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10 15:57:33
序論：在您撰寫農村醫療市場前景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關鍵詞：市場經濟；非貨幣型；農村合作醫療；路徑
一、市場經濟落后地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運行困境
1．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完全貨幣化的籌資方
式不符合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市場化程度低的實際情況。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以貨幣籌資為基礎的一種新型農村居民醫療保障制度，這種完全貨幣化的籌資方式，客觀上脫離了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市場化程度低的實際情況。建國后到改革開放以前的農村合作醫療基金主要由集體來承擔，個人只承擔一小部分，而且一般不用交現金，而是以“工分”的形式從集體經濟的收人中扣取；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金采取國家、集體、個人三方投資，強調三方的責任，但在廣大中西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村籌資難度相當大，尤其是農民個人自籌的那部分資金。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村由于其市場化程度低，集體經濟不發達，地方政府財政收入較少，有的地方甚至根本無力支持合作醫療的最低基金籌集。對于市場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民個人來說，盡管每年不少于10元的參保金的數額不大，但對市場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民來說，經濟落后，交通又不方便，七溝八梁一面坡，幾年進不了一回城，一家幾口人，叫他們每年拿出幾十元現金來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確非常困難。
2．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中西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很難保障農村居民的基本醫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遵循自愿參加，多方籌資，以收定支，保障適度，先行試點逐步推廣的總體原則是正確的，但相對于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而言，仍是一種“富人”保障原則，也就是說只有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的“富人”才能繳得起合作醫療保障金，而真正需要保障的窮人，通常也是最需要幫助的人，因收^過低，繳不起合作醫療保障金，而無法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享受國家給予的合作醫療待遇。但當“參合率不能轢時，強迫命令就出臺了。“新合醫”成了政府對農民施惠的代名詞，農民成了被動的受惠者”。這不僅不符合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突出對經濟弱勢群體保護的—般陛原則，而且在醫療公平性方面易于兩極分化，富裕居民的醫療衛生需求可以得到滿足，多數貧困居民的醫療衛生需求，出于經濟原因很難得到滿足。同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自愿參加制度必然形成體制內和體制外兩個群體，針對體制外人員侵蝕體制內資源的問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也難以避免。
3．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缺乏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籌資主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曾在農村合作醫療中扮演過重要角色，建國后到改革開放以前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主要依托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為基礎。但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實行了，集體經濟組織基本解體，缺少集體經濟支撐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資金籌集失去了這一穩定可靠的保障基礎。因此，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設計忽略了農村集體經濟這個穩定可靠的保障基礎，從而直接導致了其運行的持續性難以為繼。
二、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的特點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非貨幣型發展路徑
(一)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的特點
1．市場經濟發展落后，農民人均貨幣收入低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民的生產收入主要來自各種農產品等實物收入，其中一部分由農民直接消費掉，剩余部分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當地交通不便的影響，很難通過流通轉化為貨幣來形成農民的貨幣收入。據2004年國家統計局統計我國絕對貧困人口2610萬人，其中西部l2個省區為1305萬人，其人均年收入為668元。而他們的大量農產品卻因為交通不便運不出去而賣得非常便宜，有的甚至爛在地里無人收購。比如，在云南西盟佤族自治縣的岳宋鄉有一個叫木古壩山寨，那里的茶葉是絕對的綠色產品，可是1斤茶葉只賣到2元錢，如果拿到城市賣，絕對可以賣到50元以上。木古壩的1斤茶葉在城里可以換到l0斤雜交稻種子，城里的1斤雜交稻種子在木古壩卻能換到8斤茶葉。
2．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貨幣經濟缺乏，實物經濟普遍存在。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和價值尺度，其作用應該是與實物經濟的運行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依存的，是為整個社會生產和經濟的正常運行服務的，其總量和構成都應該與實物經濟相適應，而不應該脫離實物經濟獨自運行。因為貨幣脫離實物經濟而獨自運行雖然可能使個別經營者達到資本增值的目的，但對整個社會生產來說，不僅沒有增加任何東西，而且還可能使社會資源的配置指向錯誤的方向。然而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貨幣經濟的運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經與實物經濟的運行脫節，具有了自己的領域，自己的運行軌跡。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多數農民人均年純收入中近50％為實物收入，農產品商品率低下，以自給自足為主。
論文摘要：“因貧致病，因病返貧”已成為中國的一個突出社會問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屬于完全貨幣化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實施完全貨幣化的制度具有一定的優勢，但在市場化程度較低的中西部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村實施完全貨幣化的制度卻相當困難。中央政府的大力貨幣資助只是一種外部力量，未能通過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地方政府，特別是農戶本身的內因調動、激勵其充分發揮自我力量，從而嚴重影響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推廣工作。因此，結合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的具體特點，探析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非貨幣型發展路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市場經濟落后地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運行困境
1．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完全貨幣化的籌資方
式不符合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市場化程度低的實際情況。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以貨幣籌資為基礎的一種新型農村居民醫療保障制度，這種完全貨幣化的籌資方式，客觀上脫離了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市場化程度低的實際情況。建國后到改革開放以前的農村合作醫療基金主要由集體來承擔，個人只承擔一小部分，而且一般不用交現金，而是以“工分”的形式從集體經濟的收人中扣取；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金采取國家、集體、個人三方投資，強調三方的責任，但在廣大中西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村籌資難度相當大，尤其是農民個人自籌的那部分資金。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村由于其市場化程度低，集體經濟不發達，地方政府財政收入較少，有的地方甚至根本無力支持合作醫療的最低基金籌集。對于市場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民個人來說，盡管每年不少于10元的參保金的數額不大，但對市場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民來說，經濟落后，交通又不方便，七溝八梁一面坡，幾年進不了一回城，一家幾口人，叫他們每年拿出幾十元現金來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確非常困難。
2．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中西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很難保障農村居民的基本醫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遵循自愿參加，多方籌資，以收定支，保障適度，先行試點逐步推廣的總體原則是正確的，但相對于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而言，仍是一種“富人”保障原則，也就是說只有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的“富人”才能繳得起合作醫療保障金，而真正需要保障的窮人，通常也是最需要幫助的人，因收^過低，繳不起合作醫療保障金，而無法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享受國家給予的合作醫療待遇。但當“參合率不能轢時，強迫命令就出臺了。“新合醫”成了政府對農民施惠的代名詞，農民成了被動的受惠者”。這不僅不符合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突出對經濟弱勢群體保護的—般陛原則，而且在醫療公平性方面易于兩極分化，富裕居民的醫療衛生需求可以得到滿足，多數貧困居民的醫療衛生需求，出于經濟原因很難得到滿足。同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自愿參加制度必然形成體制內和體制外兩個群體，針對體制外人員侵蝕體制內資源的問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也難以避免。
3．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缺乏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籌資主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曾在農村合作醫療中扮演過重要角色，建國后到改革開放以前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主要依托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為基礎。但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實行了，集體經濟組織基本解體，缺少集體經濟支撐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資金籌集失去了這一穩定可靠的保障基礎。因此，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設計忽略了農村集體經濟這個穩定可靠的保障基礎，從而直接導致了其運行的持續性難以為繼。
二、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的特點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非貨幣型發展路徑
(一)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的特點
1．市場經濟發展落后，農民人均貨幣收入低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民的生產收入主要來自各種農產品等實物收入，其中一部分由農民直接消費掉，剩余部分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當地交通不便的影響，很難通過流通轉化為貨幣來形成農民的貨幣收入。據2004年國家統計局統計我國絕對貧困人口2610萬人，其中西部l2個省區為1305萬人，其人均年收入為668元。而他們的大量農產品卻因為交通不便運不出去而賣得非常便宜，有的甚至爛在地里無人收購。比如，在云南西盟佤族自治縣的岳宋鄉有一個叫木古壩山寨，那里的茶葉是絕對的綠色產品，可是1斤茶葉只賣到2元錢，如果拿到城市賣，絕對可以賣到50元以上。木古壩的1斤茶葉在城里可以換到l0斤雜交稻種子，城里的1斤雜交稻種子在木古壩卻能換到8斤茶葉。
2．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貨幣經濟缺乏，實物經濟普遍存在。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和價值尺度，其作用應該是與實物經濟的運行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依存的，是為整個社會生產和經濟的正常運行服務的，其總量和構成都應該與實物經濟相適應，而不應該脫離實物經濟獨自運行。因為貨幣脫離實物經濟而獨自運行雖然可能使個別經營者達到資本增值的目的，但對整個社會生產來說，不僅沒有增加任何東西，而且還可能使社會資源的配置指向錯誤的方向。然而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貨幣經濟的運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經與實物經濟的運行脫節，具有了自己的領域，自己的運行軌跡。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多數農民人均年純收入中近50％為實物收入，農產品商品率低下，以自給自足為主。
3．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勞動力過剩更為嚴重。我國是一個農業人口大國，農村勞動力約有5億左右，占全部勞動力的70％，而且每年還要新增幾百萬人，增長遠遠超過了農業生產的需求，農村勞動力過剩問題十分突出。據測算，根據現有的土地承載力，我國農業僅有1—2億從業人員就足夠了，剩下的一半以上的剩余勞動力亟需轉移。尤其是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勞動力過剩數量更為可觀，估計勞動力中有60％一75％為剩余勞動力。加快對這些剩余勞動力的轉崗技能培訓步伐，以區域化帶動專業化，在剩余勞動力中創造勞務品牌，鑄造勞務名牌，并使創牌的觸角不斷向高技術行業延伸，從而促使剩余勞動力在勞務品牌形成中逐漸升值，增加農民收入，乃當前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勞動力勞務化的當務之急。
4．環境劣勢和自然資源優勢同時并存。我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大多位于西部，雖然那里的自然條件惡劣，山高坡陡，水土流失嚴重，草地狀況日益嚴峻，生態環境脆弱，生態率和土地產效率普遍低下，但是這些經濟落后地區擁有豐富的礦產等自然資源。在全國已發現的160多種礦產資源中西部地區均有發現，特別是能源、金屬礦產以及生物等資源在全國占有顯著地位，其中45種重要礦產資源潛在總量約占全國的40％，開發潛力巨大。以陜西陜北貧困縣為例，一方面，這些地區七溝八梁一面坡，生存環境惡劣；另一方面，這些地區擁有豐富的石油、天然氣和煤等資源。一般來說，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大多為這種情況。
(二)市場經濟落后地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非貨幣型發展路徑
在任何一個經濟體中，非貨幣收入都是相當重要的。據美國經濟學家估算，在美國這樣發達的市場經濟中，非貨幣收入平均占收入總量的25％左右。根據我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的社會經濟和自然資源特點，要在這些地區推行貨幣化程度很高的新型合作醫療制度是十分困難的。因此，筆者認為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可以探索建立非貨幣化的以實物合作為主的醫療制度，充分利用當地優勢特點，從而使之“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其可能的發展路徑有：
1．如果一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土地資源豐富，就可以建立以土地合作為主其他資源為輔的合作醫療制度。在我國現階段，土地不僅是重要的生產資料，也是廣大農民的生活保障，土地作為保障手段對窮人尤其重要。我國土地資源分布很不均勻，西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土地等自然資源非常豐富，但海拔高，自然環境復雜，分散的家庭承包經營方式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個體農戶對土地資源的開發力度與利用效度，從而導致土地等自然資源對缺乏勞動力的個體農戶的保障作用失靈。在一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如果土地資源豐富，那么建立以土地合作為主其他資源為輔的合作醫療制度，不僅有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合理使用，提高經濟效益，調整產業結構，推進農業規模經營，而且有利于農村勞動力的充分利用，促進農民增收。諸如建立體弱年老農民“以部分承包地換醫療保障”的機制，在公正公平、農民自愿原則的基礎上進行書面簽約，以不低于現行合作醫療的保障標準，按時支付補償金。政府采取有效的激勵機制，促進社會融資，攜手合作，聯動發展，利用土地使用權抵押、土地合作信托、土地儲備等方式，對置換出來的土地資源進行重新整合，共同投入，形成合力，高效盤活土地，實現土地產出的最大化。同時建立起完善合理的退出和約束機制，有效地保障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形成共贏共利局面。實踐表明，在一些保留了部分集體經濟或鄉村工業發展得較好的農村地區，農民參加新型合作醫療的積極性非常高，有的農村地區的集體經濟甚至還代替農民個人繳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籌集資金，因此，這些地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參與率都是100％，合作醫療制度運行得非常好。如陜西洛川縣永鄉鄉郭家村利用部分村集體土地發展蘋果產業，自實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以來，村集體經濟組織每年都為全村所有村民繳納合作醫療的籌集資金，村民的參合率每年都是100％，村民們都比較滿意。這些農村地區的集體經濟代替農民個人成了最大的籌資主體，既解除了農民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籌資壓力，又緩解了基層地方推行合作醫療的籌資壓力，同時也提高了合作醫療的出資額度，從而增強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保障能力。
二、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的特點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非貨幣型發展路徑
(一)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的特點
1．市場經濟發展落后，農民人均貨幣收入低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民的生產收入主要來自各種農產品等實物收入，其中一部分由農民直接消費掉，剩余部分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當地交通不便的影響，很難通過流通轉化為貨幣來形成農民的貨幣收入。據2004年國家統計局統計我國絕對貧困人口2610萬人，其中西部l2個省區為1305萬人，其人均年收入為668元。而他們的大量農產品卻因為交通不便運不出去而賣得非常便宜，有的甚至爛在地里無人收購。比如，在云南西盟佤族自治縣的岳宋鄉有一個叫木古壩山寨，那里的茶葉是絕對的綠色產品，可是1斤茶葉只賣到2元錢，如果拿到城市賣，絕對可以賣到50元以上。木古壩的1斤茶葉在城里可以換到l0斤雜交稻種子，城里的1斤雜交稻種子在木古壩卻能換到8斤茶葉。
2．如果一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就可以建立以勞務合作為主其他資源為輔的合作醫療制度。勞務合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興起的一種新型貿易方式，現已成為許多發展中國家外匯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在我國，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勞動力作為一種特殊商品的概念已逐步被人們所理解和接受。我國部分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勞動力資源非常豐富，但勞動力素質很低。這不僅表現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自然條件差、飲水不衛生、醫療衛生條件落后從而導致市場經濟落后地區部分農民的身體素質差方面；還表現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的勞動力受教育水平低方面。在這樣的“貧困——人口多+素質低一貧困”的惡性循環地區，現行的合作醫療制度僅起著外因作用，難以通過內因發揮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真正效用。拉文斯坦首創的“推拉理論”告訴人們，人口流動是“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結果。推力包括人口增長、低生活水準、缺乏經濟機會等；拉力包括勞動力的需求、在新居住地改善生活的可能性、獲得更多的經濟機會、優惠的勞動力政策等。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勞動者在勞務市場上不停地交流和比較各種信息，做出流動與否的決策，對當事雙方都有好處，勞動力富裕國家輸出勞動力，可以減少潛在的社會經濟壓力；勞動力接受國似乎也從中找到了解決勞動力短缺的辦法。因此，在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的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可以建立以勞務合作為主其他資源為輔的合作醫療制度。譬如，政府高效擔當起自己的服務角色，加強對國際勞務市場的調研，建立境外勞務信息網絡，搶占先機，對外承包勞務市場，對內給予一定支持，建立勞務綜合培訓基地，每年甚至每個季度都挑選出一批勞動力進行對口的職業技能強化培訓。達到培訓要求的學員，如果能勞務輸出，就可以為國家賺得外匯，政府按其賺回外匯的多少，給予其家人一定比例的醫療支付補償金，其標準不低于現行合作醫療的保障標準；達到培訓要求的學員，如果能在國內流動，流^地政府也可依據合理的標準，對其家人進行—定的醫療支付補償金，以保持流人地一定的勞動力數量，從而解決“民工荒”的困境。這樣，政府的外部力量不僅有利于通過內因長效激勵流出地勞動力積極主動改善自身素質和技術層次，而且有利于農民增收和農村脫貧，推動地區經濟和社會持續協調發展。
3．如果一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既無一定的自然資源，也無可利用的社會資源，那么在這樣的地區，只能發展外援型合作醫療制度。外援方式在當今國內外經濟社會發展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從國外來看，非洲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非洲國家中有相當部分地區，自然資源匱乏，社會資源也不豐富，外部援助在不同程度上推動了其經濟發展，同時也增進了這些地區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從而進一步促進了其經濟社會的發展。在醫療衛生方面，外部援助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20世紀末，肯尼亞，津巴布韋等國利用外部援助，有效控制了人口增長，肯尼亞婦女的總生育率由1977年的811個降至1993年的514個。贊比亞利用外部援助，解決了其西部省的大部分農村人口的飲水問題，僅1985—1993年，由援助而興建的水井高達108眼，使2115萬人從中受益。從國內來看，寧夏在總體上是一個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都相對貧乏的省區，但寧夏是在全國較早利用外援的省區之一，其實施的外援項目，無論數量、質量、效果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國的前列，使寧夏的生態得到了很快恢復，農民生活環境和醫療衛生狀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由此可見，如果一個經濟落后地區既無一定的自然資源，也無可利用的社會資源，在這樣的自身力量相當薄弱的地區，實施現行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難以為繼，那么發展外援型合作醫療制度乃其最佳選擇。發展外援型合作醫療制度，爭取外援、借助外力、加快發展，需要制定一套專門針對本地區具體情況的醫療衛生服務引進計劃，同時，依據循證醫學可知，大部分的疾病是與環境污染、營養不良和生活習慣不良直接相關的。因此，在利用外援時應將農村衛生的重點放在普及基本衛生服務的基礎上，將預防保健、基本醫療和健康促進等社區衛生建設結合起來，這樣，農民的受益面最大，受益程度也最深。利用外援方式改善市場經濟落后地區人口的健康狀況，其關鍵在于強化政府牢固樹立群眾利益第一的觀點，切實落實項目責任制，信守各項協議，確保項目的順利實施。
4．根據具體情況，也可建立以上三種路徑的混合模式。混合模式的建立必須根據當地的具體情況，遵循優勢互補的原則，在結合當地豐富的土地等自然資源，豐富的勞動力等社會資源的基礎上，有效利用外援，充分發揮三種路徑的各自優勢，形成合力，共同推動本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在混合模式中，可以合理發展土地、勞動力密集型農業技術，積極扶持農產品加工企業的技術引進和改造，切實提高農產品精、深加工和綜合利用水平，鼓勵企業以農民醫療衛生事業為利益聯結方式，帶動基地和農戶共同發展，實行農業從“土地——產品——加工——流通與銷售——農民醫療衛生事業——農業的進一步投入”的規模化經營。
三、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非貨幣型發展路徑選擇對策
1．非貨幣型發展路徑選擇應當遵循多樣化、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原則。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情況復雜多樣，因此在選擇非貨幣型發展路徑時應遵循多樣化和因地制宜的原則，不能搞一刀切。一是要充分認識建立非貨幣型發展路徑的艱巨性和復雜性。我國農村地域廣大，人口眾多，走非貨幣型發展路徑的工程量很大。同時，我國各地區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均衡，選擇非貨幣型發展路徑應因地制宜，采取多種多樣的模式，以滿足不同發展程度地區農民對醫療保障的需求。
2．選擇非貨幣型發展路徑應積極探索建立合作醫療型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是為農民提供社會化服務的組織形式之一，是新時期推動農村經濟發展和提高農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它既能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增強農民的支付能力，又能節約市場的交易成本，還能維護農民的自身利益。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村以非貨幣型農村合作醫療為號召發展合作經濟，容易產生吸引力和號召力，也許這是發展農村合作經濟的一個新的突破口。
3．政府應把發展合作醫療型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列為非營利性組織，利用各級政府的扶貧資金給予支持。基于目前我國國情，衛生資源的投入能力有限，非營利性醫療組織應該在我國醫療服務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對于非營利性醫療組織的發展，政府應通過引導、調控和支持等方式，為其發展積極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對這種合作經濟組織在管理上也可采取招標承包經營的方式進行。
2．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貨幣經濟缺乏，實物經濟普遍存在。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和價值尺度，其作用應該是與實物經濟的運行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依存的，是為整個社會生產和經濟的正常運行服務的，其總量和構成都應該與實物經濟相適應，而不應該脫離實物經濟獨自運行。因為貨幣脫離實物經濟而獨自運行雖然可能使個別經營者達到資本增值的目的，但對整個社會生產來說，不僅沒有增加任何東西，而且還可能使社會資源的配置指向錯誤的方向。然而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貨幣經濟的運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經與實物經濟的運行脫節，具有了自己的領域，自己的運行軌跡。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多數農民人均年純收入中近50％為實物收入，農產品商品率低下，以自給自足為主。
3．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勞動力過剩更為嚴重。我國是一個農業人口大國，農村勞動力約有5億左右，占全部勞動力的70％，而且每年還要新增幾百萬人，增長遠遠超過了農業生產的需求，農村勞動力過剩問題十分突出。據測算，根據現有的土地承載力，我國農業僅有1—2億從業人員就足夠了，剩下的一半以上的剩余勞動力亟需轉移。尤其是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勞動力過剩數量更為可觀，估計勞動力中有60％一75％為剩余勞動力。加快對這些剩余勞動力的轉崗技能培訓步伐，以區域化帶動專業化，在剩余勞動力中創造勞務品牌，鑄造勞務名牌，并使創牌的觸角不斷向高技術行業延伸，從而促使剩余勞動力在勞務品牌形成中逐漸升值，增加農民收入，乃當前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勞動力勞務化的當務之急。
4．環境劣勢和自然資源優勢同時并存。我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大多位于西部，雖然那里的自然條件惡劣，山高坡陡，水土流失嚴重，草地狀況日益嚴峻，生態環境脆弱，生態率和土地產效率普遍低下，但是這些經濟落后地區擁有豐富的礦產等自然資源。在全國已發現的160多種礦產資源中西部地區均有發現，特別是能源、金屬礦產以及生物等資源在全國占有顯著地位，其中45種重要礦產資源潛在總量約占全國的40％，開發潛力巨大。以陜西陜北貧困縣為例，一方面，這些地區七溝八梁一面坡，生存環境惡劣；另一方面，這些地區擁有豐富的石油、天然氣和煤等資源。一般來說，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大多為這種情況。
(二)市場經濟落后地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非貨幣型發展路徑
在任何一個經濟體中，非貨幣收入都是相當重要的。據美國經濟學家估算，在美國這樣發達的市場經濟中，非貨幣收入平均占收入總量的25％左右。根據我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的社會經濟和自然資源特點，要在這些地區推行貨幣化程度很高的新型合作醫療制度是十分困難的。因此，筆者認為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可以探索建立非貨幣化的以實物合作為主的醫療制度，充分利用當地優勢特點，從而使之“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其可能的發展路徑有：
1．如果一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土地資源豐富，就可以建立以土地合作為主其他資源為輔的合作醫療制度。在我國現階段，土地不僅是重要的生產資料，也是廣大農民的生活保障，土地作為保障手段對窮人尤其重要。我國土地資源分布很不均勻，西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土地等自然資源非常豐富，但海拔高，自然環境復雜，分散的家庭承包經營方式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個體農戶對土地資源的開發力度與利用效度，從而導致土地等自然資源對缺乏勞動力的個體農戶的保障作用失靈。在一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如果土地資源豐富，那么建立以土地合作為主其他資源為輔的合作醫療制度，不僅有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合理使用，提高經濟效益，調整產業結構，推進農業規模經營，而且有利于農村勞動力的充分利用，促進農民增收。諸如建立體弱年老農民“以部分承包地換醫療保障”的機制，在公正公平、農民自愿原則的基礎上進行書面簽約，以不低于現行合作醫療的保障標準，按時支付補償金。政府采取有效的激勵機制，促進社會融資，攜手合作，聯動發展，利用土地使用權抵押、土地合作信托、土地儲備等方式，對置換出來的土地資源進行重新整合，共同投入，形成合力，高效盤活土地，實現土地產出的最大化。同時建立起完善合理的退出和約束機制，有效地保障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形成共贏共利局面。實踐表明，在一些保留了部分集體經濟或鄉村工業發展得較好的農村地區，農民參加新型合作醫療的積極性非常高，有的農村地區的集體經濟甚至還代替農民個人繳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籌集資金，因此，這些地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參與率都是100％，合作醫療制度運行得非常好。如陜西洛川縣永鄉鄉郭家村利用部分村集體土地發展蘋果產業，自實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以來，村集體經濟組織每年都為全村所有村民繳納合作醫療的籌集資金，村民的參合率每年都是100％，村民們都比較滿意。這些農村地區的集體經濟代替農民個人成了最大的籌資主體，既解除了農民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籌資壓力，又緩解了基層地方推行合作醫療的籌資壓力，同時也提高了合作醫療的出資額度，從而增強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保障能力。
2．如果一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就可以建立以勞務合作為主其他資源為輔的合作醫療制度。勞務合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興起的一種新型貿易方式，現已成為許多發展中國家外匯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在我國，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勞動力作為一種特殊商品的概念已逐步被人們所理解和接受。我國部分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勞動力資源非常豐富，但勞動力素質很低。這不僅表現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自然條件差、飲水不衛生、醫療衛生條件落后從而導致市場經濟落后地區部分農民的身體素質差方面；還表現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的勞動力受教育水平低方面。在這樣的“貧困——人口多+素質低一貧困”的惡性循環地區，現行的合作醫療制度僅起著外因作用，難以通過內因發揮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真正效用。拉文斯坦首創的“推拉理論”告訴人們，人口流動是“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結果。推力包括人口增長、低生活水準、缺乏經濟機會等；拉力包括勞動力的需求、在新居住地改善生活的可能性、獲得更多的經濟機會、優惠的勞動力政策等。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勞動者在勞務市場上不停地交流和比較各種信息，做出流動與否的決策，對當事雙方都有好處，勞動力富裕國家輸出勞動力，可以減少潛在的社會經濟壓力；勞動力接受國似乎也從中找到了解決勞動力短缺的辦法。因此，在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的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可以建立以勞務合作為主其他資源為輔的合作醫療制度。譬如，政府高效擔當起自己的服務角色，加強對國際勞務市場的調研，建立境外勞務信息網絡，搶占先機，對外承包勞務市場，對內給予一定支持，建立勞務綜合培訓基地，每年甚至每個季度都挑選出一批勞動力進行對口的職業技能強化培訓。達到培訓要求的學員，如果能勞務輸出，就可以為國家賺得外匯，政府按其賺回外匯的多少，給予其家人一定比例的醫療支付補償金，其標準不低于現行合作醫療的保障標準；達到培訓要求的學員，如果能在國內流動，流^地政府也可依據合理的標準，對其家人進行—定的醫療支付補償金，以保持流人地一定的勞動力數量，從而解決“民工荒”的困境。這樣，政府的外部力量不僅有利于通過內因長效激勵流出地勞動力積極主動改善自身素質和技術層次，而且有利于農民增收和農村脫貧，推動地區經濟和社會持續協調發展。
3．如果一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既無一定的自然資源，也無可利用的社會資源，那么在這樣的地區，只能發展外援型合作醫療制度。外援方式在當今國內外經濟社會發展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從國外來看，非洲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非洲國家中有相當部分地區，自然資源匱乏，社會資源也不豐富，外部援助在不同程度上推動了其經濟發展，同時也增進了這些地區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從而進一步促進了其經濟社會的發展。在醫療衛生方面，外部援助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20世紀末，肯尼亞，津巴布韋等國利用外部援助，有效控制了人口增長，肯尼亞婦女的總生育率由1977年的811個降至1993年的514個。贊比亞利用外部援助，解決了其西部省的大部分農村人口的飲水問題，僅1985—1993年，由援助而興建的水井高達108眼，使2115萬人從中受益。從國內來看，寧夏在總體上是一個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都相對貧乏的省區，但寧夏是在全國較早利用外援的省區之一，其實施的外援項目，無論數量、質量、效果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國的前列，使寧夏的生態得到了很快恢復，農民生活環境和醫療衛生狀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由此可見，如果一個經濟落后地區既無一定的自然資源，也無可利用的社會資源，在這樣的自身力量相當薄弱的地區，實施現行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難以為繼，那么發展外援型合作醫療制度乃其最佳選擇。發展外援型合作醫療制度，爭取外援、借助外力、加快發展，需要制定一套專門針對本地區具體情況的醫療衛生服務引進計劃，同時，依據循證醫學可知，大部分的疾病是與環境污染、營養不良和生活習慣不良直接相關的。因此，在利用外援時應將農村衛生的重點放在普及基本衛生服務的基礎上，將預防保健、基本醫療和健康促進等社區衛生建設結合起來，這樣，農民的受益面最大，受益程度也最深。利用外援方式改善市場經濟落后地區人口的健康狀況，其關鍵在于強化政府牢固樹立群眾利益第一的觀點，切實落實項目責任制，信守各項協議，確保項目的順利實施。
4．根據具體情況，也可建立以上三種路徑的混合模式。混合模式的建立必須根據當地的具體情況，遵循優勢互補的原則，在結合當地豐富的土地等自然資源，豐富的勞動力等社會資源的基礎上，有效利用外援，充分發揮三種路徑的各自優勢，形成合力，共同推動本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在混合模式中，可以合理發展土地、勞動力密集型農業技術，積極扶持農產品加工企業的技術引進和改造，切實提高農產品精、深加工和綜合利用水平，鼓勵企業以農民醫療衛生事業為利益聯結方式，帶動基地和農戶共同發展，實行農業從“土地——產品——加工——流通與銷售——農民醫療衛生事業——農業的進一步投入”的規模化經營。
三、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非貨幣型發展路徑選擇對策
1．非貨幣型發展路徑選擇應當遵循多樣化、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原則。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情況復雜多樣，因此在選擇非貨幣型發展路徑時應遵循多樣化和因地制宜的原則，不能搞一刀切。一是要充分認識建立非貨幣型發展路徑的艱巨性和復雜性。我國農村地域廣大，人口眾多，走非貨幣型發展路徑的工程量很大。同時，我國各地區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均衡，選擇非貨幣型發展路徑應因地制宜，采取多種多樣的模式，以滿足不同發展程度地區農民對醫療保障的需求。
高端市場：“洋貨”獨步天下
在我國的醫療市場，可以說，高檔醫療設備基本上是“洋貨”獨步天下。
據統計，我國每年都要花費數億美元的外匯從國外進口大量醫療設備，國內有近70%的醫療器械市場已被發達國家公司瓜分，高端醫療設備市場主要集中在美國通用醫療集團、德國西門子公司和荷蘭飛利浦公司手里。以放射診療設備為例，CT是美國通用醫療集團的占優，核磁共振成像裝置主要由德國西門子公司把持，血管造影設備則大多使用的是荷蘭飛利浦公司的產品。
縱觀國內醫療器械市場，省市一級的三級醫院除了一些常規消耗性產品外，其他醫療器械是“洋貨統治的世界”；即使是縣區級的二級醫院，也有三分之二的醫療器械采用進口貨；只是在鄉鎮、街道一級的一級醫院才多用國產貨。
有關專家認為，造成醫療器械高端市場“洋貨”一統天下的主要原因有兩方面：一是國內一些醫療機構迷信國外產品；二是國產醫療器械自身有著不可否認的薄弱環節。國內醫療器械生產企業規模小、技術水平低、新品開發滯后、行業分工合作不盡合理，在與國外產品競爭中只能“俯首稱臣”。
低端市場：市場空間誘人
據了解，今后我國將把建設農村和社區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作為醫改的“重頭戲”。2007年“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突出抓好醫療衛生工作。著眼于逐步解決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問題，主要抓好三個方面：一是加快農村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二是大力發展城市社區衛生服務；三是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深入整頓和規范醫療服務、藥品生產流通秩序。”
根據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的《農村衛生服務體系建設與發展規劃》，未來五年，我國農村衛生事業將有長足發展。到2010年，中央財政重點支持的農村衛生服務體系建設項目總投資額達200多億元人民幣，其中中央籌集約70%，其余部分由地方配套。
實際上，農村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工作從2004年就已起步。業內人士透露，當年中央投資10億元用于試點，2005年又投資30億元以擴大試點工作，但這些資金基本上用于房屋基建。從2007年起，中央財政開始安排專項資金用于鄉鎮衛生院的設備更新和添置。在未來五年中，近200億元的農村衛生投入主要用于支持中西部地區及東部貧困地區的基層醫療機構，其中包括縣醫院、縣婦幼保健機構、縣中醫院和鄉鎮衛生院，而鄉鎮衛生院則成為支持重點。
那么，如今我國鄉鎮衛生院的情況如何呢？在我國的四萬多家鄉鎮衛生院中，僅有三分之一醫療設備情況較好，而其余三分之二情況差強人意，個別衛生院還處于體溫計、血壓計、聽診器“老三件”當家的狀態，這些醫院急需改變目前醫療設備窘迫的處境。這些問題將在“十一五”期間得到解決與改善。農村和城市社區醫療衛生機構，尤其是農村醫療衛生機構設備配置的提升，將催化醫療器械低端市場的蓬勃興起。這對于醫療器械生產企業來說，無疑是一塊誘人的“大蛋糕”。
中外企業：“貼身肉搏”難免
毫無疑問，醫療器械高端市場國內企業盡顯尷尬之態。在中端市場，跨國醫療器械巨頭則早已虎視眈眈，與國內醫療器械企業爭奪市場。
由于價格等方面的優勢，國內醫療器械低端市場長期以來基本上是國內本土企業的天下。然而，隨著農村和城市社區醫療衛生機構的擴容，過去在醫療器械低端市場可以“睡太平覺”的國內醫療器械企業，如今也不能高枕無憂了。在第56屆中國國際醫療器械秋季博覽會（醫博會）暨第三屆中國國際醫療器械設計與制造技術展覽會上，美國通用醫療集團渠道銷售總經理胡海說：“隨著中國醫改速度的加快，我們早早做好了加大對中低端市場覆蓋力度的準備。今后國內外廠家不免會來一場貼身肉搏戰。”
中國醫療器械行業協會權威人士認為：“以前我國醫療資源配置集中在大中城市，這種失衡不但造成了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也制約了醫療器械市場的發展空間。如今，城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和農村合作醫療建設必然會促進醫療器械的采購，九億農村人口需求足以反映該市場潛力巨大。國家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眾多醫療器械企業看到了巨大的市場潛力，更看到了發展契機。”
有鑒于此，跨國巨頭紛紛把目光瞄準中國的醫療器械低端市場。早在2004年6月，荷蘭飛利浦公司就與我國東軟集團合資成立了一家醫療設備研發與生產機構――東軟飛利浦醫療設備系統有限公司。該合資公司生產出的醫療器械，今后主要銷往中國的西部地區或農村市場，而這也將成為飛利浦醫療未來的一個發展方向。
此外，美國通用公司亦表明將加大2007年在中國醫療設備的采購量，從2006年的17億美元上升到22億美元。持同樣觀點的還有愛默生，采購的品種也從原來的低科技、低風險產品向高價值產品方面增加。越來越多的企業選擇中國作為他們的采購基地，進一步促進了國內醫療器械市場的發展。
很顯然，跨國巨頭并不滿足于中國醫療器械高端市場的霸主地位，還想蠶食中低端市場，進而全面瓜分我國的醫療器械市場。
當然，國內醫療器械企業并不會輕易讓出長期以來在低端市場經營的“大本營”。更何況，很多國內企業往往不考慮太多的盈利因素，而從薄利多銷的方面著想，以形成多份額、廣覆蓋的優勢。同時，一些嗅覺敏銳的國內醫療器械企業也看到了農村和城市社區醫療衛生機構即將擴容而蘊藏著的潛在市場，正在為迎接新的挑戰作準備。
面對醫療器械低端市場中外企業難免開展的“貼身肉搏”，有關專家提出：
1、醫療衛生行業信息化投資規模持續擴大；
2、產品線齊全、實力雄厚的整體方案解決商；
3、產品結構不斷優化，毛利率持續增長。
即將登陸創業板的上海金仕達衛寧軟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衛寧軟件”，300253）是一家專注于醫療衛生行業信息化業務的領先企業。公司主要從事醫療軟件研究開發、銷售與技術服務，面向各類醫療衛生機構的信息化市場。公司在2009年國內醫療衛生行業IT解決方案市場中市場占有率位列同行業第一名。
得益于我國醫療衛生行業的快速發展，憑借公司領先的技術和產品，公司的規模和盈利能力得到快速增長。2008-2010年凈利潤分別為1701.87萬元、2616.26萬元、3534.65萬元，年均復合增長率為44.12%。
受益醫療衛生信息化發展
公司是一家以醫療衛生領域應用軟件的研究開發、銷售和技術服務為主，并為醫療衛生行業信息化提供整體解決方案的軟件企業，產品主要應用于醫院、衛生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等各種醫療衛生機構。我國仍處于醫療衛生信息化建設的投入期，市場規模持續擴大，根據IDC的研究，2009年中國醫療衛生行業IT解決方案的市場規模為20.3億元，較2008年增長23.7%，預計2014年將達到66.4億元，其年均復合增長率為26.7%。
醫療衛生信息化市場未來面臨以下驅動力：1、新醫改催生新的醫療衛生信息化需求；2、區域醫療信息系統有助于改善醫療系統的“信息孤島”問題，發揮區域醫療的整合優勢，地市級區域衛生信息平臺市場空間超30億；3、電子病歷和臨床路徑驅動醫院信息化投資，未來幾年電子病歷和臨床路徑將逐步在醫院普及，驅動的投資將是幾十億級別；4、鄉鎮醫院及農村衛生系統的信息化建設仍非常落后，隨著醫療體制改革和新農合等政策的實施，農村醫療信息化市場有望出現較快增長。相信在這四大驅動因素下，公司憑借其領先地位，將持續維持快速增長勢頭。
領先的行業地位
衛寧軟件在醫療衛生軟件行業具有較高的知名度和行業地位，2008年、2009年連續兩年位列IDC“中國醫療衛生信息化解決方案十大供應商”第一名。
公司具有豐富的技術積累和復合型人才的儲備優勢，這一競爭優勢保證了公司在擁有先進技術的同時，可以通過不斷擴大產品線以及維持創新能力來應對多變的市場。公開資料顯示，公司在2007年國內首屆IHE醫療信息系統互連測試中，成為唯一通過測試的國內醫療軟件企業；在2008年、2009年測試中又成為通過項目數量最多的醫療軟件公司。顯示了公司技術研發實力的雄厚。目前，公司的產品線涵蓋了醫院信息系統、區域性公共衛生信息系統在內的整個醫療衛生領域，能夠提供完整的醫療衛生行業IT整體解決方案，是國內同行業中擁有產品線最齊全的公司之一。
毛利率持續增長
同樣，在醫療資源極為短缺并且分布不均衡的中國，利用新技術提高醫療資源的利用率成為必然的選擇。
而受時空所限，醫療資源的獲取還非常不方便。 “望聞問切”仍然是醫生診斷患者病情的基本方式，醫生需要花費時間來克服空間限制才能見到患者并實現診斷，因此導致貽誤病情病人受害的情況屢有發生。
3G時代的到來，使得醫生有了更多的技術手段實現對病人的實時監測和診治。“望聞問切”越來越無線化，無線醫療開始從夢想照進現實。
可隨身攜帶的“醫生”
從治療走向預防，是現代醫學發展的一大趨勢。在壓力越來越大的現代社會中，人們往往顧此失彼，健康狀況普遍不佳。而更為致命的是，人們缺乏必要的技術手段，獲知自己身體狀況的相關數據。多數人在無知無覺或后知后覺中被疾病捕獲。
從現有的預防手段上看，人們預防疾病的措施還局限在完善飲食、規律生活和適當娛樂等基本手段，更高層次的實時監測血壓、心跳等都不是他們自己能做到的。
采用無線網絡+醫療終端模式的無線醫療可以克服這些困難。現在越來越多的醫療終端被應用在人們的生活之中，醫療人員能夠利用這些終端完成以病人為中心的各種醫療項目，如無線指示病人用藥，對家居病人的健康狀況進行遠程監控等。無線醫療就像一位隨身醫生，讓健康監測與診斷無處不在。
這個醫生可能不會噓寒問暖，但是他能提供準確的健康監測和分析，并為其主人帶來醫療救助。而相應的醫療成本并不會顯著增加，因為得益于無線通信技術的魅力――邊際成本遞減的規律，無線醫療可以在大范圍內進行普及。這是一場名副其實的由技術引發的醫療革命。
“隨身醫生”可以做什么?他能讓搶救變得更有效率。特別是對于心臟病患者，治療時間是非常關鍵的。在美國，已經有一些心臟病患者隨身攜帶了專門的無線終端設備，這些設備可以不問斷地籽心電圖數據和其他體征數據實時發送到醫療監測中心。監測中心24小時監控和分析這些數據，在發現異常時立即聯絡病人或其家屬，讓病人得到最及時的救治。
無線終端的作用還不止這些。對于那些經常忘記吃藥的健忘癥患者或者老人，他們會發現PillPhone是一個很好的幫手。這一終端應用可以為患者及時發送用藥提醒信息，并方便地提供藥物數據庫的資料。這樣患者就可以不再錯過服藥的時間，并且不用再忍受反復查詢服藥計量的麻煩。類似的無線終端還包括無線生物傳感器BAND-AIDs，血糖監測手機，測量體脂肪的“減肥手機”，測量膚下水分并具備按摩功能的“皮膚管理手機”，以及能夠看到胎兒發育狀況的“產婦手機”等。
在中國，無線醫療技術也在快速推進。如南方醫院和中國聯通廣東公司聯合打造的遠程醫學中心。該中心能夠為廣東省內的140余家基層醫院提供專家與病人、專家與醫務人員之間的異地“面對面”會診，南方醫院的急救醫療隊還可通過安裝有聯通的WCDMA模塊的救護車，將病人的心電圖等數據傳輸到醫院，讓醫院里的醫生能夠第一時間設計搶救方案。
針對亞健康，慢性疾病、突發性疾病的中老年人群，東莞市推出了移動健康監護系統，這套系統可以利用終端設備隨時隨地的測量心電、呼吸、血壓、體溫、心率、脈搏、血氧、等生命體征，實現對身體隱患的早發現和早治療。
在移動互聯網領域并不落后的中國，無線醫療產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
潛在的商機
根據新醫改方案，3年內中國各級政府預計投人8500億元用于醫療改革。業內人士估計，用于醫療信息化領域的投人不少于100億元。這還只是政府支出。如果加上消費者支出，這個數字將變得更為龐大。無線醫療產業的各個主體，包括運營商，硬件提供商，軟件提供商，醫療機構等都將從這一市場中獲益。
目前國內大部分三甲醫院已經開始了信息化的進程。它們認識到醫療信息化在提高服務效率、提升服務質量方面的重要作用，積極采用了HIS、PACS醫院信息管理系統。這些系統雖然局限在醫院內部的信息處理上，不具備對患者的遠程實時信息采集和處理能力，但是卻為無線醫療提供了技術基礎。目前市場上已經出現了基于HIS、PACS醫院信息管理系統的遠程醫療手段。這其實是無線醫療發展的初級階段。
當前無線醫療主要采用的是無線局域網的技術，即通過無線局域網+RFID的模式實現各種醫療應用，終端方面則是采用了具備醫療定制服務功能的PDA等。相關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只有20％的三甲醫院不同程度地應用了PDA和RFID技術。
無線傳輸效率不高，醫院系統數據處理能力成為制約無線醫療普及的主要因素。而隨著無線通信技術的升級，這一局面有望得到改觀。
無線醫療的發展需要新的硬件和軟件以及通信服務提供商――電信運營商的支持，這些都是潛在的商機。特別是對于運營商來說，如果無線醫療能夠普及到普通大眾，就意味著通信市場將大幅的擴容，由此帶來的利潤相當可觀。現在已經有專門的無線醫療方案提供商提出，醫療機構應當引進運營商的3G移動通信網絡，在此基礎上開發出多終端醫療信息化應用。運營商應當以更加積極的態度去培育和開拓這一市場
在人口老齡化速度進一步加快的中國，將來的醫療市場前景廣闊，這是無線醫療市場發展的巨大推力。
彰顯社會價值
醫療資源分配不公。特別是城鄉分配不公，是當前中國的社會問題之一。問題的成因根本上在于城鄉二元經濟體制，然而其中也隱含了技術條件的限制。
如果無線醫療技術能將網絡覆蓋到農村，就意味著更多的農民可以享受到高水平的醫療服務，技術其實可以打破體制的壟斷。
通信網絡已經覆蓋到農村，手機在農村的持有率已經很高。只是3G通信服務由于資費較高還遠未普及。然而與3G網絡服務不同的是，無線醫療服務的剛性更強，特別是在醫療資源匱乏的農村，廣大的農民有著巨大的醫療需求。因此無線醫療在農村并非沒有市場。
關鍵詞：農村社會保障 農村土地流轉 關聯性
農村土地流轉是我國農村土地在實施過程中逐步發展起來的一種優化農村土地資源再配置的有效途徑之一。但是由于國家相當長時期忽略了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而高度的社會化又使我國農民承受著巨大的貨幣支出壓力，土地仍然是農民生活、就業、養老、就醫等的安全保障線，是家庭的“退路”，具有家庭福利保障的功能，農民一般不愿放棄土地。因此，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極大地阻礙了土地流轉的順利進行，農村土地流轉現狀不容樂觀。
一、我國農村土地流轉不暢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被賦予保障功能
(一)我國土地流轉不暢的主要表現
1、土地流轉總量小。雖然土地流轉在我國農村已經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大部分地區均存在一種或多種形式的土地流轉，但從流轉規模上來看，無論是各種形式的流轉量，還是所有形式的流轉總量仍然不大。而且土地流轉在地區分布上也是不均衡的，在流轉規模上表現為東部地區最大，西部地區其次，中部地區最小。在市場經濟發達的浙江，土地流轉異常活躍，流轉規模比例也高于其他省份，但到2007年，浙江省承包土地流轉面積也只達到458.4萬畝，僅占承包土地總面積的23.2％。我們再看中、西部省份的情況：在湖南，截止到2007年底，全省農村土地流轉面積334.8萬畝，占家庭承包經營土地面積的8％；在四川，2006年全省農村土地流轉面積為562萬畝，約占全省承包土地面積的10％。
2、流轉效益不高。農村流轉面積中多是本村村民之間的零星流轉，不能形成規模經營，流轉效益并不高。據姜孝平、李光友、易罡的調查顯示，截止到2008年3月底，重慶市奉節縣五馬鄉全鄉村內農民之間零星土地流轉面積6408畝，占全鄉流轉面積的95.17％，多數農戶土地流轉都是發生在父子、叔侄、親戚及鄰里之間。又據輔黎萍調查統計，截止到2007年12月底，浙江省嘉興市南湖區，土地流轉中單體規模100畝以上的經營面積達0.74萬畝，僅占總流轉面積的35％。由于流轉的土地以戶與戶之間短期互居多，主要用于種養業，附加值比較低，難以形成明顯的流轉效應。
3、土地流轉不穩定，隨意性強。土地流轉隨意很強，主要以口頭協議為主，書面合同較少，雙方的權責利沒有明確的約定。有的即使形成了協議，但內容也簡單粗糙，合同標的、雙方責、權、利關系也不明確，約束力不強。部分土地流轉行為還以可隨時收回土地為前提條件。根據黃朝輝2007年對浙江省臺州市路橋區農村土地流轉情況調查報告顯示，全區土地流轉面積達50881畝，涉及農戶21813戶，其中已簽訂流轉合同的1413戶3193畝，分別占流轉農戶數和面積的9.6％和6.3％。
4、土地撂荒現象嚴重。根據各地對農村土地流轉調查情況來看，目前農村土地撂荒現象仍然比較嚴重。據福建省古田縣水口鎮耕地撂荒情況調查報告顯示，2008年預計全鎮共將撂荒耕地402畝，占整個耕地面積的4.174％。另據四川省閬中市農調隊對10個社的調查顯示：調查的10個社2004年底共有農戶285戶，耕地面積719.6畝，其中拋荒面積62.0畝，占耕地總面積的比重高達8.6％。
(二)根本原因分析
表面上看我國農村土地流轉不暢的原因在于流轉制度的不完善，實際上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我國農民目前正處于高度社會化時期，他們承受著巨大的貨幣支出壓力，面臨著現金支付危機和家庭預算危機。不穩定的預期收入及社會保障制度的缺失，使農民將維持家庭正常運轉的保障線壓在土地上，賦予土地社會保障的功能。
1、高度的社會化使我國農民承受著巨大的貨幣支出壓力
目前我國農民社會化較高，已經滲透到各個方面：一是生產方面分工程度加深，家庭資源配置市場化。傳統的農戶自我服務形式發生了改變，很多農民走上社會，對外提供生產服務。另外土地出租、對外投資等經濟現象日益頻繁，使得生產要素的配置由家庭內部走向外部。二是農戶日常生活家庭自給現象逐漸淡化。三是人際、戶際交往范圍擴大、交往程度加深，農民由一個“家庭人”轉變成了一個“社會人”。
在這個時期，家庭生產、生活、交往的每一個環節、每一個步驟都需要以貨幣購買服務和商品，家庭的維系需要貨幣支撐。而高度的社會化又導致消費膨脹，致使家庭貨幣支出壓力增大。因此，家庭安全已經由生存威脅，轉向不能付現而破產的威脅，即承受貨幣支出壓力，面臨現金支付危機、家庭預算危機。雖然現金支付危機不會威脅農戶家庭的生存，但是能夠破壞家庭的正常運轉，影響家庭的可持續發展。
2、巨大的貨幣支出壓力使我國農民追求即期的穩定的收入
社會化時期，農民每時每刻都面臨著貨幣支出壓力，不可能按照長期利潤最大化目標行為，而是盡力獲取即期穩定的貨幣收入，以滿足即期的貨幣支出需要。對于這個時期的農民而言，只有先解決家庭面臨的支付危機，才談得上可持續發展，或者說只有在貨幣支出問題解決后，才談得上利潤最大化。因此，高度的社會化使得我國農民追求貨幣壓力最小化，收支均衡化，現金收入即期化。這一目標在土地流轉上的具體表現為：
一是選擇小規模手工耕作，放棄大規模機械化生產。目前，我國大部分農民仍然選擇小規模手工耕作，而放棄大規模機械化生產。農民并不是不懂規模經營可以帶來更高的收入，而是農民更懂得規模經營需要世多的投入和更長的回收期，這與他們的即期收入需求不相符。這就是為什么國家一再出臺優惠政策，鼓勵農民承包更多土地進行規模經營，而收效甚微的原因所在。
二是放棄轉出土地，選擇亦工亦農。目前，我國大多數農民在進行非農產業取得收入的同時，并不放棄土地，以便進行務農取得農業收入，確保一定數量的較為穩定的收入，作為家庭收入的底線。這種選擇在農村土地流轉中是一種常態。例如常年在外打工的農民，選擇請人代耕、臨時轉出、撂荒土地，一些家庭選擇農閑在外打工、農忙回家耕作等。
3、農民預期收入不足給土地賦予了較強的社會保障功能
如果農民選擇轉出土地，那么其維持家庭的收入主要來自土地流轉租金收入和非農產業收入。如果這兩方面的收入能夠滿足必要的貨幣支出需要，且其預期收入具有穩定性時，農民才會選擇轉出土地，形成穩定的土地流轉市場。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我國農民的預期收入是波動的、不足的。
一是非農產業收入是波動的、不穩定的。我國農民的農業外收入主要來自手工攬活(如木工、油漆工等)、外出打工和飼養、加工等非農產業。從事手工攬
活的農民一般以個人或自發組成的臨時性團隊進行接活加工，一般不進行市場宣傳和市場信息的搜集，基本上屬于被動經營，因此，手工攬活收入具有不穩定性。外出打工的農民一般文化水平不高，勞動技能不強，所以農民外出打工是有一定風險的，可能無法找到工作，可能工作不穩定，即其打工收入也是不穩定的。受自然條件和動物流行疾病等風險的影響，飼養等形式也不能確保取得穩定的收入。總之，多種因素致使農民的非農收入只能是暫時性收入，即預期的持久收入是波動的、不穩定的。
二是土地流轉租金收入不高。如果土地流轉行為不終止，租金收入應該是穩定的。那么農民能否依靠其土地流轉租金收入來維系家庭存續呢?依據我國目前的現狀來看顯然是不能的，原因主要是：第一，我國人均占有耕地面積小，農民轉讓的土地面積不大，租金收入不可能很高。根據國土資源部公布的2005年度全國土地利用變更調查結果顯示，截至2005年10月31日，全國耕地面積為18.31億畝。人均耕地面積已由10年前的1.59畝和2004年的1.41畝，逐年減少到1.4畝，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而且許多地方人均耕地面積少于1畝，有的甚至低于0.5畝。第二，流轉價格低廉，有時甚至出現負價格，農民只能獲得微薄的租金收入。另外，由于缺乏健全的土地流轉機制，土地流轉往往是一種不規范的短期行為，這使得土地流轉租金收入并不具有長期穩定性。
可見，我國農民預期的收入是波動的、不足的。即土地轉出農民取得的收入，并不足以抵償他們放棄土地后的“家庭維系成本”。一旦農民無法賺到維持家庭正常運轉的收入，不僅會威脅家庭持續運轉，而且家庭支付危機可能會轉化為生存危機。因此，波動的、不足的預期收入，使得農民選擇不放棄耕地。因為就目前情況而言，土地是其生活、就業、養老等的安全保障線，是家庭的“退路”。這也就是說，農民不放棄土地，是因為土地被農民賦予了較強的社會保障功能。
二、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與農村土地流轉的關聯性分析
我國農村土地流轉不暢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被賦予了較強的社會保障功能，這說明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與農村土地流轉具備較強的關聯性。
(一)土地流轉需要健全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為支撐
健全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農民擺脫土地束縛，成功實現轉移的制度依托。沒有社會保障制度對土地保障的替代，農民永遠無法真正離開土地，實現土地的有效流轉。
要實現農村土地流轉制度順利實施，必須滿足兩個基本前提：一是農業勞動力能夠穩定地進入非農產業，農民家庭收入來源主要依靠非農產業。二是要有可靠的社會保障能夠幫助他們抵御未來生、老、病、死、傷、殘等事故風險，免除他們的后顧之憂。第一個前提條件包含兩層意思：(1)農民的家庭收入主，要來源于非農產業收入。(2)預期收入是穩定的。第二個前提條件說明，當農民家庭出現運轉危機時，存在土地之外的規避手段來緩解危機，維持家庭的正常運轉。
然而，目前我國農村的現狀表明，我們還無法真正滿足以上兩個條件，這嚴重制約了農村土地流轉的進程，究其原因主要是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夠健全，要改變這種現狀，必然要求改變農民對生產生活風險的規避手段，在社會保障體系中，建設能替代土地保障的保障制度。
(二)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有助于土地流轉市場的建立與完善
目前，我國的農村土地流轉市場仍然處于非常初級的階段，也可以說僅具雛形。完善農村土地市場發育除了建立相關市場制度與法規之外，還必須建立一些必要的配套制度，其中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就是必要的配套制度之一。我們可以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來分析社會保障制度對農村土地流轉市場的促進作用。
首先，健全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促進土地流轉供給的增加。在現實生活中，農村土地對農戶而言，其福利保障功能遠遠大于其生產功能。那么，對理性的轉出者而言，只有當釋放“囚困”于土地之上的勞動力從事非農產業而獲取的預期收入與轉出土地而獲取的租金之和能夠滿足必要的貨幣支出需要，且其預期收入具有穩定性時，才會選擇轉出土地，形成土地供給。反之，則不會選擇轉出土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農民是利用土地作為維持家庭運轉的“退路”。如果有健全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來保障農民家庭正常運轉，就能解決農民的后顧之憂，也就會促進土地流轉供給的增加。
其次，健全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促進土地流轉有效需求的增加。從土地轉入者的角度分析，一般情況下，當土地轉入者轉入土地進行經營得到的回報超過他們從事其他工作所得到的收入與因獲取土地而支付的租金之和，且超出部分(即純收入)能夠滿足維持家庭正常運轉所必需的貨幣支出時，土地轉入行為就可能發生，從而產生土地流轉的有效需求。目前，我國土地轉入者經營收入不容樂觀。一是受土地流轉供給的影響，許多轉入者仍從事傳統的農業種植，且并未形成規模經營，土地經營回報不高；二是土地轉入者怕市場前景不佳，經營無效益，最終可能導致破產，形成家庭的生存危機，從而不敢大規模轉入土地進行開發。如果有健全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作基礎，一方面，土地流轉供給穩定、充足，土地轉入者可以進行規模經營，取得較高的經營回報收入；另一方面，有社會保障作后盾，土地轉入者沒有家庭生存危機的擔憂，可以促進其大規模轉入土地進行開發，形成土地流轉的有效需求。
三、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現狀及其對土地流轉的影響分析
目前，我國還沒有建立起一個適合我國現實國情的，由于喪失勞動能力或失業而失去生活來源或收入不足以維持家庭正常運轉的必要支出時，根據立法享受的，由社會提供必要物質幫助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這種制度現狀極大地阻礙了農村土地流轉的順利進行。
(一)缺乏與農民工相匹配的社會保障制度
目前，我國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與實施還處在探索階段，實踐中還存在一些急需完善的地方。而現行的城市保障制度又不能對農民工群體提供有效的保障，其主要原因在于現行城市社會保障制度主要是以城市正規就業群體為保障對象，保障制度也都是按正規就業的城市居民特點設計的，致使現行社會保障制度不符合農民工的特點。
現行城市社會保障制度與農民工不匹配主要表現為：一是在保障內容上不切合農民工的保障訴求。一般來說，農民工最基本的需要是找份工作、拿到工錢，出了工傷、遭了意外、得了大病能夠及時得到救治，老來有所養。而現行的城市社會保障制度根本無法滿足農民工的上述保障要求。二是在保障方式上不適應農民工的就業特征。農民工在就業方面的特征主要表現為流動性、不穩定性和低收入性。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有關調查資料，僅有20％～30％的城市農民工在一個單位工作滿3年以上。現行城市社會保險繳費比例過高，且不具轉移性，不符合農民工就業特點。如廣州市農民工月工資不足1000元，農
民工僅參加養老保險，每月就需交納100元，占其工資的10％左右。
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的缺乏，極大地阻礙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也就阻礙了農村土地流轉的順利進行。
(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待完善
我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前仍處于不完善狀態，在減少農民面臨的市場風險、生活風險，保持農村穩定方面作用甚微。存在的問題主要有：(1)覆蓋面窄、標準低。目前我國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根據“低標準起步，窄范圍運行”原則來設計的，農村低保制度只對“不救不得活”的農村特困群眾施救，使得很多生活同樣困難的低收入農村居民得不到救助。另外，農村低保資金由縣級市(區)、鄉鎮兩級財政和村共同負擔。而我國縣鄉級財政普遍存在困難，無力為農村低保提供足夠的資金支持，使得低保標準非常低。(2)最低保障標準和低保對象的確定缺乏科學依據。目前我國許多地方的低保標準制度是不夠科學的，基本上是在原先特困救濟標準的原則上，參照當地生活水平和財政負擔能力制定的。有些地區認為農民多少可以利用土地自我保障，象征性地給點補助就可以了。這說明有些地方在制定低保標準時就給土地賦予了保障功能，其出發點就不利于農村土地流轉的順利進行。在保障對象的確認方面，許多地方只是把傳統的農村社會救濟對象和個別貧困戶作為低保對象，而將由于農產品市場競爭生產經營不善陷入困境的農民，由于企業不景氣乃至關閉等陷入困境的鄉鎮企業職工排除在外。(3)保障工作缺乏法律保障和組織保證。我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正在逐步納入規范化、制度化的軌道，但整體上仍然沒有超越行政指導的范疇，沒有從立法上加以保障。同時，農村低保工作也缺乏組織保證。許多市、縣民政局都沒有專門的低保科，低保工作均由救災救濟科統一負責。
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不完善，轉移了農民應對風險的途徑，強化了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同時也就導致了農村土地流轉的不暢。
(三)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仍處于試點中
我國在探索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過程中雖然作出了巨大了努力，但由于經濟發展條件的限制和其他多方面的原因，至今仍處于早期試點的發展體制階段，沒有取得重大突破，尚未建立適應城鄉統籌發展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起步于上世紀80年代，到目前為止，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試點探索已有20多年的歷史。這段探索歷史可以大體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986～1992年)為早期試點階段。第二階段(1992～1998年)為早期試點推廣階段。第三階段1998年以后進入早期試點衰退階段。第四階段是2003年以后開始進入新型農村養老保險探索試點階段。
進入新型農村養老保險探索試點階段后，在各級政府的領導下，一些地方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主管部門和經辦機構積極工作，在加大政府引導和支持力度、擴大覆蓋范圍、創新制度模式、建立調整增長機制、防范基金風險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和進展。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主要表現為：(1)法律層次低。各地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辦法基本上都是以民政部制定的《方案》為基礎，結合當地實際情況稍作修改后制定的部門規章，缺乏法律效力。(2)資金來源單一。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予以政策扶持”，然而由于經濟發展的滯后，造成一方面農村集體經濟薄弱，不能為農民養老保險提供足夠的資金支持，集體補助難以到位；另一方面地方財力不雄厚，難以全面提供以政府為主的養老基金融資。“國家政策扶持”僅限于通過對鄉鎮企業支付集體補助予以稅前列支，除此之外再無其他扶持政策。這就造成了實質上的資金單一渠道――農民個人交納。(3)基金管理不到位。一是基金運行管理有欠科學性，目前農村養老保險基金處于屬地分散管理的狀態，以縣為單位的分割管理的小規模基金難以進行多樣化投資。二是基金運行形式單一，農保基金增值主要是靠存入銀行和購買國債，易受利率下降影響，導致養老基金負增長。三是縣級財政不保底，農村養老保險機構辦公經費支出侵蝕了部分養老保險基金。
我國現行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上述問題，致使農民養老仍主要靠家庭收入，而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樣，農村家庭收入是不穩定的，必然使農民將最后的保障線壓在土地上，最終阻礙的仍是土地流轉。
(四)現行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制度模式難以為繼
目前我國農村的醫療保險，大體上有合作醫療、醫療保險、統籌解決住院費及預防保健合同等幾種形式。在我國農村的醫療制度中，合作醫療曾經是最普遍的形式，它在上世紀70年代末期覆蓋了85％的農村人口。80年代的實行，使家庭重新成為農業生產的基本單位，合作醫療制度出現了滑坡的局面。90年代初期，全國僅存的合作醫療保險制度主要分布在上海和蘇南地區。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雖然政府在推進城鎮醫療保障制度改革的同時，也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試圖恢復和重建合作醫療保險制度，但是，除了部分試點地區之外，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制度并沒有像希望的那樣恢復和重建起來。
現行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制度難以為繼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政策不穩定。合作醫療保險從國家政策變成了地方政策，使得地方政府沒有足夠的動力來推動合作政策的實施。加之上世紀90年代以后，國家為減輕農民負擔，取消了“合作醫療”收費項目，這一政策與國家支持發展農村合作醫療的政策相沖突，因而加大了發展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的難度。二是難以適應不同收入水平農民的醫療保障要求。我國農村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相應地農民收入水平也不同，農民對醫療保障的要求也不一樣，這就給建立統一的農村醫療保障體制，即農村醫療保障的主體、項目、資金籌集、管理方式、待遇標準方面的統一設置了客觀的障礙。三是現有的農村醫療衛生資源配置不合理，難以充分發揮效益。
醫療支出是農村家庭支出的主要內容之一，由于我國農村醫療保障制度的不完善，致使農民看病主要由個人負擔，同樣的道理致使農民賦予土地以保障功能，最終仍導致農村土地流轉的不暢。
四、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我國農村土地流轉不容樂觀，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高度的社會化致使我國農民目前承受著巨大的貨幣支出壓力，而收入的不穩定以及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使得農村土地被賦予了社會保障的功能。這說明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與農村土地流轉關聯性較強，主要表現為：(1)土地流轉需要健全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為支撐。(2)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有助于土地流轉市場的建立與完善。
然而，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現狀表明，它不但沒有對農村土地流轉起著促進作用，反而阻礙了其發展，主要問題在于：(1)缺乏與農民工相匹配的社會保障制度。(2)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待完善。(3)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仍處于試點中。(4)現行農
村合作醫療保險制度模式難以為繼。
(二)建議
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弱化農村土地保障功能是我國農村土地流轉的根本出路。
由于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艱巨性及我國現實國力所限，只能走漸進式的改革道路。目前的工作重點是：
1、逐步建立與農民工相匹配的社會保障制度。在原有城鎮居民保障制度的基礎上，針對農民工的就業特點及保障訴求制定適合農民工的保障制度。受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的限制，大部分農民工就業形式只能是臨時工和小時工，而且一般只能從事技術含量低的臟活、累活、高風險的活。這就使得農民工就業呈現出收入低、不穩定、流動性強、危險性大的特點。因此，農民工的保障訴求一般為：保障基本的生活來源；發生工傷、得了大病能及時得以救治；老來有所養等等。相應地與農民工相匹配的社會保障制度就目前而言，應該是給予進城農民工基本生活保障、失業保險、工傷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相應的保險種類，且在保險繳費方面應該考慮農民工收入的低水平及不穩定性，另外還應考慮農民工的高流動性，讓保險賬戶的設置具有可流動性和可延續性。
2、完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前此方面的工作應重點放在逐步解決存在的主要問題方面。根據我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現狀，主要完善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強相關法制建設，建立專門的低保管理機構，以確保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法治，且有組織保證。二是在法制的規范下，確定科學合理的低保標準和對象。在此過程中，應排除農民可以利用土地自保的理念，弱化農村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把失地農民和因農產品經營不善陷入困境的農民納入保障對象。三是大力發展縣域經濟，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確保實施低保必要的資金來源，逐步提高低保標準、擴大低保覆蓋面。
關鍵詞：醫療衛生機構 醫藥 人力資源 現狀
2011年廣西相繼出臺了《加快中醫藥民族醫藥發展的決定》、《壯瑤醫藥振興計劃（2011-2020年）》等政策，要將中醫藥民族醫藥打造成為廣西千億元產業，努力建立起結構合理、功能完善的廣西中醫藥民族醫藥“311”發展新格局。廣西要實現中醫藥民族醫藥發展的中長期目標，需要全方位認識廣西中醫藥人力資源的現狀。筆者參與2010年全國中醫藥基本情況調查（廣西部分）工作，綜合數據，對目前廣西中醫藥人力資源狀況提出以下認識。
一、廣西中醫藥事業所處環境和地位
在廣西，現已查明的中草藥品種有4623種，僅次于云南位居全國第二，中醫藥市場前景廣闊。隨著中國-東盟博覽會永久落戶南寧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啟動，廣西將作為中醫文化對外發展的重要窗口。
廣西的區位優勢和經濟環境為中醫文化發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礎，中醫事業蓬勃發展還依賴于中醫技術隊伍的配置，也就是中醫人力資源結構配置。面對有力的外部環境和中醫發展趨勢，構建適合廣西中醫發展的中醫人力資源結構對廣西引領東南亞中醫發展事業來說有著不可替代的現實意義。
二、廣西醫療機構中醫藥人力資源結構現狀
1.廣西醫療機構分類情況
根據2010年廣西中醫藥基本現狀調查數據顯示，廣西全區中醫、民族醫機構共26108個，各級醫療機構共分為中醫醫院、綜合醫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社區服務站、中醫門診部、鄉鎮衛生院、村衛生室等八個類別。
2.中醫藥專業技術人員占總醫療技術人員比重
全區醫療機構中衛生技術人員共197146人，中醫藥專業技術人員共21674人，中醫藥專業技術人員占衛生技術人員總數的11.0%，中醫藥專業技術人員比例偏低。其中中醫藥專業技術人員比例最高為50.5%的是中醫醫院，這主要是由于中醫醫院以提供中醫藥衛生服務為主，對中醫藥專業技術人員的需求量較大。
全區城市醫療機構的中醫藥人力資源平均比例為13.12%，社區醫療機構的中醫藥人力資源平均比例為21.9%，農村醫療機構的中醫藥人力資源平均比例為6.74%，全區醫療機構的中醫藥人力資源比例均偏低，足見我區在衛生事業的發展上還不夠重視中醫藥，導致全區醫療機構的中醫藥人力資源比較匱乏。這極不利于廣西醫療機構中醫藥的發展，也影響著廣西中醫藥事業的進步。
3.中醫藥專業技術人員學歷結構分析
在城市醫療衛生服務機構中，本科和大專學歷的中醫藥專業技術人員數占較大比重，是城市醫療機構中醫藥服務的主力軍和中堅力量。碩士及以上學歷的中醫藥專業技術人員絕大多數集中在城市醫療機構；社區醫療機構的中醫藥專業技術人員學歷結構比例較均衡，主要由本科、大專、中專及以下學歷構成；農村醫療機構的中醫藥專業技術人員學歷以大中專文憑為主，中專及以下學歷的中醫藥專業技術人員占衛生技術人員總數的70%左右，中醫藥衛生技術隊伍學歷普遍偏低。
具有本科以上較高學歷人員數從城市到農村依次遞減，多是集中在城市和社區，而大中專學歷人員則依次遞增，坡度明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中醫藥人才擁擠和農村缺醫少藥的基本現狀。
4.中醫藥專業技術人員職稱結構分析
廣西醫療機構中的中醫藥高級專業技術人員比例較少，職稱主要分布在初級和中級，而本應成為中醫藥衛生技術隊伍中堅力量的中級職稱人數比例也相對偏少。全區醫療機構中有將近一半的中醫藥專業技術人員存在無職稱的問題，主要原因在于中醫藥的基本文化特性使得這一專業技術在傳承上允許師承制，即德高望重、有專業學術修為和精通中醫藥專業知識的老專家在有關部門的合法授權下可收徒教學，不需要經過正規的傳統教育，也不需要按一般的程序進行職稱評定；其次，村衛生室、中醫門診部等以私營為主要運營模式的基層醫療機構中醫藥專業技術人員很大一部分屬于確有專長人員，即未經過正規的傳統中醫藥教育而在長期實踐經驗中總結出一套確實行之有效的中醫藥治病方法，能為病人切實解除病痛的民間中醫藥專業技術人員，這類人員大多無職稱。
廣西中醫藥高級專業技術職稱主要分布在城市醫療機構，從城市到農村依次遞減，無職稱現象較普遍，以社區和農村為主。中醫藥專業技術人員在城市、社區、農村的職稱分布情況與學歷情況較相似，都存在著高學歷、高職稱人才集中在城市醫療機構，而農村基層的醫療機構中，中醫藥專業技術人員普遍存在學歷低的情況，城鄉差距大。
5.中醫藥專業技術人員年齡結構分析
廣西醫療機構的中醫藥人力資源平均年齡為39.14歲，平均年齡結構較為合理。這一年齡層次的中醫藥人才在專業技術水平上都有較高、較穩定的發揮，在工作心態和心智上都偏向成熟，能夠較理智地看待問題，有利于中醫藥專業技術工作的開展。但我區醫療機構的中醫藥人力資源在39歲以下的年輕后備力量略顯不足，不利于年輕人才的儲備，年齡結構分布有待優化。
三、廣西醫療機構中醫藥人力資源結構中存在的問題
總結廣西醫療機構的中醫藥人力資源基本現狀，廣西中醫藥人才隊伍朝氣蓬勃，中醫藥事業發展勢頭強勁，前景看好，但也同時存在著問題，亟待解決和優化。
1.城市中醫藥人才過剩，分布方式不合理
廣西城市地區中醫藥人才市場趨于飽和，供需矛盾尤為突出，中醫藥畢業生在城區就業困難卻不愿意到縣級或基層單位發展，使城市地區滯留大量中醫藥技術人才而得不到有效利用。許多本科畢業生選擇考研以暫緩就業壓力，但這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醫藥人才的就業矛盾。
2.社區中醫藥人才缺乏系統培訓，專業素質不高
我區的社區醫療體系還有待進一步完善，重點體現在衛生技術人員的配備不足，難以滿足社區居民隊伍逐步擴大的基本現狀；社區衛生技術人員中仍然存在著無學歷、無證上崗的現象。社區醫療服務機構的在職專業技術人員中，接受全科醫師培訓的仍占少數，醫生的專業技術發展受到限制，不利于社區醫療服務事業的推進。
3.農村中醫藥人才緊缺，待遇不高
廣西的農村人口比例超過80%，衛生人才比例卻最低，大部分農村地區缺醫少藥現象嚴重。基層中醫藥人員收入普遍偏低，發展機會小，中醫藥技術人員的根本利益得不到相應的保障，導致中醫藥人才流失嚴重，出現青黃不接的現象。
另外，基層中醫藥人力資源專業水平普遍偏低，存在中醫藥技術人才學歷偏低、醫學基礎薄弱、專業知識面狹窄等情況，無學歷人員從醫現象也較為嚴重，與當今農民日益增長的醫療衛生需求不相適應。
自治區為了加快中醫藥產業發展實施了“中醫藥民族醫藥人才隊伍建設工程”等中醫藥發展的工程，加快中醫藥民族醫藥人才培養，推動中醫藥民族醫藥千億元產業發展，加強中醫藥民族醫藥對外合作交流，將有效解決中醫藥人力資源發展的瓶頸，實現中醫藥事業的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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