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0 16:21:30
序論：在您撰寫紅樓夢藝術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據記載，曹雪芹本身就是一位極其出色的畫師，在曹雪芹友人留下的詩篇中，有很多是稱贊曹雪芹的畫作。敦敏的《懋齋詩鈔》中有《題芹圃畫石》一詩:“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見此支離。醉余奮掃如椽筆，寫出胸中塊壘時。”芹圃是曹雪芹的字，從詩題中就可看出敦敏此詩是題于雪芹畫作之上的，以畫石來書寫心中憤懣，更襯托出了作者的傲骨與不羈。曹雪芹另一好友張宜泉也在《傷芹溪居士》的小注里寫道:“其人素性放達，好飲，又善詩畫，年未五旬而卒。”從這些只言片語中，便可看出曹雪芹在繪畫造詣上的不凡。我們今日雖然無緣得見曹雪芹的畫作，但是從《紅樓夢》的文本里可以了解曹雪芹的繪畫理論和情趣，并進而對明清以降的繪畫流脈和創作理論有所認識。縱奇才。而張彥遠的觀念則重在后天的物質培養。應該說，這兩者都是成為藝術家的重要途徑，但側重點的不同也分別說明了兩人的審美意向。曹雪芹的這種觀念與道家的“真”性情是分不開的，與傳統的繪畫藝術精神也緊密相合，這在文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體現。在第十七、十八回的游覽大觀園中，賈寶玉力排眾議，以稻香村為契機，闡述了他對“自然”的認知———“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強為地，非其山而強為山，雖百般精而終不相宜”③，同理，只有師法自然、得自然之氣，才是真正的“善畫者”，這與道家的“化工”之論，主張渾然天成、反對人工造作的主旨是相吻合的。應該說，不單是對繪畫藝術創作主體，甚至在整部書中，曹雪芹都在推崇有“真心”和保持自我人格的獨立性。
二
曹雪芹在繪畫領域的觀念主要是通過薛寶釵之口娓娓道來。這也與寶釵博學多聞的才情有關，從寶釵嘴里道出這炫技般的繪畫理論也不會讓讀者覺得突兀。第四十二回眾人商討惜春畫大觀園的時候，寶釵的論述極為合情合理，令人信服。寶釵的話可從三個方面來理解。首先是繪畫中的寫意。寶釵道:“……藕丫頭雖會畫，不過是幾筆寫意。如今畫這園子，非離了肚子里頭有幾幅丘壑的才能成畫。這園子卻是像畫兒一般，山石樹木，樓閣房屋，遠近疏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這樣。你就照樣兒往紙上一畫，是必不能討好的。這要看紙的地步遠近，該多該少，分主分賓，該添的要添，該減的要減，該藏的要藏，該露的要露。這一起了稿子，再端詳斟酌，方成一幅圖樣。”④董其昌在《畫禪室隨筆·畫訣》中道:“讀萬卷書，行也影響了曹雪芹，這是文中極為典型的一例。
三
畫論之余，薛寶釵又談到了繪畫的材料工具。受禪宗影響，傳統的文人山水畫也有南北二宗。一般而言，南宗提倡筆情墨趣，氣韻天成，因此重墨不重色，用紙不用絹。北宗畫宗師唐代的李思訓父子，以青綠山水為特色。很顯然，大觀園的創作更傾向北宗畫法，因此，“又大又托墨”、“禁得皴染”的雪浪紙決然不適合《大觀園圖》了。實際上，薛寶釵很明智地選擇以建造大觀園的圖紙為原型，依傳統的描摹法復制成《大觀園圖》。以建筑圖為藍本，在此基礎上增刪剪裁，添補人物，再以工細樓臺之法制成即可。不得不說，薛寶釵的建議大大減輕了惜春的負擔，也頗值得今人借鑒。薛寶釵隨即又提出了具體的制作方法:“配這些青綠顏色并泥金泥銀，也得他們配去。你們也得另爖上風爐子，預備化膠，出膠，洗筆。還得一張粉油大案，鋪上氈子。”⑦這是典型的工筆金碧山水的顏料和制法，惜春聽罷犯難:“我何曾有這些畫器?不過隨手寫字的筆畫畫罷了。就是顏色，只有赭石、廣花、藤黃、胭脂這四樣。再有，不過是兩支著色筆就完了。”⑧惜春說的四種顏色的確是寫意畫的傳統用色，但用于《大觀園圖》這類工筆兼寫意的作品則顯不足。由此引出了薛寶釵羅列畫具的篇章。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曹雪芹在書中真真假假，古董擺設都是亦假亦真，這里列出的這張單子卻具有極強的操作性，基本將工筆畫的畫具包含在內，甚至對用絹的礬制提出了要求。而且在忙里偷閑中，還穿插了黛玉的插科打諢:“你要生姜和醬這些作料，我替你要鐵鍋來，好炒顏色吃的。”淡妝濃抹總相宜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⑤這所謂的胸中“丘壑”自然是與創作者的閱歷和知識素養相關的，寶釵此處用“丘壑”是指創作主體對創作客體整體的把握和認知。只有具備初步的領悟，才能方便下一步的構圖創作。而所謂“看紙的地步遠近……該露的要露”正是中國傳統繪畫藝術中的切要因素之一———寫意，也是構圖的關鍵所在。正如寶釵所言，倘若完全按照現實來畫，未免拘謹，形似而無神，唯有按照胸中“丘壑”分主賓、增添得當方能得其精髓，于畫上造出意境來。南齊謝赫在《古畫品錄》中提出的“六法論”中就有“經營位置”這一重要法則。在傳統的文人畫中，尤其是山水畫，位置的遠近經營極為重要。曹雪芹論畫，并非一味寫意，尤其是大觀園有很多亭臺樓閣，并非純粹的山水畫作，因此又提出了“界劃”問題。寶釵的原話是:“這些樓臺房舍，是必要用界劃的。一點不留神，欄桿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門窗也倒豎過來，階磯也離了縫，甚至于桌子擠到墻里去，花盆放在簾子上來，豈不倒成了一張笑‘話’兒了。”⑥按，“界劃”即“界畫”，亦即陶宗儀《輟耕錄》里“畫家十三科”中的第十科“界畫樓臺”。界畫需要用尺引筆，雖然工于細致，但不免近乎“死筆”，易成匠氣。但若以寫意為之，又難免如寶釵所言，可見畫亭臺樓閣之難。
在傳統的文人畫中，不但要求景物的寫意，人物同樣要氣韻生動。這也是寶釵畫論中的第三個要素———“要插人物，也要有疏密，有高低”。寫意山水、飄渺樓閣，于大觀園來講是不夠的，起碼是不完整的，正如賈母所講“成了房樣子”，因此人物是必不可少的。總的說來，如果真要創作出一幅完整的《大觀園圖》，工筆界畫，寫意經營都是必不可少的，這對創作者要求是很嚴格的，無怪乎四姑娘犯難了。雍正時期，宮廷畫家袁江、袁耀的青綠山水和樓閣界畫正風一《紅樓夢》里既有大段論畫的篇章，如第四十二回薛寶釵論繪畫、列畫具，也有很多章回是名畫、名家點綴其間，它們豐富了作品的文化內涵。由于曹雪芹本身就是一位出色的畫師，有著豐富的創作實踐，因此他對創作主體也提出了極具參考價值的要求。
在《紅樓夢》第二回中，賈雨村的正邪兩賦論顛覆了傳統儒家的大善大惡理論，如果粗暴地以善惡劃分人性，那必然不能細致地認識和了解人性的意義所在。鑒于此，賈雨村提出了秉正邪之余氣誕生的一類人。他列舉的這些人物中，大都是在文學藝術領域有所成就者。僅書畫領域就有宋徽宗、米芾、顧愷之、倪瓚、唐伯虎等。當然，曹雪芹舉出這幾個優秀人物，除了要展示人性的復雜多樣外，也表明了自己對優秀藝術家的理解———“置之于萬萬人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癡情種;若生于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再偶生于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倡。”①唐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曾提到:“自古善畫者，莫匪衣冠貴胄高逸之士，振妙一時，傳芳千祀，非閭閻鄙賤之所能為也。”②兩者其實都在肯定只有保持人格的獨立才有可能成為“善畫者”，但曹雪芹側重靈性，以秉正邪二氣之余而淡妝濃抹總相宜惹得眾女兒開懷大笑，行文顯得極其活潑。寶釵也笑著解釋:“那粗色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烤，不拿姜汁子和醬預先抹在底子上烤過了，一經了火是要炸的。”⑨寶釵事無巨細，考慮周全，無怪乎眾人贊嘆了。聯系上文寶釵的“蘭言解疑癖”，寶釵和黛玉此刻的關系很是親密，較之前些章回兩人的緊張關系，本回也是寶釵黛玉關系的重要轉折點。因此此處插入黛玉的一番戲謔，既使得行文不至乏味，也推動了故事情節，深化了人物形象。讓讀者對寶釵的博學和黛玉雅謔的一面有了更深的了解。當然，最主要的還是體現出曹雪芹對傳統繪畫的熟悉，以及明清以來文人畫的盛行。
四
除了集中在第四十二回的繪畫技法和材料的描述外，書中還有不少的畫作穿插其間。然而，雖然創作者是實有的，大多數作品卻是虛構的。第五回賈寶玉在秦可卿房內見到的唐伯虎的《海棠春睡圖》即是此種情況，有其人而無此作品。唐伯虎即唐寅，號稱“江南第一才子”，以詩書畫傳世，擅長人物、仕女圖。這里虛擬的《海棠春睡圖》自然是為了渲染秦可卿屋內的奢靡，與賈寶玉在另一房中看到的勸人苦讀的《燃藜圖》恰成對比。值得一提的是，《海棠春睡圖》旁邊有一副秦太虛的對聯“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籠人是酒香”。按，對聯要到明以后才盛行。秦觀的這幅對聯自然也是虛構的，秦觀一字太虛，作者巧借他的名字來諧音“情太虛”，與屋內奢侈的擺設形成對比。也與本回賈寶玉神游太虛幻境的主旨相聯系，行文處處有伏筆，無怪乎批評者贊嘆文本的“草蛇灰線，伏脈千里”。
另外，探春房內有一副米襄陽的《煙雨圖》，旁邊是顏二魯公的對聯“煙霞閑骨格，泉石野生涯”。顏真卿的對聯自然也是假，但顏真卿的書法向以筋力見長，對聯的內容和顏氏書法的特點極其符合探春的個性。米襄陽即米芾，宋四家之一，米氏父子所創的“米氏云山”在繪畫史上獨樹一幟。這幅畫也不見傳，應是杜撰。小說借用了米芾畫作的特色，為三姑娘的居處平添了一份大氣和儒雅。同樣的以畫寫人在后四十回中也有體現，第八十九回寫瀟湘館內掛的是仿李龍眠白描筆意的仕女畫《斗寒圖》。李龍眠即李公麟，號龍眠山人，北宋著名畫家，以白描見長。這幅畫以“斗寒”命名，聯系黛玉的處境，其用意自然不言而喻。
[論文摘要]就文化翻譯而言，涉度文化個性很強的文化信息翻譯時，譯者一般應遵循“內客先于形式”的原則。本文運用此原則采分析《紅樓夢》中書名的英譯，初步得出以下結論：遵循了“內容先于形式”原則的譯文一般都能做到“迭意”；反之，譯文則未能剝開語言外殼，顯露內核。
《紅樓夢》作為文化巨著，包含著大量而豐富的文化信息，單從其中出現的歷史作品這個小小的側面就能看出這一點。在文化翻譯理論中，文化信息的傳譯有一定的原則，它們在這些實際翻譯的操作中，理應起到重要的指導作用。
一文化信息傳譯理論
按照喬治·斯坦納在他有關翻譯的著作《通天塔之后—語言與翻譯面面觀》中所言，翻譯就是一種闡釋，而這種闡釋的運作包括四步:“信任”、“侵人”、“吸收”、“補償”。基于任何一個譯者都相信文本中“存在意義”這樣一種“信任”感，翻譯活動由此而始;而這一原始的“信任”往往遭遇文本的抵抗和考驗，難以輕而易舉地接近原文的意義。正因如此，便有了帶有積極進取性的第二步“侵人”，即在遭遇理解障礙時不能退卻，在文本表層所構成的屏障中不能迷失自我，而是要知難而進，甚至強行進人，人于內而悟其意，正如中文所說的“得意忘言”，透過語言的表面，透過文本的表面，直指文本的深處，在字里行間把握文本的意義，否則，將會水遠在文字的表面徘徊，或為其字面意義所迷惑，或采取簡單主義的轉換方式，在字詞的層面進行譯解。在翻譯的這一步中，斯坦納一再強調要“剖開語言的外殼，顯其意義”，從這個視角，我們可以看出，文本的“意義”，特別是那些內涵豐富的文本的“意義”.在翻譯活動中應該永遠是被放在第一位的。因而我們在翻譯的過程中，就不得不考慮到如何處理“意義”及其載物，簡言之，即內容與形式的問題。
奈達在他的翻譯理論中信息傳譯一節強調，譯者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地傳譯信息內容，盡可能避免信息走失或走樣;譯者必須盡可能完善圓滿地傳譯文化信息的聯想意義;在保證信息內容和聯想意義得到圓滿傳譯的前提下，譯者可以盡量顧及信息表達形式的傳譯。這也就是說，在文化翻譯的過程中，為了盡可能圓滿地傳譯文化信息，內容往往先于形式，在此基礎上，才能再考慮形式的同一。
筆者認為，奈達的這種觀點在劉毖慶的翻譯理論中也得到了體現。劉毖慶在總結文化信息的表現手段時提出了幾種方法.他認為，為了免得讀者費解，對于文學作品中的專名和典故，最好的辦法就是本乎原語中的“tenor"本意)在譯語中另找“替身”。這就是所謂的’‘替代”，大致相當于傳統譯論中的意譯。對于有文化或形象通感的文化信息，才能用到“模仿”的方法，即用目的語模仿原語的文化信息表現式，大致相當于傳統譯論中的直譯。其次是“闡釋”，大致相當于譯文加注。
他們不約而同地認為，在文化翻譯的過程中，在翻譯那些文化個性很強的文化信息時，透過文字“看”文本，攫取其中真正內涵才是至關重要的。
將這些理論運用到作品的衡量中，則好壞曲直立見端倪。通過下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紅樓夢》的楊憲益英譯本中書名譯文(即劉亦慶所言之“專名和典故”)遵循了這種指導思想，幾乎都能不折不扣的傳達原文的文化信息;譯文則在信息傳譯上有所欠缺，容易使讀者費解或產生誤解。
二《紅樓夢》中部分書名譯文例舉
《紅樓夢》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的鴻篇巨著，也被稱為清代中國社會的百科全書。解讀《紅樓夢》，就是解讀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沉淀。在小說中，為了行文需要，也為了烘托、渲染、反襯、伏筆等寫作目的，作者不斷地引經據典，歸納一下，大致有這么幾類:
文:《離騷》《文選》《王摩潔全集》《西廂記》《牡丹亭》《白蛇記》《滿床筋》《南柯夢》《西游記》《劉二當衣》
史:《左傳》《國策》《公羊》《谷梁》
哲:《四書》《五經》《秋水》《南華經》《參同契》《五燈會元》
對于這些歷史文化含義極其豐富的文化元素，譯者大致采取了這樣幾種翻譯手法:
(1)直譯
《王摩潔全集》Wang Wei ‘s Regular Pentasyllabics
《西廂記》T7ie Western Chamber
《牡丹亭》Peony Pavillion
《白蛇記》The White Serpent
《西游記》Pilgrimage to the West
《四書》Four Books
《五經》rive Classics
(2)直譯加注
《南柯夢》11te Dream of the Sothern Tributary State
注:Based on a Tang story in which a scholar had a dream of great wealth and splendour， then he woke up and found it was just an empty dream
(3)意譯
《南華經》zhuangzi
《參同契》Taoism
《五燈會元》Zen Buddhism
(A)意譯加注
《滿床貧》Every Son a High Minister
注:A story about Guo Ziyi of the Tang Dynasty
(S)直意相融
《左傳》Zuo Annals
《國策》Anecdot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公羊》《谷梁》the Commentation of Gong Fang and Gu Liang
《秋水》Autumn Water. Zhuangzi
(6)音譯加注
《離騷》Li Sao
注:Long narrative poem by Chu poet Qu Yuan in the fourth century B . C .
論文關鍵詞：《圍城》，比喻，文化意義
錢鐘書先生的《圍城》經問世以來，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學者、作家們紛紛從各個方面對其進行研究、分析，可謂包羅萬象，色彩紛呈。而《圍城》中的比喻歷年來更是為人們津津樂道，因為這些比喻都新穎、貼切、恰當、形象，幽默中蘊涵深刻的哲理，令人不得不贊嘆和佩服。更令人贊嘆的是這些比喻中包含著深刻的文化意義，包含著中國的傳統文化，我們對這些比喻句進行整理和分析，大致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研究中國文化傳統：一、中西方的婚戀文化；二、中西方男女的社會地位；三、中西方的家庭觀念。
一、中國傳統的婚戀文化
錢鐘書先生作《圍城》時，是20世紀40年代，當時的時代背景是戰爭，但作者的重心不在于刻畫戰爭中的人生百態，他更關注的是在戰爭年代中中西文化的碰撞與交流。我們應該關注的是，戰爭雖然是主流背景，但大批外國人進入中國，這意味著曾經封閉的中國大門被打開，中國傳統文化有的已被解構，甚至是消失，但根深蒂固的封建傳統文化仍有其不可被磨滅的印記，這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必然。當然，中國大門的打開對于文化的影響，不能絕對的說是好還是壞，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一方面使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有了更多的交流，使得文化在交流中，取長補短地得以發展文學藝術論文，同時也打開了中國文化的視野，另一方面，外國文化的進入也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入侵，一定程度上破壞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體系。錢鐘書先生在使用比喻時，將中國傳統的封建婚戀文化作為喻體，從而在比喻中展現了一幅中國特殊的婚戀文化圖景，比如（以下比喻句選自錢鐘書.《圍城》，北岳文藝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1） （蘇小姐）年齡看上去有二十五六，不過新派女人的年齡好比舊式女人合婚帖上的年庚，需要考據學家所謂的證據來斷定真實性。
（2） 魚肝油丸當然比仁丹貴，但已打開的藥瓶，好比嫁過的女人，減低了市價。
（3） 這開會不是歡迎，倒像新姨太太的見禮想。
（4） 講師比通房丫頭，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
在封建社會，人們極其重視婚姻程序，繁文縟節十分繁復。從周代起規定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其中，問名主要是詢問了解欲聘女子的家世，身份地位，是嫡出還是庶出，以及出身年月日時等，在（1）中作者說到的合婚帖上的年庚，就是在婚書上寫上女方的出身年月日時，即問名。在古代的封建社會，人們的成婚年齡很低，在清朝男十六歲，女十四歲，這樣的早婚習俗雖然在其后的年代有所改善，但仍然一直延續到近現代。在早婚的社會風氣下，人們將結婚晚的人視作不正常，對于一些由于各種原因還沒有出嫁的“大齡”女子，家里人為了幫助其順利成婚，不得不在合婚帖上將女子年齡改小，所以作者說：“舊式女人合婚帖上的年庚，需要考據學家所謂的證據來斷定真實性。”錢鐘書先生用這個喻體來比喻蘇小姐的年齡不僅是一種幽默，更是在幽默中帶有揶揄的味道。
在封建社會，女子的地位很低，按禮制要求，女人要“從一而終”，丈夫死后應當守節，不應再嫁別人。《禮記.郊特牲》說：“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死不嫁。”[1]而對于離婚，一般情況主動權在于男方，女方一般要求離婚的很少論文格式范文。男方棄妻一般是妻犯了“七出”：一無子，二，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盜竊，六嫉妒，七惡疾”[2] ，這也成了負心男人或挑剔婆婆拋棄女子的借口，所以女子一旦被休文學藝術論文，她們在社會中便被人恥笑和瞧不起，另外在古代社會極其重視一女只可侍一夫，所以一般沒有人家愿意娶嫁過了的女人。作者在（2）中將開過瓶的魚肝油比作嫁過了的不值錢的女人，可謂是形象生動，新穎貼切，同時也側面刻畫了李梅亭吝嗇丑陋的嘴臉。
姨太太是舊社會大家族的下人對主人的妾的稱呼。中國古代雖然將一夫一妻制作為正型，但是實際上中國一直奉行的是一夫多妻制，男子可以納妾以達到多妻的目的，清律上說：“妻者齊也，與夫齊體之人也；妾者接也，僅得以與夫接見而已。貴賤有分，不可紊也。”[3]可見妾只能侍奉左右，身份卑賤，而妾的主要來源是買賣婦女、搶奪婦女。（3）中，李梅亭去參見學生給他舉辦的歡迎會，發現只不過是汪主任給他設的圈套，給他一個下馬威，讓他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罷了。錢鐘書先生抓住了人與人之間這種互相爭斗的微妙關系，把李梅亭的歡迎會比作姨太太的見禮，生動的刻畫出了當時表面祥和，實際充滿硝煙的人際戰爭場面，同時也表現了李梅亭尷尬和卑微的處境。（4）中的通房丫頭和妾差不多的，但不如妾的身份高，通房丫頭算是陪嫁，可以與男方主人發生性關系，但實際沒有名分，只是仆人身份，就如《紅樓夢》中的平兒一樣，作者把講師比通房丫頭，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形象生動的表現出當時社會中講師，教授和副教授的地位高下的不同，同時也表明了方鴻漸尷尬的處境。
二、中國傳統男女的社會地位
我們知道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女性的地位是非常低的，在婚姻中，她們附屬于自己的丈夫，沒有自主權，被自己所屬的男人分為三六九等。在《圍城》中還有一些比喻也反映出中國男尊女卑的社會現象。如（以下比喻句選自錢鐘書.《圍城》，北岳文藝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1） 好像蘇小姐是磚石一類的硬東西，非鴕鳥或者火雞的胃消化不掉的。
（2） 說女人有才學，就仿佛贊美一朵花，說它在天平上稱起來有白菜番薯的斤兩。
（3） 柔嘉，你這人什么都很文明，這句話可落伍。還像舊式女人把死來要挾丈夫的作風。
(4) 據說“女朋友”就是“情人”的學名，說起來莊嚴些，正像玫瑰花在生物學上叫“薔薇科木本復葉植物”，或者休妻的法律術語是“協議離婚”。
中國從宗法制的奴隸社會起，就形成了男尊女卑的觀念。后世奉為禮制總規范的《禮經》確立了“三從”的理論基礎。《禮記.郊特牲》說：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4]《儀禮喪服傳》說“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文學藝術論文，既嫁從夫，夫死從子。”[5]《孔子家語》也說，女子必須順從男子，小時候要順從父親兄長，嫁人后要順從丈夫，丈夫死后要順從兒子，“這個三從之說實是古代確立婦女地位的根本原則，是男尊女卑、夫權統治在婦女生活中的集中體現。”[6]其實，就是把婦女的一生從生到死都安排在從屬于男子的地位。.男女不平等的根基樹立于奴隸社會，以后歷代封建統治階級又變本加厲。除了“三從”，婦女還必須遵守“四德”，而“四德”之首的婦德就規定女子“不必才能絕異也”[7] 。
中國還有一句古話“女子無才便是德”，說明女子只要安心相夫教子，主內持家就可以了，不必有才能，不必太過張揚。（1）中，方鴻漸的父親聽說蘇文紈是留學博士以后，趕緊說怕鴻漸吃不消她，而且還得意的發表了一通男人必須比女人才學高一層，不能和女人平等匹配的言論，可見女人一旦有才學反而受限制的處境，（2）中也是同樣的道理，仿佛女人有了才學是多么恐怖和滑稽似的。（3）中舊式女人把死來要挾丈夫的作風，可謂是女性在男尊女卑的社會中受壓榨而形成的作風了，婦女在家中從屬于丈夫，自己沒有自主權，如果男方想要休掉女方的話，女子是不能提出任何異議的，法律上也不會給她們任何的保護，在這種情況下，她們維護自身利益時只能用苦肉計去威脅對方了，所以，有句古話概括中國古代女子的這種行為很形象：一哭二鬧三上吊，雖然很不雅，但背后卻藏著女子們受壓迫的辛酸境遇！當然，作者此處用這個比喻并不是要同情孫柔嘉的可憐命運，而是將孫柔嘉比作舊式女子，諷刺她無理取鬧的性格和脾氣。在（4）中，休妻的法律術語是“協議離婚”，很形象地說出了中國社會中的男女不平等，明明是男方找借口不要女方，結果卻要打著協議離婚的幌子。作者在這里用這樣一個比喻主要是點明方鴻漸對蘇小姐的感情，對她僅僅是一般般的感情，算不得很深。
三、中國傳統的家庭觀念
“中國傳統家庭倫理強調家庭本位，以強大的父權家長制為基礎，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是宗法等級關系，男尊女卑，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嫡庶長幼有序。[8]而中國傳統的主導思想學派——儒家創始人孔夫子就一直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忠”，反映在生活中就是“孝”。在家庭內，家長地位極尊，權利極大文學藝術論文，作為兒女小輩的家庭成員都要無條件的服從家長的統治。《圍城》中，也有一些比喻能反映我國的這種孝文化，比如（以下比喻句選自錢鐘書.《圍城》，北岳文藝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1） 買張文憑去哄他們（父親和丈人），好比前清時代花錢捐個官，或英國殖民地商人向帝國府庫報效幾萬磅換個爵士頭銜，光耀門楣，也是孝子賢婿應有的承歡養志。
（2） 因為遯翁近來閑來無事，忽然發現了自己，像小孩子對鏡里的容貌，搖頭側目地看得津津有味。這種精神上得顧影自憐使他寫自轉、寫日記，好比女人穿中西各色春夏秋冬的服裝。做出支頤扭頸、行立坐臥種種姿態，照成一張張送人留念的照相論文格式范文。
（3） 行禮的時候，祭桌前鋪了紅毯，顯然要鴻漸夫婦向空中過往祖先靈魂下跪。……..阿丑嘴快，問父親母親道：“大伯伯大娘為什么不跪下去拜？”這句話像空房子里的電話鈴響，無人接口。
（4） 有人送別，仿佛臨死的人有孝子順孫送終，死也安心閉眼。
在中國古代，“建立在奴隸私有制和封建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個體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經濟單位、政治單位和教育單位。這種個體家庭的家庭成員之間，… …存在著互相依賴的關系，他們休戚相關，榮辱與共。”[9]在古代社會流行“光宗耀祖”，很多人有權有勢，并不僅僅是自身獲得利益，而是整個家族都獲得利益，這可以說是中國宗法社會下的特殊產物。比如秀才去參加科舉考試，一方面是為了自己的生計和實現自己的人身價值，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能給自己的家族增光添彩，揚眉吐氣。而對于宗法制家族中的家長來說，他們統治著整個家族，他們當然希望自己的家族繁盛，于是他們把實現家族利益的重任放在其子孫的身上，他們撫養子孫，是為了使子孫更好的為家族服務。所以（1）中，面對父親和丈人的壓力，方鴻漸不得不買假文憑去哄騙他們，以便表明自己得“孝”心。
在中國古代的家庭內，家長的地位非常高，權利也非常，家族中的成員必須絕對服從家長的意志，不得違背。中國古代的家長權其中一項就是教令權，指“子孫要遵從父祖的意志，要接受父祖的管制。”[10]作為家族中的最高統治者，家長也享受著這種權利帶給他們的。（2）中方鴻漸的父親正是享受著對家庭和子女的統治權，他寫自傳，寫家訓，其實都體現了家長的意志和權威，特別是他寫自己對鴻漸的教育時的情形更充分體現了家長的統治欲望。
中國是一個宗法制社會，人們按自己的家族形成宗族，宗族所以成為一個聚合體，正是因為族人出自共同的祖先，為了增強宗族的聚合力量，“任何一個宗族都將崇祖、祭祖作為自己最神圣的義務”[11] 文學藝術論文，而崇祖在人們心里的意義大不相同，因為祖先在這里不僅僅是一個故人，而更多的是被神化了神。崇祖主要包括修祖譜、建祠堂、重墓所，秩義社、立宗子、綿嗣續、保遺業。近代以后，建祠堂這樣的祭祖活動就不多見了，但一般過節或結婚生子時，人們還是會在家中舉行一些簡單的祭祀祖先的活動，正如（3）中鴻漸夫婦要向空中過往祖先靈魂下跪，以表示對祖先的尊敬。同樣（4）中的孝子順孫送終也體現了祭祀這一文化現象，同時也表明，家長的權威在臨終時也是要體現的，家族中的孩子一定要在病塌前守孝，這是不可更改的傳統習俗。
錢鐘書先生的《圍城》一書，睿智深刻，在其比喻句中， 作者根植于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為我們展開了一幅豐富的傳統文化圖景。
注釋：
[1]《禮記·郊特牲》.
[2]《大戴禮記·本命》.
[3]史鳳儀.中國古代婚姻與家庭[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210.
[4]《禮記·.郊特牲》.
[5]《儀禮·喪服傳》.
[6]史鳳儀.中國古代婚姻與家庭[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121.
[7]《女戒·婦行》.
[8]史鳳儀.中國古代婚姻與家庭[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253.
[9]史鳳儀.中國古代婚姻與家庭[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256.
[10]史鳳儀.中國古代婚姻與家庭[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