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晚清到民初,正是中國從傳統帝國之宗主權向現代國家之主權、傳統帝國之疆域向現代國家之領土轉化的關鍵時期,所以,政學兩界的輿論也從晚清的“尋求自強”轉向民初的“保全國土”。“五四”之前中國邊疆意識之覺醒,與日本政界的步步進逼難以分開;對四裔歷史認識之資源,也和日本學界的滿蒙回藏研究息息相關。中日關系的這種復雜糾葛,正是“五四”前夕“救亡”思想的一個重要來源。以浮田和民《中國之將來》一文的發表為標志,“五四”之前日本有關中國保全和割裂的言論,對中國社會上下造成強烈刺激。以往學界用“啟蒙”和“救亡”雙重主題描述“五四”并無不妥,只是,“啟蒙”和“救亡”的次序宜調整為“救亡性的反帝政治運動過程,碰上了啟蒙性的新文化思潮,二者結合促成了這場”。“救亡”始終是現代中國的中心話題和巨大力量,“啟蒙”則是局限于精英世界的話題,遠遠沒有成為民眾世界的共識。因此,“啟蒙”至今仍是國人未竟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