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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擁有較為固定的供容力、有限的抗外界干擾能力和自我調節能力.而經濟發展是建立在資源環境的基礎之上，良好、健康的經濟可以提升技術與科技，幫助抵御惡劣環境，減輕自然災害影響，但另一方面，區域經濟的過快或不健康發展會損壞生態環境平衡，破壞生態環境自愈或供給能力，造成環境惡化、資源供給降低等問題，引起政府干預，生態環境系統便通過環境成本提高、政策限制等方式反饋制約經濟的發展.生態系統主要是以自然資源（包括原材料、土地等）和供給能源的形式參與經濟系統活動，而經濟系統活動主要以“三廢”回流生態系統。可以看出，經濟與生態環境是兩個相對獨立的系統，但又通過積極和消極的作用聯系在一起，經濟活動是以生態環境為基礎，而生態環境又受到經濟活動的副產品影響.只有當兩個系統互相以積極的效應抵消掉消極效應，形成協調、健康發展才能實現良性循環與兩系統的可持續發展.
1.2數據來源及處理
山東省作為國內的經濟大省、農業大省、人口大省，處于南北經濟連接處，研究其環境-經濟系統，有其良好的借鑒與推廣價值.總體來說，近年來山東省GDP呈不斷增長的趨勢，“十一五”年均增長12.3%.2011年經濟繼續保持平穩較快發展，GDP達到了45429.2億元，比上年增長10.9%.2012年GDP實現50013.2億元，比上年增長9.8%.年均增長率在10%左右，總量居全國第三位.經濟效益不斷提高，處于經濟快速發展階段，成為名副其實的經濟大省.根據經濟-生態環境系統的劃分及特點，本文主要按照科學性、代表性、實用性等原則，借鑒環境-經濟協調發展的評價體系研究成果［13-14］.構建山東省經濟與生態環境兩系統發展的指標體系，選取了山東省1996—2012年的數據進行分析.數據來自1997—2013年《中國統計年鑒》、《山東統計年鑒》、《山東省環境狀況公報》及山東省統計局的官方網站，個別年份數據的缺失采用相鄰年份值插值法補齊.
2實證分析
根據、計算得出1996—2012年山東省經濟綜合發展指數f(E)與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指數f(C).可以看出，1996—2012年山東省經濟與生態環境兩系統都呈曲折緩慢上升態勢.其中，生態環境系統指數在2008年出現了一個峰值，這與2008年青島市作為奧運會分賽場，政府加大環境治理投入有關.經濟系統指數經歷了“九五”（1996—2000年）期間的緩慢增長后，從“十五”初期（2001—2003年）開始，山東省經濟綜合發展指數開始呈現快速上升的趨勢.為了更清楚地反映山東省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在時空上的特點，根據表2繪出山東省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度演化圖（圖2）.可以看出：1996與1997年山東省經濟和生態環境的協調耦合度處于區域Ⅰ，經濟和生態環境相互影響極低，處在低級協調階段.1998年開始一直處于區域Ⅱ，經濟和生態環境處于協調發展階段.其中，1998—2001年，0°<α≤45°，說明系統處于協調發展階段，經濟與生態環境相互影響，共同發展.2002—2012年，45°<α≤90°時，1<tgα，經濟系統的演化速度快于生態資源系統的演化速度，生態環境為了滿足經濟發展，表現為資源消耗的增長速度超過經濟發展速度，生態環境開始制約經濟發展.兩系統協調耦合度于2011年緩慢到達最大值，隨后出現緩慢下降趨勢.
3結論及政策建議
3.1結論
1）山東省的經濟增長和生態環境之間沒有呈現完整“倒U型”曲線關系，而出現“倒U型”的前半段，但該省近幾年加大了對環境治理的重視力度和投資，2011年耦合度數到達了頂點，2012年出現了下降趨勢，也就是拐點已經出現，表明環境與經濟系統的演化速度更加適宜，開始從生態環境制約經濟的發展（45°<α≤90°）向環境經濟共同發展的方向轉變.
2）山東省環境質量與經濟增長往往處于“不進則退”的相持階段，現階段為了更好地實現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其重點在于控制環境排放和加強環境治理上.經濟排放不是環境治理的格蘭杰原因，環境污染排放的沖擊對經濟增長產生負效應，說明山東省在發展經濟時，不應該采用粗放式發展模式，以破壞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增長.
3）經濟增長是環境治理的格蘭杰原因，環境治理卻同樣產生負效應，這與許多研究提出環境治理會促進經濟增長的結論不一致，產生這個結論的原因是：第一，山東省現階段是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推進對治理環境的設備、資金投入，環境治理依然是被動地受限于經濟系統，環境治理投入短期內表現為消耗經濟發展的成果.第二，環境治理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具有一定的門檻效應.耦合分析認為，山東省在研究期內主要處在資源消耗速度大于經濟發展速度的階段，長期以高速消耗資源、污染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環境治理水平相對較低.這就造成了環境治理的投入和效果實際上沒有和經濟增長的演化速度相適宜，從脈沖分析的結果看，達不到許多研究者得出的環境治理促進經濟增長的響應效應.
3.2政策建議
1）處于經濟高速發展中的中國，容易形成經濟系統演化速度高于生態環境系統演化速度，如果不對經濟與生態環境進行合理的控制，很有可能走向兩個系統崩潰的結果.雖然經濟與生態環境系統長期處于協調發展的狀態之下，兩系統間的內在作用情況也是十分復雜并沒有固定規律，所以，為了使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制定其宏觀政策與治理方式要因地制宜.
2）經濟發展會帶來污染物的大量排放，提高生態環境質量首先就是對“三廢”進行合理的控制，然而，單純的控制一方面增加了環境承受的壓力，另一方面也浪費了資源.所以，對“三廢”控制并加以利用可以改善環境質量.
這樣的自然環境和地理條件，為人類提供了多元多樣的生業選擇，因而形成了多元混合式經濟形態。本區大致可再分為幾個亞自然地理單元(亞生態區域):西拉木倫河中下游沖積平原(科爾沁沙地)，大興安嶺南段山前山地，蒙古高原、燕北與遼西山地丘陵，主要分布于赤峰地區南部的黃土苔塬、丘陵谷地等。這些區域的自然地理環境和氣候又有明顯的差異，區域內土地利用方式和經濟形態也各有所別。現今的科爾沁沙地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地區，歷史上曾經歷過多次擴張與收縮和農牧交替。北部、西部很多地區以牧業為主，其間斑點狀分布著一些農耕區。七老圖山脈以東、努魯爾虎山以北、大興安嶺山前山地和西拉木倫河以南地區廣布著黃土地貌。黃土可耕作性強，在適宜的氣候條件下，適合旱作農業。燕北西遼河地區的黃土地貌以黃土丘陵、臺地為主，黃土地貌起伏和緩。這樣的地貌比黃土高原更適宜發展旱作農業，這也是該地歷史上農業出現多次繁榮的重要原因之一。南部是赤峰市的主要農區，以山地旱作農業為主。山地作物有谷子、高粱、黍子、豆科作物、玉米及各種雜糧等，在一些河流沿岸、河漫灘種植水稻、小麥等。現今的燕北西遼河地區為典型農牧交錯區，大體說來，北部西北部草場與牧業占較大比重，而南部和東南部耕地較多，農業占主導地位。其中，有許多地區農牧相間，或同一地區兼營農牧業。
從人文地理角度看，燕北西遼河地區位于中原農耕文化、東北漁獵文化以及后來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的交匯處，必然受到三種文化的影響，經濟形態兼具農耕、漁獵、游牧是自然而然的。遠自史前時代，東北地區就以漁獵文化著稱，由于地理上的近緣關系，這種漁獵文化很容易波及和影響到周圍地區，特別是漁獵資源較為豐富的西遼河流域。新石器時代，中原地區有著發達的農業文明，比如磁山和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等，同樣的原因，這些文化北上西遼河流域，影響和推動著燕北地區農業的發展。考古研究發現，紅山文化晚期社會的深刻變化，來自南部仰韶文化的影響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此，蘇秉琦與郭大順先生均有論述。夏家店下層文化發達的農業，明顯受到南部中原文化的影響。有學者認為，夏家店下層文化乃是后岡二期文化與當地紅山－小河沿文化的繼承者及山東龍山———岳石文化系統的因素組合融匯而成［。稍晚時期，西部鄂爾多斯草原青銅文化興起后，逐漸向東擴及西遼河流域，使這里進入農牧交互演替或農牧并重的時代。可見，正是由于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得燕北西遼河地區容易受到周緣經濟文化的影響，并與其自身環境特征相結合，形成了“混合”經濟形態。從生態文化學角度看，混合經濟形態是對當地自然環境的一種文化適應，在各種經濟活動比例適當的情況下，這種經濟形態可減輕對某類自然要素的壓力，從而緩解人類生存需求與資源短缺的矛盾。從距今約8000年的興隆洼文化到距今約3000多年的夏家店下層文化期間，燕北西遼河地區的經濟形態兼有采集、漁獵、原始農業，以及處于早期階段的家畜飼養業，盡管其比重也有變動，但多樣性始終為這一階段經濟形態的一個重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相對均衡的多樣化經濟形態沒有對當地環境造成更大程度的擾動，沒有發生后來那種因大幅度農業開發而導致的土地沙化局面，文化持久發展的基礎才得以保持，從而出現了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紅山文化等歷時很長的史前文化發展高峰。
從長時段來看，燕北西遼河地區經濟形態的演變有一個重要特點，這就是它的易變性或不穩定性。如前所述，夏家店下層文化有發達的農業，但到夏家店上層文化時期(距今約3000～2300年)，本區經濟形態發生了重大變化，畜牧比重明顯增大。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創造者即文獻記載中的山戎。上層文化遺址中發現有大量的青銅器，特別是青銅武器及牛羊骨骼、馬具和馬車等，說明該文化存在著相當比重的畜牧經濟。《史記•匈奴列傳》載:“唐虞以上有山戎……居于北蠻，隨畜牧而遷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這反映了山戎以畜養馬、牛、羊為主，其活動有一定的流動性。自山戎至遼代以前，游牧業一直是燕北西遼河地區的主導生業。遼金兩朝，農業又成為燕北地區重要的經濟活動之一。不過，有學者研究發現，遼金時期西遼河流域農業開發的核心區域經歷了數次變動，遼初來自中原與渤海等地的移民，首先在以遼上京為核心的地區從事農業開墾，并形成遼王朝的經濟中心。這一經濟中心地位維持了近100年，至遼中期有10余萬農業人口從遼上京地區遷往遼中京地區，并推動著經濟中心與農業開發的核心區遷移到這里。遼中京農業開發核心區的地位維持了100多年，至金代中期再次向金興中府轉移。遼金以后，本區農業再度衰落。元明兩代生活在燕北西遼河地區的主要是蒙古族，他們從事游牧活動，經濟結構比較單一(其棲居地被稱為蒙地)。自明末清初，內地漢人開始向燕北蒙地移民墾殖，逐漸改變了當地的經濟結構。到20世紀初，燕北西遼河地區成為一個典型的農牧并存、農牧交錯分布的地區①。對于燕北西遼河地區經濟形態演變的上述特征，可以從氣候變遷和自然環境的變化以及民族文化和其它社會政治因素等幾個方面給出解釋。綜合學界已有研究結論，總體上看，燕北西遼河地區距今8000多年至3000年左右為全新世氣候宜人期①，此間該地溫濕度和水熱條件較好，適合采集漁獵和原始農業。據孔昭宸等人研究，燕北赤峰地區距今8000～3500年間為全新世大暖期，從植被帶變化與水熱因子的關系推測，與現今相比，當時年均氣溫高2℃，1月氣溫高3℃以上，年降水量至少要高100毫米。期間的氣候發生了幾次大的波動，這種波動對人類生產活動造成了很大影響，并直接導致經濟形態發生變化②。距今5500年前后，本區發生一次降溫事件。這次降溫對當地居民的生計造成了很大壓力，迫使其加大農業比重。距今5000年以后，東北地區發生了一次強降溫事件，自此本區氣候明顯轉向溫干，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距今4000年左右。大致5000年以后，遼西氣候明顯干涼。氣候變遷對應著紅山文化的消失，說明兩者是有關連的。距今約4000～3000年間，西遼河流域為暖濕氣候。以此為前提，加之技術的進步和來自南部農耕文化的影響，夏家店下層文化出現了史前農業的第一次繁榮。
距今約3000年前后，燕北西遼河地區進入了一個新的降溫期，氣候日趨干冷，溫性森林減少，草原面積擴大。距今3000年后本區為夏家店上層文化時期，此段孢粉組合中蒿科花粉增多，藜科花粉也占一定優勢，反映了當時氣候溫干。距今2800年以來，本區氣候整體上處于大暖期后的波動降溫階段，降水量較前期減少。氣候干冷使得西遼河地區的水熱條件愈來愈不適合農業，這導致人們在經濟上日益增加對干冷的草原環境有一定適應力的畜牧業和狩獵經濟的依賴。這樣，從夏家店上層文化時期開始，燕北西遼河地區進入了以畜牧業為主的時期。從距今約3000年至10世紀之前，我國的氣候(主要指溫濕度)總體呈下降趨勢，這一趨勢在燕北地區表現得更明顯。從匈奴稱雄北方廣袤草原的秦漢時期開始，直至唐代以前，生活在這里的北方民族如匈奴、東胡、烏桓、鮮卑、契丹等均以狩獵、游牧為主要生業，從事游牧經濟，同時兼具少量農業。根據文獻記載③，綜合學界已有研究，我們大致可把遼代(公元916～1125年)燕北西遼河地區的氣候等自然環境狀況概括如下:遼代前期(大致在公元10世紀)氣候較溫暖濕潤，水系較發達，植被較好。《舊五代史》《五代會要》和《遼史》等歷史文獻提供了不少信息。這在公元10世紀使遼的胡嶠所記中也有所反映。遼代后期(主要在11世紀)以后氣候轉向冷干，11世紀宋人使遼對此多有記載，宋人使遼語錄和使遼詩多處提及遼地的寒冷氣候和沙地景觀。遼代前期，以暖濕氣候為前提，加之遼王朝統治者的積極推動，燕北西遼河地區的農業再度繁盛。之后直至明末，燕北地區的氣候以低溫干燥著稱，元明兩代生活在這里的蒙古族逐水草而徙，長期從事游牧經濟，農業基本不見。到了清代，伴隨大量漢族移民的到來和蒙墾運動，西遼河地區迎來了第三次農業發展的高峰。由上可見，燕北西遼河地區史前及歷史時期經濟形態的變動多以氣候變遷為背景，這說明經濟形態的演變與氣候變遷有很大程度的關聯。西遼河地區是典型的生態脆弱帶，其生態系統很容易因自然(特別是氣候變遷)或人為因素的擾動而發生劇烈變化，從而使生態系統失去平衡，進而出現幅度較大的波動，并對人類的經濟活動產生很大影響。西遼河地區的生態脆弱性體現在土壤、植被和降水量等方面。土壤的脆弱在科爾沁沙地和赤峰南部的黃土丘陵地區很典型。科爾沁沙地屬沙質土壤，腐殖質少、黏土含量較低，容易發生風蝕，干旱氣候條件下尤為明顯。史前和歷史時期，科爾沁沙地曾有過多次擴張。伴隨著沙地的擴張和收縮，其經濟形態也經歷了農耕和游牧在空間和時間上的變動。赤峰南部和東南部黃土丘陵地帶的土壤非常脆弱。黃土土質疏松，濕陷性強，遇水后易溶蝕。這一地區植被稀疏，易發干旱、多風，加上過度耕作，都易導致水土流失。西遼河地區屬干旱半干旱氣候，大部分地區年降水量少，降水年季變率大，風沙天氣多，蒸發快，植被差，地表涵水能力低，這易導致地表徑流和地下水儲量減少，進而加劇水資源的匱乏。西遼河流域大部分地區屬草原植被，草原比森林等其它生態系統抗干擾能力差;加之本地多屬沙質土壤，植被根系較脆弱，植物生境不佳，一遇干旱，植被極易發生退化。生態環境的脆弱性導致其抗干擾能力較差，每遇重大氣候變遷，其經濟形態都會發生很大的變動。除了氣候、自然環境變遷外，燕北西遼河地區經濟形態的變動與民族文化和社會政治因素，特別是與統治階層的思想意識和政策選擇也有關聯。以歷史時期為例，從夏家店上層文化至遼金以前，生活在燕北地區的主要是北方草原民族，即東胡、匈奴、烏桓、鮮卑、契丹等，這些民族向來以游牧、漁獵為生，他們據有西遼河流域之后，自然會將其傳統的經濟文化擴及這里。遼代雖然農業經濟也很發達，但其農業主要由漢人、渤海國人經營，遼王朝的建立者契丹人仍以漁獵、游牧經濟為主業。元明兩代，生活在燕北西遼河地區的主要民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蒙古族，他們在這一地區長期從事游牧經濟。統治者的政策選擇也會對經濟形態產生重大影響，從而決定生業方式的結構與類型，遼清兩代就是典型例證，在這兩個時期西遼河地區的農業發展在更大程度上決定于王朝的政策選擇。
通過對燕北西遼河地區經濟形態的特征、歷史演變及其成因的考察與分析，我們可以從中總結出一些規律。一般而言，環境決定生業，有什么樣的自然富源，就會有什么樣的生業結構，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史前社會尤其如此。由于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燕北西遼河地區的漁獵資源豐富多樣，這就決定了漁獵經濟在西遼河流域長期居有重要地位，成為當地居民的重要生業。相當長歷史時期內，燕北西遼河很多地區是一個植被茂盛、湖沼密布、野生動物活躍的地方，歷史上曾有“平地松林”“千里松林”以及“遼澤”等稱謂，反映了這里植被和水系的發達。正是在這樣的自然條件下，其漁獵經濟才經久不衰。西遼河流域擁有大片含水沙地和黃土地貌、起伏不大的山地與緩坡、河谷與河漫灘等，在適當和適宜的氣候條件下，也適合發展旱作農業。因此，自距今8000年的興隆洼文化開始，這里就興起了旱作農業，并在以后的歷史發展中，長期成為燕北地區重要的經濟模式之一。如前所述，西遼河流域很多地區，尤其是在其北部和西北部分布有成片或點狀的疏林草原、灌叢草原及山林草原等，這些地區在歷史時期都曾成為北方民族從事游牧經濟的樂園。可見，燕北西遼河地區生態環境和資源稟賦的多樣性為人類開發和選擇更為廣泛的食物資源種類提供了條件，從而造就了當地史前和歷史時期多元“混合”的經濟形態特征。
經濟形態因自然環境的變遷而變化，這也是環境決定生業的重要表現。由于燕北西遼河地區屬草原生態系統，自然環境具有明顯的脆弱性、不穩定性或易變性，這使得人類對食物的需求與資源短缺的矛盾在某些時期可能較中原黃河流域更突出，對人類生存構成的壓力也更大，這一矛盾也必然促使人類不斷調整其生業方式，以適應環境的變化。本地旱作農業的起源可能就是這樣的機理。趙志軍認為，西遼河上游地區的生態環境具有過渡性與脆弱性兩大特點，生態環境的過渡性為人類開發和選擇更為廣泛的食物資源種類提供了條件，生態環境的脆弱性給人類選擇食物種類的趨向造成一定壓力，迫使人們將食物種類的選擇范圍不斷擴大。在環境因素影響下，人類開始把目光轉向某些原本不喜好或看起來不適宜食用但卻大量分布的動植物種類上，其中就包括那些對脆弱多變的環境有較強適應能力、籽粒細小但產量較高的耐旱植物，比如黍、粟這兩種小米的野生祖本植物，于是小米就成了人們首選的旱地栽培作物。植物考古學為此提供了不少證據。進入全新世以后，本區氣候波動劇烈，距今8900～8700年和距今7700～7300年西遼河地區曾發生過兩次強降溫事件，暖溫帶落葉闊葉林景觀帶南移到燕山－努魯爾虎山一線。這樣大幅度的降溫，肯定對這個地區古人類的生業模式產生過重大影響，迫使人類拓展生業途徑。
另一方面，通過考察我們也看到，人類在自然面前能夠選擇。一個特定的生態區域在特定歷史時期可以給人類提供發展多種生業方式、經濟類型的可能，人類能夠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知識進行選擇。比如遼金時期和清代，出于發展經濟增強國力和解決社會問題等諸方面的考慮，遼王朝和清朝的統治者在發展牧業的同時，做出了鼓勵和促進農業的政策決定，由此出現了本區歷史時期的兩次農業發展高峰。除了因社會緣由做出的選擇外，還有一種特殊的選擇，即環境壓力下的選擇。以紅山文化為例，距今5500年左右，東北地區發生了一次降溫干旱事件，在氣候變遷的壓力下，紅山文化的先民們依靠技術積累和生產進步，做出了加大農業比重的選擇，將紅山文化的農業推向了一個新的水平。因此，經濟形態的發展和演變取決于自然和社會兩方面因素。一方面，自然環境決定生業模式，經濟形態隨自然環境的變遷而變化;另一方面，人類對經濟活動能夠主動選擇，這種選擇往往對經濟形態產生重大影響，從而決定著經濟結構的特點及發展趨向。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史前及古代社會，自然環境對生業模式的影響程度更大一些;而在生產力水平較高的中古和近代社會，經濟形態更多地決定于人文和社會因素。紅山文化以前，燕北地區采集、漁獵、原始農業并存的經濟形態，在更大程度上取決于當地資源的稟賦特征;而歷史時期，特別是在遼金及其以后，經濟形態的結構更多地取決于民族文化和社會政治因素。回顧歷史，我們發現，每當北方草原民族成為該地區的主體居民時，游牧經濟往往居主導地位，而當中原地區的漢民族及農耕文化北上之時，本區的農耕成分則明顯上升。人類的生產活動會對自然環境造成影響，這種影響的程度與人類對經濟形態的選擇及經濟活動的強度有很大關系。順應自然環境特點的選擇能夠減輕和降低人類對自然的干擾與破壞，違背自然規律的選擇會導致環境退化，削弱可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如前所述，燕北西遼河地區屬生態脆弱帶，其經濟活動方式的選擇尤須慎重，這是有歷史教訓的。一般而言，相對于采集、漁獵和游牧經濟，農業對自然的干擾強度更大，由此引發的生態問題也更嚴峻。在燕北西遼河地區，歷史上曾發生過三次農業墾殖，這就是夏家店下層文化、遼代和清代。夏家店下層文化的農業相當發達，無論農業生產工具的制作水平和種類、發現的粟黍等作物遺存和儲藏糧食的窖穴、耕作面積、遺址密度和數量、人口規模等方面，都反映出這是一支以發達農業為基礎的史前文化。在有些地區，其村落密度甚至超過了現代。過渡的農業墾殖以及由此導致的環境惡化是夏家店下層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遼代前期在燕北推行的農業開發，同樣加重了環境的壓力，遼晚期和金代，其生態環境出現惡化趨勢。經過元明兩代的恢復，至明末清初，燕北西遼河地區的自然環境重現生機。清代民國時期，來自內地的民眾在西遼河地區進行農業墾殖，將大片草場和荒地辟為農田;為建造房屋、燒飯取暖而大量伐木取草，嚴重破壞了當地的植被，進而破壞了野生動物的棲息地或生活環境，造成水土侵蝕和沙漠化加重，導致風旱洪澇等自然災害增多，這一切反過來又危及當地農牧經濟的資源和環境基礎，形成了惡性循環。清代以來燕北蒙地農業多為粗放式生產方式，具有短期掠奪性特點，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尤為嚴重。在漢人影響下，以及清廷在蒙地實施“教之耕”政策的引導下，一些蒙古牧民也轉營農業，并確立了以農業為主的生活和生產方式，進一步加重了自然環境的載荷。明清以來，我國的氣候迎來一個新的干冷期，這種干冷變化在燕北西遼河地區是比較明顯的。在氣候變化的情況下，疊加了人類不合理的、過度的農業開發，結果導致這一地區內生態環境的急劇惡化。
商業銀行的經營目標是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銀行穩健經營是在保證安全性、流動性的前提下，追求銀行的最大盈利性。國內外關于宏觀經濟環境、政府監管對銀行風險(或是銀行績效影響)的研究較多;而把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動性綜合考慮，研究宏觀經濟環境、政府監管對銀行穩健性影響的較少。已有的對銀行穩健性影響的研究基本上是獨立展開的。
(一)宏觀經濟環境對銀行穩健性的影響
BarryEichengreen和CarlosArteta(2000)研究發現，信貸規模的增長會導致銀行危機的出現［1］;BorioFurfine和Lowe(2002)發現，存貸差、貸款損失準備的順周期性特征會放大經濟波動;SebastianEdwards(2004)認為，外來資本的過度流入降低了銀行體系的穩健性;SaibalGhosh(2010)選取印度銀行為樣本，研究信貸增長和銀行穩健性之間的關系，發現信貸增長會降低銀行穩健性;DenizIgan和MarceloPinheiro(2011)以90個國家銀行為樣本，發現信貸膨脹和銀行穩健性存在正相關關系［2］;WahyoeSoedarmono等(2011)以12個亞洲銀行為樣本，實證研究發現銀行業市場競爭越激烈，銀行穩健性越差;Dib(2010)、Chris-tenden等(2010)的研究表明，正向的宏觀經濟沖擊會增加銀行信貸，但宏觀經濟沖擊對銀行風險的影響存在差異。
(二)政府監管對銀行穩健性的影響
關于銀行準入監管主要是從特許權價值角度進行分析。Furlong和SimonH．Kwan(2006)、李燕平和韓立巖(2008)、尚文程等(2012)發現，特許權價值會減少銀行風險［4］;而Fisher和Gueyie(2001)等發現，特許權價值會增加銀行風險。后一種觀點也不是對前一種觀點的否定，他們認為特許權價值減少銀行風險必須符合特定條件，否則特許權價值會增加銀行風險。而后許國新和石琴(2009)、彭壽康和戴亭園(2011)、曲洪建等(2013)發現內生性的特許權價值會降低銀行風險。資本監管制度通過規定最低資本要求，緩解了銀行風險，維持了銀行系統的穩健性。這一觀點得到了很多學者的認可，Pasiouras(2008)實證研究發現，資本監管能夠提高銀行效率;FotiosPa-siouras等(2009)實證分析發現，資本監管力度加強會降低了銀行成本，從而提高銀行績效;宋琴和鄭振龍(2010)的研究發現，資本監管能夠有效降低銀行風險。然而反對的觀點依然存在，Shrieve和Dahl(1992)認為，資本充足率監管不僅降低了銀行效率，而且會增加銀行風險;蔣海和王麗琴(2011)研究表明，金融危機強化了銀行資本監管效果，但也增強了銀行風險，這與監管當局初衷相違背［5］。現行的存款保險制度主要有兩種:顯性存款保險制度和隱性存款保險制度，現有的研究主要從這兩個方面展開。關于顯性存款保險制度，由于該制度為存款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即使保障是不完全的，存款人對風險監督動力也會削弱，這一結論得到很多研究的支持，GeorgeG．Kaufman(1996)認為，政府監管和銀行安全網削弱了存款人對銀行監督的動力;Nier和Baumann(2006)的研究發現，未保險存款能夠約束銀行降低風險，但是當政府給銀行提供保護時，這種風險的約束效應降低。關于隱性保險制度，張正平和何文廣(2005)認為，隱性保險制度會增加商業銀行的經營風險;Imai(2006)對日本商業銀行的研究發現，隱性保險制度會降低銀行風險的約束效應;曲洪建則發現，隱性保險制度削弱了銀行穩健性，且隱性保險制度覆蓋全部銀行。從國內外文獻綜述可以看出，學者們關于銀行穩健性的研究只是強調銀行風險或者是銀行績效，很少涉及銀行流動性，而關于其影響因素只是強調宏觀經濟環境或者政府監管中的一個方面，很少有關于宏觀經濟環境和政府監管對銀行穩健性(風險性、盈利性和流動性)共同影響的研究。本文認為銀行穩健性包含三個方面內容: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動性，三者相互影響、相互協調，共同決定銀行穩健性狀態。基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采用銀行風險、銀行績效和銀行流動性指標度量銀行穩健性，研究宏觀經濟環境和政府監管對銀行穩健性的共同影響。
二、研究設計
本文選擇16家上市商業銀行①2006—2012年間的數據作為樣本，進行非平衡面板數據分析。其中，資本監管的數據根據銀監會年報整理得到，其他數據由上市商業銀行的半年報和年報整理得到。
(一)變量的選取
1．被解釋變量。本文認為，銀行穩健經營應該包含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動性三個方面的內容，所以，選取不良貸款率、撥備覆蓋率、凈資產收益率、成本收入比、流動性比例、存貸比六個指標考察銀行穩健性。本文對銀行穩健性的所有指標以均值和標準差為基準進行標準化，然后進行算術平均合成銀行穩健性指數BSI，其中，由于不良貸款率、成本收入比和存貸比對銀行穩健性的貢獻為負，因此，先對三個指標取倒數，再進行標準化和算術平均合成。2．解釋變量。關于資本監管的度量，Shrieve和Dahl(1992)、Jacques和Nigro(1997)、李維海和王營(2010)都是設置虛擬變量考察資本監管力度，與他們不同，本文構建資本監管指數度量資本監管力度。關于隱性保險的度量，與李燕平和韓立巖(2008)不同的是，本文認為，國家對于工、農、中、建四大銀行的隱性保護比較多，因此，設置虛擬變量對其性質進行控制，工、農、中、建四大銀行為1，其他為0。關于宏觀經濟環境，選取GDP增長率、信貸資金增長率、上證指數三個指標。
(二)回歸模型的構建
以銀行穩健性的指標BSI作為被解釋變量;以FV、RGEI、DIS、GDPGR、CFR、TSCI為解釋變量，構造中國上市商業銀行面板數據的多元回歸模型如下:BSIi，t=β0i，t+β1FVi，t+β2REGIi，t+β3DISi，t+β4GDPGRi，t+β5CFRi，t+β6TSCIi，t+ηi，t(1)其中，BSIi，t代表銀行i在t時期的穩健性不同度量指標，β0i，t是截距項，β1、β2、β3、β4、β5、β6分別代表特許權價值、資本監管、隱性保險、經濟增長、信貸變化、股市波動對于銀行穩健性的回歸系數，ηi，t是誤差項。
三、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文后表2列出了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其中，特許權權價值、GDP增長率、信貸資金變化率和上證指數相差較大;特許權價值最小值為0．995968，最大值為1．786764，說明銀行準入以后，由于銀行經營狀況的不同帶來了特許權價值的差異;GDP增長率最小值為0．076858，最大值為0．233981，說明經濟波動幅度較大;信貸資金變化率最小值為0．032714，最大值為0．266470，說明信貸資金的量也是不斷進行調整的;上證指數最小值為1820．8，最大值為5261．6，說明股市波動性較強。
(二)相關性分析
研究發現，被解釋變量銀行穩健性與解釋變量政府監管、宏觀經濟環境有一定的相關性，說明基本符合回歸分析的要求。而部分解釋變量之間存在相關性較大的情況，說明解釋變量之間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為了進一步檢驗多重共線性問題，本文進行VIF檢驗，研究顯示，VIF最大值為5．716，最小值為1．005，都小于10，因此，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可以進行回歸分析，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
1．FV對BSI影響的顯著性水平為38．7%，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特許權價值的自律效應沒有顯著提高銀行穩健性。從已有的研究結果看，特許權價值能夠約束銀行行為，降低銀行風險。本文研究銀行穩健性既包含銀行風險，也包含銀行績效和流動性，說明特許權價值對銀行績效和流動性的影響較小，從銀行穩健性的整體看，二者之間沒有顯著性關系，也符合商業銀行現狀。
2．REGI對BSI影響的顯著性水平為4．3%，通過置信度為5%的顯著性檢驗，說明資本監管力度增加可以顯著提高銀行穩健性。資本監管是提升銀行體系穩健性、維持銀行業公平競爭的主要手段，監管力度的提高，增強了銀行抵御經營風險的能力，可以使銀行及時沖銷由不確定性帶來的損失，從而保護存款人的利益，減少銀行危機發生的概率，維持整體銀行系統的穩健。
3．DIS對BSI影響的顯著性水平為8．1%，通過置信度為10%的顯著性檢驗，說明隱性保險制度能夠提高銀行穩健性。隱性保險制度對工、農、中、建四大銀行保護效果明顯，而對其他銀行的保護效果不明顯。工、農、中、建四大銀行在整個銀行體系中所占的比重較高，國家為了維持經濟的平穩運行，順利實施貨幣政策，會通過財政注資、不良資產剝離等措施保護其發展，這些保護提高了銀行穩健性，但也增加了銀行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隱性保險制度從短期看效果不錯，從長期發展的角度看，不利于四大國有銀行提高核心競爭力，也不利于提高整個銀行體系的穩健性。
4．GDPGR對BSI影響的顯著性水平為6．4%，通過置信度10%的顯著性檢驗，說明國民經濟增長可以顯著提高銀行穩健性。當宏觀經濟發展處于繁榮期時，一方面，企業發展狀況較好，企業貸款能夠及時償還，銀行的盈利水平上升，銀行風險下降，銀行穩健性提高;另一方面，銀行利率下降，企業債務負擔減輕，企業抵押貸款價值上升，將導致銀行風險水平下降，銀行穩健性提高。
5．CFR對BSI影響的顯著性水平為0%，通過置信度1%的顯著性檢驗，且回歸系數為負值，說明信貸資金的增長會降低銀行穩健性。信貸資金是人民銀行貨幣政策調整的主要手段，信貸資金數量一般是逆經濟風向調整，經濟繁榮時控制信貸資金數量，經濟衰退時增加信貸資金數量。信貸資金數量增加意味著原來不符合貸款要求的銀行也會獲得貸款，而這部分貸款變為不良貸款的概率提高，銀行的風險加大，銀行績效降低，銀行穩健性降低。
6．TSCI對BSI影響的顯著性水平為94．1%，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股市波動對銀行穩健性沒有顯著性影響。從理論上說，銀行與股票市場之間存在相互替代的關系，在資金量保持不變的情況下，銀行信貸資金與股市資金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
有關的經濟環境是指國家的社會經濟制度、產業結構、勞動力結構、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未來經濟走勢等。國家的經濟環境狀況直接影響到網絡教育的市場需求、投入和整體發展的廣度和深度。當前普通高校繼續教育面臨有史以來最好的經濟環境：
（一）宏觀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保證了對網絡教育的持續投入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總體上依然保持著平穩較快的發展勢頭，國民生產總值逐年增加，居民收入穩步增長。十報告中指出，過去十年期間，我國經濟總量從世界第六位躍升到第二位，社會生產力、經濟實力、科技實力邁上了一個大臺階。總的來說，我國經濟健康發展，國庫殷實，居民收入穩定增加；同時，國家對教育的投入在逐年增加，2012年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比例首次實現4％，居民對教育的消費支出也在不斷增加，企業內部的教育培訓支出也持續增加，從而保證了網絡教育的持續投入。
（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科技創新體系
建設的要求為網絡教育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提升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現代服務業。十報告進一步指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將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加快建設國家創新體系，著力構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十報告同時提出，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制造業健康發展，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推動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發展壯大，把我國經濟發展活力和競爭力提高到新的水平。隨著傳統產業轉型和升級，部分勞動力不得不選擇新的工作崗位。他們在走向新的工作崗位之前，必須學習新知識、掌握新技術。科技技術創新體系的建設，更需要各級各類勞動者和管理者不斷加強學習和研究。網絡教育為各類在職人員獲取新知識、新技術甚至開展協同研究提供了最便捷的方式：通過網絡教育手段，他們可以在不耽誤工作的情況下，利用業余、碎片時間不斷學習和更新知識。
二、社會文化環境與網絡教育有關的社會文化環境
一般包括社會成員的文化傳統、價值觀念和教育水平、人口規模、年齡結構、人口流動性等。影響我國網絡教育發展的社會文化因素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傳統上學觀念受傳統文化影響
中國人歷來重視教育，且在教育的投入上不惜血本。統計資料顯示，目前中國家庭在教育上的消費已經超過養老和住房消費，成為居民儲蓄的最大目的。這種重視知識和教育的思想，構成了網絡教育的市場需求基礎。
（二）年輕一代的成長環境
現在的年輕一代成長在信息唾手可得的互聯網時代，娛樂和學習在這一代中基本上是同步進行的，他們習慣了使用網絡和各種社交媒體工具；相對于面對面交流，他們更愿意在線發表意見和參與討論。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年輕一代和他們的前輩相比，學習方式必定會發生根本性變化，他們會更加適應和喜歡通過網絡進行學習的方式。
（三）終身學習的理念深入人心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知識經濟已經逐步取代工業經濟，成為21世紀的主導經濟形態。在知識經濟環境下，科技和知識成為經濟活動甚至生活中最核心的要素。而科技和知識的最大特點是發展迅速，這種迅猛發展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全新的和不斷變化發展的職業、家庭和社會生活。為了與這種變化和發展相適應，人們必須用新的知識、技能和觀念來武裝自己，必須持續地接受教育和學習。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在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首的國際機構的大力提倡、推廣和普及下，很多國家把終身教育作為本國的教育改革總目標；我國也大力推廣和積極實踐終身教育理論，將建設學習型社會作為奮斗目標和戰略任務先后寫入了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報告，并作為了《國家教育事業發展規劃綱要》的重要內容。《國家教育事業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明確提出，到2020年，我國要“基本形成學習型社會”“從業人員的繼續教育參與率達到40％左右”，并將“推進繼續教育體系建設”和“健全基本公共教育服務體系，建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完善高等教育體系”并列，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終身學習的理念已經被包括決策層和普通民眾普遍接受并積極實踐。而“終身學習”的首選形式就是網絡教育。
三、技術環境與網絡教育相關的技術環境
是指能為網絡教育順利實施提供支持的信息技術水平、條件和學習者及從業人員對信息技術的運用程度等。以多媒體網絡技術和移動通信技術為基礎的信息技術是網絡教育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具體來說，影響網絡教育的信息技術環境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軟硬件技術能為網絡教育服務的軟硬件信息技術
主要包括服務器、通信網絡、多媒體技術和遠程學習及管理平臺等。伴隨著計算機技術的高速發展，服務器的性能越來越強大。高性能的處理器、大容量硬盤和內存、基于PCIExpress和HyperTransport的近乎完美的系統總線架構等技術，保證了服務器在處理能力、穩定性、可靠性、安全性、可擴展性、可管理性等方面得到極大的提升，為網絡教育打下了堅實的硬件技術基礎；融合了衛星廣播網、計算機網絡、有線電視網絡等綜合網絡系統的通信網絡為網絡教育中各種信息的傳播提供了便利；高清視頻錄制設備和技術、音視頻轉換、動畫技術、多媒體數據壓縮編碼技術和視頻直錄播和點播技術，在網絡教育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在實踐的基礎上不斷完善和發展起來的、具備強大功能和良好易用性的網絡學習和管理平臺，在具有更強交互性的web2．0和web3．0出現后，為網絡教育提供了完美的遠程管理和虛擬學習環境，并通過“虛擬實驗教學環境”實現實踐和實驗教學內容。另外，各種功能強大的即時通訊工具的廣泛應用也為網絡教育過程中的師生交互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目前，伴隨著“云計算”出現的“教育云平臺”是未來網絡教育的基礎架構。這種教育云平臺包括了網絡教育所必須的一切硬件計算資源、教學資源和教育社交平臺，這些資源經虛擬化之后，可以向網絡教育機構、從業人員和學習者提供一個良好的平臺。教育云平臺廣泛應用會使得網絡教育進入一個高質量、低成本、覆蓋面廣的嶄新發展階段。
（二）終端設備網絡教育中的終端設備
是對學習資源進行處理、傳遞和接收的平臺，也是學習者和學習資源之間、學習者和教師之間，以及學習者相互交流的平臺。現階段所倚賴的終端設備主要包括pc機、平板電腦和智能手機等。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使得高性能的個人電腦和智能手機成為一般民眾的生活必備物。據CNNIC統計，截至2013年6月底，我國網民規模達到5．91億，互聯網普及率為44．1％，手機網民規模達4．64億，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的人群占比提升至78．5％。3G和4G技術的普及、無線網絡的發展和手機應用的創新促成了我國手機網民數量的快速提升。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便捷性和高性能不僅為現有的網絡教育學習者提供了便利，更為網絡教育提供了規模龐大的潛在學習者。
（三）學習資源學習資源是網絡教育的核心
前文所述的軟硬件技術和終端設備都是為處理、呈現和傳輸學習資源服務的。它為網絡遠程學習創造了一個虛擬的課堂環境，可以為學習者提供學習材料，對學習活動進行管理，并對學習者給出學習結果評價。網絡教育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在學習資源建設的理念和技術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同時，在此基礎上，各高等學校、職業學校和其它教育機構建成了一批高質量的網絡教育學習資源，為網絡教育的質量提高并吸引更多學習者參與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現階段網絡教育的學習資源完全實現了數字化，其特征主要包括非線性、超文本（超媒體）、動態性、交互性、海量性、易重組與易復制等，學習資源的類型包括設計合理、內容豐富、媒體多樣、導航清晰的網絡課程，高清視頻課程和能解決實際問題的微課程。各種類型的學習資源能滿足學習者對資源的知識組織、多樣化、泛在性、可選擇性、個性導航等需求，也能支持各種學習終端，真正實現隨時隨地、利用任何終端進行學習的“泛在學習”。
四、總結與建議通過對影響
我國網絡教育發展主要環境的分析，我們能得出一些基本結論，即我國的網絡教育正在得到政策、經濟、社會和技術條件的大力支持，處于一個最佳的發展環境中。在這個環境中，如果以目前的節奏發展下去，網絡教育雖然不至于會取代傳統的全日制教育，但至少代替函授、夜大等繼續教育形式，會成為各類成人繼續教育和終身教育的主流教育形式。盡管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對網絡教育的發展前景保持樂觀，但是也不能忽視目前存在的問題，如學生支持薄弱、網絡教育基礎設施和學習資源大量重復建設、學習成本居高不下等。
（一）加強學生支持
如果說軟硬件基礎設施和學習資源等是網絡教育的基礎和核心，那么學生支持應該是網絡教育質量的保障。學生支持包括學術性和非學術性兩個方面，前者主要指學習內容方面，后者包括技術、情感、經濟等層面。有效的學生支持不僅能幫助學生及時解決學習中的困難，而且能幫助他們克服虛擬學習環境中的孤獨感，增強存在感和成就感，提高學習動機，從而提高學習效果。值得一提的是，在傳統的教育環境下，從幼兒園到大學，學生的學習一直在有老師現場教導、學習目標明確這一個真實的社會環境中進行，學生習慣了這種學習方式。一旦他們的學習時間、方式、任務和進程等完全由自己控制，許多人往往會不知所措，他們還不能完全適應網絡環境下的自主學習。在這種情況下，個性化的學習支持就顯得尤為重要。事實上，我國目前的網絡教育，無論是學歷還是非學歷，都存在強調基礎設施和學習資源建設，而忽視了對學生的支持服務。
（二）強化基礎設施和學習資源的共建共享
（一）社會經濟條件。
美國環保主義者哈丁在《公地悲劇》中指出，每個人都力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忽視了資源的有限性和承載量，公地悲劇的發生不可避免，個體的經濟動機與公共利益之間的沖突激化是公地悲劇和環境問題出現的深層次原因，無節制的市場經濟體制本身存在著固有的缺陷，使得某些人類共有的資源得不到應有的嚴格的保護，在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共有資源成為追求經濟利益的犧牲品，整體的環境質量不斷惡化，最終影響了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二）法制基礎。
一方面法律的社會化、系統化、政策化使得近代法律的發展日新月異，傳統的資本主義民法以私權為本位，在私法本位的觀念下形成了法學的理論基礎，但是這種傳統的法律理念正受到當代法治發展的挑戰，法律社會化正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向；另一方面公法不可干預私法的理念也日益弱化，在二者之間出現了過渡地帶，新型的法律正是在這種土壤中找到發展的空間并且反過來又促進了二者的融合，這種融合也為環境法這種跨部門立法的范例提供了理論上的可能。
二、傳統法律思想與實踐應對環境問題的不足
我國的憲法中缺乏環境保護的實質根據，因為按照現代法治的原則，國家只有依據憲法才能承擔環境保護的責任和保護公民環境權益的責任，但是傳統的憲法模式并沒有將環境權作為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來確認，這樣的直接后果是公民的環境權益得不到法律保障，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在有關環境權方面規定的缺失使得其它有關公民環境權保護的立法缺乏憲法依據，因此必須明確人們所享有的在健康、舒適和優美的環境中生存和發展的環境權，當然憲法中是存在關于環境保護的條款，但是并未明確國家和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具體責任或職責，這種不確定性也使環境保護過程中要求的集中統一的環境管理權難以實現，表現為現實中的多龍治水，效果卻不明顯。
有關環境權的屬性問題學界尚無定論，主要有人權說、人格權說、財產權說和人類權說等，直接后果是傳統民法理論在環境保護中相當的不力，當今社會中調節社會關系的基本法首推民法，但是傳統的民法理論比如所有權理論、契約自由原則和過失責任原則，這種絕對所有權、絕對支配權，使得個人為了取得利益而在訂立契約時顧忌甚少，只有故意和過失才承擔責任的過失責任原則使得對環境權益的保護難以落實，因為在我國環境要素為國家所有，當這些要素受到侵害的時候誰有資格進行權利訴求，這在傳統物權理論里無法解決，而依照傳統的契約自由原則不承擔環境保護的義務也可以視為一種自由，國家不得干涉，更為嚴重的是現如今的環境污染和破壞往往是社會物質生產部門的物質生產活動的負面產物，造成這種污染和破壞的企業或個人并無直接的故意和過失，按照過失責任原則其后果便是污染者無需承擔責任，受害的利益無法得到補償，保護環境何從談起？可以說大多數的環境保護工作都是由環境行政管理機構來進行的，那么我們來看一下作為管理管理者之法的行政法對環境的保護是否得力，傳統行政法對于自由裁量權做出了較嚴格的限制這對于應對復雜多變的環境問題極為不利，因為很多環境問題的解決在現有的法律和政策的范圍內缺乏依據。另外行政法一直以來是以權力的行使作為其基本方式的，但是我們知道僅僅靠權力手段是不足以對環境實行有效地保護的，此外環境保護所要求的預防為主，預先采取措施限制不利于環境保護的民事行為的需求跟行政管理的滯后性相矛盾，可以說當前的行政法對環境的保護是相當的不力的。當然，存在的問題還有很多，恰恰說明了需要有新的法律規范來適應和滿足環境保護和國家環境管理的要求，這就是環境法，可以說正是由于傳統法不能滿足而環境法可以滿足現實的需求才導致了環境法的產生，那么這些需求到底是什么呢？
三、環境法得以應對不同層次的需要
（一）作為應對廢舊品處理、環境工程設計、垃圾的回收利用等問題的環境法規、判決和條例是第一需要。
這也是環境法產生的直接原因，所謂的第一需要是因為為了應對各種因環境污染和環境破壞所帶來的公害問題，相關的環境法以一種應急性的法規、判決和條例的形式出現，由于具體問題的類型多種多樣變化萬千，所以這一層次上的環境法的變化也就異常迅速，往往是問題已出現就會出現對應的環境立法，正如當水污染、大氣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等日趨嚴重的時候，相應的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和固體廢棄物污染防治法等很快就出臺了，又如日本50年代后期，由于伴隨著產業活動而產生的大氣污染和水質污染，在其國內各地相繼出現了諸如骨痛病，水俁病等公害事件，于是緊接著在其國內出現了公害立法，《關于公用水域的水質保全的法律》等，不過這個層次上的環境立法內容主要涉及到相關的環境要素，而且總是等到狀況出現后才得以反映，因此帶有強烈的應急色彩，所以說是第一需要。
（二）使相關的環境政策與社會制度一體化、體系化是第二需要。
這也是環境法產生的間接原因，這一層面的環境法是建立在第一層次的需要已經得到滿足的基礎上，在已有的各種應急性的和預防性的環境政策法規的基礎上，將其與已有的社會制度一體化，并在此一體化過程中強調環境政策也必須要通過行政自由，行政裁量權，司法制約來實施，同時在實施過層中尊重各級政府權威，事實上這是一種程序性的體現，之所以要貫徹這一程序主要的是要在實質上使得已經制定的環境機制與我們社會的經濟現實、傳統財產權和國家能源政策相適應，當然由于在第一需要已經得到滿足的情形下，將原本雜而無章的應急性的環境法律、法規體系化，不僅是為了更好的保護環境的需要，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實際上這也是國家為了保護環境而使相關的環境法律法規與現行制度協調統一的結果，這一過程的結果必然是環境法與現行的政治、法律、經濟體制和國家能源政策的契合，這一過程也伴隨著各種體制的優化和重組。
（三）環境法產生的終極需要是提出一種廣泛的社會存在理念，提出一種廣泛的社會對策問題。
關鍵詞: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模式
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人類為了生存就必須開采資源，資源浪費、環境污染和生態環境惡化嚴重影響著人類的生活和經濟的發展，環境信息披露問題是人們越來越關注的焦點。
一、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實務操作中存在的問題
生產過程是一個消耗過程，任何企業一旦投入運營必將消耗資源同時會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它應把恢復和治理環境作為自己的義務，應積極對外披露環境信息。然而環境會計雖然在近30年的發展進程中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其理論和實務尚不成熟，尤其是我國環境會計理論主要來源于西方國家，沒有形成自己的環境信息披露理論和特色。在企業層面、系統地披露其環境會計信息實務操作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1．環境會計計量理論研究的不完善。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自然資源的有償使用機制也正在形成“誰污染誰治理，誰開發誰保護，誰利用誰補償，誰破壞誰恢復”，企業使用環境資源，就必須對所耗用的自然資源和破壞了的生態環境付出一定的代價，這不僅需要采用一定的計量手段量化在財務報表中，還必須確定一個合理的分配標準，將環境成本在使用同一環境資源的不同企業、單位和部門之間予以分配，以充分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但是，由于環境會計計量理論研究的不完善，實務上很難找到這樣一個合理的分配標準，使得企業很難反映和控制其環境資源及耗費和補償情況。
2．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缺乏科學的定量方法。傳統會計核算只考慮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很少考慮環境因素，現行的財務報表中提供的貨幣信息局限于能夠按以貨幣計量的業務和事項使其提供的信息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綜合性。信息使用者無法了解企業的具體情況，由于缺乏科學的定量方法及切實可行的指標體系，使得需用貨幣計量的環境資產、環境負債、環境成本和環境收益等信息的披露缺乏可操作性，這將直接影響環境會計信息的披露。
3．會計準則的制定未充分考慮環境責任和環境風險。傳統會計理論對產品生產中環境成本未加考慮，在宏觀層面上虛增國家財富，為此，建立一套環境會計核算體系，對經濟發展中環境資源的耗費和補償進行反映非常必要。但我國現行的會計準則對環境會計要素沒有給子確認，由于缺乏環境會計行為規范標準，也無法統一環境會計核算的對象及披露模式，給環境信息的披露帶來一些困難，現行的會計制度中，僅在企業“管理費用”會計科目中設置了“排污費”，和“綠化費”，項目，缺乏相應的核算體系。因此，應盡快制定有關環境會計準則，建立與我國環保要求相適應的會計核算體系，讓企業如實記錄和反映環境管理活動，充分披露其現實和潛在的環境責任及其面臨的環境風險。
4．環境法規體系不健全不利于運用環境會計披露。在特定的技術經濟條件下，企業的經濟利益與社會要求的可持續發展發生矛盾時，如果沒有相關的法律、法規與制度的強制性要求，多數企業不會主動犧牲自身經濟利益，也不會自覺地增加環境支出，即使增加了相關環保支出，企業也因怕損害其環保形象而在一定程度上仍不愿意主動向社會披露其環境信息，近年來，我國雖相繼了一些與環境要素相關的法律、法規，但是環境法規體系仍不健全，內容籠統，與實務操作之間有很大的距離，立法的深度與廣度以及執法的力度都需進一步明確和加強，這些因素不利于在實務中運用環境會計披露環境信息，傳統會計信息披露存在的上述缺陷，無法完全適應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要求。
二、現代會計應考慮環境信息的披露
在傳統會計核算中，資產負債表對部分環境負債未作確認，利潤表中同樣未確認企業采取環境治理措施發生的支出，最終導致信息使用者不能客觀評價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為此，現代會計應增加環境信息的披露內容:
1．環境信息應納入會計報表范疇。大量的環境信息，如環保經常性支出，環保研究開發費用，環保治理費用等可以采用一定的計量手段量化反映在財務報表中。負債的確認，以及利潤表中成本與費用的確認，應充分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與經營成果。盡管環境成本如環境污染補償成本、環境損失成本、環境治理成本等被認為是社會成本部分，而非個別企業生產成本部分，但不久的將來人們會接受環境成本是企業總成本的構成，企業應對所耗用的自然資源和破壞了的生態環境付出一定的代價，其目的是考慮可持續發展，這一觀念的轉變將使環境信息被納入會計報表范疇。
2．會計的作用在于提供企業經濟和財務信息，主要表現在:一是國家環境管理部門需要了解企業執行了環保法律法規的情況，評價企業的環境業績。二是由于環境問題預示著未來的受益和風險，聯系著未來的負債和費用，因而，許多投資者愿意將傳統財務報表中的收益能力與環境信息聯系起來進行各項財務指標的分析。而且，近來有些國家的投資者出現了將收益與環境并重地看待而不能只看中收益，投資對象的“綠色投資”趨向。三是銀行及其它金融機構有的將環境保護作為一個重要的信貸決策依據，甚至有的還成立專門的“綠色銀行”了，把環境問題作為首要的方面考察。四是消費者與社會公眾隨著環保教育水平的提高，日益注重企業的環保形象。會計為了能使提供的信息符合上述各方的需要，勢必被要求向國家各職能部門提供所需的環境信息。若會計消極對待環境信息的報告，與那些注重環境并在環境改善方面有所支出的企業相比，在對外報告中盈利能力和償債能力不很理想，但無疑破壞了企業間會計信息的可比性，將不利于環境保護。
三、構建適合我國實際情況的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模式
目前，會計學界提出的綠色會計、生態會計或可持續發展會計，其目標就是解決會計如何向外界提供企業環境信息問題。由于環境會計起步較晚，環境會計準則尚未出臺，因此環境會計報告體系尚無統一的要求。筆者認為環境會計的信息披露應采用獨立報告披露和專題報告分析兩種模式。
1.采用獨立報告披露模式。選擇一些環境污染比較嚴重、對國民經濟影響比較大的國家重點建設行業或上市公司作為試點，在傳統財務會計報告中，可以在文字說明、補充資料、附注等形式，揭示一些基本的環境會計信息。重污染企業一般可以按照總量指標，相對指標和平均指標如某地區污染企業數量，總量比重法、萬元產值平均法等方法進行判斷。中國證監會應要求企業在上市時將企業是否屬于重污染企業重點披露。在會計核算上，環境會計的核算內容可以暫不納入日常的會計核算體系，可從現有的會計資料中取得與環境會計有關的資料，直接形成基本的環境會計信息。如果這些信息可用一些準確的數據指標或貨幣指標予以披露，并可輔之以文字說明;如果在日前狀況下，不能獲取相對準確的數量信息，則可用文字加以敘述。獨立報告披露模式的內容應包括企業簡介與環保方針、政策，環境標準如廢棄物、產品包裝、產品污染排放、循環使用等信息、環境會計信息包括環境資產，環境支出、環境負債、環境治理準備金、環境收入等以及環境業績信息如環境治理與投資、獎勵和環境審計報告。
2.采用專題報告分析模式。在現有財務報告的基礎上，可以增加會計科目會計報表和報告內容的方式報告企業環境信息。并通過報表分析如大氣污染指標；水質污染指標；噪音污染指標；資源破壞程度指標等評價環境污染程度。通過報表分析如主要用于描述工業固體廢物、工業廢水最終排放量減少的程度，資源產出率；萬元國內生產總值能耗；萬元工業增加值能耗；重點行業單位產品能耗；萬元國內生產總值水耗；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工業用水循環利用率；城市生活污水再生率；城市生活垃圾資源化率；廢鋼鐵回收利用率；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降低率等指標反映通過減量化、再利用和資源化，從源頭上減少資源消耗和廢物產生，降低廢物最終排放量、減輕環境污染的成果。在此基礎上制定出完善的環保法規，并充分發揮其環境執法的效力;利用市場經濟手段和國家宏觀調控政策，使資源產品形成合理的價格體系，反映消耗的自然資源價值;形成比較完整的環境會計理論與方法，逐步消除實務操作中的主要障礙，如環境信息計量障礙、環境成本分配障礙等;制定出完善的環境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使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有統一的標準，實現實務的可操作性與統一性;制定出統一的環境審計標準，實現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監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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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光僑環境成本會計理論與實務研究煤炭經濟研究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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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自然環境空間設計所具備的低碳環保價值
從目前我國自然環境空間設計的實施方案內容來分析，往往很多的自然環境空間設計項目中的環保問題需要通過科學化的方式進行改進，基于低碳理念的自然環境營造方式便浮出水面。從總體情況來看，大氣、土地、陽光、空間、植被、動物、山川河流等都屬于自然環境規劃建設項目中常見的自然環境元素。實質上，盡管這些設計元素對于總體設計及建筑室內環境設計會帶來或多或少的影響，但關鍵在于如何進行組合設計與應用，這就需要本著低碳理念來進行設計規劃。低碳理念，是一種意識形態，其核心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以及景觀氛圍中各類型物質的協調布局，同時，還蘊含著資源的可持續性發展的理念，由此可見，自然環境空間設計所具備的低碳環保價值極高。此外，最重要的是，自然環境設計以及室內環境設計要參照“因地制宜”的屬性來編排設計，尤其是在制定自然景觀設計方案的過程中，需要考慮材料及運輸過程的低碳特性，往往采取就近取材的原則來進行設計。
1．2室內環境設計內容當中的低碳理念
在自然空間中，通過將植物、山石、水體等可以移動的自然環境元素，以及對自然景觀的再創造，可以充分的體現出對自然的一種渴求。室內庭園設計中，最具有生命力的自然環境元素就是植物。由于植物可以通過本身的形體、線條以及視覺色彩等自然美的展現，可以給人帶去無限的活力，并且，植物本身具有的一種自然活潑的姿態，與室內的幾何空間形成了強烈的對比，給人以柔和豐富之感。
2．自然景觀環境設計與建筑室內環境設計之間的微妙關聯
2．1生態環保理念是連結自然景觀環境設計與建筑室內環境設計的橋梁
隨著人們居住條件的不斷改善，人們對于居住環境的要求也不斷提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求室內居住環境的舒適環保，所以，將自然通風設計引入到現代室內環境設計之中，對于當前建筑設計中的室內設計具有重要的意義。隨著人們對于居住環境舒適度要求的提高，空調作為能夠有效調節室內溫度的電器被廣泛應用于人們日常的生產生活之中，但空調的使用會消耗大量的能源，為了有效的降低能耗，許多新建成的建筑都選擇減少通風量的建筑設計策略。可是由于房間新風量的減少，以及對運行沒有進行妥善的管理，使得室內裝修材料的氣味無法快速的揮發，造成室內空氣的有機混合物含量增加，導致室內的空氣質量進一步惡化。因此，采用自然通風設計，可以有效的提高室內空氣中負離子的含量。
2．2自然采光設計與室內水體環境設計是現代設計的精髓
在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過程中，陽關、空氣和水都是人們獲得生存條件不可缺少的自然元素，所以，將自然采光技術運用到當前建筑室內設計中，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自然光無論是在室內環境自然環境元素設計還是在能源系統中，都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這是因為，它不僅僅只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經濟意義，更重要的是，人們對于自然光的習慣，使得自然光具有極高的生理衛生價值。另外，除去人們本身對于自然光自然而然的需求之外，自然光還是重要的太陽能，是當今社會所需要的主要綠色能源之一。因此，將自然采光設計應用于室內設計之中，不僅可以滿足人們對于生存環境舒適度的需要，還符合節約能源、合理利用綠色能源的社會發展理念。在室內設計諸如水池、小型瀑布。噴泉等水體，可以有效的調節微氣候對室內空氣中水元素的增發，使室內的濕度始終處于一個微妙的平衡狀態，并且，水具有儲存熱量的作用，在冬天，室內水體可以在白天從太陽輻射中獲得熱量，并儲存起來，到了夜晚的時候，水體再將儲存的熱量釋放出來，從而提高起到提高室內溫度的作用;在夏天，水可以吸收熱量，使得室內的溫度低于室外溫度，有效的保持室內的涼爽度。實際上，室內環境的設計在雖然在主觀上沒有利用自然環境，但是卻被動的將自然元素運用到了設計之中，在探知到二者的關系以后，就要側重將生態環保的理念科學化、合理化的注入到設計內容之中。
3.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