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百年來,中國諺語研究充分體現了諺語之語言和言語相互依存的雙重屬性。在顧頡剛搜集的吳歌和吳諺的影響下,郭紹虞于1921年完成了偏重于文本分析的《諺語的研究》。該研究使得具有現代民俗學學科意識的諺語研究在肇始之初就立意高遠,且影響深遠。1936年,在郭紹虞等的指導下,薛誠之在燕京大學完成了其碩士論文《諺語研究》。這篇體大慮周的論文,拓展、夯實了郭紹虞開創的諺語形態學,不僅將內容和形式打通,析變出了諺語的意識、簡短、均衡、和諧、機靈之五要素,創設出了縝密、實用而開放的諺語分類體系,還拓荒性地進行了諺話寫作的嘗試,建構出了幾乎被后人遺忘的薛誠之的“諺語學”。與此同時,王順、朱介凡等強調情境、傳承主體的諺語生態學之研究也暗流涌動。朱介凡側重內容的“諺學”幾乎堅持了終生。二十世紀末,在鐘敬文的指引下,語言民俗的研究明確地發生了從形態學向生態學的轉型,將諺語視為交流、活動與生活事件的整體性研究有了全面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