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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貿易摩擦;現狀;原因;政策選擇
1.1立案數量多
中國歷年來在全球遭遇的反傾銷調查中，雖然美國和歐盟的涉案金額占大頭，但是，印度的立案數位居第一。而在發展中國家當中，針對中國的反傾銷調查，無論是立案數和涉案金額，印度都是位居前列。自2003年以來，印度每年對我發起反傾銷調查數量至少在6起以上，2006年，對中國發起反傾銷調查最為“粗暴”的國家——土耳其立案數不過5起，涉案金額5996萬美元；東盟10國對中國反傾銷調查總共4起，涉案金額1.4億美元。而同年，印度對華發起反傾銷調查案件共有9起；2007年度截至8月31日印已對我發起7起反傾銷調查。
1.2涉案產品范圍和涉案金額都有所增長，且出現了涉案金額超億美元的大案子
中印發生貿易摩擦的行業比較集中，以往主要是中醫藥化工產品，在所有案件中占了50%以上的比重。近年來，中國的紡織品和輕工產品也開始逐漸遭遇印度的反傾銷調查。2005～2006年，中國絲綢在印度被提起反傾銷調查，雖然經過了中方政府、行業協會和應訴企業的共同努力，最后的終裁限價平均大幅下調了30%，但這是中國在印度遭遇的最大的反傾銷案，涉案金額近2億美元。
1.3應訴案件的裁決結果大多令人滿意
以往中國出口企業對印度反傾銷案的應訴率非常低，即使應訴，勝訴率也不高。在2002年前印度對華70余起反傾銷調查中，除了3起方撤回申請，1起印方裁定要求方撤訴，以及1起因中國進口份額較低而結案，其余所有調查都被裁以傾銷或損害，最終以征收反傾銷稅結案，反傾銷稅率最高達1069%。而現階段隨著企業對貿易摩擦認知加強，加之政府和中介組織的大力宣傳，我企業應對印度案件的積極性有了大幅提高。應訴企業在政府的交涉、商會的指導和律師的幫助下，在大多數個案中取得較為滿意的結果。如綢緞案的裁決對我企業出口的影響較小。
2中印頻發貿易摩擦的原因分析
2.1中印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的相似性
中國和印度都屬于勞動豐富的國家,兩者的比較優勢有一定的相似性。就制造業而言,彼此的優勢產品均為勞動密集型,所以兩國在貿易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競爭關系。①兩國都是以歐美發達國家為主要出口市場，后者同時也是它們吸引外資的重要來源地。②兩國的傳統產業都比較雄厚，出口產品結構相似，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紡織品、醫藥化工原料、輕工產品等是外匯來源的主打產品。相比之下,中國的勞動力素質較高,生產效率優于印度,因而商品的生產成本具有更大的優勢,物美價廉,在印度市場受到消費者歡迎。而印度雖然高等教育比較成功,但基礎教育落后,文盲率高,熟練技術工人的數量較少,低效率的生產導致產品的價格缺乏優勢,質量也較為低劣，中國產品對印度的出口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當地市場。
2.2印度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
目前中印兩國的若干經濟貿易政策已經成了雙邊經貿發展的阻礙，印度在這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據世界銀行報告,印度貿易壁壘在南亞目前居第一位。自1995年以來，印度的出口額穩步上升，2002~2003年一度達到了18%，全球排名第二，僅次于中國的22%。同期對GDP貢獻也達到了9.4%。而印度在促進出口的同時，其進口政策卻是謹慎、保守甚至是防范的，其一直強調運用WTO的例外條款保護民族工業。印度官方長期將300多種進口產品視為“敏感產品”并進行重點監測，只要不是明顯違背WTO規則就對其盡可能進行限制。在這樣的政策背景下，中國產品頻繁遭遇印度反傾銷調查就不足為奇了。其次，印度對授予我出口企業市場經濟待遇問題上表現消極，2005年以來，印度對我做出終裁的14起案件中，沒有一起授予我應訴企業市場經濟待遇。
2.3印度國內蓄意制造“中國產品”
近年來，雖然印度的GDP和出口增長的勢頭都很快，但是同中國相比還是有著不小的差距。印度政府認為如果不對中國有所遏制，今后的增長空間有可能受到限制。一些西方學者比較中印的時候，往往會有意無意地運用零和博弈的觀點來觀察中印的崛起，卻很少或不愿考慮兩國如何在發展中不斷互補共進。在他們看來，中印貿易發展的最終結局只能是一勝一負或兩敗俱傷。正是由于有著復雜的內外因素，印度方面一直對中國產品存有戒心，對中國出口鐵礦石等戰略性資源也加以限制，“中國產品”在印度國內甚囂塵上。
2.4中國出口企業的無序競爭時有發生
中印貿易中，我國出口的商品以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商品為主,因為生產同類產品的企業很多,內部競爭激烈,加上企業自律性較差,所以相互壓價出口現象比較多。有關調查表明，每當中國產品初入印度市場，只要賣的好，短期內中國企業就蜂擁而至，同類產品鋪天蓋地，價格愈做愈低。這在紡織服裝、低端機電產品、建筑材料等領域尤為明顯。另外，中國企業有個錯覺，認為印度窮人多，消費水平低，就不注重產品的質量和信譽，這都引起了印度方面的不滿，再經媒體渲染后，中國企業形象大為受損。
3減少貿易摩擦的政策選擇
3.1挖掘互補性，淡化競爭性
從中印兩國貿易的商品種類上看，主要還是集中在初級產品、中間產品等領域。從雙邊經濟結構、商品的構成等因素分析，中印兩國的經濟互補性較小，但兩國擁有的市場潛力尚未充分挖掘，中印在雙邊經貿交往中更應強調互補性而非競爭性。比如在鋼鐵、煤炭等能源領域建立合作機制，兩國經濟都將因此受益。在信息產業的軟硬件合作方面，中印也具有很大的互補性及潛力,印度的軟件技術舉世公認，不但人才雄厚且出口優勢很強，但是硬件建設不足。中國市場對軟件需求量大，而軟件業的規模及水平均落后于印度；然而，中國信息技術產業的硬件生產已經轉向了高附加值的生產領域，并且迅速成為全球信息硬件產品的生產基地，其產值僅次于美國。中印兩國在制藥業、農業如水稻種植、水果貿易等領域都有許多可以相互學習的地方；而在紡織品如絲綢制品、生絲貿易等領域也具有很大的拓展余地。另外，在行政管理方面，中國的特區經驗、基礎設施發展經驗等，也是值得印度學習的。
3.2創造便利的貿易政策及貿易環境，積極擴大經貿合作
中印兩國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方面截然不同,兩國應本著的態度處理雙邊關系,將尋求共同利益的雙贏原則作為發展兩國關系的準則。兩國關系之所以發展迅速,經濟利益的互惠互補是最大的動力。中印兩國應進一步加大開放程度,努力創造便利的貿易政策及貿易環境。目前,印度正在進行“第二代改革”,將進一步簡化外國投資的相關法規,改革金融部門,鼓勵外國公司進入保險市場。在擴大對外貿易方面,印度不斷推出新的進出口政策。兩國政府應堅定樹立雙贏觀念,加強雙邊經貿合作。這種經貿合作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中印雙邊貿易;二是中印投資環境,提供相應優惠政策。對雙邊貿易中的不平衡問題應本著互惠互利的原則,妥善解決由于人為限制引起的貿易逆差，避開貿易爭端。
3.3調整產業和市場結構，做到有序出口
在開拓印度市場的過程中，要避免中國企業之間的盲目競爭。在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情勢下，非價格競爭已取代價格競爭而成為國際貿易發展的潮流。我國出口企業必須理性對待印度市場，盡快轉換現有競爭模式，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增加研發投入的力度，認識到技術創新是產業調整的源泉，摒棄以廉取勝的戰略，通過優化出口產品結構，學會運用商標、包裝、廣告、公關等多種非價格競爭手段，提高出口產品檔次、附加值和技術含量，多發展高科技產品，以出口產品多元化、優質化、美觀化來增強產品的競爭能力。另外，還應注重開拓國際新市場，加快實施市場的多元化戰略，力求分散市場，改變市場過于集中的狀況和降低由此所帶來的風險，采取開拓、鞏固和擴大外銷基地和市場的出口戰略。
3.4完善機制，應對摩擦
面對日益增多的貿易摩擦，要建立多層次的應對機制，在實踐中，我國已逐步建立起包括我駐外經商機構、涉案企業、相關商會和律師參與的多渠道的貿易救濟措施信息交流網，初步形成了商務部、地方商務主管部門、中介組織及企業“四體聯動”的貿易摩擦應對機制，應訴反傾銷、反補貼大要案的指導工作成效顯著。同時，從微觀上中小企業也要不斷提高應對貿易摩擦的能力，積極參加商協會等行業中介組織的應訴協調會，加強與相關部門和行業中介組織的聯系，收集貿易摩擦預警信息、增強自我保護意識，不斷提高對出口產品預警信息的敏感度，及時向協會、地方商務部門反映本企業在出口貿易中遭遇的國外不公正待遇，提供準確的信息的資料。此外，中小企業要建立健全內部管理機制。為做好應訴工作，在生產、銷售、會計等方面要規范管理，建立一套完善的財務會計制度，加強財務管理，這將有利于在貿易摩擦中保持主動。
3.5加強文化交流，創造協調的外部空間
在一個逐漸開放的體系中，文化交流導致信息的均衡化，對于消除誤解和猜疑，達成更多的共識有著重要的作用。中印兩國之間的溝通對雙邊關系事關重大，這種溝通基于持續不斷的思想與經驗的交流以及對兩國未來長期友好關系的清晰洞察，這體現在印度所提的“包容性增長”和中國所提的“和諧社會”中。兩國的教育機構、媒體、旅游行業、政府和商業等部門必須努力縮小雙方交流鴻溝。中國和印度同為WTO重要的發展中國家成員，在很多方面是有著共同語言和共同利益，都有一個潛在的巨大市場，良性競爭是二者發展的推動力。中印兩國政府應樹立長遠的目標，加強合作，創造協調的外部空間，實現共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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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國和小國在經濟環境、產業結構、市場規模等方面都存在差異，致使合作成員國之間在成本分擔和收益獲得上存在不一致的情況。因此在傳統的經濟合作理論分析框架下我們假設區域合作成員國在權利上是平等的且合作是完全互惠的。目前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還有較大的上升空間和增長潛力。兩國若想更好地進行區域經濟合作，在合作博弈下，需要滿足一系列的充分必要條件。
命題1：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各成員收益的提高至少要等于由于參加經濟合作所導致的各成員國的直接收益損失。證明：，，=（1，2，3，4，5，6），當國損失部分直接收益從而使得其他合作成員收益提高時，反映在國收益上的增加量我們不妨設為，國參與國經濟合作時的直接收益損失量設為。合作是相互的，同理可以得到及。那么此時，國與國經濟合作時帶來的收益的凈增量為{（）+（）}。因此，,{（）+（）}是所有參與合作成員國收益的凈增量。顯然，只有{（）}0且{（）}0同時都成立的時候，各成員國家才會參與區域的經濟合作。通過命題1分析可知，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充分條件是各成員國通過有效的磋商，協調相互之間的利益分配并最終達成有約束力的利益分配協議，以此約束雙方之間的經濟行為。合作的必要條件是中印雙方紡織品服裝貿易間的互補性。若滿足了上述條件，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給各成員帶來的收益的增加定會大于不合作時所能獲得的收益。
命題2：假設中印紡織品服裝合作聯盟為，與其他第三國的紡織品服裝合作聯盟為′，即有′。若國不能同時參與和′的經濟合作聯盟，則有國參與聯盟′使聯盟收益的增加量要大于國參與聯盟使聯盟收益凈增加的量。證明：令=｛′｝，表示成員國屬于聯盟′而不屬于聯盟，由命題1可知，對于，當與國達成合作協議的，其相應的聯盟收益凈增加量{（）+（）}0時，則有,（{）+（）}0。命題2得證。
定義1：成員國對聯盟即中印兩國紡織品服裝合作聯盟收益的邊際貢獻為（）（），其中（）表示國不是中印紡織品服裝合作聯盟的成員國時聯盟的值。
定義2：對′，若參與國參加聯盟′的邊際貢獻大于參加聯盟的邊際貢獻，即（′）（′）（）（），則稱合作博弈（，）是凸的。引理1對效應可轉移的博弈（，），若存在固定的數值（其中，）使得和，（）=（）+（）+,（+），則Shapley值為（,）=（）+0.5,（+）。為簡化模型方便分析，假設參加中印經濟合作的行為對非成員國沒有影響，成員國對非成員國的政策在參與合作前后沒有變化。于是，我們可以將特征函數定義如下：其中，0是合作之前各成員國自身的保留效用；為結成聯盟時聯盟全體成員國獲益的總和；為未參加聯盟的成員國（但仍屬于）對聯盟造成的損失；表示未參與聯盟而與聯盟以外的成員國（但在內）合作所可能獲得的收益。與命題1的論證類似，對，有（）=（）+（）+{（）+（）}令=，=，=，則（，）=0+=1+0.5=1{（）（）}對于區域經濟合作博弈（，）而言，Shapley值為：（，）=0+=1+0.5=1{（）（）}，=1，2，如果結成聯盟卻沒有發生效用轉移，則成員國得到的收益為01+=1，=1，2，。由上述博弈模型分析可知，每個成員國參與經濟合作所得到的收益等于合作卻沒有效用轉移時的收益加上合作停止時收益之差的二分之一。顯然，這意味著各成員國一直保持合作狀態所獲得的收益要大于相互停止合作時所得到的收益。命題3：所有成員國都參與合作時，其處于核心Shapley利益分配矢量給每個成員國分配的利益補償量將為=0.51（[（）（））]，=1，2，。證明：對任意的成員國和，是國與其他成員國合作而不與國合作時得到的收益，是國不與國合作時導致的損失。因此，國不與國合作時的收益的凈增加量為。同理，為國不與國合作時的凈收益。所以，補償給成員國的總凈收益是成員國與國之外其他所有成員國合作凈收益之和減去成員國與除國之外其他所有成員國合作凈收益的一半。通過上述模型分析可知，從不合作中獲得較多收益的成員國應該從獲得收益較少的成員國中得到利益補償，這顯然不符合區域經濟合作的目標。因此，為達成區域經濟合作協議，促進區域經濟合作，從區域經濟合作中獲取收益較多的成員國應該給予獲取收益較少的成員國一定的利益補償。同時，獲益較高的成員國在補償獲益較少成員國后，其福利水平仍比未參與經濟合作前有所上升。[4]從上述三個命題的證明及分析中可以得知，區域經濟合作的必要條件為合作各方之間的經濟互補性，充分條件為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各成員國從自身實際出發，通過有效的溝通和磋商，積極協調彼此之間的利益訴求，以求達成具有一定約束力的利益分配協議，以制約雙方的經濟合作行為。同時建立一套公平、有效、完整的利益補償機制，使獲利更多的一方通過利益輸送補償區域經濟合作過程中獲利較少的一方，以此均衡雙方利益，從而形成雙方互利共贏的局面，實現雙方效益的最大化，最終保證各方貿易合作的可持續發展。[5]由此可知，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需要滿足貿易互補性、合作后福利提高、利益分配合理等幾個條件。
二、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一）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互補性分析
中印兩國作為紡織品服裝大國，其實在紡織原料、技術等方面，兩國紡織品服裝產業存在著很強的互補性。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紡織品服裝生產國和出口國，雖然紡織原料豐富，但相對于國內強大的生產能力來講，供應還顯得相對不足。為滿足國內的需求，中國每年都需從美國和印度等國家大量進口紡織原料。而印度擁有世界最大面積的棉花生產，同時又是世界第二大纖維素纖維生產國，還是僅次于中國的第二大生絲生產國，另外還擁有世界最大產量的黃麻生產。紡織原料豐富且品種齊全，且相對于印度國內的生產需求來說還有較大剩余，每年都有大量原料可供出口。因此，在天然紡織原料這一方面，中印兩國紡織品服裝產業存在著較強的互補性需求。另一方面印度紡織品服裝業雖然擁有豐富的天然纖維，但人造纖維相對不足。印度由于人造纖維生產起步較晚，企業生產規模都較小，人造纖維的產量無法滿足印度國內的巨大需求。為滿足國內紡織品服裝產業發展的需要，每年印度都需從國外進口相當數量的人造纖維。而中國紡織品服裝產業在人造纖維方面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由這幾個方面可以看出，由于資源稟賦的差異，中印紡織品服裝業間存在著很好的互補關系。互補性的存在將促進中印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產業內貿易的發展，為兩國發展紡織品服裝業間的貿易合作形成了良好的現實基礎。為更直觀地展示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的貿易互補性程度，本文用貿易互補性指數進行實際測算。貿易互補性指數由經濟學家PeterDrysdale于1967年提出，旨在分析和衡量兩國貿易互補性程度。單個產業的貿易互補性指數定義公式為：為出口國對進口國在產品上的貿易互補性指數，表示國產品的進口額，表示國總的進口額，為國產品的出口額，為國總的出口額。值變動的范圍為0到1。值越是接近0，則意味著出口國和進口國在產品出口進口方向上吻合程度差，也即兩國在產品上的貿易互補性程度較低；而當接近1，則表示出口國出口的產品和進口國進口的產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即兩國在產品上具有較強的貿易互補性。根據世界貿易組織數據庫中2001年至2013年中印紡織品服裝相關數據2001年至2013年無論是中國出口與印度進口的紡織品服裝貿易互補性指數，還是印度出口與中國進口的紡織品服裝貿易互補性指數都呈大于0且非常接近1的趨勢。雖然各年份中國與印度的貿易互補性指數有所波動，但整體而言自本世紀之初以來兩國紡織品服裝貿易互補性指數都非常高，保持大于0.9且無限接近于1的狀態，這意味著中印兩國在紡織品服裝雙邊貿易上存在著巨大的貿易互補性。兩國在紡織品服裝貿易方面聯系較為緊密，相互依賴程度較高。近年來，中印兩國間的紡織品服裝雙邊貿易額保持著穩定的增長速度且每年的貿易額占兩國總的貿易額的比重均超過10%以上。這一貿易事實也很好地佐證了兩國紡織品服裝產業間貿易互補性的特征。因此，綜上中印紡織品服裝產業間互補性分析可以看出中國與印度在紡織品服裝產業上各有所長，優勢互補，具有較強的貿易互補性。兩國紡織品服裝貿易相互依賴程度高，貿易增長空間大。若兩國能分工協作，充分利用兩國紡織品服裝業之間的互補性，進行產業內的貿易合作，必能很好地促進兩國紡織品服裝產業的發展。以上分析指明了貿易互補性是兩國貿易合作的重要現實依據，這為進一步擴大中印兩國紡織品服裝產業內貿易的合作提供了一個現實基礎，說明兩國實行紡織品服裝業的貿易合作是現實可行的。
（二）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福利收益—損失分析
1．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福利收益第一，兩國紡織品服裝貿易經濟互補帶來的福利收益。中印兩國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一個重要現實基礎是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存在的貿易互補性，這也是兩國進一步加強貿易合作，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一個重要條件。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的貿易互補性將有利于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的分工與協作，從而更好地發揮兩國間的經濟互補性，進一步擴大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的貿易往來。同時也將有利于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的產業結構調整和轉移，帶來福利的提升。第二，市場規模的擴大帶來的福利收益。目前受世界經濟低迷的影響，兩國紡織品服裝的傳統出口市場需求疲軟，且為保護本國自身紡織服裝產業的發展，貿易保護主義也進一步加強。在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不確定性因素不斷增加的背景下，為保持并促進兩國紡織品服裝產業的良性發展，中印兩國須開拓新興市場。而中印兩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大發展經濟體，兩國國內市場空間巨大。因此，中印兩國紡織品服裝貿易之間的合作將大大提升市場容量，增加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的貿易量，從而帶來貿易收益福利。第三，關稅和非關稅等貿易壁壘的降低帶來的福利收益。受政治、文化等相關因素的影響，印度一直未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國家地位。且近年來在兩國貿易中，中國一直處于順差狀態，而印度則一度處于逆差狀態。為保護本國產業，縮小兩國之間的貿易逆差，印度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加強，貿易摩擦顯著增多。除一般的關稅措施外，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等貿易救濟手段得到大量運用。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嚴重阻礙了兩國間的貿易發展。而自由貿易能帶來經濟福利的最大化，因此若中印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實行貿易合作，降低甚至取消關稅和非關稅等相關貿易壁壘，推行自由貿易，將極大地提升兩國的福利收益。
2．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福利損失第一，關稅損失帶來的福利損失。為促進中印兩國貿易的自由化，提升貿易效率，降低甚至消除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的關稅必不可少。而關稅的降低甚至消除定然會對兩國造成一定的稅收損失，但從整體的經濟效益來看，這一損失并不值得擔憂。關稅的降低甚至消除將大大地降低企業的產品出口成本，提高貿易收益，也將會使消費者收益。第二，貿易競爭造成的福利損失。目前，中印兩國都是世界名列前茅的紡織品服裝生產國和出口國。由于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存在一定的類同性，導致雙方在世界市場上競爭激烈。若兩國實行自由貿易，推行紡織品服裝間的貿易合作，定然會給對方市場造成一定的沖擊，加劇企業間的競爭。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也將有利于兩國紡織品服裝業的優勝劣汰，升級產業結構，增強國際競爭力。綜合上述福利收益損失分析，可以得知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帶來的福利收益將遠遠大于引致的福利損失。
（三）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利益分配分析
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經濟合作的過程中任何有損合作的行為都會造成其自身收益的下降，只有坦誠地按相應的規則制度和對方合作，才能得到更大的利益。選擇貿易合作對中印雙方而言都是有利的，一直保持合作狀態所獲得的收益要大于相互停止合作時所得到的收益。穩定的生產資料才能讓民眾的心踏實下來，置土地是生產資料中最為重要的。使民有“百畝之田”“五畝之宅”“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其三是“以德治國”的執政思想。董仲舒堅持“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薄賦斂，省搖役，以寬民力”。（《食貨志》）同時，他認為“德治”還要重教化，“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庫序以化于邑”。儒學發展到漢代已趨于成型，其提倡治國要施仁政，要輕刑罰，輕徭役，盡量減輕民眾的負擔和懼怕之心，以仁德的方法對民眾進行管理，使“德治”在漢代廣泛推行，諸子百家，獨以儒術治國，形成德刑兼用的治國原則，體現了儒學對治國理政的深度關懷。
三、結語
關鍵詞：貿易意識；國際貿易；遠程貿易
貿易意識根植于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封建觀念，束縛與妨礙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但貿易意識只是在經歷了兩次偉大的沖擊之后才逐漸走向成熟的。封建社會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的中心是貶低和否定現實世界與人的價值，貿易的本質在于實現現實的價值，所以說資產階級為適應自身的發展，必須批判陳舊的封建觀念，樹立有利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新理論和新觀念。解放自身就必然成為早期資產階級的首要任務。這就涉及到此間發生在思想意識領域中的兩次“革命”——文藝復興運動和宗教改革運動。
14至16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是關于“世界的發現與人的發現”的革命?！晕膶W和藝術的形式打破以神和死后生活為中心的傳統觀念，表現了以人和現實世界為中心的思想，歌頌了人的偉大、智慧和能力，以及現實世界的美好和重要，把人的思考和理性從神轉移到人自身，從死后轉向現實的物質世界，有力地打擊了傳統的封建的人生價值觀和財富觀。
宗教改革運動是文藝復興的繼續，是人文主義思想在宗教領域的運用與發展，從教會內部破除了封建的舊觀念，樹立了以人為主題的新思想。特別是其中的加爾文教主張，在上帝的旨意下，要想發財致富，就要漂洋過海，開拓殖民貿易，經營工商業，從中牟取暴利，建立正教合一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推行民主制度，為有產者謀利是每一個教徒應走的途徑。所以，西歐人們的思想深受加爾文教的影響——走上致富的道路就要對外和發展貿易。這種教義的主張對資本主義的成長是十分有利的。
本文僅以荷蘭和英國的國內國際情況來分析其資本主義是怎樣在貿易意識的影響下走上國際貿易和遠程貿易途徑的。
曾經繁榮一時的安特衛普城是尼德蘭(荷蘭前身)通過貿易發展本國工商業的很好例證。安特衛普城在16世紀成為尼德蘭的呢絨工業中心，也是國際紡織品貿易中心。安特衛普城也是歐洲的商業和金融中心，是香料、胡椒等東方商品的集散地，其貿易額占全國對外貿易總額的70％一80％，對尼德蘭整個社會經濟的前景無疑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16世紀，安城由于社會和自然變故而衰落，北方的阿姆斯特丹和萊頓繼起為西歐紡織業中心和國際貿易中心，尼德蘭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繼續得到發展。l3尼德蘭的海運業是其開展國際貿易的另一支柱。l6～17世紀，尼德蘭的海運能力在歐洲首屈一指。1601年駛入倫敦港的船只共有714艘，其中荷蘭有360艘，占半數以上，英國自己只有207艘。到1670年，荷蘭船只運載量達到56．8萬噸，比西班牙、葡萄牙、法國、德國、英國和蘇格蘭的船只運載總和還要多。從波羅的海到北海，從大西洋到地中海，到處都有荷蘭船只的帆影。可以說，西歐、中歐與北歐的廣大市場為尼德蘭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方便的條件。由此可見，尼德蘭在歐洲國家間開展的國際貿易是其資本主義發展的一條重要途徑。
歐洲資本主義得到長足發展的另一國家是英國。隨著英國社會經濟的變化，為了發展海外貿易，在王室支持下于15世紀初成立了原料批發公司和商人冒險公司，分別經營羊毛與粗呢的出口貿易。他們與大陸許多國家有著直接的聯系，隨著羊毛輸出的日益減少和呢絨輸出的穩步上升，原料批發公司逐漸衰落，商人冒險公司成為15—16世紀英國最大的海外貿易壟斷組織。16世紀，英國的對外貿易組織除了商人冒險公司外，還有莫斯科公司，專營對俄國及中亞的商業；利凡特公司，進行地中海的貿易，布里斯托爾與南安普頓的商船帶著毛織品和錫等特產遠航至里窩那、西西里、克里特、塞浦路斯，最后抵達敘利亞的貝魯特和特里波里。英國的貿易活動促進了歐洲的經濟發展，但最主要的是有力地推動了本國資本主義的成長步伐，同時也刺激了同時期英國對海外貿易的發展。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17世紀以前荷蘭和英國國際貿易的繁榮。但很明顯，區域性強仍是其主要的特征。隨著其國內工商業的發展和資本主義成長的需要，單純的國內市場根本不可能滿足其需要，就連區域性的國際市場也是有很大局限的。于是，更為擴大的市場與更為豐富的原料成了資本主義追求的首選。遠程貿易成為必然，且在以后資本主義的追求過程中得到了充分的發展，而且在促進資本主義成長的過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16世紀，全球范圍的世界市場逐漸形成。但其發展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帶著強烈的侵略與被侵略，掠奪與被掠奪，奴役與被奴役，并且帶著血腥的味道。新的世界市場是人和區域性市場不可比擬的，它為成長中的資本主義提供了大量的資金積累和廉價的勞動力以及豐富的原料。遠程貿易恰好是這一過程的載體和加速器。
16世紀末、l7世紀初，尼德蘭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及其之后不失時機地把目光投向了剛剛形成的世界市場。1598至1599年，荷蘭船隊駛抵東南亞的摩鹿加群島，染指香料貿易。從1599至1602年，荷蘭共派出5l艘船只到東方，并于1602年組成了“聯合東印度公司”，經營亞洲貿易。1624年至1661年占據中國臺灣，壟斷中日間的中介貿易，切斷中國與菲律賓的經濟往來。荷蘭在17世紀完全獨占了菲律賓以西的南洋的貿易，成為亞洲市場的霸主。荷蘭殖民地多為零星的孤島且為重要的通商道口，進而形成一個龐大的貿易網絡，且水域居多更易發揮其航運業的優勢。
東印度公司每年派遣大批船只駛往亞洲。1602年至1625年平均每年10艘，1626年至1670年平均每年22艘，1671年至1675年平均29艘。1602年至1782年，東印度公司分給股東的紅利總共達到23200萬荷蘭盾，為最初股金的36倍。其中1634年以后，公司各股東的紅利平均為股本的18％，從1715年開始的6年內，平均利潤率為40％，在安汶島與班達島的香料貿易中，利潤竟高達5O一75％。這些巨額利潤成為荷蘭資本積累的重要來源。這些資本返回到歐洲，為西歐區域經濟的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加快了資本主義成長的步伐。
而英國的倫敦商人早在1570年至1600年就積極籌組東印度公司。從l7世紀下半葉開始，公司的商業活動逐漸超過荷蘭東印度公司，首先打破荷蘭對茶葉貿易的壟斷，直接與中國進行貿易交易。而且東印度公司從亞洲和美洲輸入棉花，增加了英國工業新的活力，打開了海外貿易的新局面。
[關鍵詞]中美貿易失衡消費信貸
在全球化的經濟背景下，中美貿易失衡是建立在世界經濟失衡的基礎之上的。在美國經常項目逆差近年來持續增長的同時，不止是中國，整個亞洲國家和地區經常項目都出現大量順差，而且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對美貿易順差。因此從美國方面尋找原因來分析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就顯得尤為重要。
從美國國內視角分析，我認為美國經常項目出現巨額逆差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即過度消費，儲蓄不足和出口設限。其實前兩點也可以合并成一點，因為過度消費必然導致儲蓄不足，這其中涉及到中西方的文化差異問題，這里不作分析。
首先考慮的是美國過度消費。二戰后，美國已經從一個大生產的社會進入到主要以消費為核心的社會，并且主要是依靠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特別是近年來，政府大規模減稅、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以及個人收入和資產價值的快速增長等都極大地刺激了個人消費增長；同時，公共開支也不斷擴大，聯邦政府財政也在2002財政年度由盈余變成赤字并且持續多年，而且在2004年度創下財政赤字高達4130億美元的歷史最高紀錄。
美國過度消費問題的原因，其實除了文化層面的影響外，其完善的消費信貸機制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消費信貸是以刺激消費為目的，以未來收入為依據，以特定商品為對象，由金融機構向消費者提供的消費貸款。美國比較正規的消費信貸已有80多年的歷史，尤其是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呈現高速增長。80年代以來，消費信貸作為擴大消費，緩解收入分配差距的一種有效方式，既促進了美國經濟的增長，又得到了美國政府的肯定與支持。
美國的消費信貸制度包括個人征信制度，消費者保護制度，稅收制度和貸款保證制度。正是這種有利的制度環境對消費者信貸的發展起到了保證與推動作用，更為美國的過度消費創造了條件，而儲蓄不足則成為消費的過度膨脹必然導致的一個結果。據美國《新聞周刊》披露，1984年，美國個人儲蓄率為10.08%，此后不斷下降。1995年為4.6%，2004年為1.8%，2005年降到0，到2006年11月份，美國的個人儲蓄率已經是連續第20個月處于負數。
儲蓄率下降說明花的錢越來越多，存的錢越來越少。而當儲蓄率降為負數時，則說明消費者不僅將全部可支配收入用于開支，還動用了儲蓄，或進行貸款消費。根據美國聯邦儲蓄委員會2005年公布的統計數據，美國消費者未償還的貸款總數超過2萬億美元。在未償還的消費貸款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汽車，住房，教育及旅游方面的借貸，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使用信用卡消費后無力償還借款，使大量信用卡透支后形成逾期，其中有許多已經形成呆滯借款。近年爆發的美國次貸危機即由此而來，而且已經對全球經濟的穩定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其次是美國對中國的出口設限，即設置出口貿易壁壘。在國際經濟學中我們學過經濟全球化促使生產要素跨國流動，國際分工呈現新格局：勞動密集型生產轉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生產則集中在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各有優勢，互為補充。但美國在大量進口消費品以滿足需求巨大的本國市場的同時，卻對出口設置各種障礙，阻止本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到發展中國家。這是導致美國出現巨額商品貿易逆差的重要原因。而中國就一直是美國出口管制的對象之一。1989年后美國將禁止向中國出口的高科技產品項目由30項增加到43項。1991年6月美國政府宣布對華實施3項措施：暫停向中國出口衛星和衛星部件；限制向中國出口高速計算機；禁止向中國出口與導彈有關的產品。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采取了一系列積極的措施，允許向中國出售超級電子計算機、光纖傳送技術、電訊設備、商業衛星和通信衛星等，但是這種勢頭后來受到了抑制，原因是美國一些人冷戰思維根深蒂固，以“中國”設置出口壁壘。
經過以上分析，我認為要解決中美之間的貿易失衡問題，美國應該相應的從三個方面進行改善，即提高國內儲蓄率，降低財政赤字以及消除貿易壁壘。
首先，居民個人過度消費和儲蓄不足的問題是美國經常項目出現巨額逆差的根本原因，這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文化環境的影響，比較難以改善，但是如果能夠加以規劃控制，對改善美國的外貿失衡現狀是極其有利的。
其次，從國民收入恒等式看，國內支出大于國內收入必然會出現貿易逆差。國內需求過剩，表現為國內投資大于儲蓄的內部失衡，結果是以貿易逆差持續擴大為特征的外部失衡。因此，聯邦政府可以通過減少公共支出以及軍費開支來降低財政赤字，進而控制其國內的有效需求，減少貿易逆差。
最后是消除貿易壁壘，這是美國解決貿易逆差最有效的途徑。近年來美國對中國一直存在巨額的貿易逆差，而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管制無疑加劇了這種逆差。如果美國放松對中國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管制，不僅可以增加美國相關企業的出口，還可以促進中國轉變外貿增長方式，調整出口結構，從而使中美貿易更加健康的發展。
當然，中美貿易失衡并不是美國單方面造成的，中國也應該承擔一定的責任。但是由于美國的經濟規模約為中國的6倍，按照博弈論中斯塔克-博格模型的分析,小廠商的均衡路徑是依據大廠商的選擇而給定的,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博弈也正是如此。只有以美國為主進行調整，再加上中國積極的配合，才能從根本上控制貿易失衡加劇的趨勢，使中美貿易朝著更加健康穩定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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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鄭菊明:《美國消費信貸市場建設經驗與啟示》
關鍵字:銀行;國際貿易;競爭力
一、我國對外貿易現狀和銀行中的作用
中國加入WTO，為對外貿易的增長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全球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國際產業轉移的機遇，使我國近些年對外貿易的增長速度迅速提高，貿易對GDP的貢獻也在不斷增強。
盡管中國政府已經做出了鄭重承諾，通往成功的道路仍然必須要經歷許多的商業風險、法規障礙及文化挑戰。事實上，中國銀行業并非只是一個單一的市場，而是由許多類型、規模及地理位置各異的銀行組合而成。我們在華的多年經驗告訴我們，盡管中國已具有現代銀行業的雛形，但外國投資者仍須遵循四條原則，以跨過危險抓住機遇。
二、我國銀行在國際貿易領域的尚待改進之處
雖然我國銀行業目前尚在不斷完善中，但在國際貿易領域，為此銀行還存在不足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管理體制落后，管理方式陳舊。我國銀行業管理體制不完善。1997年以來，我國金融業實行嚴格的“分業經營、分業監管”體制。在銀行體系風險降低的同時，業務范圍也受到極大的限制，實現利潤方式的減少，使風險更為集中，反而不利于銀行的管理。另外，在管理方式上，中資銀行不具備先進靈活性。因為缺乏自主經營的優勢，中資銀行不能根據市場變化及時調整策略，并且，由于呆帳準備金提取額度的不足和呆帳核銷自主性的缺乏，我國銀行對國際貿易中風險的規避能力極為缺乏。
2、貿易融資對象不合理，銀行信貸水平低。近年來新增貸款量在不斷增大，但銀行主要融資于大型商貿企業，對一些中小企業，由于抵押物不足或資信核實的困難，銀行很少為其提供大規模貸款，由此使部分中小企業獲得授信無法滿足貿易發展的需求，但中長期信貸和權益性資本的供給在貿易額度大時仍略顯緊缺。商業銀行資金大量進入貿易活動，成為貿易信貸的劑，但現在各銀行的貿易信貸仍不足以維持貿易的高增長速度。在我國，應充分挖掘市場潛力,注重發展保理之類的新型業務。
3、銀行創新力度小。要拓寬中資銀行的業務領域，就應積極鼓勵銀行業的創新。在我國銀行業的發展進程中，有幾點原因阻礙了金融業務的創新。其一，我國與世界金融改革思路的差距。以避險為主要目的，我國采取分業經營的管理模式，不利于銀行在貿易領域的創新。其二，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地位成為其它銀行進行業務創新的阻力。其三，金融創新是以金融工具為實現手段的，雖然我國目前注重金融電子化的推廣和應用，但此過程中出現的客戶資料的安全性保管問題還有待解決。另外，海外聯行網點少也成為制約創新的一大因素。國際結算往往通過總行，環節多，速度慢，由此使資金在途時間長，加大了匯率風險和交易成本。
三、提高中資銀行參與國際貿易競爭力的策略
中國加入WTO，金融業的逐步開放使外資銀行大量涌入，對我國銀行來說，這是機遇，也是挑戰。為此，中資銀行必須采取適當的策略以提高國際貿易領域的競爭力。
1、強化國有商業銀行內部機制轉換。
（1）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產權改革的步伐。國有商業銀行的逐次上市表明國家決心將國有商業銀行推向國際市場，讓市場引導銀行改制，最終實現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上市募資使銀行資本實力雄厚，防范風險能力增強，管理經驗的引進也起到推動改革進程的作用。改制后的銀行具備充足的資本金和一流的管理團隊，可為國際貿易提供有力的支持。
（2）加快國有商業銀行機構改革的進程。國有商業銀行機構須一改以往層層按照行政區劃設立分支機構的做法，應以精簡為原則，按照經濟區域及業務發展需要決定機構的設立和撤并。對業務量小，虧損面大的分支機構，應根據業務需要靈活調整。
（3）加大復合人才的開發培養力度。人才在國際競爭中的作用至關重要。目前我國極度缺乏既通曉國際貿易又擅長銀行業務的專業人員。因此，在保持原有人才優勢，防止人才流失的同時，更應注重對現有復合人才的開發和培養，使其專業素質不斷提升，從而適應新形勢下銀行領域的國際貿易業務。
2、加強銀行業的風險監控。事實證明，加強對經濟金融運行中新情況、新問題的監測分析和風險預警，是保障資產安全性的必要措施。尤其是我國在發展對外貿中小企業的貸款時，基于利率變動的不確定性，更應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建立銀行風險評價體系，提高內控有效性，堅持以風險為本的審慎監管。
3、創新業務領域。要加快國際業務的創新步伐，更好地發揮銀行作為金融機構的作用，一是要打開業務市場：首先，擴大銀行國內市場的的服務范圍；其二，開拓發展國外市場；其三，爭取三資企業、外資企業金融業務，開辟國內國際外資客戶業務市場。二是業務品種的創新。在穩步增加國際貿易結算額的同時，根據貿易形式的轉變和客戶的需要，推出如銀保、保理等業務新品種，利用資源共享優勢打開產品市場銷路，提高其知名度。
四、促進商業銀行競爭力發展的幾點建議
(一)充分發揮政府作用，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為商業銀行與企業開展合作提供良好的環境
首先要切實消除對商業銀行和企業的歧視，政府應該對為企業提供融資支持的中小商業銀行在稅收、財政補貼等方面給予一定的支持，并且適當放寬中小企業的受信門檻，保證其順利獲得生產所需資金；其次要采取措施妥善處理商業銀行現存的不良資產，可通過適當注資或拍賣轉讓來降低不良資產率；最后要減少政府對商業銀行經營業務的不合理干預，使其按照市場化的方式化解自身的問題。
(二)發揮地方金融優勢，參與企業的改制和重組
發揮地方商業銀行與地方企業長久以來形成的良好銀企關系的優勢，積極協助企業搞好清產核資、資產評估、產權界定等工作，主動幫助他們與有關部門一道制定具體的改制、重組方案，提出有針對性的債權處理意見，對改制、重組后債權債務已落實的企業，其正常的生產經營中所需的資金可按信貸原則予以優先解決。同時要以資產重組為切人口，幫助企業做大做強，以增強企業的活力，促進企業的發展。
(三)加強商業銀行自身建設，提高為企業融資服務的能力
首先要調整信貸結構，豐富信貸業務品種，擴大企業貸款選擇范圍，積極支持其合理的資金需求。同時公開信貸政策，簡化業務流程和擔保手續，為企業“二次創業”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務。其次要加強優質服務，如開辦信用卡、票據承兌、貼現業務和推選個人支票、異地通匯等結算方式，從而更加方便廣大企業的存、取、匯、兌業務。
面對著中國的入世，中國銀行業的發展，世界貿易的飛速發展及激烈的市場經濟競爭，使中國銀行業在國際市場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面臨的問題仍然非常顯著，因為我國商業銀行在這種環境下更應正確的把握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及加強自身國際貿易的競爭力，才能在以后更長遠的時間內保持快速穩定的發展，為中國國際貿易經濟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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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近年來，中美雙邊貿易的不平衡問題，特別是中美貿易巨額順差問題，引起人們的關注，中美貿易平衡問題顯然已成為中美經貿關系的焦點。對此，該文分析了中美貿易不平衡的主要成因和相關應對策略。
1中美貿易現狀
自上世紀70年代中美建交以來，雙邊經貿合作不斷擴大。據中國官方統計自中美建交以來，雙邊貿易額增長86倍，年均增長17％。至2005年，中美雙邊貿易額已由1978年的10億美元增至2116億美元，中國已成為美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場，美國也已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場。2007年兩國貿易額更是突破3020.8億美元。
然而隨著雙邊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也日漸凸顯。近年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不斷增加。從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為逆差。此后美國對華貿易開始呈現逆差，并持續增長。據中國海關統計，1993年中方順差為63億美元，2000年中方順差297.4億美元，2001年則為281億美元，2004年為873億美元。2005年為1141.75億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別達到1442.6億美元和1633.2億美元。而據美方統計，1979年至1982年美國為順差，1983年開始出現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為3億美元，2000年為838億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億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貿易逆差高達1620億美元。2005年則突破2000億美元，2006年達到2325億美元。2007年1至11月，對華貿易逆差也已達2375億美元
隨著中美貿易順差的不斷拉大，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問題也日趨增多。自1980年美國對中國的薄荷醇進行首次反傾銷調查開始，迄今美國已對中國產品實施了100多項反傾銷措施，其涉及的中國產品范圍非常廣泛，包括紡織品、自行車等多種產品。并且中美貿易摩擦正從初級產品向工業制成品、高技術產品轉移，從商品貿易向服務貿易轉移。貿易摩擦的對象由原來的初級產品轉向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如紡織品、服裝、鞋帽等又轉向資本密集型產品，如化工、輕工、鋼鐵、汽車等，更進一步向高技術產品轉移。美國已成為世界上對我國產品提起反傾銷訴訟最多、力度最大的國家。
2中美貿易失衡主要成因
2.1雙方統計方法和口徑不同導致雙方統計數據差異
(1)統計方法不同。中美雙方統計采用不同的貿易統計標準進行衡量。美方采用總貿易制，以國境作為統計界限，對進入美國境內存入自由貿易區和保稅倉庫的貨物均列入統計；而中方采取專門貿易制，以關境作為統計界限，存入保稅倉庫的貨物不作為統計，因此造成美方統計范圍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劇。美方因忽視轉口和轉口增加值而高估了從中國的進口。中美兩國貿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經我國香港轉口的。據中方統計，中國對美出口的60％以上是經過以香港地區為主的第三方轉口的，而轉口到美國的商品額中的29％是在我國香港增值的。貨物離開中國后在第三方增加的價值，顯然不應計算為中國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統計因忽視轉口而低估了對中國的出口。此外，美國還因出口統計不完全而低估了對中國的出口值。
(2)美國確定貨物原產地所采用的方法，導致雙方統計上的差異。美國確定貨物原產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對一般的進口貨物，通常是根據進口商的申報來判定原產地，被判定原產地為中國的貨物被記錄為來自中國的進口而不考慮是否實際上由中間方出口或者貨物在中間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國記錄成自中國的進口很有可能是應該記錄為自其他中間方進口的。
2.2中美兩國產業結構不同
2004年我國GDP普查數據顯示三大產業的GDP比重分別為l3.1％、46.2％、40.7％。顯然我國經濟是以制造業為主的國家。而2005年美國三大產業占GDP的比率分別為2.8％、23.4％和73.8％，到2005年則分別為23％，22％和75.7％。顯然美國經濟結構已經轉變為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而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具有本地化生產的特征，內需傾向突出，制成品的進口對本國生產、消費結構形成補充，因而進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國由于是過度消費國家，儲蓄率極低，從而導致國內投資和產出或者說供給不足，需要大量進口，而中國又因為自己的資源和勞動力成本優勢承接了大量由美國以及其他發達國家地區在產業升級過程中淘汰轉移的制造業，并且質量又明顯優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國家和地區，因此美國必然大量進口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而中國以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家庭最終消費結構難以與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較低，導致國內有效需求不足，進口需求也相對不旺盛。所以由此兩方面原因，所導致的兩國對貿易產品需求的不對稱是造成美對華貿易逆差的長期因素。
2.3世界產業結構調整
2.3.1東南亞國家對華的產業轉移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開始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把其已經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由此形成了中國從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國內進行加工組裝，然后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加工貿易格局。這些國家在向中國進行產業轉移的同時，也把他們在美國的一部分市場和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轉移到了中國，形成中國與歐美發生貿易順差，而與亞洲周邊國家發生逆差的貿易格局。
2.3.2美國對華直接投資
美國及西歐一些發達國家在其產業結構升級調整過程中也逐漸將國內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到中國，其中美國跨國公司在華直接銷售和向母國返銷占據很大份額。有數據顯示，中國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國跨國公司向母國進行返銷，中國對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貿易，產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裝物件基本上是美國或其他國家提供的，加上其他運輸和管理成本，約占到該產品的85％左右，而中國獲得的加工費為數甚微，僅占15％左右。據中國商務部統計，中國出口商品80％以上來自外資企業以及跨國公司。
而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導致各國經濟國界日漸模糊，尤其是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布局，使得國際貿易已經完全擺脫了傳統的以國界劃分的模式，以往的原產地統計標準已不能客觀、真實地反映國家問的貿易關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家貿易統計制度，中美兩國在雙邊貿易統計數據上的巨大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2.4美國對華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貿易結構扭曲，加劇中美貿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戰的需要，美國制定了“出口管制條例”，朝鮮戰爭爆發以后，美國商務部將中國列入全面禁運的國家名單。隨著1979年中美建交，美國雖然逐步放松了對華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規定和執行過程中，仍保留有許多歧視性規定。20世紀90年代以后，美國國會在美對華出口管制問題上的壓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臺后，進一步惡意地實施對中國的技術出口限制。諸如通過制定相應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規、頒布出口管制目錄(如商業管制目錄CCL、美國軍用品管制目錄USML和核管理委員會管制目錄NRCC)、執行許可證審議程序、強化執行機制與懲處力度等手段來管理和控制軍民兩用物品和技術的出口.
高技術本是美國最重要的比較優勢之一，但這一優勢并未在中美貿易中體現出來。在高技術領域，美國一直保持生命科學、電子電機、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術貿易上對華貿易順差,且在電子電機和航空技術貿易上美國對華貿易順差相對較大。然而在生物技術、光電技術、信息與通訊、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術貿易上，美國卻一直存在著對華貿易逆差。特別是在信息與通訊貿易上，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趨勢，2005年達了521億美元，這些舉措不僅未消除美中兩國貿易之間的不平衡，反而更進一步加劇了中美貿易順差。
3應對策略建議
3.1加快開放我國服務業，擴大美國對華服務貿易
由于美國在服務產業上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并且對中國的服務業市場一直比較感興趣，而中國服務業根據WTO要求也應逐步開放，因此中國逐步開放服務業，不但可以引入競爭機制和先進的管理經驗促進國內服務業市場的發展，還可以減小中美貿易的不平衡。
3.2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
目前亞洲、北美地區一直是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而歐洲，以及拉丁美洲、中東地區、非洲在我國出口地區結構中所占比例甚小，這使得我國外貿與北美、亞洲市場的依賴度過高。尤其是近年來，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占出口總額一直保持在21％左右，對美國市場的過分依賴也導致了貿易風險的加大，美國國內經濟狀況直接影響了中國出口貿易的增長。而且由于貿易不平衡和貿易摩擦問題，中國往往處于被動地位。因此，為改變這一局面，政府必須積極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發展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貿關系。
3.3對外商投資產業進行積極的調整
如上分析，中美貿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轉口貿易以及在中國境內的外資公司或跨國公司。外資的進入雖然有利于國內的勞動力和資源優勢的有效利用和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的重復投資，不僅不利于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還給生態環境帶來了壓力和破壞。對外商投資產業進行及時的引導和調整，不僅有助于緩解中美貿易之間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3.4推動經濟結構升級
加強國內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產業升級，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實現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我國的出口產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產品以及以轉口加工貿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產品，從而導致實際獲利小而兩國順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國應當優化國內產業結構和出口產品結構，依靠科技創新和應用，以政府政策為依托，大力發展高技術、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業；加快對相對滯后的醫療、教育、交通、環保、住房和金融服務等行業發展，并且適當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資本市場和社會保障體制，以擴大內需，促進內向型經濟發展。
3.5完善人民幣匯率體制
在以一籃子貨幣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基礎上，增加反映市場供求變化的靈活性進；實施“微幅、雙向、穩中爬升”的調控；適當放大浮動區間；同時配合其他政策。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匯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調整。這樣不僅淡化給予美方在其國內定價過低的不良印象，也有利于我國對外購買力的提升，有助于緩解中美貿易不平衡局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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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地中海貿易中世紀西歐經濟
我們首先簡述一下在中世紀地中海貿易變遷的情況。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后，整個歐洲進入中世紀。在整個中世紀，地中海貿易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一下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從5世紀后期到8世紀，地中海上商貿仍舊比較活躍，但整體上呈衰落趨勢，并且越到后期衰落的趨勢越加劇，這種衰落一直持續到8世紀初。第二個階段從8世紀開始，這種貿易基本上處于沉默即不活躍狀態，銷聲匿跡的狀態持續到11世紀。第三個階段是從11世紀開始直到近代，地中海的商貿則又活躍起來，并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第一個階段，即58世紀地中海商貿情況的研究收到文字及考古資料匱乏的局限。但還是有很多證據可以利用。其中一個重要的證據就是當時敘利亞人的航海業活躍于西方各港與埃及、小亞細亞各港之間；另一個間接的證據是這個時期各日耳曼王國繼續使用羅馬金幣孛里達[1]p1。這些證據都說明了盡管歐洲歷史進入了“黑暗”的中世紀，但地中海商貿并不是一下子就停頓了下來，在中世紀前期以地中海為載體的貿易仍具有相當程度的活躍性。但這里要考慮的是這種貿易與羅馬帝國時期相比，是加強了，還是減弱了？
這個問題雖然沒有明確的數字作為佐證，但我們若想到這個時期歐洲發生多次多次蠻族入侵以及戰亂，其對整個歐洲經濟及商貿帶來的必然是相當消極的結果。因此這個時期地中海商貿的發展與羅馬帝國時期相比，應該是總體下降的，所以說這一時期地中海貿易從整體上呈衰落趨勢。
下面結合當時的政治經濟大環境來詳盡地分析第一個階段地中海商貿情況的變遷。從5世紀初蘇維匯人、汪達爾人和阿蘭人組成的松散聯盟大舉入侵羅馬帝國開始，日耳曼人入侵羅馬帝國的浪潮一直持續到8世紀初。這一浪潮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的代表是西哥特人、勃艮第人與汪達爾人，他們都建立了自己的王國。這一階段的入侵是式的、史詩式的。遠距離的征服活動使他們各自所建王國距出發地過于遙遠，另外再加上他們人數較少（相對于占領地臣民），因此他們往往在征服地實行“客戶”制度和相對聚居的形式?！翱蛻簟敝贫绕鋵嵤且环N與當地拉丁奴隸主階級的妥協。例如勃艮第人“客戶”接受大地產種植面積的三分之二、奴隸的三分之一，而西哥特人在西班牙也只占有既有農場地產的二分之一和租借地的三分之二[2]p113。而相對聚居的形式也削弱了他們對既有經濟制度的破壞力。在第一次遷移過程到6世紀中葉基本結束時，在整個西歐，原有的拉丁奴隸主和新來的日耳曼首領共同組成了一個消費人群，這個消費人群的數量及消費能力都有所下降，但卻依然存在。而當時的東南歐仍為東羅馬帝國統治，其經濟規模雖比不上羅馬帝國鼎盛時期，但也能大致維持。這也就是5世紀到6世紀中葉地中海商貿仍然保持活躍的最根本原因。從6世紀中葉到8世紀初，則是法蘭克墨洛溫王朝以及倫巴第人對意大利的征服以及盎格魯、撒克遜人對英格蘭的入侵時期。這屬于日耳曼人的第二次入侵浪潮，這一時期，法蘭克人先聲奪人，完成了對整個法蘭西和現代德國一部分的征服，倫巴第人、盎格魯人、撒克遜人則用相同的侵略模式完成了對意大利和英格蘭的征服。這一階段入侵的特點是蠶食式的、滲透式的。這種擴張使蠻族王國的統治基礎從一開始就相當穩固，這也導致了他們在第二次遷徙浪潮中在土地政策上對第一次遷徙者所采取的妥協式方法－－“客戶法”制度的否定。這一次他們對舊的經濟制度作了顛覆性的變革，他們幾乎接收了原有統治階級的全部地產，并對之按自己民族的傳統進行再分配。正是在這一時期，自給自足的農村公社在法蘭西廣泛而牢固的建立起來了。隨之到8世紀初倫巴第人和盎格魯撒克遜人都逐漸完成了征服和農村公社化的過程，而曾經實行妥協政策的占領西班牙的西哥特人也被阿拉伯人消滅，使得這一農村公社化運動在除去東羅馬帝國所統治的一小片區域在幾乎整個歐洲被完成。再加上阿拉伯人還占領了整個北非以及西亞，這就造成了原來地中海貿易所仰賴的消費人群幾乎完全萎縮。與這一階段的歐洲及地中海沿岸其他地區政治經濟大環境的變遷相對應，地中海貿易經歷了從6世紀后半期開始表現為持續的加速的衰落過程，到8世紀初則基本陷入停頓。
從8世紀初到11世紀初，地中海貿易的沉默狀態一直持續了下去。其中原因除了地中海世界分成了經常處于敵對狀態的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教世界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上面所提到的自給自足的莊園或者說農村公社經濟制度在幾乎整個歐洲確立下來。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再加上當時農業生產效率極其低下，一直到10世紀農業生產中種子與收獲物的比例都沒有突破1：2[3]p198。當時的人們過著勉強或接近于勉強維持生活的水平，[4]p86根本沒有或很少有剩余產品可供投入市場。而當時的歐洲城市還保留中世紀早期修道院那種經濟上自給自足的精神。必須在城市內生產全部需要的東西，實在不能時，至少亦應在最鄰近地方生產。[4]p63除非把農民再次變成奴隸，才能使社會上層形成一個有效的消費群體，這個群體占有絕大多數勞動果實，除留一部分供自己消費之外，其他的都可以換成貨幣從而在市場上進行消費。而這種現象真的發生了，從11世紀初開始，歐洲發生了一次經濟革命，集體表現為：在農村，帶有原始社會特征的農村公社解體，農民逐漸農奴化，首領逐漸領主化。領主的消費能力與農民的農奴化程度成正比。另外在這個階段農村有巨大擴展，耕地面積擴大，收獲增加[4]p67。在城市，原來在某種程度上都具有自給自足的農村貴族領地的特性，現在這種特性逐漸消失，商人們取得政治政治控制權成為城市的主人[4]p233，城市的這種轉型使整個歐洲的經濟貿易都趨于活躍。商業城市的復興以及社會上層消費能力的提高刺激著基督徒們在11世紀奪回了對地中海沿岸許多曾為穆斯林所征服的土地，在地中海區域的十字軍進展，大大擴大了經濟交流的地理范圍。[4]p218再加上不久之后12、13世紀隨著農業效率的大幅度提升使可供貿易的商品未來越多，地中海貿易的新一個活躍期自然就到來了，地中海的商貿活動終于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直到新航路的開辟，它在歐洲各個民族及地區之間的貿易以及對其他洲的貿易中的光輝才逐漸消褪。
注釋
[1][比]亨利·皮朗：中世紀歐洲經濟社會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英]佩里·安德森：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