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6-06 1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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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思維”就是將法治原則運用于認識、分析、處理問題的思維方式。法治思維可分為四個層次：一是認知判斷層次，即運用法治的概念原理對社會生活中的種種行為或現象，做出是否合法的初步判斷；二是邏輯推理層次，即運用法治原則和法律規范對問題做出分析判斷、綜合推理，并得出結論乃至找到既合法又合理的解決辦法；三是綜合決策層次，即在前述認知判斷、分析推理的基礎上，結合其他因素進行綜合衡量，做出符合法治要求的決策；四是建構制度層次，即在前面三個層次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抽象，以立法或法律變革的方式就各類普遍性的問題提出長遠、系統、普適性的解決方案。“法治方式”則是指，運用法治思維處理和解決問題的行為方式。法治方式與法治思維是內在和外在的關系，換言之，法治方式是法治思維的外化或對象化。
二、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在社會管理工作中的缺位：基于兩個案例的分析
當前，社會管理工作缺乏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問題普遍存在，透過下述兩個近年來廣受關注的典型案例可見一斑。
（一）案例1：“小區業主維權”
2014年7月以來，我市部分小區的業主以拉橫幅、堵門、堵路、驅車游行等形式組織了維權活動，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所牽涉的矛盾糾紛包括：房產開發商延期交房；因供水供電、小區車位等問題引發的物業糾紛；因房屋漏水、破損、施工工藝不到位等引發的矛盾；因小區修建變電站、周邊污水排放、垃圾焚燒廠、環境噪音等問題引發的糾紛。究其原因，一是開發商、物業公司有法不依。無論是物業問題、房屋質量問題，還是環境問題，原本都有相應的法律法規、部門規章或管理辦法。之所以會出現糾紛，根源在于開發商和物業公司或擅自更改已獲批準的規劃，或不兌現售房合同已約定的承諾，違法違約在先；二是相關政府職能部門執法不嚴。小區業主發現問題后一般都會先與開發商、物業公司協商，協商無果后才會向有關政府主管部門申訴，尋求救濟。如果這些部門嚴格執法、履責到位，絕大多數業主都不會“無事生非”地采取極端方式來維權。
（二）案例2：“銀行卡和手機卡實名制”
近年來，全國網絡電信詐騙案件持續高發，武漢市也不例外，僅2014年就發此類警情萬余起。對犯罪手法深入剖析發現，犯罪分子用于作案的手機和用于轉移贓款的銀行卡均不是用其本人身份證辦理，這給公安機關偵查辦案帶來了極大障礙，也是導致此類案件持續高發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說，銀行卡和手機卡“實名不實”。為尋求防范、打擊這類犯罪的有效之策，公安機關與各大銀行和電信運營商多次會商。后者普遍認為，辦理銀行卡和手機卡的身份證是真實的就是落實了“實名制”，但同時也承認，為爭取經濟效益最大化和應對行業競爭，在辦卡時沒有嚴格審驗辦卡人是否“人證相符”，甚至存在“批量辦卡”的問題。在2015年全國“兩會”上，就有人大代表提議，在處理網絡電信詐騙問題方面，要追究銀行和電信運營商的責任。由此可以看出，政府部門和壟斷經營行業之間對法律法規的理解不統一、執行不同步，以致留下了很大的管理漏洞和社會治安隱患。
三、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優化社會管理應堅持的基本原則
堅持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社會管理，必須遵循六大原則。第一，法律至上原則，即堅持憲法和法律至高無上性。國家行為和公民行為都在法治框架下進行，法不阿貴，法不阿權。無論國家機關、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還是社團組織、中介機構和公民個人，在做決策和解決問題時，都必須遵從法律、依法辦事，違反法律必須受到制裁。第二，科學立法原則，即立法應當從實際出發，科學合理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與義務，以及國家機關的權力與責任。必須通過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構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的社會格局。第三，嚴格執法原則，即：權由法定，權責對應；用權受監督，違法受追究。執法必須公平、公正、公開，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不憑好惡、關系、人情執法。第四，保障人權原則，即：堅持以人為本，保障公民個人人權；規范公權，有效防止濫用公權。第五，全民守法原則。守法是全民的責任，也是全民的福祉。全民守法是對人民主體地位的尊重，也是實現公民權利的保障。守法是應盡的義務，是維權的有力保證。維權必須依法進行，非法維權不受法律保護。第六，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則。任何違法行為都必須受到追究，任何人都不得凌駕于法律之上。
四、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優化社會管理必須重點解決的問題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和優化社會管理，最重要的是政府部門自身要帶頭遵守法律，嚴格依法辦事；其次是企業等社會組織要守法經營；最后在于公民自覺守法。具體而言，應做到以下四點：
（一）完善法律體系，做到有法可依。
要盡快對我國現行法律法規進行全面清理和修訂。一是查漏補缺，進一步完善法律體系，不留“空白”，“織密”網絡，形成體系。二是明晰執法主體，解決“多頭執法”問題，防止“都管都不管”和“模糊處理”，做到權責統一。三是增強法律的“剛性”，減少自主裁量的空間，防止“隨意執法”。
（二）理清權力清單，做到依法行政。
要進一步簡政放權，將必須由政府管的事管好。一是明確劃分國中央、省、市等各級政府的事權，不越權、不干預。二是明確劃分同級政府部門之間的權力界限，不“打架”、不“空檔”。三是明確每一個政府部門的權力清單，向社會公開，接受社會監督，防止“暗箱操作”。
（三）嚴格落實獎懲制度，做到違法必究。
一是要抓緊建立企業誠信體系，將企業的守法經營行為記錄在案、公之于眾，并從金融、稅收等方面給予優惠待遇，同時，對其違法行為依法嚴懲，予以公示、以儆效尤，真正讓守法經營者得實惠，讓守法企業不斷發展壯大。二是抓緊建立公民個人誠信體系，對其違法行為依法查處，同時記錄在案，從升學、求職、創業、置產等方面進行獎懲，真正讓守法的公民得實惠，彰顯社會的公平和正義。
（四）要加強法制宣傳，引導全民守法。
一是法治化是社會保障實施的法律保證，沒有法律手段就不能從根本上保證公民的社保權利，離開了法律手段，遇到問題就沒有地方討公道；
二是法治化是社會保障實施的前提條件，因為只有具備了這個條件和環境，那些有關社會保障的各種法規條文才能活起來，才可以發揮“良法”的效能；
三是法治化是社會保障實施的實踐檢驗標準，有了它便可以有效地監督和調適社會上的各種違反《社會保障法》的行為，從而有利于保障全體公民、特別是社會弱勢群體的社保利益不受他者（來自個體或組織）的侵害。
目前我國社會保障的法治建設和行動中還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即不同程度上法治的失信、失衡和失調情形。比如，老百姓在遇到諸如生病、工傷和養老等生活難題時得不到應有的法律援助，甚至走上艱難的上訪之路，顯然存在著對社保法的不信任感。又比如，我國由于退休待遇在行業和區域差異上過大，這種不公平社會狀態形成的原因也非常復雜，難以在短期內合理解決。
法治化中國社會保障建設的實施策略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需要各級社保組織領導干部進一步提高社保工作的法律意識，并且應適度地放棄一些行政權利，以便還利于民；
二是應大力提倡學習《社會保險法》等法規，并在公民中樹立起對法律的信仰和遵從態度；
三是盡力縮小和解決社保法實踐中的諸多失衡和失調問題，將社會保障的法律行動和民生建設實踐緊密地結合起來。
首先，社會管理是政府的基本職能之一，社會管理創新實際上就是政府職能創新，而政府職能的履行必須置于法律的規制之下，政府權力的運用必須由法律進行約束。因此，社會管理離不開法治的“土壤”，社會管理創新必須堅持法治原則。其次，社會管理創新的實現，必須以轉變政府職能為前提，變原來單一的政府管理為多元化的政府-公民-社會組織協同治理。而要實現這三者的共管格局，關鍵是要處理好政府、公民、社會組織三者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這就需要發揮法制的作用。通過規范性的法律法規、規章制度對政府、公民、社會組織三者的權利義務進行合理合法的設定，明確三者在社會管理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從根本上理順社會管理當中的各類關系，為社會管理創新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提升社會管理效果。再次，社會管理創新的核心價值是“以人為本”，任何管理創新活動的實施都是為了更好地實現為人民服務的目的。社會管理的對象是廣大的社會公眾，政府只有秉承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努力建設服務型政府，才能不斷地提高政府的公信力，為社會管理創新奠定堅實的組織基礎。
二、社會管理創新必須置于民主法治的框架之下
依據建設法治國家的基本國策，社會管理創新應當納入法治國家建設這一更大的系統工程當中，最大程度地實現社會管理創新的法治化水平。
（一）社會管理創新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具體化
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根本目的是維護社會大局和諧穩定，增進人民群眾的利益福祉，為黨和國家的可持續科學發展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社會管理的基本任務則是“協調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正、應對社會風險、保持社會穩定等方面”。有學者認為，社會管理創新可看做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在社會管理領域的具體體現。這是因為，法治的本質就是保障人民的權利，實現人民的利益，追求人民的福祉。創新社會管理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就是希冀通過改變傳統的管理方式模式以便更好地為社會和公眾提供更為優質的服務，從而在根本上解決不利于人民利益的管理弊病，暢通實現人民利益的通道，這在本質上與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目標是一致的。
（二）社會管理創新以社會主義法律為準繩
古希臘思想家亞里士多德認為人民普遍遵從的良法之治才是法治，這個判斷其實內涵了“有法必依、遵守法律”的意思。法律是實現法治的前提條件，而守法是實現法治的基本條件。依法治國的實現既離不開每一個公民自覺地遵守法律，也離不開運用法律開展管理的政府自身也守法，政府要想創新社會管理也同樣要符合法律的規定和要求，無條件地接受法律的規制。法律作為一種正確的價值準則，既是政府行為的價值指引，也是社會管理創新內含的基本價值方向。社會管理創新并不是說政府可以拋開法律而無規則地創新，而是應當在遵守法律或者說是遵循法律精神的前提下變革那些不合時宜、違背群眾利益的體制機制、方式方法。只有符合法律的創新，才符合法律承載的國家意志和人民利益，才不會背離創新社會管理的初衷。創新意味著要改變事物現時狀態，這難免會與現行的一些法律、法規、做法等不相符合，必須正確對待。不能為了創新而觸犯法律，急功近利；可行的方法是，根據實際情況盡快修改或者廢止法律，打通管理創新的法律通道，讓具有正確價值取向的創新行為在合法的軌道上運行。
（三）社會管理創新能推進社會主義法治進程
社會管理創新的法治化將在社會管理和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兩個方面產生積極的意義。社會主義法治制度保障的形式為創新社會管理的成果提供了規范化、強制力的支持。這有助于社會管理“協調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正、應對社會風險、保持社會穩定”的基本任務的完成。社會管理創新意味著對社會管理主體、社會管理理念與社會管理方式的改變和調整；意味著對社會管理格局、維護群眾權益機制、流動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務、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公共安全體系、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社會組織管理、信息網絡管理等方面的加強和完善。這些都會推動相關領域法律、法規的制定、修改與廢除。所以，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的大背景下，社會管理創新將會促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自我完善和更新。這對我國法治建設無疑會起到積極地推進作用。在社會轉型時期進行法治建設，必定會遇到很多困難。社會管理創新通過轉變社會管理理念、調整社會管理格局、創新社會管理模式帶來社會治理效應，將營造出更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進而為社會主義法治化進程的推進創造更好的條件。
三、民主法治視域下社會管理創新的具體展開
社會管理創新是一項系統工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高文明水平、推進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經濟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強化法治觀念是夯實服務社會管理的思想基礎；另一方面，利用法治手段是增強社會管理的有效途徑。只有依法治理念為指導，以法制體系、法治程序和規范為支撐，推進社會管理創新才能真正實現最佳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效益。
（一）創新社會管理理念保障公民權利
創新社會管理，理念先行。社會管理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對人民的管理和服務。因此，在當前形勢下，按照現代公共政府的理論，我國社會管理必須要創新與公民權利息息相關的管理理念：一是“維權即維穩”。不可否認，在社會轉型時期，各種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層出不窮，社會不穩定因素日益增多，民眾上訪事件持續增加，而政府也陷入了越維越不穩的困境。而要破解，必須從民眾的利益訴求出發，切實維護民眾合理、合法的權利，特別是對一些侵害民眾合法權利的不法行為，要給予嚴厲打擊，這樣民眾訴求得到伸張，權益得到維護，社會管理的良好效能自然就顯現出來；二是“政務即服務”，社會管理說到底就是通過良好的管理措施，最終更好地為民眾服務。因此，從現代服務型政府的理念出發，社會管理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要緊緊圍繞民眾的訴求和民眾的滿意來展開，全力解決好民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增強民眾的幸福指數，用民眾的認同度來提升政府社會管理理念的持續創新和發展。
（二）創新社會管理方式化解社會矛盾
基于當前我國社會矛盾呈急劇增大態勢，這從一個側面也要求社會管理的方式方法，必須隨之創新和跟進。具體來說，我國當務之急要從以下三個方面著力：一是提高協調利益關系的能力。社會管理從根本上講也是一個利益協調的過程，其中既涉及到公共利益，也涉及到個體的私人利益，這就需要政府在保障公共利益的基礎上，給予個體的私人利益以尊重，并通過政府的資源建設和能力提升，努力實現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統一；二是提高正確處理矛盾的能力。這涉及到哲學意義上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問題，對于政府來說，要正確對待矛盾，不要懼怕并且要直面矛盾，運用行政、法律、經濟、社會等手段，確保矛盾處理及時、有效；三是提高新形勢下做群眾工作的能力。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給我國政府社會管理工作指引了努力的方向，其中不僅要加強“”建設，保證與群眾骨肉相連，更重要的是通過政府的自身能力建設，來更好地解決群眾的實際問題，讓群眾從心底里認同并相信政府，促進政府決策的有效貫徹落實。
（三）創新社會管理機制構建誠信體系
誠信是立國的根本。對于社會管理創新機制來說，要以“誠信中國”為主導，從政府機關先行做起，將社會管理烙上誠信的標簽，提升政府的公信力：一是從中華儒家文化出發，在政府機關中倡導“善治”理念，進一步提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內涵；二是建立起政府社會管理的誠信評價體系，將行政公開、管理溝通等有機地溶入到誠信評價指標中，并且賦予與公眾密切相關的誠信指標以更大的權重，讓公眾更好地參與到政府誠信體系的構建中；三是建全政府社會管理誠信監督體系，在現有立法監督、司法監督、行政監督的基礎上，重點要加強社會監督，賦予社會媒體更多、更自由、更獨立的話語權的同時，探索建立起公眾直接投訴、網絡舉報等渠道，讓監督貫穿于政府社會管理的全過程、全環節，確保監督有位、有為、有力、有效；四是完善政府社會管理失信的處罰和賠償機制。對于政府內部來說，要對失信的公務人員給予必要的懲戒和組織處理，而對于社會公眾來說，除了讓公務人員直接承擔賠償責任外，還應啟動相應的行政賠償、國家賠償機制，用政府的公信力來切實保障公眾權利受到行政機關不法侵害時的行政救濟。
（四）創新社會管理模式推進誠信執法
對于社會管理模式創新來說，誠信執法作為其中一個重要維度，要以“公正執法、依法辦事，信守承諾、優質服務”為主要內容，以“切實加強政府誠信建設、積極推動行政執法單位誠信建設、大力實施行政執法人員誠信建設、積極探索行政管理相對人誠信建設”等為主要任務，從教育、宣傳、制度等方面探索誠信行政執法體系的建設：一是給政府社會管理公務人員建立誠信檔案，把失信的公務人員向社會曝光，主動接受社會監督，促進當事人自我改進和完善；二是實施誠信機關“紅名單”制度，對在誠信執行方面做得好的單位進行表彰，以形成對其它行政機關干部的模范帶頭和引領作用；三是推進行政執法的法制化建設，將誠信政府納入法律規制當中，用具體的、可操作性的、行之有效的法律和制度，來保障政府公信力建設向縱深發展。
（五）創新社會管理通道促進公民參與
關鍵詞：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和諧法治本位；社會控制
糾紛是社會中主體基于利益的沖突或別的原因而產生的雙邊或多邊的行為上的對抗。糾紛源于社會中人的利益沖突和行為碰撞，糾紛的出現往往伴隨著對秩序的破壞。人類對秩序的天然需求要求有良好的解紛機制以控制社會中的糾紛，糾紛解決便應運而生。
一、中國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建構總括
多元糾紛解決機制概念可歸納為：在一個社會中，多種多樣的糾紛解決方法以其特定的功能和運作方式相互協調而共同存在，結成一種互補并滿足社會主體多元需求的程序體系和動態的運作調整狀態。我國多元糾紛解決機制應包括：一是由公力救濟、社會救濟和私力救濟構成多元救濟體系；二是由協商、調解和仲裁及訴訟構成多元糾紛解決方式；三是由法律法規、行業規約、鄉規民約等構成多元糾紛解決依據；四是由司法、行政、民間機構等構成多元糾紛解決系統。
二、以和諧、法治為目標
和諧、法治是構建中國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出發點和目標。和諧與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關系為：和諧社會不斷化解矛盾發現矛盾的多元針對不同的矛盾選擇多元糾紛解決機制解決糾紛保障社會和諧。法治與多元解紛解決機制的內在關聯為：法治社會法律秩序的確立權利義務邊界明確社會主體享有并熟知權利義務社會主體以權利義務為指向，根據個人利益和偏好選擇糾紛解決機制解決糾紛保障法治。
和諧表明利益的平衡，要求糾紛能得到平衡的解決；和諧表明柔和，要求糾紛得到柔性解決；法治表明權利義務的明確，要求按照糾紛主體的權利義務化解糾紛；法治表明秩序的穩定，要求糾紛的解決必須考慮其社會影響。把握住和諧和法治的脈搏，中國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構建才會走向正軌。
三、中國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具體結構
（一）保障司法訴訟的核心地位
司法訴訟由于其強制力保障性決定了其在中國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核心地位，當糾紛主體的利益無法通過其他糾紛機制得到保護時，司法訴訟具有最終保障功能。并且司法訴訟制度也對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有良好的指導作用，能避免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濫用和錯誤，為糾紛主體提供必要的權利救濟，保證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沿著法治的軌道合理運行。
（二）司法和解、調解與司法訴訟的有效鏈接
將司法和解、調解與司法訴訟有效鏈接能充分體現糾紛主體的意思自治。在訴訟過程中，糾紛主體通過相互的交換主張、提供證據、展開辯論，將認識到雙方在本訴訟中的力量對比和可得收益大小以及敗訴可能，允許訴訟中選擇和解、調解能夠使糾紛主體有效的趨利避害，節約訴訟成本，實現雙贏。
（三）發揮行政性糾紛解決機制的解紛功能
行政性解紛機制是以國家行政機關和準行政機關為解紛機構，合法合理效率的解決糾紛的非訴訟解紛機制的一種表現形式。為應對社會發展的需要，國家在對弱勢群體的維護、環境的保護、市場秩序的保障以及公共秩序的穩定等方面必然加大投入，行政性解紛機制憑借其快速、專業等特征能禰補司法的被動性和滯后性等缺陷，必將在社會治理過程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四）構建法律引導下的多元民間性糾紛解決機制
第一，在法律的指導下，建立社區和鄉村民間糾紛解決組織，聘請了解本地生活習慣，知悉居民/村民的相互關系，有一定法律知識和調解經驗的人員擔任調解員，有效發揮社區和鄉村民間糾紛解決組織的解紛功能，可以增加糾紛解決在最基層的機率，且能更及時有效的保護糾紛主體的利益。
第二，發展非營利性糾紛解決組織，如行業協會能有效的進行行業自律和內部協調，更專業的化解成員之間的糾紛以及與消費者的糾紛，產生很高的糾紛解決效益。又如公益性解紛組織能夠更具有中立色彩，在解紛過程中不偏不倚，體現解紛的公正。
第三，建立非訴訟法律援助和律師調解，發揮律師的法律專業優勢，向糾紛主體提供法律對某個糾紛解決的規范和可能處理結果，促使糾紛主體在了解相應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做出合法合理的和解決定，并且也不失為法治宣傳的有效路徑。
糾紛作為社會的常態，要求一國動用可用的所有資源去化解糾紛，在此過程中，一國的相關制度、規則必將得到進一步的優化，法治的進程將隨著糾紛的不斷化解得到完善，和諧的社會必將在解決糾紛的過程中更加的成熟，而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無疑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加大我國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構建步伐，是穩定社會秩序，構建法治，實現和諧的必然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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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除影響和制約社會管理創新的各種障礙
部分政府工作人員的貪欲和對公共權力的濫用，在創新社會管理上不可避免地形成諸多不應有的人為阻力。檢察院可以采取以下三項措施來清除障礙:一是不斷加大查辦職務犯罪工作力度，將阻礙社會管理創新的腐敗分子繩之以法，以清除隱匿于社會管理機體中的毒瘤。2011年以來某縣檢察院共立查各類職務犯罪案件56案81人，有效地遏制了職務犯罪的發生，為該縣營造了一個清廉高效的發展環境。二是以執法辦案中發現的問題為切入點，積極發揮檢察建議在參與社會管理中的作用。2011年以來發出檢察建議48件，對在履職中發現的一些部門管理漏洞認真分析，形成針對性、操作性強的檢察建議，納入有關部門的管理。三是對政府重大工程、重點項目、政府采購招投標等活動進行現場監督及跟蹤巡訪，從機制、制度、管理和監督等方面及時提出意見建議，并督促其整改落實。
2．防范處置因司法不公引發的突出社會矛盾
公平正義的失衡和司法人員道德的失范極易引起公眾的不滿，特別是在通信、網絡技術發達的當今社會，因有關部門執法不公、不嚴而引起的事件更易受到人們關注和炒作，進而演變成。法律監督是憲法賦予檢察機關的神圣職責，是化解社會矛盾的重要手段，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期盼和需求。只有不斷加大工作力度，才能杜絕因司法不公而引發的新的社會矛盾，整個社會的發展環境才能得到凈化。
3．營造促進社會管理有序運行的良好治安環境
首先，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創造良好法治環境。2011年以來，某縣檢察院共批準和決定逮捕各類刑事犯罪案件177案252人，提起公訴354案470人，批捕、準確率均達100%;次之，認真落實檢察環節各項綜合治理措施，積極配合有關部門，重點抓好違法犯罪多發人群、網吧等重點人群、行業的管理，進一步健全社會治安防控網絡。第三，積極開展法律宣傳。通過贈送法制宣傳資料、舉辦法制講座、開展法律服務等多種形式進行普法宣傳，不斷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識，增強依法辦事的自覺性，從而達到預防和減少犯罪發生的目的。
4．加強幫教管理感化挽救工作凝聚社會正能量
一是積極協調法院、司法、公安等部門，加強對被依法判處管制、宣告緩刑、暫予監外執行、剝奪政治權利、裁定假釋等并在社會上服刑的罪犯的矯正，積極參加社區矯正工作，對監外執行罪犯進行考察，及時發現糾正存在的問題。2011年以來，某縣檢察院將監外執行罪犯全部納入微機管理，實現了對監外執行罪犯管理的系統化、規范化。二是積極參與青少年群體的教育保護工作，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辦理機制，成立未成年人犯罪專案組，強化案后回訪幫教，跟蹤未成年犯的改造情況及改造效果，以上法制課、成立幫教對子等形式，開展法制宣傳進校園等活動，預防和減少青少年違法犯罪。三是積極配合有關部門落實安置政策，幫助解決刑釋解教人員就業、生活、家庭等方面的困難。
5．開展工作創新為促進社會管理增添動力
一是積極探索“檢調對接”，對當事人有和解意愿、案件具備和解條件的，積極引導、促成當事人和解。同時，與人民調解、司法調解、執行和解、行政調解有效銜接，實現工作合力的最大集結。二是積極參與對網絡虛擬社會的建設管理。安排專人開展日常檢察動態與網絡輿情監測，及時收集涉檢輿情，快速發現網上有害信息，正確引導網上輿論，有效制止各種網上炒作等損害檢察機關形象的公共事件發生。三是完善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相銜接機制，加強信息交流，暢通發現渠道，促進相關部門認真履職。
6．推動社會管理制度機制建設不斷健全完善
結合檢察機關在執法辦案中發現的問題，特別是針對承擔社會事務公共管理職能的政府部門發生的失職瀆職犯罪案件，因社會事務公共管理部門管理問題引發的刑事犯罪案件等，定期提出關于完善社會管理制度的年度綜合報告，促進社會管理工作制度化、規范化。三年來，在縣檢察機關推動下，縣政府及各部門共制訂、完善有關社會管理制度23項、健全機制9項，增強了社會管理的針對性、實效性。
二、檢察機關促進社會管理法治化亟待解決的問題
1．兩法銜接缺乏有效支撐
實現刑事司法與行政執法的有效銜接仍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實踐中，部分行政執法部門中仍存在有案不立、以罰代刑等問題，直接影響社會管理法治化推進，必須從制度層面給予大力支撐，建立刑事司法與行政執法的無逢銜接，加快建設信息共享平臺，積極推進依法行政。
2．職能發揮缺乏統一整合
檢察機關推進社會管理創新，涉及反貪、反瀆、民行、預防、刑檢、宣傳等多項業務部門。但目前各業務部門在履行職責時缺乏有效溝通，難以形成整體合力，工作力度不強。如發送檢察建議，就存在各部門各行其是，缺乏整體性、統一性考慮的問題。機關內部缺乏一個有效整合各項業務，統籌開展社會管理創新的專業部門或機構。
3．辦案效能未能充分發揮
雖然檢察機關每年都要查處大批職務犯罪案件，但從近幾年案件統計數字可以發現案件數量是呈上升趨勢的。為什么案件會越查越多，排除黨和國家對查辦職務犯罪工作高度重視，不斷加大打擊力度等因素之外，查辦案件所應有的警示、教育、預防等辦案效果沒有得到有效發揮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4．源頭問題沒能及時得以梳理
要善于把握促進社會管理的源頭性、苗頭性問題。充分發揮檢察機關善于密切聯系群眾、與基層接觸廣泛的傳統優勢，對一些具有普遍性、區域性的社會管理問題深入研究、系統梳理，為黨委政府科學決策提供有益參考，從源頭上促進黨委政府重大公共政策不斷完善，努力消除不穩定因素，減少不穩定事件的發生。
三、檢察機關促進社會管理法治化的基本途徑
2013年1月，對做好新形勢下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提出全力推進平安中國、法治中國、過硬隊伍建設的要求。檢察機關作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學習貫徹黨的十精神和重要批示，必須更加注重法治在社會管理中的保障作用，更加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破解社會管理難題，提高社會管理創新水平。
1．提高認識，準確把握檢察機關在社會管理體系中的角色定位
檢察工作與推進社會管理相輔相成，從一定意義上來講，檢察工作也是社會管理工作。列寧曾經指出，如果沒有一個能夠迫使人們遵守法權規范的機構，法權也就等于零。社會管理本源于政府職能，檢察機關源于憲法的授權體現法律監督地位。檢察機關在社會管理中的角色，就是正確履行憲法賦予的法律監督職能，為社會管理提供充分司法保障。人民檢察院推進社會管理創新的立足點、切入點在于依法履行法律監督職責，既不能游離于社會管理工作之外，又不能越俎代庖于行政事務之中，主要是依據憲法賦予的法律監督定位充分發揮監督作用，以黨的十精神和重要批示為統領，圍繞法治中國建設這一嶄新目標，以卓有成效的法律監督促進依法行政，為促進社會管理法治化服務。
2．立足源頭，最大限度為黨委政府科學決策提供有價值參考
檢察機關要緊緊圍繞黨委政府關于加強社會管理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積極參與到重點工作中去。要善于運用法治思維指導實踐，以法治目光審視社會管理體系構建，通過法治方式促進管理創新。著眼服務社會建設大局，結合執法辦案和履行各項檢察職能，對普遍性、區域性的社會管理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向黨委政府提出對策性建議，對重大建設項目及重大公共政策的調整進行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促進重大公共政策完善，從源頭上減少不穩定因素的發生;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五進兩服務大走訪活動”等，廣泛收集社情民意，及時發現傾向性苗頭性的民生訴求，積極向黨委和政府建言獻策，協助黨委和政府把住政策源頭;在執法辦案過程中，對于發現的社會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積極向政府和有關部門提出檢察建議，完善內部制約監督，完善社會管理和服務。
3．嚴格履職，充分發揮執法辦案促進社會管理法治化的推動作用
檢察機關要有效履行批捕、、查辦和預防職務犯罪、訴訟監督等職責，切實擔負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者、捍衛者的重任。一是著力促進法治政府建設。健全完善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機制，加快建設信息共享平臺，及時監督糾正有案不立、以罰代刑等問題，積極推進依法行政;充分發揮查辦案件的懲戒作用，嚴肅查辦和積極預防國家工作人員在產業轉型升級、公共資源出讓、國有資產管理、城鎮化建設等過程中，失職瀆職等職務犯罪，促使公職人員依法履職、審慎用權;把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擺上更加突出位置，廣泛進行預防宣傳，營造廉政建設的良好氛圍，促進行政權力依法規范行使。二是努力促進執法辦案效果的最優化。以法律眼冷靜觀察社會事務，洞悉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深層次的社會關系、利益與矛盾，消除矛盾雙方的對立，尤其是要深查司法不公背后的腐敗問題，促進社會的和諧與安寧。正確把握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準確把握寬嚴適用的范圍和標準，積極推進量刑建議、刑事和解、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等工作，減少社會對抗，維護社會穩定。
4．積極參與，大力推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體系建設
一是充分發揮法律監督職能作用，對社會矛盾和影響穩定的因素及時進行排查，提出處置突發事件的預案;二是與有關部門密切配合，深入開展對重點地區的排查整治，對排查出來的黑惡勢力、兩搶一盜等犯罪案件，適時介入偵查，依法快捕快訴;三是突出治安防控體系建設，配合有關部門構建社區防控網、街面防控網、卡口防控網、內部單位防控網、農村防控網為主體的五大防控網絡，建立快速反應機制，提高社會管理控制能力;四是加強對三類重點人群的教育管理，解決影響社會穩定的潛在的突出問題，提高對流動人口的管理服務功能。
5．夯實基礎，提升基層社會管理法治化、科學化水平
我國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1990年10月1日施行的以來，隨著我國法制建設的發展、行政訴訟理論研究的深入以及司法實踐經驗的積累，特別是1999年憲法修正案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納入憲法，要求我國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不能囿于1989年頒布的、并不十分成熟的《行政訴訟法》的樊籬之中裹足不前。擴大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對于保障基本人權、促進依法行政、完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無疑起重要作用。
一、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現行法律規定
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又稱行政訴訟主管范圍或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圍，是指人民法院對行政機關的哪些行政行為擁有司法審查權，或者說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行政機關的哪些行政行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訟的界限。
（一）直接列舉的可訴行政行為的受案范圍
《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第一款規定了八類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即（1）不服拘留、罰款、吊銷許可證和執照、責令停產停業、沒收財產等行政處罰而提起的行政訴訟；（2）對限制人身自由或對財產查封、扣押、凍結等行政強制措施不服而提起的行政訴訟；（3）認為行政機關侵犯法律規定的經營自而提起的行政訴訟；（4）對申請領發許可證、執照要求予以拒絕或不予答復而提起的行政訴訟；（5）對不履行保護人身權、財產權的法定職責而提起的行政訴訟；（6）對不依法發給撫恤金而提起的行政訴訟；（7）對違法要求履行義務而提起的行政訴訟；（8）對其它侵犯人身權、財產權而提起的行政訴訟。
（二）直接列舉的不可訴行政行為的受案范圍
《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下列事項提起的訴訟：（1）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2）抽象行為。（3）內部行為。（4）終局裁決的具體行政行為。
二、我國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存在的問題
（一）采用列舉式立法體例使可訴行政行為的受案范圍不明確
我國《行政訴訟法》關于受案范圍的規定采用的是列舉式體例。《行政訴訟法》第11條采用肯定的方式列舉了可訴行政行為的范圍，第12條又采用了否定的方式列舉了不可訴行政行為的范圍。由此造成的問題是那些處于肯定和否定范圍之外的行為，如行政裁決行為，技術鑒定行為等能否進入行政訴訟就成了盲區。這是列舉式立法體例最為突出的弊端。
（二）可訴行政行為范圍過窄以致無法全面保護行政相對方的合法權益
1、抽象行政行為被排除在受案范圍之外
《行政訴訟法》在設定行政受案范圍時，首先考慮引起爭議的行政行為的性質，即該行為是具體行政行為還是抽象行政行為，進而將可訴行政行為從總體上限定為具體行政行為。其次，從實踐上來看，抽象行政行為侵犯相對人合法權益的情況客觀存在。在我國的現行體制下，對抽象行政行為的監督主要是通過非訴訟的方式進行：一是人大和上級的監督；二是備案審查、法規清理監督；三是行政復議中對抽象行政行為的審查。但是從實際情況上看，目前這些監督機制很難有效發揮作用，難以保障對其監督的質量和實際效果，其他監督機制又跟不上，致使抽象行政行為問題日趨嚴重。將抽象行政行為排除在受案范圍之外，必然導致大量的行政侵權行為處于司法審查的真空地帶，從而產生多方面的不良后果。
2、內部行為不可訴
根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可訴行政行為必須是外部行為。行政機關對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獎懲、任免等內部行為不可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進一步將可訴行政行為限定為行政法律行為和單方行為，認為行政事實行為和雙方行為不可訴。從理論上看，這些限定缺乏堅實的理論基礎，帶有一定的隨意性。從實踐中看，內部行為、事實行為或雙方行為都可能對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產生實際的損害。如將其排除在可訴范圍之外，顯然不利于保護相對人的正當權利，甚至侵犯了公民的憲法權利。
（三）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僅局限于人身權?財產權的行政行為
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規定，行政訴訟受案范圍限于行政主體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人身權、財產權的具體行政行為，除法律法規特別規定外，對涉及政治權利或其他權利的行政行為則排除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之外。按照我國法律規定，政治權利包括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并且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自由等。其他權利有勞動權、休息權、物質幫助權、受教育權等。上述這些權利都是公民享有的基本權利，它是由國家憲法賦予的，并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現的真正的權利。如果這些權利受到行政機關的侵犯，卻不能得到保護，不能得到救濟，那么不能不說是我國立法的失誤。因此，將涉及政治權利和其它權利的行政行為納入司法審查范圍不僅可行，而且十分必要。
（四）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審查僅局限于合法性審查而排除了合理性審查
《行政訴訟法》第五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對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對這一條規定，理論界和司法界均稱之為合法性審查原則。它的立法意圖是：“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是對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至于行政機關在法律法規規定范圍內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是否適當，原則上應由行政復議機關處理，人民法院不能代替行政機關作出決定。”?基于此，從目前看，合法性審查原則基本排除了合理性審查，人民法院只能根據合法性審查原則來確定具體的受案范圍。然而，由于行政行為的復雜性和立法的局限性，不可能把社會生活中可能發生的任何情況都毫無遺漏地詳盡地規定下來，由此行政自由裁量行為大量存在。但是，行政自由裁量行為并不是不受任何限制，由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任意作出，它仍應遵循一定的規則，主要是合理性原則。合理性原則要求行政自由裁量行為要公平、客觀、公正、適當、符合公理。如果將行政自由裁量行為排除在司法審查之外，就等于撤除了界于自由和隨意之間一道必要的防線，默許了主觀隨意產生的那些不公平、不公正、不適當的行政行為合法，其結果與我國行政司法審查制度的根本宗旨相悖。
三、完善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設想
（一）完善有關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立法體例
針對現行的列舉式立法體例所存在的弊端，我國有關行政受案范圍的規定宜采用下述立法體例：對可訴行政行為的范圍作出概括性規定，對不可訴行政行為作出列舉式規定。
1、對可訴行政行為的范圍作出概括性規定
某一特定的行政行為究竟是否可訴，往往只能求助于司法解釋。由于立法缺乏明確的可訴標準，司法解釋有時容易產生相互矛盾。如果沒有相應的司法解釋，司法機關習慣于“從嚴”掌握受案范圍，把一些本來應屬于受案范圍的行為拒之門外。如果對可訴行政行為的范圍采用概括性規定就能避免這些問題的出現。如：公民、法人、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訟。這樣可以避免因行政訴訟受案范圍過窄而使公民合法權益受損。
2、對不可訴行政行為作出列舉式規定
采用列舉方式規定不可訴行政行為的種類，自然也會有所遺漏。遇到這種情況，應作出有利于行政管理相對人的推定，按照“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則來判斷某一特定行為是否可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對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規定基本上采用了上述“立法體例”。它一方面從總體上擴大了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另一方面又明確增加了幾種不可訴行政行為。嚴格來說，《解釋》作為一種司法解釋，無權突破現行立法的規定。因此，在將來修訂《行政訴訟法》時，應該把《解釋》中的合法規定上升為立法。
（二）取消針對可訴行政行為所做的不適當的限定
我們認為：人民法院在監督和制約行政機關行使職權過程中明顯力度不夠，狹小的受案范圍把大量的行政行為排除在司法審查之外，嚴重影響了行政審判作用的發揮。因此，無論是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還是抽象行政行為，只要超越法定權限，法院都可行使審查權，行政機關的一切行為都在司法審查范圍內。我國《國家賠償法》、《行政復議法》在總結行政審判工作得失的基礎上，已經將抽象行政行為納入行政賠償訴訟和行政復議的范圍。根據后法優于前法的原則，《行政訴訟法》應盡快作出修改，把抽象行政行為納入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以實現前后法真正的統一和協調。
基于我國的基本國情，在進行環境友好型社會文化的法制建設時，往往會由于建設經驗較少而導致出現各種問題，這些問題都可能會導致環境友好型社會文化的法制建設受到一定的阻礙，影響了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建立。而且，我國的人口、環境等方面的問題，還可能影響環境友好型社會文化的法制建設，以下就是對建設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的問題進行的簡要概述，這些問題主要表現為：
第一，我國所建立起的環境友好型社會方面的法律等都有一定的紕漏，在環境保護和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等方面都不能做出更為嚴謹的管理和制約，嚴重降低了資源的利用率，影響了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同時也違背了我國一直秉承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念。另外，我國對野生動植物等自然資源的保護程度仍然不夠，法律的制約還不成熟。這些都將會導致我國法制建設不能得到更大程度的提升，嚴重阻礙了我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建設。
第二，我國在對環境友好型社會文化的法制建設主體認識程度不夠，無法在對建設主體的教育以及培訓等方面進行十分嚴謹的工作，這就可能會導致我國對法制建設工作中出現的問題不能進行地更為徹底地解決，在建設過程中出現更多的隱患，不利于我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法制建設。
第三，在進行環境友好型社會文化法制建設的過程中，所建立的法律以及其他制約性法制等都對我國環境等方面的建設提出了較為明確的措施。然而，這些法律并沒有將環境友好型社會文化建設提升到較高的法律地位上，這些都不能使得環境資源等方面的發展利用率得以提高，同時也使得環境友好型社會文化的法制建設受到較大程度上地影響。
二、解決環境友好型社會文化法制建設中問題的主要措施
在進行環境友好型社會文化的法制建設過程中，由于我國的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還處于初級階段，各種處理問題的方式、制約問題的法律規定等都還不成熟，造成了一些問題的出現。因此，為了能夠更加方便、快捷地解決建設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的問題，促進環境友好型社會文化的法制建設，尋找出一些解決環境友好型社會文化法制建設中問題的措施成為了一項較為重要的任務，這些主要措施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相關部門要建立起適當的法律法規，確保環境友好型社會文化的法制建設得到更大程度的提高。我國進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建設，就是為了能夠充分體現我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念，這就需要相關部門在法律方面做出較為嚴謹、科學的工作。我國需要在自然環境的整治方面做出較為完善的法律制約，促進環境的科學發展，確保環境清潔衛生。另外，我國還應在對自然野生動植物的保護方面做出更為嚴格的法律制約，確保自然資源得到更為合理的利用，促進資源的可持續發展。這些都將會使得環境友好型社會文化的法制建設得到更為科學、合理地發展。
第二，我國要注意對國際上在環境友好型社會文化的發展建設方面有所成效的建設經驗等進行適當地吸取，摒棄較為落后的建設發展模式。在建設的過程中，需要時刻明確環境友好型社會文化法制建設的主體，確保建設能夠得到貫徹落實，避免影響了我國社會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另外，在環境友好型社會文化的法制建設中，我國還要對相關的工作人員進行專業知識技能的培養，促進我國在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文化法制建設方面的發展。
第三，我國在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的過程中，需要在法律等方面進行適當的修整、完善。相關部門可以制定出適當的獎懲制度等，對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進行科學、有效地指導。同時，我國還應當注意避免國際上阻礙環境友好型社會文化法制建設發展的文化的影響，建立健全環境友好型社會文化法制，確保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建立。
三、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