很快讓學生進入教學過程。這樣開頭：我想問一下，大家喜歡動畫片嗎？（喜歡）今天我也給大家帶來一段動畫片，想看嗎？（想）請大家看屏幕，（出示課件）這四個小動物在舉行自行車比賽，最后結果怎樣呢？請往下看，現在比賽還沒有結束，你能猜一下，最后誰能得第一？（小狗）為什么呢？（因為小狗的車輪是圓的）那小白兔的車輪也是圓的，那你為什么不說它得第一呢？（因為小白兔的車輪的車軸沒在中間）這時老師停止播放，問：同學們，那為什么車輪做成圓的，車軸裝在中間，跑起來就又快又穩呢？同學們想知道嗎？（想）學完這節課，你就會明白的。像這樣，播放一段錄像，傾聽一段錄音來引入課題，就會使整個課堂頓時活躍，不僅極大地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喚醒學生有意注意，而且使學生的心一直被教師牽引著，教學緊湊，過渡自然，使教學過程順利進行，還提高了教學效率。
該案中，國營農場和中心小學兩被告為自己作了辯護，他們認為學校床鋪安全性能可靠，防護攔結實，踏梯牢固，且床鋪在原有鐵欄外，每個床鋪都加安上20公分高的加固護欄。同時，校方每天晚上都安排有校工巡夜值班以確保住校學生的安全。梁某墜傷完全是意外事件，農場和中心小學不應負任何賠償責任。
近年來，未成年學生在校內人身損害賠償訴訟備受社會關注，學校被以“未盡監護職責”之由列為被告的案件呈上升勢頭。而學校在這類案件中處于何種地位，承擔怎樣的責任，法學界和實務界亦有爭議。這里，結合本案談點個人看法。
一、在學校里，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的有關規定，“學校有權利招收學生并對其進行學籍管理”，“管理、使用本單位的設施和經費”，“學校應履行維護受教育者合法權益的義務”，“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學設施有危險，而不采取措施，造成人員傷亡或者重大財產損失的，應追究有關人員責任。”從上述規定中我們知道，學校的職責除維護正常教學秩序外，對校舍及設施安全負有義務。依據法律有關規定，學生交納了學費，學校給學生注冊了學籍以后，學校與學生兩者之間就形成一種合同關系。依據該合同，學校對學生有教育、管理和保護的職責，對危害學生合法權益的行為應充分預防、及時制止。梁某作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未成年人，在校期間學校應依法有保證職責。
二、梁某法定監護人與學校之間的法律關系。
梁某作為12歲的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未成年人，依據法律規定，其父母為法定監護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22條規定，“監護人可以將監護職責部分或全部委托給他人”。監護作為一種對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人身、財產及其他合法權益進行監督和保護的一種民事法律制度。監護人應當保護被監護人的身體健康，關心照顧被監護人的日常生活，以保證其健康成長。這是監護人的一項法定職責。
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人在家由其父母監護，在校學習住宿期間，學校則有責任為學生提供安全的生活和學習場所以保障學生的安全和權益，這種責任是基于監護人將其監護職責部分委托給學校而產生的，是一種不完全的監護職責。需要指出的是，在這里學校并未成為未成年學生的監護人，而僅僅是學生在校期間監護責任的承擔者。
三、該案中學校與梁某該承擔怎樣的過錯責任﹖
對未成年學生在學校人身受到損害，學校是否存在過錯責任，除通常考慮的“學校是否履行了應當履行的職責”，“學校是否盡到了管理人的義務”，“學校是否提供了安全場所及措施”等因素外，還應根據未成年人所具有的民事行為能力的大小來決定學校應承擔過錯責任的多少。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未成年人在學校受到損害，學校如果不能證明其已盡監護之責，即應對此種損害后果負責。對如何認定學校是否盡了監護之責，應該采用合同的標準來衡量，即要求學校積極履行其監護義務，盡可能防止損害事故發生。而對于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未成年人來說，可以進行與其年齡、智力相適應的民事活動，這種民事活動可從與本人生活相關聯的程度、理解行為以及預見后果的能力等諸多方面加以考慮。
本案中，梁某在校住宿期間，學校負有對其監護之責。盡管學校對學生住宿床鋪作了一些安全防護工作，但對梁某睡在上鋪可能出現的危險未作適當提示和必要安全教育；同時，學校在對學生宿舍管理，尤其是宿舍采光方面也有疏忽過失之處。因此，學校在梁某在校期間監護之責未盡善無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十八條、第一百三十三條等規定關于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應承擔民事責任，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規定：“公民、法人由于過錯損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的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就是本案中學校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法律依據。
其實對一個人的法律教育是一個漫長的、困難的過程，而在高等教育階段，想要培養出一個專業知識和法律知識同樣優秀的人才更是難上加難。就像前文所說，一門思修公共課就作為整個大學階段的法律教育是不夠的，如果都以應付考試的態度來對待這門課，那么這門課的存在沒有任何意義。也就是說，一旦自己的權利受到損害，很多人都不知道這是違法的，應該通過法律手段來維權，不會把學到的法律知識運用于實踐，這樣的教育是失敗的。法律意識淡薄甚至可能導致犯罪很多學生法律意識淡薄到分不清犯罪和不道德行為的區別，這導致了近年來大學生的犯罪率越來越高。對大學生犯罪的研究表明，原因各種各樣，可能是因為貧富差距，可能因為日常小事的矛盾、感情破裂、極端主義、報復心理，等等，但這些原因，歸根結底還是由于學生的法律意識淡薄，對法律的嚴肅和不可侵犯性認識不夠，連一些行為能不能做都不清楚。
二、對高校的法律教育進行改革，從而培養出學生優秀的法律意識
對高校的法律教育進行改革是培養學生法律意識的一個主要途徑，改革主要是針對法律教學方面，首先是對思修這門課的重要程度進行大幅提升，對教學內容也要進行改革，不再以枯燥的法律條文作為上課的主要內容，而是把培養學生的法律意識當成主要教學目標，對一些死的法律條文，可以當做課外讀物。這樣的改革會使得課程更加精煉，使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提高。
（一）學校應營造良好的法律教學氛圍
高校應和國家保持步調一致，每個學校都應有自己的規章制度去要求學生遵守，如果學生違反了相關制度，就應該根據規章做出適當的處罰，不能因人而異而讓學生產生法律可以講人情這一錯覺。當然，這些法律法規一定是科學合理的，這樣就能在校園里營造出一種良好的法律氛圍，讓學生感受到法律就在身邊，慢慢提高法律意識，對學生日后走上社會起到巨大作用。
（二）加大法律的宣傳工作的力度
法律的宣傳工作是很重要的，可以定期進行法律知識講座，在高校建立法律援助中心，違法情景演練等，這些能把枯燥的上課內容形象生動地表現在學生的面前，使學生對其有了更深的理解。
（三）舉辦心理教育活動
論文關鍵詞 高校 學生 法律援助 診所教育
一、研究背景
法律援助，是指國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為社會弱勢群體提供免費的法律幫助。廣義上的法律援助主體并不限于政府，社會各界在現有的法律制度之下均可提供相應的法律援助。國務院于2003年7月21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援助條例》第8條規定：“國家支持和鼓勵社會團體、事業單位等社會組織利用自身資源為經濟困難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在經過不斷的摸索和總結后，我國已經形成了政府與社會混合型的法律援助運作模式。
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晚，援助力量薄弱，法律援助供求嚴重失衡，因此需要全社會的力量共同支撐。而高校法律援助組織的出現一方面對于緩解供求矛盾、補充政府法律援助發揮著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這對于高校的法學教育也是一種有益的補充，可以提高法學專業學生的實務能力，培養他們的社會責任感。
然而，在現階段，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的發展還遠不成熟，存在著諸多問題和障礙，由于缺乏制度化的機制來規范，法律援助的效果也受到影響。但可以預見的是，高校法律援助的發展潛力是巨大的，讓其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對于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二、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的現狀
高校的法律援助活動與診所式法律教育是相伴而生、相輔相成的。診所式法律教育，發端于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其特點在于仿效醫學院利用診所培養實習醫生的形式，由診所教師指導學生參與法律實際運用。診所式法律教育一方面讓學生參與法律援助服務，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職業責任感；另一方面，診所式法律教育的出現和普及也為高校學生開展法律援助鋪平了道路。
診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國的起步則相對較晚，直到21世紀初才引進這種法學教育模式。2000年9月，在美國福特基金會的大力支持下，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華東政法大學、武漢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分別開設了診所法律課程，并依托其開展法律援助活動。截至2012年12月，我國已有151個高校的法學院或法學系開設了診所法律教育課程，這為高校學生開展法律援助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以武漢地區的高校為例，武漢大學1992年成立了我國第一個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社會弱者權利保護中心”；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在2000年成立了“法律援助與保護中心”；中南民族大學于2004年12月成立了診所法律教育中心，并依托該中心開展法律援助活動；華中科技大學法律援助中心于2010年成立后與社區居委會有機結合，為社區居民提供法律咨詢和援助活動。
（一）武漢大學的法律援助
武漢大學是我國最早一批成立法律援助機構的高校之一，其社會弱者權利保護中心自1992年成立以來，不斷加強自身發展優勢，在武漢群眾中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二十余年來，中心面向全國為社會弱者義務提供法律服務，許多自身權益受到侵害而又無法得到法律保護的社會弱勢群體在志愿者的幫助下，依法討回了公道，走出了絕望和無助的困境。截至2012年12月，中心已接待咨詢約50000余人次，回復信件近21000余件，電話咨詢約38000余次，通過中心的網站提供法律意見1000余次，訴訟案件達18650余起，勝訴率達78%。現在的社會弱者權利與保護中心已經不依托于武漢大學，成為一個獨立運作的社會團體，其發展模式在我國高校學生法律援助中獨具一格，特色鮮明。
（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法律援助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在美國福特基金會、學校的大力支持下，于2000年5月成立了法律援助與保護中心。作為學校服務社會的窗口，中心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為社會提供法律咨詢和案件。截至2012年12月，中心共接待來訪者9000余人次，回復電話、信件2000余件次，寫作法律文書3000余份，各類案件1200余件，其中包括創中國民間法律援助標的額之最的陽新縣8歲兒童石某某高壓電電擊人身損害賠償案；具有較大社會影響的湖北某船廠150余名職工房屋糾紛集團訴訟案等重大案件，受益人群遍布全國各省市。中心通過這一系列活動，實現了盡最大努力，為最需要法律服務的社會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服務，以實現維護社會正義，促進社會穩定的目標。
（三）中南民族大學的法律援助
中南民族大學于2004年12月成立了診所法律教育中心，它與中南民族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相互配合、相互協調開展法律援助活動。通過法律援助維護少數民族的權利是中南民族大學法律診所的特色之一。中心截至2012年12月已接受咨詢2000余次，承辦案件70余起，到社區服務8次，社會調查2次。其中辦理的案件以勞務糾紛、合同糾紛、相鄰權糾紛等案件居多。目前，中心已經與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洪山區人民法院一起，就“少數民族及其他少數人語言法務翻譯診所援助教學法探索”課題進行調研，并已經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四）華中科技大學的法律援助
華中科技大學的法律援助中心于2010年成立，起步相對較晚，其最大的特色是依托于社區居委會開展法律服務，服務對象也僅限于該社區居民。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設立診所式法律教育課程，與華中科技大學社區居民委員會相互合作、相互配合，遴選課業優秀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居委會為據點，為尋求法律幫助的社區居民提供法律咨詢、寫作法律文書等服務。該中心自2010年成立以來案件及接受咨詢40余次，其中20余起為家庭和財產糾紛。該校法律援助中心運作資金主要是由該校法學院與居委會共同負擔。由于資金短缺等限制，該中心遭遇了不能擴大受眾、進行更深入的法律援助的尷尬。
三、高校法律援助機構存在的問題
盡管高校學生開展法律援助在補充法律援助資源，扶助弱勢群體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其中也存在不少問題，主要表現在：
（一）高校援助機構在訴訟中存在局限性
第一，目前我國將高校法律援助機構定位為政府法律援助機構的補充，卻沒有在立法上得到確認和支持，這一狀況使得某些高校法律援助機構遭遇訴訟時身份不明的尷尬和運作不暢通等問題。
第二，高校學生在提供法律援助時并不具有律師身份，他們只能是以一般公民的身份來辦理具體案件，因此學生的調查取證權受到一定限制。由此可見，提供法律援助的學生，要想像律師一樣開展法律實踐，無論在法律規定上，還是在司法實踐中，都是不可能做到的。這種狀況勢必會影響高校法律援助機構與社會的廣泛接觸，對法律援助活動的順利開展形成巨大的障礙。
（二）對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的管理機制不健全
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的成立具有特殊性，其依托的是高等院校，因而其首先要受高等院校的領導。其次，由于司法行政部門統一領導全國法律援助工作，故高校法律援助機構又應受司法行政部門的領導和監督。這種雙重管理模式有可能造成因管理權限不明確而帶來的管理缺失或管理沖突。其負面效應在于，一方面使高校法律援助機構運作缺乏合理規制，導致無序發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管理和監督的不明確，會導致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缺乏社會支持，而生存艱難。
（三）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缺乏資金支持
高校法律援助機構遭遇到的最大問題便是資金不足問題。這一問題在不同的高校存在的程度有所不同。有些高校，如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等院校可以獲得外來援助，但是相關基金會對于受資助的高校法援組識的審查非常嚴格，因而獲得資助的高校比較少。其他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的經費來源主要通過以下渠道：學校團委、院、系資助（如中南民族大學獲得學校專項撥款）；社團會費；商家贊助（如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通過拉外援的方式曾得商家贊助）；各種基金會資助；律師事務所資助；社區組織臨時性贊助（如華中科技大學法律援助中心主要依托于社區居委會）；律師贊助等等。經費不足使得高校法律援助機構負擔不起進行案件所需要的各種費用，不得已放棄了一些原本可以辦理的援助案件，這直接影響了高校法律援助事業的健康、長足發展。
四、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的完善
（一）完善法律援助立法
法律援助工作的順利開展需要建立在完善的制度基礎上。就我國目前而言，法律援助缺乏系統明確的法律法規。除《法律援助條例》之外，關于法律援助的規定一般散見于《刑事訴訟法》、《律師法》以及相關的法規和行政規章中。尤其是在民間法律援助方面，我國沒有一部統一的法律對民間法律援助組織進行規范。因此，這就需要完善我國法律援助立法，為高校法律援助確立法律依據。
首先，應對高校法律援助組織的地位予以確認。像武漢大學的社會弱者權利與保護中心這樣成功注冊的案例并不多見。只有立法確認高校法律援助組織的合法主體身份，進行統一注冊登記管理，才是高校法律援助組織邁向規范化的第一步。
其次，開展法律援助的高校學生的資格問題應當明確。國家有關部門應該從法律職業化教育的角度出發，承認提供法律援助的學生的“準律師”身份，使其在真正地從事法律職業之前，充分地參與法律實踐，同時也為法律援助的高效性提供制度保障。
（二）建立高校與司法行政部門雙層管理體制
高校法律援助機構作為高校內設機構，應當在日常工作、人事安排、行政管理等方面接受本校職能部門的領導，以便正常運轉，獲得支持。作為法律援助制度的一部分，高校法律援助機構應當與司法行政部門加強溝通，在人員資格、場地、工作范圍等問題上服從其管理，接受其業務指導和監督，從而保證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的服務質量，杜絕低質量的法律援助機構出現。
（三）開拓多樣化的經費來源
(一)高校學生管理權法律淵源
高校自是高校在法律范圍內對學校內部事務的自主管理、自己責任的權利（或權力），其目的是排除來自外部尤其是公權力的干涉，內容包括內部管理權和學術自由權，前者如人事、財政、章程制定等，后者如科研、教學、學位認定等。高校與學生的關系體現為管理權和教學權，如《高等教育法》第11條規定高等學校有“依法自主辦學”的權利，第32―38條具體規定了高等學校自主招生、自主設置和調整學科專業、自主組織教學、自主設置組織機構等相關權利。高校自來源于憲法教育權，本質上是高校在法律范圍內依據內部規章制度對內部事務的自由裁量權。在實踐中，高校自依據法律法規規定直接轉化為學校內部章程、條例或實施辦法等對其內部成員實施約束、管理和獎勵處分。對于高校內部成員之一——學生的教育管理而言，高校自則演變為高校學生管理權。
(二)高校學生管理權的法律內涵
理論界對高校學生管理權法律性質的認識主要有特別權利說、民事權利說、行政權利說等。這些理論都從某些方面合理揭示了高校學生管理的內涵，但不能涵蓋目前的管理現狀。結合法律依據及實施目的，本文認為，高校學生管理權是基于教育權與受教育權的實現，圍繞教育、管理、服務事實而形成的，以憲法法律關系為基礎，行政法律關系為主，兼具民事法律關系特點的，高校依法享有的對本校學生的行為進行引導和約束的權力。首先，高校學生管理權來源于憲法。憲法是高校學生管理權形成的基礎和前提，沒有憲法，高校學生管理權就失去了法律依據。高校是學生管理和教學活動的組織者，但首先是憲法意義上的事業單位法人；學生是高校被管理者，但首先是憲法意義上的普通公民。所以，在高校學生管理的諸多法律關系中，憲法法律關系是最基本的。其次，高校學生管理權具有行政性。從立法角度看，2013年12月《行政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第2條明確肯定了“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行政行為的可訴性；高校是法律法規授權行使一定行政權力的事業單位法人，對學生的管理是國家教育權的一部分，在被訴行為主體上高校將進一步得到行政法律的確認。從權力來源看，高校學生管理權部分是國家教育權的法律延伸。在教育管理法律體系中，高校是教育管理權最終的、具體的執行者，高校學生管理權的性質和目的與國家教育權是一致的，屬于行政權范疇，受行政法律的調整。從行為看，無論是高校針對學生管理制定的工作細則、實施辦法和規章制度，還是針對個人、個別行為做出的通報決定，如上述案例1、案例3中開除學籍的處分決定，均具有單方性和強制性，完全具備抽象行政行為和具體行政行為的某些特征。最后，從管理權內容看，高校學生管理權遠非行政權所能涵蓋，如對學生生活實施的管理，包括對宿舍、教學設施、圖書館的管理等，應屬民事范疇。因此，高校學生管理關系是一種基于教育、管理、服務事實而形成的，以憲法法律關系為基礎的，以行政法律關系為主的，兼具民事法律關系特點的三重法律關系。
二、高校學生管理關系法律類型化標準和原則
高校學生管理關系應以保障學生合法權益和實現國家教育目的為原則，以高校學生管理事務對學生學籍的影響程度以及雙方法律地位等為標準。
(一)保障學生基本權利
源于國家教育權的高校學生管理權，其目的是為了發展國家的教育事業，保護學生的權利和自由，創造良好的教育環境，而不是約束和限制學生。高校自的存在僅僅是為了在高校內部管理事務范圍內對抗公權力的干涉，它同樣受憲法和法律的約束。高校實施自的目的是在保障學生合法權益的基礎上完成學校的教育教學管理。因此，在對高校管理關系類型化時，不能背離充分保障學生基本權利這一最終目的。
(二)明確高校學生管理關系中的法律關系層次
首先，在高校學生管理關系中應當明確憲法法律關系、行政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的內涵和外延，并區分主次關系。其次，在基礎法律關系——憲法法律關系的前提下，建立行政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區分標準：法律地位是否平等，權力的行使是否涉及公權力。若雙方法律地位平等、不涉及公權力的行使，雙方的關系屬于民事法律關系，依據私法自治原則，由當事人自行選擇協商或訴訟途徑解決。最后，在行政法律關系層面，由于涉及高校自的排他性干涉，應以憲法人權保障理念，以學生標志性權利——學籍是否改變為標準，劃分內部行政法律關系和外部行政法律關系。學籍是學生享有的一項法定權利，是高校和學生法律關系存續的標志，也是高校對學生管理的前提和重要內容，凡是涉及學生學籍的取得和消滅而改變學生身份的管理事務，應屬于外部行政法律關系，高校絕不可擅自決定或變相提高標準，須嚴格依據法律法規授權或法律規定轉化為校規予以執行，并納入司法審查范圍。對于不改變學生學籍即在學生學籍維持前提下的管理事務則是高校自范疇，屬于內部行政法律關系，應避免司法介入。
(三)區分高校學生管理關系法律類型的實然性和應然性
從實然狀態看，應該搞清楚高校的哪些行為已經被區分，即在現行高校管理關系中哪些行為已經歸入民事法律關系或者已經歸入行政法律關系。從應然狀態看，隨著社會發展，應該關注和深入研究高校的哪些行為還沒有明確其法律關系以及它們應該歸入何種法律關系等問題。
三、高校學生管理關系法律類型化的構建
(一)憲法法律關系
憲法所規定的基本人權既是作為“社會人”應享有的權利，又是公民基本權利之要義和根本。從高校學生管理權的法律淵源、實施以及法律后果看，高校與學生之間首先具有普通意義上的憲法法律關系，這是二者之間最基本的法律關系，也是二者之間其他法律關系形成的前提和基礎。就高校與學生的法律關系而言：首先，高校和學生是憲法規定的一般法人和公民，雙方均負有作為法律主體應履行的權利義務關系，即在享有權利的同時，均負有不妨礙他人行使權利的義務。其次，基于教育權和受教育權這一憲法權利，兩者在學校這一特定場所又形成了一系列權利義務關系。高校應當明確學生的另一身份——公民，即高校應當在充分保證學生的財產權、人身權、受教育權等憲法權利的前提下行使學生管理權；學生在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前提下，應積極履行作為學生這一特殊身份的義務，以達到雙方的和諧共處。另外，從權力的運行結果看，無論是民事法律關系還是行政法律關系，雙方產生糾紛后或協商或訴諸訴訟解決，皆源起于憲法，終于憲法，受限于憲法，兩者權利義務必須得到保障，權利義務關系的確立、變更或消除都必須有法律依據，沒有法律規定并經法定程序，高校不得限制或者剝奪學生應享有的權利。
(二)行政法律關系
1.外部行政法律關系——學籍的取得與消滅
(1)入學與注冊
入學本質是學籍取得的條件規定，與之對應的是高校招生權。學生依據招生簡章參加法定入學考試，由高校依據成績和志愿確定錄取后，才能取得入學資格。在此過程中，高校行使的是經法律法規授權的包括制定招生簡章、確定招生人數等在內的招生權，只不過這一權力的行使是在國家教育行政部門監督之下進行的，教育部每年都頒布“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工作規定”，同時各省教育行政部門也會出臺相應的細則，規范招生工作。因此，入學這一環節，高校與學生的關系是行政法律關系，并非是契約自由的民事法律關系。入學包含兩個過程：獲得入學資格，即獲得錄取通知書；履行相關入學手續，即預注冊，也就是說，學生要獲得學籍，必須依據高校學籍管理規定辦理入學手續。《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8條規定：“新生入學后，學校應在3個月內按照招生規定進行復查。經過注冊后復查合格，即獲得學籍。”因此，預注冊和復查工作是招生工作的延續，期限3個月，在此期間學生還未真正成為高校內部的一員，即不存在管理與被管理的法律關系。高校行使的仍然是法律法規授予的行政權力，雙方的關系屬于外部行政法律關系。案例2就是因為招生簡章規定的已經在學生中形成信賴保護的獎學金利益受到侵害，理論上學生是可提起行政訴訟的，但是司法結果是令人遺憾的。學籍中止是指高校和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基于主客觀因素而暫時中斷，待相關因素消失或履行相關程序又恢復的情況，這種情況多發生在學期結束。注冊即學期登記，是在籍學生必須按照高校有關要求和規定期限履行的一項學籍登記手續，本質是學籍的延續。在高校逐步推行“電子注冊”管理制度的今天，注冊對學生的影響越來越大，如無正當理由在規定期限內未注冊的，則以退學論即終止學籍，換言之是終止兩者之間的法律關系，將嚴重影響學生受教育權的實現。因此，高校注冊與否的行為和決定直接影響學生學籍是否存在，應屬外部行政法律行為。
(2)畢業證頒發與學位證授予
畢業既是高校對學生管理的最后一環，也是兩者之間法律關系消滅的重要法律事實。目前，無論理論界還是司法界都一致認為兩證的授予行為是行政法律行為，具有可訴性。需要說明的是，畢業證和學位證是對學生專業知識和能力的證明與肯定，與其他任何行為和事項無關，僅與專業學術水平和能力相關，只要達到相應標準即可。高校基于行政權力做出是否頒發畢業證、學位證的決定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專業學術權，即專業知識評價與判斷。專業評價是一種高度學術行為，非法律問題，是由專業學者或團隊完成的，這也是法律授予高校或相關科研機構具有授予學位權的主要原因所在。學術評價權屬高校自，是學術自治范疇，由于專業程度高，可阻止司法深層介入。但這種阻止并非完全阻卻，而是說，司法只能有限制地介入，即應堅持程序審查，而避免實質審查。換言之，司法機關審查高校學術問題，只能對相關答辯程序、認定資格和評定標準等是否合法做出判斷。對于學術實質內容，司法機關是不可能也不應當進行判斷的，因為專業學術權屬于高校依法享有的自由裁量權。如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案中的爭議焦點就是程序問題，并非是論文的學術水平。二是學生管理權。現實中，高校將畢業證和學位證的頒發與學生受教育管理情況相關聯，比如，對欠交學費或不服從學校日常管理受到紀律處分的學生扣發兩證，是典型的濫用權力行為。頒發畢業證和學位證與學生管理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行為、兩個問題，兩者之間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一旦走上司法途徑，高校將被置于尷尬境地。
(3)開除學籍
受教育權是憲法設定的一項基本權利，非經法定程序是不可剝奪的，且國家和高校負有積極保障的義務。開除學籍是對違法違紀學生的一種懲罰，不僅記入個人檔案，而且要終止學籍，堪與刑法中“死刑”有一比，這不僅強制剝奪了學生在本校學習的權利，也剝奪了學生今后在其他高校學習的可能，即意味著學生的命運將因此改變，尤其是將給學生今后的職業生涯帶來極大影響。因此，開除學籍的處分行為關系到學生受教育權的實現和今后的發展問題，應屬外部行政法律行為。雖然《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規定了開除學籍的具體情形和申訴程序，但從法的效力層面講，以效力層次較低的部門規章設定剝奪效力層次高的憲法、法律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是有違立法程序的。退一步講，在現有法律體系下，高校校規是否可以嚴于法律法規的規定，如案例3中的校規“一旦作弊則一律給予開除學籍的處分”的規定；開除學籍的認定標準是否由高校自由掌握，如案例1中同學行為是否構成嚴重考試作弊，等等問題都值得探討。從審判結果看，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
2.內部行政法律關系——學籍的持續與變更
(1)學籍的持續
學籍持續是在不改變學籍的前提下，高校與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維持的一種狀態，包括以下內容：A.考核與成績記載，這實質上是教學管理權，是《教育法》第28條第2款的具體化，即高校有權制定教學計劃、大綱，并對學生學習情況進行考核，實施管理。B.校園秩序與課外活動，包括住宿、助學和校園秩序管理及學生團體活動等制度，《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四章對此進行了具體規定，它是高校為了維護學校內部正常教學秩序和其他日常管理秩序而應當建立的管理制度。C.獎勵與處分。處分相對于獎勵對學生影響較大，包括警告、嚴重警告、記過和留校察看。處分不包括開除學籍，不改變學生學籍，是高校依法實施自的內容之一，也是高校對內部事務人員進行有效管理的必要手段。以上處分滿足一定條件，可以申請解除。D.轉專業、休學與復學。這是指學生由于自身的原因和發展需要，提出申請，經學校批準，調整專業或者暫停學業，這些行為不改變學生學籍，只要學生有正當理由并履行相關規定程序即可。對于休學，高校應保留學籍，如果不按規定時間復學，學生應當對自己的行為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被高校終止學籍。
(2)學籍的變更
即學籍異動，指因任何一方原因，改變特定高校和個體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的情況。轉學就是符合條件的學生從本校轉到另一學校，必須辦理相關手續，包括學校審批和教育行政部門確認，學籍才能得以保留和變更。
(三)民事法律關系
1.人身安全
教育部頒布的《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規定了高校對此應承擔責任的具體情形。結合實際，有兩個方面：(1)校園設施、教學設備、圖書館等既是高校所有財產，又是學生學習之必須，高校負有管理責任，學生則有合理使用的義務。若高校管理疏漏，未盡相應義務，造成學生人身傷害的，學生基于人身權有權要求高校承擔侵權責任或者補充責任；若學生因自身原因在使用時造成校園設施、教學設備、圖書損壞的，高校基于所有權有權要求學生照價賠償。(2)在組織教育教學和校外活動中，高校負有安全教育、活動指導及危險提醒的義務，并在可預見的范圍內采取安全防護措施，若未履行義務并造成學生傷害的，依法應承擔相應責任；學生負有因自身條件等原因不能參加相應活動的告知義務，未履行而造成傷害的，高校則不負法律責任。
2.后勤服務
高校后勤服務主要包括高校為學生提供的飲食、住宿服務。隨著社會發展，高校后勤服務已基本社會化：一是外界民事主體租賃高校場地進行服務經營；二是高校自身作為民事主體經營。無論何種情況，學生與高校或外界民事主體均屬平等的民事法律關系，受民事法律調整。需要說明的是，外界民事主體進駐高校場地開展服務經營，高校有監管義務，如高校未盡自己的監管義務而侵害學生權益的，依據《侵權責任法》確定的責任分擔原則，應與外界民事主體共同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高校自身作為民事主體開展經營活動而侵害學生權益的，高校獨立承擔相應責任。但是高校依法負有對飲食、住宿的監管職能，在此范圍內，高校與學生是管理與被管理關系，高校對學生的管理源于高校自，其行為是內部管理行為，即高校與學生的管理與被管理關系屬于內部行政法律關系，而非民事法律關系。
3.名譽權和隱私權
名譽權和隱私權屬人格權，是指基于人的生存本身而應享有的權利，是不可讓與和拋棄的權利。名譽是對學生的品行、道德、作用、才干等方面的社會評價。隱私是學生在學校特定場所對其信息、活動和領域的排他性支配。我國理論上和司法實踐中將隱私等同于或包含于名譽中，侵犯隱私權以侵犯名譽權論。因此，本文將兩者一并論述。具體情況如下所述：首先，學生的私人信息，即學生個人資料如姓名、肖像、通信等私人信息，有不被公開或傳播的權利。其次，學生的私人領域不被非法侵犯，即學生享有宿舍不被非法侵入、窺視或搜查的權利。但目前大多高校為了達到宿舍管理的目的，擅自進入學生宿舍進行突擊檢查，給予評價并公布，已是常態，這種管理行為實際上已經侵犯了學生的隱私權和名譽權。最后，學生有權要求個人的生活和學習不被非法披露。即學生享有純屬私人情況不受非法搜集、公開和利用的權利以及學習成績、名次、處理或評議結果不被非法公開、擴大知曉范圍的權利。案例1和案例3中，高校對學生處分的張貼公告行為即構成侵權。從高校警示教育目的與保護特定學生隱私、名譽權及其在教育上的再生和繼續成長看，后者價值遠大于前者，因為后者關系到特定學生未來以及高校將處于違法的尷尬地位。
4.財產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