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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職業啟蒙教育”在國家層面的政策中被多次提及。2019年《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明確“鼓勵職業學校聯合中小學開展勞動和啟蒙教育”；2020年教育部《大中小學勞動教育指導綱要（試行）》明確指出初中階段要“開展職業啟蒙教育，增強公共服務意識和擔當精神”。2022年《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提出：“在普通中小學實施職業啟蒙教育，培養掌握技能的興趣愛好和職業生涯規劃的意識能力。”新修訂的《職業教育法》也提出：“應當支持和鼓勵普通中小學根據實際需要增加職業教育的教學內容，開展職業啟蒙、職業認知、職業體驗與勞動技術教育，并組織、引導職業學校、職業培訓機構、企業和行業組織等為其提供條件和支持。”由此可見，國家已經在政策層面鼓勵職業院校通過開放校園、開放實訓實踐基地等為中小學開展職業啟蒙教育提供職業體驗，并通過參與師資培訓、課程研發等方式參與職業啟蒙教育，同時也說明“職業院校參與職業啟蒙教育”這一思路已經在現代職教觀的“頂層設計”中得到了認可。在國家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新階段，大力推廣職業啟蒙教育，有利于完善現代職教體系、實現大中小學生的個性發展、展現高職院校的良好社會形象。在此，筆者從高職院校的社會服務職能的角度出發，嘗試提出高職院校在中小學職業啟蒙教育中能夠提供的服務。

一、高職院校的社會服務職能

現代大學職能觀認為，高校主要有教學、科研、社會服務、文化傳承創新等四大主要職能，且高校的社會服務職能是一個不斷變化發展的過程。高校的社會服務職能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高校社會服務是指高等學校為社會所做的直接與間接的貢獻，包括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和文化傳承創新等，即高校的所有職能都可歸結為社會服務活動。狹義的高校社會服務概念是指高校依托其教學、科研、設施及人才等優勢資源，在保證正常教學和人才培養的前提下，直接服務于社會經濟發展和文化發展的各類活動[1]。本文以廣義的高校社會服務概念為對象進行研究，并嘗試將高校的咨政智庫、社會培訓、公益服務和文化傳承創新等四個方面的社會服務職能應用于中小學的職業啟蒙教育。第一，咨政智庫職能。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建設高質量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高校在咨政智庫服務方面具有強大的人才和資源優勢，能夠為不同學科不同層次的研究提供足夠的人才和資源支持，并以其研究成果為政府機構等相關部門的決策依據或者建議給予理論支撐，為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提供智力支持[2]。第二，社會培訓職能。在倡議高校“提質培優、增值賦能”的發展新階段，高校開展社會職業培訓要緊跟市場需求，利用自身的優勢資源、專業建設、特色師資等，不斷調整培訓內涵和形式，創新培訓內容、提升培訓質量，適應新時代對高校社會培訓職能的新要求，使高校能夠“提質培優、增值賦能”，實現高質量發展。第三，公益服務職能。高校的非經濟價值取向決定了高校服務的公益性。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校長查爾斯·范海斯認為“服務應該是高校唯一的理想”。高校以政府投入為主，必須履行相應的社會服務職能，高校在發展過程中也主要通過“學生志愿者活動”“科技下鄉”等各種公益性服務來影響社會文明的發展。第四，文化傳承創新職能。高校是文化傳承創新的主要場所，其職能是傳播知識、運用知識、創新知識，達到引領思想、創新文化的目的[3]。文化傳承創新與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等職能是互相促進，螺旋式發展的。文化傳承是文化創新的基礎，只有將知識代代相傳，才能不斷創新發展，進而推動社會文明的進步。作為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高等職業教育在其發展伊始即明確“以服務為宗旨”，其包含的職業性、區域性、行業性等都決定了高職院校的社會服務內涵主要為依托學校的教學科研、儀器設備、師資隊伍等優勢資源，對接政府、企事業需求，能夠從咨政智庫服務、社會培訓服務、社會公益服務、文化傳承創新服務等方面發揮社會服務職能，主動服務職業啟蒙教育，進而影響區域經濟和文化發展，推動社會文明的發展和進步。

二、高職院校服務職業啟蒙教育的意義

（一）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需要

二十一世紀以來，國家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努力建設中國特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尤其是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框架愈加清晰，基本發展出以中高職為基礎，縱向銜接職業本科和職業學位研究生的職業高等教育，但社會層面對職業教育的認可度不夠，社會美譽度不高。現代職業教育體系迫切需要將職業教育的特色和優勢進一步展示到大眾面前，通過高職院校服務中小學職業啟蒙教育，向社會展示高職院校師生的專業技能和優質的社會服務能力等，獲得社會的廣泛關注和支持，贏得社會的認同，改變公眾對職業教育的成見，使職業教育獲得更多的話語權，進而提高其社會影響力和美譽度。

（二）滿足個人職業規劃的需要

目前我國中小學學生的職業認知缺失，對職業沒有具體的了解和體驗，對職業的認識基本停留在字面認知的表象。多數學生在進行職業選擇時對職業的認識還處于抽象狀態，這些都表明個人對職業沒有具體認識，更談不上個人對職業的具體選擇和規劃。舒伯（Super）的職業生涯發展階段理論將人的職業生涯發展分為成長階段（0～14歲）、探索階段（15～24歲）、建立階段（25～44歲）、維持階段（45～64歲）和衰退階段（65歲以上）等五個階段[4]。我國九年義務教育階段的中小學生正處于個體職業生涯成長階段。針對這一階段兒童的心理特征，開展職業啟蒙教育，能夠使其逐步建立職業概念，引導其有意識地形成職業認知，進而在探索階段不斷進行職業嘗試與自我探索，不斷調整職業定位，從而實現個人的職業選擇和規劃。

（三）滿足社會人才多樣化的需要

社會的發展需要不同領域不同層次的專業人才，但近年來，我國就業市場存在部分畢業生頻繁離職、頻繁跳槽等現象，究其原因，是畢業生的職業認識和職業規劃缺失，導致畢業生因職業規劃迷茫，對工作缺乏熱情而頻繁離職、跳槽，這些都迫切需要我們對青少年進行職業啟蒙教育。加德納多元智能理論認為人的智力和潛能是多方面的[5]，在中小學生中開展職業啟蒙教育能夠使其對各種領域不同層次的職業有更加具象的認識和體驗，能夠激發個人潛能和特長，并為其未來職業發展提供更多的塑造性和可能性，使他們職業發展更多樣化，從而滿足社會人才多樣化的需要。

三、職業啟蒙教育現狀

（一）職業啟蒙教育理論與實踐開展情況

2000年后，隨著與職業啟蒙教育相關的國家政策的出臺，上海、北京、江蘇等地率先開展職業啟蒙教育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在理論研究方面，以“職業啟蒙教育”為檢索詞在中國知網（CN-KI）對2000年1月1日至2022年4月23日以來發表的論文進行精確檢索和篩選，得到有效文獻290篇。通過中國知網提供的文獻計量可視化工具分析發現，在“職業啟蒙教育”方面的研究數量排名前三的區域分別為江蘇、上海、浙江，其中江蘇省的研究數量最多，共有文獻70多篇，發表于核心期刊的有13篇（見圖1）。在實踐方面，近十年來，條件成熟的上海、北京、江浙等地已成立專門的職業體驗中心。上海市學生職業體驗活動開放體驗項目有400余個，同時開發了線上云體驗項目，將服務對象擴展到偏遠地區；北京市東城區中小學職業體驗中心不僅面向學生開放，也面向社區居民開放。浙江省、江蘇省分別于2018年、2019年開展省級中小學勞動實踐基地暨職業體驗基地、省級中小學生職業體驗中心認定工作，主要以高職院校、單獨設立的區域職業體驗中心或中小學校外綜合實踐基地為主體，為中小學生職業體驗提供場地、師資、課程支持。2021年3月，廣東省也評選出第一批“廣東省中小學生勞動教育基地”。相較北上廣、江浙等地，國內大部分地區，是2015年開始，在開展職業教育活動周時，通過鼓勵職業院校向中小學開放校內實訓基地等方式，與中小學聯合開展職業啟蒙教育的實踐，但未進一步深入合作與探索。縱觀各項教育改革發展與實踐可以發現，經濟發展水平制約著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教育改革走在全國前列并取得較好成績的地區主要是經濟發達的北上廣、江浙地區，在職業啟蒙教育實踐中也是如此。

（二）存在的問題

1.理論基礎薄弱，未成體系首先，現階段職業啟蒙教育相關研究尚停留在引進歐美等國家的理論研究基礎上，未形成系統的研究方向與理論體系，研究側重于職業啟蒙教育的內涵、對象及中小學開展職業啟蒙教育的意義；其次，研究多局限于宏觀描述，少有微觀的具體分析，多傾向于論述職業啟蒙教育的意義和價值，少有深入具體環節的解析和探索；最后，已有的研究缺乏實地考察和理論分析，未能應用于實際，在研究的科學性和實踐性方面有待提高。2.參與對象主動性不足目前高職院校參與職業啟蒙教育的形式主要為開放校園實驗實訓基地，為中小學提供短暫的職業體驗活動，未曾作為一個常態化的項目來運行，高職院校參與職業啟蒙教育的深度和廣度不夠。究其原因，在于高職院校對職業啟蒙教育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參與動力不足。

3.未形成可復制的實踐模式現階段職業啟蒙教育實踐活動在北京、上海、廣東、江浙等地漸趨成熟，建立起各種職業教育體驗中心；在山東、河南等地也有部分學校開展職業啟蒙教育探索，但中小學整體職業啟蒙意識依舊薄弱。現有的職業啟蒙教育實踐研究主要服務于經濟發展較好的城市范圍的部分中小學，尚未形成成熟的、可復制的實踐模式。

四、基于發揮社會服務職能實現高職院校服務職業啟蒙教育的路徑

高職院校的社會服務職能決定了其服務中小學職業啟蒙教育的可行性。高職院校的地域性，決定了高職院校服務于地方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而服務中小學職業啟蒙教育則是高職院校社會服務職能的一個創新發展和延伸。高職院校可以從咨政智庫、社會培訓、公益服務、文化傳承創新等方面[1]，充分發揮其社會服務職能，為中小學職業啟蒙教育服務。

（一）發揮咨政智庫職能，推動職業啟蒙教育研究發展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指出高校要“積極參與決策咨詢，主動開展前瞻性、對策性研究，充分發揮智囊團、思想庫作用”。當前，國家正大力推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高職院校要通過服務中小學職業啟蒙教育，深入研究職業啟蒙教育的參與主體、政策保障、機制建設等，發揮咨政智庫服務，推動職業啟蒙教育研究發展，促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由圖1可見，在“職業啟蒙教育”政策制定和執行較好的上海市和江蘇省、浙江省，其相關研究數量和質量在國內占比也名列前茅。以上海市為例，通過2000年以來曹揚職校等一批職業院校的職業啟蒙教育研究和實踐，促使政府部門參與并推動職業啟蒙教育，上海市的職業啟蒙教育體系逐步完善，于2009年開始系統性地研究“職業啟蒙教育”，并建成線上線下為一體的職業體驗中心[6]。江蘇省、浙江省也是如此。由此可見，高職院校參與職業啟蒙教育基礎研究，確實能夠通過提供咨政智庫服務，為政策制定、制度建設提供較為完善嚴謹的科學依據，不斷完善職業啟蒙教育等教育改革的執行機制和政策制度。通過參與職業啟蒙教育，高職院校能更好地體會職業啟蒙教育在改變大眾對職業教育的成見、樹立職業院校良好形象中起到的作用，高職院校才能改變主觀能動性，積極參與職業啟蒙教育，并進一步發揮專業技術人才的智庫優勢，主動對接各級政府、中小學校、行業企業，為推進中小學職業啟蒙教育積極爭取政策支持，推動社會資源參與職業啟蒙教育。

（二）發揮社會培訓職能，建設職業啟蒙教育師資體系

在開展職業啟蒙教育實踐中，多數中小學校的職業啟蒙教育課程由非專業人員教授，如班主任、科學課老師等，缺乏專業教師與實踐指導教師。高職院校的專任教師不僅在專業領域具有扎實的理論基礎，而且掌握了熟練的實踐技能，依托合作企業和校內外實訓基地，能夠為中小學生的職業啟蒙教育提供專業的職業知識和實踐技能培訓，為中小學職業啟蒙教育培養校本師資力量，甚至在部分職業啟蒙教育課程中做到師資共享[7]。高職院校的教師還可通過自身專業優勢和科研能力，帶領中小學職業啟蒙教育教師共同為職業啟蒙教育開展專業建設，通過開發課程、編寫教材、參與相關課題研究等教研教改活動，促進中小學職業啟蒙教育教師的成長，不斷壯大中小學職業啟蒙教育師資力量。不僅如此，高職院校的師資構成豐富，除了學校的專任教師，還有來自企業行業的專業人才，能夠為職業啟蒙教育師資建設提供多樣化的師資力量和培訓內容。充分發動高職院校的師資力量，鼓勵專業教師、行業企業專家、校友等為中小學職業啟蒙教育服務，迫切需要政府、學校和社會行動起來，為職業啟蒙教育師資建設提供成長平臺、政策支持和財政保障，逐步完善并豐富職業啟蒙教育師資體系。

（三）發揮公益服務職能，創新延伸社會服務內涵

高職院校的社會公益活動主要為“三下鄉”、支教、青年志愿者活動等，其服務地點主要在貧困地區或偏遠地區，服務內容主要為開展科普、文化活動。基于目前的國家“雙減”政策，可以創新高職院校的公益服務對象和內涵，將服務范圍延伸到職業啟蒙教育領域，公益服務的地點除了偏遠地區還可伸延到本區域內的中小學及社區。一方面，高職院校可以通過整合本區域內的職業學校和合作的行業企業，以各職校的專業群為大類為職業啟蒙教育提供實訓實踐基地等各類優勢資源[8]，為中小學的職業體驗提供最合理、最優化的職業體驗基地，服務本區域內的中小學生。另一方面，可以發揮參與志愿活動的學生的專業特長，為前來職業體驗的中小學生做好活動引導、職業講解等服務，使高職院校的社會服務職能進一步延伸。而對于沒有職業院校覆蓋的農村及山區中小學，職業啟蒙教育可通過“互聯網+”新形式下的課程資源共享和“下鄉”“支教”活動來實現。

（四）發揮文化傳承創新職能，促進職業啟蒙教育發展高職院校利用學校豐富的場地和實踐資源，通過開放實訓室、職業體驗館等為中小學生提供專業的職業體驗基地，并通過VR/AR技術建設職業啟蒙教育“線上課程”、職業“云體驗”等數字資源，實現“線下”“線上”相結合，創新文化傳播形式，給學生更多元更專業的職業體驗。在“互聯網+”時代，高職院校還可以通過VR/AR技術創新課程建設和體驗模式參與職業啟蒙教育。通過大數據，高職院校可以整合本區域內的職業學校和合作的行業企業，以各職校的專業群為大類進行課程建設，避免資源重復建設和浪費。同時，充分發揮動畫、視頻、VR/AR技術等不同媒體優勢，將職業啟蒙教育課程形式從“線下”拓展到“線上”，豐富課程建設內容和形式，方便課程的傳播，增強學生的體驗感。高職院校通過場所開放、課程建設參與職業啟蒙教育，傳承與創新職業啟蒙教育和職業教育，不僅宣傳了職業啟蒙教育，同時還使學生和家長更深入地認識和了解職業教育，促進職業教育的發展。

五、結語

高職院校通過發揮咨政智庫、社會培訓、公益服務、文化傳承創新等社會服務職能服務于職業啟蒙教育，不僅有利于延伸高職院校的社會服務內涵，培養高職院校學生的服務意識和勞動意識，完善學生的個性發展，也有利于培養中小學生的職業意識和提高他們的職業認知。所以，鼓勵高職院校參與職業啟蒙教育能夠豐富職業啟蒙教育研究內涵，拓展職業啟蒙教育實踐的深度和廣度。但其前提是如何在不影響學校正常教學的前提下，確保高職院校特別是教師的積極性得到充分發揮，這值得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1]黃玲青.高職院校社會服務能力建設探析[J].教育與職業，2018（24）：102-106.

[2]唐立軍，陶品竹.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須著力幾個“強化”[N].光明日報，2022-05-06（2）.

[3]徐顯明.文化傳承創新：大學第四大功能的確立[J].中國高等教育，2011（10）：10-11.

[4]王麗娟，李亞軍，許辰副.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與發展[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作者:翁玉燕 單位:福建信息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