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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現狀

1.1數字治理能力快速提升

2017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促進數字經濟加快成長”，“數字經濟”被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2018—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不斷闡述、豐富數字經濟相關內容，分別提出助力數字中國、網絡強國建設;壯大數字經濟;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作為“十四五”開局之年，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更是11次提到與數字經濟有關的“數字”二字，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數字社會、數字政府、數字生態、數字中國、數字規則等內容的提出，篇幅之大、著墨之濃，充分顯示出黨中央對數字經濟建設的高度重視。2021年3月召開的全國“兩會”上，數字經濟又一次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報告指出要促進數字經濟發展，加強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同時，國家層面陸續出臺政策文件、規劃意見，就規范和指導國家信息化發展、持續推進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作部署。“十四五”規劃指出，“迎接數字時代，激活數據要素潛能，推進網絡強國建設，加快建設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政府，以數字化轉型整體驅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2021年12月，國務院印發《“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順應數字經濟時代需求，緊扣數字經濟特征優勢，布局數字經濟發展格局，為“十四五”時期推動數字經濟健康發展提供重要指引。

1.2數字經濟規模不斷擴大

《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顯示，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從2018年31.3萬億元升至2020年39.2萬億元，占GDP比重從34.8%上升到38.6%，2021年比重或將超過40%，數字經濟已經逐步成為穩定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產業數字化規模逐年增長，2020年產業數字化規模已超31萬億元，達到31.7萬億元，同比增長10.3%。同時，產業數字化轉型提速，數字經濟在第一、第二、第三產業中滲透率不斷提升，分別達到8.9%、21%和40.7%。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7.8%，到2025年預期達到10%。數字產業化規模持續增長，2020年達到7.5萬億元，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規模從2016年4.9萬億元增長至2020年8.16萬億元，到2025年預期達到14萬億元。與此同時，我國數字消費市場規模位列全球第一位，14億多人口、超過4億中等收入群體構成全球最具潛力的大市場。強大的國內市場有利于降低市場交易成本、提升市場效率，對數字經濟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積極作用。“十三五”時期，我國電子商務交易額年均增速達到11.6%，交易額由2015年21.8萬億元增長到2020年37.21萬億元，2025年預期達到46萬億元。2021年全年全國網上零售額高達130884億元，比上年增長14.1%，我國已經連續8年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網絡零售市場。

1.3數字中國建設全面推進

在數字社會方面，我國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規模全球領先，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的光纖網絡和4G網絡，截至2021年年底，我國網民規模達10.32億，同比增長4296萬，位列世界第一，互聯網普及率高達73%;移動電話基站共計996萬個，累計建成并開通5G基站總數是142.5萬個，2021年新增5G基站數達65.4萬個。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在線醫療、在校教育、在線辦公的蓬勃發展，改變了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創造了新業態新模式，推動加快建設數字社會步伐;在數字政府方面，線上政務服務水平不斷提升，政務信息資源共享基本實現“網絡通、數據通”的階段性目標，營商環境得到進一步優化。《2020聯合國電子政務調查報告》顯示，我國電子政務發展指數從2018年的0.6811提高到2020年的0.7948，排名比2018年提升了20位，取得歷史新高，達到全球電子政務發展“非常高”的水平;在數字鄉村方面，根據《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0年)》顯示，截至2020年年底，貧困村通光纖比例從低于70%提高到98%，深度貧困地區貧困村通寬帶比例從25%提升到98%，鄉村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有序推進。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已累計支持1338個縣，實現對832個國家級貧困縣全覆蓋;2020年，我國農村網絡零售額達到1.79萬億元，同比增長8.9%。

2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2.1數字經濟治理體系不完善

自2017年我國提出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以來，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統一的數字經濟統計、評價體系相對滯后。直到2021年6月，國家統計局發布《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2021)》，成為衡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統計標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數字經濟規模測算、橫縱對比等統計方面的制度缺失。但是用于評估數字經濟發展質量的指標體系、評價體系尚未有效建立，導致各行業、企業數字經濟發展缺乏統一考評，容易加劇數字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加深數字鴻溝。另外，數據治理體系尚不完善。2020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數據作為生產要素之一，被正式納入國家所定義的要素市場化配置中，成為基礎性資源和戰略性資源。然而，我國的數據治理體系建設仍處于相對滯后的階段，數據的開放共享、采集、存儲與使用、監管等方面的標準化規范化建設還不完善，導致數據聯通與整合不足，影響數字經濟相關產業的發展進程。同時，與數據安全相關的知識產權保護、個人信息保護等制度建設存在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約我國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提高。

2.2產業、區域發展不平衡

我國數字經濟還存在發展不平衡，與國際數字經濟發展領先國家差距較大等問題。從產業方面看，2020年產業數字化規模31.7萬億元，2021年預計超37萬億元，數字經濟在向更深層次、更廣領域發展的同時，產業數字化仍呈現出農業數字化轉型緩慢、工業數字化轉型落后于服務業的不平衡發展特征。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在第一、第二、第三產業中滲透率分別是8.9%、21%和40.7%，與產業數字化滲透程度較高的英國和德國相比存在一定差距。英國、德國農業數字化均超過20%;從工業數字化方面看，德國已超45%，英國超30%;我國產業數字化程度最高的服務業也未能超過英德兩國(近60%)，由此顯示出我國工業、農業數字化轉型相對滯后，農業尤為突出。從區域上看，數字經濟在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和國內部分發達城市發展快，數字經濟重點企業、優勢企業和企業資源布局多。《中國城市數字經濟發展報告》顯示，2020年數字經濟競爭力指數全國排名呈現出較大的地區差異，從東西分布來看，前15位城市中，東部地區城市12個;從南北分布來看，前15位城市中，南方城市12個。另據《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指數(DEDI)》顯示，廣東(65.3)、北京(55.0)、江蘇(52.2)數字經濟發展總指數位列全國前三，海南、吉林、寧夏、青海、西藏總指數均低于18。全國已有13個省市數字經濟規模超萬億，但是青海、西藏仍處于百億級。區域間不均衡發展持續拉大區域經濟發展，而且形成經濟發展新矛盾和新的不平衡點，制約國內國際經濟雙循環。

2.3關鍵技術及其攻關能力弱

從關鍵技術上看，我國高端芯片、工業控制軟件、核心元器件、基本算法等300多項與數字產業相關的關鍵技術仍然受制于人，核心關鍵技術對外依存度高，導致我國企業更多注重商業模式創新，產品與服務創新較弱，制約了我國數字技術的產業化應用和推廣。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2020數字中國產業發展報告》指出，我國信息通信產業領域基礎技術產業體系薄弱，在生產效率、創新能力、高端供給等方面距離發達國家差距較大，高附加值環節“卡脖子”問題依然嚴峻，尚未根本改變核心技術受制的局面。數字人才缺口制約核心技術研發。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調研，數字技能型人才存在專業化人才供給不足、結構性短缺與過剩并存、培養體系不夠完善等問題。預計未來5年，云計算工程技術人員、無人機駕駛員、工業機器人系統操作員和運維員的人才需求均超百萬，人工智能、物聯網安裝調試員的人才需求均近500萬。高端人才短缺成為制約數字經濟創新發展的重要瓶頸，信息技術人才集聚水平相對較低，亟須增加數字化人才供給。

3我國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對策與建議

3.1完善數字治理體系建設

從國家層面來看，應加強數字經濟頂層設計和戰略謀劃。加強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發展智慧城市、數字鄉村，提升城鄉數字化水平。統籌推進國內、國際兩種規則建設，積極參與電子商務、移動支付、數字內容等領域的國際規則制定，爭取國際話語權;從各省市層面看，落實好數字經濟“十四五”規劃，應根據省市數字經濟發展實際情況、基礎設施水平等因素，做好促進數字經濟發展的規劃引領。各地應抓緊落細落實國家近年在數字經濟發展、大數據產業上的布局投入，提升有關項目的延續性和前瞻性，著力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3.2促進數字經濟融合發展

從產業層面來看，一是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布局，加快5G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優化、提升網絡性能和速率。加快推進云計算、虛擬化、綠色節能等技術，統籌大數據中心布局和建設。二是深化信息技術與傳統產業的融合發展，培育融合新業態新模式。結合我國產業發展實際，吸收借鑒美國、英國和德國等國家產業數字化轉型經驗，加強國際交流合作，更好更快地推動我國產業數字化轉型。根據目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區域、城鄉之間的不平衡，推進數字經濟領先區域的發展經驗與模式向落后區域輻射，強化區域數字經濟產業對接和平臺建設，帶動落后地區共享“數字紅利”。按照國家“東數西算”工程實施部署，根據8個國家算力樞紐節點和10個國家數據中心集群的批復情況，充分調動西部地區資源充裕、具備發展數據中心和承接東部算力需求的潛力，優化資源配置，推進全國一體化布局。

3.3推進關鍵核心技術攻關

加大基礎研究和關鍵數字技術創新投入。持續加大數字領域的研發投入，充分利用國家關于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比例等政策紅利，推動以增強高校基礎研究水平和提高科研院所成果轉化能力為核心的產學研合作，加快戰略性前沿技術攻關和關鍵核心技術的重大突破。同時，加強數字技術國際合作投入，探索以共建數字經濟聯合實驗室、國際科技合作基地、國內國際數字經濟龍頭企業跨境合作及建立海外研發中心等方式，增進國際交流與合作，鍛長板補短板。

4結論

加強數字人才和高端科技人才培育。人才是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是突破核心技術難題的關鍵所在。聚焦數字經濟發展的重點、難點和關鍵點，精準定位人才需求，加快構建和完善數字人才建設體系，把握大力引進和自主培養相結合、國內和國際人才相結合、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相結合的重要原則，推動產業聯盟、行業協會、高校、科研院所等深化合作，共同培育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數字化領域人才。

參考文獻:

［1］尤子文，趙華偉，董曉旭.數字經濟時代的新挑戰以及應對建議［J］．中國市場，2022(11):176－178.

［2］唐韜.“十四五”規劃指引數字經濟發展———以浙江省數字經濟促進條例為例［J］．中國市場，2022(12):191－193.

作者:范舒雯 單位: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