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0 16:19:59
序論：在您撰寫中外司法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一）嚴格的司法鑒定機構準入制度在德國，司法鑒定管理部門對鑒定機構的準入管理非常嚴格，德國的認證體系建設方面有將近一百年的經驗，德國國家認證中心（DAKKS)承擔德國認證認可的所有工作，涉及檢測實驗室、校準實驗室、檢查機構、產品認證機構、人員認證機構、質量體系認證機構、環境管理體系認證等領域，該公司不以盈利為目的。德國的第三方認證體系成熟，條件優越，經驗豐富，這無疑給司法鑒定機構的準入認證提供了有力的技術保障。
（二）鑒定機構獨立，分工明確歐洲被國際上認為是法醫學發展最迅速、體制最為完善的地區之一，其中首屈一指的是德國，德國的法醫鑒定工作是由各醫學院校的法醫學研究所承擔，法院、檢察院和警察局均不設法醫。法醫學研究所、法院、檢察院和警察局均為獨立的機構，分工明確，互不沖突，醫學院校的法醫學研究所不承擔刑事訴訟的職責，其鑒定結果受外界干擾的因素少，這樣有利于保證法醫鑒定工作結果的真實性和可靠性。
（三）以學術科研為依托的鑒定機構在德國，各大法醫研究所的教授和資深專家均有自己的科研工作，并與警察局有專業協作和科研合作關系，其科研成果對具體的法醫鑒定工作起到輔助作用。在荷蘭，鑒定師除了日常的工作外，還需要進行技術研究項目，保證鑒定技術開發方面處于領先地位。
（四）嚴格的質量控制體系在美國，法醫鑒定體系具有嚴格的質量控制體系，其質量控制包含能力驗證、實驗室審計、技術審查和糾正措施程序。通過能力驗證可以評估技術人員所運用鑒定方法是否恰當、結果是否正確、對材料的污染以及實驗室的真實情況。實驗室審計由內部同行審計到由ASCLD/LAB（美國社會犯罪實驗室/實驗室認可委員會）的認證檢查員組成專業小組執行全面的審計工作。糾正措施程序是要求一旦能力驗證發生偏差或者實驗室出現錯誤的情況立刻察覺并要及時改正。美國的法醫鑒定質量控制體系在全世界范圍內處于領先地位，嚴格的質量控制保證了鑒定結果的客觀公正。
二、我國法醫鑒定體制
從國外的法醫鑒定體制的特點來看，其發展狀態已經呈成熟趨勢，只有健全的法醫鑒定體制，才能夠體現法醫的司法公正，與國外法醫鑒定體制相比，我國的法醫鑒定體制發展延遲，現將我國法醫鑒定體制的缺陷總結如下：
（一）司法鑒定機構準入制度松弛在我國，社會上存在大量的社會中介機構，同時，很多司法鑒定機構也是為了應對政策而倉促設立的，許多條件相對不足的機構趁機混入司法鑒定隊伍，導致鑒定機構過多過濫。由于鑒定部門數量眾多,各鑒定機構的硬件和軟件條件層次不齊，當事人根據有利于自己的鑒定結論為依據選擇鑒定機構，導致了社會上重復鑒定、多頭鑒定的現象層出不窮，嚴重影響了司法鑒定的公正和公平性。
（二）法醫司法鑒定管理體制不完善由于國家沒有法律明確法醫鑒定工作的主管領導部門，造成長期以來鑒定機構缺少宏觀調控的政府管理機構，從而引發了一系列的問題，例如各鑒定機構的技術水平不均衡、鑒定機構及鑒定人資格準入的權限隨意性大、缺少統一的法醫學司法鑒定技術標準、沒有嚴格有效的質量控制體系、領導班子職責不清等，導致了司法鑒定體系的工作人員工作狀態大都各行其事、混亂無序。最終嚴重阻礙了我國司法鑒定工作的有序進行，更無從談起發展和進步。
（三）缺乏法醫司法鑒定標準在不完善的管理體制下必然導致缺乏統一的法醫學司法鑒定標準，國家沒有統一的鑒定標準，各系統按照自己情況制定標準，鑒定標準五花八門，互不影響約束。證據采信存在任意性，缺乏公允性。在鑒定結論的認定上，無法律規定的標準，法官自由裁量權太大，裁判的公正受到質疑。
（四）法醫職責制度不明朗在國內，多數法醫學專業人才出自醫科大學法醫學系，但是目前的情況是由于社會就業壓力，許多法醫學專業的人才畢業后很難進入司法機關從事法醫學專業技術工作。法醫鑒定機構的工作人員大多為兼職，他們在干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的前提下還要從事法醫鑒定機構的鑒定工作，在巨大的工作壓力下，最終會直接影響到法醫司法鑒定的準確性和科學性。此外，由于法醫工作者是屬于高體力、高腦力和高風險職業，相比于法官、檢察官等職業，收入較低，待遇較差，導致法醫工作者工作積極性差，從而間接影響其工作質量。
三、討論
關鍵詞:反傾銷司法審查立法完善
反傾銷法作為世界貿易組織允許采用的保護國內產業的貿易救濟措施,正越來越受到世界貿易組織成員方在內的世界各國的重視。但是由于反傾銷調查需要花費被調查公司極大的費用,并可阻止其他國外的公司進入本國市場,所以時常使得國內競爭者獲得優勢地位。因此,為了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和保證反傾銷措施的公平實施,各國均認同美國等反傾銷大國對反傾銷行政行為所進行的司法審查的基本理論和實踐,并且通過協商在WTO《反傾銷守則》第13條規定了“司法審查”制度:“為了能夠迅速對最終裁決和本協議第11條規定的有關行政復審決定的行政行為進行審查,每個在國內立法中規定了反傾銷措施的成員國,都應當設有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機構或者程序。該機構或者程序應當獨立于對有爭議的裁決或者復審負責的主管機構。”以至在全世界范圍內確立了反傾銷措施中的司法審查制度。
在這個背景下,反傾銷案件的司法審查,被賦予了行政監督者的標簽,而且地位在整個反傾銷的程序中越發顯得重要起來。然而,在我國,反傾銷案件的司法審查是隨著入世的客觀存在而出現的一種新型行政案件。我國的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還處于初創階段,相關法律規定尚不具體和完善,實踐中也缺乏足夠的經驗積累,和WTO的要求及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實踐還有相當的差距。正因如此,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按照WTO的要求并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特別是美國的立法經驗)。構建與完善中國特色的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是我國的一項重大難題。
反傾銷措施中司法審查制度的法律淵源
在美國,司法審查是指法院審查國會規定的法律是否符合憲法,以及行政機關的行為是否符合憲法及法律而言。取得對政府機關反傾銷行政權利的司法審查權利是在美國《1974年貿易法》中才得以確定的。《1979年貿易協定法》和1984年的法律對此做出了進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并且在1981年才開始真正運作。之后,經過不斷的法律的修改和補充,并通過司法實踐積累,才形成目前的司法審查體制。現在美國關于反傾銷司法審查的規范主要規定于《美國法典》第19章第1516節(1990)。
我國主要依據是烏拉圭回合談判最終法律文本及中國加入WTO議定書和工作組報告書等國際法律專門規定,以及根據這一協議頒布的一系列國內法律法規。首先關于反傾銷的司法審查的程序性依據,主要體現在行政訴訟法中。相關的具體審查標準和審查的范圍等在《反傾銷條例》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反傾銷行政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中有所體現。
反傾銷措施中司法審查制度的管轄機構
美國國際貿易法院對反傾銷案件的司法審查具有當然的、獨占的管轄權。但根據美國法律的規定,國際貿易法院對反傾銷案件的司法審查權是有限度的,只有當訴訟直接或間接針對商務部或國際貿易委員會所作出的裁定中的事實情況或法律結果,并且這種裁定又必須是美國貿易法中直接指明可進行司法審查的裁決時,國際貿易法院才予以受理并審查。反傾銷案件的當事人,如果對國際貿易法院反傾銷裁決不服,可以向聯邦巡回上訴法院上訴。這個法院是根據1982年的聯邦法院改進法而設立的,是一個專門的法院,管轄范圍主要是美國國際貿易法院法院上訴案件等。
我國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反傾銷行政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反傾銷司法解釋》),對反傾銷司法審查管轄機構是這樣規定的:“第一審反傾銷訴訟案件由被告所在地高級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級人民法院,或者由被告所在地高級人民法院管轄。”由于我國反傾銷主管機構都在北京,因此反傾銷訴訟案件一審管轄法院就是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及其指定的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法院是北京高院或者最高院。
由此可見,我國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與行政訴訟是同一概念,所以屬于行政訴訟法的調整范圍。而在美國,卻沒有專門的這一法律部門。而把這種類型的案件,歸于國際貿易法院所審查的民事案件當中。所以自然在程序方面有著對比我國完全不同的規定。
審查的范圍
一般意義上的司法審查范圍是指各國的司法機關對本國政府或政府各部門的哪些行政行為進行審查。它規定司法機關在哪些方面對行政主體行為進行監督,也是司法機關解決行政爭議、實施司法審查案件的權限分工和受案的法律依據。
根據美國關稅法的規定,國際貿易法院對兩類裁決具有管轄權:第一,不發起反傾銷程序的裁決即由商務部作出的不發起反傾銷調查的裁決;由國際貿易委員會作出的不存在國內產業受到實質性損害、實質性損害威脅或實質性妨礙的合理征象的裁決;由國際貿易委員會作出的不審查基于情勢變遷的裁決的決定。第二,已公布的最終裁決。即由國際貿易委員會和商務部作出的所有肯定性或否定性最終裁決;商務部作出的中止調查的裁決;由國際貿易委員會依美國法典第19卷作出的損害影響裁決;由商務部作出的有關貨品在反傾銷令所規定的一類或一種貨品之內的決定。
我國法律關于反傾銷司法審查受案范圍是根據《反傾銷條例》第53條規定,對依照本條例第25條作出的終裁決定不服的,對依照本條例第四章作出的是否征收反傾銷稅的決定以及追溯征收、退稅、對新出口經營者征稅的決定不服的,或者對依照本條例第五章作出的復審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訴訟。
美國行政法規定了“成熟原則”,即“指行政程序必須發展到適宜有法院審理的階段,即已經達到成熟的程序,才允許進行司法審查。”將行政行為劃分為不成熟行政行為與成熟行政行為本是美國司法審查中的一項重要原則。成熟原則的意義在于保證行政機關在作出最后決定且行政決定對當事人產生具體影響之前不受法院干涉,以充分發揮行政機關的專業知識和經驗,并且能夠避免法院過早地作出裁判,陷入抽象行政政策的爭論之中。成熟原則在美國反傾銷法律和司法審查實踐中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在美國的反傾銷司法審查中,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作出的導致調查程序終結的行政決定,如不立案決定、國際貿易委員會對損害作出的否定性初裁決定,以及商務部接受出口商價格承諾的決定,均在審查的行為之列,因為它們是成熟的行政行為。而商務部對傾銷作出的否定性初裁決定則不可審查,因為其只是一個預備性的行為,要等到國際貿易委員會對傾銷損害作出否定時,才是一個成熟的行政行為。
我國可以借鑒美國的這一做法,根據成熟原則來決定哪些反傾銷行政行為具備可訴性。可訴性行政行為應當是主管部門在反傾銷調查中作出的對利害關系方的實體權益產生最終確定性影響的決定,而不應包括預備性和中間性的決定(例如立案決定、肯定性的初裁決定)。對這些預備性和中間性的決定不予審查,利害關系人完全可以在最終決定作出后尋求司法救濟,不會對其造成難以克服的或不可挽回的困難。而將不立案決定、否定性初裁決定、中止或終止調查決定等成熟的行政行為列入受案范圍,也符合行政訴訟法的一般原則,會更好保護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審查的標準
司法審查標準,又可以稱為司法審查的深度,是法院在多大程度上尊重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權問題。確立審查程度,實際上就是在行政機關和法院之間進行權利和責任的分配,并以判決的方式影響行政活動的效率和對公民權益的保護。所以,審查標準的深淺取決于所采用的審查標準。
在美國,一般情況下,國際貿易法院在對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的裁決實施司法審查時,并不對案件相關的基本事實展開調查,除非國際貿易法院認為行政裁決的理由不充分或不具備充足的事實根據。如果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的行為因“武斷、反復無常、濫用自由裁量權或其他原因導致與法律上的規定不相符”,或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對其裁決不能提供足夠的“實質性證據”而與法律規定不一致,或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的事實裁定根本沒有證據支持,以至于達到了法院必須重新審理的程度,則國際貿易法院可重新整理事實,在此基礎上做出獨立的判斷。在法律問題上,基本上采用正確性標準,但是自謝弗朗案件以來有不斷向合理性審查標準靠攏的趨勢。即如果根據法律對某一法律概念的解釋有明確的規定,而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作出了不同的解釋,其解釋將被。但在法律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法院審查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的解釋是否為法律所允許,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即使法院有不同的解釋意見,仍判定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的認定有效。法院不能無視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解釋的存在,用自己的意見代替行政機關的合理解釋。
從中可以看出,我國反傾銷司法審查標準是法律與事實同時審查。但筆者認為,審查事實問題和法律適用必須有輕有重。不能“兩手都抓,兩手都硬”。反傾銷領域不比一般的行政行為。就現階段行政機關行使權力的狀況而言,因為我國沒有完善的行政實體法規定和嚴密的行政程序法規定,加上行政機關的人員素質良莠不齊,政府本位意識強烈而依法行政的意識薄弱,在實踐中不規范、不合法的行政行為屢見不鮮。面對這種現狀,有必要設定嚴格的司法審查標準,對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進行有效的控制,以保障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提高行政權行使的效率。
而反傾銷司法審查領域則有所不同。外經貿委、國家經貿委等國務院主管機關都具有較高的行政專業水平。在有關程序的操作方面也比較熟悉。面對繁雜的事實證據,復雜的專業知識。法官不可能對這些事實做出全方位的認定和解讀。另外,有限的司法資源也不允許法官在反傾銷案件上耗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再者,反傾銷措施是與國家的經貿政策,國家間的經濟博弈密切相關的,如果要法官在這方面考慮的面面俱到,也是很難做到的。
在這個背景下，反傾銷案件的司法審查，被賦予了行政監督者的標簽，而且地位在整個反傾銷的程序中越發顯得重要起來。然而，在我國，反傾銷案件的司法審查是隨著入世的客觀存在而出現的一種新型行政案件。我國的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還處于初創階段，相關法律規定尚不具體和完善，實踐中也缺乏足夠的經驗積累，和WTO的要求及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實踐還有相當的差距。正因如此，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按照WTO的要求并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特別是美國的立法經驗）。構建與完善中國特色的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是我國的一項重大難題。
反傾銷措施中司法審查制度的法律淵源
在美國，司法審查是指法院審查國會規定的法律是否符合憲法，以及行政機關的行為是否符合憲法及法律而言。取得對政府機關反傾銷行政權利的司法審查權利是在美國《1974年貿易法》中才得以確定的。《1979年貿易協定法》和1984年的法律對此做出了進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并且在1981年才開始真正運作。之后，經過不斷的法律的修改和補充，并通過司法實踐積累，才形成目前的司法審查體制。現在美國關于反傾銷司法審查的規范主要規定于《美國法典》第19章第1516節（1990）。
我國主要依據是烏拉圭回合談判最終法律文本及中國加入WTO議定書和工作組報告書等國際法律專門規定，以及根據這一協議頒布的一系列國內法律法規。首先關于反傾銷的司法審查的程序性依據，主要體現在行政訴訟法中。相關的具體審查標準和審查的范圍等在《反傾銷條例》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反傾銷行政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中有所體現。
反傾銷措施中司法審查制度的管轄機構
美國國際貿易法院對反傾銷案件的司法審查具有當然的、獨占的管轄權。但根據美國法律的規定，國際貿易法院對反傾銷案件的司法審查權是有限度的，只有當訴訟直接或間接針對商務部或國際貿易委員會所作出的裁定中的事實情況或法律結果，并且這種裁定又必須是美國貿易法中直接指明可進行司法審查的裁決時，國際貿易法院才予以受理并審查。反傾銷案件的當事人，如果對國際貿易法院反傾銷裁決不服，可以向聯邦巡回上訴法院上訴。這個法院是根據1982年的聯邦法院改進法而設立的，是一個專門的法院，管轄范圍主要是美國國際貿易法院法院上訴案件等。
我國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反傾銷行政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反傾銷司法解釋》），對反傾銷司法審查管轄機構是這樣規定的：“第一審反傾銷訴訟案件由被告所在地高級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級人民法院，或者由被告所在地高級人民法院管轄。”由于我國反傾銷主管機構都在北京，因此反傾銷訴訟案件一審管轄法院就是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及其指定的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法院是北京高院或者最高院。
由此可見，我國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與行政訴訟是同一概念，所以屬于行政訴訟法的調整范圍。而在美國，卻沒有專門的這一法律部門。而把這種類型的案件，歸于國際貿易法院所審查的民事案件當中。所以自然在程序方面有著對比我國完全不同的規定。
審查的范圍
一般意義上的司法審查范圍是指各國的司法機關對本國政府或政府各部門的哪些行政行為進行審查。它規定司法機關在哪些方面對行政主體行為進行監督，也是司法機關解決行政爭議、實施司法審查案件的權限分工和受案的法律依據。
根據美國關稅法的規定,國際貿易法院對兩類裁決具有管轄權：第一，不發起反傾銷程序的裁決即由商務部作出的不發起反傾銷調查的裁決；由國際貿易委員會作出的不存在國內產業受到實質性損害、實質性損害威脅或實質性妨礙的合理征象的裁決；由國際貿易委員會作出的不審查基于情勢變遷的裁決的決定。第二，已公布的最終裁決。即由國際貿易委員會和商務部作出的所有肯定性或否定性最終裁決；商務部作出的中止調查的裁決；由國際貿易委員會依美國法典第19卷作出的損害影響裁決；由商務部作出的有關貨品在反傾銷令所規定的一類或一種貨品之內的決定。
我國法律關于反傾銷司法審查受案范圍是根據《反傾銷條例》第53條規定，對依照本條例第25條作出的終裁決定不服的，對依照本條例第四章作出的是否征收反傾銷稅的決定以及追溯征收、退稅、對新出口經營者征稅的決定不服的，或者對依照本條例第五章作出的復審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訴訟。美國行政法規定了“成熟原則”，即“指行政程序必須發展到適宜有法院審理的階段，即已經達到成熟的程序，才允許進行司法審查。”將行政行為劃分為不成熟行政行為與成熟行政行為本是美國司法審查中的一項重要原則。成熟原則的意義在于保證行政機關在作出最后決定且行政決定對當事人產生具體影響之前不受法院干涉,以充分發揮行政機關的專業知識和經驗,并且能夠避免法院過早地作出裁判,陷入抽象行政政策的爭論之中。成熟原則在美國反傾銷法律和司法審查實踐中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在美國的反傾銷司法審查中,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作出的導致調查程序終結的行政決定,如不立案決定、國際貿易委員會對損害作出的否定性初裁決定，以及商務部接受出口商價格承諾的決定，均在審查的行為之列，因為它們是成熟的行政行為。而商務部對傾銷作出的否定性初裁決定則不可審查，因為其只是一個預備性的行為，要等到國際貿易委員會對傾銷損害作出否定時，才是一個成熟的行政行為。
我國可以借鑒美國的這一做法，根據成熟原則來決定哪些反傾銷行政行為具備可訴性。可訴性行政行為應當是主管部門在反傾銷調查中作出的對利害關系方的實體權益產生最終確定性影響的決定，而不應包括預備性和中間性的決定(例如立案決定、肯定性的初裁決定)。對這些預備性和中間性的決定不予審查，利害關系人完全可以在最終決定作出后尋求司法救濟，不會對其造成難以克服的或不可挽回的困難。而將不立案決定、否定性初裁決定、中止或終止調查決定等成熟的行政行為列入受案范圍，也符合行政訴訟法的一般原則，會更好保護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審查的標準
司法審查標準，又可以稱為司法審查的深度，是法院在多大程度上尊重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權問題。確立審查程度，實際上就是在行政機關和法院之間進行權利和責任的分配，并以判決的方式影響行政活動的效率和對公民權益的保護。所以，審查標準的深淺取決于所采用的審查標準。
在美國，一般情況下，國際貿易法院在對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的裁決實施司法審查時，并不對案件相關的基本事實展開調查，除非國際貿易法院認為行政裁決的理由不充分或不具備充足的事實根據。如果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的行為因“武斷、反復無常、濫用自由裁量權或其他原因導致與法律上的規定不相符”，或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對其裁決不能提供足夠的“實質性證據”而與法律規定不一致，或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的事實裁定根本沒有證據支持，以至于達到了法院必須重新審理的程度，則國際貿易法院可重新整理事實，在此基礎上做出獨立的判斷。在法律問題上，基本上采用正確性標準，但是自謝弗朗案件以來有不斷向合理性審查標準靠攏的趨勢。即如果根據法律對某一法律概念的解釋有明確的規定，而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作出了不同的解釋，其解釋將被。但在法律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法院審查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的解釋是否為法律所允許，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即使法院有不同的解釋意見，仍判定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的認定有效。法院不能無視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解釋的存在，用自己的意見代替行政機關的合理解釋。
從中可以看出，我國反傾銷司法審查標準是法律與事實同時審查。但筆者認為，審查事實問題和法律適用必須有輕有重。不能“兩手都抓，兩手都硬”。反傾銷領域不比一般的行政行為。就現階段行政機關行使權力的狀況而言，因為我國沒有完善的行政實體法規定和嚴密的行政程序法規定，加上行政機關的人員素質良莠不齊，政府本位意識強烈而依法行政的意識薄弱，在實踐中不規范、不合法的行政行為屢見不鮮。面對這種現狀，有必要設定嚴格的司法審查標準，對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進行有效的控制，以保障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提高行政權行使的效率。
而反傾銷司法審查領域則有所不同。外經貿委、國家經貿委等國務院主管機關都具有較高的行政專業水平。在有關程序的操作方面也比較熟悉。面對繁雜的事實證據，復雜的專業知識。法官不可能對這些事實做出全方位的認定和解讀。另外，有限的司法資源也不允許法官在反傾銷案件上耗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再者，反傾銷措施是與國家的經貿政策，國家間的經濟博弈密切相關的，如果要法官在這方面考慮的面面俱到，也是很難做到的。
關鍵詞：同性婚姻；域外效力；公共秩序保留
二次大戰后，同性戀權利運動以世界人權發展為背景迅速成長，同性戀者的呼聲由要求社會認可轉而要求法律的承認和保護。他們對婚姻權和配偶權的主張強烈地沖擊著以“兩性結合”為特征的傳統婚姻和家庭制度，并且也給世界各國的法律制度提出了一道前所未有的立法難題。[1]當下，許多國家的立法已經做出回應，出臺了關于同性婚姻的法律地位和同性婚者的權利義務的法律制度。但是，各國對于同性婚姻態度不一的立法狀況和國際人員的頻繁流動必然使得這一方面的國際私法問題凸顯，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 同性婚姻的定義
同性婚姻，或稱“同性戀婚姻”或“同性別婚姻”是指兩個相同性別成員之間的結合。同性婚姻同樣也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同性婚姻是指由婚姻法所認可的，并可享有與異相同的、全部的配偶權益的同性結合。廣義的同性婚姻則指同關系受到某種程度上的法律承認，可以通過完成登記等程序要求從而可能享有部分或全部配偶權益的結合。需要指出的是同性婚姻中的婚姻與一般的理解有所不同，其概念的外延要廣于法定婚姻概念。[2]
二、各國的立法實踐
當今社會對于同性戀以及同性婚姻采取了寬容的態度，許多國家對于同性婚姻的法律地位做出了相應的規定，主要為以下幾種形式：
1. 注冊伴侶關系（民事伴侶關系，團結契約等）
實質是一種“準婚姻關系”，注冊伴侶關系擁有類似于婚姻關系的法律地位，同性婚者被賦予了異性婚者擁有的大部分權利義務，這一模式為大部分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所采用。荷蘭作為同性戀立法的先驅，1998年也采用了《注冊伴侶法》，用以規范同性婚姻。而且這部《同法》不僅僅適用于同性戀者，也同樣適用于想要暫時成為伴侶，但是又不想馬上結婚的異性戀。[3]
需要明確指出的是，登記伴侶關系與婚姻關系之間并不是等同的，荷蘭的《注冊伴侶法》便是最好的例證。再完善的伴侶關系法也不能賦予同性婚姻以合法的婚姻地位。這也是為廣大同性戀婚者所不滿的一點，因為伴隨同性戀權利解放運動的發展，同性婚姻要求的不僅僅是法律保障的權利及義務，而是法律承認的與異性婚姻平等的法律地位。
2. 同居者關系
瑞典、西班牙的自治區域如加泰羅尼亞、亞拉貢和那瓦拉過去就采取這種立法模式。立法機關出于對同居者制定一個內部和諧一致的法律制度體系的目的，用同居關系定義并規范同性婚姻關系。這類法律的關注點并不在于性關系或者他們之間的終身結合在一起的承諾，而是在于他們形成或己經形成了一種生活上穩定結合在一起的事實。相比以上兩種立法實踐而言，這種方式距離同性婚姻的本質更加遙遠，在實踐中也難以定性“同居者”這一概念，因而被成為同性婚姻立法中的倒退。[4]
3. 同性婚姻制度
婚姻是人類社會性最本質的體現，婚姻制度是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通過婚姻將雙方之間以及和其他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得到確立。從法律上而言，婚姻關系的確立意味著當事人雙方之間的一些特殊的民事權利得以產生，例如扶養，家事權，配偶之間的繼承權等。正是因為婚姻關系特殊的社會地位和法律地位，20世紀后期以后的同性戀權利運動便不僅在形式上要求以婚姻形式締結兩性關系，更要求獲得異性婚姻中的配偶間相互享有的權利。
正是因為婚姻制度對于社會穩定的重要意義，許多國家以不同的法律形式承認同關系的合法地位，但是只有少部分國家以同于異性婚姻的婚姻形式承認同關系。目前，荷蘭、比利時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和英屬哥倫比亞省均在法律上承認同性婚姻的效力。
三、同性婚姻的域外效力問題
對同性婚姻效力的承認包含兩個方面，一是承認同根據國內法具有某種法律身份并享有合法的權利和義務，二是承認根據外國法有效取得的某種法律身份及權利義務在內國同樣具有法律效力。前者屬于國內立法范疇，由各國根據國內民眾對同性戀婚姻的接受情況等條件決定是否承認，何時承認以及以何種方
式承認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地位，在不違反世界人權基本原則的情況下他國不得干涉。后者即是同性婚姻域外效力的問題，屬于國際法的范疇。一國可以長時間甚至永遠回避同性婚姻在其國內的合法化問題，但是由于其他國家就這一方面立法的進行，其不可能回避域外同性婚姻在其國內的效力問題。就現實而言，絕大多數國家都以一男一女的異性結合作為婚姻法的基石，因而同性婚姻的域外效力問題對于國際社會，尤其是尚未承認同性婚姻合法地位的國家更加嚴峻。
實踐顯示，完全否認同性婚姻的效力會導致嚴重后果。國內的同性戀者出于法律規避的目的紛紛前往國外結婚，造成國內公共秩序的不穩定；外國合法的同性婚姻在同性戀伴侶依該外國婚姻法所產生的各種權利義務成為一紙空文，更為荒謬的是，同性婚姻既然無效，當事人在該國就可以再次結婚，由此產生的事實上的“重婚”問題對保護本國的公共秩序似乎毫無裨益。因而對于同性婚姻的域外效力不能一概而論，而應該根據不同的情況區別對待。
四、中國的實踐與建議
我國目前尚未承認同性婚姻的合法地位。私以為，對于同性婚姻問題的正視是時間的問題，考慮到立法環境的不成熟是必要的。隨著世界同性婚姻立法的發展，擺在我國面前的是一個需要盡快解決但是又容易忽視的問題，即外國同性婚姻在我國的效力問題。作者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處理：
1. 原則上否認外國同性婚姻在我國的效力
鑒于我國目前并未承認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全盤承認外國同性婚姻的效力將會導致我國同性戀者出于規避法律的目的前往國外登記結婚，不利于我國社會穩定，也會造成貧富同性戀者之間的不公平，因而現階段對以外國同性婚姻原則上允以否認。對于我國公民在國外締結的同性婚姻，查明主觀上是出于規避我國法律的，應完全否認。
2. 慎重使用公共秩序保留
公共秩序保留，一國法院依其所屬國的沖突規范本應適用外國法律，因外國法律的適用會對法院地國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道德的基本觀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而排除適用。[5]因而公共秩序保留并不針對一切違反本國或本法域的婚姻形式,只有在承認這種婚姻形式的后果嚴重影響到法院地有關婚姻的基本制度的貫徹時,法院才能通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予以排除。隨意使用公共秩序保留否認外國同性婚姻的效力也會傷害國家之間的相互關系，不利于國際關系的發展。
3. 區別對待同性婚姻的身份關系和依附于同性婚姻的其他民事關系
在司法實踐中要區分同性婚姻的身份關系和依附于同性婚姻的其它民事關系，如繼承，扶養，收養關系，分別處理，不能一概而論。如果爭議內容是關于分身份關系的其它民事關系，同性婚姻僅僅作為先決問題出現，則可以依婚姻締結地法承認同性婚姻的效力，進而處理糾紛，以避免同性婚者的其它權利得不到保護的情況出現。
4. 加快同性婚姻的國際私法立法
世界上同性婚姻立法迅速發展與國際人員頻繁流動客觀上已經將同性婚姻的域外效力問題擺在了我國面前，我國必須加快同性婚姻的國際私法立法，用于應對世界形勢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孫振棟. 《同性戀者人權保護問題研究》 載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24卷)，金橋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614一615頁.
[2] 王菁. 《同性婚姻立法比較研究》, 武漢大學法學院, 2005年碩士論文.
[3] the dansih regsieterd partnesrh piacr. nr360 of junez，1999.
[4] [德]m·克斯特爾, 著. 鄧建中, 譯. 《歐洲同性戀立法動態的比較考察》，載《比較法研究》, 2004年第2期，第154頁.
[關鍵詞]中職 數學課堂 突發事件
眾所周知,中等職業學校學生素質普遍低下是個不爭的事實。生源的多樣化,尤其是來自特殊環境下長大的特殊學生,在學習、心理等方面表現的問題更加突出,因而在課堂上引發的突發狀況層出不窮。這些課堂突發事件,會打斷教師的思路,擾亂正常教學秩序,引發課堂混亂。如果教師不能迅速控制局面并加以妥善處理,勢必給師生情緒帶來負面影響。如果再因教師方法的簡單粗暴,強制強壓給學生帶來了心理傷害,其嚴重后果更是無法估量。但如果能處理得當,它又能成為加深師生相互了解,增強師生感情交流,激發學生興趣,導致差生轉化的關鍵契機。可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能否善于處理課堂突發事件,不僅是考驗教師教學能力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我們每一個教育工作者應該研究的一個課題。下面筆者從自己親身經歷的幾個案例出發,談談本人在這方面的一些看法。
一、數學課堂中的幾個意外“出軌”
案例1:剛走上工作崗位的第一年,我運氣很差擔任了全校公認的最差班級的任課老師。開學第二周的一節數學課上,當我剛要開始上課時,教室里響起了非常突兀的叫罵聲,兩個同桌的同學爭吵了起來。我走過去輕聲地問那兩名學生怎么回事,誰知其中一個學生居然怒氣騰騰地沖我吼了一句:“不關你的事吶!”當著全班同學的面,被學生這么無理地對待,當時我覺得自己作為師者的尊嚴蕩然無存,不禁怒火中燒,于是氣急敗壞地罵了過去:“你怎么說話的,有你這么跟老師說話的嗎?你這種人還來學校讀什么書,你給我出去!”結果這學生還不樂意了,也不跟同桌吵了,直接和我杠上:“我不出去,我為什么要出去,我付了學費的,你憑什么叫我出去。”于是師生雙方陷入尷尬的僵局,最后還把政教處的老師叫了來。雖然該生當時受到了政教處的紀律處分,但這并沒有起到我預期的震懾效果,反而使那個學生在那以后上數學課都不聽了,而且還經常故意搗蛋。
案例2:07年我校實行“德育千分制”,電子班的作業上交情況與學校的“德育千分制”相掛鉤,規定若作業中出現五個A+,則德育分加10分,并且從班主任頒布此項規定后開始執行,我在之后的第一節數學課上再次做了強調。結果該班一個平時非常“活躍”的學生黃勝勇當即在課堂上嚷嚷,說自己前面已有三個,要給他算上。我微笑著又給他解釋了一遍,他卻面露兇色,揮著拳頭滿臉挑釁地威脅我:“你給不給加,小心我揍你”。班里頓時炸開了鍋,全班同學全都抬頭看著我,猜測著我的反應,似乎已經可以預見一場暴風雨的來臨,有幾個學生甚至是一副看好戲的樣子在起哄。然而,我只是冷靜地迎向他挑釁的目光,一仰頭、淡然而有力地說了句“威武不能屈!”,繼而淡淡一笑,將學生以為會出現的一場“師生沖突”的“好戲”湮滅當場。結果全班同學忍俊不禁,該生的“兇象”也就此破功,撓撓頭一臉意外地坐到了座位上。這招“四兩撥千斤”,使得這個課前小插曲不僅沒有影響當堂課的教學秩序,反而讓黃某某史無前例地整整“安分”了一節課。
二、由數學課堂中的意外“出軌”引發的思考
受傳統教育的影響,我們上課時,往往希望所有的學生都能按自己預先設計的軌道走,但在課堂上卻常常發生教師預設之外的“出軌”現象。上述案例中出現的突發狀況就是職業學校課堂上常見的意外。面對學生在課堂上這種不合宜的情緒宣泄,很多老師可能會大發雷霆,從而使課堂變得“硝煙彌漫”,或者是當沒聽見就這么讓它過去。其實,在學生中不合宜的挑釁舉動背后一定有它的原因,在不了解的情況下,如果因為教師自己一時無法控制情緒而導致師生沖突加劇的話,不僅會影響教師教學計劃的繼續實施,也容易造成師生情感上的裂痕。而簡單的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則容易讓學生產生被忽視、被排斥的感覺,從而加劇學生的厭學情緒。此外,還可能引起其他同學的“跟風”,有樣學樣。因而中職教師有必要去思索:怎樣更好地處理課堂中的突發狀況。
三、中職教師應如何對待課堂中的“突發事件”
1.教師要學會調適情緒,寬容地看待學生的“出軌”
與普通中學的高中生相比,職業學校的學生在學習習慣上、在行為上更加缺乏自律。再者,職高生由于在學習上獲得持續性的挫敗感,因而對學習喪失信心、毫無興趣,許多學生會轉而以一些偏激的、奇怪的、甚至讓人意想不到的方式作為展示自尊的一種寄托,因而,職業學校里問題學生層出不窮。在這種現狀之下,教師應寬容地看待學生的“出軌”,不要總是氣急敗壞,加劇師生雙方的矛盾和沖突。案例1中學生課堂打架的突發事件就是一個例子。事后我進行了自我反思,我意識到,發生偶發事件后,學生多半頭腦發熱,情緒不穩,很難心平氣和地接受教育,甚至會產生更嚴重的逆反情緒,使局面難以收拾;而老師此時如果心理失衡,缺乏充分的心理準備和冷靜的分析,貿然進行“熱處理”的話,不但不能解決學生之間的糾紛,反而會把事情擴大化,引起師生雙方的正面沖突,從而導致了師生雙方的對立。在上述的突發事件中,如果當時我能采取”冷處理”,把這個事件暫時“擱置”起來,留待課后再從容處理的話,相信會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這樣,不僅能避免師生間不必要的沖突,使課堂教學能正常進行,也能暫時阻止學生之間的糾紛,給他們自我冷靜的時間,達到緩解學生之間矛盾的效果,從而為課后的思想教育作好鋪墊。
【論文摘要】：文章立足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際熱點，針對國際立法的態度，程度不一的現狀，結合中國實際，探討熱點之外容易被學者忽略但又十分重要的同性婚姻域外效力問題進行探討，并提出解決意見。
二次大戰后，同性戀權利運動以世界人權發展為背景迅速成長，同性戀者的呼聲由要求社會認可轉而要求法律的承認和保護。他們對婚姻權和配偶權的主張強烈地沖擊著以“兩性結合”為特征的傳統婚姻和家庭制度，并且也給世界各國的法律制度提出了一道前所未有的立法難題。[1]當下，許多國家的立法已經做出回應，出臺了關于同性婚姻的法律地位和同性婚者的權利義務的法律制度。但是，各國對于同性婚姻態度不一的立法狀況和國際人員的頻繁流動必然使得這一方面的國際私法問題凸顯，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同性婚姻的定義
同性婚姻，或稱“同性戀婚姻”或“同性別婚姻”是指兩個相同性別成員之間的結合。同性婚姻同樣也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同性婚姻是指由婚姻法所認可的，并可享有與異相同的、全部的配偶權益的同性結合。廣義的同性婚姻則指同關系受到某種程度上的法律承認，可以通過完成登記等程序要求從而可能享有部分或全部配偶權益的結合。需要指出的是同性婚姻中的婚姻與一般的理解有所不同，其概念的外延要廣于法定婚姻概念。[2]
二、各國的立法實踐
當今社會對于同性戀以及同性婚姻采取了寬容的態度，許多國家對于同性婚姻的法律地位做出了相應的規定，主要為以下幾種形式：
1.注冊伴侶關系（民事伴侶關系，團結契約等）
實質是一種“準婚姻關系”，注冊伴侶關系擁有類似于婚姻關系的法律地位，同性婚者被賦予了異性婚者擁有的大部分權利義務，這一模式為大部分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所采用。荷蘭作為同性戀立法的先驅，1998年也采用了《注冊伴侶法》，用以規范同性婚姻。而且這部《同法》不僅僅適用于同性戀者，也同樣適用于想要暫時成為伴侶，但是又不想馬上結婚的異性戀。[3]
需要明確指出的是，登記伴侶關系與婚姻關系之間并不是等同的，荷蘭的《注冊伴侶法》便是最好的例證。再完善的伴侶關系法也不能賦予同性婚姻以合法的婚姻地位。這也是為廣大同性戀婚者所不滿的一點，因為伴隨同性戀權利解放運動的發展，同性婚姻要求的不僅僅是法律保障的權利及義務，而是法律承認的與異性婚姻平等的法律地位。
2.同居者關系
瑞典、西班牙的自治區域如加泰羅尼亞、亞拉貢和那瓦拉過去就采取這種立法模式。立法機關出于對同居者制定一個內部和諧一致的法律制度體系的目的，用同居關系定義并規范同性婚姻關系。這類法律的關注點并不在于性關系或者他們之間的終身結合在一起的承諾，而是在于他們形成或己經形成了一種生活上穩定結合在一起的事實。相比以上兩種立法實踐而言，這種方式距離同性婚姻的本質更加遙遠，在實踐中也難以定性“同居者”這一概念，因而被成為同性婚姻立法中的倒退。[4]
3.同性婚姻制度
婚姻是人類社會性最本質的體現，婚姻制度是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通過婚姻將雙方之間以及和其他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得到確立。從法律上而言，婚姻關系的確立意味著當事人雙方之間的一些特殊的民事權利得以產生，例如扶養，家事權，配偶之間的繼承權等。正是因為婚姻關系特殊的社會地位和法律地位，20世紀后期以后的同性戀權利運動便不僅在形式上要求以婚姻形式締結兩性關系，更要求獲得異性婚姻中的配偶間相互享有的權利。
正是因為婚姻制度對于社會穩定的重要意義，許多國家以不同的法律形式承認同關系的合法地位，但是只有少部分國家以同于異性婚姻的婚姻形式承認同關系。目前，荷蘭、比利時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和英屬哥倫比亞省均在法律上承認同性婚姻的效力。
三、同性婚姻的域外效力問題
對同性婚姻效力的承認包含兩個方面，一是承認同根據國內法具有某種法律身份并享有合法的權利和義務，二是承認根據外國法有效取得的某種法律身份及權利義務在內國同樣具有法律效力。前者屬于國內立法范疇，由各國根據國內民眾對同性戀婚姻的接受情況等條件決定是否承認，何時承認以及以何種方式承認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地位，在不違反世界人權基本原則的情況下他國不得干涉。后者即是同性婚姻域外效力的問題，屬于國際法的范疇。一國可以長時間甚至永遠回避同性婚姻在其國內的合法化問題，但是由于其他國家就這一方面立法的進行，其不可能回避域外同性婚姻在其國內的效力問題。就現實而言，絕大多數國家都以一男一女的異性結合作為婚姻法的基石，因而同性婚姻的域外效力問題對于國際社會，尤其是尚未承認同性婚姻合法地位的國家更加嚴峻。實踐顯示，完全否認同性婚姻的效力會導致嚴重后果。國內的同性戀者出于法律規避的目的紛紛前往國外結婚，造成國內公共秩序的不穩定；外國合法的同性婚姻在同性戀伴侶依該外國婚姻法所產生的各種權利義務成為一紙空文，更為荒謬的是，同性婚姻既然無效，當事人在該國就可以再次結婚，由此產生的事實上的“重婚”問題對保護本國的公共秩序似乎毫無裨益。因而對于同性婚姻的域外效力不能一概而論，而應該根據不同的情況區別對待。
四、中國的實踐與建議
我國目前尚未承認同性婚姻的合法地位。私以為，對于同性婚姻問題的正視是時間的問題，考慮到立法環境的不成熟是必要的。隨著世界同性婚姻立法的發展，擺在我國面前的是一個需要盡快解決但是又容易忽視的問題，即外國同性婚姻在我國的效力問題。作者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處理：
1.原則上否認外國同性婚姻在我國的效力
鑒于我國目前并未承認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全盤承認外國同性婚姻的效力將會導致我國同性戀者出于規避法律的目的前往國外登記結婚，不利于我國社會穩定，也會造成貧富同性戀者之間的不公平，因而現階段對以外國同性婚姻原則上允以否認。對于我國公民在國外締結的同性婚姻，查明主觀上是出于規避我國法律的，應完全否認。
2.慎重使用公共秩序保留
公共秩序保留，一國法院依其所屬國的沖突規范本應適用外國法律，因外國法律的適用會對法院地國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道德的基本觀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而排除適用。[5]因而公共秩序保留并不針對一切違反本國或本法域的婚姻形式,只有在承認這種婚姻形式的后果嚴重影響到法院地有關婚姻的基本制度的貫徹時,法院才能通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予以排除。隨意使用公共秩序保留否認外國同性婚姻的效力也會傷害國家之間的相互關系，不利于國際關系的發展。
3.區別對待同性婚姻的身份關系和依附于同性婚姻的其他民事關系
在司法實踐中要區分同性婚姻的身份關系和依附于同性婚姻的其它民事關系，如繼承，扶養，收養關系，分別處理，不能一概而論。如果爭議內容是關于分身份關系的其它民事關系，同性婚姻僅僅作為先決問題出現，則可以依婚姻締結地法承認同性婚姻的效力，進而處理糾紛，以避免同性婚者的其它權利得不到保護的情況出現。
4.加快同性婚姻的國際私法立法
世界上同性婚姻立法迅速發展與國際人員頻繁流動客觀上已經將同性婚姻的域外效力問題擺在了我國面前，我國必須加快同性婚姻的國際私法立法，用于應對世界形勢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孫振棟.《同性戀者人權保護問題研究》載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24卷)，金橋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614一615頁.
[2]王菁.《同性婚姻立法比較研究》,武漢大學法學院,2005年碩士論文.
[3]TheDansihRegsieterdPartnesrhPiAcr.nr360ofjuneZ，1999.
【論文摘要】： 文章立足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際熱點，針對國際立法的態度，程度不一的現狀，結合中國實際，探討熱點之外容易被學者忽略但又十分重要的同性婚姻域外效力問題進行探討，并提出解決意見。
二次大戰后，同性戀權利運動以世界人權發展為背景迅速成長，同性戀者的呼聲由要求社會認可轉而要求法律的承認和保護。他們對婚姻權和配偶權的主張強烈地沖擊著以“兩性結合”為特征的傳統婚姻和家庭制度，并且也給世界各國的法律制度提出了一道前所未有的立法難題。[1]當下，許多國家的立法已經做出回應，出臺了關于同性婚姻的法律地位和同性婚者的權利義務的法律制度。但是，各國對于同性婚姻態度不一的立法狀況和國際人員的頻繁流動必然使得這一方面的國際私法問題凸顯，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 同性婚姻的定義
同性婚姻，或稱“同性戀婚姻”或“同性別婚姻”是指兩個相同性別成員之間的結合。同性婚姻同樣也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同性婚姻是指由婚姻法所認可的，并可享有與異相同的、全部的配偶權益的同性結合。廣義的同性婚姻則指同關系受到某種程度上的法律承認，可以通過完成登記等程序要求從而可能享有部分或全部配偶權益的結合。需要指出的是同性婚姻中的婚姻與一般的理解有所不同，其概念的外延要廣于法定婚姻概念。[2]
二、各國的立法實踐
當今社會對于同性戀以及同性婚姻采取了寬容的態度，許多國家對于同性婚姻的法律地位做出了相應的規定，主要為以下幾種形式：
1. 注冊伴侶關系（民事伴侶關系，團結契約等）
實質是一種“準婚姻關系”，注冊伴侶關系擁有類似于婚姻關系的法律地位，同性婚者被賦予了異性婚者擁有的大部分權利義務，這一模式為大部分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所采用。荷蘭作為同性戀立法的先驅，1998年也采用了《注冊伴侶法》，用以規范同性婚姻。而且這部《同法》不僅僅適用于同性戀者，也同樣適用于想要暫時成為伴侶，但是又不想馬上結婚的異性戀。[3]
需要明確指出的是，登記伴侶關系與婚姻關系之間并不是等同的，荷蘭的《注冊伴侶法》便是最好的例證。再完善的伴侶關系法也不能賦予同性婚姻以合法的婚姻地位。這也是為廣大同性戀婚者所不滿的一點，因為伴隨同性戀權利解放運動的發展，同性婚姻要求的不僅僅是法律保障的權利及義務，而是法律承認的與異性婚姻平等的法律地位。
2. 同居者關系
瑞典、西班牙的自治區域如加泰羅尼亞、亞拉貢和那瓦拉過去就采取這種立法模式。立法機關出于對同居者制定一個內部和諧一致的法律制度體系的目的，用同居關系定義并規范同性婚姻關系。這類法律的關注點并不在于性關系或者他們之間的終身結合在一起的承諾，而是在于他們形成或己經形成了一種生活上穩定結合在一起的事實。相比以上兩種立法實踐而言，這種方式距離同性婚姻的本質更加遙遠，在實踐中也難以定性“同居者”這一概念，因而被成為同性婚姻立法中的倒退。[4]
3. 同性婚姻制度
婚姻是人類社會性最本質的體現，婚姻制度是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通過婚姻將雙方之間以及和其他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得到確立。從法律上而言，婚姻關系的確立意味著當事人雙方之間的一些特殊的民事權利得以產生，例如扶養，家事權，配偶之間的繼承權等。正是因為婚姻關系特殊的社會地位和法律地位，20世紀后期以后的同性戀權利運動便不僅在形式上要求以婚姻形式締結兩性關系，更要求獲得異性婚姻中的配偶間相互享有的權利。
正是因為婚姻制度對于社會穩定的重要意義，許多國家以不同的法律形式承認同關系的合法地位，但是只有少部分國家以同于異性婚姻的婚姻形式承認同關系。目前，荷蘭、比利時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和英屬哥倫比亞省均在法律上承認同性婚姻的效力。
三、同性婚姻的域外效力問題
對同性婚姻效力的承認包含兩個方面，一是承認同根據國內法具有某種法律身份并享有合法的權利和義務，二是承認根據外國法有效取得的某種法律身份及權利義務在內國同樣具有法律效力。前者屬于國內立法范疇，由各國根據國內民眾對同性戀婚姻的接受情況等條件決定是否承認，何時承認以及以何種方式承認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地位，在不違反世界人權基本原則的情況下他國不得干涉。后者即是同性婚姻域外效力的問題，屬于國際法的范疇。一國可以長時間甚至永遠回避同性婚姻在其國內的合法化問題，但是由于其他國家就這一方面立法的進行，其不可能回避域外同性婚姻在其國內的效力問題。就現實而言，絕大多數國家都以一男一女的異性結合作為婚姻法的基石，因而同性婚姻的域外效力問題對于國際社會，尤其是尚未承認同性婚姻合法地位的國家更加嚴峻。
實踐顯示，完全否認同性婚姻的效力會導致嚴重后果。國內的同性戀者出于法律規避的目的紛紛前往國外結婚，造成國內公共秩序的不穩定；外國合法的同性婚姻在同性戀伴侶依該外國婚姻法所產生的各種權利義務成為一紙空文，更為荒謬的是，同性婚姻既然無效，當事人在該國就可以再次結婚，由此產生的事實上的“重婚”問題對保護本國的公共秩序似乎毫無裨益。因而對于同性婚姻的域外效力不能一概而論，而應該根據不同的情況區別對待。
四、中國的實踐與建議
我國目前尚未承認同性婚姻的合法地位。私以為，對于同性婚姻問題的正視是時間的問題，考慮到立法環境的不成熟是必要的。隨著世界同性婚姻立法的發展，擺在我國面前的是一個需要盡快解決但是又容易忽視的問題，即外國同性婚姻在我國的效力問題。作者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處理：
1. 原則上否認外國同性婚姻在我國的效力
鑒于我國目前并未承認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全盤承認外國同性婚姻的效力將會導致我國同性戀者出于規避法律的目的前往國外登記結婚，不利于我國社會穩定，也會造成貧富同性戀者之間的不公平，因而現階段對以外國同性婚姻原則上允以否認。對于我國公民在國外締結的同性婚姻，查明主觀上是出于規避我國法律的，應完全否認。
2. 慎重使用公共秩序保留
公共秩序保留，一國法院依其所屬國的沖突規范本應適用外國法律，因外國法律的適用會對法院地國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道德的基本觀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而排除適用。[5]因而公共秩序保留并不針對一切違反本國或本法域的婚姻形式,只有在承認這種婚姻形式的后果嚴重影響到法院地有關婚姻的基本制度的貫徹時,法院才能通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予以排除。隨意使用公共秩序保留否認外國同性婚姻的效力也會傷害國家之間的相互關系，不利于國際關系的發展。
3. 區別對待同性婚姻的身份關系和依附于同性婚姻的其他民事關系
在司法實踐中要區分同性婚姻的身份關系和依附于同性婚姻的其它民事關系，如繼承，扶養，收養關系，分別處理，不能一概而論。如果爭議內容是關于分身份關系的其它民事關系，同性婚姻僅僅作為先決問題出現，則可以依婚姻締結地法承認同性婚姻的效力，進而處理糾紛，以避免同性婚者的其它權利得不到保護的情況出現。
4. 加快同性婚姻的國際私法立法
世界上同性婚姻立法迅速發展與國際人員頻繁流動客觀上已經將同性婚姻的域外效力問題擺在了我國面前，我國必須加快同性婚姻的國際私法立法，用于應對世界形勢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孫振棟. 《同性戀者人權保護問題研究》 載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24卷)，金橋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614一615頁.
[2] 王菁. 《同性婚姻立法比較研究》, 武漢大學法學院, 2005年碩士論文.
[3] The Dansih Regsieterd Partnesrh PiAcr. nr360 of juneZ，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